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周易》民本思想略论（共含7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宇宙小狗7233号”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周易》民本思想略论
民本思想是<周易>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从顺天应民的重民思想、益民求利的富民思想、重讼明法的治民思想,重师慎战的保民思想、尚贤任能的安民思想等五个方面对其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作一简要论述.
作 者：王天彤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中文系,山东,聊城,252059 刊 名：德州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 19(5) 分类号：B221 关键词：<周易>的知识脉络' > 民本思想 顺天应民刘基民本思想初探
刘基的“民本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核心.他提出“利民为忠”和“大同”的新概念,以“曲取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为外延,以“民本思想”为中心的民法思想为政治外延,并通过生产实践和一生的亲民行动为表率.他的民本思想离不开个人、环境、家庭、社会的综合影响,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对现实依然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
作 者：王文峰 王江翔 作者单位：文成县文化局,浙江,文成,325300 刊 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POLYTECHNIC 年，卷(期)：2003 3(3) 分类号：B248-99 关键词：刘基 民本思想 文化开发权力观与民本思想
我们党领导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为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领会和把握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作 者：闵俏禹 作者单位：中共岳阳市委讲师团主任、副教授,湖南岳阳,414000 刊 名：湖湘论坛 英文刊名：HUXIANG FORUM 年，卷(期)： 17(4) 分类号：A8 关键词：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什么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经历极为丰富,二十多岁即名扬京师,参加“二王”的“永贞革新”,后因革新失败被贬韶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大幅下降,民众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论,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为民役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人民主宰历史发展,应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范仲淹民本思想探微
在范仲淹颇为丰富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无民本思想,学术界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仅有少数人意见相左.本文不去妄自评判争论的谁是谁非,仅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重点解析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渊源、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实质,借以评述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高度.偏颇与舛误之处,冀期方家斧正.
作 者：穆朝庆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刊 名：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HE S&T UNIVERSITY 年，卷(期)： 11(3) 分类号：G127.61 关键词：范仲淹 民本思想 忧乐观《周易》美学思想
《周易》其内容由“经”、“传”两个部分组成。“传”是以经为依据，对自然、社会及人类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一种总体性的概括和说明。“变化”是《周易》思想的精髓。
《周易》是先秦时期一部哲学著作，内容以高度抽象的六十四卦的形式表征普遍存在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李泽厚说，“《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它所提出的个别直接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范畴，而在它的整个的思想体系” ，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从思想层面研究其哲学思想对美学的影响，主要内容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变动之美
《周易》之易，无论是认为是象形的蜥蜴的蜴的谐音或者是易是日月的变体象征阴阳，强调的都是阴阳的相互转换，事物的不同运动态势。虽然运动无时不在，但由于古人认知的局限性，对世界认识知之甚少，《周易》从自然万物的运动中总结出规律，并作出分析。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宇宙是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万物的美，最终是种运动的美，《周易》的六十四卦，正是事物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象征，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事物运动发展的“动态不居”，《周易》的美，包含了居安思危、塞翁失马的精神，在“泰卦”中，象征天的乾在下，坤在上，天地倒转，是为吉。寓意阳气上浮，阴气下沉，阴阳交感，万物丛生，这是事物上升阶段的美，也是人进取的美。《周易》的变动之美是从自然万物的运动状态中得出，在人的身上，要求人的品性切合自然规律，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思想至今在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周易》的阴阳相互转化的思想，在随后的哲学思潮中，逐渐演化为阴阳二“气”的的运动，老子发展了《周易》的思想，对自然规律进行提炼说明，以“道”命名，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在其著作中用到了“冲气”，这是对宇宙初期万物形成之始状态的描述 ，正如冯友兰认为的那样，“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有一种混沌未分的气，后来这种气起了分化，轻清的气上浮为天，重浊的气下沉为地，这就是天地之始。轻清的气就阳气，重浊的气就是阴气。在阴阳二气开始分化而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中的气就叫做冲气。庄子发展了老子的玄学思想，形成了气韵的美学意思，强调主题精神生命的表现，以及刚柔相济的思想。”《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谓“风”就是“气”。言“风”有风气，言“气”有气势。在中国美学史上，明确地把“生动”一词用于艺术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始于谢赫。谢赫的《画品》，以气韵生动的评判法则成了千百年来书画领域的评判标准，在传统视觉艺术领域深远。而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
这种寓动于静的思想，不仅在书画领域，在建筑领域，比如园林置石，讲究奇、险、漏、透等具有动势和气势的石材。而传统建筑的挑檐，则通过有张力的曲线，使得房屋看起来更有气势和动感。
含章之美
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意为拥有美丽的文采而不显露，意志坚定。修饰而不张扬，是含蓄美的体现。此外，文饰之美，在贲卦中亦有体现。贲卦是第二十二卦，《说文解字》指出：贲，饰也，从贝、卉声。可以得见，贲是卉和贝两个字的组合，本意具有装饰的意味。本卦为异卦相叠(离下艮上)。本卦下卦为离，离为火，上卦为艮，艮为山。山下有火，一片艳红，花木相映，锦绣如文。《文心雕龙・ 原道第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唯先”，又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可见，文饰的美，来源于自然万物生成之初，是万物自然和谐的状态，正如刘勰所写：“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由自然之美，上升到人工之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贲：亨，小利有攸往”，朱熹《周易本义》说：“贲”，饰也。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占者以其柔来文刚，阳得阴助，而离明于内，故为“亨”。以其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上九：白贲，无咎”，“上九”已是贲卦的极点，一切的装饰，都由极端又返回一片空白的本来面目。《文心雕龙・情采篇》：“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人类的装饰是礼法，当礼法达到极致时，又恢复到朴素，所以说“白贲”。如果领悟到装饰的空虚，而恢复本来面目时，就会无咎。这一爻，再强调一切文饰，都是空虚，应当反璞归真。可见，白贲之美，是饰极返素的美，这和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呼应，《老子》第四十一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不赞成文饰，认为“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周易》对孔子的影响，《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能偏于文饰，也不能不加修饰，要兼而有之，二者配合得当，才能成为有修养有礼貌的人。
