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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教合一,返本归原;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积功累行,功行双全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全真教思想在对唐宋以来我国思想界三教合一、凸现心性这一主流趋势做了充分回应的同时,也对“生与死的`关系”、“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这两个古老的话题给出了自己超越三教的回答.
作 者：高良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YI TEACHERS' UNIVERSITY 年，卷(期)： 25(1) 分类号：B956.3 关键词：金朝 元朝 全真教 儒学 佛教 思想 理论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的经济论文
[关键词]
金代 元代 北方 经济
[提 要]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工业、畜牧业等优势特色。金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和平时期也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史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我们在此不表异议。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容易引起认识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即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因而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各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
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发达地区。[i]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ii]全面发展的地方经济,达到了北京历史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iii]这一广大地区做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iv]安州(今河北安新)原为宋朝的边防顺安军,至金朝变成内地后,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原来作为国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有菰蒲、菱芡、莲藕、鱼虾之饶”,秋季水退后,“土壤衍沃,则得禾麻麰,亩收数种之利。”而且“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淳事简,素号易治。”[v]献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月无月无,连阡接陌,桑荫障目。”[vi]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抚州(今河北宣化一带、张北一带)牧区也是“素号富实”。[vii]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viii]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亲临此地,下令“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ix]一个有着雄厚农业、渔业、手工业(盐业)基础、交通便利而商业昌盛的新县城诞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11)甚至曾升格为盈州[x],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永济县(今河北丰润)也是新兴县。原来只是永济务,但“出丝枲、鱼盐,所宜稻梁黍稷”,而且民物丰衍,赋入繁阜,大定年间升为县,并一跃“为蓟郡诸县之最”。[xi]总的来看,金代河北许多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亚于或超过了北宋。
历代京城都需要外地为其提供粮食等物资。金朝京城依赖的主要地区就是河北。金迁都中都后,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今山东临清南、武城西、德州)、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东光、沧州北、青县、献县、武强西)。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xii]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xiii]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其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称也。[xiv]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xv]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xvi]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叙述不免会有夸张,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见所闻,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镇之士民轻裘绥带,鸣丝跕足丽,嬉游宴衎……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独称万家之盛。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xvii]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渤海之滨的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xviii]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xix]顺州(今北京顺义)“地沃而民淳,自国家罢兵百年,涵濡抚育,生殖日敏(繁?),蔚为饶郡。”[__]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沃壤岁常丰”;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原地沃衍,多农民,植宜蓝靛草,颇有业染者,亦善地也。”[__i]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川流交贯,树艺茂盛。”[__ii]都是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台、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等县利用澧河浇灌稻田,“近水农民久蒙利益。”[__iii]
蒙元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已入蒙古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面对兵火之余荒废的保州城,大力开展恢复工作:“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__iv]
