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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语言有哪些特色？
专辑：莫言的作品有哪些莫言 电影娃 莫言
作者简介：秦园春（1965.02-）女，河南鲁山人，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及教学。
摘 要：莫言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以激情澎湃的感情倾诉、奇幻丰富的想象力抒写着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平实质朴的故事。其作品的语言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夸张奇异，乡土语言的气息浓厚，民间口语的广泛应用，色彩语言的绚丽多姿等特点。莫言在勾勒每一个淳朴的生活画面时，都是以他极具个性的语言来展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本文以《红高粱》、《四十一炮》等作品为例，来探讨莫言小说中的语言特点。
关键词：莫言；小说；语言；特点；启示
1、乡土语言的气息浓厚
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这与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村劳动的经历是密切相连的，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无奈，过早的辍学，过早的参加繁重的农村劳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留给他的是孤独、饥饿、穷困、苦难的记忆，因此，莫言小说叙述语言的突出特点是乡土气息浓厚。如《白狗秋千架》中的一处描写“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这是男主人公回到家乡偶遇暖小姑的一次对话，描写暖的语言如“人模狗样”、“耍”、“个眼暖”、“行行好”等词语，这与女主人公的农妇身份和生活境遇相符，描写男主人公的语言时也呈现了其复杂的心理状态，身为大学老师的我衣锦还乡，面对眼前憔悴不堪的农妇与十几年前貌美如花的暖判若两人的形象令我难以置信，而我的这种复杂的心理和有一定文化身份相符合，接下来的谈话内容自然而然的转到农事上，及其复合人物的普通农民身份。
2、民间口语的广泛应用
莫言喜欢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说：“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务实的，没有什么空的东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学性。”我们知道这种民间的没有加工的语言都是原汁原味的，它保持了文学最初的味道。莫言小说语言“民间口语”的构成可以从句式、词汇、修辞这几个方面来认定。
莫言小说在句式运用上是别具一格的，其中的短句、插入语、整句都带有鲜明的民间口语语体特征。如在《司令的女人》中“出身贫农，阶级不错；三间草屋，一个大院；四只大鹅，八只母鸡；一个老娘，两头猪崽。”由此可见，莫言小说语言中的短句较常见的是四字格短语。它继承了汉民族口语文化的最佳传统格式，言简意赅、节奏感强；插入语具有表情功能，在言语的理解和表达上使句子更加完善，如在《金发婴儿》中“有钱花，有饭吃，娘，你还愁什么？――不愁。什么也不愁――前几天有两个燕子在屋檐下打着旋飞，看样子要在咱家垒窝呢。”插入语在形式上破坏了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在内容上起到了补足句意的作用，叙述的`随意性较大，有明显的口语特点；整句是排列在一起的一对或一组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在叙述描写方面有较强的表现力。莫言小说语言的韵律节奏大多是由整句表现出来的，音调和谐、内涵丰富。如在《生死疲劳》中“公路笔直宽阔；路旁花树葱笼；路上车辆稀少；小胡开车贼猛。”句式整齐，节奏匀称，上口悦耳，类似民间说唱。
莫言小说在词汇运用上是丰富多彩的，其中的方言、民间谚语、歇后语、粗俗骂詈语等雅俗共存。如在《红蝗》中“兵们都乜斜着眼，绕着四老妈转圈，九老爷被推来搡去，前仆后仰。”这里“乜斜”是个方言词，指眼睛略眯而斜着看，使得兵们对四老妈轻蔑和讥诮的心理跃然纸上。如在《生蹼的祖先们》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遇顶风也能开；蜂虿入怀，解衣去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里列举事理谚语，告诉人们用一种思辨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如在《檀香刑》中“睁着眼打呼噜――装鼾（憨）呢；六月天的高粱――窜得快哪；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这些歇后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市井乡村世俗生活的生动写照。在《生蹼的祖先们》“臭 们！臭大粪！我就知道，你们只要钻进帐篷就要装神弄鬼。”；“范碗儿掀着鼻子，轻蔑地哼哼着：‘杂种！你有什么资格当司令官？司令官应该由我来当！’”这里的“臭 ”“臭大粪”“杂种”都是些粗俗骂詈语，这些不雅的词语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充满了生活味，用的恰到好处。
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
作为新时代文学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莫言的作品创作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著称于世。
莫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位作家，其凭借充满魔幻色彩的叙述特点、狂欢式的叙述语言以及肆意翱翔的想象构建起了一个极具魅力的文学艺术世界。具体来讲，莫言小说最具特色之处就是其语言运用，从某种层面去看，莫言小说的语言极大地延伸了文学语言的感性表达空间，对于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莫言的小说多数取材于农村的生活，因此，其小说语言听上去就如同一位年迈的老农在与读者交谈，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风格。因此，针对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 乡土语言
1 乡土化的叙述语言