总体来说，贲卦讲的是文饰，涉及文与质的问题。文与质是《周易》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指代文采、装饰，为阴爻;质代表质地，含有朴素之意，为阳爻。前者讲解形式，后者讲究内容，此卦阴阳爻均等，文质均有，虽然论及文饰，但并不是无条件的赞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注重质地或内容的基础上，允许适当的修饰，“小利有攸往”，但因饰极返素，即便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不妥。这一思想，包含了后来的从“错金镂彩”到“初发芙蓉”的美学演变。
虚实之美
离卦，体现了物体虚实之美，《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是附丽的意思。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双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于是教化天下达到文明。该卦寓意日月之明，火光熊熊，照耀长空，有隔有通，实中有虚。古人认为附丽在一个器具上的东西是美的。离，既有相遇的意思，又有相脱离的意思，这是一种装饰的美。离也者，明也。“明”古字，一边是月，一边是窗。月亮照到窗子上，是为明。这是富有诗意的创造。而《离卦》本身形状雕空透明，也同窗子有关。这说明《离封》的美学思想和古代建筑艺术思想有关。人与外界既有隔又有通，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基本思想。有隔有通，这就是实中有虚。
宗白华认为：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累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古典园林的诗意营造，漏窗的若隐若现，空间的隔而不断，景色的远借、近借、因时而借，无不体现了离卦的虚实相生的美学。
意象之美
《周易・系辞》这样表述，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 “意象”可以认为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意”是意识的情感理念，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在实际运用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它主要是通过语言、艺术、或者符号等传达它的内涵，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
《周易》的卦辞，本身就是具有意象之美，正因为意象的隐蔽与独特性特征，周易才有了千白年来不同的解读，不同环境不同的象征意义。从意象看《易经》的思想体系，乾卦有美，坤卦也有美。坤为阴，为柔，故可称坤，美为阴柔之美。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指坤地深厚，载负万物，与天合德，恩泽无量。坤之美，是一种宽厚博大的母性之美。而乾之美，显然就是天之美，象征天的光明和阳刚。意象之美，在随后的文学著作中，得到了尽情的体现，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这些语句在不同情境下都有丰富的解读。形成了丰富的意象之美。
总之，《周易》从万物运动，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对事物发展态势做出分析，由天及人，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强调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做事情，不偏不倚，把握中道， “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等，这些思想既是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和谐运转的肯定和赞美。
《周易》管理思想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事实上，无论从《周易》文本的性质、从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还是从哲学文化的意蕴上来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学特征。
作为大道之源、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谓驳杂而宏阔!《系辞》中所谓“《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许对《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说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间，那么它势必要涵盖人间一切的学问。更何况，《周易》乃是由独特的符号体系所构成——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是个X——符号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周易》解读、诠释的丰富性、多义性。
因此之故，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如不少学者从筮法、史学、伦理学、哲学、思维学乃至军事学等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今笔者不避粗浅，试图从管理学的维度①对《周易》所蕴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维度，并期望给当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启示。
一、作为管理学的《周易》
在阐发《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假若《周易》本与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谓“周易的管理学解读”不过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无疑，独断论的解读不但缺乏说服力，反而有附会的嫌疑。因此，探讨《周易》的“管理学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笔者拙见，可从三个层面对其“管理学性质”进行考量。
(一)从卜筮的身份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客观地讲，《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无论从其符号的构成方式还是从卦爻辞的记载来看，这一点都不容质疑。我们知道，《周易》的主体部分(即经文部分)由象和辞构成，“象”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辞”(卦爻辞)则是对卦象所下的断语。“所谓断语就是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1]65无疑，这种通过“象”推断事物“吉、凶、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周易·系辞》中还专门介绍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经典的各种记载和论述亦表明《周易》本质乃为卜筮之书，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左传》、《国语》有关以周易卜筮的记载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辩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作为卜筮之术的《周易》，人们惯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之，似乎古人将自身未知的命运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无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实则相反，透过这种神秘之术的表象，我们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现状、不甘命运摆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方式，恰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之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显然，此与西方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有“类同”之处。从这个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趋利避害，通过人对未来的目标管理——对有利的目标(预测)设法达成，对悔、凶的目标设法避免——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通过预测、制定规划以求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无疑表明《周易》具有显著的管理学特征。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更是将《周易》卜筮视为参与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汉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传》中曾有专门论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决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推广自己的决策。关于这种论述，余敦康、林忠军两位先生皆有宏论，此不赘述。
