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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灾害的侵袭，不但是造成我国林业资源消减的主要原因，对林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严重的影响[3]。当森林灾害侵袭时，森林之间的密度就会下降，而这对森林木材的产量就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笔者以黑龙江伊春林区调查为例，该地林区主要存在红松、落叶松、与阔叶林、针叶林等树木类型，在大火发生后，其中40％的树木出现死亡现象，而在死亡树木之中，半成熟树木占50％以上，以下的幼林几乎全部死亡。另外也有专家组织对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的特大火灾进行分析，在这场灾害中其火势范围达到1.33×106hm2，而受害的森林区域面积可以达到9.0×105hm2，死亡树木总面积达到4×107m2，而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已经沦为平地，寸草不生，这就对当年黑龙家区域木材产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发现，森林灾害对森林资源造成的'破坏，就会影林业经济的增长，为此在森林受到灾害之时，只有将木材价格定的更加合理，才能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而通过森林受灾面积增长率与林业产值增长率，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当森林灾害发生后，在未来的1～2年之间，林业总产值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通常情况下，当森林受灾面积处于林业谷值年份时，林业总产值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到了第二年年林业总产值就会出现峰值变化，而当森林受灾面积处于林业峰值年份时，次年林业经济产值也会出现相应的谷值变化，而这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也就是说森林受灾面积与林业产值增长是呈现反比的关系，通过这一关系的确定就会发现，每隔3～4年，林业总产值必将会出现一次峰值，同样也必将会出现一次谷值，因此林业部门就可以根据森林受灾面积与林业产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定林业防护计划。
总结：
综上所述，森林灾害对于林业经济产值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未来工作中，应加强对森林灾害以及林业经济增值之间的分析，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护，才能促使我国林业经济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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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森林灾害，就是指森林中的某一区域由于内部或者外部的原因，对森林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所造成危害的行为。按照起源划分，森林灾害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种，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其对于林业经济增长都具有严重的影响。
1我国森林灾害的基本情况
从1965年到，我国的森林灾害累积发生约为700000次，其中森林受灾面积约为4×108hm2，几乎占据了全国森林面积的25％，平均下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同成度森林灾害14000次，这样的比例数据，在世界森林受害率中都可以占据到榜首的位置，据初步统计由于森林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可以达到100亿元[1]。在这其中以南方森林灾害占据比例较大，约占我国森林灾害总指数的45％，但是灾害扩散面积比较少，大约只有我国森林受灾面积的20％，而北方地区虽然发生的灾害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北方具有气候干燥等特点，极易形成大型火灾，以黑龙江地区和内蒙古地区为例，虽然其近些年发生灾害的次数只有我国森林灾害发生次数的2％，但是其燃烧扩散面积却可以达到我国森林受灾总破坏面积的50％，尤其是在两省之间的大兴安岭地区，受灾形式最为严重。由于北方受到西风带影响，气旋与反气旋天气呈现周期性交替变化，灾害的发生周期比较明显，而南方地区由于受到热带高原气与副热带高压气候的影响，天气变化复杂，灾害发生的状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2林业经济增长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内涵
所谓林业经济增长，就是指林业行业产品以及劳务数量的一种增加关系，其可以用林业总产值或者林业总产出进行衡量[2]。从我国的林业发展实践中观察，不难发现我国的林业总产值计量，现阶段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森林资源中的生态资源统计，与我国森林资源的范围界定很难确定，而这对于我国林业经济的总产值衡量与计算具是存在一定阻碍，为此很多专家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究，这其中以林业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备受社会各界认可，其认为林业就是培育和经营林业用地以及林业产品生产的行业，在其研究过程中通过承认森林生态资源效益，暂时隔绝林业产值计算的方式，从理论的角度，将林业生产性质与生产内容进行划分，对我国林业经济的总产值进行衡量，同时阐释森林灾害与我国林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动态关系。据此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总产值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林业经营产值和木材采运产值，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分析，林业经济范属于农业经济之中，因此森林的培育和种植可以范属于农业经济产值之中，而森林中的采伐经济就要纳入工业经济生产总值之中，在进行林业经济产值计算时，必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2.2林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根据《中国林业年鉴》对林业经济产值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总产值是呈现一种递增趋势，以林业价格为例，1965年的林业经济总产值约为30亿元，而到了20林业经济增长产值已经达到1200亿元左右，期间大约增长了40倍左右，这其中的确含有市场物价增长的原因，但是从总体的变化趋势分析，就可以看出自1987年以后，林业经济增长就已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到了，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到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而到了以后，虽然增长态势没有20增长速度快，但是仍然处于一种稳健上升的发展趋势。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或实体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国际直接投资对某国而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
作 者：薛斌锋 寿志敏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 刊 名：统计与决策 PKU CSSCI英文刊名：STATISTICS AND DECIS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C8 关键词：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影响论文
【摘要】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它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金融风险等；同时它也带来了较高的汇率风险，使我国承担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等。本文深入的分析了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双重影响，并针对其影响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影响对策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呈递增态势。截至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额达到了16822亿美元。面对如此高额的外汇储备，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那就是高额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的经济有着双面的影响。
一、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保证我国偿还外债。保证对外债的还本付息是每个国家外汇储备的作用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保留额度，与相应的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736.18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比上年末增加506.30亿美元，上升15.68％。其中，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1535.3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41.74亿美元，增长10.17%，占外债余额的41.09%；短期外债余额2200.84亿美元，增加364.56亿美元，增长19.85%，占外债余额的58.91%。
据初步计算，20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短期外债比例过大，这将给我国债务偿还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我们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规模，并使其与债务结构相匹配，提高清偿能力。
（2）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当国际市场出现变化导致出口锐减，或因季节性因素及突发性事件造成临时国际收支逆差时，国家可动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无须采取压缩进口等影响国内经济正常运行的限制性措施。二是当国际收支发生结构性失衡，需要进行紧急或长期调整时，国家可以动用充裕的外汇储备进行调节，以缓和调整过程中的外部冲击，从而降低各种措施对国内供求均衡所带来的负效应，维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