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是小说语言的两大类。莫言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与莫言长期的农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莫言辍学很早，与绝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参加各种各样的农作劳动，这一系列的幼年经历在其笔下不经意地流淌着，甚至促成了莫言小说所独有的语言风格。例如，小说《红高粱》中的一段语言描述：“我父亲从高粱地里蛇行到河堤边……像一条吞食了刺猬的大蛇……”，这段话中的“蛇行”、“吞食了刺猬的大蛇”等明显带有乡村的生活痕迹，没有农村劳作体验的作家，不会对这些动作或者声音描绘的如此形象逼真，又或者是参加过乡村劳作但却未形成文学自觉的一些作家，都不会产生这些独特的乡土语言感。丰富的农村生活与劳动经历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但使其语言特色别有一番风味，更使我国现代文学创作增添了独特的风格与韵味，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2 乡土化的人物语言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要与人物的身份相吻合，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真实与可信。就比如让地地道道的农民说文绉绉的话语，或者让知识分子随口就说俚语，这无论如何都会让读者感觉别扭或者不舒服。因此，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应用习惯必须与其身份地位以及生活经历等相一致，如此才不会失真与不自然。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以农民为主，或者是自小在农村成长，因此，其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必然深受地方生活的影响，而这也要求作者要具备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与敏感、细微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学写作功底。比如，小说《白狗秋千架》中，“我目光梭巡着……春上他又去买了头牛……”这段话，“我”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去拜访小时候的玩伴，即暖小姑，对“我”的眼神描写采用了“梭巡”这一词汇，这与我教师的身份与语言应用习惯十分吻合，对暖小姑的动作描写则用了“大叫驴”、“春上”等诸多方言词，这与暖小姑农村妇女的身份与语言习惯也相符合，整段文字内容的谈话转换非常自然。
3 乡土化的语言句式
莫言在小说语言句式的应用上匠心独运，既有缜密精致的符合句也有生动简洁的短语与单句，从莫言的创作个性与叙事风格角度去看，莫言始终着力于民间或者乡土话语的构建体系，口语化的句式是其作品创作的核心材料，不论是整句、省略句及短句，还是插入语、反复句等都带有明显的乡土口语化特色。例如，短句的语法简单、结构明确、短小精炼、通俗易懂且不失生动活泼，而莫言在小说创作中也善于应用短句，且通常以民间叙事者的口吻叙述故事与人物描写，这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乡土句式进行感情表达，短句则是这一句式的主要形式，同时句式的.组建要求整齐，这就使得莫言的小说语言不但幽默风趣而且节奏感强，如《生死疲劳》作品中“卷曲的头发，小脸雪白，大眼明亮……身材高大……”的人物形象描写，共有八个小分句构成，除了首句有定语，其他小分句则无任何定语，句子与句子间也无衔接成分，这一系列的短句不但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使得人物的形象格外清晰明朗。
二 修辞语言
1 长短句结合
莫言小说语言的显著特征就是长短句的结合使用，这一方面使其作品叙事清晰明了，另一方面又极显生动活泼。其中，长句主要是指结构复杂、字数多、形态长的句子。长句通常信息容量大且语义比较丰满，能够将复杂的内容顺利地表达出来，具有周密、具体以及细致的叙述特点。例如，《怀抱鲜花的女人》中描写女人腿的句子：“粗的细的生毛的不生毛的黑毛的黄毛的沾着泥土的……”;《檀香刑》中，“她用过多的客套话和手忙脚乱的殷勤来掩饰心中的慌乱……”等。莫言小说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长句，虽然长句的应用具有一系列优点，但其也有一定的缺点，即成分过于复杂、词语过多、结构关系不易把握、读起来费劲等，例如，《丰乳肥臀》中“身穿黑色毛料西装、红色毛衣……又光又亮、脸色白皙……气度非凡的女人”这段对女性长达一百多字的句子描写，让人读起来显得有些吃力。短句则是相对于长句而言的，其简单、扼要、明快、紧凑且有力。诸如，《十三步》中的一段话，“不养鸡犬，人生相闻，时有往来。”这段细节描写不但精准细致，而且十分幽默，平均每句话都由四个字组成，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跃然纸上。同时，莫言小说中还应用到了大量的列锦句，即全部由名词或者名词性的元素构成的句子。比如，《欢乐》中的一句“夕阳。松林。丛冢。归鸦……”，还有《丰乳肥臀》中的“闪电。闷雷。绿血……”，列锦句看似简单，实则意蕴丰富。读者能够根据作品的语境，寻找到词语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长短句的有机结合，使得作品兼具两者的优势与特色，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2 词语的变幻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词穷是最为忌讳之一，丰富的语言变幻是优秀作品应该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纵览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都力避语言的枯燥、乏味与单调，追求词语的生动、变化、活泼与新奇。莫言在此方面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檀香刑》中用“继续”描述梦话、用“不断”刻画呼噜、用“不停”表现咬牙;以及“下”到河畔，“踏”上码头，“挑”来河水等;还有《野骡子》中用“仿佛”修饰戏弄，用“好像”修饰嘲笑，用“可能”修饰报复等。这里的继续、不断与不停;“下”、“踏”与“挑”;“仿佛”、“好像”与“可能”意思即十分相近，但又略有差别，如果用同一个词表示也可以，但多少显得有些呆板与无趣，更像是记录流水账一般索然无味，而用以上词汇进行分别表达，不仅使得内容表达更为贴切合理，又能让文章“活”起来，尤其是变化无穷的词语可以让读者品读起来如身临其境一般十分享受。词语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可以彰显出作家的创作功底与语言素养，变幻多端的词语在莫言的小说中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其在词语变化方面的追求是不可多得的，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
浅析莫言小说的典型语言特色
了解莫言小说的语言，不但可以领会莫言的文学历程，更能感受语言的独特魅力。
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莫言独特的文学语言特色，他的小说涵盖独特的修辞、方言、俗语、色彩词等。诸多学者从语法、语义、句型等各种角度对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进行了研究，本文将莫言小说里运用的语言分为四大类：常见修辞式语言、常规运用式语言、突破常规式语言、自由混杂式语言，力求全面概括并分析莫言小说的典型语言特色。
一、常见修辞式语言的使用
高考规定的8种常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我们认为，莫言小说中使用的典型修辞式语言指运用比喻、比拟、借代、夸张、排比这五种手法的语言。至于其他修辞手法，如仿拟、移就、返源等，我们将其归为突破常规式语言，在后面进行分析。
(一)比喻
比喻是莫言在小说中最常用的修辞格，独具特色不落俗套，形象生动，给人新奇感。我们认为，莫言的比喻可分为讽刺比喻和非讽刺比喻，而大多弥漫着讽刺的味道。
例如：她在我面前第一次用眼里的水而不是用口里的水把脸濡湿了。她眼里流出来的泪水浅薄透明，仿佛没有重量，这张红色大脸上挂着的水就像马头上生出的角一样令我难以接受。(《爆炸》)
这个比喻是对人物的讽刺，而如《透明的红萝卜》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这样的比喻没有讽刺意味，我们称之为非讽刺比喻。
(二)比拟
1.拟人：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时，我正在桥头下的石阶上捧着清清的河水洗脸。(《白狗秋千架》)
