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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转型期公共风险的内在规定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仍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引发许多潜在的或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种种不确定的公共风险,本文根据相关理论自定义“公共风险”.并研究它的内涵及特性.同时指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为地方政府预防和控制公共风险的分析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作 者：万昌烨 葛鑫伟 WAN Changye CE Xinwei 作者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215031 刊 名：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YOUTH LEADERS COLLEGE 年，卷(期)： 18(6) 分类号：C916 关键词：转型期 公共风险 重要性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期公共领域再建构
选题的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旧的体制的束缚而暴露出各种不稳定因素，并因之迎来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即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各种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如找领导调动工作）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联保上书要求改善待遇）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其以社团组织的成立，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民间思想库的建立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公共领域的再建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平衡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一、第二次转型的中国现状背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它不象欧美国家――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自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等方面取得公认的成绩，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1），城市改造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建设等的力度不断加大，涉众范围广、利益调整面大、摩擦焦点多；（2），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社会成员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自由度增加，主体的内在力量逐步得到发挥；（3），新旧观念的冲突激烈，许多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弱，行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无所寄托，导致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下降；（4），社会主导观念受到冲击，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献身精神有所弱化，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用主义有所加强等等。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不但在量上“集束多发”，而且有利益相关性突出、群体性矛盾增多、对抗性增强、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增大等特点。特别是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SARS危机、孙志刚件注1等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这些使我们逐渐明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因素，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而自1990年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类型的变化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背景，一是社会资源占有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二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日益复杂化；三是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向导者”“引导者”转变。因此“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注2（胡鞍钢）如果说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当下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这次转型要求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的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由“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注3替代“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权威本位观”。而为了缓和长期以来因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给社会在凝聚力和议和力方面造成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求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1] [2] [3] [4]
社会转型期我国公共生活重建利弊分析的论文
公共生活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个人为了该共同体的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当前，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使公共生活趋向私人化。要想适应社会的发展，就要还原公共生活的本质，重构适应公众生活与发展的公共生活。
1.问题的提出――转型期我国公共生活的缺失
20世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一直是思想家们思考现代社会及其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坐标，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社会生活也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正在趋同化，从而改变了社会领域之间原有的各自分立的关系[1]。
私人生活中的准则融入到公共生活中，打破了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公共活动表现出私人化。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项制度不够完善，政府职能不够健全，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满足公众的需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经济主体日趋独立，社会进步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公共生活的发展带来弊端。公共性的缺失，使我国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加之人们公共意识淡薄，公共生活陷入了困境。由于公共生活不能使公众利益最大化，人们不再注重公共利益，而单纯地追求个人利益。
2.公共生活的发生
公共生活使每个人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自主程度不如共同生活，这就影响了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公共性是一切可以称之为“公共的”那些事物(实体、结构、关系、意识)的基本属性[3]。阿伦特把公共性看作世界本身，她用“桌子比喻”表达她对“公共”含义的理解：“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4]。
