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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实践及启示经济论文
[摘要] 本文系统地介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以及对该理论的批判。同时,展示该理论的成功实践-欧元区的建立。最后,从区域货币联盟到我国国内单一货币政策两个角度出发,提出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 最优货币区域经济货币联盟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 或是几种货币, 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 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 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1.20世纪60年代。1961年, 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 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 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 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 英格拉姆( Ingram ) 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 and 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 和弗莱明(Flemming) 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 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2.20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 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 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 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权;(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3.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 年代,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 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 线索过于庞杂, 难于梳理。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 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 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 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 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 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 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 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 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 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基于最优货币区特性指标的分析, 再加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东亚建立通货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东亚货币合作的前途也是乐观的。
2.对我国国内单一货币政策的质疑—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检验货币区域效应。换一个思考视角,“最优货币区”可以大于国界范围,也可以在一国国界之内。对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而言,其自身作为一个单一货币区是否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对其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将有很大的影响。
已有学者通过对比分析我国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各项标准,对我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做出初步判断。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多项指标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离“最优货币区”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而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的可能性也较大。
课程的沿革、演变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主要从课程理论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当代全球性教育思潮和课程改革的动态与趋势,以指导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理科当前的课程改革和建设,明确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作 者：彭菊村 王新民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物理系,湖北,孝感,432100 刊 名：孝感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1(6) 分类号：B712.51 关键词：高等师范教育 课程 改革国外社会保障税制比较与启示经济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征社会保障税已是大势所趋。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年末举行的中国财政学会19年会暨第十四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成为财税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笔者拟就国外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税制设计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理论依据
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税的理论依据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许多很有借鉴价值的观点：
（一）强制性社会保障方案存在的合理性
社会保障税是国家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强制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强制性社会保障方案存在的合理性是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私人保险以盈利为经营目标，保险契约的签订一般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即被保险人享受的保障受益以缴纳保险费和投保期间长短为唯一依据。但有些保险项目如健康保险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由于只有面临较大疾病风险的人才会对保险的需求较大，这就使得私人保险公司必须收取较高的保险费才能保本。这样许多人会由于保险费用太高而不去投保。市场就不能提供有效率的保险量。“家长主义说”认为，由于个人缺乏远见，以至不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购买足够多的保险，因此，政府必须强迫他们购买。除此之外，强制性社会保障方案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某些社会保障方案和以前的缴款联系很小。与购买私人保险相比，社会保障使有些人受益较多，有些人受益较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保障方案可以说是收入分配方案。因此，国家强制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二）社会保障运营模式的需要
社会保障运营模式分完全积累式、部分积累式和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式是在对有关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长期预测的基础上，预计社会保险成员在享受保险待遇期间所需开支的保险基金总量，并将其按一定的比例分摊到劳动者整个就业期间或投保期间。只要经济发展平稳，基金收缴率就可以长时期保持不变，因而完全积累式的运营模式适合以固定性较强的税的形式筹集。而现收现付式是指社会保险的计划依据当年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即当年的缴费收入仅能够满足当年的保险计划支出，不为以后年度的保险支出储备资金。这种方式管理方便，但由于各期征缴率经常变动，更适合以费的形式筹资。部分积累式是完全积累式和现收现付式两种方式的结合，可以根据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选择费或税的方式筹集。
实践证明，现收现付式的运营模式无法长期有效的运行，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都面临困境，都在寻找新的模式。有的西方学者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应实行完全积累式。另外一些学者提出部分积累式才是最佳选择。如上所述，无论是完全积累式或部分积累式，以税的方式筹资都是适合其运营需要的。因此在我国以社会保障税筹集资金是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运营模式的需要。
二 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
（一）纳税主体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主体一般为雇主和雇员。由于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不存在雇佣关系，也没有确定的工薪所得，是否将其纳入课征范围，各国主要根据行政管理条件而定。如美国对个体业主征收自营人员保险税，是为个体业主（除医生外）的老年、遗属、伤残及医院保险而课征的。纳税人为单独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业主，税征对象是个体业主的纯收入。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埃及由于征管能力的限制，只对雇主和雇员征税。
（二）课税对象
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是在职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额以及自营人员的纯收益额。这里所说的工薪收入额，通常附有最高应税限额规定，只对一定限额以下的工薪收入额课征。如英国税法规定，纳税人缴纳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以每周150磅为限，超过限额的部分不征社会保障税。有的国家规定最高应税工资限额应随着未来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自动增加，如美国最高应税收入从1937年的3000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7900美元。[2](P183)对工薪收入额一般不允许有减免或费用扣除，即它不象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那样，可从总所得中扣除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费用开支，或可扣除一些个人减免项目，而是把毛工薪收入额直接作为课税对象。另外，纳税人除工薪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如资本利得、股息所得、利息收入等均不计入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基数，不作为课税对象。
（三）社会保障税的适用税率
社会保障税税率的高低是由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受益大小决定的。瑞典政府确立了建立“福利国家”的税收政策目标，因此，瑞典的社会保障税率是比较高的。瑞典的社会保障分为健康保险、退休金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等10个项目，实行专款专用。社会保障税率根据10项用途分类确定，1995年10项用途的征收率共为34.555%。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受益范围都在逐步扩大和增加，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也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如美国现行工薪税率为15.3%，超出最初水平5倍还多。[3](P640)同时，大多数国家用比例税率，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累进税率。
（四）社会保障税的课征与管理
社会保障税多采用从源课征法。具体来说，它是通过雇主这个渠道课征。雇员所应负担的税款，由雇主在支付工资、薪金时扣缴，最后连同雇主所应负担税款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无需雇员填具纳税申报表，方法较为简便，至于自营人员所应纳税额，则必须由其自行填报，一般是同个人所得税一起缴纳的。
社会保障税是一种“专款专用”的税，所以它虽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但税款入库后则是集中到负责社会保障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各项社会保障的支付。
三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开征社会保障税意义重大。第一，能够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改变政出多门，资金来源渠道混乱以至在使用上出现挪用、挤占的现象，有利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调节、平衡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负担，稳定经济发展，培养个人保障意识，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主观条件。第二，相对于收费方式，社会保障税可以将若干社会保险项目的费率合并，由国家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所筹经费可在个人社会保险项目之间的调剂使用，这种方法利用了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程序，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又可以保证保险基金的及时入库。同时，社会保障税的征管条件也已基本成熟，税收征管法规以及征管人才等方面的条件已基本上能满足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需要。所以，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四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设计
（一）为了提高法律级次，维护税收法律的严肃性，我国的社会保障税最好应正式立法，避免以“条例”，“暂行办法”等形式出现，鉴于社会保障税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性，建议在法律规定中对偷漏拖欠现象采取严厉措施，加大处罚力度。
（二）应遵循的.原则：
要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税法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轻税负合理负担原则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必须保持较高的积累水平，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可能很高，一般来说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外，社会保障与所有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具有限强刚性，易上难下，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再走“福利国家”开始大包大揽，继而骑虎难下的老路。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在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上不能搞“一刀切”的办法。发达地区适应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需要，范围可广一些。在较落后的地区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应降低标准，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和税负水平。待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不同地区差距的缩小，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标准。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在五十年代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期只设置少数几个税目征税，对农民、渔民不征税。以后随着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对农民和渔民进行征税，并逐渐提高了税率。我国应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形势发展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长远的社会保障税征收规划，逐步完善社会保障税制度，否则就会出现有的国家那种税目繁多，变动频繁的现象。
2、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原则
社会保障税的设计应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理论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即认为效率与公平二者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说，二者不可兼得。例如，认为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居民收入增加了公平性，则经济增长效率势必受到影响。这种把公平与效率简单的机械的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收入（并非财产，更非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差距也越小。换言之，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间收入的差距也趋于缩小，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杰弗里·威廉森和彼得·林德特等人都证实有这种情况。合理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应该使经济发展，即所谓效率的提高，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即公平的趋势，二者并行不悖。
（三）社会保障税制的主要内容设计
1、课税范围。为避免一些国家实行的高税负支撑的“普遍福利”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社会保障税在税制建设上，一定要遵循立足国情、循序推进、负担稳定的原则，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具体在课税范围的确定上要注意两点：
一是近阶段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应局限于我国境内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社会保障税应分别以各类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和职工个人为纳税人，具体应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职工。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由于其收入水平不高，负担能力有限，对其征收社会保障税不够现实。有学者提出某些经济发达，农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村地区，可以先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第一，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社会化程度低，征收的难度较大，征税成本较高，即使在一些较发达地区也是如此。
第二，我国的税收征管体系还有待完善，执法力度不严的状况亟待改观。根据有关部门统计，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之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只有10%左右，其它税种也存在大量的偷逃税现象。另据统计，年，广东省由地税局代征的面向城镇的社会保险费收缴率也仅有百分之八十多。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征收管理体制完善，收缴率是相当高的。如法国的社会保障税的95%是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剩下的5%由税务局强制征收入库，也就是说其收缴率是百分之百。
第三，我国的暴力抗税事件大多发生在农村，这与农民收入较低、文化素质不高有关，也与干群关系的不正常有关。而在这些因素没有改变、条件不成熟的状况下，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税势必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世界上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很多把农民排除在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具体操作的困难。即使像韩国这样对农民、渔民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也都采取对农民、渔民的社会保障进行大量财政补贴的办法。而这在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并不充裕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善。
二是要遵循保障公民最低需要的原则，现阶段应设置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三个税目，以后再视情况而逐步增加其他税目。
2、课税对象。对于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来说，是工资、薪金总额；对于在职人员来说，是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是其事业纯收入额。同时应遵循国际惯例规定最高应税限额，即对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工资，薪金收入不征税。鉴于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应对最高应税限额设置较高，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调整。一般不进行费用扣除，但也可对个别情况给予照顾，如退休人员发挥余热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在校学生业余从事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生活极其困难者的收入。
3、税率。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状况，社会保障水平不宜过高，税率的确定应以满足失业、养老和医疗三个项目的基本资金需要为目标。至于税率的具体形式，应采取比例税率，因为比例税率有利于税制简化，相对累进税率来说更符合效率优先的原则，相对于定额税率来说更符合公平原则，各省市的社会保障税率可有一定的浮动幅度，但不应超过5%，以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4、征收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现阶段社会保障税收入只能达到省级统筹的水平，与之相适应，社会保障税应划归地方税务局征收。在管理上，社会保障税收入应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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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杰，杜乃涛，孙复兴.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J].经济学动态，2000(3).
