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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教神话的历史文化特征论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陆续对国外先进医院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各级医院均开始实行企业化运作。因此,如何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在现代医院管理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且只有全院上下统一认识,才能保证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本文就对当前医院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对策作些探讨。
论文关键词:医院内部 控制
一、当前医院内部控制的现状
医院内部控制不同于传统的一般牵制或经济责任绩效核算,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活动全方位的控制,是一整套相互监督、制约、联系的控制方法。
目前,我国医院的内部控制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不健全。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医院经济管理意识淡薄,对内部控制制度不重视,许多医院没有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有些医院虽然建立了,但内容不完善或不合理。
2、医院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有些医院虽然建立较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或执行效果不好。主要原因是医院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人员的责任感不强,领导管理意识淡薄,不按内部控制制度来管理医院,造成制度落而不实,形成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状况。国有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比民营医院要健全,国有大、中型医院比小型医院要健全,但民营医院的内部控制比国有医院执行得要好。
从内部控制制度内容来看,主要存在四种突出的现象：
1、记帐人员、保管人员、经济业务决策人员及经办人员没有很好的分离制约,存在出纳兼复核、采购兼保管的现象。2、重大事项决策和执行没有很好的分离制约,存在“重大”无标准,“决策”无民主的现象。3、财产清查没有形成制度,清查期限、清查程序不明确。4、内部审计没有形成制度化,该设内审机构的不设,该配备专职或兼职内审人员的不配置。
二、加强医院内部控制的对策
1、建立完善的医院内部控制制度
1.1建立授权批准控制体系
首先,单位领导应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特色,认真制定一套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从院长到财务科长及财务工作人员,层层把关,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杜绝。大额的经常性开支,由主管院长和财务科长审批签字;对重要项目决策及大额资金的使用,需上院务会集体研究决定;对大型的医疗设备购置,需参加竞标、实地考察后,才能签订合同予以购置。对卫生材料及其他用品的采购需求,由各科室做计划上报批准后,由采购人员统一购买,以杜绝浪费资源。
其次,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会计人员应及时更新知识,提高操作能力,并应安排会计人员经常参加专业知识培训,使他们能够分析内部控制制度作用弱化的原因以及找出薄弱环节,为医院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献计献策,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各职能部门因岗设人,责任到位,以防止挪用公款、错蔽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应发挥社会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价,并授予审计部门一定权力,为改进内控制度提供建设性意见。
1.2建立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的`缺失,是造成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单位内部应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有效地行使其监督权。强化内控,加强内部审计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将内部审计工作的重点,在时间上从事后审计转向事中、事前审计;将从查处违规违纪审计转向内控制度审计和绩效审计,理顺资金运行管理机制。对本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使内部控制和内部监督达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要求,充分发挥内部监督在日常工作全过程的控制作用。
1.3对内部控制制度要进行有效的评价。
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健全性。评价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全面建立,是否符合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主要有:在各个需要控制的环节是否采取了控制措施,而且是否紧密衔接,并建立了必要的检查监督机制。二是实用性。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符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否得到遵循,不切实际的照搬照抄,一套模式,必然会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效果。三是协调性。评价内部控制制度与本单位的总体目标是否一致,各个控制环节是否紧密协作,各项控制措施是否相互配套。四是经济性。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如果控制措施所带来的效益大于其实施成本,可认为该措施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只考虑经济性而不顾及健全性,两者应兼顾。
2、加强内控制度执行人对内部控制的自觉控制意识和行为,特别是医院负责人。因为内控制度和程序,无论它如何完善,也是需要人去执行,如果医院负责人对内控意识不强,那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因此,加强对内控制度执行人的内部控制宣传,提高他们自觉执行内部控制意识,是加强医院内部控制的关键。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内控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卫生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医院内部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医院也可聘请中介机构或相关专业人员对医院内控制度的建立及有效实施进行评价,看医院内控制度是否得到了有效遵循,执行中有何成绩,出了什么问题,并予以奖励和惩罚,做到压力和动力相结合,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道教养生浅谈论文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是以神仙信仰为核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长生不老、得道成仙，而在成仙之前则必须做到长寿，长寿的根本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养生就成为道教体系中一个基础的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道教在漫长历史中的发展，其中的养生学说也成长为道教文化中一个别具特色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学说。通过对道教养生术的研究，可以明确的看出，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体系中，庞杂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以道德为养生之根本，道教认为若不能涵养道德， 则不可能得到成仙的秘密，其次，才会考虑到具体的养生之技法，这是道教养生学说的特色所在。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作为一种以长生不老为追求目标的宗教，道教修炼的总纲即：在涵养道德的基础之上，先以药物求得长生，然后再以数术求成仙。在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论仙》中称：“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表明了 道教修炼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道教的修习中，通过养生的技术而达至的长生是修仙的基础，只要循道而行，修道是可成的。
一、养生以德为本
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俗》中就明确的提出修道以德为先，如若不修道德，那么修行是不会成功的，而修德的具体表现就是立功德，当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明确的说道：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立功德的具体表现是要去积极的帮助别人，使其得免灾祸，疾病痊愈，而不是只以自己修仙为重；同时，还要以儒家忠孝仁信为立身之本，讲求尽忠尽孝，如只是追求方术，那是不会得到长生的。并且，在修行的过程中，不可以有有违道德的过错，否则，不仅不能长生，还有被夺寿的可能：行 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 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
而欲修仙，则根据修得的成果不同，还需要立与之相应的善功，也就是说，这是需要首先在世俗社会中成为一个君子。同时，对其要求则更严厉于普通的民众。其立善之中，不可有一丝恶念掺于其中，否则就要前功尽弃重新来过了。同时，行善不可以求回报，葛洪认为欲求回报之心一起，便会失去所行善事之本心，他说道：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善功难得易失，实为修道者一大事，不能积满善功，即使是有升仙之药，也不能够修仙成功。在修仙上，积善意味着修道者一定要先在世俗社会中尽到自己伦理上的责任，而不是可以径直遁迹深山去修道。这是道教修习者有别于其他信仰者的明显标志。这样的理念，直至宋元时期丘处机依然认为：“大抵外修德行，内固精神，内外功深，则仙阶可进，洞天可游矣”。同时，道教修行养生长生数术的过程中，也越来 越吸收儒家文化中的忠义节孝的观点，丘处机指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真仙直指语录・寄西州 道友书》）
二、养生以技为要
道教修行者在现实的社会中修行，若要达到养生长生，则一定要避免一些已知的或未知的可能的伤害，一般来说，潜心修道之人，谨守老子的“至极虚，守静笃”， 做到隐忍、低调，那么，可以把来自来社会和他人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由自然界带来的伤害基本上是由于四时不调，五谷不和所造成的疾病，那么，就需要 有针对性的功法来进行对治。因此，道教的修行者开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功法来进行保健自身，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技术。
1、以功法为养生基础
道教的修炼方法如吴筠《元气论》所论，修道的养气长生的机制为：内心不起，外境不入，内外安静，则神定气和，则元气自至。元气自至，则五脏通润。五脏通润，则百脉流行，百脉流行，则津液上应而不思五味，饥渴永绝，三田道成，则体满藏实，童颜长春矣。这应该是道教修行的最简要的一个说明，道教的修炼法门类繁多，功效各异，但主要的有导引、服气、内丹、辟谷等。
导引是运用吐纳呼吸的技术及与之相配合的特定的身体动作，以由此而行气，在《庄子》中，已经有所记载。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成熟的导引术。关于辟谷的技术，在道教中很早就得到了重视，在天台白云子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中说道：“是知吸引晨露，餐饮风露，养精源于五脏，导荣卫于百关，即怯疾以安形，复元和而享寿，闭视听以胎息，返衰朽以童颜”。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曰：“行气之法；少食自节，动其形，和其气血。因轻而止之，勿过失突，投还之，其状若咽，正体端行，心意专一，固守中外，上下俱闭，神周形骸，调畅四溢，修守关元，满而足实，因之而众邪自出”。
内丹术在唐宋兴起后，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道：“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表明了一种对于修道方法的自信，认为通过这样一种修习内丹的技术，可以做到自己掌控自我个体的生命，这样，养生长生的追求也就成为一种基础的成果了。
自唐宋以来内丹术成为了道教追求长生乃至成仙的最权威的方法，通过调动起潜藏于人体中的先天能量，使得修习者可以由此养生、长生，乃至成仙。这是一种意义非凡的修炼技术，是道教修行的核心秘密之一，非常值得进行挖掘整理，使之造福人类。
2、以术数为弭灾手段
由于修道者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不停变动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受到来自神灵界、自然界、世俗社会的了不可预知的干涉，有些负面的干涉甚至会威胁的修道者的生存。 所以，一个修道者若希望修道最终有成，则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修道的过程不能被外界所打断，这样，预先探知来自未知世界的干涉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面对关心修道者对这个问题的疑惑与质询，认为：“我等不知今人长生之理，古人何独知之？”葛洪回答道：此 盖愚暗之局谈，非达者之用怀也。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於既往，审崇替於将来，仰望云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 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於朴素，徒锐思 於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数术的作用是试图事前探知并消弭掉来自不可知的外界的伤害力量，使得长生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道教数术在养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数术活动，可以预先得知可能到来的伤害；二是通过数术活动对于被测知的可能的伤害进行消弭。
基于这样的原因，历代的修道者对于数术的修习都普遍的重视，如葛洪即对于风角、望气、遁甲、六壬、太一等方术进行过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并著有关于遁甲术方面的著作，可见他非常精通这些数术。
数术在修行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是对于外在不可知的因素有可能的了解，由于道教的修道者所修习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技术，如果不知天意而妄加修行或传习，很可 能反会带来无妄之灾。如张伯端所说三传非人，而三遭天谴，有这样的教训，探知天意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修道中会屡屡出现，解决这 些问题的手段就只有数术一途了。所以这也是修道者修习数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3、以医药为有益补益
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同中国传统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医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进入了道教养生学中，同时，一些著名的道教人物，高道大德也同时是精通中医的一方名医。在《山海经》中，记载了一百三十多种药物，其中，广泛的涉及到养生长寿方面的奇药，如鬼草、荀草、白咎、文茎、耳鼠等，服用之后，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效果，这些，当然地也引起了修道者的关注。
《黄帝内经》中已经提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这些思想在道教产生之后，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有些道士本身就是中医学家，秉承药食同源的思想，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以求达到最好的疗效，最佳的养生效果。
在道教的服食养生术中，同中医保持了最为密切的关系，葛洪在《神仙传》中所列神仙，也多有以服食药饵为修仙手段的神仙，如师门“食桃李葩”，赤松子“啖百草花”，务光“服韭根”，涓子“好饵术”等，以此来达到养生及长生的目的。在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即罗列出了上百种的药物，如枸杞、黄精、茯苓、松脂等，而这些几乎也都是中医中重要的中药材。葛洪将这些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上 药使人长生，中药养性，下药治病。由于道教修行者是着重研究有明显补益功能的药物，于是，逐渐形成了道教特有的服食养生学，至今这些理论和方法还在被广泛 地运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士中。
此外，还有一种道教独有的服食对象，就是道教的外丹术，这是修道之士养生思想发展的延伸，自汉代开始，淮南王刘安府中方士编纂《中篇》八卷，记载神仙烧炼 的方术。金丹长生的思想也就在后世成为道教修行中一种重要的技术。葛洪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而神丹 的特性是可以使人“不老和不死”的。（《抱朴子内篇・金丹》）。夫五Y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於五Y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和不死。
虽然，由于道教对于金丹术的秘密的保守，而导致出偏的屡屡发生而后走向衰微，但外丹术对于我国古代化学和药物学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结论
《太平经》曰：“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基于这样的 原因，每个人都应该珍视自己的生命，所以，“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而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成仙不死，养生使得自己长生是成仙的 基础，而后才可以谈到成仙，由养生才可步入长生，进而修道成功。
道教养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体系，《西升经》中所谈到的：“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 守根本也”。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延长寿命的方法，而是一种整个人生的修养体系，充满了一种把握天地规律，积极扭转乾坤的进取精神。今天在谈到道教的养生之 术时，是不应忽视这样的一种气魄和精神的，同时，也要细致深入的研究其积德成仙与养生术数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对道教养生文化有全面的把握。
论泉州市文化旅游开发对策研究
【摘要】泉州 历史 辉煌， 文化 旅游 资源丰富，具有开发文化旅游的优越条件。
文章通过对泉州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 发展 现状的 分析 ，结合文化旅游的特点和泉州发展文化旅游的现实条件，提出了泉州文化旅游的开发对策。
【关键词】文化旅游;旅游资源;泉州市;对策 研究
泉州市位于东经117025'～119005'、北纬24030 '～25056 '的福建沿海，东临 台湾 海峡，西部为连绵山脉，靠沿海地区为丘陵地带，因城北泉山(又名清源山)而得名.
