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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诗歌中的佛教思想
韦应物(737—792)是唐代著名诗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韦应物自幼聪慧绝伦，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被乡人所怨。15岁起以三卫郎为唐玄宗近侍，自由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唐代宗广德至唐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791)退职，闲居苏州永定寺。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初卒于苏州。后运回长安，十一月归葬少陵原祖茔。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韦应物的诗歌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有“五言长城”之誉。流传至今的作品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韦应物不仅是一个著名诗人和地方官，而且还是一位佛教信徒。在他的佛教诗歌作品中，有描写游赏佛寺的诗歌，有描写与高僧情谊和赞颂高僧的诗歌，还有抒发修学体悟和感叹世事无常的诗歌。
一、游赏佛寺诗
韦应物是一位以描写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而著称的诗人，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类是描写游赏佛寺的。由于韦应物是一位佛教信徒，游历佛寺便成为他在公务之余的一大乐事。每当他游赏一处道场，都会描写道场清净庄严的景色，抒发自己游赏佛寺的感受。他的《行宽禅师院》就是一首描摹佛寺优美环境的诗歌。诗云：
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丛竹。
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
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
诗歌中虽然没有直接介绍行宽禅师，但从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禅师禅院环境的清净幽雅。禅院很大，长廊一眼望不到边，行宽禅师的禅房则处于竹林掩映的山间。诗人中午时分来到行宽禅师禅院，感受到禅院的寂静优雅。由于禅院处于山中，人迹罕至，行宽禅师常常独来独往。诗人在人事繁杂的官场中沉浮，偷得半日清闲时光，在禅院中感受一下无人干扰的清净生活，觉得是莫大的享受。在诗人看来，虽然禅院中没有世人往来，但却能听闻到山鸟自由鸣叫的和雅之音，使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切烦恼痛苦都一扫而光。最后一句“爱此林下宿”，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这种清净生活的喜爱。
《登重玄寺阁》是韦应物另一首游赏佛寺的诗歌。诗云：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
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
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
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
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
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
诗人在任苏州刺史时，每逢闲暇时就会到苏州佛寺烧香礼佛。这首诗歌是诗人游览重玄寺时所作。诗中的重玄寺，即今天的苏州重元寺。寺院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诗人在清晨到重玄寺游览，在寺内登阁望远，四面吴都郁郁苍苍，才感觉吴都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看着远方吴地山川秀丽，湖海无际，诗人心潮澎湃。吴地风调雨顺，节日繁华，池中之鱼悠然自得地游动，草木充满了芬芳之香，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令诗人留恋。诗人对官场的纷争感到厌倦，转而产生对民众的关心。诗人认为，只有像平民百姓那样的农桑为业的生活才值得我们羡慕。诗句结尾“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表现了诗人自己对做朝廷命官的愧疚之情，诗人很想归隐像重玄寺这样的世外之境，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此感叹自己归隐遥遥无期。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由对在重玄寺所见风景的留恋，转向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向往佛门的清净生活，并进而有了归隐的愿望。
韦应物的游寺诗数量众多，诸如《庄严精舍游集》、《游开元精舍》、《游灵岩寺》、《昙智禅师院》、《法师西斋》等，都是描写游赏佛寺的佳作。
二、与高僧的情谊
作为一个佛教信徒，韦应物不仅游赏佛寺，而且还经常与高僧谈禅论道，借以提升自己的信仰。在诗人眼中，但凡所见之景，所思之事，都会与佛门高僧的修道相联系。高僧恒璨禅师是诗人的方外好友，诗人经常与他往来谈诗论道，并写有很多表达对恒璨师之间友谊的诗歌。如其《寄璨师》云：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纱灯。
时忆长松下，独坐一山僧。
这是一首思念并颂扬高僧的诗歌，诗人虽然没有与恒璨禅师在一起，但却常常思念着这位高僧。每当夜幕来临之时，诗人就会想到处于深山中的恒璨禅师。此时，诗人在想：林间的兰若夜幕来临，恒璨禅师的走廊已经点上了纱灯。此时此刻，在上人兰若的长松之下，恒璨上人一定在闭目坐禅了。诗中未见恒璨上人，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禅师的无比崇敬之情，以及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诗歌虽然很短，但一个苦行高僧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古代的苦行生活中，树下坐是其中的头陀行，恒璨禅师经常将长松下坐禅作为重要的修行方式。
韦应物的《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一诗是诗人与高僧起度律师往来的诗歌。诗歌描述了诗人一次与起度律师一起到东斋院投宿的所思所感。诗云：
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
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
对阁景恒晏，步庭阴始繁。
逍遥无一事，松风入南轩。
诗人与起度律师相聚非常高兴，两人一起来到没有尘世喧闹的东斋院。在那里，风息林静，鸟雀无声，起度律师同诗人一起像僧人结夏安居一样在东斋院住宿。夜晚山林寂静，两人就佛教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夏日的夜晚，户外的景色怡人，庭院之内树荫繁茂。诗人在东斋院忽然觉得自己将一切俗事都放下了。时时来一阵风从窗户吹入僧房内，使诗人感到分外的清凉舒爽。从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诗人与起度禅师来往的频繁与关系的密切，而且还能感受到诗人对律师的尊敬和爱戴。
三、赞颂高僧德行
在与高僧的往来中，韦应物不仅得到佛理的指点，也得到为人处世方法的点播。在长期与高僧的往来中，诗人对这些高僧的淡泊名利，清净苦行的品格深为赞叹，对高僧的敬意油然而生，表现在其诗歌中，是对高僧的赞颂。诗人的《神静师院》即是赞颂高僧的佳作。诗云：
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气微。
经声在深竹，高斋独掩扉。
憩树爱岚岭，听禽悦朝晖。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
神静师是诗人尊崇的一位高僧，诗人有一次到神静师院中，见到到处布满青苔，树林中还有露珠的痕迹，这些景致衬托出寺院环境的清幽。在这个人烟稀少的隐居之所，诗人远远地听到了神静师在深竹之中清脆的诵经之声，原来禅师此时正一个人在柴扉之中静室诵经呢。在禅院中的树上可以安然休息，在清晨的朝阳中还能听闻山中飞鸟的鸣叫，这种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令诗人十分舒心。想到尘世许多俗事的烦心与无奈，诗人深深体会到令人沉醉的静中情趣。诗人不仅在诗歌中描写了神静禅院环境的宁静怡人，还赞颂了禅师刻苦修道的苦行生活。在赞颂高僧的同时，诗人还对神静师的修行道场由衷地赞叹，由此也足以表明禅师远尘离垢，自甘淡泊的高风亮节。
恒璨禅师是诗人关系最密切的方外之友，诗人不仅与恒璨师往来问道，还对恒璨禅师的修道功夫，随缘处世的品格深为赞叹。他的《寄恒璨》即是赞叹恒璨禅师的诗歌之一。诗云：
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
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
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
诗人眼中的恒璨禅师心无妄念，清净无染，亦不执著，凡事都能做到任运随缘。只要能够令众生欢喜，禅师都愿意随缘而做。一次，诗人夜宿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忽然想到禅师。平时自己遇到修行问题，想向恒璨禅师请教，想必禅师应当有空闲时间，诗人很想去询问一些关于《楞伽经》的问题，并求得解答。诗中既赞叹了禅师的人品，也赞叹了禅师对佛理的通达，以及其高深的修证功夫。
韦应物还与唐代著名诗僧皎然有密切的往来。诗人在《寄皎然上人》一诗中，赞颂了皎然上人的诗歌才华和其精进修道的苦行精神。诗云：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
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
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
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
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
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馀。
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
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
在诗人眼中，不仅皎然诗才无人能比，而且其道心的坚固，修行的用工更胜于诗才。诗人不仅表达了对皎然上人的赞叹和崇敬，更表达了对上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四、学修的体悟
作为佛教信徒，韦应物对佛理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及时弘扬佛法，还运用所学的佛法知识指导自己的真修实证。诗人在《善福精舍示诸生》一诗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佛教义理的`领悟，以及运用佛理来劝化弟子的良苦用心。诗云：
湛湛嘉树阴，清露夜景沉。
悄然群物寂，高阁似阴岑。
方以玄默处，岂为名迹侵。
法妙不知归，独此抱冲襟。
斋舍无馀物，陶器与单衾。
诸生时列坐，共爱风满林。
诗歌描写了诗人夜晚在善福精舍开示弟子的情况。精舍林木围绕，夜晚万籁俱寂，大众正好在此放下一切，制心一处，学修并重。诗人认为，在这种难得的修道环境中，弟子们都忘却了世间名利，为了听闻妙法，竟然忘了回家。在这个精舍中，除了陶器和单薄的被子之外，并没有可用之物，但众弟子还是毕恭毕敬地有序而坐，聆听诗人讲说佛法，享受这种清风为伴、白云为友的世外纯朴生活。在诗歌中，诗人没有直接例举自己所讲说的佛理，但从大众听讲的专注与忘却回家的情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诗人对佛理掌握的深邃与精深。