2.拟物：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她出口的细语被厚重的轿壁和轿帘吸收得干干净净。(《红高粱家族》)
(三)借代
如“黄毛的脸皮很单薄，嘴唇红得有点妖里妖气;上唇上一层细软的茸毛，平平坦坦的狮子鼻”(《金发婴儿》)中的“黄毛”，“爷爷的队员像木桩一样倒在鬼子的腰刀上，哑巴屁股倚在汽车顶上，胸膛上有几股血窜出来”(《红高粱》)中的“鬼子”、“哑巴”，就是运用了借代的修辞，以代表人物特征的词指代人，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四)夸张
例如：你走回家，一头栽到炕上，脑袋胀得如柳斗般大，四肢麻木，好像死去一样……(《欢乐》)
(五)排比
莫言在小说中运用的排比式语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结构整齐的排比语句，而是彰显莫言天马行空张狂性的长短参差结合的排比句。
例如：听一听，看一看，摸一摸，穿一穿，一听如同铜锣声，二看如同绫罗缎，三看毛色赛黑漆……我担保您在家里坐半个时辰，您家房顶上那厚厚的雪就化了，远看您家，房顶上热气腾腾，您家院子里，雪水淌成了小河，您家房檐上那些冰凌子，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
二、常规运用式语言的使用
(一)带乡土气息的方言词汇的使用
例如：不，我要说，姜宝珠拍拍门，对着房间里早已停止嚎啕的华中光喊：中光，你孬好还有一个哥哥在家，父母也健康，没结婚无牵挂，你闹什么?(《战友重逢》)
“孬好”是高密方言，译为“不管怎样”。
(二)民间口语化的句式的使用
姬凤霞在《从句式看莫言小说语言的民间口语化》中说：“莫言一直致力于营造一种‘民间话语’的叙事系统，口语句式被作为文本主要的构建材料，其中的短句、省略句、插入语、整句等都带有鲜明的民间口语语体特征。”本文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莫言小说典型语言特色问题，所以我们在此仅举出莫言广泛使用的典型的插入语。
例如：儿媳妇刚拆洗过的被褥散发着清雅的肥皂味儿。――俺的儿媳妇名叫紫荆――紫荆嗓子略有点沙哑，语声低低的'，很甜，很迷人。――那天她对我说：娘，你摸摸看，我给你换了一条缎子被面。……真的，娘，我不骗你，你年轻了十岁――紫荆叽叽嘎嘎笑起来――俺儿媳妇就是爱笑――她的笑声变化多端……(《金发婴儿》)
(三)成语、俗语以及歇后语的使用
写小说、散文等，恰当地引用成语和俗语不但能为文章添彩，增强文章说服力，而且能体现作者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莫言对成语和俗语的运用可谓是淋漓尽致、笔下生辉。
例如：老态龙钟的支部书记从办公室跑出来，六神无主地站在院子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盲人摸象般走到教室门口，声色俱厉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嘴尖皮厚腹中空地吼一声：不许高声喧哗!然后头重脚轻根底浅地走着，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欢乐》)
各类成语、俗语的运用行云流水，幽默诙谐地表现出支部书记步履蹒跚、心事重重、慌张不堪的生动人物形象。
(四)拟声词和叠音词的使用
1.拟声词。例如：车轮破了，哧哧地泄着气。汽车轰轰地怪叫着，连环铁耙被推得咔哒咔哒后退，发亲觉得汽车像一条吞食了刺猬的大蛇，在痛苦地甩动着脖颈。(《红高粱》)
加点字都是拟声词，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符合莫言的生活经历，具有浓厚的山东特色。
2.叠音词。例如：天蒙蒙亮时，父亲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腰间摸摸索索做文章，打一个滚爬起来，急摸腰间，空荡荡没有一物，才要转身，两支冰凉的枪口顶在了腰上，他听到连长在背后冷笑着说：“兔崽子，举起手来!”(《野种》) “天蒙蒙亮时”比“天刚亮时”更具语言美和形象感，“摸摸索索”暗含出“偷偷地、谨慎地”动作行为，“空荡荡没有一物”虽然没有“空无一物”简洁，但一方面可以体会出父亲腰间的东西被人取走得彻底，一方面又暗含父亲发现时内心的失落。
三、突破常规式语言的使用
(一)色彩词的使用
色彩词的广泛使用是莫言小说语言区别于其他作家语言的最大特色之一。莫言认为“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据统计，在8万字的小说《红蝗》中，竟出现了400多次色彩词。
莫言小说运用的色彩词可谓五颜六色俱全，但毫无疑问，莫言小说的读者首先会想到红色。莫言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红蝗》《红耳朵》等作品名称中就有红色这一色彩词。又如《白狗秋千架》《白棉花》名称中有白色这一色彩词，《金发婴儿》名称中有金色这一色彩词。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列宾有言：“色彩即思想。”莫言在小说中运用的色彩词，有的保留了原本内涵，有的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如：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东边暮色苍苍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浓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上还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枯河》)
此段描写渲染了一种凄清的氛围，暗示着一种不祥的结局。红色原本象征着热情、喜庆、阳光等，但莫言运用红色表现的是伤感悲凉的境界。“紫云”中的“紫”保留了不祥、恶毒之义。我们知道，孔子曰“恶紫以夺朱”，因为紫色为间色。金庸先生博学多识，就很擅长运用色彩词给小说人物命名。如《天龙八部》中的阿朱和阿紫，虽为姐妹，但二人性格秉性不同，阿朱为人善良，而阿紫力图取代姐姐阿朱。还有，我们知道，导演往往将电影中扮演深藏武功的恶狠太监的演员的嘴唇涂成紫色，以表恶毒无情。
此外，绿色的运用也很传神：
A.表示愤怒：他的眼睛因激怒发出绿色的光芒。(《红蝗》)
B.表示生命的枯竭和衰败：二奶拼尽全力嚎叫一声，好想奋身跃起，但身体已经死了，她眼前一片黄光闪过紧接着出现绿光，最后漆黑的潮水淹没了她。(《狗皮》)
(二)对在逻辑上相矛盾的语言的使用
例如：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红高粱》)
我们知道“美丽”和“丑陋”，“超脱”和“世俗”，“圣洁”和“龌龊”，这三组词明明是相对立的，为何莫言放在一起来形容自己的家乡，而我们认为这样突破常规的语言运用在内容上又合乎逻辑、可以理解呢?我们认为，莫言的语言特色是扎根于故乡的，他是“寻根文学”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了“怀乡”、“怨乡”之情，他所经历的民间生活正存在着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灿烂与暗淡、宁静与喧闹等相对立的各种因素，那么莫言对在逻辑上相矛盾的语言的使用不但可以为读者所接受，而且更能表现莫言对故乡的爱恨交织，越爱越恨，越恨越爱的复杂情感。
(三)词语组合搭配的变异
1.仿拟。
A.改变个别词或字，创设陌生化新奇效果。例如：因为，这个具有一部分俄罗斯血统的杂交二代一定会成为掌上钻石。(《十三步》)
将“掌上明珠”中的“明珠”换成同样贵重的“钻石”其实意义并没有多大改变，但恰恰营造了陌生化、新奇、独特创新的语言效果，让读者接受的同时，更加佩服莫言推敲语言的超凡能力。
B.改变数量词，增强表达的精确性。例如：你匆匆忙忙地换上了一件唯二的衬衣。(《欢乐》)
莫言仿拟“唯一”做出“唯二”一词，运用得十分巧妙，暗含农村青年只有两件衬衣，要换也只能换唯有的两件中的另一件，因此称其为“唯二的衬衣”再恰当不过了。“唯二”将农村青年的贫困程度精确到了极点。