由于处于闽浙丘陵地带，而且终年温暖湿润，故雅称“温陵”;因五代时环城遍植刺桐树，故又称刺桐城。
“基本建成文化旅游强市”是泉州市“十一五”时期 经济 社会 发展的五大目标之一。
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市国内外游客近1448.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5.8亿元，与相比分别增长了21.0%和20.8%。
无论是游客人数还是总收入，均创出历史新高。
从经济指标的 统计分析看，旅游业正成为泉州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总收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20的6.15%提升至20的7.79%，距离实现旅游总收入占全市生产总值10%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一、辉煌的昔日与腾飞的今日
泉州素有“福建文化半壁江山”之称，这与其“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历史是分不开的。
南朝，泉州已有与外国海上往来的文字记载。
唐朝，泉州对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往都有很大发展，外国商人、旅行家和宗教信徒荟集泉州。
唐朝诗人曾用 “船到城添外国人”和“市井十洲人”的诗句描绘当时的盛况，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就是当时传入泉州的。
唐朝至五代，泉州的佛教发展很快，被称为 “泉南佛国”，中外佛教信徒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交往。
泉州城的范围也扩大了七倍，环城栽种刺桐树，故泉州也称刺桐城。
北宋，朝廷把福建市舶司设置于泉州，负责 管理来往于海外的船舶、通商贸易、征税和接待外国商人等事务。
它标志着泉州港被朝廷确立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北宋至南宋，泉州港的地位有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在北宋中期，它赶上并超过明州(今宁波)，仅次于广州;第二次是在南宋初年，它赶上了广州，且与其并驾齐驱;第三次是在南宋末年，它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
北宋诗人曾用“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来赞誉泉州港的繁荣。
以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泉州市舶司年收入为例，这一年市舶司收入在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 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可见泉州港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东方大港。
元代，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既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总吞吐港和东西方海上 交通 枢纽，也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最大港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也说：“刺桐港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元代朝廷曾以泉州作为我国海外交通 计算 航程的起点。
国外一些宗教也在这个时期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泉州，如印度教教徒作为商旅来到泉州，并兴建了规模辉煌的印度教寺院——番佛寺;景教(即古基督教)则在元代初期就传入泉州。
泉州先民在从事海外贸易和移居异国他乡的过程中，也把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等)以及戏曲 音乐 等带到国外，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明清，由于统治者实行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导致泉州港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被限定只与琉球交往，从而失去了昔日国际大港的地位。
明成化八年，泉州市舶司被移置到了福州，从而标志着这个东方大港由辉煌走向衰落。
朝廷的“禁海”、“迁界”禁锢政策使老百姓陷入极其恶劣的生存困境，泉州一带的沿海人民不避艰危，冲破封锁，一批又一批的泉州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等地谋生，泉州因而成为全国著名侨乡。
20世纪50 年代至70年代，由于泉州面临金门、台湾，被视为随时可能燃起战火的“战场”，国家没有投资项目，也没有像样的工厂 企业 ，这里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坏，极“左”路线的肆虐，只剩下“刺桐花谢刺桐城”、“浪打空城寂寞回”的景象。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民把握机遇，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经济总量居福建省倒数第二位，1978 年泉州的经济总产值仅为7.79 亿元，到 年则实现全市生产总值1900.76亿元，经济总量持续多年保持全省第一，跻身全国地级市前列。
二、泉州发展文化旅游的优势
(一)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 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物瑰宝星罗棋布，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多达20处;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馆”，至今仍保留着 20 多种中外宗教的遗迹;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国家级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就设立在泉州;国务院 2006 年5月20日以国发[2006]18 号文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泉州市入选的有泉州南音等 11 项;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把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
(二)区域经济发达
经济是旅游的物质基础。
一方面，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对人们的旅游行为有着决定性的 影响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着旅游开发的能力，旅游业要持续发展，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做后盾.世界旅游组织(WTO)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旅游消费将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态势;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度假旅游逐渐兴起.据市统计局统计，
2006年，泉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1900.76亿元，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已达到24847元，按汇率折算为3116美元，首次冲破3000美元大关.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就地区经济实力而言，
泉州市已经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门槛。
(三)日益富裕的市民生活
经济收入是孵育旅游的首要因素。
根据国际通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来划分贫富状况，恩格尔系数30%～40%为富裕。
近年泉州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泉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971.53元，比上一年增长12.4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10812.27元，比上一年增长8.10%;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4192.52元，比年增长6.46%，恩格尔系数从2005年的39.37%下降到38.78%[9]。
上半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万元，增长态势强劲。
泉州的恩格尔系数已达到市民大量出游的经济条件。
(四)港澳台侨优势突出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分布在世界129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720万人，旅居香港同胞70万人，旅居澳门同胞6万人，三者占全省60%以上。
台湾汉族同胞中44.8%、约900万人祖籍泉州，全市现有台属近16万人。
这些港澳台侨胞经常回泉州探亲旅游、寻根谒祖，是泉州文化旅游的重要客源。
三、泉州市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一)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建尤其是旧城改造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有的地方政府片面强调 发展 经济 ，忽视保护文物;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迎合开发商利益，
忽视有关法规;有的地方政府片面强调开发文物，忽略保护周边 环境。
泉州文庙，由于周围建起与其风格极不协调的高楼大厦，千年古迹为“ 现代 文明”所湮没。
令人担忧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章不循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以罚代法”的情况依然存在，列举几个例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化窑保护范围，被某陶瓷有限公司挖掘破坏，
当事人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仅以处罚了事;清源山、九日山、灵山圣墓文物保护区里有的群众开山炸石，乱修坟墓。
法制意识淡薄，正是文物破坏严重的深层次原因。
要真正做好文物保护 工作，必须杜绝瞒报纵容破坏文物现象，加大文物保护的执法力度;同时，加大惩罚力度，该追究行政责任的应该追究行政责任，该追究刑事处罚的应该以刑法的高度，
对相应的责任人做出相应处罚。
有的地方政府领导缺乏长远眼光，对文物保护认识不到位，认为不能拆建，反而要投入维护经费，不划算，把保护 历史 文化名城视为包袱与束缚。
长期以来，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抉择 问题 上，始终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效益个人得，后果大家摊。
企业 为了效益，对 自然 资源竭泽而渔，夜以继日偷排污水，减轻成本，为个人谋利益。
而作为当地城市 管理者，他们看中的更多是实际政绩，企业多了、税收多了、GDP上来了，环保问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提高业主的荣辱意识，转变传统的政绩观念。
对此，政府在进行城市建设时，要对文物保护及开发商责任作明确约定，要加强监督，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或个人私利而纵容放任.其实建设与保护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些地方两者还相得益彰，比如在西安，国家投巨资开发保护秦皇陵，这一历史古迹反过来为当地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二)发挥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
旅游 产业发展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且还有赖于政府的规划调节，从而避免市场机制所造成的旅游资源配置的扭曲。
首先，政府要在各路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完成 科学 可行的地方旅游业中长期规划，使得市场因子进入旅游业变得有章可循。
泉州市政府对旅游市场的调控力度正在加强，如《福建省泉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提出泉州旅游业发展三步走战略思路，第一步：2005～20，使泉州成为福建省重点旅游城市;第二步：～，使泉州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第三步：～，使泉州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其次，政府应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介入旅游开发，组建上档次、上规模的各种经营形式的旅游企业或集团，使之与福建三大中心城市的地位对接。
目前 泉州旅行社重视组团出游，较不重视接团本地游，这导致了外地游客来本地游的缺少。
旅游企业行为对我市旅游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政府应适当引导、扶持旅游企业，把重点从组团转移到接团方面。
旅游企业在自我宣传时要更多注重旅游品牌的推介，而不应将重点放在自身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宣传，这样才能起到向外地游客推介泉州旅游品牌，扩大泉州旅游业的知名度。
再次，在政府的指导下，建立旅游产业的协调机制，如成立旅游产业公会，加强诚信建设， 组织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提供产业信息，规避投资风险。
(三)继续加大投资，加快旅游项目建设
2006年泉州市旅游业而之所以能如此“大跨步”地发展，旅游重点项目建设的功劳不小： 中国 闽台缘博物馆的成功开馆，在海峡两岸产生了极大反响，从而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
南安石井对台旅游码头的建成，打破对台双向旅游“零”的记录，6月份我市组团参加泉金航线首航，成功搭建起泉台旅游互动的新平台;福建省旅游海峡商品城的动工兴建，
将打造出两岸首个旅游商品集散基地，并成为台胞来泉观光一个重要的旅游商品区。
(四)提高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停车难、公交线路不发达、酒店设施无法满足旅客需求、景区公路标志牌缺少或不明显等，泉州文化旅游的发展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密切相关的。
泉州应继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建成方便、规范的旅游基础设施，为团体、散客和自驾车等各类游客提供服务，方便他们进行旅游。
比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与公交公司合作，开行旅游专线车，把市区及近郊众多文化旅游景点(及其他类型的旅游景点) 联系起来;规范各种旅游标志的设置，为自驾车游提供导游、通讯、泊车、加油等完善的服务。
当前旅游业的发展已从观光、团体游向休闲、自助游发展，因此酒店不应单纯追求星级豪华标准，“让游客住得起，留得住，经济酒店的经营是很好的选择”。
散客旅游的兴起，迫切需要完善的信息服务系统，如构建泉州旅游 交通 WebGIS，为用户提供一个以地图为交互界面，地理空间信息与各类多媒体信息有机结合的网上旅游、交通信息浏览与查询环境。
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化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
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
”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
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
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
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
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
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