（3）有利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条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和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开放，履行WTO承诺放松外汇管制，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做准备，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4）有利于实现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我国进行积极主动的外汇管制调整，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东荣早在4月27日就透露，我国正计划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以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而且将重新颁布《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以便把近几年境外投资外汇改革的试点经验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加以明确和巩固。同时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力争在扩大对外金融投资方面取得新进展。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能为实现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强大的资金保证。
2、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加剧了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被认为是增加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一定的虚增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强制结售汇制度使中央银行实际上扮演了外汇市场最终出清者的角色，而包括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造成虚假的.“供”大于“求”，难以真实反映外汇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价格与实际价格相背离。
（2）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而国有企业加工贸易增长乏力。加工贸易的发展尽管有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但也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一方面，造成我国贸易依存度过高，致使我国外贸出口缺乏持续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阻碍了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加工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造成我国原有的大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延缓了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
（3）限制了我国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币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在人民币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下，外部资本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等经济问题输入到国内，表现为高价进口和廉价出口。这样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销售价格较低，在国内加工制造能力过剩的前提下，每年形成巨大贸易顺差，不断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还造成资本项目下外币的国际过剩资本输入到中国，尤其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演变成为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使国内利率政策、其他金融和财政政策失去原本的效力，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中国经济外部不均衡引发了国内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等问题，并且我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4）加大了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它是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通过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影响商业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可能性。2007年中国向国外借债3736.18亿美元，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外汇储备实际是对国外实际资源的购买力，它们若得到有效利用，就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和加快经济发展。因此，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实质是将这些实际资源储备起来，牺牲和放弃利用它们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经济效益的损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使用国外实际资源的投资收益率的损失。由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其用于国内外投资发展经济的收益率，超过需求的外汇储备则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和机会成本的加大。我国每年要引进大约6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同时，我国又持着近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这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借钱给国外，其潜在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
二、面对高额外汇储备所采取的对策
面对高额外汇储备，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使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规模，做到既不影响储备功能的发挥，又能降低机会成本。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健全外汇储备管理法律制度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同样，在外汇储备的管理方面，也应当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完善立法，使我国的外汇管理和运营都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而目前，在外汇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中国外汇储备的“对外债权”性质是直接以“对内债务”性质为基础的，动用储备直接关系到中国公众的切身利益。而目前我国的外汇管理相关法律还没有对国企注入资本金的相关规定。因此，在如何处理好对上述配置的资本金的合理运用，保护好公众对改制决策和目标的知情权，定位好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都涉及到法律的真空问题，容易引起争议。
2、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和币种结构的日常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必须注意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合理组合。流动性是第一位的，必须保持外汇储备能满足日常支付和不时之需，其次还要注意安全性，最后才能谈到外汇储备的增值。在储备币种结构管理上要依据宏观经济情况，有进有退，审时度势。
3、深化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管局宣布，境内机构即日起可自行保留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适当降低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速度，应该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由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放宽企业、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
4、管理好中国投资公司
作为专门从事外汇资金投资业务的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的外汇资产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外汇储备，其对内和对外投资所受的限制或约束相对较少，不仅能够投资在固定收益类债券上，也能够进行股权投资等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特别是后一形式的投资更容易从长期实现国家或政府的某些意图。例如利用外汇资金注资国内金融机构，实现财务重组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又例如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资源、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股权，实现国家的资源和能源安全战略。
总之，面对高额外汇储备，我们要辩证分析，建立起外汇储备适度性的观点，并要根据我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现实来确定适度的规模。同时要加强管理，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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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迥异;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试图单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今后应把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一、引言
以来，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中央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
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
