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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荀子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信”一直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德目，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也有较为完备的理论阐述。孔子和孟子都围绕“信”展开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荀子作为先秦儒家在战国后期的一位集大成者，在继承儒家“信”思想的精华的同时，将法、墨等各家的“信”思想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中，论述非常丰富的关于“信”的伦理思想。与孔孟基于性善论基础上论述“信”伦理思想不同，他开创了以性要论为基础对“信”伦理思想进行阐述的先河。荀子不仅全面论述了“信”伦理的依据、功能，而且在如何实现“信”的问题上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挖掘整理荀子的“信”伦理思想对改变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信现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荀子“信”伦理思想的依据
“信”作为一种德目在先秦儒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关于“信”的伦理思想。《荀子》一书中“信”字出现了 107次，全面系统地对“信”的伦理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荀子对“信”的重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依据的。
二、荀子“信”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信”是传统儒家重要的伦理德目。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6]《为政》。孟子把“信”作为“明人伦”的'内容之一，当作处理好基本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荀子在继承孔孟关于“信”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了自己关于“信”的理解。
三、荀子“信”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荀子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在荀子看来，“信”即为人处事真实无欺不作假、践行约定守诺言，更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荀子对“信”有较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其中的诚信思想是现代社会最值得借鉴的思想财富。诚信是现代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市场主体对诚信的需求也日趋强烈。但随着社会交换关系的日趋复杂，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律越来越失去约束力。因此，积极整合、挖掘、借鉴荀子诚信思想应用于现代社会，不仅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更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开展诚信道德教育、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等具有深远影响。
最后，树立新型诚信理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必须提出能够在宏观上与现代社会及市场活动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让社会成员能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新型诚信理念。为此，把诚信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确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诚信经济，诚信经济就是一种契约经济的观念，使市场主体在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还应尽到相应的义务，保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孔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初探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伦理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总结了以往的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 者：查传庆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 英文刊名：NEW WEST 年，卷(期)： “”(7) 分类号：B82 关键词：孔子 伦理思想 当代价值 初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淫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淫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个人要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必然要完成一个社会化过程,而其中道德社会化是社会化的核心内容.荀子从其人性恶的理论出发,从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到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再到道德社会化的'实现方式等几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道德社会化思想.研究并剖析荀子道德社会化思想,对我国目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刘永艳 孔繁芳 作者单位：刘永艳(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2)孔繁芳(中共邯郸市委党校,河北,邯郸,056000)
刊 名：贵州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年，卷(期)： “”(2) 分类号：B222.6 关键词：荀子 道德社会化 当代价值试论荀子的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认为,诚信是人应该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是国家强大的基础,社会上各行各业应该以诚信为本.荀子又认为,人们对利欲的无休止争夺造成了诚信缺失现象,所以,要避免人们的'诚信缺失,必须加强学习和教育,同时,统治者要带头讲诚信.批判继承荀子的诚信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公民树立讲诚信的道德品质,对于我们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对于我们建立政府诚信等等,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作 者：唐贤秋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桂海论丛 英文刊名：GUIHAI TRIBUNE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82-09 关键词：荀子 诚信 当代价值荀子进取人生观的主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的进取人生观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他反对“天命”,主张人应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进取.继承和发扬荀子的进取人生观,有利于批判唯心主义,有利于启发人以奋发有为的'姿态从事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作 者：史文山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刊 名：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821 关键词：荀子 人生观 古为今用试析服饰色彩的伦理思想价值探究论文
