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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论文
本文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主旨及扩展为一场运动，提示出以人的幸福昌盛为宗旨的伦理学，即应当从德性、情感的角度，来发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生活会有意义。
一、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缘起
对于伦理学的探讨，一些是规范的，另一些是非规范的。基本规范伦理学(Generalnormativeethics)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当接受哪些基本规范来指导和评价行为?为什么?”伦理学理论试图认定和判明这些规范。与之相对应的非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事实上或概念上“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的研究。它也有两大类型：描述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是道德行为和信念的事实研究，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们如何推理和行为;元伦理学涉及到伦理学推理的语言、概念、方法的分析。
近代以来，道德哲学的争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形式：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m，它们都关注正当行为的最终标准问题。康德伦理学关注的是义务责任，是从先天原则来制定的道德法则和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它关注是什么引导着我们的行动(为)，而不关心我们的行为将被引至何方。对康德来说，最重要的事，不在于达到一个实体性的H标，而是根据我们意志中展示的特性而行动。最高的善，是由我们行为自身的内在结构决定的。尽管我们的正当行为会使我们自己和他人幸福，但这并不能使得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康德的结论是：除了善良意志，没有其他无限的善。功利主义(后果论是其当代形态)，是一种目的论伦理学。它认为，评判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道德只是达到终极善的手段和保障这个善的一种战略，这种善在道德确定之前就界定好了。道德要求对个体或族类的成功生活进行指导，以保证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
对这两者构成挑战的是德性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最初作为一个词语提出来，是为了与规范伦理学相区别，专指德性或道德品性的探讨，它的出发点在于强调是否能帮助人们慈爱或仁慈，以促进一种“共同感”的道德品性观念,」2」德性伦理虽然古已有之，但在近代曾被忽视了多年。作为一种对古代探讨的复兴，它是当代道德理论的最新进展。
1958年，英国女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的著名论文《现代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同时发动批评的檄文。在文中，安斯库姆率先批评了现代意义上的“后果论”，并在当代哲学中首次提出德性伦理的主张。对安斯库姆来说，“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任何愿望，而是因为这样做是道德上正当的”这样的教条，不仅不是好的，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谓的“原则”或“责任”致命地成为了一种目的自身，不再与人的需要、欲望、情感相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一些讨论涉及到德性，但还都没有折回到古希腊。逐渐地，在大学用书中开始出现“德性伦理学家们会说什么”的话题，但它也没有被认作是伦理学的第三种方法，而只是对少数几个有趣的要点的强调，如“道德主体的动机与品性”[3]。
麦金太尔把安斯库姆的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性没有从历史中继承任何一种伦理传统，而不过是彼此冲突的传统的一些碎片。在向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致敬时我们是柏拉图式的完美主义者;对战争中伤残等级分类时我们是功利主义者;在宣称对财产拥有的权利时又是洛克主义者;在实现仁慈、同情和平等的道德价值时是基督徒;在主张个人自主时，则又是康德和密尔的追随者。由此导致道德哲学中直觉的冲突，使人们感到困惑。80年代初，随着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阿兰?布鲁姆的《美国心灵的封闭》、妮尔?诺丁斯的《关爱》等著作的出版，德性伦理学渐渐形成声势。
二、“德性伦理”的主旨及其特征
德性伦理学之所以异军突起，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自近代以来的道德传统出现的难题，解决不断出现的背离与矛盾，以试图找出重振道德的良方。他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道德破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德性，处在德性时代之后的时代[4]。
德性virtue,来自拉丁文vir(男子气概的)，希腊文为arete,指具有某方面的能力、特长，在荷马史诗中指各种优点。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5]“德性是人类后天获得的性质，拥有和运用它，能使我们获得内在于实践的那些好处;而若缺少了它，则必定会阻碍我们得到这类好处。”[6]人类具有特殊的本性，即我们都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标——成为有德之人，我们的行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人为什么不能说谎?为什么诚实是一种德性?是因为这样做会有好处吗?是因为它促进了一般的福利吗?还是因为我们必须靠信任生活，不然就会分崩离析?
在德性伦理学看来，“说谎是错的”，不是从权利正义的角度，不是因为它侵犯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违犯了“别人要受到尊敬的对待”的规则，而是因为“说谎是不诚实的”，而“不诚实”本身是“恶”，是一种坏品质。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因而我们行为的独特方式就不能等同于其他动物也可能拥有的方式。这样，区别于人和动物的，不是行为上的差异，也不是准则上的差异，而是因为我们是“人”，是主体上质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行为可以没有德性而成为正当的，但一种行为要能够有德，则必定是由心灵的正当状态实行而来。正当的行为、正当的动机都在一个有德性的行为中展现出来：“有些人做了公正的事情，却不是公正的人。这样看来，人们须具有某种品质，使每一由此而来的行为成为善良的……德性造成了选择的正确性。”[9]德性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进一步的区别，可以从罗莎琳德?荷斯特豪斯(RosalindHursthouse)概括的几个特征[1]当中更明晰地看出来：
第一，德性伦理学是作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red)的伦理学，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red)的伦理学;第二，它关心的`是人“在”(being)的状态，而不是“行”(doing)的规条;第三，它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何种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第四，它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不是义务的概念(正当、责任)作为基本概念;第五，它拒斥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规则或原则的汇集。这样，基于行为者的德性伦理学，就是从个体的内在特质、动机或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发，来对人类行为做出评价(不论是德性的行为，还是义务的行为)。在这一总的倾向里，作为一种运动的德性伦理学，当然也有细节上的差异。
三、德性伦理学运动
德性伦理学一反统治近代西方数百年的主流伦理学，另辟蹊径，使反主流伦理学形成了声势，演化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而与近代以来的义务论、功利论鼎足而三。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较早期的安斯库姆、费丽帕?福德(PhilippaFoot)，扛鼎的有麦金太尔、努斯鲍姆，相呼应的则有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约翰?麦克多维尔(JohnMcDowell)、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Slote)，以及后起之秀罗莎琳德?荷斯特豪斯、朱丽叶?安那斯(JuliaAnnas)。他(她)们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使德性伦理学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麦金太尔无疑是德性伦理学的领衔学者。他的《有依赖的动物：人为什么要有德性》()一书，通过一个演绎的结构，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有德性。他认为，人类与其他有智力但无语言的动物都具有一种动物本性，我们人类至今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动物的统一性;但在人类自身，也存在着依赖性，渗透到人类生活中的脆弱与无能力，使我们对他人都有着难以挥去的依赖。因此，“为了兴旺发达，我们既需要那些具有独立的和可计算的实践理性功能的德性;也需要那些能使我们接受依赖他人的本性和范围内的德性。这两类德性的获得和实践，只有在我们参与到奉献和索取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可能。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自然法的规范所决定和部分地界定的。”[11]在这里，共同的善，就是既需要独立的、实践理性的人的德性，也需要接受的依赖性的德性。人类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联合、互相依赖、给予和收受的关系中，来实现共同的利益。理性的探索则服务于并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共同的利益和善。
以芝加哥大学玛莎?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中年学者，更侧重于对斯多亚主义的研究;他们借助于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探讨，在西方的影响如日中天，无疑代表着德性伦理的强劲未来。《福祉的脆弱性》、《欲望的诊断：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等都是其备受瞩目的力作。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哲学系余纪元教授称玛莎?努斯鲍姆为德性伦理学领域无疑最有前途的代表。她在亚里佐那大学的同道、著有《幸福的道德》一书的安娜斯指出，对于人生的幸福来说，仅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不够的;亚氏理论有他的弱点，而斯多亚学说也有其优点，值得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自然主义学说[⑵。
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斯洛特教授，为德性伦理的推广做出了贡献。1992年，他推出的《从道德到德性》一书，初步奠定了他具有亚里士多德倾向的德性伦理学说。1995年，由斯洛特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与分别代表义务论、后果论的学者M.巴伦、P.帕蒂一起，在蒙那什大学进行了辩论式的对话讲座，讲座稿由负有学术盛名的Blackwell出版社于出版，书名为：《伦理学的三种方法：一场论辩》。19，由斯洛特和罗吉尔.克里斯普(RogerCrisp)编辑出版了《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文献选读，将自1958年安斯库姆的檄文以来至新秀罗莎琳德的重要代表文献尽收其中，成为广受欢迎的教科书。
斯洛特是一个在德性伦理学立场内不断修正其出发点的人物。他的早期著作《从道德到德性》是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写的，但他后来更侧重于从苏格兰情感主义的哲学中汲取养分。他的新著《来自动机的道德》，“沿着道德情感主义的线索来发展德性伦理学”[13],由休谟和哈奇森道德情感主义的激发而发展出了情感德性论。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描绘被如此判断的事物的性质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做出如此判断的人胸中的情感，这样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情感的而不是认知的，也不是某种“理性的指令”。斯洛特基于“关爱”动机，为“纯形式”的德性伦理辩护，提出“关爱也能发展出社会公正和一般社会道德的多种观念。关爱的伦理并不是传统的男性探讨如契约论、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补充和植人”[14]。女性主义者卡罗尔?吉里根(Carol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也提出了关怀的德性伦理，认为关怀的伦理是可以自成系统的融贯体系。
上述各种德性伦理所做出的种种探索，都力在证明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正如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15]在德性伦理学那里，道德的根据又重新回到了行为主体。它的崛起，说明了道德不只是公共的规范，而是也包括了个体或团体自愿接受的道德品性与道德理想。
