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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二马》的东方主义
在《二马》中，老舍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主要体现在哪里?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几年的英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由此创作了《二马》。关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关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国民性”的探索，但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舍深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忽视使得研究者对老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选择的关注还不够。
一、中国人背后的欧洲“镜子”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
二、老舍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他赋予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关于东方的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以东西方相区分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的一种权力话语。③
老舍最初写《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欧洲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特别是那种东方主义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他看到一些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报道把中国人都写成“抽烟，私运军，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这完全是皮尔逊(CharlesH.Pearson,1830―1894)“黄祸论”的翻版。然后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都按照这种传说来描写中国，而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国皇帝都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这说明老舍在英国也意识到“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权力话语。他认识到欧洲人将这种对中国人的看法“知识化”、“真理化”,显示了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力量。老舍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候，看到展览的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文物时候就感叹过，帝国主义其实真的不简单，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国家来研究。所以他也明白帝国主义其实也是有东方学知识谱系的支撑。
老舍对欧洲人这种东方主义自觉的同时，还特别批判了英国人严重的殖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是一名中国通，“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二马》中，小马在保罗先无礼挑衅时奋勇反击。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 一个中国男孩――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属地，她不但自己要骄傲，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倍”。老舍通过对一个英国家庭主妇的'描绘，写尽了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应该说老舍对东方主义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东方学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
三、老舍与自我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主义是德里克(Arif Dirlik)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指欧洲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和身份认同的依据。或者说是指“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
老舍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是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而且他强调“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虽然与“五四”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识地批判了欧洲文化的弊端，但从基本思想上，或者说小说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的立足点看，《二马》没有摆脱“五四”时期那种东西方比较的思维。在小说中，英国是一个近代的工商社会，重法理;而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礼俗人情。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还是重复着欧洲东方学的“套话”。早期欧洲东方学往往将中西文化做简单比较，这对“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影响，让中国知识分子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传统：即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留学又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处于那种东方学深厚的伦敦大学，他不可能不受东方主义渗透影响，写作中的那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是完全不自觉的。小说中老舍对英国文化的赞赏表露无遗，老舍塑造的小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来塑造的。关于李子荣这个人物,老舍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可见，老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东方学的方式来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
总之，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的认知结构等形成制约，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这种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之间做痛苦的斗争，这在老舍后来的创作，诸如《猫城记》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现。
从《二马》看老舍与东方主义
在《二马》中，老舍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欧洲文化主要是作为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化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老舍批判的对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性与东方主义对老舍的复杂影响有关。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几年的英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由此创作了《二马》。关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关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国民性”的探索，但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舍深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忽视使得研究者对老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选择的关注还不够。