基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倡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Barro(1990)对98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1]。
Lin(1994)以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正的效应，长期则不具有[2]。
Devarajan、Swaroop 和 Zou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策略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3]。
De Mello()分析了住房、医疗卫生和运输服务等三类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三类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均有推动作用[4]。
Adewara Sunday O la-bisi 和 Oloni()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5]。
在国内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和策略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
杨友才()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省际人均GDP增长。
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GDP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6]。
刘华和郭凯(2009)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增加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过高会损害地区经济效率;经济越发达，科技支出对经济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教育支出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7]。
王新军和赖敏晖()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
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提升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8]。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比较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酌it=?琢i+?茁1kit+?茁2lit+?茁3?子it+?茁4wit+■?渍jvjit+?着it (1)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lit为劳动增长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wit为对外开放水平;vlit～v4it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予以剔除。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的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和—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酌it为各省区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反映各省区物资资本的积累情况;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反映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
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vlit～v4it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由于自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1998—20)和(2008—20)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的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
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
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
由于这里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而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经Hausman检验(见表1)，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在表2中，两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物质资本储蓄率(kit)、财政支出规模(?子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作用。
(二)模型的经济涵义
1998—年的模型中，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理由、城市低保理由非常突出，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在1998—2003年期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社会文教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显著。
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
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牵头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因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具有迟滞性，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挤出部分民间投资。
2008—2012年的模型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153，差不多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推动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①，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反而可能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际上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
这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
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笔者认为，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该是有所下降的，但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
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定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制约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五、政策倡议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显著到不显著的变化，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继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
同时，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表现的理由分析显示，今后应该把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到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
(一)继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优化其支出结构
为突出各类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在“十二五”期间，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建设支出去向更应有所侧重。
农产品主产区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变革农业经营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等方面。
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推动形成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
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等城市化地区的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则应有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完善、高效、区域一体和城乡统筹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制约行政管理支出增速，提高其使用效率
要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制定合理的行政经费开支标准，建立支出考核指标体系;严格制约会议数量和规模，大力压缩会议费、招待费等一般性支出;制定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和车辆经费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三)优化社会文教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性教育和科研支出增长应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
在各种教育产品中，基础教育往往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且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高等教育则更多地表现出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费用也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其部分经费。
