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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祥林
名称：何祥林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44年3月
学历：大学
职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第九界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7月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参加工作；
1969年8月 在辽宁省财政金融局、人民银行工作；
1981年2月 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
1983年10月 以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10月 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党委）书记；
2月 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何逊
(?-518),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据说他8岁就能作诗，20岁左右被举为秀才,与他同时代诗人范云见到他的试策,大加称赞,就此结为“忘年之交”。沈约也很欣赏他的诗。他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梁武帝天监中，曾任建安王萧伟的记室，并随萧伟去江州。后来回建康，又任安成王萧秀的幕僚，还兼任过尚书水部郎。晚年在庐陵王萧续幕下任职，再度去江州，病逝在那里。后人称“何记室”或“何水部”。
何逊的诗作，擅长抒写离情别绪及描绘景物。其特点之一，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往往寓目即书，不大用典故，像历来评论家所称道的“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临行与故游夜别》)；“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与胡兴安夜别》）等句，都能做到情景交融，在写景中体现惜别和惆怅的心情。看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但情真意切，读后令人难忘。又如“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赠王左丞》）等句，善于用流畅的语言细致贴切地描摹自然景物,对仗工整而不觉其平板,对杜甫有明显的影响。他还有一些写景诗如《下方山》、《还渡五洲》、《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慈姥矶》等，也有许多传诵人口的佳句。这些佳句,意境虽近于谢□,但笔力则稍嫌平弱。钟嵘评谢□诗“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诗品》），这个缺点在何逊作品中似更明显。
何逊的诗在当时曾与刘孝绰齐名，称为“何刘”。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认为何诗虽有“清巧”的长处,但多“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其实何逊的诗之所以多“苦辛”之词，乃是他的遭遇坎坷所致，其诗作多不平之鸣，并非无病呻吟。
何逊的诗受“永明体”的影响，很讲究声律，某些作品比沈约等人更接近成熟的近体诗。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在论诗的声律时，曾举他的《伤徐主簿》三首为例；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还把他的《送司马长沙》误作唐人五绝选入。
何逊除诗以外,还有少量辞赋和骈文传世。他的《穷乌赋》似是残存的片段，并非全文。他的骈文中辞藻较好的是《为衡山侯与妇书》，但又并无显著的特色，远不如他的诗。
《何逊集》据《梁书·何逊传》说是他死后由同时人王僧孺所编定,共8卷。《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是7 卷。此书最晚到五代时已残缺。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载《何逊集》有后晋天福本2卷,有诗无文。今所见刻本以明代正德张□刊本为早。继有薛应□刊本、张燮刊本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中华书局有排印本《何逊集》。
何和里
何和理(1561—1624)，后金五大臣之一。满族。栋鄂氏。世居瓦尔喀，后迁居栋鄂，以地为姓。克彻巴颜孙，额勒吉子。
二十六岁代兄屯珠鲁巴颜为部长。明万历十六年(1588)，太祖努尔哈赤纳哈达部女为妃，他率兵护行。所部兵马精壮，雄长一方，应努尔哈赤请至兴京，尚长公主嫩姐，授一等大臣，隶满洲正红旗。从太祖征乌拉部及窝集部瑚尔哈路、扎库塔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灭乌拉部。后金天命元年(1616)，与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并为理政五大臣。四年(1619)，从破明经略杨镐军。六年，从取沈阳、辽阳，以功授总兵官。事太祖三十余年，积功至子爵。九年八月初十卒
何稠
何稠（约543～约622）
以擅长工艺机巧著称于隋朝。字桂林。其祖本西域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今属四川），号为西州大贾。其父何通，善斫玉。梁承圣三年（554），稠十余岁时，西魏攻陷梁朝江陵，杀梁元帝，他随叔父何妥北上长安。后仕北周，为御饰下士，又补为参军，兼掌细作署。隋代历任御府监、太府丞、守太府卿兼领少府监，多年为皇室掌管舆服羽仪、兵器甲仗和玩好器物等制造，以及宫室、陵庙等土木营建。
