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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店员的犹太文化因素论文
摘要《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马拉穆德所着意的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他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他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犹太关怀”，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拉穆德 《店员》 犹太文化
美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其代表作《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本文略论书中所反映的犹太文化因素。
一、主题简疏
《店员》的“犹太身份”决定了“苦难与忍受”必然成为其一大主题。“犹太”这个词，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屈辱，已经萌生了一个隐含意思——“苦难”。在历史上。犹太人可谓是历经劫难。从《圣经=》中所载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上个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说主人公莫里斯所说，“他们受难，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苦难”已经成为犹太文学的母题。
杂货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穷困。他经营一生的小杂货店其实无异于囚禁他的监牢。他被终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终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这样的隐忍精神在弗兰克·阿尔班身上也有体现。弗兰克本来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丝良知还未泯灭，为受伤的莫里斯递上一杯水，从此与这个小店，与这家人结了不解之缘，从“入侵者”成为“成员”(店员)，并最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成为第二个莫里斯。把小店维持下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与忍耐精神。
小说另一主题是“犯错与救赎”。犹太教义说，“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时的世界，另一个是永恒的赎罪悔过的世界。”这部小说。从体裁上讲可称为“成长小说”。弗兰克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变成“店员”到最后接管小店，成为一个具有责任感，道德健全的犹太人，从“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个“诚实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忏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犯罪——救赎”的洗礼过程。而这一切应主要归功于莫里斯一家。弗兰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与隐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同时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谓是弗兰克的“父亲”，虽然不是生理上的。却无疑是心理上的。弗兰克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是莫里斯将弗兰克带入一个新的社会，教给他“社会准则”(犹太准则)，赋予他身份，使他能够以“正当”“合法”的身份糊口，从各方面影响着他。就像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们不误入歧途：莫里斯对弗兰克也正有着类似的“指引”作用，“救赎”作用。
二、犹太信条
小说反映了犹太人的诸条信念，如对教育的重视，隐忍、宽容精神，以及通过自省获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犹太教视“不受教育”为第一过失。为了避免犯错误，发挥潜力，人应该受教育。长辈告诉后辈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确生活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书中海伦一直渴望上大学，并最终如愿以偿。这完全体现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兰克所接受的则是“生活教育”，可以说弗兰克的转变源于莫里斯的言传身教、海伦赠他的《圣经》，以及儿时听的圣方济的故事。莫里斯对弗兰克的“救赎”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对弗兰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圣方济(st francis)，童年时他就在孤儿院听过圣方济的故事。这也许是他心中存有一丝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许圣方济所宣传的“贫穷神学”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选择贫穷、选择受难”。圣方济的故事一直在弗兰克脑海中，弗兰克认为他“伟大”。因为“他喜欢贫穷，说贫穷像一位王后，他像爱一位美妇一样爱她。”在小说末尾，弗兰克一边读《圣经》一边照看店铺，脑中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幻想。圣方济把他雕的木玫瑰变成了鲜玫瑰，并代表他献给海伦。可以说。圣方济代表着希望，弗兰克在内心里依赖他。期待圣方济能够帮助实现他的愿望。
其次，犹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错误。犹太人愿意原谅他人，容忍他人的错误，就像莫里斯对弗兰克一样。莫里斯一直以来都很容忍弗兰克。发现弗兰克偷钱后。竟然还为他找借口——工资太低，还给弗兰克加薪。别人可能说他傻。但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宽厚。即便是海伦。在弗兰克“冒犯”她以后。其实也原谅了他。
再者，犹太人笃信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一个人懂得自省。他就会领悟何为“真”，何为“善”等等。弗兰克于自省中苏醒。“打劫”之后，弗兰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心挣扎。该不该忏悔，怎么忏悔，何时忏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经过内省，他终于找到了内心深处的`“真”与“善”。成为店员后，他一度习惯性地“小偷小摸”，但海伦跟他讲的“必须要自律”的话语时常回响耳边，“‘自律’，他竟然对这个字眼有些着迷，只要一个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着他就会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来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堕落。没付出一丝努力来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正路上来，归还所有以前‘拿’的钱，一点一点从莫里斯那里‘摸’来的144块钱。”一时冲动冒犯海伦后，弗兰克痛苦懊悔万分。“他打算自杀。与此同时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现眼前，感到那时的他简直不是自己。他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弗兰克最后才成为犹太人。之前不能说他按照犹太人的信条做事，但他在莫里斯与海伦的影响下，通过自省“改邪归正”，体现了这一犹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马拉穆德对人性的肯定。
三、圣经关联
一部犹太作家的作品，一个非犹太青年在一个犹太家庭的感召影响下皈依犹太教的故事《店员》的《圣经》关联可谓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体现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终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确的事，要诚实、善良)，他告诉弗兰克，“如果一个犹太人忘记了《律法》，他就不是一个好犹太人，不是一个好人。”俨然如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训诫崇拜金牛的希伯来人。此外，莫里斯也体现“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犹太信条无异于耶稣身上的十字架。而弗兰克身上则体现出“浪子”的原型。《旧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述了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弗兰克和 这个浪子一样，经历磨难，甚至犯错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儿子以法莲，弗兰克犯了错。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谅，接纳，成为鲍勃家一员，可以他最终替代以法莲的位置，继承了莫里斯的家业。
其次从情节框架上看，弗兰克犯错——忏悔——获得救赎的情节架构，在《圣经》中屡见不鲜，可称为《圣经》的主旨，忏悔是获得救赎的途径。以斯拉因百姓与异族通婚认罪祈祷(《以斯拉记：9：1－15，10：1－17》)：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世间公理正义不存，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见，百姓向上帝忏悔。承认“悖逆耶和华，犯有罪孽，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并最终获得了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书：59－61》、《尼希米记：9：1－38》中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也暗示出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悔恨曾经背离了耶和华。把律法丢在一边，杀害先知，不听诫命，违犯典章。忏悔之后，他们签署公约，约定必遵行律法。谨守一切诫命、典章与律条，从而获得了上帝的原谅。