(二)从“天人之学”的机制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即便我们从“天人之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学韵味。《周易》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有三：观物取象、相似理论、感应原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郭继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观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试图按照某种模式在人、天之间建立“描摹式”的图式关系。《周易·系辞》对此“观物取象”至少有三处论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观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6——此言观物取象的原则;“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观物取象的缘起。
2.相似原则
“相似原则”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之上。所谓相似原则，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阴阳属性为主要依据，按照其属性将万物归结到八类不同的卦象(符号)中去，即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关于八卦的属性，《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2]433于是，通过“相似原则”，万物被“抽象”为八卦所融摄的符号体系之内。
3.感应原则
感应原则，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则。对筮者而言，乃是其经过多次运用符号之间的演算关系而获得的一种神奇“感应”力量。不过就《系辞》所传达的.信息来看，它更多地表达出“天人一体”的全息性原则，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学中的科学学派主张，在管理时为了减少各种人为的因素，应该依靠一套决策程序，建立数学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学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学”的运行机制，当知，《周易》同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演算、决策的机制。“观物取象”可谓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和抽象;“相似原则”则是对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建立模型;“感应原则”则是科学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古人相信，通过这种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进行“目标管理”。
(三)从文化哲学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如果说在春秋以前，《周易》纯粹作为卜筮之书存在，那么经孔子进行传授、整理以后，《周易》已发生了人文学的转向，其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及至两汉，《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且《周易》位居“五经”之首，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治国安邦，当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蕴涵丰富而深奥的哲学而为历代决策者所深爱。且不言自古至今专门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学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盐铁论》、《说苑》等中国一流经典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并藉此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时至今日，邻邦日本亦将《周易》视为高等管理人员的必读科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伴随着两汉对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周易》亦成为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对此，林忠军先生曾总结道：“《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为《周易》具有管理学身份的一大明证。
二、《周易》管理思想举要
我们说《周易》具有“管理学的品质”，实则在于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过，在探讨《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定义相当宽泛，可谓见仁见智，即便具有丰富管理思想的现代西方学者亦无定论：强调决策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工作任务者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强调管理者领导艺术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关于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关于管理的“主干脉络”却大致类同——管理，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措施(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更倾向于“目标管理”，当然这个目标包含个体主观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过“占卜”(即通过天人关系的感通)得来的“结果”，也许称之为“目的管理”更为恰切。这种“预测未来目标”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现代管理学中的计划、决策行为。更可贵的是，《周易》绝非要人们局限于既定的“目标”(凶、悔、吝等不好的命运)，而是希望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趋利避害，让事态向着主体所希冀的目标发展。
这里的“措施和行动”，指的就是《周易》中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还包括管理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本文试图从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系辞》所言，“何以聚人曰财”，即表明《周易》对人的重视。《周易》认为，善于识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1.识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看错人、用错人，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系辞》中对识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诎。”[2]424今天看来，似乎是经验之谈，但却体现了古人识人的策略，更体现了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交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而“交人”则是用人的根据。因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备，然而若用其人，必须先进行礼贤下士的“结交”，譬如刘备三顾茅庐，韩信月下追萧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为“交心”之范例。若无任何沟通，他人将难以为己所用。对此，《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诚待人、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为我所用。
3.用人