何稠生性机巧，多有智思，用心精细周密。隋文帝时，波斯国进献一件织造华丽的金绵锦袍，文帝命他仿制，其仿制品比原件更精美。隋时，造琉璃法久已失传，何稠用绿瓷制造，与真琉璃无异。现经考古发掘的隋代十三件琉璃器皿中，除一件为蓝色外，其余十二件均为绿色，与史籍记载相应。大业八年（612），隋炀帝攻高丽，命何稠在辽水上造桥，两天而成。他还设计制造“行殿”及“六合城”，一夜之内在前线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四隅有阙楼，四面有观楼，城上布列甲士，立仗建旗。次晨高丽人看见，惊奇以为是神功。
隋末，宇文化及杀隋炀帝，以何稠为工部尚书。窦建德败化及，复以稠为工部尚书。建德败，何稠入唐为将作少匠，后卒。
何英杰
姓名：何英杰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月8日
籍贯：上海
有烟草大王称誉的何英杰先生（人称何伯），多年来热心公益，不论在内地或香港，都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其中较为瞩目的是何先生于一九八三年捐资二亿五千万港元成立香港慈善安老基金；一九九一年华东水灾以个人名义捐款五千四百万港元；一九九五年及九六年云南大地震先后两次捐出共一亿港元；此外，香港无线电视台每年举行的大型筹款活动，也捐出善款以千万港元计。
何英杰一九一一年六月八日出生于上海浦东。一九三一年创办上海新亚印刷厂；一九四二年创立上海烟厂；一九五0年创立香港烟草公司；一九八三年创立“良友慈善基金会”扶贫济世；一九九四年成立何英杰基金会有限公司。
何申
何申 1951年1月出生于天津市。出版长篇小说《梨花湾的女人》两部，发表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穷县》、《信访办主任》等四十余篇，创作电视剧《一乡之长》、《青松岭后传》数十部集。
梅标人格写真情——何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赏析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
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早知应飘落，故逐上春来！
《扬州法曹梅花盛开》是南朝梁代著名诗人何逊（约477—518）的佳作，何逊字仲言，祖籍东海郡郯县，今苍山县长城镇长城村有何逊墓遗址。该诗大约写于507年，此时何逊任建安王扬州刺史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
品赏此诗须从“惊”字入手。惊，既是诗人对梅花标领物序敏锐性、准确性的惊异之情，也是赏梅人、写梅人意气风发、敢作敢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心理表达。
标领物序是梅花的使命，可担当此使命的环境又是其他花朵所不能承受的，“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霜愈浓，雪愈深，其枝愈挺，其花愈俏。不是吗？挺拔不屈的枝干让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掩面后退；清洁俏丽的花朵让卷地的飙风收起狂暴脾气悄然隐去。悬崖百丈冰相加，浓霜大雪相侵，梅花仍毫不畏惧地踏着准确的节拍报春来了，皓月飙风能不感动吗？浓霜凝枝，轻松衔起；大雪压干，自如撑出；霜雪映衬，准时开放。大大方方的风姿，磊磊落落的胸怀，不屈不挠的气概，梅花精神在这二十字中得到酣畅淋漓的表达。“当路”、“拟寒”、“却月”、“凌风”是人梅双关，梅能在霜雪满天的季节里含苞怒放，人也应在风雨连绵的人生路上不失时机地施展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枝横、花绕”两句中“却月观”、“凌风台”是名词，而“却”和“凌”又是动词，诗人运笔之处以“名”引“动”，以“动”扬“名”，寄情寓意不见痕迹，浑然天成。这种匠心独运的剪裁，既收到了耐人寻味的效果，也向后人证明了作者在斟酌词句上的深厚功力。故而，一首吟罢泪双流的大诗人杜甫说：“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指阴铿，何指何逊）。
“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则是诗人展开丰富联想的神来之笔。皓月、飙风感动了，住在长门宫的陈皇后、家是临邛县的卓文君也感动了：她们看到挺拔不屈的枝干，不由发出了人不如梅的哀叹。清洁俏丽的花朵与晶莹剔透的泪珠两相映衬，泪是花，花是泪，以酒献花，花依然，人却醉。诗人借陈皇后、卓文君的历史典故，讽刺了那些视女子为玩物，声色犬马的无耻之徒。这同时也是诗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控诉与呐喊。“朝洒”、“夕驻”两句看似与梅标人格的主题创意无关，但正是这神来之笔，拓宽深化了诗作的思想内涵，在笔锋突转的跌宕起伏之中抒发了诗人不把恩宠疏远看得很重、不受名利所累的冷静头脑和旷达胸怀，可以说是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最后两句“早知应飘落，故逐上春来。”将梅标人格的感怀推向高潮。有盛必有衰，盛开的梅花终有凋落的时候，可凋落并不可怕，并不后悔，只要能够向人们报道严寒即将消退，春天就要到来的消息，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就是最大最好的欣慰，更何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结尾与开头照应，回答了梅花为什么要担当标领物序的报春使者的设问。
整首诗一气呵成，景融情、物传神，有思想，有韵味，盛开的梅花与诗人奔放的才情浑然一体，构成一篇雄视百代的咏梅佳作。
明朝陆时雍之《诗镜总论》：
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