当然也有对德性伦理学的批评声音，如认为它在某些解释和说明上有时是不完整的;它无法充分地解决在应用伦理学中出现的悖论，如问题，?它不提供一个需要禁止的行为的细化列表，而是聚焦于一个好人的一般观念，对特殊的事实却几无言说。总之，德性理论是天真的，在复杂的境况中是难以实践的。
浅析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背景和路径论文
一、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背景
笼统来说，19摩尔所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开端。尽管这本著作的分量不大，但它意义深远，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传统伦理学开始接受解构的命运便由它所标志。伦理学人皆知，独立研究人的意义的价值哲学的兴起在现代哲学由传统哲学转变而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即价值和事实归属于具有差异的研究领域是由价值哲学所倡导，其中一系列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进入到伦理学中，基于价值论的伦理学由此而产生。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摩尔的伦理学诞生。传统道德哲学的论述统统犯下了“自然主义谬误”，它们在尚未明确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前就开始探讨种种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指导或影响我们在行为上变得更好，这是摩尔所认为的。因此，摩尔“悬隔”这些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之上的道德规范的论证理路和概念，同时对于传统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避而不谈，从而为伦理学“独立门户”。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元伦理学( meta - ethics)。进而，摩尔为这种作为科学姿态问世的元伦理学限定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即如“善”和“恶”等一些最单一的和最纯粹的伦理学概念。然而，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价值属性不能很好地被认识，而只能凭借人的直觉加以把握，所以就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不过，摩尔雄心万丈地拒斥传统伦理学的抽象推理方法，力争把伦理学的善或恶等基本问题还原到人的生命体验中来，从而以扭转当时社会道德的衰败气象，他的这一立论动机在客观上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和价值哲学以及由此派生的价值论伦理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相一致的。但由于“剑走偏锋”，他只是重点关注语言学的回到人本身和语言学的构建伦理学，从而伦理学这门学科本来应该具有的指导和规范实践的重要意义就很自然地被淡化和忽略了。
自发端于摩尔所创始的元伦理学，在回避了传统纵深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探讨之后，现代西方伦理学逐渐全方位铺开，思潮迭起。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元伦理学的道德语言研究特质的流行。比如，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黑尔以及斯蒂文森等分别作为其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道德语言或价值判断只是反映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要求，而不存在任何实证性质，也即他们所倡导的就是道德语言或价值判断与科学语言或事实判断之间的明显差别。所以，道德命题或道德判断严格来说都是些伪命题，不在实证科学讨论的范围之内，属于“不可言说”的领域。另一方面，与其相对立的是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道德发展心理学的兴起。比如，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分别作为其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人的道德特质并不是什么先验性的道德心理的应用，而是从人的生理心理和生长环境中不断发展出来的，是后天教育环境的引导使然，也即他们只从发生学的角度讨论道德问题，却回避形式化的道德语言探讨。然而，除了上述这两大接近对立的领域和思潮之外，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同时还在政治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等这些方面兴盛开来。比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作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主要从立足于人的社会交往属性这一层面研究道德问题，从而致力于为社会道德建立某种公正的规则体系。与之相对立的还有以桑德尔、麦金泰尔等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他们强调的是人际结构的共同体之本质属性，这和康德、罗尔斯为模式的分权性的契约人际结构大相径庭。在研究和阐明人际道德之外，生态环境伦理学则主要推崇自然的价值，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的价值。比如，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III) 和皮特・辛格( Peter Singer)等通过倡导和关注动物解放权利和自然生态权利，从而开启了自然界的内在一致性和人的道德属性走向的阀门。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说来，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发展的众盼所归就是德性伦理学。上文所述的除开环境生态伦理学，其他的各种研究领域和道德思潮都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流向了德性伦理学。比如，在元伦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是道德语言分析思潮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其学生安斯库姆则又是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开山祖师，她就是通过道德语言的分析得出现代道德语言/判断带有强硬的律法气息。安斯库姆认为现代道德语言/评价只是过于强调人的行为合乎某种既定的规则与否，却似乎毫不关心行为者的人的德性品质和内在动机，或者说不关心行为者的内在素质状态，因此她倡导我们应该重返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寄希望于进一步通过道德心理学的构建，继而从人的内心品质中重新建立道德，最后抛开或者说丢弃传统的道德评价术语。麦金泰尔对安斯库姆的这一倡导进行了积极回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泰尔全面地、系统地批判了现代启蒙道德筹划的落空。建基于此，他同时还对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展开了比较透彻的批判。而共同体主义对德性伦理复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引导作用便由此直接被加以促进和催生了，甚至于我们把麦金泰尔也泛称为一般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比如，当代德性伦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菲利普・福特以及作为其学生的罗萨琳・赫斯特豪斯都是师承安斯库姆―麦金泰尔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路线。此外，女性关怀伦理学这个分支也从道德发展心理学中派生而来。作为道德发展心理学大师科尔伯格的学生，卡罗尔・吉利根则从批判科尔伯格的男性主义分立性的道德观点中直接切入，从而提出了女性主义关联性的道德观点，提供了一种道德心理基础给予女性关怀伦理学，而道德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兴起则又由女性关怀伦理学所直接催生。比如，麦金泰尔从“人是依赖性的理性动物”这个视角重新研究人际道德的关联性特征，便也是由于后期直接受到了女性关怀伦理学的重要影响。
唯独生态环境伦理学似乎没有“挂钩”于德性伦理学。而换言之，其没有“直接”走向德性伦理学又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生态环境伦理学和人的实践性品质特性往往不直接相关，其主旨在于研究人的生活生态环境，所以通常被降至为应用伦理学的领域。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伦理学和属人的道德哲学没有发生联系，这始终紧密关涉于现代道德哲学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这个整体背景。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假如要把关于人的伦理学和关于物的自然生态环境伦理学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就会关联人和物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从而传统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就要被紧密关联。但很显然，这又没有遵循现代伦理学之父的摩尔回避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以重建元伦理学的初衷。不过，古典德性伦理学是以形而上学性的“自然”作为本体论根据的，这是由于它成立于与人之生存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是我们所清楚的一点。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通过追问和“设定”本体对象，在人的灵魂中预设自然生态环境的潜在因素，由此把人之德性的呈明和自然之呈明视为同一过程。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从带有形而上学性的生态学中发展出来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关于人的灵魂结构中说明了这一点。即植物和动物以及理性灵魂涵括于人的灵魂之中，由此，反思灵魂和提升生命境界是人要理解人和自然的同一性的重要前提。而我们在生命的最高境界就不难发现人和植物、和动物是“朋友”关系，是“同类”关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所讲的“灵魂的合逻各斯的实现活动”要义所在。总之，元伦理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发展心理学，甚至环境伦理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汇聚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之中。德性伦理学从某种人的类本质特征展开研究人际交往中的好的品质之贡献力问题，揭示共同体和人际伦理之相互依存性、关联性的特征，而不致力于道德语言的分析以及抽象的理性人权的设计。①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更迭相继的现代道德哲学系列中，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逐渐发展而来，它上起摩尔开启的`元伦理学，下至德性伦理学与环境生态伦理学的衔接之际，其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任务仍在继续。
二、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路径
由上述，我们对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背景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较为清晰的理解。深究之，这一复兴运动又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逐步推进的，伦理学的自然主义( ethical naturalism)是其中的一条路径。这一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古希腊古典德性伦理学作为传统方向，从合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这一立场研究人的德性。比如，伦理学的自然主义也从一般的自然生物性出发，以“人是合理性的( rational) 动物”这个质的规定性作为视角，进而加以描述人的德性实践活动。被我们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往往就是遵循这种思路的。福特( PhilippaFoot) 和她的学生赫斯特豪斯( Rosalind Hursthouse)等是这一条路径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赫斯特豪斯作为这条路径的首要代表，她最早在《论德性伦理学》一书中构建了德性伦理学的评价体系，以与义务论和功利论相“对阵”。 也正是从赫斯特豪斯开始，现代规范伦理学( normativeethics) 才出现了义务论、功利论和德性论三足鼎立的格局。不过，德性伦理学语境下的“合理性主义”和功利论、义务论伦理学语境下的“合理性主义”的主要差别之处在于它是以“行为者”为中心对待合理性，它立足于诸如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等人之为人的具体生活语境，它完全不把合理性视为用来构建一种抽象的、外在于“行为者”的普遍道义原则或者最大化幸福结果的手段，而把合理性视为人的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合理性的这种属性则决定了作为合理性动物之人的我们的活动和其他自然生物的活动大不相同，它是以一种“此在”的目的论，也即以一种共同体存在形式为指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兴趣活动。人在这个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合理性的选择积淀而成的心理品质就是人之为人的德性素质，人之实践兴趣或人生繁荣的内在条件则由它所促成或实现。