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其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应用性质的科学研究则是准公共物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财政只可以负担其部分费用。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使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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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解决资金缺口并不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外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也不在于解决了资金的缺口,而在于推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
作 者：桑百川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刊 名：经济导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C HERALD 年，卷(期)： “”(11) 分类号：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行了多次改革，相关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也随之不断的发生变化。收入的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与每个劳动者的利益直接相关联，因此，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功能收入分配研究和规模收入分配研究两个部分。功能收入分配，又称要素收入分配，以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为主体，根据它们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或做出的贡献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是以收入来源为研究视角对收入分配规律进行研究的。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主体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以某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为视角展开研究。现有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规模收入分配研究为主，而对功能收入分配研究还很不充分，为了对现有的文献作有益的补充，本文即以功能收入分配为对象进行研究。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主要反映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是考察功能性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从上文可知，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既有增长数量上的影响，也有增长质量上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劳动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当劳动收入份额稳步上升时，由于劳动收入比利润性收入的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在同样的社会收入条件下，消费需求将随之提高，于是社会总需求也随之提高，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提高后又会通过“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 进一步推动总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也是商品的成本，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会降低产品的边际利润，从而抑制社会的投资需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也会通过降低储蓄而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和投入都明显偏低，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较低的问题更为突出，而这亦是造成该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能够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增加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劳动力质量，为产业升级铺垫必要的基础。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和成本推动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摆脱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初级低端制造加工局面。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能提高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意愿，通过改善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构成积极的影响。
第一，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负债投资加深了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又进一步阻碍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内部需求不足，当世界经济发生危机导致外部需求突然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便集中显现出来。所以说，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引起的我国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是行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突出以及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大量投入房地产的共同根源。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长期停留在依靠投资驱动的方式上，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阻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低收入阶层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进而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为长期依附于低成本人力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必须的人力资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向高附加值行业升级的内在动力，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四“，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一个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来刺激出口的国家，其出口数量越多所得收益反而会越少，越不利于其提高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目前，我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升级。
总而言之，在当前阶段，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有利于总需求的.扩张，还能减轻投资压力，进而缓解地方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是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的前提，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建议
稳步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这两大主体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第一，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要形成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机制，需要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强制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基础。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分割，劳动力还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市场还不能有效的自发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机制。如果交由劳动力市场自发决定劳动力价格，那么，在资本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往往会趋向生存工资，企业的成本竞争只会导致企业拼人力成本、拼环境污染成本，从而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第二，要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要合理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必须要让劳动者享受到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的劳动回报。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该保持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这一生活水平应该能够使得一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不断进步。为了使广大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趋势应该与GDP 增长大体一致。
第三，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凭借政府和工会的力量完全可以实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目标，但要使得劳动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率。长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造成的内需不足，导致了我国经济对政府主导投资的依赖，而经济发展依赖于高积累、高投资的发展战略，使得劳动力与资本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又进一步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导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从而更强化了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随着这一增长模式产生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以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政府必须抛弃以往追求GDP的政绩考核方式，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走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圈子。