何逊以本色见佳，後之采真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难摹，难其神也；何之难摹，难其韵也。何逊之後继有阴铿，阴何气韵相邻，而风华自布。见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时欲袭人。
何云：太行深处编报人
何云，原名朱士翘，19生于浙江上虞县。1930年8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后转入铁道传习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停学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何云任该组织宣传部长。同年6月，被上海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何云。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从此，何云带领报馆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编发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及时报道华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间断。《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和战斗。5月28日，他在率部突围与日军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何秋涛
何秋涛（1824～1862）
清代地理学家。福建光泽人。字愿船。自少年时代即喜好地理学，能历数府、厅、州、县名及其四境所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刑部主事。咸丰间，擢升员外郎、懋勤殿行走。同治初卒，年仅三十八岁。他长期究心北疆形势，始著《北徼汇编》六卷。后复详订图说，鸠集蒙古、新疆、东北及早期中俄关系史料，起汉晋，迄道光，增为八十卷，咸丰帝阅后赐名《朔方备乘》，学术价值甚高。又考订俞正燮《俄罗斯事辑》、魏源《海国图志》诸书讹误，辩证徐继畲《瀛环志略》疏失，用力甚勤。其友人张穆故世后，为之校订《蒙古游牧记》并付印。补辑《魏书·地理志》，功不可没。自著尚有《王会篇笺释》、《一镫精舍甲部稿》等。
刘三姐与黄婉秋
作者：何培嵩[壮族]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的荣辱，毁誉，离合，悲欢——总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刘三姐》联结在一起了。
——黄婉秋
一 在刀枪面前
**岁月。桂林。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苍穹明净，阳光灿烂。但风华正茂的黄婉秋的心里布满阴霾。近来她的心境常常如此。
桂林市歌舞团的两个宿舍。这天，她有事到另一个宿舍去串门。
两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尾随着找到了她。这两个青年，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都是一副辨不清春夏秋冬的脸。那气势甚是吓人。
她与他们素不相识。
“你就是黄婉秋吗?”
“嗯。”
“跟我们走!”高个子说。将枪托使劲朝地上一顿。
走?上哪儿?她无从知道，也无从问。桂林如今乱得很，早就分在了两派。黄婉秋由于一部《刘三姐》而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那派都无资格参加，那派都不要她。但那派都可以任意揪她，批斗她。她就像一堆像皮泥，任人搓捏，要她圆就圆，要她扁就扁。
真可谓：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了。
而今天，是全副武装的人来找，看这架势与平日的“口诛笔伐”大异，这使她隐隐想到了“死”字。最近，桂林随意枪击和“木决”人的事，常有所闻。
她抬脚准备走。
“去什么地方?”她忍不住问。
“想知道?”
“想!”
“好吧，”矮个子将半自动步枪上了膛，在她眼前来回晃了晃，“告诉你也无妨：染——织——厂——!”
他直勾勾相着黄婉秋，有意把声调拖得老长。
婉秋只觉一股寒气袭来，不禁浑身一震。染织厂门前有一条桥，是一些乐于“收拾”人的亡命之徒所偏爱的地方。他们把人弄死了，往桥下的一张水塘一推，谓之“水葬”。婉秋听团里一位朋友说，就在十多天前，在那桥上枪决了七个无辜，那惨状让人不忍卒看。
自己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她的脑标。看来，这是无疑的了。
文化革命前，她演过歌剧《江姐》，她正是饰江姐一角。江姐被叛徒甫志高出卖。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整衣照镜，梳理鬓发，而后从容就义。
这么一联想，婉秋忽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死，对于她，不是可怕的了。
她想学江姐，最后梳理一次头发。可是，找不到镜子，也找不到梳子。
她摘下手表，交给一位相熟的老太婆：“老人家，劳烦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让她多多保重……”
从七岁始，直至十三岁考入市桂剧团前，她都是姑妈抚养的。姑妈待她如同亲生女儿。
这块上海牌女装表，一百元买来的，玲珑小巧，走时很准，是婉秋的心爱之物。如今，她只能用它来送给姑妈，感谢老人的养育之恩。
做完这些，她随他们出去，神色自若。
走的正是去染织厂的方向。
他们急步走着。那二人一前一后，她居中。
阳光照在她身上，暖融融的。她留恋地四顾。怎么?树，这么绿；湖水，这么清；山，这么美……一切都比平时好看。
人生短暂，如同朝露。唯有这山，这水，才是永恒的。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湖边一棵树上，啁啾追逐。她看了它们好几眼。心想：它们真幸福!