此外，书中出现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经》关联。如牛奶与面包。送递员每天早晨给莫里斯送来牛奶，还有每天卖掉的面包圈。牛奶与面包象征着莫是里斯是社区的“维系者”，为邻里提供营养，他不仅是一个小商人，也实际上是社区的“道德维系人”。弗兰克在地下室忍饥挨饿时。以牛奶与面包圈为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上帝恩赐他们“吗哪”与“露水”，使他们能够继续存活。
四、对犹太理念的置疑
马拉穆德称颂莫里斯的忍耐、善良与正直的同时。也对犹太文化信仰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置疑。这从莫里斯一生的困苦即可看出。犹太文化传统中一向有这样的思想，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受难是前往“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莫里斯在沙皇军队里开小差，逃往美国，美国就像是他的“迦南圣地”，幸福生活在那里等着他。可结果呢，他被关在了“监狱”一样的杂货店里22年。挣扎着糊口度日至死，“应许之地”根本没有“面包牛奶”，上帝的眷顾在哪里呢?而弗兰克的忏悔又给他带来什么呢?皈依犹太教，遵奉律法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他有了家，找到了落脚点，不再是一个浪子，但等待着他的不仍然是莫里斯那样的生活吗?难道犹太人只能拥有道德上的高尚，生活中的艰辛吗?可以说，“《店员》创造主题的悖逆性文化意蕴包融了丰富的犹太民族文化酵素，这种困惑与悖反亦照示了犹太民族在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寻求生存点的努力。”
总的说来《店员》体现了丰富的犹太文化内涵，反映了作者的犹太情怀与人类情怀。犹太民族有着自己的悠久传统与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艾达在莫里斯葬礼上用意第绪语痛哭，这从根本上表咀她与莫里斯的犹太身份，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但在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仍然自然而然地回归自己的母语与文化；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独特的文化——犹太教，有犹太拉比主持葬礼：有自己的节日与仪式。逾越节与割礼，“痛苦但激励人”的割礼(malamud 297)：他们有自己的惨痛经历，但于苦难之中。他们传承发扬了前辈的优良品质——善良，忍耐，诚实，以及对教育的重视，这一切使得他们顽强地生存着，幸免于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这一切使他们成为“犹太人”，这些从《店员》中均可见一斑。马拉穆德描绘了族人的生活，赞颂了他们身上的闪光品质，但也对本族文化与信仰提出了一些疑问。但马拉穆德所着意的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他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他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犹太关怀”，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
犹太旅游文化资源价值研究论文
一、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的优劣势分析
1.优势分析
（1）开封犹太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性高。首先，开封犹太人于北宋年间开始定居于中国，比哈尔滨、上海犹太人定居中国要早800多年时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一部分犹太人开始走上了科考致仕的道路。其次，犹太民族是一个民族意识和内部凝聚力极强的民族，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一直保持着犹太血统的纯正。但是，开封犹太人却在北宋至清朝中后期的800多年时间内逐步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这在世界犹太人范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最后，开封现有的犹太文化旅游资源主要包括犹太碑、犹太会堂、南北教经胡同“万福楼”金店等有形遗址、犹太人家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无形文化与习俗所组成，资源类型丰富，且与其他旅游资源的配合度较高，很有吸引力。
（2）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经济潜力巨大。开封犹太文化绵延不绝发展了800多年，保留了许多古犹太文化的精髓，这使得开封犹太文化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成为世界上许多犹太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此外，开封本身是一座七朝古都，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对于国际游客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对开封犹太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发掘和开发，可以在国际上打造出开封“犹太文化古城”的旅游名片，让更多的潜在游客了解开封，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开封参观，这便是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的体现，这既能增加开封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更能推动开封经济的发展。
（3）开封的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开封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具有良好的整体大环境旅游氛围。在高度重视发展开封旅游业的政策下，开封市的旅游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首先，开封市内拥有1家5A景区(清明上河园)、6家4A景区(开封府、龙亭、大相国寺、铁塔公园、翰园碑林、包公祠)，旅游景区之间的资源整合度相对较高。其次，开封市内各个景区(点)的距离相对较近，并且可进入性较好，交通方便、快捷。再者，开封市内各个级别的酒店、饭店、宾馆齐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住宿和餐饮需求，接待能力较好。
2.劣势分析
第一，开封犹太文化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大多数是以未开发的形式存在，仍然属于潜在的旅游资源范畴，并没有真正走上“体验旅游”“、文化旅游”的发展道路。第二，在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如何让社区居民接纳汹涌而来的旅游者，这是旅游开发者还未解决的一个很重要问题。第三，阴影区影响也是开封犹太文化旅游发展缓慢的影响因素之一。开封犹太文化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尤其是与北宋文化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之间的整合度不够高，拥有较小的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较低。
二、主要旅游产品
1.开封犹太会堂遗址
即开封犹太清真寺遗址，位于开封市中医院附近的南教经胡同21号。开封犹太会堂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其建筑风格为中国古代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与上海、哈尔滨的犹太会堂的近代建筑风格有明显区别，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独特性。
2.南北教经胡同
南北教经胡同现位于开封市解放大道开封市中医院旁。它曾经是开封犹太人的聚居地，目前还居住着一些犹太人家，保存了较好的犹太宗教氛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保留着较好的原始风貌。
3.犹太人家
现在的南北教经胡同内，仍然居住着一些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家中依然保持着民族装饰布置，也保持着一些原始的风俗习惯。
4.碑刻碑文
开封犹太碑，尤其是现存的“弘治碑”、“正德碑”和“祠堂述古碑”是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开封古犹太人的历史演变。
三、开封犹太文化资源的价值以及意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运通旅行社、以色列环球旅行社等一直在组织以到开封参观游览开封犹太人历史遗迹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等旅游企业曾专门前往以色列等犹太人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推销以开封犹太人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路线，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以色列旅游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以色列来华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从的2.2万人次跃升到的5万多人次。随着开封犹太文化体验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在犹太人中影响的扩大，会促使一些旅游者专程到开封游览，能够在开封犹太人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得到一些启发和心灵慰藉。在这些游览、参观、凭吊、朝圣等活动进行的同时，还能加强经济和文化的方面的交流，从而会为开封带来更多的外商投资,带动开封经济的发展。