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当用其长，更要“当位”。“当位”乃《周易》中的术语，指阴阳爻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阴爻处阴位(二、四、六)，阳爻处阳位(一、三、五)，即为当位。同样，利用人才，应“人尽其才”，方式当位，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2]404决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多的企业在用人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
4.同人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须上下同心，形成团队精神，方可达成既定的目标。《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视团队精神，其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意即与人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公。唯有上下齐心，志同道合，事业方可大成，预期目标方可实现。故尔，《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既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5.利人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励人，可看做现代管理的激励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对于“利”，孔颖达言：“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属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这既理所当然地指向对被管理者利益的关怀，以使人安，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制度。《周易·系辞》所谓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无疑乃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二)《周易》蕴含着精辟的“关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对(财)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尽其用”的“当位”理念、节约原则和“知几”的细节管理思想等。
1.“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同“人尽其才”相对应，主要讨论“当位”原则。物的当位原则，是指物的价值与其所处的“位置”(地位)有关。茅草本为极其普通之物，然而在举行祭祀大礼时，茅草的价值就非同寻常。《大过》卦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即言，祭祀时用白茅衬垫祭品，必然没有过失。孔子对此进行引申：“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365孔子认为，假设没有茅草，只要怀着慎重恭敬之心对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这里，孔子对“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实则凸显了“当位”的思想，物本无所谓有用、无用之分，只要当时、当位，则即使轻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弃物，而在于如何用。无疑，这种对物的态度在管理学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节俭原则
同“当位”原则相联系，则是对(财)物的节俭理念——既然物无弃物，那么对于物应该采取节俭原则。更何况，在古人看来，“节俭”乃是天道的体现。《节》卦彖辞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很明显，《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国家的大原则，在于节俭。《节》卦爻辞六三亦曰：“不节俭，则嗟若，无咎。”其意为，不节俭则贫困，处贫困则知悔过，若节俭则可以无灾难：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作用。“节俭”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无不倡导节俭理念，中国知名大企业如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无不倡导勤劳节俭的企业文化理念。
3.细节管理
当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视细节管理。确实，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周易》尤其重视细节的作用，《系辞》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405细节在《周易》中又称之为“几”。“几”指苗头、征兆。《周易》强调“知几”、“研几”的细节功夫。知几，就是善于从细微、细节处看出事物发展的端倪，从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研几”则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细节、精微处，以此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知几、研几的功夫相当艰深，只有不断深入事物(过程)的细微处，不断地观察、分析、反思，方可领会事物发展的微妙处。然而，一旦拥有了“知几”的火眼金睛，管理事业则可运行于掌，恰如《系辞》所云：“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三)《周易》亦涉及到“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的内容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为过程管理、模型管理。当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标管理的格局之下。
1.过程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从卜筮的性质来看，《周易》所彰显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贴近“目标管理”，然而，就围绕着既定目标之达成而言，《周易》又蕴含着过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过程管理，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对象是人。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状态将随着事物的波动而产生或悲观、浮躁、厌倦的情绪，或盲目乐观、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现代管理学将这种对人情绪的调控，称之为管理心理学。《周易》尤其重视对人的心理管理和调控，通过强调事物的变动不居，告诫人们须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须“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然而其上六预示这种良好的状态不能长久：“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同时，《周易》还激励人们在危难之际不要丢掉理想、信念与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为不祥之卦，然而其结局却如《否》卦上九爻辞所谓的“倾否，先否，后喜”。《泰》《否》两卦昭示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抱有坚定的信念与中和的心态，不因物喜、不因物悲，应像《随》卦那样，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践行随和、随时和追随正道的原则，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韧性与随和的心态，又能适时而变，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对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甚至处于不可预料的态势下，在此情势下，人们应当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导思想是：因时而变，趣时而革。《蛊》、《革》两卦明晰，《蛊》卦认为，面对事件中的疲敝现象，必须坚定信心，积极治理，把由乱到治到乱的必然性和治蛊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新局面的出现;《革》卦则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要及时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大胆变革，以促进事物向希冀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监管和控制，乾坤乃创业之始，而创业过程则由艰难之《屯》卦出发，逐渐强盛，然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依无平不陂、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螺旋线方式演进。六十四卦最终以《未济》终结，极具深意：它预示圣人追求的“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谓”的事业乃是无穷尽的“大业”，与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强不息遥相呼应。悉心体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其大义，难道不可将之视为“过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2.模型管理