摘要：服饰色彩作为一定的外部表现，以自己特有的物质形式表现着这些伦理观念，从而以一定符号的形式构建了服饰色彩伦理的内容和价值体系。服饰色彩的这种真假区分、善恶评价、美丑取舍内在的规定了服饰色彩伦理的价值内容，从而对人们的着装、着装习惯产生重大影响。
论文关键词：服饰色彩；伦理；真善美
0引言
服饰作为一定文化的特殊符号表征，一直都在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向人们传达着一定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灌输于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彰显着人们的善恶评价和美丑取会，从而最终形成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在服饰的真、善、美表达中，色彩作为服饰最为鲜明和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它所传达出的伦理信息也是最为直观和明显的。
1服饰色彩的真、善、美
所谓“真”是指“客观事物真实存在的属性”。在服饰色彩伦理中，能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实现色彩所赋予的伦理意识与主体的伦理实践相统一便是“真”，否则为“假”。例如，男性总是习惯性地穿上色调比较朴素、冷峻的服装，朴素、冷峻的色调代表着男性角色的理性和沉稳。而女性则配以色调明丽、温婉的服装。明丽、温婉的色调体现着女性甜美与优雅的社会角色认同。因此，这种色彩符号所代表的主观意识与着装者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存在的统一，便是服饰色彩之“真”所应包含的'伦理内容。所谓“善”，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社会有利，具有价值的行为”，反之为“恶”。服饰色彩的“善”与“恶”是指服饰色彩所代表的价值内容，并围绕着这个内容所规定出的价值原则或评判标准。以绿色为例，自我国上古时期，绿色就同青色、碧色一起被划为“间”(贱)色的行列。唐朝时期，碧巾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囚犯的头饰，宋代则以带青色头巾为不肖子弟的装束。因为绿在传统价值的集体评价标准上已经深深被打上了“恶”的烙印，即使是在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很少看到在商店里会有绿色的帽子陈列于柜台之上，其中原因概亦为此。关于“美”的定义，笔者认为：“美的理式与真的理式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性质，美的理式与善的理式的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属性”，所以“美”应该是“真”与“善”的统一。在中国中，“和谐为美”一直是被普遍认同的标准，因此，服饰色彩之美所包含的伦理内容理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能够正确反映着装者的本质属性，如性别区分、社会特征、性格喜好、宗教信仰等内容；其二是指色彩符号所包含的价值意义能够为一定的社会评价标准所接受，或者是有限性的接受。所有这些其实也即是设计学所讲的服饰色彩的“功能”与“形式”高度一致。
2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评价
由以上论述可知，服饰色彩所体现的“真”与“善”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于“美”的价值判断上来。但“美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样具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决定了人们要求存“真”去“伪”、弃“恶”扬“善”、趋“美”避“丑”。服饰色彩的“真”与“善”首先必须要是合乎“礼”的“真”与“善”，曾言：“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在看来，衣冠代表着一种社会身份和人格尊严，它体现并维护着社会秩序。带着这种“礼”的规定性，儒家认为：服饰应该以不同的色彩来区分着装主体的社会等级和身份，也即“以色明礼”。为了将这一思想贯彻更加到位，儒家将“执其两端而择其中”的“中庸”思想也渗透与服饰色彩之中，对服饰色彩的量的规定要求人们注意端正、文雅、大方、适度、规矩，另一方面则不喜欢式样怪异、色彩跳跃的服装，任何过分明丽或者对比强烈的着装色彩都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有辱风化”。可以说，这种思想在的今天依然对人们的着装心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与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相对应，我国文化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儒家分庭抗礼的相对而言的非主流文化。如墨家、、法家文化。道、墨两家认为服饰只是人性的一种外部表现，人的本性在于人的内心自然属性。在反对“礼”的规定性时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以此为依据他们提出了“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服饰价值评判标准。受非主流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服饰色彩曾试图在走一条能够维护“礼”的规定性的同时又符合人性之“真”的“和谐”式发展道路。以唐代文官服饰色彩为例，唐代文官服饰注重在多样统一中刨造“自然和谐”，以符合服饰之美及习惯。唐代文官服饰在大面积使用“正色”的基础上，在纹样和配饰上采取了“问色”点缀的配色方案，避免了色调的单一，这种对服饰色彩所表现出的极大丰富和创造使文官服饰在姿态各异、灿烂多彩的形式中，呈现出博大精深、变幻莫测的美学意蕴。需要指出的是，服饰色彩伦理的这两种评价标准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前者是相对于大众服饰色彩而言的，后者是相对于个体色彩而言的。在这两种评价标准的规定下，主流文化的价值评价并约束非主流评价，非主流评价影响和量变着主流文化评价。
3服饰色彩真、善、美的应用分析
随着的发展，服饰色彩符号中的封建内容日渐弱化，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在继承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时代内容，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这些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表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色彩搭配原则的应用，从而最终构筑了当前服饰的体系。
