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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
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与指陈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一是外在的需要,可以说是为了世界与人类的动态平衡、和谐发展引起的需要;一是内在的需要,可以说是为了解决现代西方思想内在矛盾的多元性引起的需要.关于前一需要,拟从亨廷顿的观点说起,而后一需要则从当代数种西方思想的.根本形态说起.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如要成功应对这两项挑战也需要自身的提升和创造,即实现自我的世界化与现代化.
作 者：成中英 作者单位：夏威夷大学,美国夏威夷 刊 名：东方论坛 英文刊名：ORIENTAL FORUM 年，卷(期)： “”(5) 分类号：G04 关键词：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世界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由于思维方式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人的文化超越意识较弱,西方人有很强的文化超越意识;中国人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文化变革,西方人以激进的方式进行文化反叛.中国和西方在文化超越方面的差异对中西文化各自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作 者：张朝政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川,内江,641112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8)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超越 超越意识 超越方式论文关键词：西方文化 冲击 中国文化 核心价值观 传承 发展 汲取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和谐”。在多年的发展中又被概括为各民族互相依存、长期互融的精神。在世界交流方面要有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特点，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爱好者的广泛追捧。
在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里有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主要强调对立和冲突，而中国的文化则是强调和谐的精神。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磨灭自己文化的短处，也要发现长处，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每种文化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交流，这是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主流。中国本身有着自己的独特社会、文化特点，都将“和谐”作为了其价值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把目光瞄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于调节世界各国文化矛盾冲突、宗教问题、世界霸权主义、环境污染问题等都有极大的帮助。
1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受到的思想冲击
1.1 贬低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本国的文化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冲击。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变得以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以为常了。这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巨大的损失，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文化发展。观察各国的文化发展，很多国家都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断宣扬和传承，而我们已经开始攻击自己的文化了。比如，《红楼梦》对于中国是不可磨灭的文化巨大瑰宝，对于西方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国内有很多人去批判它，说它是一次巨大的失误。这样的偏激思想只会严重阻碍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没有积极的意义。
1.2 只有被西方国家认可的文化才是科学的
在西方文化的日益冲击下，有很多人认为只有被西方学术认可的中国文化，才是科学的，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被认可则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中国人讲的是文化的和谐、思想的统一，如果只是单纯的认为国外的东西正确的，那么国内的文化岂不是没有意义了，我们更多要注重的是怎样才能在国内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发扬和传承。
2 怎样传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2.1 尊重中国文化核心价值
第一，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很多的中国文化大家都陌生了，不要只是除了书本中的文言文课文其它的就一概不知了。
第二，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价值核心观是可以融会贯通的，都有着各自的通性，可能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避免不了的。
第三。我们要将我们的文化面向大众。除了利用多种资源宣传外，也要让我们主观意愿来实现。
2.2 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世界文化多元素的发展是大趋势。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也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世界的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在面对全球化的变化和发展中，躲避和逃脱都不是办法。只有利用在文化的进程演变中将文化吸取和改良才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中国的文化是“和谐”，但是很多的西方人并没有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国家已经将快速发展的中国作为假想敌。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西方国家产生威胁。各种对于中国打压理论纷纷出台。其中西方研究者抛出的文明冲突论最为代表。其描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如果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共同对抗西方，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西方国家出台了很多打压中国的策略。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事件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只有使中国不断的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并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而我们也要不断地从国家角度去考虑这样的问题，才能先一步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
2.3 中国文化价值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
中国文化能够逐步走向世界是由其独特的魅力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有着博大精深的魅力这是世界不可否认的。在西方各国面对中国文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这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体现和证明。中国文化除了在得到世人的认可之外，还因为中外文化有着很多的连接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差异性，但是他们的内部又包含着相似性的文化因素。在思维方面中，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只是思维阶段和主观意识不同罢了。单纯而和谐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将不断发展，包含多种文化要素、成分的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在一起。不断加深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加强西方同中方文化互补的关系，就可以很好的使二者处于平衡状态。
2.4 当代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难免有不平等的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中国的文化不是强权文化，而是一种有境界、有追求，并在发展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文化核心价值，并且使其能够传承下去。文化的发展在于人们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不断将新的事物融人其中，并开发出新的文化模式使其被现在人所接受，很多文化的流失都是因为不符合现在人的价值观，使其难以被接受所以被淘汰掉。只有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精髓保留并发展出新的内容才能使其在历史长河中被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能够使人们加强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了解，避免冲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对国外的文化采取吸收和包容的态度。只有不断提高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核心，加深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才能使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减少，减少冲突，从而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方式，才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减少文化的鸿沟，促进文化间的有效的交流，保证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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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峰君.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J].国际论坛，2005.(3).