通过城市规划、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着成效并走向殷实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__v]元顺帝至正时,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__vi]获得大面积丰收。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__vii]为当时一方乐土。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坝河、金水河、隆福宫前河、海子岸、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瓮山河、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等等,都进行过治理及发展其在农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__viii]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2.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恢复发展的较快,以致于金人认为“山东富庶甲天下”。[__ix]如济南“风土甚好”;[___]“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___i]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开发土地600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自然水源,实行稻麦连作:“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___ii]这一带的高产农田证明了农业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执商工业,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府)是一极大城市……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工商业颇盛。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着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___iii]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习俗和睦”,“人多读书”,“地平土沃”。[___iv]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今山东武城)至新泰(今山东新泰),“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东州既为乐土”,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___v]青州(今山东青州)是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至元年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状况:“路冲当水驿,市早集商船。鹅鸭皆成队,鱼虾不费钱。”[___vi]至少反映了商业和养殖业的发达。而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比较差些。登州虽“擅利鱼盐”,但“土田狭窄,瘠卤半之”,农业落后;莱州“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但“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___vii]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人口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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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张金吾编《金文最》卷88,刘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华书局1990年版。
[ii]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iii] 《大金国志校证》卷40。
[iv] 楼钥《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v] 《金文最》卷25,王汲《云锦亭记》。
[vi] 《金文最》卷42,初昌绍《成趣园诗文序》。
[vii] 《金史》卷99《徒单镒传》。
[viii] 《金史》卷47《食货志》2。
[ix] 《金文最》卷69,刘曦颜《创建宝坻县碑》。
[x]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xi] 清《丰润县志》卷4《丰润碑记》。转引自谢志诚《金代河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河北学刊》1990年3期。
[xii] 《金史》卷27《河渠志》。所言6州,与文中5州不符,疑原文有脱漏。
[xiii] 《金史》卷50《食货志》5。
[xiv] 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6章,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xv] 王恽《秋涧集》卷88《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vi] 《马可波罗行纪》第109章。
[xvii] 《秋涧集》卷54《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
[xviii] 弘治《永平府志》卷10,〔元〕张勖《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上海书店1990年版。
[xix]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4《新城县学田记》,中华书局版。
[__] 《元文类》卷29,元明善〈顺州仪门记〉。
[__i] 周伯琦《扈从集·前序,纪行诗,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
[__ii] 《秋涧集》卷58《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
[__iii] 王结《王文忠集》卷6《善俗要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__iv] 《元史》卷147《张柔传》。
[__v] 《滋溪文稿》卷16《李注神道碑》。
[__vi] 《元史》卷138《脱脱传》。
[__vii] 《元史》卷142《也速传》。
[__viii] 《元史》卷64《河渠志》1。
[__ix] 《金史》卷117《国用安传》;《金文最》卷59,赵秉文《迁都论》。
[___] 《金史》卷85《永功传》。
[___i] 《金文最》卷78,陈大举《济阳县创建先圣庙碑》。
[___ii] 《金史》卷50《食货志》5。
[___iii] 《马可波罗行纪》第137至147章。
[___iv] 孛兰盻等撰《元一统志》卷1《东昌府?风俗形势》,中华书局1966年版。
[___v] 元好问《遗山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___vi] 张之翰《西岩集》卷5《至青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___vii] 《元一统志》卷1《济南路?风俗形势》。