2.移就。例如：班长递给你两片安眠的药他说没有水，你一仰脖子吞了药说不要水。班长，给我两片吧……从班长身后伸过一只失眠的手，可怜巴巴地说。(《欢乐十三章》)
一般认为，移就指将描写甲事物性状的词语用来描写乙事物的性状。“失眠”本是形容一个人睡不着觉，这里用来形容“手”，我们认为作者其实要表达的是“失眠的人伸过一只有气无力的手”，但这样说实在太过呆板，不如“伸过一只失眠的手”简洁形象。
(四)语义系统中不常用意义的激发
我们来看《红高粱家族》中的一句话：“路西边高粱地里，有一个男子，亮开坑坑洼洼的嗓门……”起初我们或许认为“嗓门”的修饰形容词与它搭配不当，我们都知道“坑坑洼洼”指地面或器物表面凸凹不平，应该改为“高低不平”，但莫言将“坑坑洼洼”置于句子中以后，由于受“亮出”和“嗓门”这两个词语的挤压，“坑坑洼洼”语义系统中高低不平的意义便被激发和凸现出来了，莫言如此用词新奇又形象。
(五)返源格的使用
江南参见王希杰的《说话的情理法》提出莫言小说运用了返源格的手法，他说：“所谓返源格是指偏离一个词语的通行的一般的语义，而返回到它的语源意义上使用它，以便达到某种反常的效果。”江南所举例子最经典的是《欢乐十三章》中的“我咬牙切齿地不笑”。“咬牙切齿”本来是形容极端仇恨和厌恶的意思，莫言在这里却使用了它的原本意义：紧紧咬住牙齿。再来看一例：校长站在讲台上气宇轩昂，他是一个中年人，面黄无须，人中漫长，下巴短促。(《欢乐》)“漫长”和“短促”一般是形容时间的，“漫长”也多用于形容道路，莫言在此只取二者的语源意义――长和短。这样既押韵又幽默诙谐。
四、自由混杂式语言的使用
我们可以从《酒国》中酒博士写给莫言的信中领略到自由混杂式语言的使用魅力。信中莫言将政治语言、学术语言、格言民谚、市井俚语任意交杂，任意拼接，展现了天马行空的狂欢个性，使小说结构开放化、意义丰满化，提高了讽刺的浓度，增强了表达的效果。如：“身在酒国，心在文学”;“在文学之海里扎猛子打扑腾”;“岳父者泰山也”;“我为了文学真格是刀山敢上，火海也敢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拜读了您的所有大作，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一魂出世，二魂涅”;“您这些话犹如醍醐灌顶，使我顿开茅塞”;“正是：打开两扇顶门骨，一桶茅台浇下来”;“小的不敢嗦”;“弟子这厢有礼了”等。
莫言小说的叙述者特色
莫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构建起自身的叙事王国。他在不同小说中尝试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在同一部小说中也多次变化视角进行叙事。
叙述是小说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叙述予以实现。叙述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讲述的故事，也离不开讲述者及其讲述角度的选择。同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讲述会呈现不同的效果，也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情感反应。卢伯克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1]雷班也曾表示：“我认为，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角起着决定作用―――所谓视角即叙述者与他讲的故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叙述视角的选择不仅让读者从特定的角度“看着”故事的叙述，也让其从故事内容的讲述中获得不一样的审美感受。莫言《蛙》中的叙述角度复杂，通篇阅读，莫言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但细细品来会发现在第一人称之下隐藏着众多其他视角，他以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构造了一个叙事王国。
1.“我”叙事
汪靖洋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选择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巧妙的叙述角度，往往关系着小说的成败。”[2]《蛙》共分为五部，由五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所构成，小说通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的选用使得 “我”不仅可以参与故事中的事件，也可以离开作品进行说明。《蛙》中第一人称“我”既以故事中的人物担当叙述者，亦以故事的参与者在整个故事中进行叙述，兼并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且在叙述之中进行相互转换，形成叙述与被述的强烈对比。《蛙》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大部分时候是以故事中的参与者身份来叙述，而为了叙述的方便，莫言在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会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之间转换采用。“我们”的叙述不仅使叙述者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宽，亦增大了故事的容量和读者的思考空间。“我”在故事之中是以双重视角出现的。故事是以成年后的“蝌蚪”回顾自己的儿时经历和转述姑姑及其他人的故事来展开的。小说开篇叙述者以成年叙述者“我”介绍儿时故乡的古老风气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下，透过“我”去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情节。当故事讲到吃煤时，叙述者便由成人视角切换到儿童视角。例如“我非常爱护这块‘表’，洗手避水，遇雨藏手，颜色淡了借大哥的钢笔描，让它在我手腕上保存了三个月之久。”典型的儿童行为，是儿童视角所特有的感官。“我”叙事的聚焦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断切换。“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她背靠着墙壁，侧坐在我家炕沿上，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母亲就说：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这段话先以儿时的“我”的口吻去讲述孩子们对姑姑的印象。随后话语就转到了八十年代时期，成年的“我”转述母亲眼里的姑姑。而在下文的故事中，叙述者又成了儿童时代的“我”。贯穿近六十年的姑姑的故事之中，第一人称的“我”叙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青年时代的“我”和成年后现在的“我”之间不断变换。
书信体叙述的选择决定了莫言的代言人以“我”来叙事，“我”作为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担当叙述者的身份。“概括起来看，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 第一人称内聚焦手法叙事使故事贴近生活，给人以亲切感。但内聚焦叙事的选择亦使故事的叙述有所限制，对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法感知，只能凭借自身对人物的了解和认识去猜想。如“我”不能进入到“姑姑”的内心世界中，所以对姑姑的描写很多情况下都是用“我猜”或者“姑姑说”来形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为了避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一方面的不足，莫言在其小说中使用了“我姑姑”、“我母亲”等“类我”叙事策略，构建起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2.“类我”叙事
