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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诗歌的语言特色
在元稹的诗文集里，诗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赞赏白居易的诗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交往密切的诗友，他们之间是非常了解的。故元稹所指出的白居易诗文的九大特点不可等闲视之，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其《白氏长庆集序》云：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是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
元稹也曾提出他自己诗歌努力要达到的标准，其《上令狐相公诗启》云：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元稹认为自己的诗歌并没有能达到白居易诗文的长处和自己一再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具备了“感物寓意”、“词直气粗”的一般特色。当然这是诗人的谦虚，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现在我们参照元稹对白居易诗文的赞扬和元稹对自己诗歌的追求，根据历代人们对元稹诗歌的评价，仅就元稹绝大多数诗文的艺术特色谈一些我们的浅见：
一、浅切，即所谓的“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明人陶宗仪《说郛》文云：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此亦即元稹白居易自己所说的“意切”、“言激”17。具体地说，我们以为可大致分为：
其一，对时事的急切：元稹从为君悯民为国的目的出发，写了不少忧时愤俗的诗歌，例如《乐府古题·夫远征》云：送夫之妇又行哭，哭声送死非送行。夫远征，远征不必戍长城，出门便不知死生。
其悯民之意愤懑之言激荡而出，沁人心腑感人至深。又比如长庆年间同州发生大旱，春天无雪夏日无雨，田地无苗山野无草。百姓家家无粮，生活甚为蹙迫。时为同州刺史的元稹请求上苍临灾于己而降雨于民，并在诗中一再要求下属与他一起“同苦辛”，多过问人间的不平，多关心百姓的苦难，诗云：
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腊雪不满地，膏雨不降春。恻恻诏书下，半减麦与缗。半租岂不薄，尚竭力与筋!竭力不敢
惮，惭戴天子恩。累累妇拜姑，呐呐翁语孙：“禾黍日夜长，足得盈我囷。还填折粟税，酬偿贳麦邻。苟无公私责，饮水不为贫。”欢言未盈口，旱气已再振。六月天不雨，秋孟亦既旬。区区昧陋积，祷祝非不勤。日驰衰白颜，再拜泥甲鳞。归来重思忖，愿告诸邑君：“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今年无大麦，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生小下里住，不曾州县门。诉词千万恨，无乃不得闻?强豪富酒肉，穷独无刍薪。俱由案牍吏，无乃移祸屯?官分市井户，迭配水陆珍。未蒙所偿直，无乃不敢言?有一于此事，安可尤苍旻!借使漏刑宪，得不虞鬼神!自顾顽滞牧，坐贻灾沴臻。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岂无神明宰，为我同苦辛。共布慈惠语，慰此衢客尘。由此可见诗人关心百姓的急切心情。
其二，对朋辈的恳切：元稹与朋辈酬唱的不少诗歌表露了诗人对朋辈的恳切之情。如元和十年三月元稹贬谪通州，长期受压的不平和客地瘴气的侵袭，使诗人刚刚来到通州就病倒在床，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当他听到白居易也贬放江州的消息时，不顾自己的病体猛然挣扎着坐了起来，想问个究竟想讨个公道，其《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种对朋辈的关切之情可谓感人至深，难怪白居易有“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之感叹。又如元稹自兴元返回通州后，收到了久无来信的白居易之信，有诗《得乐天书》云：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诗。
在政敌的迫害之下，多年贬谪的`诗人并没有屈服从无半点眼泪，而收到朋辈的一封远方来信却一反常态止泪不住，吓得妻惊女哭，其恳切之情宛如画出。
其三，对妻女的亲切：元稹的妻子韦丛婚后七年亡故，诗人对她的思念之切出自内心见于诗文感动他人，如他的《六年春遣怀八首》之六云：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妻亡情在，虽死犹生，故惊怪他人之悲泣，误问已卒之妻子。诗人还有不少诗篇感伤妻子在世时的贫寒，怀念两人往日的深情，最为人所知晓所称道的莫如《遣悲怀三首》，诗云：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
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
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
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而当时元稹的妻子韦丛已先诗人而去，死后虽能同穴共寝，但人死魂散，又能期望什么?虽有来生再做夫妻的传说，但岁月悠悠，漫长的等待又如何度过?这种无法排遣的恋情难于补报的追悔，只有也只能以“唯将终夜长开眼”的思念来“报答平生未展眉”之遗恨了。悼亡诗的深切，无过于此。元稹悼亡儿女的诗凄切之情也跃然纸上，其《哭子十首》之二、之三、之四云：
才能辨别东西位，未解分明管带身。自食自眠犹未得，九重泉路托何人?