伦理学的情感主义( sentimentalism) 是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另一条路径，只是这一路径目前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德性伦理学和情感主义严格来说又似乎没有什么紧密关联。归纳起来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德性伦理学的传统通常主要是从古希腊合理性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而道德情感主义的兴起似乎只是从近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它把人的道德行为追溯为人的某种利他性的情感能力的表现或运用，以便对近代道德合理性主义的流行进行“对抗”和“抑制”，从而为近代社会因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异化”在理论上指出新的价值视域。其二，诸如哈奇森、斯密、休谟等这些主张道德情感主义的大腕代表，他们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德性伦理学家，尽管他们都有各自的道德哲学思想，同时他们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也主要是依照近代合理性主义，比如休谟就是如此。所以，当代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似乎不能够由近代情感主义推导而来。但实际上，德性伦理学和情感主义路线的搭建或者说“联姻”主要发生在斯洛特身上。具体来说，迈克尔・斯洛特( Michael Slote)作为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巨星之一，他最后选择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阵营中退出，构建了从情感主义立场出发而基于关怀的一种德性伦理学评价体系，从而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开拓了一番崭新的天地。客观而言，斯洛特主要基于情感主义立场和人的利他性的关怀情感动因这两者所构建的德性伦理学是成功的，这关键在于他创造性地糅合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德性伦理学和道德情感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概括来说，德性伦理学评价人的行为主要是依照人的德性品质，而这些品质和人的某种善的/好的先天潜质或自然倾向基本上是等同的。比如，人的某种自然潜能或本性在后天生活环境中经由“实践智慧”的磨砺而“开拓”或“呈明”出来的好的/善的行为/行动品质就是亚里士多德论述中所指。但是，这种好的/善的潜在因子在道德情感主义中是否可以找得到呢?答案是可以的。斯洛特认为，像哈奇森、休谟等都把人的道德行为归因于人的某种道德官能( moral sense) 的作用，即“仁慈”或自然倾向“同情”的作用。由此，人的好的/善的潜质动因就可以看作是“仁慈”和“同情”这些因素。进而言之，这就等于发现了德性伦理学的“素质/品质”基石并给予了情感主义，同时也就很好地揭示了斯洛特的基于情感主义的立场挖掘德性伦理学是具有“活水源头”的，是完全具有相似的“德性”语境的。
其二，在当代历史语境下道德情感主义的“复兴”或表现形式问题。斯洛特认为，近代道德情感主义在当代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女性关怀伦理学。拒斥传统的男性主义道德思维模式就是女性关怀伦理学的一个显明论点。在女性关怀伦理学看来，反映人际间的道德关系绝对不是一种理性算计的产物，而应该是一种情感关系，它完全是由关怀、爱等这类体现某种关怀他人的情感关系来维系的。反之，男性主义道德思维则是在一个能够保证正义地分配个体权利的理性主义框架之内而把道德建立起来，人际关系和个体人权的唯一性的分离性是它首要强调的。这么说来，近代道德情感主义的一种复兴形式确实就由女性关怀伦理学所代表。然而，女性关怀伦理学是直接针对男性主义的道德思维模式而提出来的，由此诸如吉利根和早期的劳丁斯等女性关怀伦理学家就把它视为女性道德思维的“专利”。显然，这也就意味着无法连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休谟以及哈奇森等男性所主张的道德情感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斯洛特在女性关怀伦理学中就用“普遍的人”视角代换了“女性”视角，一种不存在性别“歧视”的和能够被男女两性共同接受的伦理学就被解释为关怀伦理学。如此一来，当代的道德关怀主义就由近代道德情感主义演变而来了。
其三，伦理学中所讲的实践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和他人的福祉( well - being) 紧密关联的道德行为活动，换句话说，道德自始至终密切关联他人、涉及人际关系。当代女性关怀伦理学刻画人际道德交往的本质也正是建基于那种关联性的“关怀关系”，所以，为了替代和刷新近代语境下的“同情”和“仁慈”等这类品质术语，斯洛特就把上述“关怀关系”内化地阐明为某种品质结构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品质。古典德性伦理学和当代关怀伦理学由此也就相互衔接起来了。如此说来，关怀伦理学作为道德情感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从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德性伦理学了。 而以此为据，从关怀这种潜在品质的动因中也就可以派生出人际间的那种关联性关怀的道德关系了。
纵观以上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两条路径，它们各自体现出在某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德性伦理学，然而都由于缺乏形而上学本体论承诺而陷入社会生物学或道德心理学的独断论之中。针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而言，它分析德性是基于“人是合理性动物”这个角度，这同等于亚里士多德从“人是合理性( 合逻各斯) 的动物”这一角度分析德性。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学理根据则是古典的神性“自然”本体对象，他是以“自然”之“道”，即以逻各斯为标准描述人之合理性行为活动的，它探讨和研究人的德性活动侧重于人“道”( 人之灵魂的“合逻各斯”活动) 和天“道”( “逻各斯”) 的内在同一性。当代伦理学的自然主义中的“自然”和古典“自然哲学”中的“自然”大相径庭，它只是近代“自然科学”语境下的一种社会生物学的“生理事实”，古典的神圣属性已经明显地灰飞烟灭。所以，当代基于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德性伦理学为其行为评价并不能够找到终极根据，而仅仅只能从“行为者”的合理性之自然特质之中加以分析人之德性( 实践活动) 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共在关系，这就难免容易陷入社会生物学的独断论之中。
针对当代情感主义而言，它分析德性是基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动因这个角度，这又切近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以本体“自然/本性”潜能作为人之实践行为的内在动因说，由此古典德性伦理学也是一种内在目的论，通常也称为内在动机论。其中的差别是，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中，天“道”与人“道”内在同一，体现于人的灵魂之中。人的德性行为就是依照内嵌于灵魂之中的“自然”之“道”，实现人的“自然”“潜能”，从而达到一种“呈明的自然”和“德性的人生”的同一语境。尽管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强调人先天固有的某些德性品质，进而评价行为主要是建基于这种固有的德性品质之上，然而由于回避道德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本体论承诺，难免就会深陷一种道德心理学的独断论之中。
此外，由于这两条复兴路径的德性伦理学对于道德形而上学问题的追问没有给予正面解答，所以造成人之德性的成长环境和人之德性行为实践这两者之间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两套完全互不相关的“道德”语用似乎“注定”要采用于人和包括动物、植物等自然生态因素的自然之间，这样德性伦理学的解释范围就大大地被缩小了，从而德性伦理学简单地被局限于象征人际交往领域的道德关系之中。然而，它们对德性伦理学的解读只是在经历了基督教精神和现代启蒙精神洗礼之后，仅仅建基于现代人际关系的“平面”这一视角，至于其纵深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们只能暂时这样来解释其中的这种缺陷。一言以蔽之，学习和研究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只是为我们提出或构建某种新的伦理学理论提供一种借鉴的视角，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现状很难成为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典范。
当代西方性伦理学综述
本文介绍了当代西方性伦理学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状况.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性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原则;二、关于婚外性行为的'三种不同观点;三、传统观点和性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
作 者：陈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 年，卷(期)： “”(5)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性伦理学 性道德 性自由主义 婚外性行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述评
环境问题已被公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当代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自然保护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保护主义三个阶段.三阶段各有其表现特征、观点及主要团体的.结构特点.当代西方环境运动对环境运动在中国的实施与发展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作 者：岳世平YUE Shi-ping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刊 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6(6) 分类号：B0 关键词：西方环境运动 自然保护运动 环境保护主义 生态保护主义西方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不断对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而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又是培养主体中的中坚力量。作为高等法学教育里的基础教育即法学本科教育在这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宏伟目标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本文试图探寻法学本科教育自身的价值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价值。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法治精神
1法学本科教育的目的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对法治问题的关注，法律行业的发展状况、社会责任、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督日益成为人们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话题。尤其是“李庄案”、“彭宇案”等类似案件不断发生，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并已经深刻影响到普通公民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和对公权力的信任度，尤其是对执法和司法等法律从业人员本身的职业道德、专业能力的拷问，这些问题的背后蕴藏着社会意识、公众信仰、价值取向等更深层次的命题。当公众逐渐把视野集中到对律师行业、法官检察官行业及政府公权力进行关注的时候，作为法律教育从业者，在深层次上也不得不对在未来司法改革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思考与反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迅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社会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这也对高校培养高层次法学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法学类专业对人才素质、学历需求较高，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还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跨学科的行业知识。，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这种定位揭示了目前高等学教育在法治理念、培养方式、实践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法学院和法学教师都积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这些培养目标，各高校法学院逐渐开始探索分类培养模式，积极寻求“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国内-海外合作培养”；各种法律诊所、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等备受各高校的法学院重视。