摘要：文化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这样描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是一种饮品，那么其文化就决定了它的口味是甜还是酸，文化是区别不同地域，国度特征的试金石。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西方价值观念，文学创作及西方政治制度三方面剖析了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并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说明，旨在揭示基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
1、基督教文化
l.1基督教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并继承了犹太教耶和华上帝和救主弥塞亚等概念，以及希伯莱圣经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早期的基督教是作为群众运动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教会。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还包括宣称跟其他教会有着不同历史渊源和信念的基督教派(黄心川，141)。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义化”，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衰落(赵林，27)。目前基督教乃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它渗透到了西方政治，思想，义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1.2基督教义化的基本要义
对于“文化”一词，人们有无数种理解。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来文化；二是希腊文明。它从希伯来义化得到了一个信仰的上帝，从而继承了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传统；又从希腊文明得到了一种理性逻辑的求知工具，从而继承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陈召荣等，138)。
从历史来看，基督教文化是指希伯来文化吸收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圣经是基督教义化的最好体现。所谓基督教文化包括：圣经，圣徒的言论及宗教会议的决议所组成的教义以及人们对教义的阐释；教会的组织机构及神职人员的活动和对他人的影响；人们的基督教意识指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艺术及哲学和历史的描述和批判。帝国后期，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基督教以统治工具的形式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圣经》的最终形成，不仅标志了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正式确立，更为基督教文化的传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王佐良，50)。这种活动以个人，社会个体的生存及发展为目的，被一代又一代地广泛传播。人们通过谚语，童话故事，艺术，大众媒体对各自所属的文化进行习得。基督教被视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基督教文化更是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义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基督教义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最集中的体现。价值观是一套习得的规则，以用来作出决定或解决矛盾。价值观是一种对真，善，美判断的观点。
对于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所强调的内容，大部可以在基督教义化中找到其根源。我们常常以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与我国的集体主义进行比较，其实，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出于基督教《圣经》中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的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需要强调的是，往往存在着将个人主义与自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误区，但其实真正的个人主义所体现的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个人主义在西方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进步。
对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进步与改变”也可以在基督教的信条中找到相对应的答案。从耶稣为改变整个世界而降生，到他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再到耶稣基督的再次复活。基督教教义告诫其信奉者的是万物都是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进步的。人们所需要坚信和做到的是破除旧的事物的枷锁，不断地向前前行。正如创世纪，复活等等基督教教义和信条所提倡的。本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就职竞选时以“改变”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提倡只有改变才能为美国带来进步和才能让美国保持先进。他的成功就出自于他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精准把握。
2.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义学的影响
义学艺术是体现文化的最好体现。在基督教义化的影响下，西方在学显现出了独有的特点。蔡元培(98)曾指出：宗教和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是感情的产物。从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精神一直是西方义学中潜在的暗流。
基督教文化在义学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基督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通过隐喻的基督形象来阐释自己的基督宗教思想，以及以基督精神来审理世俗社会。这使得基督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霍桑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设置了由原罪到忏悔，再到救赎的故事结构，把海丝特与狄梅斯迪尔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剖析他们的灵魂。《红字》的结构框架，开端就是以男女主人公道德上的堕落为出发点，经过千辛万苦的灵魂上的历练，从而获得最终意义上的解脱，实现人性的升华，在宗教的洗礼中求得心灵的平静。小说的主题在于叙述两个犯了罪的人如何走向灵魂的新生。而霍桑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视角，来探索道德和善恶问题，将《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溶于整个故事，化作新的成分，把抽象的“原罪”的文化原型融入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揭示之中(常耀信，64)。《悲惨世界》中蹲了监狱的苦役犯冉阿让，意外地闯进了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临走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主教不加追究反而加送了一对银烛台，他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雨果在这里真切的体现出了基督文化中的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力量的思想。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有意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行陪衬和烘托，这又多以典故引用的形式来表达和诠释，更丰富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义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2.3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所体现出的文化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也有这充分的体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制度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基督教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部有神性，天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后来，尽管人因对上帝的叛离而导致了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人的神性从未因此消失。这个神性赋予了人作为被创造物固有的尊荣，权利，幸福与慈爱。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基督教认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人权是天赋的，作为地上之国的人类世界必须保障这一天赋的人权，并通过立宪表现出来。通过立宪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基于基督教对人类理性坚定不移的信赖。理性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正是在每个人理性即自利自保，趋利避害本能指引下，人们才会并能够订立契约组成国家(钱福臣，37)。这也解释了在政治上保护人权的主张。
17、18世纪以来欧美确立的那种自由宪政，从19世纪晚期开始有了变化：由于基督教文化的缘故，福利国家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政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宪法又有效地辅助了这项政策，这一切所说明的并不是一个巧合。这涉及基督教义化中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救赎与行善。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有两条：第一，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博爱。《圣经》强调对穷人的关心和爱：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基督教对人类命运的普世关怀，不但肯定了个人，即自爱和自我，的价值，而且也肯定了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恪守共同的法则，共营社会政治生活。这就充分的解释了西方国家优越的福利政策。
3、结论