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
哈依姆波特克这个优秀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家一直以来被忽视，他的作品通常蕴含着丰富的犹太文化与犹太性的描写，包括犹太宗教、犹太传统教育以及这些犹太民族一直遵循的规则习惯和现代主流社会文化之间产生的碰撞、摩擦与一定程度的融合。虽然美国当代的文学圈忽略了这位优秀的犹太文学作家，但是哈依姆波特克依然因他优秀而引人入胜的作品吸引着大众读者。
哈依姆波特克（1929-）出生于纽约一个正统教波兰犹太移民家庭里，他是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希伯来名字是ChaimTzvi。一直以来接受着正统犹太教育，他深受犹太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早年在犹太社区接受教育，16岁那年开始写小说，17岁开始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1950年在耶什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4年在犹太神学院任职拉比，在获得希伯来文学硕士学位后，波特克作为一名军队牧师入伍。
1967年波特克发表了第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选民》，为他赢得了“爱德华刘易斯沃兰特奖”，并且被提名国家图书奖。1975年，波特克发表了《在起点》。从《在起点》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关于犹太文化的痕迹，关于传统的“父子关系”主题以及犹太生活、宗教信仰等等。波特克的父母是反对他书写或者是阅读非犹太作品的，而他坚持自己的方向和选择，依然踏进文学的世界。他把自己对圣经、塔穆德经和卡伯拉神秘主义的研究融入美国小说中,对美国犹太主义的神学基础及其在文化和社会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以此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波特克的小说多以世俗中犹太人的宗教、历史和文化经历为题材,以皈依犹太神学和礼拜仪式的犹太人为原型人物,以犹太会堂、学校及虔诚的犹太家庭为背景,反映出宗教与社会、个人需求与集体信仰、传统与现代、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通过仔细研读哈依姆波特克的《在起点》以及相关的一些关于犹太文化的书籍，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创作思想深受犹太传统文化和犹太宗教文化的影响。《托拉》以及《塔木德》等等这些宗教的圣典经常出现在哈依姆波特克的笔下，而《在起点》中戴维的生活从童年接受的教育开始便是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起来，甚至直到后来戴维去芝加哥学习深造都是被犹太传统宗教影响着。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来看，犹太民族是非常宗教化的一个民族，犹太教与这个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自从犹太教的创立以及后来的不断发展壮大都是与整个犹太民族息息相关的。可以这么说，犹太教的演绎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犹太民族在世上存在的写照。我们知道，公元前1225年，在西奈山，摩西接受上帝的旨意创建犹太教，而自此犹太教也成为犹太民族的精神引导的支柱。此后，虽然犹太民族经历了国家灭亡等一系列的重大灾难，但是这些曲折艰辛的经历反而加深了这个民族的团结与民族凝聚力。我们从《在起点》中看到，戴维的父亲一直致力于通过他们成立的组织来尽可能来帮助那些困苦的犹太同胞，尽管后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戴维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而意志消沉，但是还是不断地尽力去帮助那些还在国内受苦受难的犹太同胞来美国生活工作。这就是犹太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而类似这种爱国互助组织还是有很多的。
而关于犹太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父与子”冲突也在这部作品中有所体现。戴维沉浸于书籍的世界中，总是以书作为自己的陪伴。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硬汉的形象，主张以暴制暴，用武力回击那些残害与压迫他们的人。直到后来戴维要去上大学深造，他的父亲还是和他意见不合。父亲竭力抵制这种异质的文化系统，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戴维能够传承他们犹太民族的传统，沿袭他们的宗教以及教育方式，而不是去触碰学习他们以外的异质文化。
《在起点》中还贯穿着一个字眼，那就是“战争”。戴维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的武装组织而被迫偕妻子儿子远赴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在美国期间还是不断关心着波兰以及东欧境内的关于杀害犹太人的消息。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经验世界里，以冲突、对立为性质内涵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构成了犹太历史的一种基本特征。我们知道，犹太人最初受埃及人的压迫与迫害，直到公元前13世纪摩西率领犹太人出了埃及，与埃及人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此后，各种战争从未间断。“公元135年由‘星辰之子’巴尔科赫巴领导的民族起义被镇压，犹太民族的历史完全转入了漫长的流散时期。”[5]此后，犹太人的关于战争的表现在现实生活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上的表现则更为广泛。以冲突和对抗作为对待异质文化的包围的形式，已经成为犹太人在流散时期的典型内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作为外来民族，经常遭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排挤与打压。《在起点》中，戴维经常受到非犹太人邻居的骚扰与攻击，在学校里，非犹太人学生也常常欺负戴维，只不过戴维采取了隐忍与妥协的方式来面对。就宗教而言，基督教强迫犹太人改宗，而犹太人则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基督教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内容。作为主流社会文化对犹太人的排挤的产物，隔都（Ghetto）一词专指那些犹太人所集中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偏僻且脏乱的地方。在现实中，犹太人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在外。
来美国的犹太人，尤其是来自东欧的下层犹太人，是典型的为生活所困的小人物，企盼能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寻求到更多的机会和希望。但由于种族、宗教、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作为弱势群体，犹太移民必然面临这样那样的文化冲突，犹太移民对美国生活的'适应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犹太人在美国白人文化与本土文化冲撞中生存，他们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犹太妇女又处在本民族的边缘，故而受到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道德及宗教伦理让她们沿袭了犹太人的传统美德———忍耐。而女性作为边缘中的边缘，更是困难重重。由于人生经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妇女们对犹太传统的承继以及对美国文化的融入，也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倾向。关于犹太妇女，在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有着相应的描写，此外，还有关于犹太妇女的专门研究。而在哈依姆波特克的小说中更不乏对犹太女性的细致描写。《在起点》中，戴维的母亲露丝，是一位传统的犹太家庭女性，她具有温顺善良的内心，默默地照顾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从她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犹太人对于主流文化的同化吸收的过程。对于露丝的描写可以看出，她总是无意中会露出忧郁与压抑的面容。一方面对戴维亲生父亲以及露丝的父母的怀念，让她总是不经意间透露着忧郁，而对丈夫的暴躁脾气和戴维时好时坏的病情的不断隐忍也让这个善良的犹太女性鲜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女性后来也是慢慢去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戴维的父亲在经济危机之后开始经营着一家手表维修的店面，慢慢地，戴维的母亲露丝也开始到手表店里去帮忙。她已经可以突破犹太传统的约束，走出家庭。
【摘 要】本文基于Weiss Stephen E和Geert Hofstede的观点，从中韩文化特征的异同出发，对两国谈判中跨文化因素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了影响两国商务谈判的六方面因素。
【关键词】中韩 文化 文化差异 商务谈判 跨文化因素