这些感情，她过去从未有过。
她看到那条桥了。不远，估计距此不足五百公尺。
“站住!”前面那高个子喝道。他回身走到她跟前，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哼，漂亮——漂亮的脸壳有什么用，演坏戏，毒害人民!”
她坦然地回望对方的眼睛。莫非他们就在这儿动手?她侧目远处那条桥，仿佛闻见了那张泡沫斑驳的水塘里泛起的阵阵腐臭。
后面那矮个子走上来：
“你怕不怕死?只说一个字：怕。——我们立即放了你……”
他们看着她。
她沉默，昂然他顾。无言，有时是一种最高的轻蔑。少年时，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呀，怕不怕?”矮个子拖腔拉调地逼问。
她忽然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戏弄。
“不怕，就不怕!”
好硬!她竟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师训，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两个对视良久。
她面无惧色。真是一个硬姑娘!
两个青年又押她上路。
前头的高个子开导她：
“你这个人，演了那么多坏戏，还怕了个《刘三姐》，你说说，你知错没有?”
错?她的脸色泛紫，只觉得血直往脑门上蹿，数日来憋闷在心里的沉沉积怨，一下子像火山爆发了。
“我是演员，演员就要演戏。谁晓得演《刘三姐》会招惹来这么多的‘错’……今天我干脆把话说完了：我就是爱《刘三姐》，我不知道她究竟错在哪里，要是错，我也错到底!”
她“豁”出去了。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身上的刺。
一片死寂。气氛紧张，似一根绷如满月的弓弦，稍一用劲，就会戛然中断。
“砰!”后面的矮个放了一枪。
她感觉浑身血凝了……
传来那矮个子的骂声：“妈的，便宜了这只麻雀!”
她回头去看。矮个子茫然仰视苍穹，枪口一楼青烟尚未散尽。大概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便信手来了个“对空射击”。
那二人对视，大笑，竟弃她扬长而去。远远地，这样的对话飘入她的耳鼓：
“这妹仔一点不怕死，真看不出……”
“等她那天怕死了，再来收拾她……”
她一个人孤零零站着，脸上储满痛苦和怅惘。她想不明白，是自己凛然不惧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还是他们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是他们玩世不恭的恶作剧?还是在百无聊赖之中寻求一种戏弄人的刺激?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
一个搞曲艺的年轻人，悄悄给她送来一碗鸡汤。他已听得人讲刚才那件险事，特地来安慰她。这位青年人平日里常来看她。
“吃，趁热快吃!”那青年催她。
她真的饿极了，大口地吃。
她竟把刚才的事抛到脑后。
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她却有点儿后怕了。要是那两人真的是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地给她一枪，就这么着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多冤枉，多不值得!她忽然觉得生命的宝贵。
夜里，一个相知的女友来看她，与她谈起日间的险遇，不免又是一番感慨。
女友说：“投错了我们这行，惹来这么多麻烦事，你后悔了吧?”
她淡淡笑说：“我不后悔，也不觉得投错行。我起码留下来一点让人们记取的东西。对《刘三姐》，对我这个人，现在是毁誉任由人。但我相信将来的定论会是公正的。”
到了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坐到灯下，翻出几张幸存下来的《刘三姐》剧照和电影照，泪水却似不断线的珠子，从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她在心里高声喊着：“刘三姐，刘三姐，你在哪里呀!”
她在回忆……
二 她是怎样当上刘三姐的
从小，她便与艺术结缘，年纪尚幼，她酷爱戏剧如命。一天，放晚学后，她“失踪”了，九点多还不见她回家。这是解放前的一天，人贩子多，而她才六岁。因此合家焦急，倾窠出动寻她。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在同学家“演戏”，扮公主玩。哪儿离家四里远。好大胆!