尔母溺情连夜哭，我身因事有时悲。钟声欲绝东方动，便是寻常上学时。
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
诗中都是平时之口头话语，极为平常也非常普通，但他思念儿子的深情却甚为亲切，追悔管教过严的反省也引人共鸣。女儿元樊夭亡，诗人有《哭女樊四十韵》等诗篇痛悼女儿的夭折：
四年巴养育，万里硖回萦。病是他乡染，魂应远处惊。山魈邪乱逼，沙虱毒潜婴。母幼看宁辨?余
慵疗不精……空垂两行血，深送一枝琼……此中临老泪，仍自哭孩婴。
诗中自谴自责悔恨交加，哀痛之情凄然可见。
二、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亦即前人所言“务言人所共言”。赵翼《瓯北诗话》文云：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
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
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
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务言人所共欲言”是通俗诗派的语言特色，宋代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云：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王安石说的虽是张籍之诗，但我们以为同样适用于元稹白居易的诗篇。诗歌的精辟内容要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来表示，写成之后要让人容易看容易懂。这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写作之时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十分艰苦，比用华丽辞藻来表达更为困难。元稹诗歌的语言出语平常，有“如作家书，如对客面语”，“善用俚语”18的特点，如他的《感梦》、《遣悲怀三首》、《酬乐天江州路上见寄三首》、《花栽二首》云：
十月初二日，我行蓬州西。三十里有馆，有馆名芳溪。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
南花北地种应难，且向船中尽日看。纵使将来眼前死，犹胜抛掷在空栏。
以口语组织入诗看似容易实非易事，人人所共欲言并非人人都能言;更不容易的是要求诗人用极通俗极自然的语言组成耐人思味的意境，表达复杂微妙的感情，也就是以“眼前景口头语”而达到“沁人心脾，耐人咀嚼”19的效果。如《行宫》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全诗以极平常的话语构成了发人深省耐人咀嚼的意境，使读者从“人人所共欲言”二十个字中看到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葬送成千上万宫女终身幸福的罪恶。又如《长庆历》，诗云：
年历复年历，卷尽悲且惜。历日何足悲?但悲年运易。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所叹别此年，永
无长庆历。
全诗无一难语险词，却很深刻地表达了元稹惋惜知遇之君穆宗逝世之后自己永无辨冤之日的复杂感情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怎样的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关于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诗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评》、《记纂渊海》文云：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元和主盟，实在元白。
清代冯班《钝吟老人杂录》也说：
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
可见元和长庆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长庆诗人。
历代评论家对元稹诗歌的贬诽
而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诗歌，历来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贬斥远远多于赞扬。今择要归纳如下：
一、元稹诗歌“淫言媟语”、“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语云：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珏在开成年间也曾说过类如的话，宋代王谠《唐语林·文学》转述云：
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声，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
对杜牧李珏的这种见解后世仅范摅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评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如唐人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胡震亨《唐音癸签·诂笺》、贺贻孙《诗筏》、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文人勿相轻》、刘熙载《艺概》等都认为杜牧李珏指责元稹白居易的话是“户门相轧”、“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如唐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
又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馀话下》、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话，所谓非庄士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
杜牧罪元白诗歌传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诲淫，且曰“吾无位不得以法绳之”……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云：
杜牧尝讥元白云：“淫言媟语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乎?
杜紫薇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至赋《秋娘》诗，乃全法其遗响，何也?