与一般的文人信佛不同，韦应物在探究佛理的同时，还亲自坐禅实修，体味禅悦之味。他的《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即描写了诗人独居佛寺坐禅修道的体悟。诗云：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
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
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
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诗人在深秋的夜晚到佛寺中投宿，夜深人静之时，却难以入睡。在这个秋雨绵绵的夜晚，诗人听到室外树叶在秋风秋雨的吹打下纷纷飘落的声音。诗人无眠，于是便在夜晚坐禅习定，直坐到凌晨天色拂晓。在坐禅的过程中，由于秋夜天凉，而诗人还穿着夏天的衣服，感觉到有些单薄。作为一个地方长官，韦应物在坐禅修行的同时，还想到国事人民，感叹国家虽然刚刚太平，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有时会使人感到有些凄凉。诗人虽然没有在诗歌中描写自己坐禅的体验，但从其彻夜坐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知诗人是一位长期坚持坐禅习定的真修实证的人。
韦应物晚年隐居苏州永定寺，在寺中由于没有官场的繁琐事务，诗人终于可以静心修学了。“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精。即与人群远，岂谓是非婴。”(《寓居永定精舍》)是诗人对自己永定寺闲居修行生活的写照。诗人晚年，视力下降，看经感到费力，但对于禅修却从不放松，他感觉到自己已经适应这种远离人群、精进修行的生活了。
五、感叹世事无常
无常思想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之一。诗人在诗歌中全面描写了世事无常的无奈与感思。诗人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叹息。诗云：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诗歌中的故人是诗人的好友，他们在以前曾经常聚会谈心，饮酒赋诗。但因各自事务所缠，两人一别竟是十年之久。十年之后再次相聚，两人欢情依旧，笑颜依旧，所不同的是两人均已两鬓斑白。时光的流逝，将两人从青年带入到了老年。在诗人看来，十年时光，短暂一瞬间。时光如流水，稍纵即逝，人生即便百年，也不过白驹过隙。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人生易逝，事业无成的叹息。《寄李儋元锡》一诗，表达了诗人对世事无常的无奈叹息。诗云：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花开花谢，年去年来，流年似水，世事茫茫，面对着时光的迅速流逝与人生的苦空无常，诗人感慨万千。尽管自己身多疾病，但心中还是想着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作为父母官，诗人感到自己有责任让民众过一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因时局所迫，仍有很多人居无定所。诗人因自己没有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无限愧疚。
韦应物的许多诗歌都是感叹世事无常的作品。如“今朝为此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长安遇冯著》)“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伤逝》)这些诗句都描述了世事的无常和别离的伤悲。
韦应物的诗歌从不同方面描写了游赏佛寺的欢乐，与高僧之间的深厚情谊，赞颂了高僧超越常人的德行。诗人还在诗歌中描述了自己弘扬佛法的乐趣与坐禅修行的体验。也表达了对人生苦空无常的无奈与感叹。读诵韦应物的这些佛教诗歌，我们不仅得到艺术美的享受，还能从中受到佛法与人生的启示。
韦应物诗歌中的佛教思想
韦应物(737—792)是唐代著名诗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韦应物自幼聪慧绝伦，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被乡人所怨。15岁起以三卫郎为唐玄宗近侍，自由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职，始立志读书，少食寡欲，常“焚香扫地而坐”。唐代宗广德至唐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贞元七年(791)退职，闲居苏州永定寺。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初卒于苏州。后运回长安，十一月归葬少陵原祖茔。
韦应物是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韦应物的诗歌以五古成就最高，风格冲淡闲远，语言简洁朴素，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有“五言长城”之誉。流传至今的作品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韦应物不仅是一个著名诗人和地方官，而且还是一位佛教信徒。在他的佛教诗歌作品中，有描写游赏佛寺的诗歌，有描写与高僧情谊和赞颂高僧的诗歌，还有抒发修学体悟和感叹世事无常的诗歌。
一、游赏佛寺诗
韦应物是一位以描写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而著称的诗人，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类是描写游赏佛寺的。由于韦应物是一位佛教信徒，游历佛寺便成为他在公务之余的一大乐事。每当他游赏一处道场，都会描写道场清净庄严的景色，抒发自己游赏佛寺的感受。他的《行宽禅师院》就是一首描摹佛寺优美环境的诗歌。诗云：
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丛竹。
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
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
诗歌中虽然没有直接介绍行宽禅师，但从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禅师禅院环境的清净幽雅。禅院很大，长廊一眼望不到边，行宽禅师的禅房则处于竹林掩映的山间。诗人中午时分来到行宽禅师禅院，感受到禅院的寂静优雅。由于禅院处于山中，人迹罕至，行宽禅师常常独来独往。诗人在人事繁杂的官场中沉浮，偷得半日清闲时光，在禅院中感受一下无人干扰的清净生活，觉得是莫大的享受。在诗人看来，虽然禅院中没有世人往来，但却能听闻到山鸟自由鸣叫的和雅之音，使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切烦恼痛苦都一扫而光。最后一句“爱此林下宿”，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这种清净生活的喜爱。
《登重玄寺阁》是韦应物另一首游赏佛寺的诗歌。诗云：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
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
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
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
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
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
诗人在任苏州刺史时，每逢闲暇时就会到苏州佛寺烧香礼佛。这首诗歌是诗人游览重玄寺时所作。诗中的重玄寺，即今天的苏州重元寺。寺院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诗人在清晨到重玄寺游览，在寺内登阁望远，四面吴都郁郁苍苍，才感觉吴都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看着远方吴地山川秀丽，湖海无际，诗人心潮澎湃。吴地风调雨顺，节日繁华，池中之鱼悠然自得地游动，草木充满了芬芳之香，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令诗人留恋。诗人对官场的纷争感到厌倦，转而产生对民众的关心。诗人认为，只有像平民百姓那样的农桑为业的生活才值得我们羡慕。诗句结尾“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表现了诗人自己对做朝廷命官的愧疚之情，诗人很想归隐像重玄寺这样的世外之境，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此感叹自己归隐遥遥无期。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由对在重玄寺所见风景的留恋，转向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向往佛门的清净生活，并进而有了归隐的愿望。
韦应物的游寺诗数量众多，诸如《庄严精舍游集》、《游开元精舍》、《游灵岩寺》、《昙智禅师院》、《法师西斋》等，都是描写游赏佛寺的佳作。
二、与高僧的情谊
作为一个佛教信徒，韦应物不仅游赏佛寺，而且还经常与高僧谈禅论道，借以提升自己的信仰。在诗人眼中，但凡所见之景，所思之事，都会与佛门高僧的修道相联系。高僧恒璨禅师是诗人的方外好友，诗人经常与他往来谈诗论道，并写有很多表达对恒璨师之间友谊的诗歌。如其《寄璨师》云：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纱灯。
时忆长松下，独坐一山僧。
这是一首思念并颂扬高僧的诗歌，诗人虽然没有与恒璨禅师在一起，但却常常思念着这位高僧。每当夜幕来临之时，诗人就会想到处于深山中的恒璨禅师。此时，诗人在想：林间的兰若夜幕来临，恒璨禅师的走廊已经点上了纱灯。此时此刻，在上人兰若的长松之下，恒璨上人一定在闭目坐禅了。诗中未见恒璨上人，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禅师的无比崇敬之情，以及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诗歌虽然很短，但一个苦行高僧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古代的苦行生活中，树下坐是其中的头陀行，恒璨禅师经常将长松下坐禅作为重要的修行方式。
韦应物的《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一诗是诗人与高僧起度律师往来的诗歌。诗歌描述了诗人一次与起度律师一起到东斋院投宿的所思所感。诗云：
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
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
对阁景恒晏，步庭阴始繁。
逍遥无一事，松风入南轩。
诗人与起度律师相聚非常高兴，两人一起来到没有尘世喧闹的东斋院。在那里，风息林静，鸟雀无声，起度律师同诗人一起像僧人结夏安居一样在东斋院住宿。夜晚山林寂静，两人就佛教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夏日的夜晚，户外的景色怡人，庭院之内树荫繁茂。诗人在东斋院忽然觉得自己将一切俗事都放下了。时时来一阵风从窗户吹入僧房内，使诗人感到分外的清凉舒爽。从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诗人与起度禅师来往的频繁与关系的密切，而且还能感受到诗人对律师的尊敬和爱戴。
三、赞颂高僧德行
在与高僧的往来中，韦应物不仅得到佛理的指点，也得到为人处世方法的点播。在长期与高僧的往来中，诗人对这些高僧的淡泊名利，清净苦行的品格深为赞叹，对高僧的敬意油然而生，表现在其诗歌中，是对高僧的赞颂。诗人的《神静师院》即是赞颂高僧的佳作。诗云：
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气微。
经声在深竹，高斋独掩扉。
憩树爱岚岭，听禽悦朝晖。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