在这轰轰烈烈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大工程中，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去思考，如何去真正实现“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当下中国法学本科学生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2法学本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一个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不只是将法律条文熟记在心，只会纸上谈兵，还要学会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法律条文不是生硬冷血的规则，而是为满足大多数人利益而设定的人性化约束，这就要求法律的实践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对之予以灵活运用，从而保障法律的尊严，保证公平正义。首先，我国目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即基础性不足、覆盖面不广，并且受到或早或细的专业化倾向影响，某些高校还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保留方向或专业，使刚入学的本科生易产生过早的自我设定。今天的法律环境如此复杂，某一法律问题可能涉及多个专业，而这种方向或专业的提前设定，无疑影响了对基础知识广度的获取。对于基础知识的深度，做的又如何呢？关于这点，一直存在一种误解，面对日益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学生总会认为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知识来解决，容易忽略对作为析基础的原问题的思考，原问题是法律理论的最基本原则、概念，将新问题进行法律结构，归类为法律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而解释分析归纳，从而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而这种寻找原问题的能力，既是基础的知识的深度问题，也是涉及学习如何学习能力的问题。其次，法学需要回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诉求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教育能否敏锐捕捉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融入法学教育中以对社会需求作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考验一所法学院教学质量的验金石。这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大学仅教授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实践课程作为辅助，帮助法学院的学生去了解法学知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第三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极度欠缺。目前，各高校法学院对学生进行一些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法学教育不能走片面法律职业化的单行道。经过如此专业化培训的法科学生们，带着他们辛苦获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走上了律师、法官、检察官的岗位，能否有能力有资格承担起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任务？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价值、一种精神。若法律没有了权威，人们将不再相信它。只要法律不再被良好地遵守，法治梦想更无从谈起。
3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之转型方向
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法治状况，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正义的裁判或决定诞生要依赖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这些都离不开法律职业者自身的专业素质。这种素质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本身的敬畏，如果法律职业者本身对法律没有尊重与敬畏，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自身也会遵守法律，如何期待他们能良好地立法、执法和司法，又如何期待普通公民能很好地守法。
3.1从知识型向素质型转变
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法律人才的培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力的培养，包括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和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躯体”。基础知识包括知识的理解、适用和评价，在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对基本理论的透彻分析，同时不应过分追求对某些前沿、尖锐、新奇的观点和理论的获得，而是在熟练掌握基本理论之后，让学生自己学会辨别、分析和判断，把前沿知识作为一种附加题的形式，让学生自己研究、学习和讨论。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之所以在法学领域内尤为重要是因为法学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将一切现成内容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即使在没有课堂讲授的情况下，自身也能通过运用在法学教育中获得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快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二是素质的培养。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灵魂”。这方面很容易被各高校法学院忽视，因为它属于人的内在，是无法直接感知和评判的，它不会直接体现为对某个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也不像司法考试通过率那样能直接成为一种绩效。因此，实践中对于法律人才“灵魂”的培养必须引起重视，因为没有“灵魂”的“躯体”终将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者，无法担负起法治建设的重任。
3.2从法律的“技工”走向法律的'“绅士”
中国的法学教育同时伴随着这样一种现象即法学基本上在各类大学里都是必开设的一个专业，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也逐渐走向技术化。如果说，对于一所中学，升学率是一个无形指挥棒，那对于目前大学里的法学学科来说，就业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就是悬在高校法学学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种客观压力势必会给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造成价值上的错位。在实践中就可能培养出在专业领域可能出色，但在情感上欠缺人文关怀的人才。法学知识的获得变成了一门技术，一门甚至是非法学本科的学生都能快速掌握技巧的技术，这一点从历年非法学本司考通过率可见一斑。而在目前以着重培养法科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法学改革中，要求学生对法律条文熟练应用，学会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思考。于是，各种思维逻辑技巧、谈判技巧、法律分析技巧，成为法律实践课堂的宠儿，法律条文成为学生迅速提升自身实践操作能力的必备武器。娴熟的专业技术纵然必不可少，但真正的培养核心则是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须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做到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谈起。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社会精英，而更在于能够培养具有历史担当的“民族脊梁”。法治离不开优秀的立法，法律条文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执法者和司法者的道德和职业良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公民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意识缺乏西方法律文化深厚的历史根基。没有先天的文化土壤，只能依赖后天的法学教育，国民素质的养成，而对于中国，最现实的途径，是从法学本科教育抓起，因为在这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法律的脊梁。法律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人们生活的最高目标。作为技术的法学知识是最易为法学专业学生获得与掌握的，但除此专业技能外，还应通过职业伦理的培养来抑制在专业技能的运用中所包含的技术理性中的非道德成分，以此来保障法学专业的未来从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企业法律顾问等能够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真正实现法律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王永.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
当代西方经济管理论文
时代在不断发展，每一时代都有新的课题需要回答，经济管理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看看下面的当代西方经济管理论文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这既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必须，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所必然，更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所必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
凡能正确回答这些课题，满足时代需要的理论，就会充满活力，得到巨大发展。
当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其经济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正确分析，得出新结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旺盛生命力，捍卫其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必须;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所必然;更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所必要。
一、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16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这里的“政治”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政治”概念不同，是指“社会或国家”的意思，研究的是属于国家或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局限于家庭或庄园的经济，从此“政治经济学”一词被广泛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也沿用这个名称，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英国人又使用了“经济学”这个名称，所以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当作同一概念通用的。
只不过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增多，于是将政治经济学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以与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