3．1求“真”的色彩搭配原则按前面的所讲的求“真”的伦理价值诉求，就是要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与客观规律，从而达到着装主体主客观的统一，所以“真”不一定就“美”，“美”也不一定是“真”。按着这一要求，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服饰的着装主体要根据着装的具体需要实现色彩与个人身份、爱好、性格以及客观实际的需求相吻合，也即色彩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存在相吻合。例，马路清洁工着黄色工作服不一定就“美”，但它却反映出了“真”――安全、警示作用的客观内容。这种求“真”的服饰色彩搭配原则在个人风格形象策划中应用尤为突出。一般来说，色彩所赋予女性的年龄含义是有规律可循的，色彩的纯度和明度越低，其所代表的年龄指向就会越高，反之，就越年轻。因此女性在着装时总是趋向于选择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色彩。虽然这种着装需求可能会因为职业、背景、个体需求等多重因素左右，但其整体趋势是不变的、恒定的。
3_2求“善”的色彩搭配原则由于“善”直接和功利相联系，它以社会功利作为标准，如某一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利，或者说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所以“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相联系的。在中国中，色彩一直被认为色彩应该与人的年龄、品行相一致，否则就有“越轨”之嫌，女人艳装过分就会被视为轻浮，男人服饰过“亮”则被认为是浪荡(不“善”)。受外来文化影响，白色目前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哀伤之色的定律，被现代文化赋予了清纯、圣洁与崇高的社会价值含义，因此在现代婚礼中，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是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白色的婚礼服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而我们认为是“善”的，所以也是“美”的。
3．3“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原则这可以说是服饰色彩搭配的最高境界，也是设计师的不懈追求。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真”、“善”与“美”虽有共同之处，但也并非完全统一，所以说要做到“尽善尽美”并非易事，这需要设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时不但要考虑到着装者的着装，同时也要考虑到着装者的身份与个性特征。
当然，这并不是说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完全就没有统一的可能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服装之美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也就是对服饰色彩的“真”、“善”、“美”的无限靠近的过程。这种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需要着装者在考虑服饰色彩风格是否符合个人风格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着装场合是否与服饰色彩相一致的问题。当两种选择出现矛盾性冲突肘，为了着装的目的性需要可能要对个人风格的选取作出牺牲。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色彩搭配时可以将其与服饰装扮的TPO原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服饰色彩要体现出着装的时间、地点与场合。
0 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 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 ”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 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月第1版。
唐凯麟
，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月第1版
荀子社会控制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从现代社会学角度分析和探讨了荀子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文章通过对荀子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全面考察,认为,荀子社会控制思想不仅是对先秦社会控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控制体系的基点,拨开其历史局限,其中包含着极其有价值的成分,对于当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 者：韩进军 王胜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刊 名：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0(1) 分类号：B222.6 关键词：荀子 社会控制 社会秩序 稳定浅谈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一、“有教无类”思想产生背景及其理论基石
“有教无类”主张出自于《论语・卫灵公》。该思想的提出与孔子所处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由于奴隶制的深入存在，初期所采用的办学形式依然是“学在官府, 民间无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受教育的权利。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的出现, 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井田制度被破坏, 王权和奴隶主贵族走向了衰落。正是针对这种紧张的现实情况, 孔子审时度势, 明确提出了以扩大教育对象为特点的“有教无类”思想，想要通过充分发挥教育的优势，达到缓和尖锐局势、巩固统治的目的。孔子提出这一思想离不开当时尖锐的历史环境，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识到，“有教无类”主张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首先，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是在“仁”的具体论述基础上提出来的。“仁”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基本体现是“爱人”。这里孔子所指的“人” 是大范围的人，不仅仅指爱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还包括爱他人、爱众人。因而“爱人”与教育相结合就是要“有教无类”，让愈多的人去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是孔子奉行“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还包括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这句话是说每个人的先天本性是相近的，但后天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会使人的品质有所不同。而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和其接受的教育紧密相关， 只有经过“习”， 才能为形成更优的品格奠基。正是在该理论支持下，“有教无类”思想应运而生。
二、“有教无类”思想的内涵