浅析宋金元时期的中医门户流变
张 婕（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阳 550025）
摘 要：宋金元时期政府对中医学高度重视，“经方”崛起，《局方》盛行，民间方书大量涌现，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显著进步，重视方剂理论研究，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剂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显著进步，深入研究方剂理论，以病因病机研究为基础创制新方。就宋金元时期的中医门户流变展开分析和研究，主要分析了金元四大家出现缘由、金元四大家的流派以及金元四大家的简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3-0083-03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一有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1]156金元是我国中医发展史的关键时期，所谓“河间之学”是指金元四大家第一人刘河间所分立的门户；而“易水”则是指由张元素而传下来的李东垣一派。
一、金元四大家出现缘由
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中医学问的划时代是在金元。吕思勉在《中国文化九种》中提及：“中国医学，至宋而新说肇，非得已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得其理，然后可以应用于无穷。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魏晋而后既已失其传，其为后人所辑存者，皆不免于残缺不具。夫古代之医学即使书存于今，其理亦未必可据，况其所存者又皆残缺不具之说乎？！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形下之学又日湮晦，欲明医理，果所以据以资推求哉？于是，冥心探索，而其说转遁入于虚无，而五运六气之说兴与矣。”[2]23
上古中医在魏晋的时候便已失其所传，而学问没有从理源上发起，那么医理必然陷入虚妄之中。魏晋以后，医学陷入了一种没有理论的尴尬境地，这引起宋人对医理的重视。“中国经籍之传世，至宋而始多，盖锓板之术盛于是时使然。然医家之书，经宋人搜辑传世者，医经类甚少，同一经方也，本草类亦甚少，而方书独多。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搜辑之者甚众；又格物之学不明，徒知搜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求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2]23金元时期四大家辈出的重大原因，其一是因为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兴起，其二则是因为宋人极其重视医术，搜辑传世者众多。吕先生在后文提及的“盖搜辑医方之风起于唐而盛于北宋，其流风余韵，迄明清犹未艾也”便是指明宋人对医学重视的倾向。
宋人虽然看重医学，但侧重药方，这使得宋很难出现像金元四大家那样重视流派重视古籍的大医者。金元四大家，直接由刘河间师承接下来的就有三位，“易水”之派的李东垣，则是师从于大医张洁古。宋人热衷于收集药方，在宋王硕所编撰的《易简方》中便可略见一斑：“谓常取用盖之方，可以外候用者，详著大义于篇，以治仓促卒之病，易疗之疾，轻者自愈，重者亦可以借此以待招医云云，盖为不知医者所设。”[2]21
到了元代，名医朱丹溪学成归来，因不依照流行书籍上的古方治病，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乡里的嘲笑。宋人热衷于古方的'偏见，由此可见。
但同时，宋人对医术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范仲淹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抽签询问自己是否能够做官，但是不幸多次抽中曰：“不能”，范仲淹失望之余，便立志于“如不能做官救济天下，那么就要为医救人性命”。这句话出现于众多医书的序言，激励了无数的儒家知识分子从医救人，“人生天地间必有用于世也”。宋金元时期，儒者和医生的关系颇为复杂微妙。金元四大家之中就有朱丹溪师从朱熹的弟子许谦，李东垣师从当时的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宋儒对医学的重视同样影响到金元。
金元时期战争频繁，人们整日活在忧虑和愁苦之中，生活饮食得不到保证，这就产生了跟以往不同的病症。这些病症则都是以往古书古方上所没有的，因此要求医师找出新的解决方法。医师李东垣便是根据这一情况，确立了自己专门的“脾胃说”。在金国灭亡的大劫难中，李东垣创出补中益气汤，分清了外感病和内伤病，创立了自己的脾胃学说。补中益气汤便是现在药店里的补中益气丸。
二、金元四大家的流派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在为朱丹溪（四大家之一）所著的《格致余论》题词时，提到：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曰张子和、李明之，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有云：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
自此而后，“金元四大家”之称，便广为流传。
关于这四大家的流派分类问题，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化九种》第九篇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之中说得已经十分详细。但是在描述和分段上，吕先生的行文只区分了派系，便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
在吕先生的行文中，他先介绍了刘河间，也就是河间派创始人，然后接下来他就直接写到了刘河间的四传弟子朱丹溪，最后才是张子和。而从时间顺序上来讲，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的最后一位，张子和应该排在刘河间的后面。先生如此叙述，让人搞不清先后顺序。其后，先生开始介绍由张洁古一派而成就的李东垣。这种行文也许是遵从派系上的划分，但却是完全不涉及年代概念。
当然这也许是重视派系的缘故，但在混乱了朱丹溪的位置之后，产生了一个误会。那就是忽略了刘河间的再传弟子，融会贯穿前三家之说的重要人物罗之悌。
河间和易水之争，只是争论在医书上。但是金元四大家究竟如何用药治病，这些医术的细节并不记载在书本上，“攻邪”和“扶正”——河间和易水两派的医术在罗之悌身上得到了融合。罗之悌是金元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医大师，他把金元四大家前三位的学问都学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又传给了朱丹溪，但是自己并没有成为金元四大家的最后一位，金元四大家的最后一位是他的弟子朱丹溪。
三、金元四大家的简介
刘完素（1120—1200），字守真，河北河间人，故亦称刘河间，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他是金元四大家第一人。吕思勉著《中国文化九种》云：“刘河间出（刘完素，《金史·方技传》），而新说大盛。河间撰《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阐明六气皆从火化之理；又撰《宣明论方》三卷，其用药多主寒凉，始与《局方》立异。自是以后，《宣明论方》行于南，《局方》行于北，俨然成对峙之势焉。”[2]24刘河间开创了金元四大家的时代，其下所传张子和，朱丹溪等都是河间派所出。
刘完素在《辽金元传记三十种》中材料如下：