一、中国人背后的欧洲“镜子”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①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 “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
二、老舍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他赋予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关于东方的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以东西方相区分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的一种权力话语。③
老舍最初写《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欧洲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特别是那种东方主义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他看到一些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报道把中国人都写成“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④。这完全是皮尔逊(CharlesH.Pearson,1830―1894)“黄祸论”的翻版。然后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都按照这种传说来描写中国，而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国皇帝都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 “于是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⑤这说明老舍在英国也意识到“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权力话语。他认识到欧洲人将这种对中国人的看法“知识化”、“真理化”,显示了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力量。老舍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候，看到展览的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文物时候就感叹过，帝国主义其实真的不简单，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国家来研究。所以他也明白帝国主义其实也是有东方学知识谱系的支撑。
老舍对欧洲人这种东方主义自觉的同时，还特别批判了英国人严重的殖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是一名中国通，“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二马》中，小马在保罗先无礼挑衅时奋勇反击。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 一个中国男孩――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属地，她不但自己要骄傲，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倍”。老舍通过对一个英国家庭主妇的`描绘，写尽了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应该说老舍对东方主义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东方学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
三、老舍与自我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主义是德里克(Arif Dirlik)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指欧洲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和身份认同的依据。或者说是指 “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⑥。
老舍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是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而且他强调“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⑦。虽然与 “五四”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识地批判了欧洲文化的弊端，但从基本思想上，或者说小说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的立足点看，《二马》没有摆脱“五四”时期那种东西方比较的思维。在小说中，英国是一个近代的工商社会，重法理;而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礼俗人情。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还是重复着欧洲东方学的“套话”。早期欧洲东方学往往将中西文化做简单比较，这对“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影响，让中国知识分子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传统：即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留学又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处于那种东方学深厚的伦敦大学，他不可能不受东方主义渗透影响，写作中的那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是完全不自觉的。小说中老舍对英国文化的赞赏表露无遗，老舍塑造的小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来塑造的。关于李子荣这个人物,老舍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⑧可见，老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东方学的方式来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
总之，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的认知结构等形成制约，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这种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之间做痛苦的斗争，这在老舍后来的创作，诸如《猫城记》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现。
通过国人在留外或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洗礼过程中产生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映了当时“国学思潮”残存的落后性，并且从事实分析了这种落后性在人际交往中制造的巨大障碍，隐隐讽喻了时人在落后思想的干扰下，产生的灰色的狭隘的人生观与生存哲学。老马先生为继承哥哥的遗产，一家小古玩铺子，带着儿子小马，飘洋过海到了伦敦。
经在中国传教的伊牧师介绍，寄居在温都太太家里。温都太太是个寡妇，就和闺女玛力一起生活，起先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招俩中国人来家住－－中国人多可怕呀！杀人放火带吸毒，天底下的.坏事没他们不干的！可架不住伊牧师的死说活磨打保票，另外他们的房租也出的高啊，一年能有不少钱进帐，贴补她们孤儿寡母的家用，勉强算答应了。不曾想，日久生情，二马爷俩儿居然对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温都母女产生了爱情。
老婆死了有几年，自己又漂泊海外，寂寞孤零，老马迷迷糊糊地喜欢上了温都太太。温都太太对这个中国小老头儿开始是满心戒备，渐渐地，觉得他也有殷勤可人的地方，耐不住多年寡居的内心孤苦，终于决定下嫁给他。临到买结婚戒指了，手饰铺伙计的态度却突然使温都太太看明白，她和老马之间，还横着一道种族和文化偏见的鸿沟，她要是跨不过这道沟去，她和老马就成不了。