父亲脸色铁一般青，高高扬起鸡毛箪子。她“扑通”跪下，但不哭，只拿毫无惧意的眼睛望着鸡毛箪子。她下跪，是因为回家晚，让家里人担心，她错了；她不愿哭，因为觉得自己学戏没罪。
爸爸叹了口气，终于没有打她。
到了十三岁，她考取桂林市桂剧团学员班。全家都反对，认为艺伶强颜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着大人悄悄给在长春拖拉机学院念书的大哥写信；她知道，上了大学的哥哥在家里是说得话的。结果，哥哥果然支持她。她进了剧团。她胜利了。
外柔而内刚，正是她的秉性。
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党和人民的培养，使她的艺术技巧很快地成熟起来，受到艺术界各方面人士的注视。于是，一九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故事片《刘三姐》的时候，决定她成为该片主角的万幸之机便悄然来临了。
那天，制片厂为了给《刘三姐》正式开拍做准备，正在进行着试镜头的工作。忽然，有人喊黄婉秋的名字了。
“婉秋，你来演三姐。”苏里对她说。
“什么?我……”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是你!”
她看着导演，观颜察色。苏里的神情是严肃的，认真的，完全不像是开玩笑。坚定的目光中，有期待，也有信赖。
原定的“刘三姐”不是她，她怎能不诧异呢?一九六○年春，广西十几个剧种的《刘三姐》，云集南宁举行《刘三姐》汇演大会。恰逢长影要拍故事片《刘三姐》，决定主要演员由广西挑选。广西推荐的三姐有四位，都是汇演大会上刘三姐一角的佼佼者，又是几个剧团里的名旦。她们来长影试了一百多个镜头。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才决定另选的。
另选，苏里首先想到了黄婉秋。
她原先是桂林市《刘三姐》代表队的三姐，来长影饰舟妹。试镜头，顺利通过了。苏里认为，她聪明伶俐，天生丽质；而且，体形上小巧玲珑，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于质朴之中略带一点野气——这，正是刘三姐的形象，刘三姐的气质。
他没给婉秋时间作准备。时间实在太紧了，当时是六月底了，按计划十月前要将该片拍摄完，向国庆献礼。半年拍一个戏，谈何容易!
苏里把婉秋叫过来。
“你试演几段三姐的戏。先来‘绣绣球’这一场……”
他没给婉秋多讲戏。这是故意的。他要试试一个主角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
婉秋坚定地点头。
各种不同角度的、不同颜色的射灯，还有“突突”作响的摄影机，一齐对准了她。
众目睽睽!有人心里为她暗捏一把汗：她才十七岁，而且从未拍过电影，更不说这么重的角色了。
如今，她款款步出，轻坐床前，手执彩线绣绣球。一曲情歌随口而出：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一张粉脸，含羞答答；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她整个人沉浸在思念爱人的热恋的幸福之中。
“太棒了，她那双眼睛会说话!”有人大叫。
众人喝彩!
苏里窃喜。但导演在摄影棚里应当是严之又严的。他不露声色。
“好!你再来一节‘三姐骂财主’的戏。”
婉秋又点头。她走过一旁，定了定神。她在酝酿情绪。现在需要的是泼辣、倔强，而且还有几分山野女子的野气。这，与刚才“绣绣球”时的柔情万种，截然不同。反差太大了!
做导演的，就是要在大起大落之中，考核一个演员的适应力，粘着力和浸透力。这正是苏里的匠心独运之处。
她出场，怒目圆瞪，双眉横竖，小嘴紧抿成一条缝——和先前判若两人。
有人道出莫怀仁的台词：“刘三姐，我劝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心!”
三姐怒不可遏，厉声大骂，唱道：
多谢了，
多谢你这好心人，
谢你拦路刀一把，
谢你捆人绳一根……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招招式式，极具分寸，简直把这个“歌仙”的诤诤硬骨演透了。
有人鼓掌。
苏里心里暗道：“好一个火爆爆的山顶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他甚至有点觉得，传说中的刘三姐，本该如此。
“婉秋，咱们是铁板钉钉——定了。你上“刘三姐”。过些日子，班子配齐，立即开拍!”
她一阵惊喜。“可是，这……姐姐和老师她们呢?她想到了原来的几位“刘三姐”。她不愿掠人之美。她从来不愿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甭担心!这，不关你的事……”
苏里心满意足，快步离去。旋即，又回来。
“婉秋，我问你个事：你没排练过，怎么把三姐演得这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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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卫战
作者：何建明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地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开篇语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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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场上
作者：何士光
在我们利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象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冯幺爸!刚才，吃早饭——就是小学放早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牵着牛从场口走过?”
支书曹福贵这样问。事情是在乡场上发生的，那么当然，找他这个支书也行，找乡场上的宋书记也行，裁决一回是应该的；但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曹支书是偏袒罗二娘这一方的。别看这位年纪和冯幺爸不相上下的支书，也是一副庄稼人模样，穿着对襟衣裳，包着一圈白布帕，他呀，板眼深沉得很!——利花屯就这么一条一眼就能望穿的小街，人们在这儿聚族而居似的，谁还不清楚谁的底细?