3.公共生活的重建
公共性具有合法性意义与合理性精神，我们应从伦理与制度两方面重建公共生活。
3.1公共生活伦理化
公共生活伦理是指公共生活中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观念、行为规范和准则。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因此，我们要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3.1.1确立公共价值观。首先，自由平等的观念是公共价值观存在的基础，公共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以承认不同主体的平等为前提。同时，自由是人类的人性需要。只有在日益平等自由的社会中，公共价值观念才可能得以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伦理才能够形成[5]。其次，正义的理念是公共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公共生活伦理化的完善。在正义的基础上，社会个体才能为了实现其利益而进行等利和等害交换，从而进行合作，道德的目的`――保障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实现[6]。
3.1.2完善公共生活伦理规范。如果一个社会想要形成良好的道德水平，必须建立道德规范体系。首先，对于现有的伦理规范，应当依据社会实际作进一步的阐述;其次，对部分伦理规范做出必要的补充;再次，将抽象的伦理规范具体化;最后，将公共生活伦理规范系统化，以形成完备的伦理规范体系。
3.2制度伦理化
重建公共生活依赖于制度保障。制度是重建公共生活的框架，它制约着人们的活动方式，维持着公共生活的发展。构建公共生活的前提是要使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它能够为公共生活提供合理的道德规范。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但是，各方利益主体又忽视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不肯承担公共责任。
因此，实现制度规范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设计方面要符合伦理性，即公共生活伦理制度的设计是否区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第二，制度实施方面要符合伦理性。它主要体现在效果上，如果能够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合伦理性的。第三，制度管理方面要符合伦理性。在现代生活中，一些制度往往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引发制度管理的缺失。因此，加强制度管理是很必要的。
公共工程审计风险与过程控制论文
如今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必须要积极建设公共设施，在此形势下，如何对公共工程进行有效监督，做好公共工程设计风险的防范工作，也成为了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共工程面临的审计风险比较复杂，在设计、招标、施工、竣工各个阶段，都面临着审计风险，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公共工程项目的实际效益，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工程审计风险与过程控制进行分析。
1、公共工程审计风险的类型
1.1设计阶段的审计风险
做好工程设计能够保证施工质量，降低施工成本，提升整个工程的实际效益，目前公共工程的规模通常较大，设计阶段需要审计的内容往往比较复杂，对审计人员的分析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具有很高要求，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公共工程设计阶段的审计风险[1]。
1.2招标阶段的审计风险
如今公共工程需要实行招标制度，进而选用合适的施工单位，而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在招标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避免出现不合理现象。然而在个别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尚且存在操作不规范、竞标手段不正当、投标单位资质不合格等问题，一些公共工程开标以及定标的公正性得不到保障，这样一来，就会给公共工程带来严重的审计风险。
1.3施工阶段的审计风险
在公共工程的施工阶段，需要从机械设备、工程款、施工人员安全、原材料等各个方面入手，做好工程审计工作，以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然而在一些公共工程中，购买大型机械设备时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选择设备类型，并且施工原材料未能及时采购，导致施工过程中面临着材料不足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公共工程中，未能依照合同约定来落实工程款项，更有一些公共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安全措施，这些问题都会给工程审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4竣工阶段的审计风险
在一些公共工程中，费用核定工作中未能落实相关规范标准，费用变更时没有依据规定的流程进行处理，这就导致竣工结算给公共工程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2、公共工程审计风险的过程控制
2.1完善设计工作
设计工作是公共工程建设的初期阶段，为了将审计风险控制贯穿到公共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当中，首先就要完善设计工作，对设计工期、概算、预算以及施工方案中的各项材料实施审核，在审计工作中必须要严格把握各项经济指标，通过准确的定额标准来实施审计，保证设计方案中各个环节都准确合理，并不断对设计方案实施优化，从而有效发挥审计的作用，降低施工成本。另外在公共工程的设计工作中，设计质量需要受到设计人员自身专业水平、职业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尽量任用专业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并且设计之前一定要做好实地勘察，全面收集工程资料。
2.2做好招标管理
在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一些工程的招标工作原本可以正常进行，但是由于不合格单位的出现，就导致开工时间被延误，进而造成了审计风险，由此可见，为了防范工程审计风险，就一定要做好招标管理。招标审计人员应该对招标的要求、公告、条件进行严格管控，认真审核招标文件，严格依据相关规定，通过正规组织结构和渠道来开展招标工作，对整个招标过程进行严格监督，防止出现操作不规范、运用不正当竞标手段、投标单位资质不合格等现象，并且要对招标现场进行监督，保证开标以及定标的公正性。当招标工作完成之后，要对合同中相关的要求以及人员任职等情况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工程项目可以顺利开工，同时降低审计风险。
2.3采购阶段的风险控制
目前建材市场中的材料种类繁多，规格以及价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大大增加了公共工程采购阶段的不确定的因素，一旦公共工程中所采购的材料价格不合理，就会增加施工成本，引起审计风险，因此在采购阶段，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了解各项材料的市场价格，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在采购工作中，还要依据设计方案，合理确定采购数量，要保证采购及时，避免施工过程中出现材料不足的问题，并且不仅要重视材料价格，还要重视材料质量，所采购的各项材料都必须要具备出厂合格证明，同时还要严格进行质量检验，在购置大型机械设备时一定要按照相关规定来选择设备类型。
2.4施工阶段的风险控制
公共工程施工阶段的不确定因素更加复杂，因此应该预先进行风险评估，分析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进而制定合理的风险控制措施，在施工前要做好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必要时应配备备用设备，另外应指派专门的人员操作机械。材料腐蚀也可能导致审计风险，因此施工开始后应立即指定专人保管材料，实行责任制，要求责任人必须做好材料的防火、防潮等工作。总而言之，想要控制审计风险，必须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事先分析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制定防范措施，施工开始之后，应针对实际施工状况，不断实施风险评估，不断规避审计风险。
2.5竣工阶段的风险控制
竣工阶段要合理开展项目结算工作，并对公共工程的施工质量实施验收，整个结算和验收过程都应该按照遵照相关规范标准，当费用发生变更时，应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处理，防止竣工结算时出现资金项目不符的现象，同时要切实发挥质量验收的作用，验收阶段应及时发现问题，进而及时实施整改，避免公共工程带病投入使用。