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
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
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
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
浅谈古典园林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
[摘 要] 中国的古典园林经历了园林的生成期——殷、秦、汉，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园林的成熟期——明清。
中国古典园林得以持续演进的契进便是这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平衡和在平衡，它的逐渐完善的主要动力亦得之于此三者的自我调节而促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 中国古典园林 历史悠久 发展 文化艺术
中国的古代园林，或称为中国传统园林或古典园林。
它历史悠久，文化含量丰富，个性鲜明，而又多彩多姿，极其艺术魅力，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
在中国古代各建筑类型中它可算得上是艺术的极品。
在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履痕，也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增添一颗璀璨夺目的东方文明之珠。
中国的古典园林经历了园林的生成期——殷、秦、汉，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园林的成熟期——明清。
据有关典籍记载，我国的造园开始于商周，在这时的园林称为囿，园林里面的主要建筑物是“台”。
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型产生于囿与台的结合，囿是专门用来养殖禽兽像一个大形的天然的动物园。
最初的“囿”，就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 地方圈起来，放养禽兽，供帝王獀猎，所以也叫游囿。
商周时的王、诸侯、士大夫所经营的园林，可通称为“贵族园林”。
他们未完全具备皇家园林的性质，但却是后者的前身。
他们之中，文献记载最早的两处是殷纣王修建的“沙丘苑台”和周文王修建的“灵囿、灵台、灵沼”，时间在公元11世纪。
台，即是用土堆筑成的方形高台，台的最初功能是登高以观天象、通神明，还可以登高远眺，观风景，周代的天子、诸侯“美宫室”、“高台榭”逐成为一时的风尚。
台的“游观”价值亦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要的的宫苑建筑物，并结合于绿化种植而形成以它为中心的空间环境，有逐渐向着园林的雏形的方向上转化了。
囿和台是中古古典园林的两个源头，前者是有关圈养禽兽，后者是有关通神、望天。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园林的发展亦与此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园林”。
其中以阿房宫为代表的形象则是为淮南的构筑中心，往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往北与都城咸阳成为一体。
他的“复道”连接北面的咸阳宫和东面的骊山宫，复道为两成的廊道，上层为封闭，下层为敞开。
新的复道有结合于原先建成的甬道系统，形成以阿房宫为核心的的交通网络。
也是天星体象的摹拟：从天极星座经阁道星座、在横过天河而抵达了营室星座。
可见阿房宫是多么的壮丽宏伟。
气魄之见于山川之间，回荡在整个王宫。
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把早期的游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除布置园景供帝王游媳之外，还举行朝贺，处理朝政，汉高祖的 “未央宫”，汉文帝的“思贤园”，汉武帝的“上林苑”，梁孝王的“东苑”。
宣帝得到“乐游园”等。
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苑囿。
从敦煌莫莫高窟苑囿亭阁，元人李容瑾的汉苑图轴中，可以看出汉时的造园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而且规模很大。
枚乘的《菟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赋》，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西京杂记》、典籍录《三辅黄图》等史书和文献，对于上述的苑囿，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其中的上林苑是汉武帝在秦时旧苑的基础上扩建的，其中的离宫别院数十所广布苑中，其中太液池运用山池结合的手法，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建宫室亭台，植奇花异草，自然成趣。
生产期是中国古典园林，从萌芽、产生而逐渐成长，生产期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园林的演变很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始终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它不具备中国古典园林的全部类型，造园的主要是“皇家园林”园林的功能主要是狩猎、通神、求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时期，也是思想十分活跃时期。
造园开始在明间园林主要转向满足人的本性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
一度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士大夫阶层追求自然环境美，游历名山大川成为社会上层的普通风尚。
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许多名篇，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大量的隐士，王羲之“即官去，于东士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
又于道士许迈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之:“我卒死当以乐死”，陶渊明辞官归隐，家境虽然贫穷，亦“三宿水滨，乐饮川界”。
他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和眷恋是那么的一往情深。
真正大批的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还是在隋唐。
造园家与文人、画家相结合，运用诗画传统表现手法，把诗画作品所描绘的意境情趣，引用到园景的创作上，甚至直接用绘画作品为底稿，寓画意于景，寄山水于情，逐渐把我国造园艺术从自然上水阶段，推进到谢意于山水园阶段。
唐朝的王维是当时一位倍受推崇的一位，他辞官归隐到蓝田县，相地造园，园内山水溪流，堂前小桥亭台，都是依照他所描绘的画图布局建筑，如诗画的园景，正表达出他那诗与画作的风格。
苏轼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而他创作的园林艺术，也正是这样的。
倪瓒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有名的山水大师，出于他手的造园艺术品自然不同凡响，清朝乾隆帝南巡到苏州时，看到也称赞不已。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后期的转乱状态，社会经济一度繁荣，加上当朝的皇帝荒淫奢糜，造园之风大兴。
隋炀帝“亲自看天下山水图，求胜地造宫苑”。
在城市与乡村日益隔离的情况下，那些身居繁华都市的封建帝王和朝野的达官贵人，为了逍遥玩赏大自然的景色，便就近仿效自然山水建造园苑，不出家门，却能享“主入山门绿，水隐湖中花”的情趣。
唐太宗“励精图治，国运昌盛”，社会进入了一种盛唐时代。
当年的唐太宗在西安的骊山所建的“汤泉宫”，后来别唐玄宗改作“华清池”。
这里的宫室殿宇楼阁，“连接成城”，唐王在这里“缓歌慢舞凝丝竹，且尽君王看不足”。
隋唐园林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而到达了全盛的局面，皇家园林的“皇家气派”已经完全形成。
文人参与造园的活动，把士流园林推向文人化的境地。
宋朝元朝造园也有一个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用石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宋微宗在“丰享豫大”的口号下大兴土木。
他对绘画有一些造，尤其喜欢把石头作为欣赏的对象。
先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后有在苏州添设了“应丰局”专搜集民间奇花异石，舟船相接地运往京都开封建造宫苑。
“寿山岳”的万寿山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御苑。
此外，还有“琼花苑”、“宜春苑”、“芳林苑”等一些名园。
现今开封的相国寺里展出的几块湖石，形体确乎奇异不凡。
这期间，大批的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进一步加强了写意山水园林的创作意境。
明代的大内御苑有六处御花园、慈宁宫花园、万岁山、西苑、兔园、东苑。
清朝的皇家园林宏大规模和皇家气派，比明代表现更加的明显。
皇家园林创建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
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造园大规模写意自然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等。
私家园林以明代建造的江南园林为主要的'成就，有“休园、拙政园、寄畅园”等等。
同时还在明末产生了园林艺术创作的理论书籍《园冶》。
他们在创作思想上，仍然沿袭唐宋时期的创作源泉，从审美观到园林意境的创作都是以“小中见大，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为创作手法。
自然观、写意、诗情画意成为创作的主导地位，园林中的建筑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造景的主要手段。
园林从游赏到可游可居方面逐渐发展。
大型园林不但模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形成园中有园，大园套小园的风格。
中国的造园艺术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体现它的出现，园林的规模，由大而小，园林的景观由单纯的粗放宏观逐渐发展成为经济的微观经济为主，创作手法由单纯的写实和与自然相结合，它是以追求自然山水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的目的，从而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目的。
园林的设计讲究顺应协调、和谐共生、差异互补、对比反衬，情景交融，融合为统一、动静结合，中国园林是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的园林艺术体系，是东方园林艺术的主要代表，在世界园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造园风格和手法，不仅影响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而且对西方国家的造园也有一点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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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家骥. 中国造园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4]陈从周. 园林丛谈.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
信息技术历史文化论文精选
1数字化图解对历史文化村镇形态保护的支持
1.1表达过程的生成式图解历史文化村镇作为一个事件不断展开，时间将在这里具有积累、绵延的特征，于是形式便具有运动的积累。生成式图解是从某一原始形式或初始形态出发，运用某种方式或规则，逻辑性地变化原始形式，从而形成系列并产生保护策略。比如对历史文化村镇中形态肌理的密度变化进行图解，观察在密度增加或减少过程中，街坊中的空间状况及居民交往状况的变化；或者对同一村镇的不同区域进行密度比较，观察不同街坊密度对历史文化村镇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风貌状态的影响。这些基于图底关系的分析，可动态链接众多综合变量，其变化过程可直观反映和衡量历史文化村镇在保护过程中各项措施的实施情况。
1.2揭示“场空间”的数字化图解场空间图解概念是基于图解定义的特征，借助计算机软件技术在建筑设计上实现图解概念的具体操作。数字化图解利用数字化软件在虚拟环境中对建筑与场地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内部关系或能量变化进行分析，是场所空间内在逻辑的可视化表达工具。数字化图解首先可以表达对象的区别性关系，通过原初的非局部化关系而发展，得到截然不同的“场空间”特征。比如对街巷界面与尺度进行提取，于内部视点进行动态控制，观察原有街巷在不同网络尺度下的界面特点，从而保持街巷尺度，记录差异性的空间感受。此外“场空间”还对局部化关系进行分解，并与时间联系，设定动态模拟，观察保护对象的场所空间在干涉条件因素发生时候的变化范围和变化趋势目前的数字化图解只做到对每个具体时间点的模拟比较，未来的图解模式会更趋向于描述从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变化关系，最终形成类似动画设计中一帧一帧的连续播放。场所表达将不再局限于事后分析，更会真实“同步”进行或者提前预判。
2参数化设计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的实践
参数一词源于数学，从定义上来说参数是一种“量（Measure）”，定义了系统或函数的特定属性（特征）。参数化定义了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变量与输出之间建立联系形成衍生关系。它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而非事物本身的形式，形式成为目的性的副产品。中国古代的“参数”思想很早就已经产生，在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中以“材”为主的“材分制”，以及“材分八等”制度，就是一种标准化模数形式，或者说是“参数”形式。如今参数化设计借助计算机运算技术和建筑设计软件交互性界面的发展，不仅是能够实现复杂性设计的技术工具，同时也可以优化已有的工作流程。参数化设计本身建立的是一种关系，而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之一就是关联性。在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环节引入参数化，其参数设定以及变量关系的建立都需要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基础信息做出深入了解，故而可使参数化设计以关联性为基础更加关注保护内在特征，而非局限于传统外形的保存。
2.1参数化设计对保护过程的模拟参数化设计可以对复杂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参数方程使物体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关系，改变其中一个参数，可以引起相关物体一系列的自动变化。当参数化设计运用于历史文化村镇，可对其保护过程中的环境变化和适应性进行模拟，计算机可以表达历史文化村镇在受到道路开发、环境改变、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下的初期受限状况以及发展后的形态变化趋势，并通过多次参数调整对保护方案做出评估。此外，参数化设计可以分析历史文化村镇中建筑形态的复杂琐碎关系，比如以动态变化观测或预测建筑构件的承压变化趋势、受损破坏时间、保护加固适应性以及对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预防抵抗能力等等。这使保护人员能够通过调整参数而创造出无限数量的相似状态，从而选择最优方案，以动态替代静态，多样性替代单一性，减少保护措施失误引起的二次破坏。
2.2参数化设计对传统构造的解读现代建筑设计中，设计师尝试过从传统建筑构件中寻求参数作为设计依据，而保护人员同样可以根据历史文化村镇的建筑式样反推，总结传统建筑构造中的各项参数，并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参数配置，表达历史文化村镇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参数化可以根据历史文化村镇本土地理气候特征，结合现代物理数据，对构件进行参数设定，总结变量区间，对不同历史文化村镇的建筑比例、山墙曲线、门窗大小、斗拱柱座等数据进行数字化分析总结。在参数化设计过程中，设计的是参数而非形体，这一过程类似于寻找传统建筑构件与自然或环境的特有联系，并且将这种联系以数据的形式传达出来。位于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的兰溪庭，其建筑屋顶轮廓是对连绵山峰婉转河流的模仿。建筑墙体采用传统烧制的青砖，用参数化技术改造砌砖工艺，对面向园林的墙进行透空处理。在光影下，砖的纹理具有水的流动感，也被称为“水墙”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2号的瓦“幕墙”也有参数化技术的参与，利用拱形受力特点，借鉴传统的漏窗做法，最终形成了编织状的表皮。