无论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历程，而且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科学吸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才创立的，后经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探索，其理论得到了巨大发展，为区别于马、恩的理论，所以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当今两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运行中所蕴涵的规律的一门学科。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上的理解，从狭义上看，社会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即生产领域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从广义上看，社会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所以又叫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广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即经济制度，换句话说，经济制度是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经济关系作出的总的规定性。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着重从经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进而揭示这两大社会形态共同的普遍规律和各自的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
新中国50多年，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新高潮出现了。
这期间引进的已不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还包括各种流派的专门理论著作。
这些论著在短短的时间内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于是，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广泛地用于研究工作，大体以90年代中期为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当代经济问题已成为一股时尚，它不仅可以同原有的用传统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分庭抗礼，而且颇有逐步取代之势。
这种具有尖锐分歧的经济理论研究动向，不可避免地会牵动和引发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争论，于是，一场“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大辩论便断断续续地展开了。
到目前为止，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巨大，至今仍未取得共识。
能否取得共识?何时取得共识?我们姑且不谈，这里我们只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引发这样一场争论?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这个角度来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不研究经济制度本身。
它主要是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为基础，而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主要手段的经济运行形式，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回避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
随着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关注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理论即关注西方经济学是非常正常的，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下的一些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运行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身并非对立，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所以，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都会完全不同。
不过，倒是更应该关注的是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我国理论经济学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应该肯定，在我国弘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不断改革和创新的，但是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一些不良倾向，改革开放前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开放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
目前，大体上，在我国弘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式大致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
实证分析比重较少，规范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
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分析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
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问题在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作风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
改革陈旧的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
但现有的某些理论经济学作品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两大重要渠道。
透过这两大经济学派的思想，人们自然会有所比较和评判。
笔者通过这两门课的教学实践，也深有体会。
基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上弊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活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确立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二、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它是无数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的典型代表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论文
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活跃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成为一个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伦理学(FeministEthics)便是这场革命在伦理学领域取得的成果。
鉴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是有争议的概念,有必要首先对它们作一界定。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是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三个层面――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集合体。从政治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革命、一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来批判，来建构的一种旨在妇女解放的伦理学理论。它要批判的是贬低和歧视妇女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它要建构的是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伦理
学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M.Jaggar)概括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三大目标:1.对使压迫妇女永久化的行为和实践作出道德批评;2.对抵制这些行为和实践的道德上可证明是正当的途径提出建议;3.对推动妇女解放的道德上的抉择进行展望。[1]应当说，这三大目标基本上反映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历史使命。
基于对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上述理解，本文试图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以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作一探讨，以此从宏观上勾勒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图景。
一、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有两大渊源，其一是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即来源于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其二是它的社会历史渊源，即来源于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一)思想理论渊源：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性别与道德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则是批判“父权制妇女观”、继承“父权制批判妇女观”的产物。“父权制妇女观”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张“男尊女卑”和男女异德说。
“父权制妇女观”发端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以及赫西奥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都反映出一点共识，即对女性的蔑视和贬低，其具体表现便是把女性看做是“灾星”(如战争及不和的原因，“潘朵拉”)、物件(如战利品和耕牛)，或者是类似于奴隶一样的人，因为女人生来劣于男人，其职能也只限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地位。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伦理学中“父权制妇女观”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妇女实际上是介乎于自由人(男人)和奴隶之间的人，绝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男女之间的道德也是不同的，男性主导和女性服从的道德地位是由社会的等级制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和构成决定的。在近代伦理学中，卢梭集中论述了这种“父权制妇女观”,认为男女两性道德上的差异是由自然本性决定的，是大自然把生儿育女的任务交给了女性。他提出两性在道德上互补，主张男性的品德是节制、公正和诚实，而女性的品德是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而且女性之所以要温柔是因为她生来要服从诸多缺点和恶习的男人，因而，卢梭的这种男女的道德互补是以女性的眼从和忍耐为前提的。
(二)社会历史渊源: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大体上有两次浪.潮。19世纪中期到60年代为第一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降为第二次浪潮。
第一次妇女解决运动浪潮的宗旨是追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合法权利。与此相应，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批评传统伦理思想中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内容，坚持以男性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说，其主要代表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等人。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在“个人是政治的”口号之下，把妇女解放的目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去认识妇女的处境，也把女性主义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意识形态中去，对各个领域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此阶段的女性主义伦理学不再把以男佳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追求一种差异中的平等，并把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建构伦理学作为主要的历史使命。
二、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学术探讨可分为两大主流:“破”的主流和“立”的主流。这反映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宗旨:批判和建构。