关于“有教无类”思想内涵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首先关于“教”字，古今同义，作为教育之意，没有分歧。而历来人们的争论点更多的是在“类”的解释上。梳理前人关于“类”的`诠释，大多数将“类”解释成种类、类别。正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所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又如南朝儒家学者黄侃所言“人乃有贵贱, 同宜资教, 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 教之则差, 本无类也。”二人皆把“类”解释为种类，而这种解释也历来被更多人所接受。此后关于“类”的解释出现的族类、善恶、贵贱等等，皆为后人在类别基础上对“类”的一种扩展、一种细化。然而无论将“类”做以上何种解释，我们都可以认识到一点，这里所讲的“类”是有等级之分的，这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曾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想学习的人，主动奉送上每家都可以拿的出的、普通的十条干肉作为师生见面礼，就可以对他进行教育。这正是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孔子的招生习性也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首先，孔子招生不分贫贱富贵。他的学生中有出身平凡的子夏、曾参等，也有大贵族出身的南宫敬叔、孟懿子等。其次，孔子的学生地域分布广，来自诸侯各国，并无明确国别划分。再次，孔子招生无品行高低之分。即使前来求学之人之前是盗贼身份，但孔子也会一视同仁，对其施行教育，帮助其培养善良品德。
综上可见，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思想是没有种类之分的，是惠及大多数人的，不论学生的贵贱、贫富、畛域，只要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三、当代教育坚持“有教无类”思想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中、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进一步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教育改革问题同经济政治的发展、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就教育公平而言，受教育机会仍客观存在着城乡、男女、贫富等之间的差别,教育不公问题仍然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问题， 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很多学校都存在着经费紧缺、师资不足、教育质量差等问题。有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因缴不起学费, 不得不选择了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与之相应，虽然大城市的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要明显优于贫困地区的学生，但是近些年来, 随着政府的教育资金、师资力量以及相关教学政策不断地向重点学校倾斜，实验学校、私立名校、重点班等这些有违教育公平的现象同样屡见不鲜，甚至在同一教室里,也存在重点培养对象与一般培养对象之差。同时，金钱、地位等因素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人为给学生划分等级之中，有些学校更是出现了因“分”施教，因“财”施教等现象。以上这些“有教有类”问题已经逐渐阻碍了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符，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予以解决。在教育发展不断优化的今天, 坚持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不仅可以使人民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而且可以促进教育的机会、过程、效果等方面的进一步公平，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四、当代践行“有教无类”思想的相关建议
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主张是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然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该思想，试图从该主张中挖掘对当今教育有益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作为国家宪法规定的一项国民教育制度，具有强制性、公益性、普及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它是体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目前来说，坚持落实义务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是保证国家在义务教育投入的主体地位，继续加大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尤其要注重完善与教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建设以确保为义务教育投资的公平提供可能，使适龄学生真正可以获得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针对我国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注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对我们发展现代教育事业变得尤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统筹城乡资源，尤其加大对农村、偏远、贫困、民族地区教育的资金投入及人才补充，促进不同区域间教育的均衡发展。此外，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也需要配套的法律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其中，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适当的政策倾斜已显得非常必要。
(三)拓宽办学渠道，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国教育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和政府，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得国家投资的学校远远满足不了教育的需求，缺乏一个教育平等的现实基础。针对这个现实，除了继续加大国家投入之外，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或各种基金组织等与学校联合办学，为学生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质量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进一步落实，我们将追求人人都有学上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教育质量的追求上，而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必然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因此我们要努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教师专业化技能，尤其要加强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从而为推进教育公平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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