张从正（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吕思勉所著《中国文化九种》云：“所著《儒门事亲》，多以攻伐为宗。”[2]24
张从正在《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材料如下：
李杲（东垣，1180—1251），金末元初人，字明之，晚年号东垣老人，是著名医家张元素（居易水）的高徒。吕思勉在《中国文化九种》中云：“著《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藏》各三卷，俗传《东垣十书》，又此三书外，又增入崔真人《脉诀》一卷，云杲所评。”[2]25
李东垣其人，家族十分富裕，“世以资雄乡里”，曾“授论语孟子于王内翰林从之，授春秋于冯内翰叔献”。李东垣的性格非常严肃，且十分地洁身自好，曾有记载说李东垣的同学设酒宴安排歌女来试验李东垣，结果李东垣是大步走出去把外衣烧了。还有一次南宋使者请宴，李东垣把喝下去的酒吐了然后扬长而去。从这两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李东垣个性坚毅，不同于一般富家子弟。
李东垣的母亲是因庸医误诊去世。李东垣非常悲痛，四处打听名医，最后以千金去求张洁古。张洁古被这个少年吓了一跳，但是他也注意到了李东垣性格中的东西，因此收李东垣为徒。李东垣身处于金末元初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流离失所和困苦，这使得他创立了自己独有的“脾胃说”，成为一代大家。
李东垣的传记资料收集如下：
朱震亨，元代著名中医，字彦修，号丹溪，义乌人。吕先生书中所云“其所撰《局方发挥》，力辟温燥之弊，始明目张胆以与《局方》为难。其论治以补阴为宗，虽曰自创一家，实则承河间而渐变者也。丹溪之书，凡《格致余论》一卷，《局方发挥》一卷，《金玄》三卷，皆有通行本。其《治法心要》八卷，《医要》一卷，《脉因证治》四卷，传本较少，周之与《金玄》同刻入《医学书》中，又《脉诀指掌式图说》一卷，《医学发明》一卷，《活法机要》一卷，惟《古今医统》中有之。”
朱丹溪少时因父亲大伯叔叔相续去世，便不得不承担起照料家人的义务。他胸怀正义，但前途渺茫。三十岁的时候朱丹溪的母亲患了一种病，但医生们不能诊治。朱丹溪一怒之下，自己研读《黄帝内经》，为母亲寻求治病之道。朱丹溪读了五年《黄帝内经》，最后提笔开方。治好了母亲的病。
此时朱丹溪已经三十五岁，古人云“年过三十不学医”，朱丹溪到了这个年纪却仍然不知道自己未来人生的道路。而当时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来到八华山讲学。朱丹溪已经认识到“丈夫所学不误文道，而为侠是上不亦惑乎”，于是他背上包袱去向许谦学习程朱理学。朱丹溪刻苦学习许谦的学问四年，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陶冶了他的性情，并且使他以理服人。朱丹溪年近四十岁的时候，科举失利，同时妻子也因病去世了。他回想父亲大伯叔叔妻子小弟，因庸医误治相继去世，“心胆催裂开，痛不可锥”。
后来他的老师徐谦劝其从医，“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治，子聪明于常人可肯游艺于医乎”。朱丹溪在自己四十岁的时候一把火烧了考科举的书，立志于医。他重新研读《黄帝内经》，“阙其其所疑问，通其其所通”，这样又过了四年。已经是四十四岁的朱丹溪考虑到自己没有临床经验，便寻访江南重镇，向当世最高手学习。最后他来到了杭州，拜访罗之悌。门子替朱丹溪通报以后，回答他两个字“不见”。朱丹溪并没有气馁，反而是天天来罗之悌府上拜访，“十往返不能通”，十几天后连门子都很鄙夷朱丹溪。但是朱丹溪不为所动，每日“日供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每天都去求见，刮大风下大雨也不间断，“自据三月”，一连坚持了三个月。到了三个月的最后一天，罗之悌是整衣修容，说门口这个人一定是一心想学习医术的人，这个人就是值得我传授学问的人，把大门打开。据载两人一见如故交，而朱丹溪也传承了罗之悌全部的学问。
朱丹溪在《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的资料：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号丹溪，义乌人。年三十从许谦学，应举试不利，去而习医，受教于杭州罗之悌，遂以医术名一时。至正十八年卒，年七十八。著有《格致余论》一卷，《局方发挥》一卷，《金元》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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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Schools of Portal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Science in Song Jinyuan Dynasties
ZHANG 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ay great atten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science in Song Jinyuan Dynasties. school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began to be used, formularies of the Bureau of people s welfare pharmacy were very popular, anda large number of folk recipe book appeared. Basic the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government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prescription that produc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ription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l. It is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ription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l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studied the theory of prescription, create a new prescrip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he paper analysed the reason, the school of the rise of the four portals and made an introduction.
Key words: in Song; Jin; Yuan Dynasties; portal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science; Changes of schools
当代中国哲学主体性思潮基本思想理论状况述评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主体性思潮.这股学术热潮围绕哲学各个领域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持久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出现不少有失偏颇的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对于这股思潮的'基本思想理论状况需要做出恰当的评价,以有利于哲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沿着正确的思想轨道继续前进.