莫言小说独特的亮点在于其第一人称叙事的独特运用，如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其他人称的叙述话语“我姑姑”、“我母亲”等。这种手法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于莫言而言，“我奶奶”之类的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在《红高粱》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亦多次沿用该类人称形式。几乎《蛙》中的所有人物都与“我”有着密切关系，于是叙述者便都以该类复合人称出现，如主要叙述对象“我姑姑”，还有“我妻子”、“我母亲”等等都以“我XX”的形式出现在故事文本之中。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受这一人称的限制，只能讲述故事中“我”所看见的、听到的和参与的，不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知道故事文本中的所有事件，凌驾在所有人物之上。于是莫言在第三人称“姑姑”、“母亲”等前面加上“我”，使视角自然的过渡到另一个人物身上，让人物自身去诠释其思想情感变化，弥补“我”的视角的不足。“我”、“我姑姑”两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叙述者自由的行走于文中的字里行间，达到了叙述上的真正自由。第一人称“我”更能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心理变化。复合人称“我姑姑”等字眼让故事具有客观性，让读者信服。同时，“我姑姑”、“我母亲”、“我父亲”等复合人称的使用，使故事以多角度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我姑姑”、“我父亲”、“我母亲”等人的过去、现在都在莫言的笔下自由穿梭着。叙述时态的交错使用，现实与过往的交叉叙事，体现了故事的沧桑感和真切感。 《蛙》中“姑姑”的.传奇一生由故事中的“我”提供声音，故事中的其他众多人物甚至是“姑姑”自身提供叙述眼光。叙述者的眼光涉及多人，在历史的和当代之间交叉见证。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交汇、分离使《蛙》中的叙事策略独具一格。 小说叙事中，对于人称机制的选择是一种叙事策略。“因此，如何选择叙述的人称，就成了衡量小说家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蛙》中“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兼并第一人称“我”内聚焦叙事的真实感、亲切感和第三人称“姑姑”等人之间视角自由转换的客观性。复合人称叙事的首创性使莫言小说叙事特色上与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相比独具一格，成为其他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竞相采用的叙事策略，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叙事的新篇章。
3.类他叙事
莫言在《蛙》中频繁的转换视角，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发生转变。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中，“我侄子”被“招飞”，全家为了不提起“姑姑”的伤心事，没有邀请“姑姑”参加晚宴。席间“姑姑”带着茅台酒来祝贺，在提到酒的出处时，“我”退出叙述舞台，“我XX”的叙述人称亦不再沿用，由“姑姑”直接担当叙述的声音和叙述者，“姑姑”成为话语的主人。在后面的故事文本中，“姑姑”也多次从被叙述对象跳出来，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故事进行讲述。当“我妻子”怀有二胎，“我”去向姑姑求情被拒后埋怨计划生育政策的野蛮时，“姑姑”激动地反驳到：
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么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么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的都是农民，苦口婆心的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今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力?搞计划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连五岁的孩子，都用锥子扎我的腿。
“姑姑”正面出场使她的话语更能表达出身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法者的心声，也更让人明白“姑姑”作为执法者的不易，不但没人理解，还要忍受众人的指责甚至是打骂。让“姑姑”“现身说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摊开在众人眼前，让读者更能理解其深处的痛苦与煎熬。当文本中的被叙述者对象“姑姑”跳出文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我”变成了“姑姑”最忠实的听众，倾听着“姑姑”与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晚年的姑姑在讲述自己惧怕青蛙的原因时，整段篇幅都是以“姑姑”的视角进行叙述。除去视角的变化，人称也有了改变。先是用“我”的口吻自称，后来逐渐用“姑姑说她”的表达，在这一部分重点凸显了“姑姑”这个主体的叙说，视角和人称的结合转变使叙事得到很好的彰显。除去“姑姑”之外，为了叙事的需要，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经常跳出“我”的限制平台，为自己“代言”。文本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都和“我”有着一定联系，叙述者“我”对其他超出“我”的知域范围的事件都是通过他们来进行讲述。当文本讲述到寻找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王胆这一部分时，镜头全部投射在父亲身上。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话语对故事进行讲解，在这一节的讲述中，全是父亲的视角，通过他让读者和“我”了解这件事情的发展变化，父亲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从“听父亲说”，到后文的“父亲说”、“父亲道”等，一直是父亲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他的讲述让众人脑海里浮现出小说文本中的一幕幕场景。《蛙》中类似这样的由他人进行述说的场景经常出现，他人视角的运用填补了“我”视角叙述的空白，使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得以完整。
4.结语