[7]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5).
中西医思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经济论文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
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
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韩国,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民众能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这就是从社会方面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我们不但要看到现时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我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随着外部经济的复苏,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国又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建设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破坏了环境。这是没有以动态眼光考虑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原本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者是一体的。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之意,它既包括国家应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又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学科的分化才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科。虽然经济学科的专业性增强了,但始终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其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的.。从表面来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类,但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西医关注的是人体组织形态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器官。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动物又成为了人的替代品。从临床上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仍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成为了和其他事物一样的机器,―――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人类与之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继而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疗方案。由于在与自然割裂情况下诊治的标准是一个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有人认为西医培养模式下的大夫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器。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而非实验室里设定的种种假设条件。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生存环境的多变性,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细致地研究影响机理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他只能通过人类外在的形体及情感表现来进行求证。大夫通过四诊合参全面获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结合周围的环境确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甚至观察到的,如神、气等,所以对生命的感悟、经验成为中医体系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大夫的培养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中医的真谛。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
不要过分追求研究独立的经济行为,而要把研究对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会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列出“优美”的数学公式,然后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到人们应该遵守的结论。这种范式的重点是需要找到对问题研究影响最大的指标。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假设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当新的问题出现时,人们又会列出新的假设条件,重新得出结论。例如,随着金融危机的一次次爆发,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已经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源如何最优配置时,只根据某一地方甚至凭空提出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得到了看起来耀眼的成绩,但在俄罗斯却无论从表面还是本质上都遭致失败。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可应用相应的方法,从直观上,“望”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情况;“闻”是通过听、说或者阅读,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问”是通过询问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和掌握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切”是查看当地各方面的指标。通过这四种方法,就能够对当地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到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治愈疾病是西医和中医的共同目标,而对疾病的认识无疑是治疗的核心环节。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遵循的是辨病论治。西医学者认为,疾病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下发生的一个完整过程。在实验室中,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可以再现或“复制”致病的机体,然后相比较正常机体在物理、化学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病”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了该疾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临床中,将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搜集到的多种指标与正常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出疾病之所在,继而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进行治疗。中医在治疗中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中医起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历代医家对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出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所描述的机体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等本质变化的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的病状与体征。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确定治疗方法。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病”关注的是疾病认识的基本矛盾,在疾病发作的整个过程中,致病的异常因子贯穿始终;而“证”注重的是疾病认识的当前主要矛盾,对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发病者因体质、年龄、性别及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现了“同病异治”这种情况。当然,不同疾病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征候,即“异病同治”。“病”与“证”两者的比较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矛盾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认的是,基本矛盾始终引导着问题发展的方向,但还要认识到问题在同一性中的多样性。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各异,或者金融危机应对时发展情况的不同,应该考虑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因为“证”这个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样直观、易于接受,所以在经济问题中对应“证”这个概念的体系无法比较容易地构建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同一经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由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着不同的起源,所以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通过对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医学方面的差异比较,认为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关注四个方面,即①顺应自然规律促进经济发展;②解决经济问题要注重各因素间的普遍联系;③把问题放到具体的环境中进行考察;④弄清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美国的会计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论文
自下半年安然公司爆出财务舞弊丑闻以来,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环球电讯、施乐、世界通信等一大批上市公司因会计违规而受到的指控不断见诸报端。美国这个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准则的国家,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下的会计行业监管体系。而我国近年来不管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还是会计行业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美国为榜样。客观分析在这个成熟证券市场上发生的财务丑闻事件及美国政府相应采取的改革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与会计行业规范,避免重蹈覆辙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在全面回顾美国改革历程及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美国的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美国会计改革:一个综述
一般来说,在出现危机后政府最强烈的反应有可能是罢免一个或一批官员,以谢国人。但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官员对经济以及公司施控的能力有限,于是就采取颁布更严格的法律和设立新机构以加强监管。因为这样做最便捷,能见度也大。正如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后,国会通过了《证券法》以及《证券交易法》,并设立了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9·11”后,美国新设立了一个国土防卫局(部级单位)一样。在接连不断发生上市公司财务丑闻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先后颁布了《公司与审计的责任、义务和透明度法案》(简称3763号法案)、《20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简称《公司改革法》)以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以加强对会计行业的监管。
上述法案要求修改1934年《证券交易法》,建立由五人组成的公共监察委员会来监管会计行业,该委员会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经与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磋商后任命,其中至多两名来自会计行业,并要求超过一半的委员应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由该委员会负责监督上市公司审计时,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证券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都必须向该委员会备案。
SEC将授权该委员会成员为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咨询,该委员会将具有传唤权和训诫权,其所需经费由上市公司分担;禁止公司向他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提供贷款,并要求公司内部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时候,及时履行向SEC通报的义务;限制会计公司可能向他们的审计客户提供广泛的咨询和非审计服务,包括代理记账、财务系统设计、人事和法律服务;要求公司CEO、CFO为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承担刑事责任,增加对公司欺诈行为的新的刑法条款,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将对任命、赔偿和对审计人员的失察负责;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制定有关金融分析师的新规则;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经法院审理就可以将有公司舞弊行为的人定为上市公司禁入者,禁止其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上市公司审计规则管理局,隶属美国SEC但应相对独立,其基本职能是对公司财务作假、审计规则运用有出入等行为进行监管,而且原来由民间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利重新划归到审计规则管理局。
可见,美国会计改革最激进的地方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机构,而在此之前,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专业标准的要求执业,不受外界约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美国注册会计师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行业自律制度终结,一个新的监管时代即将来临。
我国会计监管:三个鉴诫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一直加强行业自律,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却突然转向加强政府监管的行业管理模式,这是否会对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模式产生影响?有关人士认为,从本质上讲,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实行自律的方向是对的,但注册会计师未能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从美国的现实看,行业自律其实是对注册会计师的一种放纵,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失控的局面。应该说,美国的这次会计改革,是其自身长期积累矛盾的'爆发,对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况且从美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会计法案来看,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制度并没有完全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独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政府适度介入的模式。而我国各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名义上是民间自律组织,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最初成立时是挂靠政府部门的,所以多少带有一些行政色彩。再加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受财政部委托,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具体监管,因而属于准政府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目前的注册会计师监管模式和美国改
革后的模式相似。但透析美国的这次会计改革,仍然会对完善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产生启示与借鉴意义。