作 者：傅国强 作者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社科部,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 刊 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8(1) 分类号：B01 关键词：哲学 主体性 主体性原则关于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研讨的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时加快，在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生机与契机的同时，也在一定水平上招致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现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尚处于开展和完善阶段，随着资本活动速度的加快和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不时提升，在我国经济开展的实践过程之中，还存在局部问题有待处理，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冲击，由于缺乏完善化和系统化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指导，将在一定水平上影响我国经济开展的总体程度。基于此，本文以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为主要动身点，重点讨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途径，旨在推进我国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开展。经济的开展具有周期性和变动性的双重特性，其中周期性特性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繁荣期和萧条期，这也是经济开展必需要阅历的两个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金融危机的产生则会使世界经济处于一种萧索状态之中，并且随着金融危机开展水平的不时加深，各国愈发注重财务管理理论对本国经济的复苏和推进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公司财务管理学还根本是从西方照搬照抄过来的，面临理想中不时呈现的新问题(如金融危机)，理论的缺乏招致无法对理论进行正确的指导。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要想企业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构建十分态下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理论势在必行。金融危机对理性经济人假定、有效市场假说、财务管理目的、财务管理的决策理论等冲击很大。本文在剖析、深思财务管理理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与破绽的根底上，提出了构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的思绪，这是十分态经济下财务理论继续延进的方向。因而，在金融危机时期构建十分态经济下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是当前研讨学者亟待处理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十分态经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财务管理
一、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如今两方面，分别是对根底性假定的冲击和可持续开展假定的冲击。一方面，根底性假定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定，主要是经过个体的投资行为对集团乃至整个经济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个体投资人会因个人的情感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理性行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这种不理性行为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将推翻财务管理理论中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续开展假定以经济稳定开展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可持续开展假定理论则适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以此为根底的相关理论也会遭到不同水平的冲击，主要有财务管理目的理论、财务要素次第理论、融资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根底性财务假定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逐渐完善根底性财务假定理论，充沛发掘市场的开展潜力，为经济的复苏与开展奠定重要的根底性内容。根底性财务假定理论以经济人为根底，但是这其中包含了一定水平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将人的非经济性也归入其中，这将影响根底性财务假定理论的科学性。市场是处于不时的变化、开展和运作之中，经济开展形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而，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根底上，完成理性假定到有限理性假定的有机转变，以此为前提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推进新古典财务管理的稳步开展。
(二)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的'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制定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目的，设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的将来开展方案，提高经济开展效率。经济稳定下的财务管目的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前提，详细可细化到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完成本身经济理论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绝大多数企业濒临倒闭破产，此时的财务管理目的应以躲避企业风险，缩减企业负债本钱为根底，从本身开展的实践状况动手，及时调整企业的投资方案，并对本身的开展资产进行重新的评价，完成企业负债最小化。
(三)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重组财务要素的次第理论，为企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状况下，财务管理理论以完成企业的可持续经济为主要前提，因此其财务决策根据则是投资、融资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决策方式会加重企业的经济担负，加大企业的负债压力。因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次第，以提高偿债才能为中心进行相关活动的有效扩展，完成企业的经济复苏。
(四)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开展的总体形势进行综合性思索，思索到多种投资主体在经济开展中的位置，并顾及其投资本钱，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较为激烈，因而，政府要充沛发挥本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投资者的自信心，完成先股后债。在实践的经济开展之中，不同股利构造的企业其支付方式也不尽相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股利构造管理理论，并完善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五)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位置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位置，进一步完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开展思绪。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开展形势的变化，投资者的目的则是完成了由经济利益的提高到躲避风险最大化的有效转变，因而，在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当中，要以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为根底，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的方向，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位置，更好的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效劳。
三、完毕语
综上所述，依据经济开展的不同方式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开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不时完善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更好的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效劳。在金融危机时期，制定出一套十分态经济下的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时期迫切需求，与时俱进，才干在较差的经济大环境中，脱颖而出，更好的推进我国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开展。金融危时机使对经济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有效的财务管理能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协助企业渡过危机，进而维持经济的稳定。因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内，要经过完善根底性财务假定理论、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的、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等方面来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体系，使其对企业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正向作用。
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进行改革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实验，潜伏着巨大风险性。
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人口与日俱增，就业矛盾异常尖锐。据初步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农业劳动力已达2亿多人，每年大约有1000多万人要求转入城市产业部门就业。而城市本身就业压力也很大。除每年新增就业人口800多万人需要收纳之外，目前国有企业大约有3000多万冗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所以，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遇到了来自城市失业人口的激烈竞争。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流动就业人口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
种种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剧增和就业压力极大现象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决策层面前，亟待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现实中加以解决的“难题”。
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增加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足可见高层决策者对现阶段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从理论上讲，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具有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因此任何国外的“失业理论”对中国来说，均只具有借鉴作用，而不具备“完全替代”功能，中国需要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失业理论。目前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因此，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失业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解决就业压力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其现实意义自不言待。
二、如何对待既有的“失业理论”？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在中国，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问题上，也要采取坚持与发展的态度。