(一)“破”的主流: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几个流派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目标是政治上的和颠覆性的，试图消除社会和各个领域对妇女乃至所有被压迫者的歧视和压迫，更多地关注社会制度、法律和权力问题，在挖掘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寻找解放道路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方针和策略，而且更侧重于改造社会和变革意识形态的革命行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主流呈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逐渐形成几个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流派，这些流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以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基础去寻找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解放的道路。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传统和法律阻止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他们求助于法律的变革来争取妇女解放，试图在政治上通过法律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而且也一直为取得妇女的各种合法权利而斗争，如选举权、个人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权。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妇女被压迫，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解放生产力，从而使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和解放。它的主要代表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批判武器，深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去分析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所产生的剥削制度，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寻求解放妇女和人类的道路。激进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两个流派的分析，认为妇女被压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的性和生育角色。因此，妇女解放不仅要摧毁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摧毁它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生理上的，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学革命，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通过发展人工生殖技术以及把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扩大到全社会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则认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结构，尤其是儿童时期心理社会化的过程。
以上这些流派之间的区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还存在着另一些流派，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然而总起来说，这些理论都呈现出一个“破”字，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要变革社会。
(二)“立”的主流:关怀伦理学及其他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批判和修正传统的伦理理论，也试图建构起女性主义的伦理学说。它看到以往伦理思想史上女性的“缺席”和“沉默”，看到传统伦理学以男性对女性的取代、对女性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剥夺，因而这一主流试图寻找出属于女性的、男性所无法取代的声音和体验，#把它们作为创立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点。在这种尝试中，关怀伦理学(EthicsofCare)和女性同性恋伦理学(LesbianEthics)尤为突出。
关怀伦理学是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建构在女性主义视角之上的，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这一理论80年代在美国社会火爆起来，一时间甚至成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代名词。它的主要代表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率先把关怀和女性联系起来，在对西方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人类道德发展模式的批评中，发现了与“公正”不同的“关怀”的声音,而且发现这种声音在经验研究中总是与女性相联系的。她由此认识到，传统伦理学忽视了对女性道德发展的研究，她们或是被置于边缘地带，或是被以一种偏见来解释，或是被从研究男性得出的标准所覆盖。
在批评这一传统的过程中，吉利根建立起以女性“关怀”道德体验为基础的关怀伦理学。另一位关怀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也相信，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关怀，并以“关怀”为基础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此外，关怀伦理学中还有一面独特的旗帜――母性关怀。其倡导者萨拉?拉迪克(SaraRuddick)等人从做母亲的体验来论述关怀，把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模式，试图通过母亲式的保护、关怀、教养和爱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女性同性恋伦理学是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探讨中的又一个独特视角，然而不论是它对女性能动性论述，还是对女性自我创造、女性友谊的说明都局限于女性同性恋者之间,仅仅关注这一群体中人们的体验，排斥异性恋妇女，并不倡导任何社会责任，因而这一理论也成为一种不具生命力的狭隘伦理，在整个女性主义伦理学中始终进入不了主流。
应当强调的是，当代女性主义论理学的两大主流并非呈现出一种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无论是“破”也好，“立”也罢，都一并汇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前进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与传统伦理学和当代其他伦理学理论相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具有如下理论特色。
(一)关系中的自主性。以往的伦理学家乐于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人的个体化来认同自我，说明它的自主性。自我越与他人分离，就越具有自主性，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在这些伦理学理论中，自我是一个分离的、个人的、二元的、权利等级中的自我。然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一个人不是越与他人分离就越有自我，而是越与他人联系就越有自我。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要竖起一个纵向的、等级制的阶梯，而是要织出一张横向的、平面的关系网络，自我处于网络的中心向四周发散，网络的范围越大，自我就越有价值。同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否定与他人分离的自主性，强调关系和联系中的自主性，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德尔曾对此解释说:“我的释义学的出发点是如今女性咨询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的自主观念，它对男人也能够具有意义。这种观念指的并非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自主，而是各种联系的内在关联之中的自主。”[3]这种“关系中的自主性”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1.突出了们之间的现实关系;2?突出了人的能力――能够进行自我选择以及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3.强调一种互为主体的自主，要求与人对话和交流，对个人主义的`自主性提出挑战。
(二)情境的氛围。在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义务论还是目的论，都求助于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要求道德行为者让自己的道德体验服从于一个抽象的原则，诸如义务论代表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目的论代表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求助于抽象普遍的原则，而是关注情境。假如A或B为了一个道德决定进行争论，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理想和渴望。在这种情况下，A去做X，B不做X在道德上都可能是正当的，因为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然而，虽然女性主义伦理学不赞成抽象的原则，但也不等于没有原则。“许多女性主义道德理论拒绝了单纯地依赖特有的道德判断，但一般原则仍被认为是必要的。例如，妇女应得到平等的尊重，以及消除妇女压迫的要求几乎构成所有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M
(三)经验和情感的纽带。传统伦理学乐于把理性与抽象性、普遍性联系在一起，把体验、情感和感觉与具体性和特殊性相联系，并使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那里，情感、经验和理性的界线不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始于妇女的视角，哲学不再需要一针见血，而在于通过经验的遮掩进行思考的漫步。不是为了使事实昭然若揭，而是为了揭示它们模糊的边缘。”[5]女性主义伦理学更突出了经验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例如，诺丁斯强调，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人痛苦作出反应，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我们就无需用理性来判断和证明造成痛苦是不正当的。
(四)能力和实践的支柱。传统伦理学主要强调的是道德哲学，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道德认识和推论上，因而使伦理学有一个“数学的外表”，一直集中于建立原则和对原则进行逻辑演绎。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把道德看成一系列的原则，而是把它看成一系列行为，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同时，它也把注意力从单一的道德行为转向更广阔的行为者的道德能力。认为道德是一个人以想象力、品格和行为对具体而复杂的情况作出的反应。
四、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试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说，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的道德生活,有着十分宽阔的学术领地。目前，在它所涉及的道德实践主题中，下列问题较为突出：
(一)政治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这主要表现于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评，以及所提出的改造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策略和实际行动。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已经认识到，性别、两性关系、文化都是社会权力分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一个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反映和维持现存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经济政治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体现出父权制特征的社会中，要想推翻父权制，就必须把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作为父权制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去，许多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提出自己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关怀伦理学家拉迪克也试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贯彻一种“母性思考”，她相信，“女性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二)生态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十分关注环境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一个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它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它承认男性偏见的存在并试图消除它，它尊重生态系统的价值，并致力于保持这一系统，它把人类看成一个生态存在、一种关系和生态的自我。它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父权制社会试图控制妇女和他人的命运?为什么它试图统治自然?在摧毁“父权制生态观”方面，妇女能够做些什么?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生态女性主义也试图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差异性的、承认自然独立的内在价值、体现出爱与关怀的生态伦理文化。