一、引言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关系日渐紧密，商务活动也逐渐增多，不可或缺的谈判也更加频繁。国际间的商务谈判不仅是跨国的谈判，更是跨文化的谈判。不同国家的谈判代表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致使谈判各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模式、语言以及风俗等各不相同。作为同受儒家文化深远影响的中韩两国，其文化交流的脉搏已经跳动了两千多年。尽管两国文化已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包容性，但由于民族背景、历史原因、政治环境、地域特点等多方面的差别，也使两国的文化在某些程度存在迥异。韩国在历史上屡遭日本侵略，近代又受美国很大影响，所以其文化渗入了大量的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商业习惯也具有些许西方色彩。本文试图从中韩文化异同角度出发，探讨两国文化因素分布的相似性与不同点，最终确定出影响两国商务谈判的文化因素。
二、文化与跨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涉及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任何社会群体都有的且特有的特征，它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民族性、共享性、发展性、习得性和影响性。
很显然，国际间的商务谈判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谈判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较量、协同、构建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不仅是跨国界的交际，更是跨文化的交流，是一种通
过文化的相互冲突、相互渗透左右谈判策略、谈判手段、谈判目标甚或是谈判成败的过程。要想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不仅要谙熟自己的文化规则，还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探讨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因素具有重要且现实的意义。
跨文化交际是个宽泛的概念，跨文化因素也林林总总。关于影响国际商务谈判的跨文化因素，目前学界存有不同看法：Donald·W Hendon在他的专著《Cross-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s》中指出，跨文化商务谈判受两组变量的影响：一是背景因素，包括谈判双方对谈判目标的认识态度、谈判中的第三方、双方的市场定位以及谈判者的技巧和经验；二是氛围变量，包括可感知的合作或冲突、权力和服从、可感知距离、双方的期望等。在我国学者刘风霞的《跨文化交际教程》一书中，对影响谈判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总结，包括谈判目标、谈判态度、个人风格、沟通交流、对时间的敏感程度、情感外露程度、协议形式、达成协议的方式、团队组织形式、冒险精神十个方面。尽管他们对影响国际间谈判的变量因素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我们任何一个谈判者只有在了解谈判对方的文化背景下，彼此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交流。所以作为谈判者，我们在了解对方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史和民俗习惯的同时，还应兼顾其文化的背景与特色。
三、中韩谈判中跨文化因素的确定
关于中韩谈判跨文化因素的确定，笔者基于Weiss Stephen E和Geert Hofstede的观点，借鉴周锰珍的《中越商务谈判文化因素的实证研究》分析方法，对中韩文化的背景、形成等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确定出较有影响性的4个跨文化因素，且每个因素下都有若干个子因素。（见表1）
四、中韩谈判的跨文化因素分析
依据表1，现对中韩谈判中文化因素的相似性与不同点进行分析：
(一)中韩商务谈判文化因素的差异性
1.时间观念
时间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人对时间的流逝并不十分敏感。人们总是喜欢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做事。并且认为对时机的判断会直接影响到交易的行为。信奉欲速则不达，防止揠苗助长、急躁妄为。如果时机不成熟，宁可按兵不动，也不草率行事。所以，在商务活动中中国谈判手通常可以同时做多件事，计划性较差，灵活性强，但效率较低。而大多数韩国商人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时间观念很强，倾向于单项式。他们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且有限的，必须有效地利用起来，做事情喜欢按照预先的计划表逐步完成。
2.等级观念
韩国是对儒家文化传承最为完好的国家，所以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等级区分较之中国更为明显。韩国的“君臣”意识十分浓厚。除此之外，韩国的男权主义与中国比较，更具倾向性。大多数韩国人认为，男性才是职场中的主导力量，隐身于男人背后，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才是女性典范。因此韩国也一直都不太尊重女性权利。在韩国也特别强调领导和权威的力量，强调个体的权利，即集权。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最直接的表现是谈判小组的理论是否能应用到谈判中。对于集体主义，小组成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依赖的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社会定位，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并能分工协作，很多公司，很少有妇女做到高层管理职位，所以大多数韩国男士在商务场合不习惯与女士平等地打交道。因此，作为一名女性谈判者，在韩国将面临着重大的文化障碍。尽管中国的这种等级观念也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逐渐淡化，已没有韩国那么浓厚。
3.眼光接触
这一点中韩双方在认知上存在差异。韩国商人非常重视与对方的目光接触。在谈话过程中，大多数韩国人会在一半的时间中观察对方的眼睛。他们认为，适当的目光接触是亲切接近的感情交流。没有目光接触，则通常被认为缺乏热情，不想与之沟通。而在中国，则有着逃避“目光接触”的观念。他们认为，盯着别人看是很不礼貌的，东方文化甚至禁止妇女注视男子的眼睛，为了表示尊重和谦恭，男子也不好直接注视对方。
（二）中韩商务谈判文化因素的相似性
1.集体观念
韩国和中国文化里，都有极强的集体主义观念，强调“融己与群”、“群己和谐”的思想。这种“共同体”意识要求人们对集体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忠诚度，个人应该听从于或服从于集体，根据自己的角色采取不同的行动，但统一听从主管安排。在韩国，人们都喜欢用“我们”来表现自己及其所属，如“我们学校”、“我们家”等，这里的“我们”不仅指“我”的多数，而且意味着同甘共苦和谐的共同体。尤其提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一定会说“我们国家”，而不说“我国”或直接说“韩国”。所以，与韩国人谈判时，对他们国家适当的赞许、赞扬，会获得更多的好感。
2.注重立场
受集体主义观念影响，韩国人和中国人在谈判中都比较注重立场。因为这种极强的民族性让他们把“面子”看的很重要，对立场也随之敏感起来。美国谈判学家雷法就曾提出：“如果谈判者在立场上争执时，他们会使自己更加陷入该立场中。你越澄清你的立场，越抵抗别人对它做的攻击，你就越会执着于它；你越设法叫别人相信你不可能改变立场，你越难做到这一点。于是，你的‘自我’变得与你的'立场混为一体。你现在有了‘保住面子’这项新利益——把未来的行动与过去的立场联系起来——也就越不可能达成一项调和双方最初利益的明智的协议。在立场上投入的注意力越多，越不会注意如何调和双方利益。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只不过是机械式地消除双方在最后立场上的歧见，而不是精心拟出符合双方合法利益的解决方案。这种协议不可以使双方都满意。”可见，立场争执往往会使谈判陷入僵局，所以谈判中对立场的适当灵活也是双方谈判顺利进行的一个保障。 3.看重颜面、保持关系
“面子”和“关系”，无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看得十分重要。在中国，“和谐”是中国人处理问题的一贯方式，正所谓“以和为贵”。所以，建立关系被视为是寻求信任和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在商业领域和社会交往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关系”。“关系”已成为人们所依赖的与他人、与社会进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建立关系后，中国商人还会在谈判间隙举行一些社交活动来增加彼此的沟通和理解，例如宴请、观光、购物等等。同样，韩国人对彼此间关系的建立也很注重。他们认为，谈判双方第一次的会面是双方能否取得合作的关键。所以，特别重视营造双方开始阶段的气氛。通常在进行正式谈判之前，会有一个简短的宴请，见面时会与对方握手、鞠躬，热情地打招呼，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姓名、职务等。在韩国，商界介绍的正式方式是由第三方引见，并且第三方的身份地位越高，他们对双方的关系就会越重视。其次，和中国一样，韩国人在言语的表达上也较为婉转。他们不喜欢轻易说“不”字来拒绝对方，同样也不喜欢对方说“不”字来损伤颜面。通常在为难时，他们总是以微笑作为应答。
五、思考
通过以上的论述，总结出了中韩文化七方面的差异，它为中韩两国在谈判中更好地了解彼此文化特征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认为这种归纳和总结又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文化定势的思维。例如，会让人们觉得所有韩国人或中国人都具有这种文化特征，从而使谈判者们都采取了相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其实，两种文化只会在某个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的差异和相似，也就是说，个体在共性的基础上也会存在差异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其次，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和包容，所以全球文化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整合。
参考文献：
[1]周锰珍.中越商务谈判文化因素的实证研究[J].东南亚纵横，.