她没法跨过去，老马的婚事吹了灯。这边儿小马更惨，尽管他爱玛力爱得发狂，书没法读，铺子里的生意顾不上做，整天失魂落魄，丧胆游魂似的！可玛力小姐那边楞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敢情不是人家没瞧上他，而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正眼瞧他。因为在人家那儿，喜欢上一个中国人，好比天狗吃月亮那么荒唐可笑。可怜的小马，只是在玛力喝醉了的时候，才得以亲了亲她，人家还把他当成了自己跟人跑了的未婚夫。伤心绝望之下，小马悄然离开了伦敦，离开了温都太太一家。
从古到今，爱情就是作家们最爱拿它说事的材料。在《二马》中，老舍借着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嘻笑怒骂之间，不仅强烈批判了自身民族的暮气、懒惰、不思进取、事事顺人，同时也谴责了英国社会中的民族文化偏见，表达了青年老舍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主张；除非靠自己的努力变得。
高中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遍老舍小说集。记得那本书是爸爸从文化宫里借出来的，没有还。一直放在我们家厕所里，我只要上大号，就一蹲半天，看书。第一篇就是《二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好看！
这次我买了《老舍全集》，有幸再看《二马》。
故事发生在伦敦，却是满纸的北京腔，一点英国味都没有，连hello都是中文“嘿喽”。老舍爱国啊！看老舍的小说，能感到他为人真诚，诚恳，真实。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虚假，或者虚伪的话，全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
老舍的爱国是骨子里的比爱父亲母亲还要更加的热爱。他诚恳的告诉我们，中国哪儿哪儿需要向人家英国学习，哪儿，哪儿人家英国又不如咱。咱们国家现在需要啥，咱得怎样才能让国家富强起来。
爱国，真诚，热情，智慧……难怪，后来人家评他是“人民的艺术家”，这是名至实归的。他的心，太纯洁，太高尚了。想到他被逼自杀，我觉得就要流眼睛水，这不是虚伪，骗人的。这么好的一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有悲惨结局，谁不痛心啊？谁不流泪啊？一心为了这个国家，一心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
鲁迅的书我也读过不少，鲁迅太偏激，太激烈了。当然在那个时代，更需要鲁迅写的那样有煽动性的文章，来加速变革。但是对现在这个时代，我会认为鲁迅太情绪化了，他的愤怒，他的激动，百分百，百分两百的宣泄在纸张上，我能感到他内心的压抑和苦闷，但是这些都是不好的情绪。我想，并非对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是有益的。但是老舍的作品不同，他冷静，理智，他不说假话，不偏激，用他真挚的情感，诚恳的话语来告诉青年他所看到的，感到的，引导青年来走一条为国为民的道路。
我想，在任何时代，老舍的文章都可以教育青年用正确的态度爱国。
老舍的《二马》赏析
老舍尝试使用全白话来写二马，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留学时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里，老舍借鉴了英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方法，运用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二马》写的是马家父子为了继承兄弟的遗产，漂洋过海来到英国，经伊牧师介绍住在温都太太的家里。中国人多可怕呀!杀人放火带吸毒，天底下的坏事没他们不干的!带着对中国人的偏见，温都太太强烈反对，但最终由于马家父子多给房租，同意了他们的入住。慢慢的马家父子对温都太太和她的女儿分别产生了爱情，但由于种族和文化偏见，最终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而马威最终悄然离开了伦敦。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他依旧带着老市民的官本位思想，非常小声告诉别人去古董店里——因为觉得经商是不体面的事情。还有他经常做一些赔本买卖，将古董店的东西送人或者聊得来就可以少花一些钱，有力的批判了是从满清到现在一直沿习下来的这种腐朽且妄自尊大的思想。老舍用平实的白话及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写出了中国人的愚昧、好面子、因循守旧等特点，是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很好的揭示。
老舍说“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他所想描述的马威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放一边的那么一类年轻人。至于李子荣，就是马威这个人性格的补充，这两个人的个性是老舍心目中当时理想年轻人的状态。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
同时老马也是爱这个国家的，伊牧师让老马写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老马拒绝了，他不希望自己的民族受到别人的侮辱，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
老舍最初写《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欧洲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特别是那种东方主义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他看到一些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报道把中国人都写成“抽烟，私运武器，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迫发生了关系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这些形象深入英国人内心。小说，戏剧，电影里都这么描述，让人们对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民族的人们感到害怕，老舍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让英国人重新看待中国人。
文章里也强烈批判了英国人的殖民思想。文章中有一段话，“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由此可见，英国的殖民思想深入每一个英国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最高贵的种族，而其他种族国家的人就理所应当的来朝拜他们，来归顺他们。老舍对他们的批判是深刻的。
老舍对于欧洲的文化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希望自己的国家可以文明到那个程度，另一方面，他对欧洲那种对中国的偏见，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充满了批判。
《二马》中，充满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通过中西方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来看中西方的差异。西方人很务实，也很独立。温都太太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她不会闲下来，她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而老马则不一样，他继承了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年纪大些就应该由儿子来养老，而自己则是享受生活;温都太太和自己的女儿的账目都算的很清楚，而马家父子根本不算账，有时别人和老马要什么，他也会很慷慨大方的送给人家，这就是西方人的务实与中国人的好面子。
《二马》在写作风格上注重心里分析和描写工细，一改以往的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只用一些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白话文字，描绘出白话的真正美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由于当时许多作品多是半百话半文言，而老舍又听取了友人白涤洲的意见，在《二马》中，老舍全文采用通篇白话，是当时的一个典范。老舍在创作《二马》时，开始尝试景物的描写，例如：
园外没有什么人，园门还悄悄的关着。他折回到大桥上，扶着石栏，看着泰晤士河。河水灰汪汪的流着，岸上的老树全静悄悄的立着，看着河水的波动。树上只有几只小黑鸟，缩着脖儿，彼此唧咕，似乎是诉什么委屈呢。靠着岸拴着一溜小船，随着浪一起一落，有点像闲腻了，不得不一动不动似的…… 远处的灰云把河水、老树全合成一片灰雾，渺茫茫的似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一样灰淡惨苦，只是极远极远，不容易看清楚了。