(三)生命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对许多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热门话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仅以独特的视角回答了许多与妇女相关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人工流产、代理母亲、人工受精、生育健康等问题的回答，也对带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基因工程、克隆人、医患关系、人体实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作出回答。女性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联系性别、种族、阶级和社会政治权力分配来看待生命伦理1问题，为反对压迫、消除性别歧视作出积极贡献。如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分析基因筛宋侍馍希更感兴趣于性别在关于生育和基因决定中的意义，因为关于胎儿基因情况的信息都是通过妇女的身体来传递的，它支持这种筛查，要求社会为所有必须进行这种筛查的妇女提供经费支持，同时也担心人们利用这种手段制造“基因贱民”。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的这些视角为20世纪后半叶新兴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增添了许多亮色。
(四)道德教育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冲击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领域。道德教育的前提是描述和理解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这方面，关怀伦理学家作出重要的贡献，如吉利根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以往的道德发展理论忽视了女性，对道德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不全面的。她以“关怀”的道德发展路线，来补充和修正一直在道德发展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公正”路线，强调一种成熟的道路应当包括公正与关怀的对话。她的“关怀”路线重铸了对发展的理解，而且也改变了对女性乃至人类道德发展的说明。她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诺西斯也以“关怀”视角论述道德教育问题，强调关怀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并对如何进行关怀教育提出对策，她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道德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
当今时代，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并在各个领域成为显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高校，包括一些名校纷纷建立起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中心，这不仅使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地深化，也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方向和理论基础。乘此东风，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使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它对于伦理传统的审视、对于一种新价值观的倡导、对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对于生命、生态等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回答都大大地拓展了伦理学的疆域;尤其是它对于以女性为主的边缘人的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关注，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对于传统伦理学基础结构的冲击，以及对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建构等都证明了一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拥有自己光明的前景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门新视角、新理论和新观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有许多应当完成的工作。首先它应当准备完成对性别的超越。无论是基于女性“关怀”体验、“母性”体验，还是女性同性恋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易于陷入“本质论”的泥潭，使女性主义伦理学天空变得狭小，因而，在目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既要基于性别，又要超越性别，从而为未来的、对性别的完全超越做好准备。从女性主义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特质是反对性别歧视，乃至所有的歧视和压迫。如果这歧视和压迫消除了，女性主义也会自行地退出历史舞台。届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相应地完成了对性别的超越，目前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也会随着女性主义的消亡获得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这些既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性别研究的初衷，又是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
其次，它应当充分地发展自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破除了传统伦理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以及女性和女性体验、女性利益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在语境中保持了女性定义的开放性，认为对女性的界定取决于它被讨论的语境，而不是取决于性别或社会体验。尽管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使女性成为无固定特征的、无确定性的，无法指称的概念,但它对女性普遍体验、利益统一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女性之间存在阶级、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体验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我们能指称出的总是一部分女性的体验,而且描述这种体验需要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产生也面临各种问题，如由谁来发展这样的语言?谁来认可它是否是适当的?谁能代表女性说话?因此，“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女性的一致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女性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共同经验的结合。”[6]由此看来，那种基于女性的共同体验或一种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尝试在理论上本身是有缺陷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应把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再次，它应积极地进行对话。虽然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已经汲取了传统伦理学、当代非女性±义伦理学中的许多优秀及合理的成份，并在自身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中不断地深化自己的理论，但是，处于襁褓之中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应继续与不同的伦理理论进行对话。同时，它也应打破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在跨学科、跨领域的边缘地带产生的，是政治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生态学等学科与伦理学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也仰仗着各门学科、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完善，而且它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中的一支奇葩。
以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之命运将寄托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最终希冀的绝非是铸造一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大厦，而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退出历史的舞台，消除性别歧视乃至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既是女性的理想，也是人类的追求。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论文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出现了若干新动向――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继兴起。这些新动向代表经济学在多个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新要求。通过对这些新兴理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论文
从穆勒到萨缪尔森，西方对方法论的探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服务于主流经济学发展与变化的现实需要而建立。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了研究，主要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经济学修辞论、批判的实在论、真实波普尔主义、现代穆勒方法论以及其它一些方法论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引言
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给经济学哲学以一个明确的定位。经济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如同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一样，是对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元理论问题的逻辑的、哲学的分析和追问。而对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发生的有影响力的方法论及其方法论之争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解。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
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在实践上，布罗格常对主流经济学持抱怨态度，因为他认为虽然主流经济学者赞同证伪主义，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
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迪品―蒯因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及“硬核”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70与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哲学家开始对它展开研究、反思或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他方法论学说。
二、经济学修辞论
修辞论目前在经济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创始人为麦克罗斯基。麦克罗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建立经济理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理论的行为并不像波普尔证伪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因而是对经济理论实际方法的一种错误阐释。通过借助修辞概念，麦克罗斯基强烈反对证伪主义为经济理论抽象立法的传统，反对它试图用不合乎现实的方法论来裁剪经济理论。对麦克罗斯基来讲，哲学家只是“局外者”，他们不能为经济学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主张应当被实践的经济理论家所漠视。“方法论学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修辞”上――即描述经济学者是如何进行相互说服的”。