冯幺爸眨着眼，伸手搔着乱蓬蓬的头发，象平时那样嬉皮笑脸的，说：
“一条街上住着，吵哪样哟!”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这时正逢早饭过后的一刻空闲，小小的街子上已聚着差不多半条街的人，好比一粒石子就能惊动一个水塘，搅乱那些仿佛一动不动的倒影一样，乡场上的一点点事情，都会引起大家的关心。这一半是因为街太小，事情往往说不定和自己有牵连，一半呢，乡场上可让人们一看的东西，也确实太少!这冯幺爸不明明在耍花招?他作证，就未必会是好见证!
“哎——!你说，走过没有!”
“你是说……吃早饭?”
“放早饭学的时候!”
“唔，牵着牛?”
“是呀!”
他又伸手摸他的头，自己也不由得好笑起来，咧着那大嘴，好象他害羞，这就又引起一阵笑声。
这时候，他身旁那个矮胖的女人，就是罗二娘，冷笑起来了——她这是向着她对面那个瘦弱的女人来的，说：
“冯幺爸，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全看见的呀!——看见我罗家的人下贱，连别人两分钱的东西也眼红，该打……”
这女人一开口，冯幺爸带来的快活的气氛就淡薄了，大家又把事情记起来，变得烦闷。这些年来，一听见她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象被雨水湿透了的、笑是不是?三十多岁，头发和脸好象从来也没有洗过，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上面有好些油迹，换一个场合肯定要贻笑大方；但谁知道呢，在这儿，在梨花屯乡场上，她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没有人相信那瘦弱的女人，或是她的娃儿，敢招惹这罗家。她男人任老大，在乡场的小学校里教书，是一位多年的、老实巴巴的民办教师，同罗家咋相比呢?大家才从乡场上那些凄凉的日子里过来，都知道这小街上的宠辱对这两个女人是怎样的不同，——这虽说象恶梦一样怪诞，却又如石头一样真实，——知道明明是罗二娘在欺侮人，因此都为任老大女人不平和担心……
“请你说一句好话，冯幺爸!我那娃儿，实在是没有……”
任老大女人怯生生地望着冯幺爸，恳求他。苦命的女人嫁给一个教书的，在乡场上从来都做不起人。一身衣裳，就和她家那间愁苦地立在场口的房子一样，总是补缀不尽；一张脸也憔悴得只见一个尖尖的下巴，和着一双黯淡无光的大眼睛。她从来就孱弱，本分，如其不是万分不得已，是不会牵扯冯幺爸的。
罗二娘一下子就把话接过来了：
“没有!——没有把人打够是不是?我罗家的娃儿，在这街上就抬不起头?……呸!除非狗都不啃骨头了，还差不我!——你呀，父差得远……”
她早就这样在任老大家门前骂了半天。这个女人一天若是不骂街，就好象失了体现。她要任老大女领娃娃去找乡场上那个医生，去开处方，去付药费，要是在梨花屯医不好，就上县城，上地区，上省!那那妇人家的心肠，是动辄就要整治人。这不能说不毒辣；果真这样，事情就大了，穷女人咋经得起?
“吵，是吵不出一个名堂来的，罗二娘!”曹支书止住了她，不慌不忙地说。他当然比罗二娘有算计。他说：“既然任老大家说冯幺爸在场，就还是让冯幺爸来说；事情搞清楚，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冯幺爸你说!”
“今天早呢，”冯幺爸有些慌了，说，“我倒是在犁田……今年是责任田!”
他又咧了咧嘴，想笑，但没有笑出来。
看样子，他当时是在场，他是不敢说。本来，作为一个庄稼人，这些年来，撇开表面的恭维不说，在这乡场上就低人一等，他呢，偏偏又还比谁都更无出息。他有女人，有大小六个娃儿，做活路却不在意。“做哪样哟!”他惯常是摇头晃脑的说：“做，不做，还不是差不多?——就收那么几颗，不够鸦雀啄的；除了这样粮，又除那样粮，到头来还不是和我冯幺爸一样精打光?”他无心做活路，又没别的手艺，猪儿生意啦，赶场天转手倒卖啦，他不仅没有本钱，还说那是“伤天害理”。到秋天，分了那么一点点，他还要卖这么一升两升，打一斤酒，分一半猪杂碎，大醉酩酊地喝一回。“怎么?”他反问规劝他的人说：“只有你们才行?我冯幺爸就不是人，只该喝清水?”一醉，就唏唏嘘嘘地哭，醒了，又依旧嬉皮笑脸的。还不到春天，就缠着曹支书要回销粮，以后呢，就涎着脸找人接济，借半升包谷，或是一碗碎米。他给你跑腿，给你抬病人，比方罗二娘家请客的时候，他就去搬桌凳，然后就在那儿吃一顿。他要伸手，要求告人，他咋敢随便得罪人呢?罗二娘这尊神，他得罪不起，但要害任老大这样可怜的人，一个人若不是丧尽天良，也就未必忍心。一时间，你叫他选哪一头好呢?