在莫言的小说叙事中，多采用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的变化，无论是第一人称“我”叙事还是由第三人称改编的第一人称复合叙事，都使故事与叙述得到完美的结合。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的采用有效地吸收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纯粹、自然和便利，同时避免了其视域局限的缺点。使小说中叙述者的能动性增强，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领域之中。叙述视角在不断的流转切换之中，使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予作者的文化领域中完成作者期待的审美接受。叙述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叙事空间和叙事效果，使叙事得到极致的彰显。
莫言小说浅析
莫言小说的文学成就、作品特色及争议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是否清楚?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赌博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浅析莫言小说
莫言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成就，关于莫言的作品特色是什么呢?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莫言作品的语言特色
莫言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他以一批批极具个性的令人惊叹的“爆炸性”作品，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震惊了整个当代中国文坛。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其作品的语言具有巨大的张力和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力，他的小说冲破了传统语言运用的方式，融入了各色词语，无论是词汇运用还是语法结构都极具个性。
一、莫言作品中的词语
莫言作品的语言冲破了传统语言运用的方式，融入了各色词语，词汇运用极具个性，他用美雅与丑俗并存的话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纷繁错乱的世界。分析莫言作品词语的运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1、方言词语的运用
汉语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方言，它们是全国各地方对同一汉语词汇的不同表达，方言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地域风格是作品用来表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们风俗习惯的重要手段载体，方言因其极具地域特色的特点自然成为了作家描述地域风格的重要表述方式，方言词语可以补充普通话无法作出相应表达的缺憾，作家在创作时可能准确的通过方言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艺术和审美观。莫言作品对方言词语运用的也较为广泛，如埋汰、贼(很)、风光(热闹、体面)、自个儿、猫儿腻等流通范围广的方言词语，还有一些表示当地特有的事物、现象或认识的词语如：牛带子、蓝竹布、老鸦芋头等，和一些虽非特有却不能用普通话进行精准表达的词语，如：士林布扫腿灯笼裤、鹅不留行，鱼狗子、火烧、地排子车、画扑灰年画等，这些词语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作品的必要信息。在莫言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方言词语是让读者能够借助于其形式而获得所需要信息的，如指肚、穿堂风、开春、闭了威、差不离、罗圈腿等，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词推断出与之相应的普通话词语。还有一些方言词语需通过上下文来理解，如：倒腾、端详(原委)、一亩三分地(势力范围)、二五眼、够你们喝一壶等。莫言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在使用方言时将望文生义与语境的作用相结合，读者需要结合文学作品的语境来通过字面获得一定的信息。
2、口语和书面词语的运用
汉语的共同语词汇系统是由口语和书面词语共同组成的，口语和书面词语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特点，随着民族文化品位的提高，“文雅”词语更多地进入到了口语中，因此我们在对词语进行归类时缺乏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标准。莫言是一名农村出身的作家，他熟悉民间的日常用语，怀着对广大人民群众深深的情感，他的作品较为广泛的使用了一些口语化程度很高的词语，如一丁点、脑袋瓜子、勾搭、稀巴烂、溜达、吊儿郎当、明儿等等，这些词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小说中的.人物身份完美贴合，在口头上将语音弱化，贴近大众生活。语言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载体，创造了审美对象，体现了作品的美学价值。书面语言作为口语的高级形式是对口语的加工、提炼和纯化。莫言的小说中也有效运用了很多书面文学词语，如：诱陋、田畴、清雇、颐养、哆喋、摩掌、漫卷、踉跄、儒雅风流、倏忽、通衡、矛于、韶华等。
二、莫言作品中的语法
语法体现了作家作品的特色，展示了其作品中较为特殊的、值得关注的部分，一部文学作品的语法现象展示了作家鲜明的个性标记。莫言作品中极具个人特色，它的某些语法现象体现了整个语言群体的口语或书面语的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品中“xx儿”与“xx子”的运用。在莫言的作品中有一些儿化的词语，如：事儿、活儿、伴儿、纳闷儿、胆儿、脸蛋儿、烟卷儿、精神头儿等等。莫言作品受方言的影响还擅长运用“子”尾，如：被窝子、烟丝子、心眼子、黄鼠狼子、雨点子、裤衩子、箍子、蝇子、菜帮子等。还有一些将“儿”尾和“子”尾结合在一起运用的词，如：刃儿一一刃子、光棍儿一一光棍子等。二是状态形容词的运用。在莫言作品中充满了极具方言特色的后缀式状态形容词，如：潮乎乎、绿幽幽、刮刺刺、尖溜溜、直勾勾、白惨惨、厚墩墩、满盈盈、空落落、蓝汪汪等。三是反复问句的运用。反复问句作为选择问句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莫言的作品中也被广泛运用，其小说语言中的反复问句具有形式多样、生动灵活的特点。如：《红蝗》中“盘算着究竟去不去找人拖她上来”一句中的“去不去”，莫言用连动结构的动词进行了否定，形成了反复问句，让对方在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以充满张力和包容力的语言展现出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特色，他的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冲破了传统语言运用方式，将各色词语融入到小说的语言表述中，体现了鲜明的词汇运用和语法结构特点，用美雅与丑俗并存的话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纷繁错乱的世界。
一部优秀的文字作品必然是作家经过内心焦灼、痛彻、反思而来。所以我通常把文字比作为最本质的东西，因其追求本性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文字源于心声追求本性，文字是用来抒发内心感受的，具有排毒养颜作用，若改了就无法顺应本心对身体也无益。