鉴诫之一: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模式之所以能维持几十年不动摇,关键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在规范行业行为中起着真正决定性作用,政府监管只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措施。当然,制衡力量要切实发挥作用,还要有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为前提,包括无限责任合伙人制度,以质量和公信力为标准的竞争环境以及独立的司法制度。而自律监管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正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不能切实发挥作用。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合谋欺骗广大投资者、执业的公信力由于接连不断的财务丑闻而大打折扣、行业互查制度流于形式、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严重缺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行业自律监管模式生存的基础。因此行业规范的建立与完善不能只靠加强政府监管、扩大监管机构与部门的权力范围,还必须建立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使得制衡力量以及为这些制衡力量切实发挥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有效运作。
目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接往往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立业的基础是权力而不是诚信,质量的竞争也就变成了权力的竞争,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提高执业质量。再加上司法力量的缺失,市场制约力量薄弱,监管的重任只好由政府来承担了。但是,对于会计行业来说,政府管制机构处理会计专业信息的效率远远不如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管制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既像是其上级主管,又像是其股东。谁又来监督监管者呢?从美国的会计改革或许能对我国监管层产生些启示。
鉴诫之二:美国这次会计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从事审计和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不可否认,这对减少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上市公司造假的机会与概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国目前有没有必要效仿美国的这一做法?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理论上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取决于两种概率:一是发现问题的概率(专业能力);二是披露问题的概率(独立性)。非审计服务一方面可能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客户知识,提高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审计独立性产生影响(加强或削弱)。但相比之下,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往往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这表明,非审计服务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很多实证研究甚至包括“安然事件”后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第二,从历史上看,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咨询等非审计业务,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企业希望有专业人员对其财务制度进行设计,需要成本管理和营销等一条龙服务;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税务专家、营销管理方面的专家,信息资源库强大,广泛占有各个行业的相关资料,注册会计师无疑能给企业提供较有用的建议。美国这次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与咨询等非审计业务强制分拆,实属无奈。因为目前虽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向客户提供咨询业务一定会影响其独立性,但鉴于美国半数以上的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养老基金或共同基金)持有公司股票,在目前经济衰退的阶段,强制分拆能起到鼓舞投资者信心的作用。
第三,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监管政策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如经合组织(OECD)20个国家中,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对非审计服务不作任何禁止;日本、丹麦、希腊等只对个别非审计服务品种作出禁止性规定。目前,只有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全面禁止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现在谈分拆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咨询业根本就没有做起来。中国的审计业务与国际审计业务相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咨询服务并非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主要因素,相反会促进审计的效果。随着中国现代企业实行科学管理对会计咨询服务的多元化需求,特别是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将打破一些地区、部门对咨询业务的限制和垄断,会计师事务所必将在咨询服务方面大显身手。
鉴诫之三:美国以具体规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过于复杂与繁琐,虽然对会计估计和会计判断提出了较多的数量标准和判断标志,但企业仍可以通过精心策划“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来绕过规则的束缚,并利用会计信息的复杂性掩盖经济实质。据安达信(Jonathan,)的一项调查,,美国230家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因为存在严重的会计问题而不得不重新编报。不管会计准则多么详尽,会计信息仍然夸张的失真,会计信息的复杂难懂使得会计堕落成“黑箱会计”。有鉴于此,美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强烈呼吁,要求简化目前的会计准则,引入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这种准则注重经济事项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涉及公司具体实际时,允许在准则约束的框架下进行合理的专业判断。此外,还要求简化披露模式、裁减冗余信息、对核心信息增大披露频率以及简化整个会计披露模式。
我国正处在不断制定出台具体会计准则以初步构建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框架阶段,准则的复杂性还不是很高,但准则的制定到底是采用以具体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却是准则制定者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在会计国际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国的准则制定不应完全模仿美国的模式,而应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和我国无论是企业文化、管理体制还是公司治理结构都有相似之处的日德与东欧国家的丰富经验,并充分吸取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合理内核”,博采众长并考虑中国国情,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科学可行的会计准则规范体系。
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的实践探索经济论文
预算是一系列反映企业未来一定预算期内预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收支等价值指标的各种指标的总称。预算管理是企业对未来整体经营规划的总体财务安排,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成功企业多年积累的经验之一,对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预算编制宜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参与性编制方法
整个过程为:先由企业高层部门提出企业总目标和部门分目标;各基层单位根据逐级管理原则制定本单位的预算方案,呈报分部门;分部门再根据各下属单位的预算方案,制定本部门的预算方案,呈报企业预算管理部门;企业预算管理部门(由财务、计划部门组成)审查各分部门预算草案,进行沟通和综合平衡,拟订整个组织的预算方案;预算方案再反馈回各部门征求意见。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多次反复,形成最终的预算,经企业最高决策层审批后,成为正式预算,逐级下达各部门执行。
二、预算内容要以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现金流量为重点
营业收入预算是全面预算管理的中枢环节,它上承市场调查与预测,下启企业在整个预算期的经营活动计划。营业收入预算是否得当,关系到整个预算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成本费用预算是预算支出的重点,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成本费用是决定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关键因素。现金流量预算则是企业在预算期内全部经营活动和谐运行的保证,否则,整个预算管理将是“无米之炊”。在企业预算管理中,特别是对资本性支出项目的预算管理,要坚决贯彻“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这里的“入”可以从过去自有资金的狭义范围拓宽到举债经营,同时还要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杜绝没有资金来源或负债风险过大的资本预算。
三、全面预算管理工作要建立单位、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责任制
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强化经营管理、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长期任务。因此,要把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加强内部基础管理的首要工作内容,成立预算管理组织机构,并确定各单位、各部门的行政主要负责人为预算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措施。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预算管理工作在这些方面还不规范,尤其各经营单位对经营收入的预算工作开展不力。这需要管理部门加强指导,设计合理的、操作性强的预算管理程序,提高收入等预算指标的准确性、有效性。
四、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必须切实抓好“四个结合”
1.全面预算管理要与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相结合。预算控制以成本控制为基础,以现金流量控制为核心。只有通过控制现金流量才能确保收入项目资金的及时回笼及各项费用的合理支出;只有严格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结算中心的功能,才能确保资金运用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资金合力,降低财务风险,保证企业生产、建设、投资等资金的合理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全面预算管理要同深化目标成本管理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直接涉及到企业的中心目标——利润,因此,必须深化企业目标成本管理,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制定降低成本、扭亏增效的`规划、目标和措施,并且积极依靠企业全体人员降成本和科技降成本,加强成本、费用指标的控制,确保企业利润目标的完成。
3.全面预算管理要同落实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控制力和约束力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的本质要求是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开展,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落实经营策略,强化企业管理。因此,必须围绕实现企业预算来落实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控制力和约束力。预算一经确定,在企业内部即具有“法律效力”,企业各部门在生产经营及相关的各项活动中,要严格执行,切实围绕预算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的执行机构应按照预算的具体要求,按“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原则编制季、月滚动预算,并建立每周资金调度会、每月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会等例会制度。按照预算方案跟踪实施预算控制管理,重点围绕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两大主题,严格执行预算政策,及时反映和监督预算执行情况,适时实施必要的制约手段,把企业管理的方法策略全部融会贯通于执行预算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全员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局面。
4.全面预算管理要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经济利益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和全程跟踪、全程控制的系统工程。为了确保企业预算各项主要指标的全面完成,必须制定严格的预算考核办法,依据各责任部门对预算的执行结果,实施绩效考核。具体可实行月度预考核、季度兑现、年度清算的办法,并且做到清算结果奖惩的坚决兑现。同时,还要切实把预算执行情况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经济利益挂钩,奖惩分明,从而使经营者、职工与企业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责任共同体,最大限度地调动经营者、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背景
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Acquisitions，PDA），又称读者主导采购或读者需求驱动采购。PDA是十年前由NetLibrary公司提出的一种电子书商业模式，PDA的出现引起图书馆界广泛关注，近年来PDA采购模式在美国图书馆界迅速发展[1]。国内图书馆界开始研究和探索PDA模式，如：内蒙古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等借鉴和运用PDA理论对读者决策采购模式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图书馆馆藏采购模式由原来对读者需求的预测选购转变为读者自己按需求即时采购[2]。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结合本馆实际情况，借鉴国内一些图书馆开展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宝贵经验，纸质图书采购工作以读者需求为主导，开展读者自主选购模式的尝试与探索，通过“新书借阅室”服务，让读者参与图书采访工作，满足读者即时的借阅需求。
2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读者自主选购实施状况
2.1读者自主选购背景
为提高馆藏文献利用率，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根据本馆实际情况，借鉴PDA模式理念探索实施读者自助选购与新书阅览相结合的新书选购模式，通过图书馆、读者、书商三者之间的合作，在图书馆专设一个新书借阅室[3]。新书借阅室于9月5日启用，图书馆选择合适的中标书商做服务资源保障，书商按图书馆规定的采购标准配置图书，读者来新书借阅室参与馆藏图书选购，满足读者即时阅读需求，真正实现图书馆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发展理念。
2.2新书借阅室资源保障
读者自主选购需要供应书商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书商按要求提供一定量的图书。每个中标书商都有几百家出版社做服务支撑，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书商资源优势，引书商进校园开展图书馆延伸服务；同时，书商必须提供优秀出版社最新出版图书以保证供书质量，图书馆采购人员适时监督书商供书情况。读者通过新书借阅室资源平台了解国内文献资料最新出版发行动态。为方便读者选书，新书按学科大类及出版时间排列，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根据自己的阅读需求进行选择。
2.3对合作书商服务要求
图书馆从中标商中选择合适的书商，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馆的采购标准。为使读者自主选购更好地实施，图书馆对书商的数据质量、技术能力、提供服务的范围及诚信评价等提出更高要求，明确出版商、出版时间、学科范围、价格范围、藏书规格等采购细则[4]。借阅室陈列的图书必须是近三个月出版的新书，同时新书更换率要快。
2.4新书借阅室的功能
新书借阅室面向全校师生开放，读者选择的图书如果满足图书馆采购条件，图书馆可以购买，现场办理借阅手续，借期为一个月，不能续借，借还过程只能在新书借阅室操作完成。加强了时效性的图书采购，满足读者不同时期需求。利用书商的图书渠道，第一时间将近期出版的读者喜欢的、需要的、想看的图书带到新书借阅室，通过这个平台读者自由浏览最新出版文献[5]。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书商还提供各种考试资料、培训类资料，读者可自愿购买。读者阅读需求满足了，书商销售额也提高了，可以说是图书馆、读者、书商三方共赢。
2.5新书借阅室管理
新书借阅室由书商配备专职人员管理，书商按图书馆要求收集整理新书，对读者选购图书完成现场数据加工和借阅，除借期与正常图书借期不同外，图书借阅管理办法仍应按图书馆常规图书借阅及赔偿规定执行。