神静师是诗人尊崇的一位高僧，诗人有一次到神静师院中，见到到处布满青苔，树林中还有露珠的痕迹，这些景致衬托出寺院环境的清幽。在这个人烟稀少的隐居之所，诗人远远地听到了神静师在深竹之中清脆的诵经之声，原来禅师此时正一个人在柴扉之中静室诵经呢。在禅院中的树上可以安然休息，在清晨的朝阳中还能听闻山中飞鸟的鸣叫，这种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令诗人十分舒心。想到尘世许多俗事的烦心与无奈，诗人深深体会到令人沉醉的静中情趣。诗人不仅在诗歌中描写了神静禅院环境的宁静怡人，还赞颂了禅师刻苦修道的苦行生活。在赞颂高僧的同时，诗人还对神静师的修行道场由衷地赞叹，由此也足以表明禅师远尘离垢，自甘淡泊的高风亮节。
恒璨禅师是诗人关系最密切的方外之友，诗人不仅与恒璨师往来问道，还对恒璨禅师的修道功夫，随缘处世的品格深为赞叹。他的《寄恒璨》即是赞叹恒璨禅师的诗歌之一。诗云：
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
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
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
诗人眼中的恒璨禅师心无妄念，清净无染，亦不执著，凡事都能做到任运随缘。只要能够令众生欢喜，禅师都愿意随缘而做。一次，诗人夜宿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忽然想到禅师。平时自己遇到修行问题，想向恒璨禅师请教，想必禅师应当有空闲时间，诗人很想去询问一些关于《楞伽经》的问题，并求得解答。诗中既赞叹了禅师的人品，也赞叹了禅师对佛理的'通达，以及其高深的修证功夫。
韦应物还与唐代著名诗僧皎然有密切的往来。诗人在《寄皎然上人》一诗中，赞颂了皎然上人的诗歌才华和其精进修道的苦行精神。诗云：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
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
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
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
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
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馀。
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
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
在诗人眼中，不仅皎然诗才无人能比，而且其道心的坚固，修行的用工更胜于诗才。诗人不仅表达了对皎然上人的赞叹和崇敬，更表达了对上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四、学修的体悟
作为佛教信徒，韦应物对佛理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及时弘扬佛法，还运用所学的佛法知识指导自己的真修实证。诗人在《善福精舍示诸生》一诗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佛教义理的领悟，以及运用佛理来劝化弟子的良苦用心。诗云：
元稹诗歌中的佛教思想
元稹作为唐代有名的信仰佛教的文学家，很早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为官之后，他不仅频繁参访寺院、与高僧往来问道，而且还以诗歌作为弘法工具，在诗歌中描述自己的修行体验，阐释佛教义理，赞颂高僧的盛德，与道友交流修道方法。由此可见，佛教思想成为他中晚年之后重要的精神支柱。
1.早年的佛教信仰
元稹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是与佛教有关的。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元稹最直接提及自己佛教信仰的诗歌是《离思》诗，诗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的妻子名叫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幼女，嫁给元稹时，元稹正身家寒素。贫贱夫妻，相濡以沫，但韦丛年仅二十七岁即英年早逝。后来元稹官居高位，俸钱百万，妻子却不能与之共享，元稹极为悲哀，常以诗抒怀。这首诗歌就是表达元稹对早逝妻子的怀念之情。
诗人用了两个比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达了他与韦丛爱情生活之美好、惟一和不可替代的情绪。后两句则由此而深情地表达“取次花丛懒回顾”的坚贞。元稹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坚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学佛修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韦丛的思念。
元稹还在多首诗中提到自己早年信佛，如其被贬通州之后作的《遣病》诗中说：
……
自古谁不死，不复记其名。
今年京城内，死者老少并。
……
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
借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
借使到百年，不知何所成。
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
元稹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诗歌中经常会用佛教术语来描述客观事物。如《杏园》诗云：
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
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
唐代的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木结构的平房小楼，和深宫宅院，容纳了百万人口，北方多旱，每天滚滚车马扬起尘土，遮天蔽日。这里借喻长安不仅是红尘深处，而且有万丈红尘。
“狂风吹送每年春”，春天的长安又是风季，这里借喻中唐以来，朝政多故，年年都有不测之事。
在狂风扬尘的春季，桃李杏花在长安城仍然随处可见。元稹在杏园发出了如上感慨：万法本空，出入本空，今天出门不知还能不能回家，又何须栽这一园的花来惑乱世人呢。
2.元稹的赞僧诗
在元稹撰写的佛教题材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赞诵高僧德行，或描写由俗入道的事迹。也有描写寻僧不遇的诗歌。如《智度师二首》即是描述智度师由战将投归佛门的事迹。诗云：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
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在诗歌中，元稹讲说了智度禅师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是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将。后来由于感悟世事沧桑，变化无常，放弃了功名利禄，投身佛门学佛修道。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却多了一份闲适心情。想想过去曾与史思明厮杀突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当铁衣抛却穿上衲衣之后，自己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
关于描写由俗入道相关的还有《志坚师》云：
嵩山老僧披破衲，七十八年三十腊。
灵武朝天辽海征，宇宙曾行三四匝。
初因怏怏剃却头，便绕嵩山寂师塔。
淮西未返半年前，已见淮西阵云合。
这首诗歌是描写志坚师在出家三十年以前曾是一个南征北战的将军。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他才由衷地感觉到人世的无常变化，由此产生对佛门的向往，并在经过嵩山拜祭圆寂的禅师之塔后，终于入迹空门之中。
元稹在诗歌中还讲述了一些注重说法修定的高僧。他在《定僧》中说：
落魄闲行不著家，遍寻春寺赏年华。
野僧偶向花前定，满树狂风满树花。
诗人由于官场失意，为了消遣苦闷的心境，在这大好的春天来到寺院中欣赏春光灿烂的春景。在这荒郊野外的寺院中，见到一位高僧安坐在盛开的花丛边静心禅坐。满树春花与高僧相映成趣，令诗人很羡慕这种情景。
诗人还在《寄昙、嵩、寂三上人》诗歌中，以诙谐的语气说，上人们经常向人讲说对治烦恼痛苦的方法，却又偏偏将人生的死苦经常讲述给我们听。现在这些上人不是向人讲述痛苦之事，而是告诉人们不生不灭的道理，这使人没有对死苦等人生产生各种痛苦的恐惧，因而心中更为放松;也不用操心如何对治，因而心中更为清闲。诗云：
长学对治思苦处，偏将死苦教人间。
今因为说无生死，无可对治心更闲。
元稹还在《卢头陀诗》中介绍了一位坚持苦行的卢头陀高操的道行。诗云：
卢师深话出家由，剃尽心花始剃头。
马哭青山别车匿，鹊飞螺髻见罗睺。
还来旧日经过处，似隔前身梦寐游。
为向八龙兄弟说，他生缘会此生休。
这首诗歌是诗人拜望卢头陀之后所作，在拜会中，卢头陀向诗人讲述了自己出家的缘由。头陀告诉诗人，出家关键在于降伏自己的妄心，当你不受世俗之心的牵缠之时，你就能够舍弃一般人恋恋不舍的俗尘生活，身出家心也出家。经过多年之后，诗人故地重游，昔人已去，自己仿佛在梦中游玩，因而，诗人说“他生缘会此生休”。
诗人元稹还写有一些悼念高僧的诗歌。他的《寻西明寺僧不在二首》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云：
其一
春来日日到西林，飞锡经行不可寻。
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
其二
碧涧去年会，与师三两人。
今来见题壁，师已是前身。
芰叶迎僧夏，杨花度俗春。
空将数行泪，洒遍塔中尘。
诗人在第一首诗歌中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自己每天都到西明寺，可是物是人非，往昔高僧手持锡杖和经行、诵经的身影早已不见。寺院中的莲池中过去是一平如镜的无波之水，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也不要追逐狂风起波浪之心。言外之意是让人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
后面一首诗歌，则是诗人为怀念高僧而作，诗中的师父，诗人并没有说明是何人，但我们从诗歌的内容中可以感知，诗人对这位高僧怀有很深的感情。
元稹诗歌中的佛教思想信仰
早年的佛教信仰
元稹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是与佛教有关的.。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元稹最直接提及自己佛教信仰的诗歌是《离思》诗，诗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的妻子名叫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幼女，嫁给元稹时，元稹正身家寒素。贫贱夫妻，相濡以沫，但韦丛年仅二十七岁即英年早逝。后来元稹官居高位，俸钱百万，妻子却不能与之共享，元稹极为悲哀，常以诗抒怀。这首诗歌就是表达元稹对早逝妻子的怀念之情。
诗人用了两个比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达了他与韦丛爱情生活之美好、惟一和不可替代的情绪。后两句则由此而深情地表达“取次花丛懒回顾”的坚贞。元稹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坚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学佛修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韦丛的思念。
元稹还在多首诗中提到自己早年信佛，如其被贬通州之后作的《遣病》诗中说：
……
自古谁不死，不复记其名。
今年京城内，死者老少并。
……
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
借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
借使到百年，不知何所成。
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
元稹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诗歌中经常会用佛教术语来描述客观事物。如《杏园》诗云：
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