正如西方现代管理善用、引进数学模型一样，《周易》其实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观物取象与抽象符号的基础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则(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运行机制)。《系辞》对这种模型管理模式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对于“卦”与“(典章)器物”的关系，不少学者对《系辞》的说法提出质疑，如郭沫若、任继愈等先生认为卦由物象而来，而非先有了《涣》卦才有舟楫的发明。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器物与卦的关系，不仅要从来源上考量，更要将其纳入事物演进的动态链条中。就起源而言，当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当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维)以后，“卦”则可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器物来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辞》所言的“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说法，就在于《系辞》作者强调了理性思维的指导意义。这种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号(模型)进而分类乃至创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产生)的管理模式，即为中国最早的模型管理。不过，周易中的模型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则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三、《周易》管理思想的人文价值
以上论证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着笔者将《周易》视为管理学之圭臬，而是希冀决策者、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客观地讲，《周易》的管理思想没有现代管理学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学性，也很难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易》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没有任何启迪意义。恰恰相反，在人们普遍将管理拘泥于企业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当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价值更富有启迪意义。
其一，《周易》所独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视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周易》乃天人之学，它研究的问题囊括整个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问题，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言其视野宏阔;同时《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谐境界，它超越了当代管理者多以财富为终极的狭隘目标，而是以天、地、人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高妙境界。因此，无论从《周易》管理思想的视野还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来看，皆对当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显的开放、和谐的“变易”思维模式，尤其对“过程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汉人把《周易》的内容归为“三易”，即变易、不易和简易。然而其要旨则是“变易”。《周易》的变易思想启迪人们，在“过程管理”中，不能拘泥、执定于常态、纲要、公式或教条，要时时注意到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其关系(天、地、人所处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管理过程中积极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不拘一格、应时而变的开放思维模式，在当今管理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过程管理”中的“权变”理论，所彰显的无非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变易”思想始终在维系“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和谐思维。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立场，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这种开放、和谐的思维模式规避了“西方过程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求变的片面思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对义利的态度值得当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谓“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对“利”的重视。然而，《周易》更倾向于从开阔的视野上阐释“利”的概念，且将义、利紧密结合起来。《乾卦·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摄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理念，更强调了义对利的引导作用。《系辞·下》中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说：“禁民为非曰义。”“义”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谓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谓之利。必两利俱利，然后为利。”把一己之利当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小人”的行为，此行为必将导致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并反过来毁掉其利益。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须用“义”来规范主体的决策管理活动，无疑，《周易》建立的义利观尤其值得当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强调了决策者的人文关怀。正如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所倡导的“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5]管理理念一样，《周易》始终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讲究“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但更强调进德修业，重视人的塑造。《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谦谦君子。《系辞》中三陈九德，即为明证，此体现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同时，《周易》还认为进德修业乃须依靠决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导作用来完成，例如《乾》卦强调最高管理者须有开拓进取的刚健精神并以此激励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须具有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须具备诚信品格;《谦》卦要求管理者应具备中谦、退让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与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杂念;《观》卦则要求管理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等等，这些皆雄辩地表明，《周易》视野下的决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周易》视野下的“圣人”(决策者)并非单纯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与之德性共进的精神导师。
★ 周易读后感
★ 周易论文
★ 学习周易如何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