2.6读者自主选购的技术支撑保障
要统一服务平台，读者自主选购模式也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应用Web2.0技术，系统集成和连接水平要求更高，读者、书店、图书馆集“阅、借、采、藏”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将图书馆和合作书商的资源与服务集成整合。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流通都是在中央数据库进行的，在工作库的数据一般是不能产生借阅的，技术部门为新书借阅室功能进行技术拓展，单独设一个书商典藏地，该典藏地的图书可以在工作库中实现借还功能。
2.7读者自主选购模式宣传
图书馆通过海报、网站、手机APP等多种形式对读者采购进行宣传，扩大其在读者中的影响。使读者了解新书借阅室功能、读者自主选购操作流程、选购原则等，加强读者正确行使选购权利的责任意识教育，帮助读者理性地选购所需图书，让更多读者参与选购活动[6]。图书馆与读者建立融洽的关系，把读者转变为图书采访的决策者，给读者以主人翁感，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高读者满意度。
2.8确定采购资金比例
图书馆根据职能优化馆藏结构，合理分配采购资金，应以传统采购模式为主，读者自主选购模式为辅。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预计读者自主选购的经费占纸质图书采购总经费的25%。
3读者自主选购流程及借阅方案
新书借阅室工作人员对读者自主选购的图书要首先进入本地查重，图书的ISBN号是该书的唯一标识，以此为检索项进入图书馆馆藏书目数据库检索，查看馆藏情况（见图1）。
读者自主选购流程如下：①查重馆藏没有检索到该书，此书可以进行采购。工作人员对符合采购的图书进行现场“初加工”，即给图书加盖馆藏章、打印登录号、加贴相应条形码、光笔扫描转换后，系统自动将图书编目信息上传到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生成最简单的书目数据。几分钟内读者就可以办理借阅手续，完成读者即时借阅，此借阅功能的实现是在工作库进行的。②查重馆藏已有，查看在馆状态。如果书库有该书未借出，工作人员可指导读者到具体书库借阅；如果馆藏状态显示已全部借出，可以增订，即增加复本量，复本最多可增加到10本。③如果查询到该书馆藏量已达到上限的10本，新书借阅室工作人员可向图书馆采购人员申请采购，如果情况极特殊可以适当调整馆藏复本量。通常产生大借阅量图书需求的是社会科学图书，如：白岩松的《白说》、张艺兴的《而立》等。④新书还回时不再外借，图书馆对还回图书在原“初加工”基础上进行“细加工”，补充各种编目数据，包括给分类号、种次号、夹磁条等，最后形成完整的馆藏数据转入图书馆中央数据库，图书入库上架后就可以借阅流通了。
4读者自主选购模式实施效果
4.1复本的多样化
图书采购的复本量依据各图书馆自己的规定，这种规定比较笼统，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规定的复本量是3本。读者需求复杂多样，图书馆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馆藏情况、借阅情况、潜在需求等数据信息，适当调整订购复本数量，满足读者即时借阅需求。
4.2满足读者即时阅读需求
读者自主选购模式的启用，避免了传统读者荐购的局限性，更好地体现了信息获取的平等性。读者根据自身学习科研需要、自身知识结构完善、兴趣爱好、文化素养提升等需求进行现场选择图书，图书馆能够对部分读者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和及时满足[7]。
4.3满足读者个性化图书借阅需求
在开馆时间读者可以随时来新书借阅室阅读选购，图书馆积累读者采购和借阅信息，进而挖掘读者图书需求，实现图书馆、读者、书商三方的即时沟通，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借阅服务，实现图书馆读者需求的动态采购运行模式。
4.4加强学术性图书采购
参与自主选购的主体大多是学生，选购图书知识层面有限。为提高采购图书质量，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邀请各院系学科带头人、专业教师参与图书的采购工作，对其所选图书不查重，单独做典藏地处理，进行快速数据加工，每位教师选购图书转到各自所在院系资料室，方便教师使用，深受广大教师欢迎。
4.5提高文献利用率
PDA的核心理念就是以读者的需求为中心，以读者实际阅读行为作为图书购买依据，充分发挥图书时效性，采取先阅读后馆藏，拉近读者和书的距离，也体现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截至月31日，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的新书借阅室自主选购中，教师选购图书5，242册，学生选购图书5，585册，通过借阅室采购的图书利用率为100%。
5结语
读者自主选购模式是对图书馆传统采购模式的补充，是一种基于读者需求的全新馆藏建设模式。随着读者阅读习惯和方式的变化，高校图书馆要适时调整采购策略、选购标准、书商选择等，在现有招标采购流程下结合本馆馆藏特色及读者需求设计和实施读者自主选购方法和机制，平衡好读者个体需求与图书馆整体需求的关系，不断完善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实用性。
如何科学合理地采购印刷型外刊是当前图书馆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针对各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评价体系的工作，是期刊馆藏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依据和动力。
一、高校图书馆采购外刊评价体系的意义
（一）高校图书馆采购外刊评价体系的意义
外刊的品种丰富但是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图书馆都面临着经费紧缺的问题，多数高校都对外刊的订购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制定合理的期刊评价指标，为期刊的采购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优化馆藏期刊的体系结构，做出体现期刊存在价值的指标。并优化馆藏结构，使其能更大限度做出符合现代学科建设的需要评价体系。尽管多数图书馆都对期刊的采购进行了相应的评价，并架构了一些数学模型，但是仍然不符合图书馆的实践特征。国家对于期刊选购的指标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各高校图书馆的研究都十分分散独立的，各个学校制定的采购政策大都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全面的评价指标。
（二）高校图书馆采购外刊评价体系的现状
期刊价格的不断攀升和高校图书馆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高校图书馆的重要问题。期刊使用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期刊的使用数据作为订购和削减期刊的依据上。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isonger，在决定期刊采购的时候运用多重标准和指标，提出期刊的排序和影响因素也是期刊采购时所要考虑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各大高校加大了对全文数据库的数据引进，对原有的印刷型期刊的购置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对期刊的采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研究期刊采购的原则，来调整相应馆藏期刊，国内对于外文期刊的采购原则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对于外刊采购的策略。传统模式的期刊采购原则是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原则、系统和完整性原则的。在网络条件下的随着电子期刊的出现和引进，各大高校图书馆也要考虑相应的电子期刊资源的情况分析和研究。
在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评价体系的指标，主要考虑到外刊的质量和外刊的使用效率和学科结构及功能框架的研究，传统图书馆的期刊采购大多数是凭借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从事期刊采购的实践经验和一些交流反馈的信息来进行的，往往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所以期刊评价体系的决策模型的建立，就是为了这些问题而诞生的，对相应的标准进行量化分析和处理。[2]
二、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各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中，都会将要评价的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控制和管理，系统中是由各个集合因素的评价对象来确立的，这些因素被统称为综合评价指标，综合评价指标是一套能够全面反映所评价系统的总体目标和特征的，并且各指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指标集合。
（一）高校图书馆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分析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对期刊评价体系的指标建立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高校都是通过专业人员的推荐、期刊的购买量、期刊对教学的支持力度、期刊成本和在业界的影响力、期刊的稳定性和连载性是否良好来决定是否购买而进行评选的。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学活动和科研服务来提高相应服务质量的'。期刊也是如此，各高校图书馆购置期刊的偏重方向主要是由各学校内部的课程量来决定的，当学校内的课程设置发生变化时，期刊采购的偏重也要相应作出调整。各高校内的专业课程众多，除了对图书馆内的期刊采购除了从整体上进行统筹规划之外，还需要有重点的对期刊进行评测。[3]
而各高校内部的外文期刊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学校内部科研活动和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工作，所以外文期刊的采购主要还是服务研究生、硕士和博士以及专业性非常强的重点学科的人群。图书馆采购外文期刊还要从科研的角度分析外刊的购置方向，各学科专业所应用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大不相同，对于外文期刊的需求度也是大不相同的。期刊对于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的支持主要包括：国家级重点学科、实验室、研究项目和国家级研究项目等。
（二）高校图书馆外刊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
外文期刊的采购要考虑本图书馆内部读者的需求，由于外文期刊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根据各外刊的读者数量来作为参考，还要听取相关专业人士和专家的意见来评选期刊。经常使用外刊的专家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专家之外，专业人士还包括：重点专业负责人、研究生导师和科研人员以及图书馆管理员。
期刊的使用率一直是各高校图书馆对外文期刊评选的重要指标。主要是统计那些被本馆内经常阅读和使用的期刊种类，以及这些期刊的使用的频率。每个领域内都有影响力非常大的核心期刊，这些核心期刊是指那些文章质量和学术水平高，以及能够反映出本专业最前沿的技术水平的和科研成果的发展动态。[4]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
高校图书馆的采购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往往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德尔菲法是确定期刊采购评价体系的有效方法。
使用德尔菲法来确定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评价体系的具体流程是：确定目标、制定调查计划、确定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名单、发函、然后回收调查表进行分析、多次反馈之后综合处理调查结果、确定结构。
专家的选择是德尔菲法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德尔菲法的专家都必须具备非常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或者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购和馆藏业务的负责人等。
为了得到详细的影响期刊采购的评价指标，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来获得相应的内容，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研究目的、背景材料预先制定的采购期刊的评价指标。
（四）高校图书馆采购印刷型外刊指标体系权重
确定权重系数是综合评价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具体的确定方式是根据计算权数时根据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主观赋权法主要是专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通过判断得出的结论，这种方法使用较早，但是缺乏客观性。客观赋权法主要是依据各指标在评价单位中的相关信息数据来形成的，它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能力，所以此类方法的客观性是非常强的，但是计算方式太过复杂，不利于应用推广。
三、我国高校图书馆采购期刊评价综述
高校图书馆的评价体系的具体目标是用有限的资金，采购到最全面、最新的印刷型外文期刊。针对这个目标，要求采购人员应该根据高校图书馆的现有外文期刊情况，结合大学科研与教学的需求，设计合理化的评价体系。面对价格增长的外文期刊，更是对高校图书馆情报部门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力求在保留原有印刷型外文期刊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具有实用性的外文期刊，从而提高高校图书馆馆藏的系统性。这是一个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外文期刊采购原则
外文期刊的采购要符合高校自身的教学目标，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提高高校图书馆的全面性，从而建立较为完善的高校图书馆的评价体系。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采用实用性原则是外文期刊采购的基本原则。从高校图书馆自身的特点出发，引入文献的资源要根据当年的评选期刊指标来决定，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购评价体系的协调性。同时，有几方面是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注意的，对期刊质量的要求，是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期刊的基本要求，采购外文期刊目的在于转变高校自身的学风，丰富馆藏。因此要求从出版单位、文摘率来控制外文期刊的质量，方能保证高校图书馆评价体系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二）重视学科结构和功能框架
实用性是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期刊的第一原则。针对这个原则，需要相关采购人员能够综合分析期刊的利用率，从而增加外文期刊采购的科学性，从数据中选择较为实用的外文期刊丰富高校图书馆馆藏。除此之外，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刊物还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要根据高校本身的学科设置来选择合适的文献。专家的推荐是提高高校图书馆协调性的重要途径，通过举办相应讲座，开展专家听取会，能够提高外文期刊采购的合理性，从实际情况出发，避免外文期刊的重复问题，并筛选出核心的期刊进行重点的评价工作。
（三）期刊选订的决策模型
选订期刊应该具有一定的计划性。为了摆脱数据的片面性，相关工作人员在前期应该做一个量化分析，经过长期的调查，能够使期刊的选订更具科学化。缺乏计划性也恰恰是高校图书馆评价体系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评价指标方面，过于简单与抽象，会造成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购工作流于表面，甚至陷入僵化的局面。因此要求从实际出发，将外文期刊的采购工作尽量具体化，并且外部信息也是避免决策事物的有效途径，根据使用率、价格的变动情况，从而提高高校图书馆全面的评价指标。
四、结束语
外文期刊在高校图书馆的评选问题一直是图书馆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各高校图书馆如何采用正确、合理的方法来评选相应的期刊，对于提高读者的对期刊的使用率和节约经费、提升期刊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
经济管理涉及到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等很多学科的知识，有一定的综合性，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经济管理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内涵丰富，对于当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将传统思想应用于当代经济管理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概述，并分析了其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