莫言在《莫言散文》中写到“真诚恰恰是文章，尤其是散文、杂文的灵魂，除此之外战斗性恰好也是散文的灵魂。”素来是喜欢看散文的，一来散文以一种真实的叙述源头展现了作家真实的内心世界，二来散文不似小说之中的些许桥段给读者带来一种矫揉造作的视觉效应。譬如：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以自己的故乡——东北高密乡作为写作背景，《********》、《透明的红萝卜》、《蛙》都是以莫言少时历经饥饿的真实状况写在饥饿之下人们吃煤块、透明薄如蝉翼的肚皮为特写。正如此，使其读者的视觉效应与之相结合，达到文章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最佳效果。
托马斯.沃尔夫人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成功的作家写手背后必然经历常人所不知道的痛楚，拿最容易被90后青睐的写手——郭敬明来说，十五岁的青春文字，《爱与痛的边缘》的写作背景无疑是将其透明本质的晦涩青春融入书内，一本关于友情，关于青春忧伤，关于每个青春少男少女的情愫展露无疑，而惯于被80后接受的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也是将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对书中青年小伙农村的故事展开叙述，对人生开始做进一步论述。当然被读者敬佩的作家——史铁生，《我与地坛》则是结合自身的一部赤裸裸散文，从自己双腿残废到对生的理解对地坛的描写对自己母亲的进一步细节描写都难脱逃与“真实”两字……
从散文另一个层面“战斗性”来讲，每一个资深写手作家必是经过内心的声色犬马，进一步的将所思所想二者“厮杀”、“兼容”。经典杂文 留下的、结合在一起的便是作家文字的顿悟与哲思。譬如作家赵丰在《孤独的散步者》一文中写到对孤独的高度阐述，他说：“孤独是睿智地、深邃地、从容地，真实地审视人生，反省自我，它与冷淡、空虚、浅薄的无聊没有共同之处，孤独往往伴随着精神的独立，人格的高尚，情操的高洁。”从此处不难看出赵丰在描写孤独这一段文字之前不免对自身的孤独感产生一场否决与厮杀，认为孤独是自卑、哀怨、可耻的一系列负面情绪最终与内心世界进行“战斗”，最终产生对孤独这一段文字的哲学论述……
初读莫言的《莫言散文》只一味地注重作家写实的白话文字，比如作家“莫言”二字原是因作家自小爱胡乱说话，母亲让其少说点话，后取名为——莫言，再比如作家自幼相貌丑陋、食欲惊人，吃饭的时候老是遭遇桌前人士的嘲笑，这些都是来自于此书的笼统感官情节，后再读此书，则注意到作家文峰的幽默之处，比如：将其自己的文字比作乌鸦的嚎叫，愿者便听，不喜莫怪，当然在《莫言散文》中的一处描写是尤其深刻的，他说自己在地铁站看到一位枯黄娇小的中年妇女用乳汁喂养怀里的婴儿时，使其泪水夺眶而出，他想到自己苦命的母亲，后来由这灵感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母亲过世之后的阵子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昼夜不分的开始写这篇小说，写完之后，心情格外之好，体重竟然涨了5斤。
细读此段便能切身体会到作家当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也有了自己之前在黑夜里乱写一系列杂文的指引，如：会写冗长不修边幅的文字，会写没有逻辑条理的文字，会写不少人感同身受的快言快语的文字，而这些都是充当被积攒了多时的内心情愫在写字的一瞬间一股脑儿被投掷下来，有点像十月怀胎的少妇，遭遇孕育期间的阵痛继而在分娩之后的欣慰感，不敢狂妄在一些胡话的文字之后美其名曰：散文，只是用唠嗑一词儿诠释其言所感。
之前把散文的抒写归类在文采的范畴内，以为深度的散文写手必然是囊括在文采的内核。也是因莫言散文的文字，后知后觉那种快言快语的凛冽感早就脱逃文采的范围，散文与文采无关。用作家乔叶形容风骚与性感的区别应用于言语和文字的区别，则可以略加改之为：如果说言语是咄咄逼人的，文字则是清茶慢泡的。言语是张牙舞爪的，文字则是素手杀人的。言语是招摇呐喊的，文字则是落地生根的。言语是烧人眼的，文字则是润人眼的。言语是气球，炫得高，文字则是磁铁，引力大。言语是浅层之技，是技则会技穷，文字则是魅力之果，果成则芳香无限。
觉得文字的张力不在于字数的长短，而在于语境的透明度，正如前面结合《莫言散文》的有关论述，不管是散文还是何种面世的文字都是讲求“真诚”，在当今科技已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言，各种电子高科技产品接踵而至，音乐、电影、更是以一种商业一体化的模式出炉，当然文字作为这种廉价商业的形式而论，讲究的是写者的操守以及读者的认同。
文字，源于本性。
文字，回归本心。
莫言《枯河》节选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来，地平线下还残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月亮升着，太阳落着，星光熄灭着的时候，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成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地漂浮起来。他沿着村后的河堤舒缓地漂动着，河堤下枯萎的衰草和焦黄的杨柳落叶喘息般地响着。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在河堤上，他蹲下来，笼罩着他的阴影比他的形体大得多。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样蜷伏在河底的红薯蔓中长眠不醒时，村里的人们围成团看着他，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岁数，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而那时，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无法准确地回答乡亲们提出的关于孩子的问题。他是个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弹性丰富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他攀树的技能高超。明天早晨，他要用屁股迎着初升的太阳，脸深深地埋在乌黑的瓜秧里。一群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屁股。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百姓们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
他蹲在河堤上，把双手夹在两个腿弯子里，下巴放在尖削的膝盖上。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只水耗子一样在身体内哧溜哧溜地跑着，有时在喉咙里，有时在肚子里，有时又跑到四肢上去，体内仿佛有四通八达的鼠洞，像耗子一样的心脏，可以随便又轻松地滑动。月亮持续上升，依然水淋淋的，村庄里向外膨胀着非烟非雾的气体，气体一直上升，把所有的房屋罩进下边，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把顶梢插进迷蒙的.气体里，挺拔的树干如同伞柄，气体如伞如笠，也如华盖如毒蘑菇。村庄里的所有树木都瑟缩着，不敢超过白杨树的高度，白杨树骄傲地向天里钻，离地二十米高的枝丫间，有一团乱糟糟的柴棍，柴棍间杂居着喜鹊和乌鸦，它们每天都争吵不休，如果月光明亮，它们会跟着月亮噪叫。
或许，他在一团阴影的包围中蹲在河堤上时，曾经有抽泣般的声音从他干渴的喉咙里冒出来，他也许是在回忆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时候，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褂子，赤着脚，站在白杨树下。白杨树前是五间全村唯一的瓦房，瓦房里的孩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两粒黑棋子。女孩子对他说：“小虎，你能爬上这棵白杨树吗?”