他还经常运用比喻的手法，如“她的举动像个小野猫儿，她的思想却像个死牛”这是用来描述温都太太的女儿;还有“他把她的手，一块儿棉花似的，放在他的唇边”……这些描写都十分贴近事实，容易想象，而且富有美感。
老舍先生说由于他回国的原因，他便仓促完成了小说。“时候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⑨但这仍是一篇比较成功的小说，引起人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和如何振兴民族的思索。
【老舍《二马》内容简介】
不曾想，日久生情，二马爷俩儿居然对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温都母女产生了“爱情”。
老婆死了有几年，自己又漂泊海外，寂寞孤零，老马迷迷糊糊地喜欢上了温都太太。
温都太太对这个中国小老头儿开始是满心戒备，渐渐地，觉得他也有殷勤可人的地方，耐不住多年寡居的内心孤苦，终于决定下嫁给他。临到买结婚戒指了，手饰铺伙计的态度却突然使温都太太看明白，她和老马之间，还横着一道种族和文化偏见的鸿沟，她要是跨不过这道沟去，她和老马就成不了。她没法跨过去，老马的“婚事”吹了灯。
这边儿小马更惨，尽管他爱玛力爱得发狂，书没法读，铺子里的生意顾不上做，整天失魂落魄，丧胆游魂似的!可玛力小姐那边楞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敢情不是人家没瞧上他，而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正眼瞧他。因为在人家那儿，喜欢上一个中国人，好比天狗吃月亮那么荒唐可笑。可怜的小马，只是在玛力喝醉了的时候，才得以亲了亲她，人家还把他当成了自己跟人跑了的未婚夫。伤心绝望之下，小马悄然离开了伦敦，离开了温都太太一家。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可是这还不十分正确;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象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转回来补讲前文，而后再由这里接下去讲——讲马威逃走以后的事。这样，篇首的两节，现在看起来是象尾巴，在原来的计画中本是“腰眼儿”。为什么把腰眼儿变成了尾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换一个风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没法再使文章萦回逗宕;无论是尾巴吧，还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无意义!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关系：我应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开英国，在动身以前必须把这本书写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块病。时候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那么，《二马》只是比较的“细”，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还是没写出一部真正细腻的东西，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没法勉强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变动。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涤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经说过，我在“老张”与《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的，现成的，都拿过来，而毫不费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不是偷懒么?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请看看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湲”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论味道，英国菜——就是所谓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可是英国人有个说法——记得好象George Gissing(乔治·吉辛)也这么说过——英国人烹调术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象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头发黄;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注意在比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资料，而由这些资料里提出判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谁也能看出这个来。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象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这是我很会办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是好。象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激不起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见”。
今天读完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老舍先生不愧是现代文豪，小说《二马》被他写得天花乱坠了。
《二马》讲述得马威和他的老爸马则仁在英国伦敦继承经营叔叔的古玩店时发生的一些系列列悲欢离合的故事。在那个旧社会国家贫弱的年代，中国人在伦敦受尽了当地人的不屑与白眼。当时的英国处处充斥着排斥华人的气氛，不管是电影、小说、戏剧，都描述着华人社会的混乱、凶杀、阴谋等等无秩序社会状况。在那样的背景下，华人被当地人瞧不起，当地人没有愿意和华人交往。这是一种种族的隔阂。二马父子俩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和房东温都母女发生了一些系的感情纠葛，以及围绕着这些感情纠葛而派生出来的一些故事。
老舍先生的笔底功力真是十分了得。在他的笔下刻画了二马、李子荣、温都母女、伊牧师一家等众多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遭遇、人物的心理感受把各个人物形格刻画得入木三分：马威性格果断能奋力经营古玩店，而对玛力的暗恋又使其性格不失柔情的一面;通过对老马爱面子、只愿作官、不屑于经营生意以及对温都寡妇殷勤，譬如他的送礼，他的一个劲称奉承别人，让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通过对李子荣的就事对事、头脑活络、热心侠义的描写，把受英国社会影响的新一代年青中国人的优良性格完全反映出来;又有对温都母女的柔情描写，使文章一下子灵动起来。小说还十分注重环境描写，把伦敦各个季节的环境描写得十分详尽，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英国各个季节的社会环境当中。
看了该小说，让人对旧中国时期我华人同胞在外国遭遇唏嘘不己。同样是人，中国人在伦敦的大街上就会遭到各样的畸视;同样是七情六欲的人，老马和温都寡妇互相仰慕却不能最终不能走到一起;同样是具有许多优秀品格的年青人，可就因为是中国人，马威就没有追求玛力的权力，就只能一个劲地暗恋玛力，而不敢表白;同样的是精明能干又十分优秀的李子荣，就只能娶中国乡下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姑娘。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积贫积弱造成的。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每到我们国家遇到困难时，那些国外的华人华侨为什么会慷慨解囊大力资助?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祖国。只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们在海外才能扬眉吐气挺直腰板做人。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的海军舰队开到了远洋，我们的二炮可以打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了，连美帝都差我们老多的钞票，我们在国外的同胞利益也确实得到了保护，我们的同胞在海外也可以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做人了。这一切的实现是多么美好啊!
《二马》这部小说是旧中国时国人在海外艰难生存的真实写照。现在我们国富民强了，但是我们现在重读该书，就是重温历史。我们要不忘历史，珍惜现在来自不易的生活啊!