经济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只有将经济管理作为重点，才能有效控制企业内部经济，在开展各类经济活动时才能有效控制资金，将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以往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总结，有利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促进企业顺利发展，当代经济管理实践中，应该充分吸取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传统经济管理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家国同构”，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可以说农业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我国古代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国家经济管理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式，在封建君主制度的影响下，社会中的经济管理结构的核心都是亲缘，结构中有着明显的家族意识。其次管理思想中明显重农抑商，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当时社会中的.经济核心是农业，另一方面，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价值观中都表现出明显的重农抑商，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是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对经济管理产生了一定的教化作用，提倡“人人平等”，要求社会中的所有人“均贫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1]。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一)对当代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仍旧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仍旧是国家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因此，政府必须将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由于古代发展社会经济中一直将农业作为根本，因此小农意识比较强烈，体现出明显的 “中庸思想”，发展过程中较为保守，这种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就表现出明显的弊端，缺乏大胆创新，因此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应该在原本求稳的基础上敢于创新，用科学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作为指导，促进农业经济稳健、快速发展[2]。
(二)对供求活动的启示
供求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有需求才有供应，商品才能流通，社会经济才能实现发展，经济管理活动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供求活动的开展，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对物品分配进行管理，还要对物品消费进行管理。社会分工会受到社会背景以及经济条件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管理供求活动时不能将精力放在某个点上，而是要放在整体布局上，使经济产业结构保持平衡。总而言之，就是要对供求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全程管理，包括生产全过程和流通全过程，突破模式化的束缚，维持供求关系的稳定，促进当代经济健康发展。
(三)对货币金融的影响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一般将价格管理作为货币金融管理中的重点，政府会对金融货币制定官方价格，例如，在古代社会中，人们会将谷米当做基本的价格单位，这也是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出现了，经济交易中都将货币作为基本单位，贷款以及利息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应运而生。
(四)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旨在从中吸取经验，为当代社会经济管理实践做出正确引导。企业经济管理是当代社会管理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作为基础，并结合现代企业管理的特征对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也就是说，无论现代企业管理做出何种方式的创新，其都没有真正脱离传统经济管理思想。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革，科学技术为管理思想的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新的经济形势也为现代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要想在这种形式下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吸取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同时有效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升自身经济管理水平。
三、总结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形势有关，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当代经济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应该将传统思想中的精髓与现代社会经济形势有效结合起来，不断提升现代经济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李俊鹏,颜娟.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启示[J].商业时代,，10(12)14:111-112.
[2]杨琳.浅议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影响[J].现代商业,2014，13(15)23:74-75.
[3]贾成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改革与开放,，11(13)10:59-60.
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及启示经济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发达国家，这个转变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在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最先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美国所淘汰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将其转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经过10—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也经历了一个缩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向外部打开了大门，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商前来投资，使亚洲四小龙及美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了地域广泛、劳动力丰富而价格低廉的我国沿海地区。至今这种转移仍在不同层次上继续着并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加入WTO后， 我国成为世界上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外商投资中有近三分之二是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较集中的领域，在制造业的投资中，外商大量投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加工组装生产环节。我国制造业优势的提升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维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
一、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特点
（一）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等重要指标逐步下降
根据发达国家、后起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工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其共同特点包括：（1）农业劳动力比重降至30％以下且绝对量已开始减少以上，农产品商品率上升到70％以上，农户开始了企业化经营。（2）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35％以下，人口城市化比重上升到55％左右。（3）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15％左右，对国民经济的积累作用已大为降低。无论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日本、中国台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均具备了以上三个特点。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大陆无论是农业人口比重，还是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大大高于产业转移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转移。
世界经济曾掀起四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的浪潮，使发达国家和东亚各国逐步卷入这一浪潮。战后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每次参与的国家及地区传递、调整的内容不同，因而自然地形成整体范围不断扩大，并呈现多层次追赶的整体性转移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因而首先拉开了产业转移的序幕，成为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中的主角，并带动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进入60年代，日本已和美国一起，充当第二次结构调整和传递浪潮的主角，并且之后日本一直在东亚充当结构调整和传递的发源地，对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结构调整及其连锁变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7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结构调整和转移浪潮中开始充当中介和“二传手”的角色，既吸纳日、美转移出来的产业，又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这种作用不仅得到强化，而且越来越具有部分替代日、美的作用，直接推进东亚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在战后掀起的国际性产业转移和传递浪潮中，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东亚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作为转移、传递源头的日、美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存在能及时吸纳其历次调整中转移出来产业的国家及地区，否则难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日、美转移出来产业所造成的该产业国际市场空缺等，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产业结构走向高度化的重要因素。同样，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要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其转移出来的产业也必须存在能及时吸纳的国家，反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如不让出部分轻纺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调整就会遇到困难。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使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之间得以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转移。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过程中，主导产业转移和更替不同步
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轨迹和结构转换的时间与形态呈现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中出现的主导产业或重点发展工业的更替状况非同步现象（见下表）。
表1 后发达国家及地区20世纪不同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演进的过程和重点发展的工业
由上表可知，不同国家不仅在不同时期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进出现不同的重点发展工业，而且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重点发展工业内容也是明显不同的。这种结构演进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的是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和更替的非同步性。
（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国际性波动和连锁型变动的模式转移
从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转移的历史可以看出，美、日发达国家不断通过产业调整，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四小龙”进而向东盟国家转移，而“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引进并转移自身的结构，由此追赶比本国处在更高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这样一个动态的国际性波动和结构的连锁型变动成为目前国际性产业结构转移模式的重要特征。这种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结构，随着东亚区域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内部各层次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追赶的发展机制。美、日首先把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而亚洲“四小龙”在该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追赶美、日；接着美、日把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传递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亚洲“四小龙”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给东盟国家，美、日也把部分尚未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给东盟国家。这样亚洲“四小龙”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追赶美、日，而东盟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追赶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已在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展开与美、日的激烈竞争；并已开始大量吸纳美、日的微电子等高科技投资，而且在这些领域追赶美、日；同时也将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化工、机械等转移到东盟和中国大陆。因此，在欧、美、日及东亚各产业结构体之间展开的这种多层次追赶和产业转移，使得国际性产业结构整体呈现出连锁型变化的特征。
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
（一）人类劳动器官由体力到脑力的延伸是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客观因素
人类躯体本身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增强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必须使劳动器官得到延伸。劳动器官的延伸，首先是体力的延伸，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被发明创造出来。接着制造工具的工具——各种机器也逐渐出现，人类体力的延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体力劳动在主要生产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替代。在体力得到延伸的同时，人们也考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计算机的发明，首先使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智能型工具的出现，又开始在向更深地替代脑力劳动进军。
劳动器官的如此延伸轨迹，使得人们付出的劳动比例中，体力劳动的比例越来越低，而脑力劳动的比例则越来越高。据统计分析，在低机械化程度的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9∶1，在中等机械化程度的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6∶4，在全盘自动化条件下，生产中体脑劳动支出比为1∶9。与劳动器官延伸相对应，在早期使用简单工具的阶段，体力劳动在生产进程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主要的产业仍然依赖于劳动力要素，因此，反映为在此经济发展阶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类体力延伸的深化，开始进入了机器生产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对体力的使用逐渐减少，而对机器的依赖程度则逐渐增加。而机器等生产资料则都可表现为“资本”。因此，按对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而言，代表此阶段主要的产业也都逐步进入了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阶段；随着劳动器官从体力延伸向脑力延伸的转移，生产过程中对体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而对脑力劳动的要求则有所提高。人类生产过程对脑力劳动依赖度的提高，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极大发展，这就使发达国家先进入了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时代。
（二）产业生命周期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轨迹