2.6完善审计机制不完善
在一些公共工程中，造成审计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审计机制不完善，一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积极完善公共工程的审计机制，突破传统审计机制的滞后性，确保工程建设相关事务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防止出现产生审计风险。另外审计部门应该对审计人员实施严格的考核，加强对审计人员的管理，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促使他们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具有高效性、可靠性以及准确性。
3、总结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公共设施正在不断完善，在此背景下公共工程也越来越多，公共工程的建设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只有不断完善公共设施，才能切实提高我国的公共服务水平。本文在此分析了公共工程审计风险的类型，并提出了几点控制措施，希望本文内容能够为相关工作开辟思路。
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不仅可以规范了社会秩序，而且降低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目前形势下，由于受到市场失灵、政府管理失灵的影响，导致风险社会应运而生。因此，要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重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当前社会大环境，制定并构建新的管理机制，从而消除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现象，缓和和调节社会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进行分析
风险社会，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贝克提出，当时处于工业社会背景下，从《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书籍中，贝克以生态危机作为切入点，并将其看作是当时工业文明下的一种社会危机，之后对风险社会有了初步的定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的逻辑性和扩散性，二是风险社会将会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行的各个领域，它关系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调整等。从目前社会运行的现状了解到，风险社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在受到政治、经济、生态或者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均会引起公共危机，这种情况下，一旦风险社会真正到来，会影响到人类的主观意识、认知能力及判断能力等，在没有采取及时的防治措施时，导致风险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极有可能引发不良后果。而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产生的，它具有传播性的特征，例如: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发生危机时，各种媒体信息平台下就会迅速传播，且这种传播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引起复杂的公共危机，使得政府政策失灵、市场机制失灵等，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给人们正常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扩散是由管理失灵造成的，从更细的角度进行分析，产生这种危机可能是由于政府对一些突发事件缺乏认识，不了解突发事件发生原因的情况下，盲目处理，使得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很难从根源上消除，势必会影响危机管理的成效。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及行为模式不符合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
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馆员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使得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选择出不同的策略，难以保证风险社会公共危机能够有效消除，此外在管理过程中难以分辨公利和私利，根据自身的行为模式和选择决定会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
(二)“运动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方式的影响
新形势背景下，很多政府部门在应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时，采取严防死守的办法，以运动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方式具体进行，这种治理思维仅仅在短时间内具有明显的成效，维持社会秩序，促使社会正常、稳定运行，但是很难长期达到危机治理效果，这种带有“人治”色彩的思维方式，不够科学、不够合理，势必会影响到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解决。
(三)相关管理人员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不够重视
在受到现行官僚体制影响下，相关管理人员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重视程度不足，发生市场失灵时，便出现了有组织不负责的状态，比如说:公共危机到来时，一味出台规章制度，但是缺乏对制度的操作性，无法发挥制度的效应，最终导致风险社会危机局面更加复杂，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又比如，相关管理人员缺乏公共危机方面的知识，这种执行能力的欠缺难以应对复杂的危机局面，最终影响到公共危机的`解决。
(四)政府管理方式不合理
由于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征，因此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要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开展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有效解决公共危机，但是由于目前政府采取的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具体将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应用到危机管理中，缺乏辅助管理机制，使得风险社会公共危机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三、构建新型体制，应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扩散，不仅加大了风险防范的难度，而且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负面影响，通过了解上述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后，要求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危机的重视，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制度体制等方面，以多元化的应对措施解决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失灵现状，确保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因此，下文具体探究了如何构建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通过以下策略的制定，能够更好的应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防止矛盾的激化。
(一)政府管理部门要更新危机管理理念
新形势背景下，要求政府部门要更新危机管理理念，从被动式的治理理念转变为主动式的治理理念，提高风险警惕，具体可以从三大方面具体实施:树立公共服务的理念，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达到对危机管理的预期效果;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治理危机时，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健康，制定有效的危机治理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树立周期理念，任何一个危机的到来它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政府管理部门要树立周期理念，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才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二)增强政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