清人尤侗《艮斋杂说》云：
杜牧之尝言：“近日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门户相轧耳!扬州梦，真浪子行径，杜书记平善又谁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历来的批评家认为杜牧是因不满元稹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而对元白进行攻击，纯粹出于个人意气。我们以为这种攻击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杜牧与牛党党魁关系极为密切，他与李珏曾分别为牛僧儒撰写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孙，元稹白居易在年轻时曾弹劾讥讽过时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遗任之时，有《论追制表》加以弹劾，矛头所指即是当时的宰相杜佑，杜佑护佑杜兼，授职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职，文云：
又以杜兼为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复改郎署。臣不知谁请于陛下而授之?谁请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则授者非，授者是则追者非。以非为是者罚必加，然后人不敢轻其举;以是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鸟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讥讽杜佑的诗作，诗云：
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俊鹘拳，疽肠暗把鹓雏啄。千年不死伴灵龟，枭心鹤貌何人觉?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元稹东台御史任又按法惩办过杜佑的亲信杜兼，《旧唐书·杜兼传》云：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
而元稹白居易却不管这些，断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报复，元稹诗《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贺之》注云：
分司东台日又劾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贬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还应说明，据《旧唐书·李珏传》，李珏是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的党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为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继李逢吉等人诬陷排挤元稹后，对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击和诽谤。由此可见杜牧和李珏的意见都是党同伐异的偏颇之见，不足为信。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
(元稹诗)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元白浅俚处皆不足病，正恶其太直耳!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古诗镜》将元白乐府与张王乐府作了比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著色，乐天多浅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之。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特烦，尽意则亵矣!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作分析。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又微之所作……颇嫌硬涩未融。
元作造词造句颇嫌晦涩。
我们以为元稹诗歌的这些缺点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长篇次韵酬唱诗中是存在的，《酬东南行诗一百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即是其例。这是因为元白这些酬唱诗写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内容本来不够充实，而形式却又是次韵相酬的百韵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别是元稹的酬诗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押韵之难，在我国诗歌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在“次韵”的苛刻条件下，写一篇内容与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长篇实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罗奇字刻意求新，颇有为诗而诗的文字游戏意味，自然难免有“雕饰”之迹“晦涩”之病。而且在现存元稹白居易长篇酬唱诗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韵酬和，因此就这一部分诗篇而言，元稹诗较白居易诗更为“雕饰”和“晦涩”，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饰”“晦涩”之病对大多数元稹诗歌来说，包括元白大多数酬唱诗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浅切而不是晦涩，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饰”。我们准备在下文再作介绍。
四、元稹诗歌往往“一篇杂有数意”，“一意而复见于两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文云：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也不复是也。请举数例以明之：《元氏长庆集》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篇末乃云：“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隋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长庆集》二四《法曲》……《阴山道》……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复又见于《立部伎》中。