产业生命周期是指某一产业的动态转移进程，对于一定历史时期或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任何一个产业均经历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基本阶段，直至被经济中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的产业所替代的过程，这一进程即是产业发展过程。产业发展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第一，产业形成期。这是新产业刚刚形成时期，产业增长较快。第二，产业成长期。在初步形成之后，就进入了产业成长期。这是新产业快速增长的时期，增长速度达到顶峰。产业成长表现为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比重上升等特征。第三，产业成熟期。成熟期的典型特征是产业发展在此阶段的速度将大大放慢，相比之下，在产业形成期或成长期的速度则较快。第四，产业衰退期。一个产业经历了成熟期之后必将进入产业衰退期，从而促进新一轮的产业发展。
（三）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整个产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必然联系。发达国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与发展中国家发生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投资，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成长起与发达国家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不同的重合产业部门，因此，发达国家在这些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丧失，不得不将这些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这些部门的出口产品在它们整个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就会下降。工业化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轻纺工业部门（主要是英国），最先进行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是轻纺工业部门，工业制成品中出口比重最先下降的是轻纺工业部门。这类部门先从英国扩散到欧洲、美洲，继而扩散到日本、印度、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散到东亚“四小龙”，70年代后扩散到东南亚国家。因此，工业化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趣现象：轻纺工业出口比重下降之时，正是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比重上升之际。之所以出现这种规律，是因为轻纺工业的转移需要更多的纺织机械设备和其它轻工业机械设备，以及由它的后向联系所引起的钢铁冶金工业设备和由它的前向联系引起的运输机械设备。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最终产品带动中间产品，消费品带动资本品，投资带动贸易的基本道理。随着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的迅速增长，新一轮的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也就开始了，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必然注意产业创新，用更新的技术装备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部门，由此自动化电子设备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生产家用电器设备和电子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高新技术产业群也就应运而生。人类工业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发达国家创造出新的产业，通过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不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
（四）技术进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推动力
在工业内部，技术进步也是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力量，无论是重化工业化、深加工度化还是知识技术集约化，从根本上说都是技术进步造成的.。具体来说：一是为适应新能源的出现而进行的设备更新和新能源的利用，导致冶铁业、采煤业和早期机器制造业的兴起。19世纪，随着电力部门的建立，各种电力和机械部门相继产生。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导致了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蓬勃发展。二是随着能源利用的转移，一些新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普遍采用，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以电力使用为例，电力机械取代了笨重的蒸汽机驱动的各种机械；而电机的发明，则推动了汽车、飞机和拖拉机制造业的兴起。三是能源利用的转移，新生产工艺的采用，为原有产业的改造提供了可能。如电力使用所带来的电力机械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为轻纺工业、采矿业、冶金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改造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和物质保证。
从深层次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机理就在于它导致了不同产业生产效率上升速率的差异。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快的产业，生产效率上升快，反之则慢。生产效率上升快意味着投入减少、成本降低、收益增加的速度加快。各产业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产生资源移动。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生产效率上升的差异表现为重工业比轻工业高，加工工业比原材料工业高，新兴产业比传统产业高，所以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趋势。
（五）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个国家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科学地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制定出相应的扶植政策，就能够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循着高度化的方向演进，并大大缩短这一演进过程的周期。如果缺乏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和产业结构内在机制自发地演变，产业转移将会十分漫长。例如，英国的产业转移基本上靠内在机制作用，工业化花费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曾是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沉沦，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造成这种停滞状态的原因，是英国受到了后起的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迅速追赶上来的威胁。如果英国尽早将产业结构的重心转移到机械工业上，是可能阻止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的。而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依靠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用，科学选择和优选发展重点产业，在重点产业的推动下，只用二三十年就使产业结构进入高度化阶段，并使日本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时间上看，英国经济从1783年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实现工业现代化，大约用了150年，在此期间完成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移；法国产业转移的过程与英国大体相似，它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起飞，到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轻纺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三次重大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工业化。由于韩国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经过几年的恢复期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可见政府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
三、借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国际经验，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历史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超越式的产业发展道路。认为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情况一样，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在这种情形下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方面使劳动力不能得到很好利用，失业加剧，另一方面也不能为经济发展积累足够的资本，优先发展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因资本和技术的瓶颈制约而无法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反，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严格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地发展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充分的国际优势；70年代中期后，劳动力利用已较充分，相应地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同时国内资本经过不断积累已有一定规模，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结果取得了产业演进的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我国目前工业化尚处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长时期内将占据主要地位，如果人为超越这一阶段，片面追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可能出现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又过早丧失的被动局面。同时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相当部分劳动仍然无法被技术取代，即使取代，对于资本短缺，而劳动成本相对低的发展中国家，使用技术的成本往往高于使用劳动的成本。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位仍然不可替代，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次国际产业大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分工，大力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选择政府干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模式
在没有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下，英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进程，才完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和调整。随后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和除英国外的欧洲其它国家选择一种由政府干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模式，完成产业转移的进程明显加快。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和升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7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的积极干预，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才获得经济腾飞的机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包括引进外资、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为此，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程中，政府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一是确定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二是确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领域，协调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
（三）政府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西方发达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调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政府通过制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尤其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日本政府不但制订科学的产业政策，鼓励民间投资，还致力于制度供给；为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更多的企业家诞生等创造条件。法国和德国政府，一方面提供技术、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制定税收、法律、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引导和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法国、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需要制定配套政策和利用WTO规则。在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方面， 要建立“就业补贴”和“研究与开发补贴”制度，建立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确定贷款的主渠道；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容易受到各种贸易壁垒限制，因此，政府要收集并学习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检疫标准、认证制度的变更情况以及商品的特殊技术要求，制定对策，保障产品顺利打入国际市场，在反倾销方面，对企业起诉和应诉进行法律指导，经费支持，推进《反倾销法》和《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的宣传、学习和实施，在必要时采取对应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建立健全出口企业的行业性商会组织和法律援助机制。
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及启示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支出 绩效考评 制度 启示
论文摘要: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在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学习和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也正在逐步确立。在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公共支出改革成为关键的一环。如何改变我国目前财政支出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做法,如何消除财政支出中“缺位”与“越位”现象的存在,控制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在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控制财政支出总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以澳大利亚推行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为例,说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在支出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介绍