国庆假期里复读完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又用几天看完了他的《二马》。
《四世同堂》写的是日本侵占时，北平一里胡同里人们的生活，背景时间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止，共分三部，《惶惑》、《偷生》、《饥荒》部名即是每部内容的关键词，胡同里的人们在时代背景下，或惶惑彷徨、或奋起反抗，或苟且偷生，或为虎作伥，或洁身自好、或堕落成伤……他们的命运和选择同时代交织，走过各种曲折，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生。
《二马》写的则是一二战间隔期的伦敦，一对北平父子的留洋生活，老马眼高手低、游手好闲无力经营继承自自己哥哥的古董商铺，小马青春无敌，心怀抱负，却在爱情和经营古董店及学习周璇中暗自垂怜，父子间关系也不断恶化，最后在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后小马选择了离家出走。
老舍是个爱北平的人，我所看过的他的作品除去《猫城记》无不和北平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细致的描写北平城的春夏秋冬，不仅描写北平的北海天坛、宫院高墙，更会把眼光聚焦在北平的胡同里，着力去写在各个时代背景下北平人的市井生活，如他自己所言，他善于构造人物，他小说里北京的人们性格特征分明，内心丰富，个个让人印象深刻。
老舍先生同样是个爱国的人，《四世同堂》和《二马》随处可见他的忧国忧民，他本人的命运也因他心怀的爱国之心同国家及时代牵扯。
在我看来，《四世同堂》里开始惶惑、再选择偷生、后在饥荒中转而积极反抗的祁瑞宣差不多是作者自己。祁瑞宣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让人感动，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仅靠着一丝“反抗未止，国家不灭”的信念在时代的夹缝中肩负起家庭的重任保持着生存，他的所有希望是逃出北平城的参与反抗的祁瑞全，刘棚户们给予的，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们给予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义力量给予的。他爱憎分明，在家，他帮助心怀热血的祁瑞全逃出北平，对无聊只追求享乐的瑞丰深感悲愤;邻里，他亲近铁骨铮铮的诗人钱默吟，开导迷茫中年轻的小崔还有程长顺，鼓动他们参与斗争，他痛恨出卖同胞的冠晓荷、逼良为娼的大赤包、草菅人命的汉奸蓝东阳;工作中，他一开始便放弃了嘲笑中国人的教堂里的工作，然后辞退日本人奴化教育中的学校的教职，万分痛苦的苟且在英国人的使馆里，终于在瑞全带回希望和方向后，开始全身心的参与进抗日的地下工作。
《二马》则是从更遥远的角度谈论家与国，那时的伦敦人视中国人为“黄祸”，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只会下毒，抢劫和强奸妇女，中国人是卑贱的、邪恶的、贫穷的。老舍先生期盼着中国的强大带来改变，里面有一段，老马在伦敦想喝绍兴的酒而无处可寻，“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人人可以赏识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能把这两样充分的发达一下，中国的将来还能产出个黄金时代。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一下，把不忘祖国的思想用清明的政治发展出来、中国大有希望呀!”。
这个十月里，人们开始歌颂这黄金时代，把城市的灯杆装上五星红旗，用高大现代的建筑做背景展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字样，孩子们穿起民族服饰唱起《歌唱祖国》，国家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中国人如舒先生愿变得骄傲自豪。
电影院里放着主旨鲜明，为国献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讲得都很接地气，这些故事对于我，有历史也有回忆。开国大典和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内容是在历史课上学习到的，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站了起来，随后在迷茫和困苦时代里的两声巨响让中国人站得更稳;12月20日澳门回归时我们正值初三，晚间我们全班在一起观看了中葡交接仪式，电视机上定格的五星红旗和同学慷慨激昂的作文让人记忆犹新;中国女排雅典奥运会逆转夺冠，举国沸腾，她们也曾来到我们的校园，成了我们的“荣誉校友”，让我们倍感荣幸;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当天我也有幸挤在天安门上看到了漫天绽放的笑脸，《北京欢迎你》的旋律已在我脑中自动重启;相比的朱日和阅兵还有航天飞船，天宫一号离我的遥远，国家的脱贫攻坚离我很近，老家种地的老人，从开始的土改到不用交公粮，直至后来的各种农业补助得到了很多实惠
十月里，还有围绕爱国的其它话题，香港，持续了几个月的纷纷扰扰让人揪心，事情的起因也快模糊不清，曾经的东方之珠满目疮痍，有人以自由之名的暴力之实愈演愈烈，年轻的香港人被鼓动起来发泄着整个香港社会的压力。分裂的声音也趁虚而入，中国在部分极端和亢奋的香港人心中不再是祖国，他们践踏国旗，侮辱国徽，甚至恬不知耻的扛起了星条旗，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四世同堂》里带领学生到天安门给日本人”庆祝保定陷落”的祁瑞丰，而五色旗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口还未愈合。