基督教义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处处浸透了基督教的影响。了解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熟知基督教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基督教义化及其影响在西方文化中的准确地位。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语言学习很难在忽略其义化背景的情况下达到较高水平。基督教文化在义学创作，语言发展上等领域都有渗透，所以在学习了解基督教义化的同时，对外语学习也会带来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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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佐良，欧洲文化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50.
[7]赵林，在上帝与牛顿之间[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27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
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
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
《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
——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
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
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
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
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
《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
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
”已可窥见一二。
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
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
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
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
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
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
《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
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
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
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
《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
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
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
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
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
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
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
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
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
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
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
这就是“吟”。
(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
)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
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
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
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
《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
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
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
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有何特色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
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气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纵观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影响不难发现,气候的变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文章探讨了中国特定的.气候对节气文化、中医文化、诗词创作、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影响.
作 者：贾建红 JIA Jian-Hong 作者单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湖南,株洲,41 刊 名：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8(4) 分类号：G05 P467 关键词：气候变化 节气文化 中医文化 诗词的创作 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 建筑文化《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同时也对中国的道教、儒家、中医、文字、数术、哲学、民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易经》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易经》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后世系统论应用树立了典范。
《易经》编码遵循严密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规律，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相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中的奥妙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易经》编码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先后天八卦思想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被道家崇为“三玄之一”。
《易经》也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
《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辩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经》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称：“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64卦，适合战争机动战略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历史上戚继光抗倭，在创立阵法时也是参考《易经》原理。
《易经》对武术发展也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
《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的游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当国际象棋大师被电脑击败的今天，计算机在围棋领域甚至无法达到初学者的水平。此外，《易经》在园林、养生、环保、农业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易经》编码独特的实时定位系统论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科学可以“重复”的神话，强调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一面，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随着科学的发展，其深远意义将日益被证明。
《易经》强调与时偕行的变易思想，是和谐文化、与时俱进等国学传统思想的主要来源。
《易经》编码的序结构思想，是已知最早研究事物序结构的典范，比现在的基因排序早了五千多年。同样的'卦符，由于序结构不同而有《连山》、《归藏》、《周易》、《邵氏易》之别。
《易经》实时定位的思想，是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至今对环保，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易经》编码的模糊观念，是后世的模糊数学的先躯。《易经》编码所依据的四论对中国文字造字、用字的“六书”有着直接影响，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都可以在《易经》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中找到依据。
《易经》回答了诸多哲学、天文、预测等方面问题，是真正的一分为二观点，比马克思学说早了几千年。它注重推理和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宗教色彩，通过象、数、理的推演，展示了独特的宇宙观，回答了物质、能量、信息、质量转换、辩证法则(主次要矛盾、普遍和特殊)、整体运动变化、人的意志等纯哲学命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独树一帜。其辩证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先躯。《易经》预测所利用的偶合律，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结合点，是探讨偶然和必然哲学范畴的先声;其二元世界统一论思想，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空间的真象，暗示了二元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易经》中常用的很多词语至今仍在我们口头应用，“突如其来”、“夫妻反目”、“谦谦君子”、“虎视眈眈”……等。“咥”仍是陕西方言中“吃”的代名词， “与时俱进”典化于《易经》的爻辞，“和谐社会”典化于《易经》的“和谐律”，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尔企业文化“日清/日新”、CL 的合金文化等都来自《易大传》。21世纪中国的崛起，正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
《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影响深广，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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