针对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政府部门在应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时，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加强各部门联系，在相互配合下，建立各地政府的协商机制，以便对不同危机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有效实现危机预防和处理，将危机损失降低到最小，促使社会正常运行。
(三)重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
要求相关管理人员要加强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重视程度，了解更多有关公共危机方面的知识，以便出现市场失灵时能够根据规章制度，提高执行能力和应对能力，更有效的解决风险社会危机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局面，降低和减少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建立“协作”治理体系
针对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可以采取建立“协作”治理体系，打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提倡全体社会群体共同参与到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来，通过市场合作、社会合作更好的应对公共危机，缓和社会矛盾，从而降低和防范风险。结束语总体来说，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止矛盾的激化，就必须要构建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来治理和解决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但是由于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使得风险进一步恶化，引起公共危机的扩散，因此，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做到规避风险的效果，文中从提高相关管理人员的危机重视度、建立协作体系及增强政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等多方面具体开展，不断优化体制机制，消除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现象，从而推动现代社会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马体国等．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J］．法制与社会，(09)．
［2］茹梦丹，姬熊华．风险社会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难与对策分析［J］．南方轮刊，(03)．
［3］康鸿．风险理论语境下危机管理机制的战略性构建［J］．东南大学学报，(06)．
［4］金太军．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J］．学术月刊，2011(09)．
财科院报告称财政与公共风险双升
作为经济运行的缩影，当前地方财政经济的现状与暴露出的风险值得高度关注。12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简称“财科院”)发布地方财政运行报告显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状况喜忧参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十分明显。
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从调研情况来看，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呈现双升的趋势，需要关注风险隐患，并在风险之间权衡利弊。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将迎来巨大挑战。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加大“剂量”。
问题 收支矛盾加大隐患增多
根据财科院报告，除东部地区财政收支结构尚可之外，其余地区都出现了财政收支矛盾的情况。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全样本有18.6%的市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或零增长，而东北地区达到32.6%。财科院认为，这其中既有“挤水分”的因素，也有经济下行在财源上的反映，应警惕地方财政运行风险。
报告称，在中部地区调研中发现，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和江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4.77%和5.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分别为18.8%和9%，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幅。在地方财力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相关刚性支出资金需求有所增加。
在西部地区，一方面，占财政收入比重较高的传统行业量价齐跌，利润大幅下滑，税收下滑严重;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但税收贡献不足，难以弥补传统产业税收快速下滑所带来的税收损失。与此同时，结构性减税加剧中小城市和县级财政困难。
东北则出现了重点民生支出在公共预算支出的总盘子里占比，除个别小幅下降或者持平外，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同时，交通等基础项目设施的推进，使得配套投资的压力较大。东北地区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压力也比较大。
除了整体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外，地方财政的一些隐患问题也仍然有待解决。
首先，报告显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间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其次，样本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有下降趋势，尽管这其中有预算口径调整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经济下行、减税政策以及财政体制调整给地方税源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在东部地区调研中，还发现深化改革与宏观政策实施中出现了一些相互掣肘的现象，宏观政策不协调或“一刀切”是制约东部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所长万东华表示，今年以来，从推动经济运行的拉动力方面看，房地产拉动明显，但是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疯狂上涨的房价需要适当降温。也应该看到，民间投资增速低于3%仍没有明显改善。万东华认为，还应该看到地区行业分化正在加剧的情况。
警惕 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双升
刘尚希指出，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地方债务管理在加强，但是压力并没有减弱，各种压力迫使地方去借钱，就像‘高压锅’盖住了锅盖，但是火还在底下烧。”他指出，“一方面不得不借钱，另一方面借钱受到各种制约。如何既要控制风险，又让地方有施展空间，这也是当前需要认真面对的。”
以中部地区的调研情况为例，首先是政府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此外，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难度大。报告称，如何把握好财政运作的“度”，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对地方政府能力的重大考验。
刘尚希也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整体风险也在加大。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验证了基本的判断，即在经济运行中出现转型亮点的同时，风险也不容忽视。