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
唐代的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木结构的平房小楼，和深宫宅院，容纳了百万人口，北方多旱，每天滚滚车马扬起尘土，遮天蔽日。这里借喻长安不仅是红尘深处，而且有万丈红尘。
“狂风吹送每年春”，春天的长安又是风季，这里借喻中唐以来，朝政多故，年年都有不测之事。
在狂风扬尘的春季，桃李杏花在长安城仍然随处可见。元稹在杏园发出了如上感慨：万法本空，出入本空，今天出门不知还能不能回家，又何须栽这一园的花来惑乱世人呢。
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韦应物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诗人，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向来陶、韦并称或王、孟、韦、柳并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韦应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济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运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隐逸思想的发展。韦应物具有浓厚的隐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于入世，常以隐居为乐。其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大历、贞元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佞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是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反映了在时代**的背景下，诗人逃禅的思想倾向。
韦应物接受佛教思想，向往隐逸还有许多自身的原因。韦应物曾有过宫中生活的特殊经历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温泉行》)，而安史乱后已与昔日判若霄壤，“可怜蹭蹬失**，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今昔一瞬间，俨然从天堂跌入地狱，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郑户曹骊山感怀》)，“顽钝如锤命如纸”(《温泉行》“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战前乱后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这就需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以便使虑有所定，神有所归，心有所寄，灵有所托，即获得心理的平衡”，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圆满和精神解脱的佛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广德元年韦应物首次出仕，任洛阳丞，这时他积极性很高，克尽厥职，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社会意识。而当他因严格执法“扑抶军骑”而遭讼后，被迫去职，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击。从这一事件后，韦应物开始萌生退隐的念头。大历十年，韦应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参军，摄高陵宰，历任鄠县、栎阳令等职，但不久又因官场黑暗不胜其烦而称疾辞归。仕途的坎坷，官场的险恶，加深了他思想深处固有的社会意识与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调和矛盾。他此后闲居善福寺两年多时间，这是他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时期。韦应物后又任滁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皆被罢免。仕途的坎坷，济世理想的破灭，更加深了诗人归隐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韦应物早年离家，失职流浪 ，长期宦游，抛家别子，极易产生孤独感，再加上中年丧妻，感情屡遭打击，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阅韦应物诗集，可以发现韦应物对诸弟、从子等韦氏晚辈的亲情思念比比皆是。韦应物的妻子大约于大历十二年去世，他们俩相敬如宾，感情甚笃，“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伤逝》)，而从韦应物的悼亡诗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续娶，可见他对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这种孤独和痛苦或许只有乞灵于宗教方得解脱。另外，韦应物可能患有某种经常困扰人的疾病。韦应物从在洛阳时起，就在诗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里”(《寄李儋元锡》)，“秋斋独卧病”(《郡斋卧疾绝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诗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贫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难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极力解脱之事，韦应物倾心向佛，这也可算作一个原因。
社会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韦应物19岁遭遇“安史之乱”，47岁时又有“京师兵乱”(《寄诸弟》小序)，面对**悲惨的世界，他不禁为人生的残酷而震惊，为民生的痛苦而悲哀。诗人虽然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但面对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忍受苛政压迫，不堪重压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常常为他们的凄惨命运而悲哀，为不能解民于倒悬而痛苦，所有这些都使诗人思想受到震动，精神受到打击，形成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而佛教正可以帮助人们解脱这些痛苦。《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的要旨，就是要人们抛却苦恼，心无外物，不要执着。而禅宗则主张“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即主张人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只是平静地反映外物，如风过竹而竹不留声一样，不要注入任何感情。韦应物为减轻痛苦常常参禅悟道，以求解脱：“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夏日》)，“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晓坐西斋》)。佛教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并渗透到他的生活习惯、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等方面。
据统计，韦应物的诗作中涉及游览寺庙、留居寺院、与僧人交往酬答之作近七十首。他在罢任洛阳丞、栎阳令和苏州刺史之后，都选择了寺庙(分别是同德寺、善福寺、永定寺)作为自己的闲居之地。韦应物还广交佛教僧侣，其中有皎然、法朗等十多位精于禅理和诗学的'高僧，这此均可看出佛家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花经》)，“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去那能顾蓬芘直寄鄙怀聊以为答》);“释子来问讯，诗人亦扣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等诗句均反映出韦应物与禅师过往的密切。在生活习惯上，韦应物有斋戒淡食、焚香坐禅之习，“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虽居世网常清争，夜对高僧无一言”(《县内闲居赠温公》)。据李肇《国史补》载：“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亦可见一斑。
韦应物对佛教的笃信形成了其淡泊闲适的心境和纵情山水的情趣。在盛中唐流行的北宗禅法主张通过“凝心入静”的观照冥想，从而进入摆脱杂虑消除烦恼的最高境界——寂然界，故盛中唐近禅的诗人大都喜好清净之境。这种避世主义哲学，为崇尚者提供了一种心灵解脱的方式。“禅宗所提倡的这种超尘脱俗的哲学和清静淡泊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地为盛中唐习禅的诗人所接受，而韦应物具有的淡泊的道心亦与禅师所谓的道人之心意趣相同。”韦应物亦爱山水，他自称“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游西山》)，“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行宽禅师院》)。可以说，韦应物对山水的兴趣是与接受禅宗思想有关的。
《红楼梦》中的佛教思想
《红楼梦》不但以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讲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落与消亡，还在书中记录了大量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知识以及民风民俗，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佛教思想。
古典小说《红楼梦》一书以“梦”始，以“梦”终，通篇蕴含着深厚的佛教思想。因缘果报、色空观念等佛教思想充斥着整部小说，使小说渗透着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悲凉色彩。
一、因缘果报的内涵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因缘果报的内涵。
东晋高僧慧远吸收“业感缘起”的说法，并融合中国自古以来“善恶报应”等观念，著《三报论》、《明报应论》以提倡“因缘果报”思想。
因缘为因与缘之并称。因，指引生结果之直接内在原因;缘，指由外来相助之间接原因。依此，因缘又有内因外缘、亲因疏缘之称。广义而言，因即意谓因与缘，包含内因与外缘。一切万有皆由因缘之聚散而生灭，称为因缘生、缘生、缘成、缘起。因此，由因缘生灭之一切法，称为因缘生灭法;而由因与缘和合所产生之结果，称为因缘和合。
果报即由过去业因所招感之结果，又作异熟、果熟、报果、应报、异熟果。果报有二种：一、总报，即由引业(总报业)而来之果报，如人之生存即由前生引业而来。二、别报，即人人个别之果报，系由满业(别报业)而来，又称满果，如同生而为人，则有男、女、贫、富之分，此即为别报。《涅盘经》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如此说来，好人今受苦报，不得善终，皆因过去所种的恶因，今已缘熟，须承受苦果，今生虽然做好，却善因薄弱，善缘未熟，要待来生，才受好果，反之亦然。可见，佛教处处讲究有果必有因，果由因生，因由果来，今生种何因，来世得何果。
(二)因缘果报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红楼梦》中随处可见因缘果报的场合，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宝黛钗之间的爱情。