3智能技术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的互动
数字信息技术还体现在信息传播和互动上。新的媒介力量释放人们对保护工作的观念以及对保护工作的重视。保护、宣传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和保护意义，是当前主要的任务。增强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归属感，可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提供内在动力。数字技术可使建筑界面不再是真实的表达，更可倾向于虚拟景象。电子装置和设备的叠加让建筑材料也不仅仅存在于结构、装饰中。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说明了媒介不仅在于传播什么，更在于如何传播。智能技术可使历史文化村镇中建筑内部、外界环境、建筑与人为活动等因素关联互动，以非线性的保护策略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提供新思路。
3.1虚拟技术的重现作用智能技术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虚拟技术的参与。虚拟技术是通过计算机构建的三维数字模型，产生一种人为虚拟的环境，从而使用户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沉浸于特定环境的感觉。它与传统的三维动画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环境。目前中国部分博物馆已开设虚拟技术，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故宫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西安博物馆等机构，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在电脑前欣赏名画与雕塑。历史文化村镇已建立网络平台数据库，对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和动态监测，这只是智能技术参与保护工作的第一步。随着数据技术发展，用户未来可以通过控制和视频装置影响感官，使用鼠标、游戏杆或者数据服装，戴上三维头盔和数据手套等设备，随意“行走”在历史文化村镇中或进入建筑内部，甚至可以从天空角度俯视村落整体形态。
3.2智能互动的媒介作用智能技术另一常见模式是媒体墙类型。这不是简单安装一面LED背景墙，而是指在建筑外表皮将光电板和感应器整合在一起。比如对历史文化村镇中已不复存在且无法复原的珍贵建筑，可将场地四周现存建筑的表皮作为界面，装置媒体墙做虚拟展示，墙体的画面可根据人们所在位置的`不同而实时更替，为人们重现历史文化村镇当时的情景。由于除媒体墙外，周边建筑均为真实存在，人们获得的感官感受必然比虚拟世界更为深刻。智能技术还可以与人们进行互动，例如在建筑构件上安置小的感应片，以背后的连接系统对外界人为活动进行感应和互动。意大利及日本的遗产保护场所均有此类装置，鼓励人们挑选不同模型构件搭建遗产建筑，构件上的感应芯片可实时介绍部件不同作用并提示正确与否；日本的科技馆中还有模拟地震时传统屋架受力特征的智能装置，使人们在动手动脑的同时更深刻地了解传统建筑文化。成都宽窄巷子入口处充分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元素，提出了“呼吸瓦墙”的设计，强调观者的参与性，很多游客在“瓦墙”上制作了自己感兴趣的图案，游客与“瓦墙”的互动让墙体更具生命力。虽然宽窄巷子没有叠加智能要素，但通过互动加强媒介效果的初衷是相同的。随着科技进步，智能互动可以参与到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比如鼓励人们观察斗拱的搭建、院落的组合以及聚落的发展等等，从而加强参观者的参与热情、增加体验。
4结语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研究，受传统文化和保护思路的影响，多偏向低技的考究与总结。但技术不断创新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数字信息技术为当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出了更为积极和理性的探索，生态可持续的理念也与历史文化村镇和谐统一的有机哲学不谋而合。虽然目前数字信息技术与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研究探索更多停留在以案例与试验为支撑的概念模式框架上，但今后两者的结合点必将越来越多，数字信息技术也必将为历史文化村镇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从而使历史文化村镇更具活力。
古代神话论文
中国古代神话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古代神话一样,其产生是必然的。确切地说,它是原始人类幻想和想像的产物,反映的是原始人类企图征服世界。
【中国古代神话论文篇一】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系别：媒介管理系 班级：旅游产业管理 学号：XXXXXXX 姓名：XX
摘要：神话与传说是民族性的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灿烂辉煌，古代神话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上古时代的中国先民们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意愿和幻想虚化成意象集合体，从而孕育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舍己为人、仁爱善良的民族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关键字：神话与传说 体现 民族精神
神话产生在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能力都十分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原始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因而认为自然界也像人一样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日、月、风、雨、雷、电，都有神在主宰着。
这样，就在原始人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神的观念。
从这些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幼稚的认识和虚妄的想象，当然，也可以理解这正是原始人对其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奥秘的某些探索。
不言而喻，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神以及各种神的威力，只不过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威力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幼稚的幻想而已，是原始人通过幻想把各种各样的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格化的产物。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中国古代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英雄神们为了达到某种理想，敢于斗争，不屈不挠，与恶劣的环境抗争。
如，我们很熟悉的《女娲补天》，女娲补天时面临的是一场大灾难，人类几乎被逼到了无法生存的灭绝境地。
此时，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依靠顽强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经过艰苦的斗争战胜灾难，终于还人间一个安定的生存空间。
从这则神话故事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人类是面临着怎样的灾难和恶劣的生存状况，先民们把解除灾难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而在其背后，不难看出先民们所希冀的那种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坚毅的民族精神。
而这种坚毅的精神在继而出现的精卫和夸父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二、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和奉献的民族精神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先民们顽强斗争时，必然会有牺牲和奉献，这也就孕育出了一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博大精神和情怀。
而这种精神也在那些英雄们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如，盗取天帝的息壤用以平治洪水的鲧以及他的后继者禹，还有射日为民除害的羿等。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鲧禹治水的故事，鲧面对滔滔洪水，违抗天帝的命令，窃来了天帝的息壤用来阻挡洪水。
这种违抗天命的结果是鲧被天帝压杀在羽山。
为了平息洪水，鲧是牺牲了自己。
尽管鲧被天帝压杀了，但是他的后继者禹接过了治水的接力棒，继续坚持不懈的与大自然的灾害斗争着，最终战胜洪水。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死后三年尸体都没有腐烂，又从肚子里化生出了儿子禹，“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期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治好了洪水，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鲧和禹父子俩为了治水，一个死一个历尽艰辛，为百姓为苍生的幸福勇于牺牲，福泽后世。
从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中华民族诞生起，人们就在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哪怕是为此牺牲流血。
而这些精神，先民们通过神话和神话里的英雄们表现了出来。
三、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勇于创新，不断探索的民族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现在提倡创新，鼓励创新。
殊不知，创新精神在我们上古的神话中就已经孕育体现出来了。
远古时代的先民，在与自然作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一些自然现象并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用现在科学的眼光来看，尽管这些解释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先民已经对自然现象有所探索并有所认识。
他们开始试图了解自然进而解释自然，解释自身的来源问题。
相对于西方的上帝创人，我们古代神话中，解释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当首推“女娲造人”。
女娲不仅补天，重整了宇宙，而且还抟黄土造人，成为了人类的始祖。
纵观我国古代神话，还记载了人类脱离愚昧向文明迈进的探索和创造。
如车舆、弓箭、舟船、屋宇、陶器、音乐、文学等的发明、发现。
如，关于文字的起源，很早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
其他如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展种植业的神农，发明丝织养蚕的嫘祖等等这些文化英雄，都在古代神话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四、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仁爱善良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中，仁爱善良是一直被推崇的，而这一点也在我们古代的神话中体现了出来。
尧舜禹王位禅让的故事一直被我们所熟悉并津津称道。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王位的传承推崇的是仁爱，是禅让，而不是干戈相向。
反过来看西方的王位传承，我们不难发现，充满了流血牺牲，哪怕是父子之间的王位相传，也是充满了血腥的斗争。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这种仁爱的精神由来已久，也是值得称颂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尽管是由人们的想象、幻想构成，但它都是以现实生活作基础，是先民们探索自然、挑战自然、征服自然的体现，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凝结成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凝结着人们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
因而，这种由神话开创和奠基的民族精神也代代传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
这种精神也将伴随着我们世代相承，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不灭的光辉。
【中国古代神话论文二】
神话是远古先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自身通过幻想所作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它在开始阶段是集体口头创作，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
纵观中国古代神话的发展，按其内容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宇宙初创和再创神话。
它探索了宇宙是怎样生成的?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先民经常思索的问题，于是产生了盘古开天辟地、化生万物的深化。
发明神话。
古代先民在社会实践中有许多发明创造，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发明创造的神话。
如果对上古发明神话加以统计，会发现出自帝俊系统居多。
同时，上古发明神话多数直接说出发明者及其创造者物，但也有的采取的是隐晦的方式
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神话最显著的演变结果便是它的历史化、寓言化和宗教化。
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最突出表现。
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并且着意加以改造，把“神”人化，把神奇怪诞的传说作出一番看似合理的诠释，使之化为历史，载入简册。
如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解释“黄帝四面”为“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等等，都是对神话作历史化改造的实例。
神话本来就含有一定哲理，后世的某些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从神话的宝库中选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便把它改造为寄托思想的寓言，在形象的故事中包寓某种哲理，于是神话被寓言化了。
中国古代神话的寓言化，主要反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特别是庄子，堪称改造神话为寓言的高手。
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
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也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控制自然同出一源。
大连的历史文化论文
大连历史悠久，早在60前，祖先就开发了大连，18开始称大连。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之影响研究
问题的提出
传统职业教育，指中国古代
就已存在的本土的原创性职业教育。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阶段性总结，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了现代化。