“你在，就说你在；”曹支书正告他说，“如若不在，就不说在!”
“我……倒是犁田回来……”
“哟，冯幺爸，”罗二娘叫起来，“你真在?那就好得很!——你说，你真看见了?真象任家说的那样?”
冯幺爸其实还没有说他在，这罗二娘就受不住了，一步向冯幺爸逼过来。她才不相信这个冯幺爸敢不站在她这一边呢!在她眼里，冯幺爸在乡场上不过象一条狗，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有一次，给了他一挂猪肠子，他不是半夜三更也肯下乡去扶她喝醉了酒的男人?冷天不是她亲自打发人去找他来的?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就是要他去咬人，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安排一个娃儿进工厂，不也才半条猪的买卖?这个冯幺爸算老几呢?
冯幺爸忙说：“我是说……”
……哎，他确实是不敢说，这多叫人烦闷啊!
人们同情冯幺爸了。你以为，得罪罗二娘，就只是得罪她一家是不是?要只是这样，好象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勇气了；不，事情远远不这样简单呢!你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瞧，我们这乡场，是这样的狭小，偏僻，边远，四小里是漠漠的水田，不远的地方就横着大山青黛的脊梁，但对于我们梨花屯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仿佛就是整个的人世。比方说，要是你没有从街上那爿唯一的店子里买好半瓶煤油、一块肥皂，那你就不用指望再到哪儿去弄到了!……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慌慌张张地，想在第二天去找一找乡场上那位姓宋的书记，但就在当晚，你无意中听人说起，宋书记刚用麻袋不知从罗二娘家里装走了什么东西!……不，这小小的乡场，好一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好多叫你意想不到、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那么，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你又怎样呢?……许多顶天立地的好汉，不也一时间在几个鬼蜮的面前忍气吞声?既如此，在这小小的乡场上，我们也难苛求他冯幺爸，说他没骨气……
罗二娘哼了一声：“就看你说……”
冯幺爸艰难地笑着，真慌张了，空长成一条堂堂的汉子，在一个女人的眼光的威逼下，竟是这样气馁，像小姑娘一样扭捏。他换了一回脚，站好，仿佛原来那样子妨碍他似的，但也还是说不出话来。这正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好天气，阳光把乡场照得明晃晃的，他好象热得厉害，耳鬓有一股细细的汗水，顺着他又方又宽的脸肋淌下来……
罗二娘不耐烦了：“是好是歹，你倒是说一句话呀!……照你这样子，好象还真是姓罗的不是?”
“冯幺爸!”曹支书这时已卷好了一支叶子烟，点燃了，上前一步说：“说你在场，这是任家的娃儿说出来的。你真在场，就说在场；要是不在，就说不在!就是说，要向人民负责；对任老大家，你要负责；对罗二娘呢，你当然也要负责!——你听清楚了?”
曹支书说话是很懂得一点儿分寸的，但正是因为有分寸，人们也就不会听不出来，这是暗示，是不露声色地向冯幺爸施加压力。冯幺爸又换了一回脚，越来越不知道怎样站才好了。
这样下去，事情难免要弄坏的。出于不平，人们有些耐不住了，一句两句地岔起话来：
“冯幺爸，你就说!”
“这有好大一回事?说说有哪样要紧?”
“说就说嘛，说了好去做活路，春工忙忙的……”
这当然也和曹支书一样，说得很有分寸，但这人心所向，对冯幺爸同样也是压力。
再推挪，是过不去的了。冯幺爸干脆不开口，不知怎样一来，竟叹了一口气，往旁边走了几步，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眼光直愣愣的。往常他也老象这样蹲在门前晒太阳，那就眯着眼，甜甜美美的；今天呢，却实在一点也不惬意，仿佛是一个终于被人找到了的欠帐的人，该当场拿出来的数目是偌大一笔，而他有的又不过是空手一双，只好耸着两个肩头任人发落了……哎，一个人千万别落到这步田地，无非是景不如人罢了，就一点小事也如负重载，一句真话也说不起!