小说第一回就借甄士隐的梦境让我们了解了宝黛前世做业之因：宝玉的前世神瑛侍者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用仙水浇灌黛玉的前世绛珠仙草，使其得以久延岁月，吸收天地精华和雨露滋润而修成女儿身。得了灵气的仙草见神瑛侍者投胎下凡，领略世间的温柔富贵，为了报答他的浇灌之恩，绛珠仙草也决定下凡，用一生的眼泪还他。这样，就有了“石头下凡历劫，绛珠还泪”的因缘果报。木石前盟的因缘果报贯穿小说的全过程，因此宝黛之间的爱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还泪的过程。小说时不时会向我们点明他们之间的前世宿缘，以此来照应今世的还泪果报。小说第三回写宝玉和黛玉初次相见，彼此都有熟悉之感，林黛玉总觉得宝玉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似的，宝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这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木石前盟”的宿缘。而从宝玉摔玉开始，黛玉就在进行还泪行动。小说中写黛玉流泪的情节很多，像“宝玉挨打”、“黛玉葬花”等，眼泪是印证“绛珠下凡还泪”因缘果报的象征。所以眼泪再多，也总有还尽的那一天，小说第四十九回就暗示了我们，黛玉说到：“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眼泪不多”是泪尽的前兆，而泪尽的时候就是黛玉还泪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魂归离恨天的时候。这是一场前世就已经注定的还泪情缘，宝黛爱情的独特之处，就是儿女真情。但是他们之间的真情与当时社会的世俗人情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不被当时的世人所接受。所以，阻碍他们相爱的不仅是家族的反对，更主要的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否定，因此他们之间注定是“有缘无分”的，这段爱情注定逃不过悲剧的结局。
我们再来看宝玉和宝钗之间的爱情——金玉良缘，如果说“木石前盟”的爱情是前世因缘，那么“金玉良缘”的相逢就是现世情缘。小说第三回写黛玉有不足之症，“从会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因此癞头和尚劝她要么出家，要么“总不许见哭声”、不见外姓亲友之人，如此才可保一生平安。作者在这里已经告诉了我们黛玉泪尽而死的悲剧。而同样是小时多病的宝钗，却得到一位和尚给她治好了病，还送她两句吉谶：“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这和宝玉出生时口中所含的宝玉上所写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两句话正好一对，从而为后来二人之间的金玉良缘以及成亲埋下了伏笔。不论是容貌、品德还是才智，薛宝钗都是大观园众多女儿中最出众的，可以说是《红楼梦》中最美满的女性。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宝玉的真实情感。但是她却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她与宝玉的婚姻不过是空洞的结合。“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本来以为是金玉良缘，但是宝玉由于和黛玉有着木石前盟，所以“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此事”，甚至在梦中都不肯承认这段金玉良缘：“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与宝玉是现世“金玉良缘”的因缘，但宝玉是与生俱来的，而金锁不过是和尚给的，因此金玉良缘是很难达到“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理想状态的。薛宝钗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与成功，但是在感情上她却始终也没有做到，她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也是留不住宝玉的，不得不“任他随聚随分”。
总之，作者在构建小说情节、安排人物命运时，始终贯穿着因缘果报的思想，不仅使故事的发展合乎情理、顺其自然，同时也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色空观念的内涵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色空观念的内涵。
四大皆空是佛教的基本思想。四大，也叫“四界”，具体指的是地、水、火、风，地的属性是坚;水的属性是湿;火的属性是暖;风的属性是动。这四种属性具有形成有形有相的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的功能。又由于四种属性是从功能上来意识到它的存在、无形象去认识它，因此佛教称这四种属性为“能造四大”。而由四种属性所表现的有形有质，可以通过视觉去见到的地、水、火、风为“所造四大”。尽管佛教认为有两种四大，然而“能造四大”，仅仅是性能，是不可以肉眼见到的，而“所造四大”有形有质，是可以通过视觉来直接认识的，故一般提四大只是指“所造四大”，即地、水、火、风四种元素。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东西，外而山河国土，内而身体形骸，既不是类如造物主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无因无故而忽然产生出来的，而是四大和合所形成的`。四种元素能产生世界，所以称“大”。宇宙万物没有一件不是四大暂时聚合生成的，所以也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四大合则生，四大散则灭，所以说“四大皆空”。
佛教把一切有形的物质称为“色”，这些物质均属因缘而生，其本质是空，故色即是空。意谓色本身即是空幻不实，无根无形。《般若菠萝蜜多心经》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按此说法，那么宇宙万物都因因缘和合而生，其在未生之前，本无此物，既灭之后，亦无此物。即使在其生后灭前这段时间内，也只不过是众缘凑合在一起的假象，本无自性可言。
(二)色空观念在小说中的体现。
色空观念是《红楼梦》创作的主旨。小说第一回在介绍本书的由来时就写到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将《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而且书中多处表现出“色即是空”的佛教观念。小说第一回中跛足道人所唱的《好了歌》，分别从功名将相、金银财富、娇妻恩情、儿孙后代几个方面来告诉人们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空”，不要对此存有贪恋，只有放下一切才能“好”，充分体现出了老庄的出世哲学与佛法的禁欲主义。
《红楼梦》中所涉及到的“色”既包括男女间的情色，又包括整个人生，其色空观主要强调现实人生的虚无，提倡一种出世哲学。色即是空，而空即是无，整部小说都笼罩着一层虚幻、空无的气氛。
小说中凡是过分纵情声色的男女，由于不明白情色为空的道理而贪色纵欲，最终导致命归黄泉，秦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秦钟从其名字来看就是一个情种，我们都知道宝玉可谓是英俊可人，但是在秦钟面前，他也不得不自惭形秽：“那宝玉自一见秦钟的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自己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就成了泥猪癞狗了……”然而宝玉只不过是一个多情公子，但秦钟却是一个情色公子，经常放纵自己，结果导致年纪轻轻就身损神伤，最终送了性命。
作者在安排人物命运时，也大量掺杂了色空观念，从而在人生层面上阐释了“色即是空”的理念。书中有很多人物最后都皈依了佛教：甄士隐同疯道人飘飘而去，贾宝玉舍弃宝钗出家为僧，惜春、芳官、藕官、蕊官先后出家为尼，柳湘莲将万千烦恼丝一挥而尽皈依佛门，而妙玉则干脆以一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出场。这些人物的出家尽管并不都是由于明白了“色即是空”的道理，但他们还是或多或少对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等“色”有了一定程度的勘破。
总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文化是丰富而深厚的。通过对“因缘果报”和“色空观念”这两个佛教基本思想的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二者在串连小说情节、安排人物命运以及表达小说主旨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整部作品所折射出来的佛教文化精髓。
佛教德育思想初探
佛教德育是人类德育发展史的一种独特形式,它包括佛教的人生观、善恶报应说、佛性说、孝道观以及道德规范与实践等内容.佛教德育闪烁着中国人的`德育智慧光芒,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德育体系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作 者：张建新 周险峰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刊 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5(6) 分类号：B94 关键词：人生皆苦 善恶与因果报应 佛性 孝道 道德规范与实践元稹诗词中的佛教思想
一、元稹生平简况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河南省洛阳)人。幼年丧父，家境比较贫困。十五岁参加科举考试，明经及第。唐宪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任左拾遗，历监察御史等职。曾因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的不法行为，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他遭到这次打击后，转与宦官和权贵妥协，并通过宦官崔潭峻等人的推荐，得到穆宗李恒的重用，一度出任宰相。不久，调任同州刺史。文宗太和时，任武昌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年五十三。
元稹和白居易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学主张与白居易相近，提倡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精神，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写过一些《乐府古题》和《新题乐府》，借用乐府的体裁，自出新意，借以“讽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他还写过不少古诗和律诗，其中也有讽刺现实的，称作“古讽”、“律讽”。此外，他还写过不少古今体艳诗和悼亡诗，言浅情深，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他的《离思诗-其四》、《遣悲怀三首》都是其悼亡诗中的名篇。其中诗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传颂千古的名句。
元稹的诗在当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有《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 卷。
元稹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疾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但深度广度都不及白居易。诗的风格与白居易相近，都有语浅情深的特点。
二、元稹的思想概况
元稹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思想在他身上兼而有之。由于元稹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所以，年轻之时，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成了他所追求的目标。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李白、陈子昂等人都是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进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