对照《意见》的理念，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已经存在职业教育，其在实践性、职业性方面卓有成效。
古为今用，借鉴本土原创性的职业教育为我国今天的职业教育改革之用，显然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历史悠久的中国职业教育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连同职业教育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其症结何在?以史为鉴，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已经形成比较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社会分工、文字的发明等因素，必定导致生产经验的间接传授，因而产生了职业教育。
早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产生，如神农氏传授耕种方法，伏羲氏传授“拘兽以为畜”，螺祖传授育蚕、治丝茧方法等等。
分析发现，本土原创的职业教育其实颇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强调“立德树人”、“育人为本”
《意见》提出职业教育的前提是“立德树人”、“育人为本”，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视思想品德的培养。
历史上各行各业均要求从业者必须甘于奉献，为事业献身，要爱国利民，有仁人之心。
重视人的培养是中国传统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
在《墨子·尚贤》篇中，墨子为墨家弟子制定的道德标准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中医授徒非常重视医德的传授，提出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准则。
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用医术救民于水火，而不愿留居官府为权贵效命，坚持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威武所屈的崇高医德。
护镖也是一种职业，武术行业非常重视学徒的道德水准，要求学武不能伤人，学武要用于锄强助弱，要有侠义之心，要爱国爱民。
当官者也有职业道德，古代流传着一种成文的“官箴”，有劝人坚持民本思想的，如《牧鉴·接人》中的“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有劝人坚持为官保持清廉的，如徐榜《宦游日记》中提出“一朝点污，终身玷缺”;有要求摒弃以清廉博取名声的虚伪行径的，如《从政遗规》中提出“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
又如，东汉时期的张衡一生做出了“地动仪”、“浑天仪”等发明成果，在多个职业技术领域有很高的地位，张衡就曾提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的从业格言。
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古代的职业教育在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二)重视高素质的职业技能
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高素质职业技能的培养，要求技能训练必须精益求精。
《庄子·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技能做了记载，庖丁可以刀入牛身若“无厚入有间”而游刃有余。
因此，牛刀虽已用了，而其锋利仍“若新发於硎”。
庖丁甚至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精神享受，“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完成操作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文中对职业技能还根据其水平进行了等级划分：“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
《庄子》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
北宋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记载了一个卖油翁酌油的精湛技能：“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
其原因 “无他，惟手熟尔”。
卖油翁对职业技能培养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教育思想。
(三)艺徒制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及职业性理念
艺徒制是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流行最广泛的职业教育方式。
徒弟在生产中接受职业技能的传授，或一师一徒，或一师带几个徒弟，通常是边学边干，学以致用。
艺徒制的形式几乎存在于任何行业，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能工巧匠，他们创造了一件件精品，如冶金业方面的“越王勾践剑”，现代科学仍然无法弄清其高性能的机理;建筑业方面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如故宫的宫殿;陶瓷、工艺品行业贡现了大量国宝，创造这些精品的高超技艺往往与艺徒制的培养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做为一种教育模式，艺徒制有很多优点，首先是坚持言教身传，并且教学过程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相示以巧，相陈以巧”。
学徒一般要熟悉掌握所有的生产岗位，要对整个行业有全面的了解，以保证技艺的专业水平，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
其次是以生产现场学习为教学场所，以生产性实习为主要教学形式。
熟练的技艺是要动手实践后才能掌握的。
徒弟先在现场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可帮助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性工作，辅助工作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最后就能掌握基本操作技能，逐步过渡，从需要师傅指导开展工作到能够独立开展工作。
艺徒制是最充分地体现了职业教育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的教育模式。
(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重视先进的教学模式
除了艺徒制，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重视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例子。
鲁班，是木工的鼻祖，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鲁班学艺的传说是古代文化重视先进教学模式的典型例子。
传说中，师傅先是给鲁班已长满锈的斧子、刨子、凿子，鲁班用七天七夜磨好。
师傅又给鲁班满屋子精致的各种亭台楼阁模型，让鲁班把所有模型拆开，又安装起来，如此反复，足足研究了3年，鲁班在实践教学中掌握了木工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最后成为中国木工的鼻祖。
这虽然是传说，但却是传统文化中职业教育理念的反映，鲁班学艺的过程完全符合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只有如此，科学的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鲁班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宗师。
项目教学法等教育教学方法竟然在中国古代已具雏形。
(五)墨家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墨翟是墨家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提出了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职业教育思想。
墨翟强调科学和技术教育，包括生产知识教育、军事科学知识教育、自然科学和技术技艺等知识教育。
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创新，他一反往常只注重人文教育、道德教育而忽视科技教育及忽略下层社会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做法，创造了先秦时代科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足以与西方古代自然科学相媲美;他一反师道尊严，提出“强说教”的思想，有效地调动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甚至可以说，墨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只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墨家连同其教育思想发了芽，但没有结果。
尽管中国的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成果斐然，但是，在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没有出现现代工业，职业教育没有形成社会化教育系统，没有产生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中国生了根，但没有结果。
因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的束缚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一)科举考试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科举考试以“学而优则仕”为出发点，对官员选拔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逐步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导向。
官员选任资格严格地局限在科举出身的士子中，而传统社会个人身份是相对固定的，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对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几乎是唯一途径，社会各方面甚至皇帝本人对科举考试进行大肆渲染，影响了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
合肥的历史文化论文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二千余年。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合肥历史文化论文篇1
合肥市文化旅游开发探讨
摘 要：合肥具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其文化旅游在合肥旅游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阐述合肥文化旅游资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合肥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并提出开发对策。
关键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合肥市
引言
文化旅游是指游客通过各种形式体验、感知、了解当地文化内涵的过程，是将当地文化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形式和有机载体。
文化旅游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1]。
文化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中一个新兴的旅游类型，正以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中国文化旅游以其独具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
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安徽省会城市合肥蕴涵着内涵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但是目前合肥市的文化旅游开发广度和深度上还存在不足。
本文借鉴国内外其他城市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与策略，在对合肥市发展文化旅游的地脉和文脉分析、文化旅游资源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合肥市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与策略选择。
一、合肥市发展文化旅游的地脉和文脉分析
地脉是一个地域(国家、城市、风景区)的地理背景，即自然地理脉络;文脉是指一个地域(国家、城市、风景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文化脉承，即社会人文脉络。
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准确地把握、分析一个地域的地脉和文脉，梳理出地脉和文脉的主线，实质上就是寻找地方独有的特色，进而确定开发主题，并对主题进行深化、加工，挑选适当的项目加以组装，是旅游开发的一条重要思路[2]。
1.合肥市文化旅游的自然地理背景分析。
合肥位于北纬30°56′～32°33′、东经116°40′～117°58′之间，分别与淮南、滁州、马鞍山、芜湖、安庆、六安等六市接壤，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环抱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巢湖，通过南淝河和巢湖，可以通江达海。
全市海拔多在15～80米之间，平均海拔20～40米。
主城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岗冲起伏;西南部属大别山余脉，层峦叠嶂;海拔最高为境西的牛王寨595米。
合肥降水丰沛，地表水系较为发达，以江淮分水岭为界，岭北为淮河水系，岭南为长江水系。
境内巢湖是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水域面积804.6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巢湖”，合肥因此有“滨湖新城”之称。
合肥是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区，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棉花、瓜果蔬菜等，畜禽养殖业发达，特色农产品丰富，被授予“中国淡水龙虾之都”称号。
三岗苗木花卉、长丰草莓、高刘白鹅、朱巷仔猪、巢湖银鱼、柯坦有机茶叶等名牌农产品享誉大江南北。
合肥具有鲜明的园林生态环境，城中有园，园中有城，是国家首批命名的3个全国园林城市之一。
合肥正围绕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这一目标，加快建设“绿色合肥”，展现合肥“山水城林”的风貌，使合肥成为“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依山傍水”的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
优良的区位条件、多样的地貌类型、宽广的水体、怡人的自然景观、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产为造就合肥丰富的文化积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合肥市文化旅游的历史人文背景分析。
合肥现辖四县(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庐江县)一市(巢湖市)四区(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全市总面积11 429.7平方公里(含巢湖水面804.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45.7万。
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339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335.2万。
全市有4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4.8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0.6%。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二千余年。