[2]樊建廷.商务谈判[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Donald·W Hendon．Cross-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s，1996.
[4]Weiss Stephen E．Analysis of Complex Negot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93.
[5]刘风霞.跨文化交际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胡英坤，孙丽霞.浅析跨文化商务谈判的变量因素[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
关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的论文
文化是一个大范围整体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它是小的概念范围，众所周知，影响文化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历史等都是影响文化的因素。移民、少数民族或者居住范围等的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都是有差异的，文化还和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认同更是不同的。
1.人口因数
人口统计学指标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这包括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研究表明，女性在民族文化传承上面，比男性更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年龄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文化认同的水平也在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影响文化认同的指标，经济地位低的人对文化认同有很高的重视，他们赞扬民族传统文化，而经济地位高的人，对民族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重视。
2.文化差异
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大，个体文化适应的.过程就越困难，进而影响其文化认同。语言就是文化差异的一种， 也是文化差异背景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的文化都有很强的认同感，但是各个民族之间， 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不是很高，但是在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各个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所以，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差异对文化认同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3.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应对压力、提高适应的重要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和同伴。
个人的文化认同一般来自个体自身的学习和觉悟，还有一般来自别人的影响。比如，小时候，父母对孩子的思想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 老师同伴同事等对个人思想态度等方面的影响。
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论文
天津地区是我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接合部，自有宋代起，随着中原王朝的势衰和北方民族的崛起，天津地区成了两种文化冲突、角逐前沿。天津地区曾相继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使其城市文化融入了大量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质，其中蒙古族对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不论是范围、强度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极为鲜见，本文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和相关成果，以蒙古族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从槽运、储粮、屯田、商业、民俗等方面来阐述天津城市中的蒙古族因素，揭示蒙古族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12(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大漠南北处于女真人统治下的三十靴靶统一在蒙兀室韦的杰出首领铁木真的摩下，建立了大蒙古国，并以此标志着给予中国乃至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蒙古族刚一形成，恰逢大金国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蒙古族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展开了反抗金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并取代女真人的斗争，从而使蒙古族与天津地区有了最初接触的机会，也促使天津城市的萌芽状态。
刚刚形成不久的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建立了军队、设置了管理机构、颁布了法律、发展了经济，并相继征服西夏及维吾尔等地，国势大增。12(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二月出兵，九月攻入居庸关，十月就来到了金中都燕京城下，虽没能攻下金都，但掠夺了包括天津蓟县在内的金中都周边各地，沉重打击了金朝的统治，动摇了金国的根基。
127月(金至宁元年、元太祖八年)，蒙古大军再次伐金，利用金国朝廷内部动荡的机会包围中都燕京，同时分三路对周围千里范围的金国各州县进行大规模的攻伐劫掠，逼迫金廷于123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纳贡求和。蒙古撤兵后，中都周边已是赤地千里，遍地废墟，金国都城难以维持，金宣宗只好让太子留守中都，于当年5月迁都汁梁。同时金廷为了维持中都周围的`统治，一边大力筹建地方管理机构，一边对在抗击蒙古军队攻掠中有功的官吏加官进爵，天津地区就是这个时候被设置了“直沽寨”，而梁佐、李咬住也是这时被金朝赐姓完颜、晋职为都统和副都统的，所以蒙古族的压力促成了天津早期城市的萌芽。
金廷迁都后，中都空虚，这让成吉思汗看到机会。1214年6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蒙古大军入古北口，重新围攻中都燕京。7月，金太子逃回汁京。125月(金至宁三年、元太祖十年)，金中都留守元帅自杀，燕京官兵投降，蒙古军队实际控制了燕京及其周边各州县，天津地区也就相应地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
1233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大军攻陷汁梁，翌年金哀宗自杀，金亡。1239年，蒙古军入藏。1247年，吐番藏传佛教萨迎派首领率部归服蒙古。1253年，蒙古军入云南，破大理。1254年，又破善阐(昆明)，灭段氏大理。1271年，建元朝，定都燕京并改其名为大都。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杭州)。1279年，南宋亡，元朝统一全国。
元朝统一全国后，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政权机构，录用儒臣，提倡儒学，扶持农业，安抚臣民，使国家逐步稳定和发展起来。
天津地区归入元帝国后，元朝政府强化了对天津地区的行政管理，使其裴南重地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海河以南的靖海县属河间路，归清州管辖;海河以北属大都路，其中宝低县归大都路总管府，渔阳县归蓟州，武清县归廓州管辖。元朝定都北方，需要把全国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为此元政府在天津地区先后建立了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抚司等管理保护海、河槽运的众多军事机构，并在沿河地区设立了直沽广通仓、仓上、南仓、北仓等仓储基地。13(延佑三年)，元政府在三岔口地区设置独立管理海河地区的行政机科犷一一“海津镇”以取代金朝的“直沽寨”。海津镇的设立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成。
元朝实行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统治制度，使元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358年(至正十八年)，红巾军一部挥军北上，2月占沧州，3月经直沽攻陷蓟州，直指大都，次年虽兵败退走，但此次起义还是沉重地动摇了元朝的统治。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再次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克德州，取长芦，占直沽海津镇，沿北运河北上，在河西务大败元军后，直取通州，围攻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天津地区正式纳入明朝的管辖范围。