在元稹屡遭贬谪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儒家思想逐渐转向佛道思想上来。他希望能够从佛道思想中找到解决人生苦闷的方法，这是他思想处于矛盾中的表现。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另一方面，他还频繁与高僧往来，寻佛问道，从而接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元稹诗歌中的佛教思想
1.早年的佛教信仰
元稹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是与佛教有关的。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元稹最直接提及自己佛教信仰的诗歌是《离思》诗，诗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的妻子名叫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幼女，嫁给元稹时，元稹正身家寒素。贫贱夫妻，相濡以沫，但韦丛年仅二十七岁即英年早逝。后来元稹官居高位，俸钱百万，妻子却不能与之共享，元稹极为悲哀，常以诗抒怀。这首诗歌就是表达元稹对早逝妻子的怀念之情。
诗人用了两个比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达了他与韦丛爱情生活之美好、惟一和不可替代的情绪。后两句则由此而深情地表达“取次花丛懒回顾”的坚贞。元稹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坚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学佛修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韦丛的思念。
元稹还在多首诗中提到自己早年信佛，如其被贬通州之后作的《遣病》诗中说：
自古谁不死，不复记其名。
今年京城内，死者老少并。
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
借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
借使到百年，不知何所成。
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
元稹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诗歌中经常会用佛教术语来描述客观事物。如《杏园》诗云：
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
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
唐代的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木结构的平房小楼，和深宫宅院，容纳了百万人口，北方多旱，每天滚滚车马扬起尘土，遮天蔽日。这里借喻长安不仅是红尘深处，而且有万丈红尘。
“狂风吹送每年春”，春天的长安又是风季，这里借喻中唐以来，朝政多故，年年都有不测之事。
在狂风扬尘的春季，桃李杏花在长安城仍然随处可见。元稹在杏园发出了如上感慨：万法本空，出入本空，今天出门不知还能不能回家，又何须栽这一园的花来惑乱世人呢。
2.元稹的赞僧诗
在元稹撰写的佛教题材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赞诵高僧德行，或描写由俗入道的事迹。也有描写寻僧不遇的诗歌。如《智度师二首》即是描述智度师由战将投归佛门的事迹。诗云：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
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在诗歌中，元稹讲说了智度禅师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是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将。后来由于感悟世事沧桑，变化无常，放弃了功名利禄，投身佛门学佛修道。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却多了一份闲适心情。想想过去曾与史思明厮杀突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当铁衣抛却穿上衲衣之后，自己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
关于描写由俗入道相关的还有《志坚师》云：
嵩山老僧披破衲，七十八年三十腊。
灵武朝天辽海征，宇宙曾行三四匝。
初因怏怏剃却头，便绕嵩山寂师塔。
淮西未返半年前，已见淮西阵云合。
这首诗歌是描写志坚师在出家三十年以前曾是一个南征北战的将军。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他才由衷地感觉到人世的无常变化，由此产生对佛门的向往，并在经过嵩山拜祭圆寂的禅师之塔后，终于入迹空门之中。
元稹在诗歌中还讲述了一些注重说法修定的高僧。他在《定僧》中说：
落魄闲行不著家，遍寻春寺赏年华。
野僧偶向花前定，满树狂风满树花。
诗人由于官场失意，为了消遣苦闷的心境，在这大好的春天来到寺院中欣赏春光灿烂的春景。在这荒郊野外的寺院中，见到一位高僧安坐在盛开的花丛边静心禅坐。满树春花与高僧相映成趣，令诗人很羡慕这种情景。
诗人还在《寄昙、嵩、寂三上人》诗歌中，以诙谐的语气说，上人们经常向人讲说对治烦恼痛苦的方法，却又偏偏将人生的死苦经常讲述给我们听。现在这些上人不是向人讲述痛苦之事，而是告诉人们不生不灭的道理，这使人没有对死苦等人生产生各种痛苦的恐惧，因而心中更为放松;也不用操心如何对治，因而心中更为清闲。诗云：
长学对治思苦处，偏将死苦教人间。
今因为说无生死，无可对治心更闲。
元稹还在《卢头陀诗》中介绍了一位坚持苦行的卢头陀高操的道行。诗云：
卢师深话出家由，剃尽心花始剃头。
马哭青山别车匿，鹊飞螺髻见罗睺。
还来旧日经过处，似隔前身梦寐游。
为向八龙兄弟说，他生缘会此生休。
这首诗歌是诗人拜望卢头陀之后所作，在拜会中，卢头陀向诗人讲述了自己出家的缘由。头陀告诉诗人，出家关键在于降伏自己的妄心，当你不受世俗之心的牵缠之时，你就能够舍弃一般人恋恋不舍的俗尘生活，身出家心也出家。经过多年之后，诗人故地重游，昔人已去，自己仿佛在梦中游玩，因而，诗人说“他生缘会此生休”。
诗人元稹还写有一些悼念高僧的诗歌。他的《寻西明寺僧不在二首》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云：
其一
春来日日到西林，飞锡经行不可寻。
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
其二
碧涧去年会，与师三两人。
今来见题壁，师已是前身。
芰叶迎僧夏，杨花度俗春。
空将数行泪，洒遍塔中尘。
诗人在第一首诗歌中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自己每天都到西明寺，可是物是人非，往昔高僧手持锡杖和经行、诵经的身影早已不见。寺院中的莲池中过去是一平如镜的无波之水，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也不要追逐狂风起波浪之心。言外之意是让人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
《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
太虚大师曾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于禅”。做为一代宗教领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中国佛教沉渣泛起。疾重难返的衰危局面，太虚大师高挚“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大旗，力挽狂澜，为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带来了新的生机。
同样，历史回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盛唐时期，禅门南宗顿教的创始人惠能大师，目睹佛教“相法”隆盛之相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大患，独僻蹊径，开创了以“农禅并举”，“不立文字”……为特色的南宗禅派。大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使中国佛教在“会昌法难”之后，能够迅速恢复，并能以新的面貌出现于世奠定了基础。
展读《坛经》，俯仰可见惠能大师对当时佛教现实的强烈批评色彩和欲对传统佛教革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当时佛教发展过程中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出现的矛盾。也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如果把《坛经》，包括南宗禅的相关思想和太虚大师的思想，言论进行比较研究，丰富“人生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会有很多有意义的课题，做为一代宗师的思想理念之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和他的生活背影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本文仅就六祖惠能的生平为主要线索，略窥“坛经”中人生佛教思想之门径。
有关惠能的生平，在各种版本的《坛经》(自序品、行 品)，和唐人的碑铭，如王维《六组能禅师碑铭》中，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惠能所处的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伴随着唐王朝国力逐渐强盛，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阶段，也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惠能时代，僧人数量，寺院规模，寺院经济都迅速膨胀，并达到了空前绝后。高宗时天下寺院4000余所，僧60000余人。(《法苑珠林》卷100)到了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二○一)武周时，更是“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数”。(《新唐书》卷一二五)。如她曾命僧怀义作夹 大像，据说该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制作期间，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
在如此种种“务取宏博，竞崇瑰丽”。“相法”隆盛之相的背后，对于佛法之教内，教外实大种恶因。
佛教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原因之一，就是佛家出世之情操，能够与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风骨结合。所以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不能臣。如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等典故。然而到了武周一朝，有奸僧攀附则天，白马寺僧人薛怀义被授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吴公，创沙门封爵赐紫之始。此前慧远啸傲王侯，玄奘坚守所志之风渐灭。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旧唐书》)卷96，《姚崇传》之<遗令诫子孙文>。当时有道士杜 ，求愿为僧，敕许剃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因其新出家，位居下位，竟敕赐虚腊三十夏。(《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武后时，符瑞图谶伪风盛行，致使秘密神异之说风行。道宣律师造《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五十二卷)使佛教蒙上了鬼神化色彩。