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几首作品而言，这话不无道理。如《上阳白发人》、《法曲》、《阴山道》确有“一篇杂有数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组诗之中，均涉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也确实存在“一意而复见于两篇”之病。而元稹《上阳白发人》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对“阳亢阴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宫女、公主、诸王在内，不仅仅是“愍宫人之幽闭”而已。而“愍宫人之幽闭”只是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的主题，其题下注云：“愍怨旷也。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以为陈寅恪对元稹《上阳白发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讲，大家即使同意陈寅恪先生对元稹诗歌的指责，元稹诗歌此病恐怕也仅此数例而已。以与上举数诗为同一组诗的《忆远曲》、《苦乐相倚曲》为例，前诗开门点题：“郎身不远郎心远。”然后扣紧主题一意到底。后诗层层深入篇末点题，主题十分明确。同一组诗中的其他各诗，无一不是如此。在诗人的其他作品中虽有优秀和一般之分，但均无“一篇杂有数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复见于两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组诗之中，就一个主题而反复吟唱，这在诗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
诗歌的语言特色
一般说来，诗歌语言常见的有以下一些特点：
(1)清新。表现为语言新颖，不落俗套。如王维的《山居秋暝》就是如此。
(2)平淡。也称质朴。表现为使用白描，不加修饰，真切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直接而明朗。如白居易的《村夜》：“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如画一般的山村之夜在作者的笔下如此宁静，如此祥和，而如此生动地展现出来。
(3)含蓄。指意在言外，或引而不发，或欲说还休。如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诗人托事于物，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便戛然而止，不再多说一字，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
(4)简洁。指干净利落，言简意赅。如贾岛的《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十个字便将幽居的特点托出。再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仅十个字即写出了环境的清冷，钩勒出空旷寥廓、幽寂冷漠的背景。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十个字突出垂钓老人孤独傲岸，抗风斗雪的傲然之气和不屈精神，把诗人虽在逆境之中，虽觉孤独寂寞，但决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展露无遗。这些作品均是简洁的典型。
(5)绚丽。主要指富丽的辞藻，绚烂的文采、奇幻情思。如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本来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离别，经过诗人那特有的.奇幻绚丽的语言，便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体，创造出色彩缤纷的童话般的幻境。
(6)作者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所导致的语言特点。如李白的诗豪放飘逸，热情奔放，气势磅礴;杜甫的诗则沉郁顿挫;王维的诗清新空灵;李商隐的诗瑰丽含蓄。
(7)诗歌所表现的流派所具有的语言特色。现实主义诗歌提倡客观地观察生活，并按照生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的描写生活，表现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如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的作品。 浪漫主义的诗歌则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感情热烈奔放，语言绚丽多彩，想象瑰丽神奇，多使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如李白、李商隐、李贺等人的作品。宋词中以柳永、李清照、姜夔等为代表的婉约派，其作品比较婉曲，比较含蓄，多以艳情为题材，严守音律。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其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广阔，风格多样，旷达洒脱，慷慨激昂。[2]
(8)诗歌的修辞手法所具有的语言特色。
以上鉴赏手段并不是关于诗歌语言特色的唯一描述，常见的分析方法还有：从语言的形式、表意和意象等层次进行分析的方法。但由于中学教材采用上述分类方法，并且此种方法较为全面，所以广为流传。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色
语言特色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今河南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元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诗歌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很多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争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许多诗人，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除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
由上可以知道，白居易不仅在诗歌上给予后人有很大的影响，更是以其超然自适的性格和人生智慧赢的文人的尊敬与崇拜。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华兹华斯诗歌的语言特色论文
一、对大自然充满虔诚的爱
由于生活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他从小喜爱大自然。自然中的花鸟树木、湖光山色深深地吸引着他，并渐渐进入他的作品。华兹华斯表现在诗作中对自然的情感已经不能用我们所习惯的诸如“欣赏”、“放情”等范畴来界定了，以“对自然虔诚的爱”来概括较为合适。华兹华斯将自然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将自己的道德与自然的外在形象相联系。他把自然看成自己的朋友、母亲，或慰籍者DD既可以平等地与其交流，聆听她的教诲，接受她的滋养，更可以在人生失意时从中得到安慰， 包扎好伤口，再重新站立起来。他笔下的湖光山色、流水行云、歌鸟林禽、树丛野花，这其中蕴涵着诗人与大自然的契合，对宇宙万物的热爱。如，在《黄水仙》中他将自然视为人的精神依傍：“独行徐徐如浮云/横绝太空渡山谷/突然在我一瞥中/金色水仙花成簇/开在湖边乔木下/微风之中频摇曳/有如群星在银河/行影绵绵光灼灼/湖畔蜿蜒花茎长/连成一线无断续/一瞥之中万朵花/起舞翩跹头点啄”。一开始，诗人写出独自徘徊无所寄托的心情， 恍惚得有如天空漂浮的一朵孤云。当他看见湖畔黄水仙，有如少女在微风中翩跹起舞，又如银河里闪烁的万点繁星时，他的愁云才渐渐消散，代之以满心喜悦。诗人接触到大自然，有如旅人到家，航船着陆，心灵与造物合一。正像他在《丁登寺》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在何种时间，何种环境，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与大自然的交往都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二、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