13世纪中叶，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用铁蹄横扫中原。1271年，元世祖吞并金国，不久灭掉南宋，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君临全国的元王朝。为调动全国的物力、人力为己所用，元朝十分重视河、海槽运，使天津成为江南上达京师大动脉的重要节点，促进当地槽运、商业贸易的更加繁荣。为屏藩京师，这里又成为屯田与驻军的要地，其经济与军事地位大大超过金代。
元初，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令元朝“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为解决中央庞大的消费需求，在承继金代运河槽运的同时，始开海洋槽运。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廷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暄等人造平地海船60艘，运粮46000余石，船队经过千难万险，于第二年从海道至京师，开海洋槽运的先河。此后，海运量逐年增加，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达57万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超150万石，13——1313年(至大皇庆年间)增至200万石左右，13(延裕六年)之后每年海运槽粮增至300万石左右。自元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槽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4万石以上增而为300万石以上，极大地满足了元王朝的物资需求。这些经海路槽运的物资在进入元大都之前，要在直沽三岔口地方交卸转运，就是把物资从大型海船上卸下，改用小型河船沿北运河北上运抵大都。元代王憋德《直沽》一诗中的“东吴转海输粳稻，潮来集万船”道出当时直沽繁忙的景象。各种槽船在三岔口一带聚泊，连墙万艘，水手云集，不仅运来了江南的粮食和物资，还构成海津镇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因素之一。
元末，社会动荡，义兵风起，海运航线时常被切断，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元代海上槽运才被迫终止。
与槽运的需求相适应，天津地区又增加了一项经济职能—建仓储粮。大量粮食聚集天津，必然要有储粮的地方，这就促使元朝统治者在天津海河岸边修建了大量粮仓。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廷在直沽修建的广通仓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粮库。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修建了海运米仓，标志着直沽港向储存、转运等多功能港口发展;而武清河西务的“十四仓”则是元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元朝在大小直沽沿海河两岸设置了17座粮仓，永备南、北二仓;广盈南、北二仓;充溢、大盈、大京、大稳、足用、丰储、丰积、恒足、既备仓，以及广通仓、直沽米仓等。众多粮仓的设立，需要大量驻守士兵和民工劳作，这就构成海津镇人口急剧增加的另一因素，使这里成为相当规模的海口重镇。
元朝统治者在积极开展海、河槽运的同时，还在元大都周边大力开展军事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队的给养和元大都的经济需求。其中在天津地区军事屯田的地段主要有，归属枢密院所辖的三处、大司农所辖的两处、宣徽院所辖的两处，共有数千顷之多，遍布蓟县、宝低、武清等海河以北各县。元初，天津北部的军屯主要是由蒙古军队以千户、万户为单位进行的，各军屯地区由政府出资购买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发给种子、口粮;兴修水利，所以使蒙古军队屯田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1268年(至元二十三年)，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集钞三千锭”。这不仅说明蒙古军人很好地转换职能完成了种粮的任务，且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也反映出参与屯田蒙古军人的数量很大，达万余人之众，这在当时海津镇的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更证明蒙古族军人为天津地区的农业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元末，随着海路槽运的衰微，元朝统治者加大了天津地区的屯田力度与规模，在原有的蒙古屯田军的基础上，一些汉军和少数民族康里军也被派遣到天津来屯田，同时还招募大量江南民众来这里屯田，其结果使海河两岸大量沼泽变良田，屯田数量竟达到10万多顷。元代的屯田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地区的土地开发和人口增加，也给天津留下了“头百户”、“十百户”、“哈喇屯”等带有鲜明蒙古族军屯色彩的地名。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天津海、河槽运活动，不仅保证了元大都粮食财物的供给，还催生了天津地区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那时，在运河海上络绎不绝的船只不仅仅载运粮食，船主们为增加收入还捎带贩卖江南的货物，此外还有很多贾者商家买通官府，随船经商，从而使海河区域商贩云集，构成南北商人聚集之地。元诗人张蠢在一首诗中写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婴越布满街简”，反映了南方的商品随着海槽船大量运到直沽后，物品交换频繁，贸易往来繁荣的情景。海洋槽运推动了直沽商业贸易的繁荣，许多手工业和服务业，如烧锅、店铺、茶肆、酒楼等应运而生，令海河两岸出现“舟车枚会，聚落始繁”的景象。可以这样说，近代天津成为北方商业中心的历史渊源之一就来自于元代海洋槽运的繁荣。
天津城市的萌芽与形成，除了其地处南粮北运的枢纽之势外，还借助了盐业的发展之利。元初，蒙古统治者就十分重视熬盐之利，早在1230年(太宗二年)，就设立了“大都河间课税所”，专门管理盐业的产销。1234年(太宗六年)，三岔沽一带盐卤涌出，元官府特许高松、谢实等18户在此设灶煮盐，为天津盐业发展之娘“大都之盐，太宗丙申年(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宝低二盐场。”两年后，元廷又专门设立“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至元年间(1286)，大都、河间等路诸转运盐使司掌管的盐场已达22所，其中属天津地区的有国富、兴国、厚财、丰财、三岔沽(位于今天津市区)、芦台(位于今天津宁河县)六场。除了产盐、加工盐以外，渤海地区的盐运往大都也要经过直沽，令其成为环渤海沿岸及其内陆盐的集散地。盐业的发展，同样积聚了大量的人口，有“万灶沿河而居”的熬盐灶户，有承运官盐的船户，还有服务盐业的商家，有管理盐政的官吏和士兵，构成天津城市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的因素。
元朝在天津地区的经营，不仅促成这个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繁荣与发展，也给其城市民俗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天津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之说，天后宫被认为是天津城市发展的原点，而这个天后宫就是在元朝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建筑起来的。元初，由于海槽运的频繁，为满足船工们对风涛敬维、祈求平安的需要，元廷约在1264——1294年间(至元年间)，于大直沽建设慈灵宫(称东庙);1362年(元泰定三年)，于今海河三岔口的海津镇再设天妃宫(称西庙)来供奉航海保护神妈祖女神。为表达对女神的重视与尊重，元朝统治者还多次赐封女神妈祖，尊其为天妃，人称天后。天后宫的设置与香火，不仅给往来的船工以精神上的慰藉，还影响了天津后来的民俗民风。天后宫成为各种文化在这里融会的平台，这里不仅供奉着船工的保护神妈祖，还随着外地居民的涌入添加了许多神灵，如子孙娘娘、乳母娘娘、王三奶奶、救济施药仙官、挑水哥哥、灶王爷、雷公等，这说明天津人不仅将天妃宫视为祈祷槽运平安的场所，也是满足人们各种精神需求的圣地，天后娘娘也由护海保航，发展为求嗣、祛病、免灾、祈福的多元化神灵。人们在宫前建造戏楼和广场，除了酬神演出外，这里成了槽运船工、民夫、居民聚集娱乐之地。人们渐渐形成了“逛皇会”，游“娘娘庙会”的习俗，其间众多民间乐舞、杂耍竞技在这里争相表演，天南海北的文化在这里集聚，锻铸了天津城市容纳百川开放的文化性格。
元朝在天津地区百余年的经营给天津城市文化烙上一些自己的印记，时代虽已久远还能依稀可见。如，天津有个商业街叫“大胡同”，这个胡同就来源于蒙古语言。有个地方称宜兴埠，它的出现与元朝推行海洋槽运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元朝起用张煊、朱清二人主持海洋槽运，张煊是江苏宜兴人，他手下的船工、舵手多为宜兴人，有些人后来在天津落户，宜兴埠就是他们当时聚居的区域“天津方言中有‘糊里八提’一词，据考与元代以来流行民间的‘葫芦提’一词有关‘葫芦提’意为糊涂，元杂剧《窦娥冤》中有一句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想 ,，意思是可怜窦娥糊里糊涂地成了罪人。天津话在糊里(葫芦)和‘提’之间加个‘八’字，更加风趣活泼。”。天津人喜欢美食，其中对吃火锅更是钟爱，这火锅的吃法一般认为来自于蒙古族习俗。
综上所述，元朝实际管辖天津地区有一百余年，蒙古族在这里的经营与活动则构成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蒙古族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刻和巨大的，蒙古族的一些文化因素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