历史上，合肥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有着“江南唇齿、淮右襟喉”之称。
合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从古到今孕育了无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合肥素以“三国故地，包拯家乡”称著于世。
政治、军事方面有“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缔造者杨行密、楚汉相争时的“亚父”范增、三国名将周瑜、北宋著名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台湾光复后首任巡抚刘铭传、爱国将领冯玉祥等。
科技方面主要有三国时期天文学家王蕃，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等。
文化方面主要有五代十国诗人伍乔、西汉教育家文翁、民国初期著名学者一代国学大师刘文典等。
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给合肥境内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
古有镇淮角韵、梵刹钟声、藏舟草色、教弩松荫、蜀山雪霁、淮浦春融、巢湖夜月、四顶朝霞八处，统称“庐阳八景”。
现境内现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8处。
流行于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和大别山区的庐剧是安徽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通俗易懂，吐字清晰，表演生动，生活气息浓厚。
合肥还享有“科教基地”之美誉。
合肥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是全国首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世界科技城市联盟会员城市。
到底合肥拥有中国科技大学等各类高校56所，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科研机构300多个，省级以上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89个;博士授权点180个;有两院院士51人，各类科技人员39余万人。
除首都北京以外，合肥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布局最多的城市。
二、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及其特征
1.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分类。
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可以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建筑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宗教文化旅游资源、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艺术文化旅游资源、产业文化旅游资源、商贸文化旅游资源、科教文化旅游资源九大主类。
每个主类下面又可分若干亚类，具体分类情况及其代表性文化旅游资源(如表1所示)。
2.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总体特征。
合肥市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悠远灿烂的独特人文优势，浓郁的民俗风情，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形成了鲜明的文化旅游资源特色。
(1)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类型齐全，特色鲜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既有物质的、有形的，如古村镇、寺庙、古民居;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如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等。
合肥文化旅游资源涵盖了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商贸文化、科教文化旅游资源九大类二十三个亚类，类型多样。
合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向以“三国故地、包拯家乡”著称，旅游文化积淀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特色鲜明、品位较高。
(2)开发基础较好，区位优越，客源市场广阔。
合肥区位优势明显，居中靠东、连南接北，紧邻中国当前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圈，是沿海的腹地、内地的前沿。
以合肥为圆心，半径500公里范围，基本涵盖中国东、中部7省1市、近5亿人口。
合肥对外交通便捷，境内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交通发达，已经形成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立体化交通网络，是国家规划建设中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现代旅游是一项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以不同地域间的人员流动为特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活动[3]。
据专家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当做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
在国内，文化旅游也因其独具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中国的旅游产品已经由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向现代的文化旅游产品转变。
无论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还是从合肥实际情况来看，文化旅游客源市场广阔。
三、合肥市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借鉴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文化旅游开发经验[4]，结合合肥市实际，适宜采取如下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1.整合提升型开发模式。
即整合一个区域的旅游文化资源或者多个区域的多种旅游文化资源，集中包装、提炼，采用人造景观的方式比拟再现传统文化的开发型模式。
如为欢庆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而建设的大型安徽纪念园——徽园就属于整合提升型开发模式，园区的整体规划建设是以安徽行政区划为基本构架，
“长江”、“淮河”横贯其间，东部皖北园区采用皇家园林建筑风格，西部皖南园区以徽派建筑皖南水口园林为主要思路，中部有极具现代建筑风格的世纪桥和世纪广场，
全省17个城市在相应的区位均建有代表各自地方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既相对独立成园，又与相邻各园及整个园区相隔益彰。
游览徽园，可让游客了解安徽悠久的历史。
2.复原历史型开发模式。
即对已失传的传统文化，按照历史记载，挖掘题材，恢复历史面貌的一种开发模式。
复原历史型模式也往往和整合提升型结合，以人造景观的方式历史再现民族文化。
合肥素有“三国故地”之称，但是真正留存下来的三国文化遗产不多。
合肥三国遗址公园以三国新城遗址为基础，深入挖掘三国历史文化，仿照当年格式建造三国文化景观，拥有新城文物陈列馆、
征东门、练兵指挥台、兵器铸造窑址、屯兵营遗址、饮马池、时光隧道等景点，集人文历史、游览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俨然一座露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存的三国军事历史博物馆，吸引了大量游客。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包公文化园等也属于这类开发模式。
3.原地浓缩型开发模式。
一些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发展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不再典型，一些重要文化活动原本在特定的时期才会呈现，令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文化旅游的风韵，故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在当地选取合适地段建以当地文化旅游为主题的主题园，集中呈现其文化旅游的精华。
在长丰县岗集镇规划建设中国(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就是采用这种开发模式，该园包括中国传统与民间艺术文化园、曲艺文艺园、民俗古风文化园、民俗餐饮文化园、“非遗”研发及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等12个子项目，重点建设砖雕、佛艺、脸谱、陶瓷、书画、竹雕、石雕、木雕、奇石等十个专项园区。
4.直接利用型开发模式。
即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
庐州府城隍庙、李鸿章享堂、李鸿章故居、李鸿章美食休闲文化风情区、刘铭传故居等文化旅游的开发就是直接将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宗教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名人名胜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产品。
以各时期的建筑和名人名胜为主线，构成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旅游风景点，显示出文化旅游城市的特征。
5.短期表现型开发模式。
一些特定的文化旅游资源只存在于很短时间，激发短暂的旅游人流。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民族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二是流动性的文化旅游表演活动。
4—5月举办的乡村旅游节、三十岗西瓜节、绿色大圩菜花节、花博会，7—8月的大圩葡萄节，9—10月的包公文化旅游节、徽菜美食旅游节等都属于短期表现型开发模式。
四、合肥市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1.充分调查，科学规划
文化旅游资源的调查是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设计的前期基础工作，为旅游资源评价提供直接的科学资料。
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可行性论证是开发规划的必要条件，是开发决策的重要依据。
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状况，所处的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条件，客源市场这些内容必须通过全面详实的调查才能真正掌握。
在充分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召集旅游、文化、文保、法律、历史、经济学、环境学等专业人士共同研讨，制定合肥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策划旅游活动项目，确定开发时序，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做到规划科学合理、符合实际、面向市场、突出创新[5]。
2.设立旅游发展资金，拓宽旅游融资渠道。
“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不低于1 000万元，适当向文化旅游倾斜，主要用于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建立旅游项目库、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对旅游企业的奖励、旅游市场开发促销、旅游形象宣传、优势品牌培育及人才培养等。
【摘 要】 鄞江镇厚重的历史，是世人无尽的文化财富，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更好的保护文化，打造现代历史文化名镇，是所有鄞江镇人民的夙愿。
本文首先阐述了鄞江镇的历史文化分布，进而立足于保护规划现状，论述了存在的若干问题。
最后，审视当前的规划保护模式、展望未来的规划保护前景，阐述了鄞江镇文化保护规划战略，旨在强化鄞江古镇的文化保护。
【关键词】 鄞江镇;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协调发展
0 前言
历史文化保护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工作，是保存灿烂历史文化的责任。
鄞江古镇有着悠长的千年历史文化，灿烂的它山文化、多彩的自然遗产等，都是世人无尽的文化财富。
近年来，鄞江古镇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着力打造“文化、旅游、休闲”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为鄞江古镇“谋发展、求共存”。
但古镇文化保护工作仍旧“任重道远”，规划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为古镇的明天开创更加开阔的道路，实现古镇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协调并进。
1 鄞江镇历史文化遗产分布
鄞江镇位于浙东四明山东麓，是宁波和鄞县的发祥地，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文化名镇，素有“四明首镇”的美誉。
全镇森林覆盖率高达60%，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风光秀美，樟溪潺潺依村而过，凤凰山、纱帽山环镇而立;鄞江镇历史悠久，全镇现有30余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如名震四海的它山堰、断坑岩、南北宕、古树群等，均是美不胜收的乡村胜景，是鄞江古镇灿烂人文历史的体现。
1.1 八邑津梁的鄞江桥
鄞江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悠长历史，是鄞县乃至宁波的发祥地。
所以，从遥远的鄞江文明诞生，就注定了古老的辉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曾在一段时期内，鄞江镇是浙东地区经济、文化。
政治的中心，是灿烂浙东文化孕育的温床。
而在鄞江镇的历史产物中，鄞江桥是千年桥梁，鄞江镇以桥名镇。
鄞江桥始建于北宋年间，全长38丈、宽3丈，是浙江省第一座木质结构大桥，有深厚的历史价值。
1.2 功侔鬼神的它山堰
千余年的历史积淀，滋润了灿烂文明的鄞江生灵。
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它山堰，以其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哺育了勤劳智慧的鄞江人民。
作为国家级文物单位的它山堰，名扬四海，是世人敬仰的世间杰作。
水利瑰宝的它山堰，始建于唐太和七年，全长134.4m、面宽4.8m。
而与之繁荣的文化活动，也沿袭着唐宋时期的“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庙会，可谓是文化活动一派欣欣向荣。
1.3 融山水人文一体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鄞江镇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不遗余力的“再生”人文资源，开创“旅游、文化、生态”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它山堰，是鄞江区的十佳旅游景区之一。
同时，着力打造文化群落，凸现出“唐朝宁波、千年古镇”的历史风韵，引发世人无尽的历史情缘。
2 鄞江镇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历史文化保护是现代人的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情愫。
鄞江镇在打造历史文化名镇的进程中，历史元素的流失破坏、“三大关系”的矛盾突出、规划保护的滞后，均是鄞江镇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2.1 历史元素流失破坏
历史元素的流失破坏是文化保护的“杀手”，是鄞江镇打造文化名镇的重要因素。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缘故，厚重的鄞江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特别是现代建筑结构的融入，对古镇的原有风貌造成较大破坏。