马克思失业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体而言，其要点主要包括：劳动力商品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劳动者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权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其它生活资料来源，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亦即资本增殖的根本条件。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而这必然会导致两种对立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地、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即产业后备军。
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发展与创新。
当前，理论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点与看法。在习惯于用传统方式思维的人看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因为一旦承认了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界限就不存在了。其实，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单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发达程度不同。这一点，小平同志早有精辟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消费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而且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概莫能外。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也不在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是不是商品，二者的根本区别恐怕还在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不同。
由于理论上否定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在实践中，劳动资源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通过单一的计划实行统包统配。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旧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然起步缓慢；与其它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资源的商品化进程要缓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其实，既然承认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也就应当承认劳动资源的商品属性。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要依靠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供求平衡，而且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和分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借助市场微观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共同发生作用，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正是产品商品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生产要素的价格理顺了，整个产品的价格体系才能合理；只有当生产要素按比例分配时，整个社会生产才能按比例进行。因此，开放劳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价格调节劳动资源的合理流动，是深化分配制度、劳动人事体制、解决我国就业压力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主张劳动要素非商品的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如果劳动要素成了商品，岂不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其实，劳动者当家作主与劳动要素成为商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根本不构成一对矛盾。这里所说的是劳动要素成为商品，而不是劳动者本身成为商品。劳动要素是劳动者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为什么就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这一生产资源呢？实际上，劳动者亲自生产和出售某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另一种商品，这与他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取得一定的货币工资并换回相应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况且，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通过他们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并实际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收益而实现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而体现的，这与劳动者是否把自己的劳动资源作为商品出售并没有直接的本质联系。
概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与劳动要素商品化是可以
并存和统一的，我们不妨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体制变革等三个层面来加以阐述：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来体现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讲，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劳动者是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是通过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凭借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相应的资产收益来得到体现的；从经济体制层面上讲，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即不仅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诸如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同样也是商品。
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同样也是商品，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与真理。
2、借鉴和吸收西方失业理论的有益成分
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一般比较发达，因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失业理论相对较为成熟。这些理论对于构建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失业理论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古典主义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理论、奥肯定律、现代失业理论、蒙德尔开放经济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隐蔽失业理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等。
虽然西方国家与我国国情不同，且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差异较大，但是西方失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失业现象。在我国，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失业与经济增长周期关系密切，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相伴随，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相伴随是一般的经济现象。有关实际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奥肯定律。按照奥肯定律所估计统计结果，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尽管奥肯定律是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长期内在关系的一种表述，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我国，GDP增长率的峰顶与失业率的谷底遥遥相对，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较低的失业率之间也存在比较稳定的替代关系。
与奥肯定律略有不同，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痛苦的经济“滞胀”时期以后，有关通货膨胀率 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理论已经被修正，从长期看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互替代关系。这一方面是源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预期对于总供求均衡的影响还不够显著；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持续压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体制问题在近年来比较集中地释放出来。
三、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的主要设想
构建转型时期中国的失业理论体系，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同时还要借鉴国外既有和相对较为成熟的失业理论。这种理论体系应当是涵盖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多门类、跨专业的综合性、系统化的“大理论”，因此其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一斑。
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下内容是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
1、转型时期中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
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国内背景、国际背景以及时代背景等，分析、研究我国失业问题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关于国内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意味着我们肩负“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遇到的矛盾相当尖锐、问题异常复杂，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与就业压力空前艰巨、十分棘手。
一方面，在现有体制、现有技术状况下，农业已有2亿富余劳力，工业中也有几千万下岗、待业者；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势必要进一步使城市和农村释放出更多富余人员；再一方面，我国总人口还在上升，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亦很可观；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和突出。所有这些均表明，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关于国际背景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它不仅使大部分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和某个阶段，我国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压力加大。
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现象（即大量国外商品蜂拥而至和我国劳动力无法大量输出，进而使我国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应当引起各方的关注。
――关于时代背景分析
世纪交替之间，人类社会迎来了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时代――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里的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历史又行进到了一个新的交汇处。
目前，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大环境中，我国面临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问题，这是我国新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
然而，发展高科技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对非常明显的矛盾，如何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同样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亟需作出回答的问题。
2、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阶段划分