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原因和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学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稳中有升的增长，现在已经突破万亿大关居世界第一位。本文分析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原因和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外汇储备；结构失衡；产业结构
一、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原因
（一）全球背景
1、全球流动性过剩，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经济低迷，在当今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多次降息，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同时美国国内的储蓄不足而投资旺盛存在储蓄缺口。美国政府赤字政策也提供了大量需求，这两种情况都促使了我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大量的美元流向我国。
2、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移，发达国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巨大优势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基地。
（二）国内因素
1、制度性因素。
（1）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比价一直保持着很大程度的挂钩。政府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在美元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被迫在外汇市场上吸收外贸和外国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美元以保持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平衡，这就导致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
（2）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外汇仅有小部分留在企业中，大部分被国家持有。
2、持续的
①双顺差
3、货物差额和直接投资差额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主要归因于国内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政策的大力支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完备的产业链、良好的投资机会。稳定的社会环境、较多的投资机会导致了资本金融项目的顺差。我国具有劳动力禀赋优势近年来制造业飞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完备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庞大的市场潜力，使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持续性巨额贸易顺差。
4、国内经济失衡，消费不足储蓄大于投资，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推动居民储蓄持续上升；投融资体制不发达抑制了民间投资，扩大了储蓄投资差额；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抑制消费和投资的扩大；这些都促进了我国投资和消费的不足和储蓄的增长，过度的生产力在国内吸收不足，必然转向国际市场再加上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强势从而使我国顺差不断增大。
5、人民币升值预期和
②较高的利率。在巨大的外汇储备下，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人民币预期升值同时央行为控制国内货币供应提高利率，这两方面原因使人民币收益增加，国际热钱以追逐更高的收益为目的大量涌入。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增加对我国的经济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的能力增加，对于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作用。这对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我国，能够顺利进口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高新技术、大型成套机械设备等巨额交易无疑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对于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开展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将起到好的支持作用。
2、显示了我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大大加强了国的国力和对外形象，改善了投资环境，从而对于吸引外资流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3、有利于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高和巩固人民币在汇市场上的地位，为人民币最终实现自由兑换创造有利的条件。
4、缓解了我国外汇和资金的短缺，能够降低流动性危机面爆发的可能性，利于支持资本和货币的充分流动，提高一国福利水平。
（二）负面影响
1、不利于利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内基础货币应是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货币供必须稳定，在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信贷规模就会小，从而对经济具有紧缩的作用。
2、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有效性。外汇占款过多过快，得我国的货币增长越来越具有内生性，由经济系统本身决定，更少的由央行自主的决定。同时央行为控制货币投放，必须对汇占款进行冲销，而面对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央行冲销的手段乏效果也日益减小，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的难度。
3、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巨额储备增加了货币供给，作用商品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上带来流动性泛滥，带来物价水平提高的压力，央行为消除通胀实行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却造成了率调高，载资本市场上抑制了投资。
4、人民币升值压力，巨额储备造成本币的升值，对出口利，同样对我国经济具有紧缩的影响，可能引发大规模萧条，本就是前车之鉴。
5、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外向型出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消耗较高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他们能利出口外汇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使规模进一步扩大既说明国外产业结构的转移，也说明我国产业分工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形具有被强化的趋势。部门和产业发展不合理，不利于我国经结构的转变。内向型企业大多是第一，三产业我国没有比较优的产业，他们却由于国内信贷的紧缩或利率过高得不到相应的金支持，抑制了他们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和产业结构的不衡。我国生产要素远未实现充分流动，这样又造成了内向型和向型企业，贸易和非贸易部门要素报酬的不同，引起了收入分上的差距。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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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双顺差指国际收支表中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额。②这里人民币升值和利率提高二者关系是基于央行稳定货币供应的行动而非汇率决定理所说的二者的内在关系。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一、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
在综述哈罗德--多马和索罗--斯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松模型的假设,可以推导出经济增长的新模型.得出的.新模型能较好地说明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目前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新模型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作 者：邹璇 ZOU Xuan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经贸学院,重庆,400067 刊 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2(1) 分类号：F832.9 关键词：资本 资本流动 投资 经济增长摘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类型一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创造上均做出了突出贡献，相当程度实现了我国在文化振兴和经济腾飞过程中设定的目标与规划。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类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巨大，产业的升级与发展牵动着经济增长的势头和速度。因此，以我国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阐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其和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性，进而通过相应的实证研究得出相应结论，并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以资参考。