他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财政风险上升的同时，公共风险也在上升。公共风险上升表现在城镇化、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对公共服务的挑战愈加明显，公共服务改革跟不上，例如部分地区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刘尚希指出，尤其是在经济下行风险仍存的背景下，叠加了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双升”，这意味着整体风险在扩大，政策空间在收窄。“一般来说，如果公共风险扩大了，可以通过财政风险扩大的方法化解，但是当前财政风险也上升了，因此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就有限了。”
对策 财政政策加大“剂量”
刘尚希指出，化解两难境地，需要新的风险组合，而如何权衡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也就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依据。在他看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保持连续性。但不是“不变应万变”，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更好地释放效果。打个比方来说，疗程没完不能换新药。但也不等于说剂量不变，可能要加大剂量，也可能要加几味药。
在他看来，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是在扩大总需求方面发挥作用，现在更应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以往“三驾马车”的需求侧框架下，对财政政策的理解总是放在扩大总需求，现在是适当兼顾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目标不同了，手段也要变化。
报告建议，继续减税降费，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培育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严格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经适度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和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群体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
此外，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财政体制。包括加快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的税收分享机制，探索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法治化等。
报告还提出，改革需做好统筹规划，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区分不同改革的类型，探索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改革路径。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建议探索“中央设目标、省级定政策、市县出方案”的模式。
刘尚希也指出，事实上，改革的风险也在加大。改革协调的难度加大，阻力也在加大，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阻力看不见摸不着，使得改革落地的难度也在加大。改革存在“空转打滑”的风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因此要迎难而上，中央与地方的合力变得至关重要，地方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改革方面的积极性。
万东华表示，下一步，要高度重视和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加速培育新动力，挖掘老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识到转型的长期性，对速度既要重视也不要过分追求。此外，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改革。改革的各项政策既要落地，又要注意科学性、配套性和改革效果。
徐绍史：中国经济发展内在支撑较强 有能力抵御风险
新华网北京2月3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于3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介绍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徐绍史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条件、有能力巩固向好势头、态势和形势。
徐绍史介绍说，中央在中国经济上现在有两个最重大的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一个是新常态，另一个是新理念。新理念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中提出的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这种信心来自于对中国发展条件的客观评估。”
一是物质基础雄厚。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拥有了完备的产业体系，现在220多种工业产品居世界第一，初步具备了比较健全的交通运输体系。机场到2015年已经有207个，铁路达到1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9万公里。生产性泊位的港口已经有6800个。全国公路里程450多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万公里。我们还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巨额的银行储蓄，所以，物质基础是比较雄厚的。
二是市场需求巨大。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多万第一文库网市场主体，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6.8亿人，手机用户达到13亿，4G网络用户3.9亿，市场容量和规模巨大。这也是我们经济的潜力所在。还有，我国正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也会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投资潜力。
三是区域发展空间非常广阔。随着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和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区域间要素流通更加便捷，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可以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有望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级。
四是生产要素质量在提高。每年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现在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企业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增长，创新能力在持续提升，这为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创造了很好的要素条件。
五是宏观调控经验丰富。这些年，我们妥善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和挑战，宏观调控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保证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运行。
徐绍史同时提到，2016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状态，国际金融动荡在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探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它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当前还处在“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在加大，企业经营也比较困难，而且一些领域的风险还在积聚。
面对社会上存在着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徐绍史表示，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来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按照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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