佛教的精神本是理智与情意异重，它的传播应适合不同社会层次各类民众的要求，才能得到合理、健康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一方向，而成为统治者权贵的专利，为其过分渲染利用，就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圣历三年(7)，狄仁杰奏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抬已待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长安四年(704)，李峤上疏谏造大像，谓“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可拯救一十七万户饥寒之弊。”景龙二年(708)，辛替否谏曰“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景天二年(711)，辛替否再谏力陈造寺观之害，谓“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张廷 也指责武则天说“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像”，以至“天下虚竭，海内劳弊”。……
惠能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走入佛门，他有机会看到当时佛教染患的各种流弊，从而可以综合和选择更有利于时代的内容，适合时代的潮流。
纵观惠能的生平，和他同时代的其他高僧大德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生都是和广大普通信众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人民。早年的惠能，和其他挣扎在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与老母相依为命，靠卖柴为生，迫于生计终日劳碌。虽然各种版本的坛经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惠能不识字，是个文盲，但是不能排除他天赋极佳，卓尔不群，否则，怎么能够“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他是在体味着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中感悟人生，在社会实践中吸取丰富的社会知识，砺炼人生阅历，一直到他二十二至二十四岁左右，到黄梅参弘忍。
弘忍问惠能：“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弘忍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 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 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由此可以看出，惠能不畏权威的自信，和对自身为“ 獠”(劳动人民)的豪迈气慨。这时的惠能思想已趋成熟，对“佛性”的认识初露睨端，后来的“菩提本无树，明境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已是胸有成竹，厚积薄发。
惠能得法后，离开弘忍，“杂居上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隐名埋姓十六年。继续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涵养自己的心性。同时进一步将所袭东山法门禅法和劳动结合，将禅的境界与当下的生活相交溶，使“禅”逐渐走进劳动人民的生活。二十九岁正式出家的惠能，思想已达炉火纯青，完全具备了做为一代宗师的资质与典范。
惠能所创立的南宗禅，代表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依靠自力解脱成为南宗门人的理解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南宗禅的禅学理论中，也表现在禅法实践的要求上。一方面破除对佛像、形式等外在权威的崇拜和迷信，强调认识于自色身中存在的清静佛性，“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另一方面又将理想融化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真。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在日常劳动实践中激发自己悟道的灵感。惠能的修行观具体落实在生活中就是“农禅并举”，自食其力，将修行和生活，劳作打成一片，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惠能不假外求，自成佛道的解脱论，正好顺应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征。在充分肯定现实人生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人生中，化修行于穿衣吃饭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免菩提，怜如觅兔角”。不假外求，正是自然经济在现实生活中自我满足的精神体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渗透在“自我解脱”之中。不必非要看经学教，不必非要到庙堂上礼佛供养……，少了许多外在形式的束缚。“禅”看似深奥，其实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每天必做的事务中自然可以达到解脱之境。寻求解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出家，远离尘嚣离群索居，也不要人们否认现实生活，客意地去守什么“枯木禅”。“生来坐不卧，死后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而是提倡人们应当过一种随缘任远的自然生活。这些特色的形成，不仅使禅宗更加适应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教需求，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吻合，这就大大地促进了禅宗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当时的佛教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出现的矛盾。“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改变了只有布施，造像才能积功累德，获得福报的观点，改造了信众的传统修行观念。“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解决了出家修行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伦理不合的矛盾。提倡“农禅并举”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寺院经济的来源问题。……这些都与当时教内弥漫的“夺人之家，竭人之力，费人之财” ……，背离佛教本质的奢靡之风具有天壤之别。既给教内外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树立了改革的样板，也为佛教顺应时代潮流，走健康、积极、向上，真正做到“利乐人天，绕益有情”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我们总结惠能的宗教思想，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道路。而做为南宗禅的同时代产物?quot;北宗禅“的代表人物，惠能的师兄神秀，却积极投入了当朝统治者的怀抱，成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显赫一时。北宗禅由于依附皇帝的庇护，得到官方支持，在北方地区一度势力大，信从多。在武则天的带动下，当时京城王公、士庶、闻风谒见神秀的日以万计。许是厌倦了表面浮华掩盖下的政治漩涡，神秀入宫后多次要求离宫还山，都未偿如愿。中宗皇帝搪塞说：”师欲归本州者不须，幸副翘仰之怀，勿滞 榆之恋“。不久，神秀在浴阳去世，临终留有”屈曲直“三字遗嘱。这也应验了弘忍大师之言：”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亦如《普览行愿品》中所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渍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待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若无从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这里所言的”众生“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指的是群众基础。佛教历来不是封建统治者和僧侣贵族的垄断特权，只有深入扎根于群众基础当中，发?quot;人溺己溺，慈悲济世，拨苦与乐……”的宗教情怀，才是佛教在任何时代都能兴旺发达的本质所在。北宗禅只是在北方社会兴盛了几十年，“会昌法难”后逐渐衰弱。其他如天台，华严诸宗，由于寺院和寺院经济被毁，经论散夫，也都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惠能创立的南宗禅，融入民间，“农禅并举”经济自给自足，不依赖统治者支持，不依赖经典文字，不依赖都市生存，在社会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众。
南宗禅的出现使佛教挣脱形式外相的束缚，破除迷信，从神坛走向凡尘……，使信仰成为一种质朴、简单的事，中国佛教开始寻找到了新的出路，出现了民间化的倾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说?quot;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时期六组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以后，高挚”人间佛教“旗帜，意欲重拯僧伽制度，挽救佛教衰微局面的太虚大师说：”佛教本是释尊教导我们怎样成就佛道。人间佛教的定义，只是为了说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山林寺院里去做和尚。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一下《坛经》中，六祖惠能大师的言教，唯师与我，志趣相当，千年万里，不隔毫芒”。
《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他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
马祖禅师的人间生活禅思想形成，除了受到六祖惠能大师及怀让禅师影响外，另外，影响马祖道一人间生活禅思想最深远的，莫过于《金刚经》的人间佛教思想了!
《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于南宗人间生活禅的形成，是有著决定性因素的，尤其马祖禅师及其后弟子们所创立之洪州人间生活禅，受到《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更大、更直接。马祖道一不但继承了惠能大师的人间生活禅，且更进一步发挥了《金刚经》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把佛陀在《金刚经》里教导诸菩萨摩诃萨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法门----时时善护清净心，融摄在他的禅法中，让佛法更加人间化、生活化，使佛法更加地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知：洪州宗人间生活禅思想的形成，是受到《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非常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于下一章再做详细说明!
总之，马祖禅师人间生活禅思想的形成，不但受到怀让禅师及惠能大师的影响，尤其《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于马祖道一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因此才能开创出洪州人间生活禅的一片广大天地!