小小的街头一时间沉寂了；只见乡场的上空正划过去一朵圆圆的白云；燕子低飞着，不住地啁啾……远处还清楚地传来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叫。
稍一停，罗二娘就扯开嗓子骂起来。这回她是冒火了。即便冯幺爸一声不吭，不也意味她理亏?这就等于在一街人的面前丢了她的脸，而这人又竟然是连狗也不如的冯幺爸，这咋得了?
接下去就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了，她好象已经把任老大女人撇在一边，认冯幺爸才是冤家。
“不要骂哟!”
“……是请人家来作证……”
有人这样插嘴说，许多人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要骂!——我话说在前头，这不关哪一个的相干!哪一个脑壳大就站出来说，就不要怪我罗二娘不认人啦!”
冯幺爸呢，他的头低下去、低下去，还是一声不吭。哎，这冯幺爸真是让人捏死了啊，大家都替他难过。
罗二娘直是骂。这个恶鸡婆一会双手叉腰，一会又顿足，拍腿，还一声接一声地“呸”，往冯幺爸面前吐口水。
“依我说呢，”曹支书又开口了，“冯幺爸，你就实事求是地讲!‘四人帮’都粉碎四年了，要讲个实事求是才行……”
他劝呀劝的，冯幺爸终于动了一动，站起来了。
“对嘛，”支书说，’本来又不关你的事……”
冯幺爸一声不响地点点头，拖着步子走回来，那样子好象要哭似的，好不蹊跷。常言说，昧良心出于无奈，莫非他真要害那又穷又懦弱的教书匠一家?
“曹支书，”他的声音也很奇怪，象在发抖，“你……要我说?”
“等你半天哪!”
冯幺爸又点头，站住了。
“我冯幺爸，大家知道的，”他心里不好过，向着大家，说得慢吞吞的，“在这街上算不得一个人……不消哪个说，象一条狗!……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
“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儿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只要秧子栽得下去，往后有谷子挞，有包谷扳……”
罗二娘打断他说：“冯幺爸，你扯南山盖北海，你要扯好远呀!”
万没料到，冯幺爸猛地转过身，也把脚一跺，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起来：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
人们从来没有看见冯幺爸这样凶过，一时都愣住了!他那宽大的脸突然沉下来，铁青着，又咬着牙，真有几分叫人畏惧。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罗，哪个再要这也不卖，那也不卖，这也藏在柜台下，那也藏在门后头，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老子今年……”
“冯幺爸!你嘴马放干净点，你是哪个的老子?”
“你又怎样?——未必你敢摸我一下?要动手今天就试一回!……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幸得好，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
曹支书插进来说：“冯幺爸——”
冯幺爸一下子就打断了他：“不要跟我来这一手!你那些鬼名堂哟，收拾起走远点!——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你那一套本钱吃不通罗!……你当你的官，你当十年官我冯幺爸十年不偷牛。做活路——国家这回是准的，我看你又把我咋个办?”
“你、你……”
“你什么!——你不是要我当见证?我就是一直在场!莫非罗家的娃儿才算得是人养的?捡了任老大家娃儿的东西，不但说不还，别人问他一句，他还一凶二恶的，来不来就开口骂!哪悠扬要他啦?任家的娃儿不仅没有动手，连骂也没有还一句!——这回你听清楚了没有?!”
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象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象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在乡场上闹个不停。换一个比方，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冯幺爸这家伙蹲在那儿大半天，原来还有这么一通盘算，平日里真把他错看了!就是这样，就该这样，这象栽完了满满一坝秧子一样畅快……
只见他又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任老大女人说：“跟任老师讲，没有打!——我冯幺爸亲眼看见的!我们庄稼人不象那些龟儿子……”
罗二娘嘶哑着声音叫道：“好哇，冯幺爸，你记着……”
但她那一点点声音在人们的一片喧笑之中就算不得什么了，倒是只听得冯幺爸的声音才吼得那么响：
“……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过，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
这样，他迈着他那一双大脚，说是没有工夫陪着，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他那宽大的背景，大家又一一想起来，不错，从去年起，冯幺爸是不同了，他不大喝酒了，也勤快了。他那一双大码数的解放鞋，不就是去年冬天才新买的?这才叫“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穿上了解放鞋，这就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再不管罗二娘怎样吵闹，大家笑着，心满意足，很快就散开了。确实是春工忙忙啊，正有好多好多要做的事情，全体男男女女，都步履匆匆的……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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