他怔怔地看着女孩，嘴巴咧了咧，短促的鼻子上布满皱纹。
“你爬不上去，我敢说你爬不上去!”
他用牙齿咬住了厚厚的嘴唇。
“你能上树给我折根树杈吗?就要那根，看到了没有?那根直溜的，我要用它削一管枪，削好了咱俩一块耍，你演特务，我演解放军。”
他用力摇摇头。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不是小虎，是只小老母猪!”女孩愤愤地说，“往后我不跟你耍了。”
他用黑眼睛很亮地看着女孩，嘴咧着，像是要哭的样子。他把脚放在地上搓着，终于干巴巴地说：“我能上去。”
“你真能?”女孩惊喜地问。
他使劲点点头，把大褂子脱下来，露出青色的肚皮。他说：“你给我望着人，俺家里的人不准我上树。”
女孩接过衣裳，忠实地点了点头。
他双脚抱住树干。他的脚上生着一层很厚的胼胝，在银灰色的树干上把得牢牢的，一点都不打滑。他爬起树来像一只猫，动作敏捷自如，带着一种天生的素质。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树慢慢地倾斜，慢慢地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阳光里，白花花的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冰一样澄澈的天空中，一绺绺的细密杨枝飞舞着;残存在枝梢上的个把杨叶，似乎已经枯萎，但暗蓝的颜色依旧不褪;随着枝条的摆动，枯叶在窸窣作响。白杨树奇妙的动作撩乱了女孩的眼睛，她看到越爬越高的男孩的黑色般的脊梁上，闪烁着鸦翅般的光翚。
“你快下来，小虎，树要倒了!”女孩对着树上的男孩喊起来。男孩已经爬进稀疏的白杨树冠里去了，树枝间有鸦鹊穿梭飞动，像一群硕大的蜜蜂，像一群阴郁的蝴蝶。
内容概述：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莫言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创作背景：
《蛙》选择题材是乡村医生与计划生育，不是莫言特意要写这个敏感的题材，莫言是被姑姑接生到人间，所以莫言写小说，总想有一天要把姑姑写到小说里，而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必须涉及到。
点评鉴赏：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与莫言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4]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12月版)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世人对莫言的作品且褒且贬，褒的多是其巧妙的构思，贬的是其语言不加节制。《蛙》则一反常态，语言干干净净，很少旁枝逸出。《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5]
20《蛙》在德国出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书评说莫言的这本书“不仅改变了他的自我画像，也改变了人民对中国社会内部情况的认识。”
德国《南德意志报》书评说《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家何以被认为是位“体制内作家”。
所获成就：
《蛙》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
注：很多人误以为莫言是凭借该作品获得20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获得的是终身成就奖。在年时，《蛙》甚至还未有英语版和瑞典语版。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可以表彰一部作品，也可以表彰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以以往的获奖情况来看，诺奖似乎越来越趋向于终身成就奖。20略萨，20特朗斯特罗姆，2012年莫言，年门罗，都是表彰他们的终身成就，并非某一部作品。
莫言小说的几个局限
诺贝尔文学奖屡屡出人意料之外，其实就那么七个有限的终身评委，如何面对全世界如此海量的文学创作，加上语言的关山阻隔，文化背景的天壤之别，这种全球性的文学评奖不免让人有点生疑。即如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一样，对他的创作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杨光祖
关于莫言，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扬之辞铺天盖地，我再多说几句，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直很想说说他的缺点，他的不足。对莫言，还有他的小说，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想象力，他的自我打开能力。但每次读他，也为那种文字、情感的肮脏而感到恶心，我经常说，莫言的小说格调不高，脏。
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
当代作家因为文化修养不足，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一些文化资源，尤其莫言。因此，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但通读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就是：缺乏教养。古人说正奇，他的小说“奇”很多，但缺乏“正”，因此，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而且那种农民式的狡黠，也加剧了这种倾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化是有脏的传统，比如二人转，它的底色就是黄色。一方面，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力量之所在，那种泥沙俱下，那种来自大地的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可能是人类的最底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它也有它的范围，比如，西北的花儿，也是不允许在家庭里演唱的。作为作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文化的传统，但应该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即便在农村，真正的有权威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其注意教养的。大粪可以做小麦的肥料，但人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粪。
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莫言有想象力，可惜他的想象力太没有节制，有时候流于胡说八道。陈众议《评莫言》质疑，“像莫言这样如喷似涌，一泻千里的想象力喷薄是否恰当，是否矫枉过正”。当然，据说这些在翻译本里是没有的，葛浩文都删掉了。有评者说，在英文本里，莫言很简洁。
有学者认为，道德的洁癖，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莫言这种开放的感官解放，是一种健康的人性。当然，这一点，我个人不太认同。我总觉得，文学创作还应该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没有节制的审丑描写，这种叙述的洪流，有时会淹没或遮蔽作品的深度以及影影绰绰的人物光辉、性格力量。
沉迷酷刑描写忘记人性拷问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说，他要“大踏步后撤”，也就是他要“回到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作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有问题，理论上说不通，现实中也不可能。我一直认为，作家只能作为“个人”、“个体”而创作。你写出真实的“你”的感觉，你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作为什么而写作。而且，民间并不是最终或最佳的归宿，作为杰出的作家，必须要超越民间。民间，也是藏垢纳污之地。那里充斥着“小传统”，包括暴力、色情。
★ 莫言小说的特点
★ 莫言经典语录
★ 莫言散文
★ 莫言经典语录
★ 莫言颁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