华兹华斯在其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创作了无数经得起考验的佳作。在这些佳作中，华兹华斯运用自己推崇的写作原则，从日常生活体验中摄取描写的对象。华兹华斯独特的写作风格就在于，他不是单纯就事论事，就景论景，他赋予这些事物与景色一定的想象力。华兹华斯独特的想象力就在于，他的想象力的保持是与对大自然的虔诚分不开的，而自然又是与童年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在华兹华斯的写作技巧中，想象、童年、自然就融为一体了。他在《致杜鹃》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艺术手法：杜鹃的歌声远远飘来，把诗人带回到童年的黄金时代，在林中，在草场，在大自然怀抱中享受到无比幸福。然而，这首诗的涵义远不止如此，诗人的想象飞得更加遥远，他把杜鹃声幻化成“一个谜”、一种“希望”、一种“爱”，甚至成了“缥缈的仙岛”的象征，引起诗人无限的欢乐和向往。这首诗与其说在歌颂杜鹃，不如说是借题发挥，沉醉于幻想的仙境之中。这里，想象、童年、自然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我心驿动》中，华兹华斯用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来证明他对童年的态度：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儿童在哪些方面是成人的父亲呢？我们相信，从儿童到成人的发展过程对应的是人类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过程。诗人笔下的童年生活像是乐园，那时人是完整统一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协调一致的。自然界现象在成年人看来已经是司空见惯，所以熟视无睹。可是在儿童眼睛里，自然界的现象样样新鲜。他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对这些现象编织出许多美丽的幻想。这里，诗人用简单的语句将想象、童年、自然三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不觉耳目一新。华兹华斯的许多诗作都是以自然和人的关系为主题的，中心思想是大自然乃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源泉，童年的天真含有永恒的征兆。这类诗作以清丽、流畅、丰富的第一文库网语言阐发人生的哲理， 实乃艺术上的精心杰作。
三、华兹华斯诗作例析
华兹华斯的语言质朴而优美，笔法精巧而凝练。在讴歌自然与描绘童年的过程中，他运用了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宇宙万物和人生的深深热爱。他与柯勒律治合作编写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宣言。其中，他的许多诗作都巧妙地将想象与童年、自然融为一体，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新时代。 在他所创作的优秀诗篇中，《我似一朵孤独的流云》是一首名作。该诗就完整体现了诗人这两大艺术特色，下面我们就对这首诗作一浅析。 本诗第一节告诉我们诗人在山谷中游荡时突然发现一片片水仙花，开在湖边，开在树下，随风摇摆，风姿绰约。首先诗人用了明喻开篇，把自己比作孤独的流云，游荡在山谷上。孤云这一形象突出了诗人的无边的孤独。 第二节进一步写了水仙花的明亮，闪耀及其数量之多。诗人又用了一个明喻，把无数支水仙花比喻成天上的繁星无数，它们的相似点有二：一是繁多，数不清；二是明亮。 第三节写到了湖水，拿湖水和水仙花作对比，更突出了水仙且舞且乐，就连诗人自己都不由自主地快乐起来，因为他被这份天然的美景包围着，感染着。面对着这天然美景，诗人的灵魂几乎超脱了。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四节，诗人告诉我们，当他无所事事或忧心忡忡时，水仙花的影子就在脑海里闪过，给诗人孤独的心带来一丝安慰，一份快感，于是诗人的'心里便充满乐趣，诗人的心便与花共舞了。 在前三个诗行中，诗人用了留影机似的描述手法，为我们拍下了山川，峡谷，湖水，树木和微风中婀娜多姿的水仙花。在这里有颜色：水仙的金黄色；有场景：白云在山谷上游荡，水仙在湖畔树下盛开。另外，置身其中，我们还可以感到风儿的拂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只是客观的景物，不过诗人是伟大的，他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其中。毕竟浪漫主义不同于现实主义，它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与丰富的想象。华兹华斯本人就认为诗歌是主观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能把人与自然合一，把主客观合一。 在这首诗中，华兹华斯对自然美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用朴实，简洁的语言向我们传达了美好与快乐。他的方式委婉而含蓄，并没有像其他诗人那样直接用“美丽”，“可爱”这些词，而是由自己内心的转变DD从孤单到快乐，暗示了水仙花明艳而绚烂的美，热烈而激情的美，美得无与伦比，美得令人沉醉。这种含蓄的方式，比直接说“啊！水仙花，我爱你！”显然要高明得多，它不落窠臼，不入俗套，别具一格，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优美的意境，于平淡处见神奇，这正是诗人的伟大之处！另外，我们注意到，在本诗中，动词dance以不同的形式在诗中反复出现。第一节中的dancing（第6行）描绘水仙在树下迎着微风欢舞。第三节中的danced（第13行）描绘湖波起伏，似乎同样在欢舞，这就把水仙与湖水联系在一起。第三节中，诗人逐渐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最后一节中dances描绘诗人的心灵和水仙一起舞蹈，暗示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和谐，从而揭示出想象的作用。尽管“外部的眼睛”（outer eye）可以体验到肉体感官的愉悦，但“内心的眼睛”（inward eye）却可以体验到更大的精神愉悦。作为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撤离了现实的世界，并转向了内心想象的眼睛，用劳动人民朴素的语言，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又饱含着激情，对水仙花的美作出了由衷的赞叹，歌颂了大自然的美好，创造了诗歌的奇迹。
【参考文献】
[1]杨德豫.华兹华斯抒情诗歌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2]华兹华斯.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浅析老舍语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