(一)《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马祖禅师的影响
上面已经提到：马祖禅师不但继承了惠能大师的人间生活禅，且更进一步发挥了《金刚经》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使佛法更加地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如《金刚经》序分一开头即说明著：佛陀在日常生活里，处处展现著般若，处处展现著佛法，因为离开了生活就没有般若，离开了生活就没有佛法，佛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配合了六度而去实践佛法的。因此马祖道一：“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6(大正51?440上)
为何马祖禅师说：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因为《金刚经》的教法，就是大乘菩萨道的教法，是佛陀教导诸菩萨摩诃萨应该如何于日常生活行住坐卧中，行六度、修一切善法。佛陀告诉诸菩萨摩诃萨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方法，就是应该要如是生清净心，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金刚经》所言：“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正8?749下)
生清净心就是“无住生心”，此乃《金刚经》的根本无上心法，也是南宗禅以心印心的心法。如《六祖坛经》：“如来入涅槃，法教流东土，共传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萨。”(大正48?345中)《金刚经》的无住生心，就是后来南宗禅所传的心法，也是人间生活禅的思想重点。如惠能大师所说的“无念”、马祖禅师所说的“平常心是道”、黄檗禅师所说的“无心道人”、临济禅师所说的“无位真人”等等，都是属于这个心法7。此乃佛陀教导诸菩萨摩诃萨在日常生活中，不论行住坐卧，应机接物，或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波罗密，都要如是生清净心，也就是要时时善护清净心，即以无住的心，来发菩提心，以无住的心行六度等一切善法，以无住的心来成佛。因为菩萨如果心有所住，即不名为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的心要住在那里?就是无住。能够我心无住，才名为真菩萨。
另外，佛陀在《金刚经》也说到：“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大正8?750中)无所住心就是非住，非住就是无住，即不住于空，不住于有，不住于一切是非、善恶、烦恼…等种种境界上。这就如马祖道一所说：“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马祖所说的“无”，就是无所住，即无住于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等，这与怀让禅师所说的“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是有著相同意义的。
“平常心是道”是洪州宗的重要思想，其保持了曹溪禅，也可说是人间生活禅的主要特色。而这思想的形成，主要就是来自于《金刚经》人间佛教的核心思想---生清净心，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于马祖禅师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除了“平常心是道”，另外，像马祖禅师的另一重要思想“触类是道8”“立处即真”也是受到《金刚经》非常大的影响。
马祖道一主张一切之起心动念、扬眉瞬目等日常生活皆是佛性之显现。而这种“触类是道”“立处即真”的人间生活禅思想理念，就是来自于《金刚经》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大正8?751中)如马祖禅师所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解脱，解脱者即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9”
一切法皆是佛法，不但启发了马祖禅师“触类是道”“立处即真”的思想，且更进一步影响到后来的临济宗。临济宗主要思想即“立处皆真”与“无位真人”。有关临济禅师的禅法思想，将留待下一章“洪州宗人间生活禅思想的发展”再做详细介绍。
(二)《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马祖弟子们的影响
上面提到：“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禅师的主要思想，也是洪州宗人间生活禅的核心思想。因为除了马祖道一为人说“平常心是道”外。另外，像马祖道一的弟子南泉普愿禅师，也为赵州禅师说“平常心是道”(大正51?276下);南泉禅师的弟子长沙招贤，也为人说平常心，如僧问：“如何是平常心?”师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大正51?275上);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慧海禅师也说：“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大正51?443中)。
例如有源律师问大珠慧海说：“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有源：“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有源：“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有源：“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校，所以不同也!”10大珠慧海所言行、住、坐、卧、吃饭、睡觉皆是用功，尽是道，是因为禅师念念都能无所住，心无系缚，所以合于道，这也就是“平常心是道”!
洪州宗可说人才辈出，而其人间生活禅的思想理念皆深受《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除上面所提到马祖的几位弟子外，另外像马祖道一的高徒百丈禅师(720～814)所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为人间生活禅的最佳写照。
据《敕修百丈清规》卷二所载：“佛教入中国四百年而达磨至，又八传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处，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寖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向风问道。有徒实蕃，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弗、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作广堂以居其众，设两序以分其职，而制度粲然矣。至于作务，犹与众均其劳。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正48?1119上)
之前已提到：禅宗从惠能大师开始，提倡人间生活禅，生活即是禅的一部份，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大正48?351下)这正是新的中国禅风格。后来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僧团聚众而居，体制自此更为完备。尤其百丈禅师把禅堂的形式与功能又作了调整，如《百丈清规》中僧堂制：“又令不论高下，尽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略偃亚而已。朝参夕聚饮食随宜，示节俭也。”(大正50?770下)
从上段引文可知：百丈禅师所新设的僧堂内已具有坐禅、饮食、睡眠三种功能，且僧堂内的坐禅表现为集体的行为。这正是新兴禅寺的僧堂与以往的禅堂，在形式上及意义上最显著的差异。以往禅堂中对于坐禅、饮食、睡眠的三种功能是尽量避免混淆的。如《十诵律》卷二十三自恣法中言：“扫洒食堂，扫除竟，入室坐禅。”(大正23?165上)
在印度佛教时代，坐禅有专门的禅堂。而在中国的天台宗寺院也曾专设止观堂以行禅修。然自唐开元中，百丈禅师作清规，设长连床于僧堂，率众尽入居之。由此可见，百丈禅师后所设的僧堂已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禅堂，而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其不局限于坐禅并超越之。他把禅的修行与寺院全体生活相结合，也就是在达到开悟的过程中，僧堂的职能属于全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禅堂也不是修行的一个完全独立的阶段。这可说就是人间生活禅修行的具体呈现，因为佛法并没有离开生活，禅并没有离开大众。
百丈禅师的人间生活禅，可说就是来自于马祖禅师、惠能大师及《金刚经》的人间佛教思想理念。《金刚经》：“一切法皆是佛法。”(大正8?751中)一切法皆是佛法有两种涵意：第一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所谓“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11;第二是一切法都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法。为什么说一切法都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法?因为佛就是“觉”，所以一切法都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法。因此扫地会开悟，典座也会开悟，行住坐卧，出坡作务等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法，都可能是我们悟道的因缘，因此禅并不一定只局限在坐。这就如朝廷内侍薛简问惠能大师：“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由坐也。”(大正48?359下)惠能大师还特地引《金刚经》的经文：“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大正48?359下)来加以说明。
孟浩然诗歌中的佛教情结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歌特点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
孟浩然(689—740)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前半生主要是在家闭门苦学，灌蔬艺竹，为乡里救患释纷。曾一度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才到长安，求仕失望，在江淮吴越各地漫游了几年，重回故乡，后张九龄任荆州长史，曾引他作短期幕僚，最后孟浩然还是归隐，死在家里。
孟浩然一生经历比较简单，没有入过仕途，而且完全生活在开元承平时代，没有经历过很多生活的**，在他生活的前期，得到的是来自家庭的儒家思想影响，在这段时间，他一直自学不辍，温习诗礼词赋，希望得到别人援引入仕，这期间他常以儒者自称。后期，孟浩然在先后几次赴洛阳和长安应举求仕不成，明显表现出佛家出世思想。如他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说： “一丘常欲卧，三年苦无资。北士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然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诗中，诗人流露出对举业的失望以及忆念东林师父寻求出世的念头。
孟浩然在四十岁以后，因求仕无门，在浪迹几年之后，最终还是归隐于鹿门山。在吟咏山水田园诗的同时，他开始与僧人往来。从僧人那里得到许多佛法的教益，另一方面他还与僧人相互酬唱应答，互致诗赋。这种山林之乐使孟浩然从举业失败的忧郁中得到情绪的释放，从而使他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考场的失意。
他的《还山贻湛法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得活清真。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禅房闭虚静，花落连冬春。平石藉琴砚，落泉洒衣中。欲知黑灭意，朝夕海鸥驯。由诗中可见诗人于湛然法师处，既可谈玄论道，又可观赏景物;既可泼墨挥毫，又可填词作赋，诗人所追求的生活情趣似乎都可以在僧人那里得到满足。
在禅僧那里，孟浩然除了满足精神上的娱乐之外，更多的是他能从禅僧那里得到佛法的润泽，由于禅僧的教化使孟浩然最终皈依了佛门。他的很多诗歌涉及与僧人的往来，在诗中他不仅描述了对佛教的信仰，而且还赞颂了禅僧的高超道行及禅法的高妙。他的《游明禅师西山兰若》： “西山多奇状，秀出依前楹。亭午收彩翠，夕阳照分明。吾师住其下，禅坐证无生，结庐就嵌窟，剪竹通径行。谈客对樵叟，说法与山精， 日暮方辞去，田园归冶城。”诗中诗人对禅师精进禅坐的赞叹和说法的高妙的.折服，以及内心对佛教的深厚的感情尽在不言之中。
孟浩然是很讲究隐居生活的闲适和愉悦的人。不断出入寺院，就是他寄情山水的乐趣的反映。如《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义公习禅处，结构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群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诗人认为，禅的清净境界就是摆脱世俗功名利禄的束缚，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这与他对山居生活的奢好和寻山游水的兴致相符。他是在从寻师访道游历寺院中来感受生活情趣的。
孟浩然受禅宗的影响，表现在他观察自然的独特方式。从常人习见的事物中，诗人总会有细致的观察和特别的感受。如《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这首千古传颂的名诗中，透出了诗人从自然时节的变化中的沉思，又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诗歌表现了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中蕴涵着一种清远的意境。从这些诗歌中，我们都能看到诗人所受佛教的陶冶。
总之，孟浩然在隐居生活时期，经常与禅僧谈诗论道，互酬赠诗，在与禅僧交往中他接受了佛教信仰，并身体力行地坐禅。他把禅修的感悟运用到他的山水田园诗中，形成了孟诗之清新自然的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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