摘要：从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隔阂不可避免。
如何打破这种隔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平等友好的交流，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从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异入手，分析双方交际方式不同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最后从中提炼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人际关系
前言
中华文明孤悬于亚非欧世界岛的东侧，数千年以来建立了丰富多彩的独特文明，产生了特有的民族情感和思维方式。
欧洲基督教文明则从罗马的辉煌中一路走来，在大陆的西侧书写了无数传奇的篇章。
崛起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为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联系建立了桥梁。
每一个文明都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社会、宗教、文化习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很早便已开始，到了近代，这种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为了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深入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有必要的。
一、人际关系交往的差异
(一)交往原则的差异
中华文化安土重迁、聚族而居。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聚集在一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宗法体系。
同族之人要互相照顾，互相帮衬，家族是最便利最强大的人际关系网。
基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对于家庭、家族的观念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
中国自古就有家族式集体主义的思想，每个人都需要为本家族做出贡献，甚至是做出牺牲，而家族也有义务维护本家族成员的利益。
在中国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抱负的人实现自己理想的三个基本步骤。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家族，国家对平民有家长式的权威，同时也有关爱平民的义务，而平民则收到国家保护的同时，视国家为家长，自觉的维护本国利益。
因此，中国人对家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不重视对对方隐私的保护，而是力求表现出亲热的关系，尤其对于本家族成员，喜欢对对方的各种事情“操心”。
不照顾亲戚、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是最大的禁忌[1]。
而西方文明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家族利益转型为社会利益。
因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社会必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
因此西方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倾向于“六亲不认”、“公事公办”。
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共性，父母和子女可以直呼其名，与人交往不喜欢谈论个人问题，喜欢AA制，不太顾及人情。
《 中职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因素影响分析 》
摘要：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中职英语学习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因素对于中职英语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职英语教学;影响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中职英语学习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因素对于中职英语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中西方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因素以及在中职英语教学中有如何的体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会对中职英语教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就多年来的中职英语教学经验，归纳总结如下：
一、中西方节日的不同
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之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
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Halloween(万圣前夕)等，不同的节日由来不同，不同的国家庆祝节日的习俗也各不相同。
二、日常行为习惯的不同
1.称呼语，母语对长辈我们通常称称“UncleWang”“AuntieZhang(姓)”,而英语里我们却称“UncleTom”“AuntieAlice(名)”;又如把“王老师”“张护士”称为“TeacherWang”“NurseZhang”，而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Mrs.等。
英语中的brother既是哥又是弟,uncle是伯父、姨夫、叔父、姑父、舅父,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在英语中全用cousin等等。
2.问候语及礼貌用语的使用，英语中的问候语通常有“Goodmorning!”“Morning!”“Hello”“Hi!”等，而汉语中常见的问候语为“吃了吗?”“你上哪去?”;
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而在英语国家“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只要说“Yes,please.”或“No,thanks.”就行了;
中国人节日收到礼物时会客气一番，不当面打开礼物，而英美人士收到节日礼物会当面打开，并表示称赞和道谢：“Wow!Verybeautiful!”、“Thankyouforyourpresent.”;
中国人在听到赞美之辞时，通常要对赞美之词否定或谦虚一番，而英语国家的人会用“Thankyou”来接受这种赞美和鼓励。
3.谈论的话题，中国人见面喜欢谈论年龄，家庭，收入等问题以表关心，而在英语国家中这些都是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尽量避免谈论，他们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等为话题。
三、饮食习惯的不同
西方国家的人正餐往往以汤开始，然后是以沙拉为主的开胃菜，接下来是主菜，主菜通常以牛排为主，还有汉堡、三明治之类，正餐之后还要上一些饭后的甜点，这是西方人的完整一餐，他们的餐具通常以刀叉为主。
而中国的饮食则是以煎、煮、烹、炸、炖、蒸为主的各大菜系，主食以米饭、面食为主，使用的是中国特有的餐具—筷子。
四、对颜色的不同理解
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把红色看做是一种吉祥、喜庆的象征，而把白色视为是一种禁忌色，比如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多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等;
在西方文化中的红色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而把白色看做是高雅、纯洁的颜色，代表着诚实、正直的品质，把它视为是一种崇尚色，
比如人们结婚的时候穿白色的婚纱，喜欢过白色的圣诞节，“awhiteday”是“ahappyday”等等。
此外，西方人不喜欢数字13，而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西方人把黑猫看做是霉运的象征，而在中国它就是只黑猫而已;中国人竖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坏”;
而美国人将拇指朝上则表示要求搭便车，将拇指朝下则表示“坏”;西方人见面亲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们更习惯于握手;西方人多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注重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而中国家庭却对孩子有着更多的呵护和溺爱等等，这些都反映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是中职英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只有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于中职英语学习的吸收和掌握，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正确地使用英语。
参考文献：
[1]研究中西方家庭观文化差异的意义.