文化产业是以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基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支撑，将文化创意和经济产业全面结合的产业类型，其在拥有文化属性和精神价值的同时，能够为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支持，在兼具知识密集属性和价值导向的同时为经济增长贡献着一份力量。要想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明确两者关系之后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多个产业复兴发展，逐步由孱弱发展壮大，为国家财政总收入创造着巨大价值。其中，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代表，逐步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新的亮点，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以出口导向、生产制造为核心向倚重内需导向和消费服务的转型，加速了消费结构由基础物质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的转变。文化产业满足了百姓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巨大需求，也在精神价值方面获得了相对的满足[1]。2000年，我国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2005—2014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1.3%；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394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比同期GDP增速高3.9%，占GDP的比重为3.76%，比上年提高0.13%[2]。核算数据表明，文化及相关产业在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国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一）文化产业在
GDP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从我国文化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其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文化创意产品无论是在设计水平、生产品质乃至经销层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文化创意能够真正融入到产业发展当中，由精神理念渗透到产品设计制作，并由生产销售体系实现经济转化，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自2005年起，我国的文化产业真正起步腾飞，到2014年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在不断增加（见图），不仅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自身产业规模的扩大，还在夯实基础、实现持续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3]。文化产业当中的影视产品发展最为显著，电影行业的生产价值在进一步提升，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从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情况可知，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
（二）文化产业持续且较长地影响经济增长
从我国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近十年其产值无退减的表现，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创造的财富相较于其他产业增速更为明显。从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同样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的产值由不到5000亿元上升到25000亿元，短短十年左右的发展推动着总体经济的发展，其在经济增长上的影响为持续的，且时间较长[4]。通过对社会发展的观察体验也可明确，文化产业在社会和市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文化产品渗透到各个行政区域，上至大中型城市小至县乡地区。文化产品的消费更加便捷，且在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的情况下能够将不同地区间的信息隔阂逐步消除，文化产品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独享品。文化产业的发展辐射面更广，其产值的增长在不断延续，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不断持续。
三、中国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为研究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特选取我国自2005—2014年的相关数据，以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对比两者之间的数据信息，通过相应的数据处理办法得出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从数据处理的研究方法来看，由于现实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物价因素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因此，本文把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和人均GDP的实际数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数据存在异方差，分别对平减后的数据再取自然对数，表示为Ln（CCI）和Ln（PGDP），相应的差分序列分别为ΔLn（CCI）和ΔLn（PGDP）[5]。
（二）实证分析
利用上述的数据处理方法，在实证分析中分别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式，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比文化产业增加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的相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脉冲响应呈持续正响应，并逐步向着正向稳定效应收敛；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同样为持续正向响应，也有着正向稳定性收敛趋势。分析可知，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紧密，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幅度范围，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样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有着相应影响，但影响的关联性不是彻底和完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应不受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一）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可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突出，基于关联度的分析结果也能够明确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从产业上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在第三产业中创造的经济价值占比巨大，对比第一产业的产业类型创造的经济价值来看，不仅在影响度上出现超过的情况，在影响的持续性上也十分显著。同时可知，在三大产业当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第三产业的影响巨大，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力稍逊，而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又超过第二产业。总结来说，文化产业突出于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此外，就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而言，要想实现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应注重创意创新的力量，只有将文化创新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高速稳定。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应当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化产业对于三大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文化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巨大渗透压作用，应当在今后的产业发展当中注重产业间的结合，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属性，努力实现产品创意元素的丰富以及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同时，还应当注重文化产业相关层的发展，将核心层和外围层的同步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适时进行产业的调整和升级[6]。另外，关注并重视文化创新的必要性，拓宽文化创意的提升空间，充分结合现代科技的力量，将文化创意的转化能力和影响能力扩大，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升级发展。结语我国文化产业在近年来的表现抢眼，不仅在第三产业中起到了领头作用，还影响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明显，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可持续，保持当前的发展水平并力争突破，就需要充分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加强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产业间的结合，使得总体经济发展在文化产业的带动下获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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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玉.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甘肃金融，2012，（6）：38-42.
[6]蔡旺春.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J]．中国经济问题，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