1978年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刚性就业”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失业”问题。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格局被逐步打破，其所隐含的风险随之得到释放，“刚性就业”的后遗症也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在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进行阶段划分时，不应忽视对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刚性就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1978年以来，根据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可将我国失业问题分为以下阶段：
1978―1989年，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两次失业高峰期。
1989―1992年，是我国失业转缓阶段。
1992―，这一阶段是我国失业率快速上升时期，19底城市登记的失业率已达3.2%。
―至今，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十五”期间我国城乡将有1.9-2.1亿人需要寻求就业岗位。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
8%，每年大约能提供560-700万个就业岗位，五年共提供2800-3500万个就业岗位；“十五”期间，企业自然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有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6800-7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十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3、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的主要失业类型
根据造成失业原因的不同，可以将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大致分为以几种类型：
――转型性失业，即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传统计划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粗放性经营转为集约性经营）所造成的失业现象。这种类型的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门、国有企业等。
――隐蔽性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亦即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产生的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部分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就是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此类失业一般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而造成的失业。一般地，这类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等领域，而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则是吸纳失业人员和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场所。那些面临产业升级的传统行业同样存在较大失业压力。
――摩擦性失业，这是指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找工作需要时间而产生的失业现象。此类失业更多反映的是社会转型与变迁。
――追浪性失业，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对本已高企的失业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势（就像大海起潮时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浪”现象），使得失业问题更趋严重。
只有对产生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类型划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举措加以解决。
4、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几对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
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
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将达7.52亿左右，比20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5、转型时期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首先，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
当前，必须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只有摆脱理论上的束缚与羁绊，我们才能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从而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失业人数剧增和就业压力过大问题。
然后，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来看，今后我国应当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
第三，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由于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自身尚有为数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就业人员，这就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失业人员之间的“互相拥挤”、“相互排斥”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现在看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不啻为一条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既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能够吸引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员。这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一旦形成规模，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就业容量同样是十分可观的。
第四，建立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因此出口规模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这不仅符合我们的现实国情，而且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最后，选择和开发适用先进技术。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这些适用技术主要包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外围改造，即在辅助操作（如材料处理）中尽量使用劳动力；从国外引进劳动相对密集但对发展中国家仍然适用的技术；大力开展乡土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这样可以逐渐减少对国外以资本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进口资本品的依赖。此外，我们还应把开发和推广适用技术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它们的发展，既可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大大增加就业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1月8日。
2、周雪飞，2002，《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本土化”特征分析》，《财政研究》第1期。
3、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5、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7，《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6、何平，华迎放，2002，《中国何以应对就业危机》，《经济学动态》第1期。
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
（本文是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与其学生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共同主编的《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第6版）一书的导言。该书为德国海德堡C.F.米勒出版社1994年出版（A.Kaufmann and W.Hassemer （Hrsg.），Einführung in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6.Auflage，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 gmbH，Heidelberg，1994.该书中文版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哲学一直并以所有形式，与人的此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包容”（注：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第25版，1986年，第24页及以下。进一步的论述可见埃迪特。施泰因：《哲学导论》，1991年，导言（第21页及以下）。）的这一基本问题相连，质言之，这总是关涉哲学中的“究竟”问题。
法哲学与哲学的其它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和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是“纯哲学家”的法哲学和还是“纯法学家”的法哲学哪个更糟，应该说，二者都不怎么样。
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据康德，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35章。还可参见埃克。冯。萨维尼：《教义学的作用-科学的审视》，载U.诺伊曼等著：《法律教义学和科学理论》，1976年，第100页及以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不意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拷问，（注：参见《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第24卷，第40页及以下：关于“法律秩序之维护”（刑法典第47条第1款、第56条第3款）-此判决虽具有十足的批判性，但完全是教义性的。）也总是在系统内部，并不触及现实的体制。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以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为名，拒绝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时，危险便显示出来。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哲学，法哲学能完全无条件地开展研究。人们自能明了那个被帕斯卡在《波尔。罗亚尔的逻辑学》（1662）一书中形容为无法获得的“完美无缺的方法”：不允许使用未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不允许提出其真实性未经证明的主张。在此，无须赘述，这两个要求无法实现，因为它们必定导致无穷复归。
但不同于教义学，哲学至少必须尝试对科学和体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前提，（象今人喜欢说的）进行深层次探讨。易言之，哲学必须采取超越体制的立场。（注：参见科英：《法哲学纲要》第5版，1993年，第3页：“在不摒弃法学在其领域内已获得知识情况下，法哲学也必须超越其界限，法哲学将由法文化现象提出的特殊问题，与哲学上的一般和基本问题结合起来。”）这种立场不是空洞无物的，正如新近的诠释学所指出的，“前判断”或“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先决条件，其之于语言学尤为重要（法学亦属语言学，因为它在本质上与语言文本有关（注：尤见伽德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版，1986年，第270页及以下，第330页及以下；埃塞尔：《法律发现中前理解与方法选择》，第2版，1972年，特别是第136页及以下。另参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2版，1993年，第51页，第74页及以下，第86页，第92页及以下。最新的叙述清楚的基础读物是J.施泰尔马赫：《法哲学的诠释学理解》，1991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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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时期德教的建构与演变
德教是一种发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东省潮汕侨乡,广泛流布于今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及香港地区的新兴的世界性华人宗教.1939年到1949年是德教的草刨时代.在德教的.草创时代,德教的经典逐步产生,相关的概念在德教文献中开始出现,德教组织致力于形态建设,而该宗教组织的活动方式也相应地处于演化过程.