[2]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3]日常生活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关于哲学观念对审美文化的作用因素论文
《周易》和《老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古老最优秀的思想，它们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讨论宇宙的本源时都归结为阴阳两个对立统一的原素，在讨论宇宙变化时都归结为阴阳的矛盾运动，《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老》言“反者道之动”。因为《易》与《老》的相通性，所以他们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因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长沙先后发掘出战国西汉时期的帛画的同时，也发现了专讲阴阳家思想的“术数”帛书(1942年子弹库)、帛书《老子》帛书《周易》(1973年马王堆汉墓)，其中，帛画共计14幅，占全国发现的楚汉帛画的半数以上。帛画与帛书同时同地发现，既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书画同源”说法的正确性，又有力的证明了《周易》、《老子》等学说对湘楚绘画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帛书帛画同时同地发现，但是在研究时，却走向了殊途，帛书研究重在文字解读、版本流传、思想内容，而帛画的研究亦侧重于审美旨趣、结构布局、文化影响。很少有研究者把帛书的思想内容与帛画的审美旨趣结合起来探讨。我们认为，既然长沙战国楚墓、马王堆汉墓在出土帛画时同时出土帛书《易经》、帛书《老子》和帛书阴阳术数，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战国秦汉时代长沙地区文化中深受阴阳二元辩证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楚人对以“两”、“对”、“双”并置形式的执着和迷恋。长沙出土的帛画，这种现象颇为明显。如马王堆1号汉墓T形帛画，画面物体多为成双结对出现，如帛画上段有双龙、双奔兽、双飞鹤、双豹、双司阍；中段有双飞龙、双鸟、双豹、双人首鸟身像；下段有双龟、双鸱、双羊状怪兽和双鲸。另外，天门是双柱，悬铎是双流苏，连升腾的云朵、张扬的帷幔也是成双成对。马王堆3号汉墓T形帛画与1号汉墓T形帛画结构颇为相似，画面图形也大多成对出现，亦有双飞龙、双腾龙、双奔马、双司阍、双鸟、双鲸等。《太一将行图》虽残缺不齐，但依稀可见下有双龙，中间一排四人两两成对。长沙帛画的这种对“两”、“对”、“双”结构的迷恋，与楚地其他地方发现的文物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如楚地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木雕漆豆”附有双耳，“楚王酓章镈”顶部饰双龙，“彩绘羽觞”饰以双耳、对凤，“彩绘凤鸟纹木雕漆座屏”雕双凤争蛇、双鹿对驰、双雀衔蛇，“虎座凤鸟漆木架鼓”以双龙为座、双凤为架，“双头镇墓兽”以双头曲颈相连等。长沙帛画的这种对“两”、“对”、“双”结构的迷恋还与屈原《离骚》中整饬工整的文学审美也存在着一致性。总之，无论是楚长沙帛画，抑或是楚国其他文物，还是楚国的文学，其呈现的“两”“对”“双”图形或事物，如果上升到哲学高度去认识与理解，明显可证是受到了《周易》、《老子》阴阳二元辩证哲学思想的影响，或者是这种哲学观念在审美文化中的再现。
其次，体现在楚人对于对称式造型的热衷和对平稳均衡之感的追求。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的两幅T形帛画都采用了端庄平稳的对称式构图，两幅帛画均以缠结的双龙为中心，向上下同时发展形成对称均衡的大结构。以1号墓T形帛画为例，画面图形以帛画宽度的中线为对称轴呈左右对称分布，是一种典型的对称式构图。如上段天界的飞龙、奔跑的怪兽、天门、攀腾于门上的双豹、拱手对坐的司阍，都是两两相对，分列画的左右，大小、形状、动态甚至色彩都几乎完全一致，中段的华盖与翼鸟也都是左右对称造型，下段穿璧的长龙、张扬的帷幔、人首鸟身像、豹、大龟、鸱、羊状怪兽和交尾的巨鲸更是成对地左右并置，呈完全对称状态。而对于一些不对称构图的帛画，楚人也作了一些颇具智慧的特殊处理，力求画面达到一种平稳均衡之感。如《人物御龙帛画》，其构图虽不对称，但画中对称式造型的舆盖和首尾相翘成“U”字形的飞龙，却给人一种均衡对称之美，而站立于龙尾的仙鹤更是巧妙地起到了平衡画面的作用。又如《人物龙凤帛画》，其画面构图虽自由随意，但左上方的龙凤与下方的人物，一向左靠，一向右退，形成一种反向的张力，使画面呈现平衡稳定之态。“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长沙帛画中这些对画面平衡的细节处理，使画面出现一种阴阳平衡之态，反映出楚人万变守其中、阴阳协调合一的阴阳辩证审美思想。比较与马王堆汉墓帛画同时期的山东金雀山汉墓帛画，我们发现二者在构图方面区别较大，金雀山汉墓帛画注重描画人间生活场景，画面人物分布自由，形象大小、比例动态均各不相同，构图甚显随意。而马王堆汉墓帛画构图端庄对称，摆设匀称，布局工整，画面呈现一种端庄肃穆之感。楚人的这种对称式结构在战国楚地其他出土文物中多有反映，如“铸客铜升鼎”、“铜镬鼎”、“曾侯乙铜冰鉴”、“彩绘对凤纹漆圆耳杯”、“透雕漆木禁”、“彩绘云龙纹漆酒具盒”、“彩绘龙凤纹木雕漆豆”、“楚王酓章镈”、“攫蛇铜鹰”、“青铜鹿角立凤”以及随州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9鼎8簋等都是对称式造型。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帛画对称式结构的出现既是战国以来楚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发展与延续，更是楚人对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长期思考与总结的结果，当然也是《易经》《老子》阴阳二元辩证思想在艺术创造中的具体阐释与运用。
再次，体现在楚人对于红黑色彩的偏爱和强对比组色的运用。楚人崇拜火神祝融，因之在颜色上崇拜红色，偏爱红色，在许多楚艺术作品中，红色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普泛性，大凡器物的'装饰，红色几无例外都是首选主调。但我们观察楚艺术作品，不难发现红与黑永远是相伴出现，以楚漆器彩绘为例，黑色为底，红色为图，黑色总是作红色的陪衬而运用。如果说，尚“红”是源于楚人尊祖崇火的民族心理，那么衬“黑”却可以说是楚人审美表达中阴阳辩证思想的显现。在楚人眼里，赤为火的颜色，象征南方，系生命之色，而黑色则是指北方，红黑二色有阴阳调和之意，同时，红黑二色一为有彩色系，一为无彩色系，二者组合在一起对比分明，恰如事物的阴阳两面，而二者互为图地，图地又可互相转换，有如阴阳互抱，互相转化，二色的搭配运用蕴含着楚人审美中的阴阳辩证思想。如在长沙帛画中，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太一将行图》以及《导引图》等的色彩都是以红黑色的对比为主要基调。
另外，除了对红黑二色对比基调的偏爱外，楚人还常用红与蓝、黑与白等对比强烈的色彩装饰帛画。如马王堆1号汉墓T形帛画，扶桑为蓝，九阳为赤，穿璧的双龙一为火龙一为青龙，而上部的飞龙颈为白，身为黑。又如《人物龙凤帛画》左上方的龙凤采用的是单线白描，下方的人物头、领、衣裙采用的是黑色平涂，整体观之，帛画上下一白一黑，对比分明。这白色与黑色，一虚一实，蓝色与红色，一冷一暖，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而且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阴阳互抱”的阴阳辩证思想。
综上所述，帛书《周易》、《老子》在楚墓的出现，证明了易老学说在楚地的盛行，而长沙帛画中成对的图案造型和对称式构图处理以及色彩的特殊运用等，均透射出楚人审美中的阴阳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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