(一)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基本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着,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范围大大扩展,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直线上升,导致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一些州政府日益受到高额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为摆脱这种状况,提高公共财政预算的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财政年度开始酝酿推行以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为核心的公共支出预算改革,~财政年度正式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范围侧重于政府部门内部,考评的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效果、影响和管理等方面。绩效考评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结果和产出框架(TheOutcomes&OutputsFramework),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决策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考评工作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部门绩效考评、项目考评、其他考评和绩效审计。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由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OFA)负责。
(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具体实施步骤
1,制定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第一步是制定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发展目标,也是各部门的绩效规划。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是编制部门预算和年度绩效计划的重要依据,由政府内阁、财政部和政府各部门共同制定。内容主要包括:确定部门的职责和最终发展目标;评估完成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技术;考虑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等等。
2.编制年度绩效计划,设计绩效考评指标。政府各部门根据其事业发展目标来编制年度绩效计划。年度绩效计划与部门预算是紧密联系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本年度可具体、量化的绩效目标;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策略、方式和过程等;绩效目标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的关系;机构内部管理目标(人力培训等);影响目标完成的各种潜在因素;绩效考评的时间和形式安排;等等。
由于公共支出目的的特殊性以及效益取得受多重因素影响,使得不能简单衡量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直接考评公共支出效益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设计了一套绩效考评指标,用来衡量政府部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效率的高低。绩效考评指标是依据之前制定的部门绩效目标来设计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部门事业发展目标(outcomes)绩效指标。主要是考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有效性的指标;(2)部门产出(outputs)绩效指标。主要用来反映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价格和质量。产出指标由联邦专款(administered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联邦专款的分配使用情况)和部门基本支出(departmental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部门基本支出的使用情况)两部分组成。
3。编制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政府各部门都要编写并提交本部门的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以提供绩效考评的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本年度计划绩效指标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与以往年度绩效指标实现情况的比较;对未实现的绩效目标的说明及补救措施;对年度绩效计划的评价;对不可行的绩效目标的调整建议;说明报告中提供的绩效信息的质量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开展绩效考评,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澳大利亚议会和财政部负责政府各部门公共支出绩效的考评工作。先由财政部对各部门提交的绩效考评报告进行审核,再报议会审议通过。考评的内容主要是: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绩效目标的完成与所使用的资源是否匹配;各项支出的合理性;绩效信息的可信度以及考评方法的科学性;等等。考评结果会反馈给各部门,并将作为下一财政年度战略目标和预算安排的参考。
5.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是由审计部门对政府各部门工作和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经常性的审计监督,分为效率审计和项目绩效审计两种类型。其中效率审计主要检查个人或机构履行职能或开展活动的程序,以及评价活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绩效审计的范围比效率审计要窄,只评估联邦机构在管理方面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主要考虑项目和个人的管理职能。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政府的绩效审计工作。
(三)对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几点评价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推行以来,对于控制政府开支、提高公共支出的分配和使用效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考察其实施情况,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首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做到有法可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公共部门领域的相关法律,如19的《劳工关系法》、的《预算报表诚信法》、19的《公共服务法》;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新的法案以取代旧的法律框架,如以《财务管理和诚信法》、《审计总法》等取代了原来的《审计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公共支出的效益评价工作一开始就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为考核公共支出效益提供了可行性。绩效指标在部门事业发展目标、资源
配置和部门产出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它将原来较为抽象的绩效目标变得具体化和可操作化,通过考核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就可以实现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
再次,澳大利亚的审计法确立了审计长的独立地位,审计署是一个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议会的机构,避免了绩效审计工作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保证了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在澳大利亚还尚属探索阶段,因此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考评工作的主体基本以各个部门为主,而缺乏对各部门总体支出效益的评价,因而无法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政府部门支出结构的宏观调整。
其次,考评结果还未能更好地参与预算分配工作的进行。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努力建立将考评结果与预算分配联系起来的预算制度,但目前仍有许多部门并不重视考评结果的使用,在制定部门预算、分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考评结果。
二、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对我国公共支出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与财政收入改革相比,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明显滞后。财政支出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收轻支、轻视支出效率和预算约束软化等弊端有关。因此,加快公共支出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在整个公共支出改革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控制我国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通过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事业与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和规模联系起来,改变过去各级政府部门年年与财政争资金、争指标,讨价还价,以及给多少花多少、支出不计成本的做法,使政府各部门切实树立起“效益”的观念,科学界定公共支出的范围,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益,以控制我国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2.有利于深化我国的预算改革。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改革已基本到位,下一步应该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绩效预算,以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绩效预算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绩效”观念引入到预算核定中来。财政部门可以依据往年绩效考评的结果,来评估“绩效”与“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核定部门实现其职能和事业所需的预算规模。彻底改变过去重分配、轻绩效以及预算核定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的弊端,提高预算核定的科学性,进一步深化预算改革。
3.有利于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强化公共支出监督。以往公众只能了解到某些政府部门得到的财政拨款数量,而对于一个部门是如何使用财政资金来实现其职能,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等情况无从知晓。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使各部门的支出与“绩效”挂钩,部门的年度绩效计划要能够反映该部门某一年度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并且通过年终绩效考评,将部门的绩效计划执行情况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公众不仅可以因此了解政府部门的行政过程、资金的投人数量和使用情况,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部门的工作绩效以及同一部门不同年度的绩效,充分了解和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有效性,从而使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得到提高。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首先,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需要我国政府介入的领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广得多,政府的公共支出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公共支出的范围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广。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进程,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研究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所需解决的制度建设与方法体系方面的许多问题。另外,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阶段、分步骤来进行。首先可以选择在一些单位进行项目绩效考评的尝试,取得一定经验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将这些单位作为部门绩效考评的试点,等具备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行。
2.加快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在我国,对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作为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基本技术手段,绩效评价体系是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因此,现阶段必须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应由基本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信息体系等要素组成:
第一,基本原则。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系统原则。公共支出涉及范围广泛并各有差异,决定了公共支出效益的衡量比较复杂,既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包括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还有间接效益和直接效益等,这就要求必须对上述各种要素综合考虑、全面衡量,从中得出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2)多样性原则。公共支出包括从生产建设、行政管理到科教文卫、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其绩效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这就要求在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进行评价时,除了遵循基本的标准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各自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价。(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由于公共支出性质的复杂性,单纯使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来进行支出效益的评价,很难得到准确、公正的结果,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应采用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因事、因时而制宜。
第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在设计评价指标时,既要考虑经济指标,还要考虑社会指标。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依照科学性、总体性、通用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类型,可以分为专款绩效指标、基本支出绩效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行为主体,则可以分为部门绩效指标、单位绩效指标以及项目绩效指标。
第三,评价标准体系的设计。评价标准是评价工作的标准和准绳,它直接决定了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公正。评价标准应该以国家法规、政策为依据,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通用可比、易于操作、普遍使用与差别对待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标准还应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匹配,合理划分标准类别。
第四,信息体系的建立。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需要充分掌握各个部门、各种类型投入产出方面的信息。澳大利亚对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前提,就是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建立起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数据库,为评价工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我们应充分学习澳大利亚在信息获取、汇总、转换和分析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财政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立起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信息支持系统。
3.将事业发展目标纳入部门预算。事业发展目标代表着部门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部门预算编制中的突出问题是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体现不够明确,预算编制带有明显的经验决策的色彩,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应该达到的标准之间尚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在部门预算中添加事业发展目标的内容,将资金的供给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相联系,保证资金的使用和各项业务的开展都紧紧围绕事业发展目标来安排,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部门顺利实现其职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