厚重的历史文化，就这样在现代元素中消逝。
鄞江镇要想打造历史文化名镇，需要留住历史元素、保护历史素材，丰满鄞江镇的历史内涵。
2.2 “三大关系”的矛盾突出
三大关系—保护与城镇建设、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古镇居民。
这三大关系即敏感，又紧密关切古镇保护规划的成败。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文化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如何并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是一项长期规划的工作内容。
而开发随之带来的文化破坏，过多参杂经济利益，反而破坏了名镇文化保护的意义。
且文化名镇的规划，不能缺少古镇居民的积极参与，而村民的利益又是调动其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这就强调关切村民的生态环境、经济利益等，都要惠及到保护规划的实质。
2.3 历史文化规划保护滞后
鄞江镇一直大力推行文化名镇的保护工作，在近年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实际的规划保护管理中，暴露出工作的滞后性，完善的古镇规划尚未成形，保护法律尚未完善，专业管理人才缺少，规划保护工作缺乏实质性创新。
同时，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乱建、乱搭现象普遍，古镇整体风貌逐渐流失，历史文化无法复制，这就很大程度的增加了古镇的保护难度。
3 鄞江镇历史文化名镇的实施战略
鄞江镇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任重道远，需要以科学完善的实施战略为依托。
统筹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文化保护工作，充分利用好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夯实古镇村民广泛的参与性，完善规划保护的基础建设等，均是古镇在文化保护中“谋发展、求共存”切实举措，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直贯彻，高举科学发展道路。
3.1 统筹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文化保护工作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鄞江镇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如何在趋势中保留历史，考验着鄞江镇人民。
在今后的文化保护规划工作中，要统筹好两者关系，不能厚此薄彼，反而造成文化保护不到位、城镇化建设无依托的局面。
对于现代建筑元素、生活元素等的融入，都是需要立足于文化视角，进行全面而科学的统筹规划。
在古镇文化保护规划中，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文化保护”，城镇化建设要配合与促进文化保护规划工作，为文化保护创造良好的条件。
3.2 充分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多达30余处的自然与人文遗产，是古镇历史文化保护的坚实支柱。
目前，在古镇历史文化的保护规划中，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再挖掘”、“再创造”，是利用好、发展好、保护好历史文化的重要举措。
古镇应紧紧以他山文化、休闲旅游资源为依托，不断完善“文化、旅游、度假”一体化的保护规划战略。
3.3 夯实古镇居民广泛的参与性
古镇长远的规划保护离不开居民广泛的参与，在思想行为上配合政府的保护工作。
目前，需要大量强化宣传工作，改善村民对于文化保护的认识。
并加大资金投放力度，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等，在文化规划保护的过程中，处理好三大关系，特别是保护与发展、保护与村民的关系，实现“阳光”保护的和谐氛围。
3.4 完善规划保护的基础建设
在保护规划中，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关键。
在大力推行一体化的建设模式下，更加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是后续工作的基石。
同时，规划保护要成形并不断的完善，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法律，以及引进专业的管理人才，为规划保护融入创新血液，这样才能维护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
4 结束语
鄞江古镇的文化保护仍旧任重道远，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寻求适合文化保护的完善规划，是鄞江人民不懈努力的`方面。
在大力推行“文化、旅游、度假”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下，就是对文化保护与古镇发展的良性协调。
但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利用好自然资源、夯实村民参与的广泛性等规划工作，这样才能开创鄞江古镇更加美好的明天，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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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宁波的旅游文化特色
21世纪是一个注重民族文化的时代，旅游也渐渐成为一种大众时尚，并在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
旅游不再是简单的走在路上看风景，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思想的陶冶。
看着景物，我们会联想到它的历史，它蕴含的文化，对现在的影响。
这便是21世纪旅游的真正意义。
从宁波出发，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意义。
一、宁波的旅游、经济与文化
宁波的文化气息浓郁，旅游业也很是发达，逐渐成为了宁波发展的产业基础。
从宁波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可以很好的看出宁波旅游的“威力”，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来领略它的美妙文化，一展它的风采。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的历史，宁波自然也继承了祖国不少优良传统文化，再加上有着地处东南沿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南翼的独特地理位置。
因此它被称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无愧于“东方大港、河姆文化，名人故里，擂商摇篮，佛教胜地”的称号。
同时宁波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更是一度被评为“中国公众首选宜居城市”。
在感慨宁波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的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宁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宁波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和敢于创新的等等努力。
一座城，一帮人，一种文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旅游和文化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旅游的景物中包含着文化，文化依附着历史当中的事物得以继承，两者不得分离。
我们也可以说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更是旅游产业的灵魂，文化资源是实现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源泉。
所以宁波的旅游业应该摒弃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重视旅游活动对旅游地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影响，增强对保护旅游地文化生态环境的意识，实现宁波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增彩。
二、宁波的旅游文化特色
1.古建筑——宁波的魅力所在
古建筑遍及宁波城区、郊县和各个重要城镇，展示了宁波一种不可多得的浓郁人文主义色彩。
建造于清朝咸丰年间的鼓楼是宁波地区至今唯一留存的古城楼，它应该也是宁波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是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也是宁波市唯一仅存的古城楼遗址，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
游人登楼，便可一览宁波城之全貌。
比上海外滩历史还要早的老外滩坐落于宁波三江口北岸，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租借”之一。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轮船码头一字排开，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
这些建筑，至少有100多年历史。
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有：
英国领事馆、巡捕房、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浙海关、天主教堂、江北耶稣圣教堂、宁波邮政局、通商银行等还有一些民房，如老“宏昌源号”、商人私宅“严氏山庄”、“朱宅”等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格，代表了英、法、德、荷等多国建筑风格。
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其藏书文化文明全国，令宁波人倍感自豪。
内有秦氏祠堂、江南园林的风貌，秦氏祠堂维修中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多种传统民间工艺，并且题材丰富，造型优美，是宁波民居建筑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尤以朱金木雕最为出众，典型建筑为戏台。
2.自然风光东钱湖
被郭沫若誉为“西子风光，太湖气魄”，评价有多高不言而喻。
月湖自宋元以来便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
各代文人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着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3.美食——舌尖上的享受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海鲜名闻内外，向以蒸、烤、炖制海鲜见长，别具特色，轻形式，重实味，鲜咸相兼，美味可口，宁波人昵称“下饭”。
烹饪制作大都采取了蒸、烩，特别讲究火候、刀功，极注重色、香、味俱全。
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陈腐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
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
”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
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
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
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
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
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
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
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
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
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
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腐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
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核心，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
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
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
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
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
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
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
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
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
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
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
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
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
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
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
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
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
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
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
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
中国神话在内容组成上的特征论文
如果以希腊、北欧、印度等地的神话为参照物，那么中国神话确实有一些不同于这些地区的神话的特征。中国神话在内容构成上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然神话的缺少。从现存文献看，中国最典型的自然神话只有烛龙、烛阴神话及伏羲神话、盘古开天辟地等等。一些公认的自然神话如羲和“生十日”及常羲“生月十有二”等，极有可能是对十干纪日及十二月纪年这种历法制度的神话性说明，从根本上说属于人文神话而非自然神话。而另一些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均以圣君及文化英雄为主角，以表现他们的非凡事迹为主要目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并非其主要职能。从这些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自然界出现严重灾害的情况下，自然才成为神话关注的对象。与西方神话相比，这种现象无疑是极为特殊的。另外，自然神话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相对较晚。如女娲神话始见于《山海经》和《楚辞・天问》，很有可能到战国时期才开始流行；盘古开天辟地直至三国时代徐整的《三五历纪》才见于记载。
中国神话在内容构成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天灾神话特别丰富。就中国古代一些最重要的神话而言，“女娲补天”属于洪水神话，“共工触不周山”则是对洪水成因的进一步说明，“后羿射日”是公认的旱灾神话，它以“十日并出”解释旱灾形成的原因。“夸父逐日”同样是一个旱灾神话，夸父在《山海经》中同时又是旱魃，此一神话旨在说明黄河、渭水水位急剧下隐的原因。先民将此归因于夸父将河、渭之水喝干了。而有关英雄圣君的人文神话又往往与对水旱两灾的发生及治理密切相关。鲧禹治水神话不用多说，即便是炎黄之战与蚩黄之战的原因也与水旱两灾有关。由于水旱两灾逼使一些受灾地区的部落集体迁徙，从而与当地的原住民争夺生产与生活资源，由此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战争。