作 者：陈景熙 CHEN Jing-xi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广东,潮州,521041 刊 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年，卷(期)： 23(6) 分类号：B929 关键词：德教 海外华人 潮州 汕头 建构 演变浅谈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
摘要：风险刑法的概念是由风险社会引申而来的。近几年，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刑法话语体系在法学界非常活跃。将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中的风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两种风险是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指的是技术风险，其特点是不可预知、不可控制，无法用刑法对其进行调整。而风险刑法想当然的将风险等同化，在社会风险的基础上进行论述与论证。这样的理论没有足够的求证，完全建立在主观设想之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本文认为风险刑法只能作为一时的热门观点，而不能获取长久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风险刑法 刑法教义学 风险社会
风险刑法已经成为法学界热议的理论之一，也是颇具争议的一个理论。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质疑和否定，但是对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所以难免存在语焉不详的地方。本文明确了对风险刑法的否定态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层次的对风险刑法进行剖析，对其进行法教义学的批判。
一、对风险刑法中风险的界定
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所涉及到的关键词都是风险。如何对其中的风险进行界定，是风险刑法理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直接依据。由于风险刑法和社会风险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两者的存在有着统一性和类似性。在对比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对风险刑法中的风险的概念开展相应的研究。风险社会中关于风险概念和理论，是由法国的著名社会学者贝克描述出来的。这种风险在传统社会的时候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以人的决定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自然风险是指关于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山洪的爆发、干旱带来的灾害、雷电的袭击、暴风等自然灾害。社会的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虽然自然风险依旧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风险了。主要的风险转化为了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工业活动所造成的危险，也就是技术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环境的污染、核辐射、转基因等。所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其理论依据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技术风险。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主要指的是犯罪风险，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便证实了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没有关系的。我国的一些学者把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变得严重广泛化，有的把这种风险扩展到了犯罪风险。这种外溢性的理解，让风险概念的特定性消除，所以风险理论的解释能力也失去了。最终导致风险刑法缺乏现实的基础和风险理论不能够形成合力对接。这是风险刑法开展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它未能深入解读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对风险社会的见解非常的肤浅和狭隘，最终导致其将风险范畴的真正含义曲解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是技术风险。风险是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科学及时的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副作用。而风险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开展风险控制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施行和发展以及推进的，刑法不能因为科学探索存在风险就将其禁止，也不能够对其产生的风险进行处罚。刑法和科学领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的刑法的制定干涉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所以，社会中所说的风险的概念和法律中所说的风险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会引发很多风险理论，其最大失误就是将完全不相干的风险进行类比和等同。这种建立在没有实际根据基础之上的.理论，思想会发生混乱。社会风险和刑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风险”这个含义广泛的词语上，只是建立了一种虚幻的联系，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解构风险刑法中的话语体系
风险刑法没有建立与社会风险的真正联系，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对此，对风险刑法认可的学者中，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完全认同风险刑法，甚至认为应该用风险刑法将社风险社会取代。一些学者相对比较客观，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风险刑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是主张将风险刑法中的一些做法引用到传统刑法中，让二者共生互动。而事实上，风险刑法的话语体系跟社会风险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是独立存在的。为了避免风险刑法理论的盲目扩展，必须要通过法教义学对风险刑法理论进行分析。
(1)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关
风险刑法理论的提出，使以法益保护为功能的刑法和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形成对立。刑法教义学自其古典学派产生以来，一直将刑法界定成法益保护法。虽然历经百年，法益内涵产生很多改变。但是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现代刑法的主要功能依然是保护法益，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观是非常虚幻的，无法作为刑法的核心。
(2)危害原则的弥散化
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化的努力，包括其对危害原则进行的重新厘定。风险刑法理论反思了刑法里的危害原则，认为在风险社会下，危害原则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概念也出现了裂变，对概念和定义要学会重新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中的一些概念理所当然的会产生一些变化，其中也包括危害概念的变化。但是如何对这种变化进行评判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产生这个现象是常规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也要受到非常规因素的影响。风险刑法理论将危害概念的变化过分夸大了，用去规范化描述这种变化也并不妥帖。在英美刑法中，危害原则是为了确定刑法的边缘化所带来的危害，该理论是由密尔提出的，弗恩贝格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化和阐述。这样危害的原则要重新定位，危害也具有弥散化等特征，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刑法里的危害和社会风险里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