4.在部门工作中增加年度绩效报告的内容。要求各部门在编制决算的同时,还必须编制年度绩效报告,以说明部门年度事业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相关信息的提供等。年度绩效报告应该提交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全国人大通过,还应定时向社会公布。
5.开展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是说明公共支出全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绩效审计,将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也有利于加强财政支出的管理和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因此,绩效审计是我国审计机关需要开展的审计形式,应该将其纳入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内容。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开展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的审计,这种由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主管部门等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监督评价体系和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国有企业成本控制的技术探底与实践经济论文
一前言
1995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任命我为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总裁。从那时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认真遵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狠抓管理,拓展国际业务,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针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成本管理这一突出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现就这一探索试作一剖析,希望这种剖析于我个人、于其他国有企业管理者都能有所裨益。
二背景描述
1995年当我来到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时,深圳机场已经正式投入运作4年,公司无论在民航运输主业还是在多元化经营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各项指标都有了显着增长。
从深圳机场内部看,在民航运输主业方面,深圳机场三年迈出三大步,旅客吞吐量、货邮行吞吐量、航空器起降架次高速增长,综合指标评定已跻身全国第五大繁忙空港之列。由于深圳这个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珠江三角洲众多机场的迅猛发展,深圳机场的主业生产在今后已很难再有象1992-1995年那样的突飞猛进。在多种经营方面,与民航运输主业相关的业务例如客货销售代理、广告等,在1992-1995年都伴随着深圳机场的发展而有了显着的进步,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995年以后民航运输业务发展渐趋稳定,也自然使这些相关业务难以再次出现高增长走势。而且,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深圳机场的多种经营开始受到了较强冲击,例如旅游、开发、投资等业务开展得不理想,不单是难以出现迅猛的发展势头,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整个集团公司发展的包袱。因此,深圳机场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转变经营战略,实现利润的重点不得不从高速发展转到稳步增长和内部挖潜上来。
从深圳机场(集团)公司的外部环境看,党的十五大以后,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成了关键,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论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民航界,狠抓这两个根本性转变都成为各自的中心工作。因此,不管是从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内部发展的现状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集约型经营成为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内部挖潜成为了增加利润的重要手段,而成本控制正是有效地实行内部挖潜、实现集约型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提出对策
我在详细了解了机场业务运作的前提下,召集集团领导一班人认真分析全公司的业务情况,研究“增收节支”的具体措施,首先在领导中统一思想。针对企业非生产性开支及生产性开支过高的状况,决定在节约开支、降低成本等方面入手,我明确提出:结合集团中心工作,首先要精简机构、优化人员、合理划分业务职责、理顺业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1996年我的第一项举措即是精简管理层,将集团机关由市内搬回机场,取消管理中间环节。经过机构、人员重组,解决了管理重叠和多层次问题,不仅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在成本控制上也获得很好效果。之后,为加大费用控制力度,我要求各部门不仅要完善规章,而且要引进监督制约机制,实施“归口管理,分工协作,层层把关,互相监督”,我要求各级领导带头遵章守纪,对于日常费用控制必须从严掌握。1996年随着各项举措的相继出台与实施,为公司节省行政支出近千万元。
回顾1996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机场经营规模下,一定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成本支出,而且这个成本支出较目前实际成本应有一个相当大差距,然而要想找到这个理想的成本支出点并非易事。众所周知,民航属于交通运输行业,其企业产品是一种“服务”,而并非象“邯钢”生产出的产品那样直观,如何采用科学手段去控制生产这种服务型产品所支出的成本?我结合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采用“成本逐年减成定位法”,利用滚动循环去寻找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成本支出的比较理想点。
首先:我要求公司各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人事、财务、国有资产部深入实际调研摸底,除取消一些不合理支出外,根据实际将1997年的计划成本点定位在1996年实际成本支出的90%的位置,即较1996年支出下降10%,将通讯费、维修费、车辆管理、油耗、水电费、办公用品费、低值易耗品等费用,相应下降10%,分季度核定之后下达到各业务部门,并明确要求凡无故超出计划指标者,自行承担超计划费用,节余者,从节约费用中提出一定比例予以奖励。
第二步:各业务部门尽可能地将成本费用做进一步分解,落实到每位员工,强调超支处罚,节支奖励。
第三步:职能部门按照季度逐项进行跟踪考核控制。
1997年,公司各项业务不断扩大,荣获多项殊荣,企业效益突飞猛进,而那些可控费用非但未超出计划,而且各部门在承
包指标上还有不同程度的节余,这一举措较1996年又为公司节约近600万元行政办公支出。于是,我将节余部分的'20%拿出来奖励广大员工,使员工分享到节约带来的实惠。
从1996、1997年的成本控制实践中,我体会到,成本控制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好坏,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节省一分钱好比赚得一分钱”,话虽好讲,但要想将其运用到企业成本管理中产生作用,那需要企业领导坚定的决心和勇气,需要企业中每位员工的参与,需要有科学地测算,滚动式的、准确的动态管理,再加上具有激励作用的分配方式等,使中层干部管理意识得到加强,控制指标下达之后,干部们更加大胆地实施管理,员工们更加理解并能积极配合管理,服从管理,而集团领导在宏观控制方面更扎实有效。
1998年,根据详细的测算,我又不失时机地将1998年各项业务费用指标在1997年实际发生的基础上平均下降8%,核定各项费用标准后下达到各个部门,企业上下逐渐形成全员参与节约成本的新局面。我充分相信,在全集团共同努力下,企业经营的成本之底──成本支出比较理想点一定能被找到,企业的成本支出一定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从理论上讲,从事任何一项生产或经营活动都存在着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本支出,然而要找到这个比较理想的成本支出并非易事。私营企业总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支出,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成本控制上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实用的。在公有制形式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归属于国家,在经营方面,除了依靠相应的法律法规、经营指标加以限制之外,更多的需要企业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有坚定的信念去保护国有资产,使之增值。因此最大限度地“增收节支”是摆在每位国企管理者面前重大课题,对于国有资产主体──国家而言,如何使一个亏损的企业不再亏,如何通过加大管理力度使企业能够更多地获利?这些都是国企经营管理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几年来,通过采取成本探底理论反复实践,企业形成了全员参与的降低消耗的新气象,因为采取目标与激励相结合的管理手段,有效地控制了成本。“管理者敢管,员工们服从”于是产生了较为理想结果,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这是“探底理论”较好地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理论探底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理想点渐近的过程。而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支出相应的成本,否则将无法实现企业正常运转。由此可见,“比较理想成本底限”实际上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找到或是接近这个“底限”,是“探底理论”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经过分析比较,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如下假设:
当某项费用支出经过反复压缩调整达到一个点位,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成本支出点即是该项费用在目前生产经营规模下的比较理想成本点,理想成本点特征如下:
一、通过周密调研和不断循环跟进才到达的成本点。
二、辅助以完善的规章制度,优化精简的构架和办事的高效率。
三、从激励机制的效果来看,已达到相对的不奖不罚的平衡点位;在滚动循环过程中,由于主观假设的偏差,肯定会有一个超出计划成本点的实际成本支出点,而为此管理者和相关员工将共同承担超出的成本费用。
四、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根据成本超出的幅度适当上调成本指标,再经过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比较理想成本点即将出现。
四具体操作举例
(一)选择可变费用进行分析,了解影响该项费用的各种因素。在此,我们仅选定集团本部和机关通讯费用作为分析目标。
(二)结合以往该项费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该项费用与生产业务量变化的关系,确定本目标阶段降低成本的幅度。设定1995年通讯费用为100万元,1996年拟降低10%,即1996年计划数90万元。
(三)第一个PDCA循环,即将此目标成本根据1995年实际发生,按比例分解到各部门,实行全面控制,并明确奖惩制度。
(四)1996年度结束后,经过全员努力,结果实际发生通讯费用设定为80万元,较计划下降了10万元,按年初计划将所节约的10万元的20%作为奖励。
(五)进入第二个PDCA循环,即:1997年在制订通讯费用时,根据1996年实际发生费用下降5%,即从80万元降到76万元,制订目标后层层分解下去。
(六)年底假设使用为75万元,又节省1万元,奖励。而由此可见,实际消耗与计划相距甚近,可以说,距理想成本点已不远。
(七)进入第三个PDCA循环,即:1998年制订通讯费用标准时,按照73万元订计划,并分解下去。
(八)年底将有一个实际发生值,如超出73万元,则超出部分中一部分需由员工从自身浮动工资中支付,作为罚金。如果当超出金额所占计划总额比例在总费用的1-2%左右时,可认定该点即为比较理想成本点。
五理论依据
上述做法基于以下理论依据:
(一)成本控制理论:其依据是西方经济学中已经较为成熟的理论──成本控制的理论极限法,具体如下:
任何一个经营单位为维持其经营的正常运转而付出的最低成本费用支出(不考虑特殊现状),即是理论极限成本。这个极限存在的前提条件是:
1、架构最精简。
2、人员最优化。
3、业务流程最合理。
4、运作效率较(最)高。
因此,理论极限成本与实际成本支出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差值,这个差值即是我们希望节约的目标值,这个目标值的节约完成程度,应作为考核奖惩的依据。
(二)管理学理论依据:
1、目标管理理论(美国着名管理学家提出)
目标管理,是指先由企业制订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期望达到的总目标,然后由各部门和全体员工根据企业总目标的要求,制订出各自的分目标,并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管理方法。
2、PDCA循环法:
P─计划;D─执行;C─检查;A─处理。经过设定一个计划目标,立即进入执行过程中,之后是跟踪检查,直至将检查结果反馈于计划目标中进行调整,进入下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不断在运动中渐渐向目标靠近的方法,起初多用于质量控制当中。
(三)激励理论:
为实现成本控制这一目标,必须形成一种全员参与的局面,同时,奖惩机制即激励机制必须健全,促成全员非但必须而且是积极地参与。根据不同的需求设定不同的激励方式,例如,对于普通员工的激励可以采用奖罚浮动工资的办法实现激励,对于中层领导则以业绩的考核为主,辅助以精神鼓励和一定的物质奖励办法。即基层的物质性奖罚居多,而中高层则以精神鼓励荣誉为主。
六制度保证
设定了成本控制目标后,我们还应采取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
(一)教育广大干部员工树立“节支即增收”的观念,强化成本观念,使大家有“人人当家理财,处处精打细算”的良好风气。
(二)严格规章制度,令行禁止,切切实实贯彻目标成本责任制。
(三)根据成本费用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法,例如,公关接待费用不是由全体员工共同控制使用的费用,因此,要针对这一特点重点控制好少部分人对费用的使用,尤其要注意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以此来较好地控制费用。
(四)抓住考核这一关键环节,严格质量考核,贯彻质量否决权原则,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加大成本管理。
(五)建立成本分析制度和成本汇报制度,使成本分析日益走上科学化的轨道,并使好的成本控制方法能在公司范围得到广泛使用。
(六)科学地处理好奖罚关系,制订灵活的分配办法,使成本控制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联,提高员工参与成本控制的积极性。
七贯彻结果
在两年多的实践中,尽管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尽管我们的实践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也尝到了成本控制的甜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成本控制意识已蔚然成风,“节支即增收”的观念深入人心,公司上下形成了“向降低成本要效益”的良好风尚。
(二)在民航运输主业和多种经营业务已趋平稳发展的1996-1997年,尽管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尽管承担了耗资巨大的第二候机楼的建设,由于狠抓成本控制,深圳机场(集团)公司仍保持了利润的明显增长,各项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
:请记住我站域名(三)由于抓住了降低成本这个关键点,我们在狠抓“两个转变”的进程中也取得了显着成绩。我们以降低成本为中心,以点带面地全面深化企业内部改革,逐步构筑起大财务、大人事、大资产的“三大”管理体系,健全了企业经营机制,改善了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了企业素质,使集团资产负债率由1995年的72%下降至1997年的60%,为公司的全面走向良性循环轨道,特别是股份制公司的成功上市奠定了基础。
结束语
我到深圳机场(集团)公司这两年多时间里,作为一名国有企业产权代表,我不仅积极致力于企业创造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分析企业实际,在企业成本管理与控制上大作文章,作好文章,利用行政、技术等手段,克服重重阻力,承受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坚持不懈地全方位地向企业经营的比较理想成本点渐近,利用成本理论外延至企业的人事、财务和资产管理当中,一改粗放型经营为集约型经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政齐抓共管,使员工成本控制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将对员工的激励与成本管理科学有机地结合,达到全员参与共同管理的目标。
诚然,在实践中我清楚地看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企业真正能够以市场为导向,真正能够行使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权力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在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并不能说企业从此就可高枕无忧、坐享其成了,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然要靠企业领导人对国有资产高度负责的精神,靠企业领导人坚定的信念、靠管理者的科学决策与管理、靠全员的用心参与和真抓实干,等等这些,都给企业党政领导人提出了更多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在此,我愿以此文中管窥之见与大家共同交流和学习,以期为国有企业之发展探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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