中国神话在内容构成上的第三个特点，便是人文神话的相对丰富。除了圣君贤臣与文化英雄事迹以外，中国的人文神话至少还有两类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第一类是以感生情节为核心的始祖神话；第二类就是仙道神话。中国的始祖神话异常丰富，以姓族为单位，华夏集团大部分著名的姓族如夏、商、周、秦、楚都有自己的始祖神话，而东夷、苗蛮、戎狄等尚未融入华夏集团的部落也有自己的始祖神话。这些始祖神话（尤其以华夏集团的始祖神话为代表）往往有一个核心情节，那就是感生。仙道神话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彼岸乐土的想象、关于神仙的事迹和对于长生的追求等等。始祖神话、英雄神话和仙道神话三者的数量相当庞大，它们占据了中国神话的绝大部分。由此可见，中国神话就总体而言其实并不稀少，学术界所谓“中国神话缺少”的观点实际上仅仅在自然神话这个范围内才成立。
自然神话是否必然是最初产生的，或者是最普遍的神话形态呢？自然学派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马克斯・穆勒就认为神话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大自然以它的广大性和无限性唤起原始人一种确凿的、包围与支配着他们的无限的感觉，从而引起惊异与恐怖之情。在敬畏的基础上，宗教与神话产生了。这种理论乍听上去似乎有理，因为人首先接触的是自然，对自然的兴趣当然最先发生，自然神话的产生也必然早于人文神话。然而这只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推测原始人类。实际上，神话的产生绝不是因为原始人类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想象力。
如果我们的考察对象不限于印欧语系神话的话，就会发现自然神话并非最初产生或最普遍的神话类型。杜尔干的考察对象是澳洲土著，他对穆勒的说法就有过系统的批评。他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说：“如果大自然的事物真是由于它们庞大可观的外形或它们显示出的力量而成为圣物，我们应该看到太阳、月亮、天空、山脉、大海、风，总之宇宙间一切有强大威力的东西首先上升到这种显要的地位，因为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感觉与想象了。而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后来才被神化的。信仰最早针对的对象……是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植物和动物，对于它们人至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它们是鸭子、野兔、袋鼠、鸸鹋、蜥蜴、毛虫、青蛙等等。”随着人类学调查所得材料的日益丰富，人们发现原始人对太阳、月亮、天空和山岳等自然现象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他们认为这些现象的运动规则乃是理所当然的'。飓风在斐济是一个几乎每年都要遇到的灾难，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原始宗教理论》曾引用过霍卡特对斐济人的调查，指出他从未发现在斐济人中存在解释飓风的有关理论，那里也没有一丝宗教敬畏的气味。原始人的心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求知的兴趣和诗意的浪漫，然而他们最关切的乃是一些实际的事务，他的一切兴趣最后都要归结于以实用为本的人生观之上。神话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它在原始社会组织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也就是说，自然神话缺乏与人文神话丰富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天灾神话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溯到中国神话产生时期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就生产方式而言，中国的文化中心――黄河、长江流域很早就进入农耕阶段。根据中国遗存的某些习俗（如吃狗肉）分析，华夏集团似乎未经畜牧阶段而直接从狩猎阶段进入到农耕阶段。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天灾（尤其是水旱两灾）最容易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威胁，它们不仅直接威胁人的生存，而且会引发很多的重大事件，如天灾会导致部落之间为争夺资源而产生争斗。又如，由天灾而导致的部落迁徙使得原本平衡的部落生态被打破，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率领人民战胜天灾的首领会得到长期的景仰与称颂，成为初民心目中的神灵与英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灾神话丰富的原因。
相比于自然神话而言，氏族起源神话是世界范围内更为普遍的神话形态。这是因为氏族是各个民族内都存在过的社会集团。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态势是由氏族逐渐演变为部落，再由部落联盟演进为国家组织。在中国早期的社会组织中，氏族是最基本的单位，幅员的辽阔、氏族的众多更为氏族神话的丰富创造了有利条件。氏族起源神话的丰富和祖先崇拜观念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氏族在维系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作用。
台湾道教的历史、现状及其宗教特征
我国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史悠久.道教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形态,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传播、衍变的整体历史过程,大约迟至中古以后才经由南方的福建传入台湾.明代以后,随着两岸交流逐渐增多,移民人数的激增与规模的扩大,仅在两百多年的时间之内,道教的传播就迅速扩及台湾全岛.当今的台湾道教,信众广泛,庙堂林立,约有社会各阶层的信众数百万,宫观庙堂数千座,形成台湾规模最大的.宗教形态,对台湾地区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民间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乃至经济生活、政治取向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台湾道教在长期衍变发展的过程之中,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逐渐形成了移民性、宗族性、地域性、民族性、融合性的特征,而此诸多特征对于台湾道教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皆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 者：黄海德 Huang Haide 作者单位：国立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刊 名：宗教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RELIGIOUS STUDIES 年，卷(期)： “”(2) 分类号：B9 关键词：台湾 道教 宗教特征中国乌托邦神话的地理特征
中国“乌托邦神话”是人类对极端理想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幻想,是“原始乐园神话”概念的延伸.中国“乌托邦神话”有其鲜明的地理特征:其一,高山与大海(海中之洲或岛)这种封闭性地理环境是乌托邦神话诞生的地理背景;其二,农业社会中对财富与气候的现实期盼最早根源于乌托邦神话;其三,通过天地之间相互交通的地理幻想,人类最终完成了对自身行为能力的极限超越.
作 者：王晓辉 WANG Xiao-hui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6(6) 分类号：G07 关键词：乌托邦神话 地理特征 封闭性地理环境 农业社会理想模式 天地交通浅析历史文化村落搬迁安置论文
摘要：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文脉是村落保护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中，历史文化村落安置区的规划建设会产生文脉断裂的问题。本文对杭州东梓关历史文化村落搬迁安置区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梳理其建筑文脉，探讨安置区建筑文脉延续的基本做法。
关键词：历史文化村落;东梓关;安置区;建筑文脉
一、东梓关村基本概况
东梓关，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三十二年《富春县志》载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朝廷在东梓浦设立巡检司，并派有军队驻守，为东梓塞，因此改名东梓关，是杭州境内颇有名气的古埠名镇。2015年，东梓关村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重点村，同时还是杭州市“新杭派民居”示范点。东梓关现存清末民国初的历史建筑约百余幢。具有代表性的像许家三房的“许家大院”、“许春和大药房”，安雅堂，许家二房、四房、五房、六房，越石庙、朱家三房堂楼和长塘厅等，都是留存下来知名的历史建筑（如图1）。
二、建筑文脉定义
关于文脉，学术界有各种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文脉，是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更确切点，是指在局部与整体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1]。对于建筑文脉，邹德侬认为“建筑文脉是指建筑与周围事物的外在和内在的时空承接关系。这里所说的周围事物包括通常所说的环境及相关的种种文化因素”[2]。通过检索知网30篇的专业论文，笔者认为，建筑文脉可以理解成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一种联系，个体与整体的一种联系。对于历史文化村落搬迁安置区而言，建筑文脉更多地表现在安置区与传统建筑的关系（如表1）。
三、浅析东梓关村建筑文脉
笔者对东梓关村进行现场实地调研，为了更好地体现建筑文脉，下文通过宏观到微观的研究顺序，从村落规划、组团形式、庭院空间、造型、色彩、材质六个方面，对东梓关村搬迁安置区的建筑文脉进行梳理分析。
（一）村落规划1.空间结构：根据富阳区梓关村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规划，东梓关村结构为“一轴一带两心三片区”（如图2）。一轴：以沿江公路为基础的，作为连接东梓关新、老村中心纽带的村落保护、展示利用主轴线。一带：东连孙权文化公园，西接梓桐洲的富春江景观带。两心：以东梓关原村委为核心的老村中心和承接东梓关未来发展的新村中心。三片区：记录东梓关村1000多年发展的历史文化村落核心片区，满足核心区保护需求和承载村落未来发展希望的新村片区（杭派民居农居安置区），以及连接两者的老村片区。2.安置规划：合理的人口密度是改善村落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现状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较高，部分古民居有倒塌趋势，古民居内居民生活条件较差；规划建议对古民居修缮的同时，外迁部分人口。根据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村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规划，为安置拆迁和搬迁的农户，在东梓关村东南角设置杭派民居安置点，用地面积为19277.6平方米，一期共有4种户型，拼成13栋楼，共46户。二期新建一个村民活动中心，以及回迁一栋古民宅改造作为乡村书院；地块总建筑面积15806.98平方米，共46户。按照杭派民居的风格在村西南角增加农居安置点，用地面积为7933.9平方米，共可安置23户，每户用地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以上。规划较好地利用地块内现有水塘，做成整个安置区块的公共中心，同时根据景观、地理优劣势，安置不同户型，安排不同功能类型。
（二）组团形式：在一些地形较复杂的较大村落，因为自然地形的'限制条件，常出现组团式村落肌理[3]。所以东梓关安置区在设计时,从基本单元入手，将宅基地轮廓边界与庭院整合同步考虑。在总占地面积不超标准的前提下，确定了小开间大进深和小进深大开间两种形态的基本单元，然后由两个基本单元演变出四种基本形体类型，进而通过庭院组织方式形成一个富有变化层次的规模组团，每个组团都有自己的中心，组团的有序生长衍生便能逐步发展生成有机多样的聚落形态，这种单元生长聚落的模式也为未来的推广提供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如图3）。
（三）庭院空间：中国的传统民居布局大多是合院式的，尊卑有别，主次有序，建筑的组合形成浓郁的阖家团聚的格局[4]。宗族意识较强，建筑相互组合，依靠公共庭院空间，将整个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东梓关村作为新杭派民居示范区，考虑到建筑文脉的延续性，又要最大化降低成本，所以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庭院空间，通过基本单元形成的庭院空间将整个组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照顾到农户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又从空间上，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产生联系，延续了传统的建筑文脉（如表2）。
（四）造型：东梓关作为典型的传统江南民居，其魅力主要体现在粉墙黛瓦所体现出来的气质，就如同吴冠中先生的国画，微曲而优雅的屋顶线条与实墙，描绘出独特的江南水乡意境，抽象中渲染出江南人家的隽秀。因此在设计中，将吴冠中先生国画中江南民居的曲线屋顶这一要素作为设计的切入点，将国画与传统建筑屋顶造型相结合，提取解析并加以抽象重构，形成连续的不对称曲面屋顶，营造出的江南水乡意境，使人仿佛置身吴冠中先生的国画。中（如图4、5）
（五）色彩：建筑色彩设计对历史文化村落建筑文脉保护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建筑外观的色彩处理方面,或白色粉墙,或用灰砖砌筑,配灰黑色瓦,深栗色的油漆涂饰木构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把装饰色分成相近的两级明度来处理,令其平淡中又看变化[5]。从色彩上来看，东梓关村还是清末民国初的味道。运用黑、白、灰的三色基调，屋顶代表黑色基调，白色粉墙代表白色基调，木制感栅格代表灰色基调，三者相互呼应，形成了强烈的黑与白、白与灰、线与面的色调构图关系，使得传统与现代产生联系，延续村落传统建筑的色彩文脉，新村和老村实现了有机融合。
（六）材质：村落城市一样具有包容性，东梓关在设计中并不是以建筑师个人情趣为主导，而是以当下流行的“乡愁”建筑材料为重点[6]。东梓关建筑文脉在材质中的体现，表现在材料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各种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安置区与传统建筑和谐统一。
传统的建筑材料由于今天工艺、生产和建造方式的匮乏，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建造与维护成本。作为安置用房的东梓关村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本着低造价，回归建筑本体营造的思路，东梓关安置区规划设计负责人孟凡浩采用最经济的砖混结构形式，以白涂料，灰面砖与仿木纹金属格栅等商品化成熟材料为主，从外部装饰入手，应用最接地气的材质，考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营造出传统的黑白灰民居（如表3）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东梓关村，在安置区规划设计中，从村落规划、组团、庭院空间、造型、色彩、材质等方面，充分地考虑到传统建筑文脉中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孟凡浩为主的设计师团队深入挖掘村落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将传统建筑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延续当地建筑文脉，使得安置区与传统建筑和谐统一，为历史文化村落安置区的规划设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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