香港的明天是怎样，当局和旁观的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而莫雷，NBA火箭队的总经理，在他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信口开河，接着掌管NBA帝国的肖华像那个教堂里嘲笑祁瑞宣的神父，趾高气扬，满脸嘲弄，仿佛在说：“你们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哪样?曾在热爱和平的幻想里软骨!又像祁瑞丰一样无聊、冠晓荷一样卑贱、像大赤包一样不知羞耻、像蓝东阳一样阴毒，心刚情愿做废物和汉奸。
我热爱着篮球这项运动，也曾是一位NBA的球迷，从乔丹、科比、姚明，到后来年轻的塔图姆，他们都曾让我狂热。但如今，有人有意或无意在“自由世界”里让它占染上令人作呕的傲慢无礼的气息，这气息否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做的所有努力，再为中国人贴上“民粹”的标签。我们贫困落后时，是烧杀抢夺的“黄祸”，我们奋进时又成了黑色恐怖如法西斯的“中国粹”，他们把自己宗教和文化里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从二战里总结出来的宽泛经验像一样滥用，他们害怕起了所有团结的东西，哪怕中国人原本就是高度融合的、温和的，热爱和平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解释了我们的愤怒给他们听，用种种行动表达了我们被冒犯的不满，耐心等待来自“自由世界”里的正确描述自由和民主的声音，讽刺的是他们针对自由表达的评判标准是个双标准，他们摒弃和惩处过NBA帝国里出现过的“种族歧视”的声音，而对践踏中国人底线的言论选择充耳不闻。当然，对于外部的声音我们大可表明态度后静观其变而不用太过在意。
我理解的，我们的中国正如我们构想的那样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我们克服过很多困难，也面临着居多的新旧问题，我们有了繁荣的经济，却有略显脱节的法制环境，我们曾有五彩缤纷的文化和丰富多姿的传统，却在我们的主旋律，大潮流中，因它的小群而丢失殆尽。我们的商人开始如“腾讯体育”般不顾民族大义，唯利是图，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正在如“跪族篮孩”般散失气节。但这都还不足为惧，因为我们有人数占优而又坚定爱国的民众。
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个有趣的细节：《二马》里提到，在伦敦的华工分成两波，一波有钱就赚，不管是什么工作，被拉去拍辱华的电影也不在意，一波是穷爱国的，处处注重身为中国人的脸面。老舍表面上讲的是他们谁都没错，但字里行间都是对穷爱国的社会党人的轻视和瞧不起。但到了北平沦陷的《四世同堂》时，这种穷爱国在他看来却是宝贵的了。
只愿我们把爱中国的想法付诸现实的行动之中，让她从“一里胡同”里变得更加美好。(吴行飞)
“骆驼祥子”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祥子的就北京人力车夫他的坎坷，悲惨的遭遇。祥子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车后又被兵抓走，逃回来后回到了人和厂，却又成为了虎妞的丈夫，刘四爷的女婿，但虎妞因难产而去世，同住大杂院的小福子也自杀了，祥子又成为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后来，样子出卖了阮明，将他卖了60元，从而堕落，由勤勤恳恳的人变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整篇小说都是用祥子的生活轨迹去批判当时社会的堕落，痛斥了压迫人民的高官贵族，整个社会充斥着自私狭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只为自己而不管他人，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淳朴善良的劳动者所进行的压迫，剥削，体现出旧社会活生生的将人“变成”鬼的罪恶行径，个人主义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改变现状的办法，自私自利是不可行的。
《二马》是讲一对父子远渡重洋去伦敦找家人留在那的一家古玩店力求谋生，站稳脚跟，在租来的房子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那是的中国落后，西方人都非常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的素质，礼仪，文化在西方都不受待见。例如，书中讲到马老先生为温都太太买戒指，店里的伙计给他看的都是非常便宜的小玩意儿当马老先生问有没有20镑以上的戒指时，伙计却认为身上有20镑钱的中国人一定是强盗……
这些都揭示了中国的落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两部小说都用中国人的心理与生活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人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表明了个人主义只会使国家越来越堕落。那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人自给自足，却从未想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百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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