经济学修辞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论学说。它勇于挑战主流方法论的研究传统并力图把哲学家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导到相反的轨道中来。虽然麦克罗斯基的修辞概念激起很大的争议，但反对为理论进行方法论立法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流派中得到回应。
三、批判的实在论
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达到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又如何使它与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劳森以“人们选择”为主题通过逻辑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选择行动A也可以选择行动B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 “给定条件X则结果Y”的完全规则性系统。开放的性质为我们利用“信仰与愿望”来描述与解释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 的，具有存在延续性的被认知对象必然不会存在于经验领域――是“非经验的”。这些非经验的被认知对象采用了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与关系)的形式。劳森强调，社会经济现实是“非传导性的”，即构成社会经济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实践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通过思维建立起来的印象，而是先于研究的、既定的。事实上正是“非传导性”思想使得劳森的学说被称为实在论。劳森指出，“实在论本质上属于存在论范畴，是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核心”。
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建立之后，劳森认为，“主流经济学遵循的是演绎论模式，即从系列定理与假设出发演绎出理论结果。这些定理与假设虽然表述了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特征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但却采用了因果解释的模式―――‘给定条件X则结果Y’。这就隐含了研究对象是‘封闭’的，因此人们的选择就不会是自由的。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恰恰与此相反，这就产生了逻辑矛盾”。批判的实在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提出批判，为非主流经济学派作了辩护。
四、真实波普尔主义
该流派同样是在批判波普尔证伪主义基础上建立的。博兰德撰写了大量文献来批判拉卡托斯、布罗格等人的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证伪主义严重扭曲了波普尔本人的思想，对波普尔的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博兰德认为，哈奇森与布罗格对波普尔思想的引进没有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而是从拉卡托斯的叙述中发展而来。然而拉卡托斯却错误地把波普尔理论概括为证伪主义。博兰德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波普尔思想。
博兰德从休谟归纳问题的角度分析了主流哲学家倾向于把波普尔思想归结为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指出辩护主义思维是造成他们扭曲波普尔学说的根本原因。根据博兰德的解读，波普尔认为休谟归纳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主流哲学家回避称它是“归纳问题”而宁肯把它当作“关于归纳的问题”，这是因为归纳法一直被前休谟哲学家当作是对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判断与辩护的手段，即辩护主义。波普尔如此推理的目的不是为证伪主义辩护，而是为发展出“批判的理性主义”。因此，证伪主义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五、现代穆勒方法论
部分哲学家如巴斯克、卡特爱特及豪斯曼对穆勒的方法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宣称穆勒的方法论更适合于描述当前经济理论的实践。在该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为现代穆勒流派，其代表人物为豪斯曼。豪斯曼对穆勒方法论的看法持与多数哲学家相左的观点：穆勒的方法论并不排斥对归纳法及经验方法的重视。按照豪斯曼的分析，穆勒是一个经验论者。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归纳方法：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后验方法是一种直接经历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个别影响因素在起作用的现象或者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的现象。不管它的名称听起来如何，穆勒坚持认为先验方法也是一种归纳法，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一种间接的归纳方法。由于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在用后验法归纳出基本假定时必然忽略一些影响因素，这是造成经济理论常常与现实不符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只是一门“趋势”科学。
六、结语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经济学方法论似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的学科，并已成为经济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共同建设的园地。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粗浅研究，由于学识有限，难免有很对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进一步进行完善。
当代西方新思潮评介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是关于西方新兴学科——进化认识论——的粗略介绍与评论，着重阐述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克服这些局限的新尝试，表明进化认识论与其他诸多学科的相关性，同时回顾了进化认识论的历史起源。文章认为，进化认识论具有跨学科与元科学的性质，它有助于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幸分裂。任何真正关心当今中国哲学认识论变革的人，皆不可忽视进化认识论的有趣尝试。
【关键词】进化认识论/跨学科/实证科学
【正文】
一、进化认识论的崛起
“进化认识论”是西方新近出现的一股哲学认识论思潮，通常，我们将福尔迈(G.Vollmer)的《进化认识论》视作进化认识论诞生的标志。[1]福尔迈的书一经问世，便立即在德国许多专业报刊上激起热烈反响并获得高度评价：
“福尔迈的书给进化论、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它尤其阐述了遗传与环境影响的问题，语言问题也在其视野之内。仅仅凭借其对现代认识的清楚细致的描述，该书就很值得一读。”（《物理学报》）
“福尔迈的书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重新对话作了准备。”（《哲学文献指南》）
“事实上，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不只是对各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作描述性的总结，而毋宁是系统地重建生物学的认识论。它不仅运用广泛的经验材料作佐证，而且试图发掘这种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由此，正像太阳中心说之对于物理学、进化论之对于物生学、比较行为研究之对于心理学一样，进化认识论也为哲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东西，它因此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认识论领域，福尔迈的书对于真正理解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乃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criticon)
在未曾了解进化认识论之前，我们无法知道上述评价是否准确。然而，福尔迈的书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低估其价值。
仅仅以德国为例。七十年代初，当福尔迈的书刚刚出现时，进化认识论思想还普遍不为人所知。但是很快，情况便发生了明显变化。下面列举的论著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舒里希：《心灵的自然史》（二卷）[2]；
1976年，迪特符特：《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3]；
1977年，班内施：《精神的起源》；
布律施：《生命途中进化无目标？》；
伦 施：《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4]；
1979年，里德尔：《认识的生物学理性之种系进化史基础》；[5]
尽管上述著作的倾向性与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在下面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它们都论述到了人、人的大脑与认知机能的进化的起源。它们皆把人的认识能力置于种系进化的框架加以理解。人们可以根据上述事实断言：自七十年代以来，进化认识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
二、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新尝试
进化认识论的崛起，当不是将生物进化论简单地运用于认识论研究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将进化的观念同传统认识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相对峙。
由于传统认识论通常将成年的文化人的认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势必忽视以下若干方面：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智力差异（天才、智力衰弱者、精神病患者等）；人种之间的差异；成长着的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育，亦即认识能力的个体发育方面（今天，它是发展心理学，首先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认识能力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进化，亦即认识能力的种系发育方面（它恰好是进化认识论的研究课题）。
一般说来，古典认识论研究者虽然偶尔注意到了上述各种差异的个别方面（洛克就曾指出白痴与正常人的理智区别），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企图避开经验素材的各种细节，研究所谓“作为认识的认识”、“实质性认识”、“自在认识”（胡塞尔甚至提出了“自在真理理论”）、研究所谓“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研究个别知识的一般条件等等。这样一种“纯粹”的认识论曾经并始终认为：认识论的分析与反思从原则上应当预先综合专门科学的知识，反之，专门科学的知识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必定在认识方面未能得到事先确证。因此，专门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修正认识论或对认识论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认识论与专门科学知识相互决定的观点，在传统认识论研究者看来，乃是一个必须抛弃的“循环论证”。
但是，进化认识论却宣称：这样一种循环论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就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下述成见，即认为认识论本身能够独立于各专门科学知识而一劳永逸地证实它的陈述。进化认识论认为：认识论的各种陈述与命题只能作为假设而进行演绎，因而一种要求它也至少能够将认识论的陈述作为“虚假”的而加以显现。因此，进化认识论的一个主要关切点，就是展示具体的历史性认识与认识论是怎样互为条件的。正如福尔迈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对于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论所提出的要求，便是它与经验事实的相关性。进化认识论是满足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6]
这样一来，进化认识论就不能不具有如下主要特征：A.历史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起源，认定历史与认识是互为条件的；B.实证性：强调哲学认识论与所有实证科学的相关性，并企图把不同的实证科学与元科学的观念组合成一个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玛赛克”(mosaik)，在这个玛赛克中，认识能力的进化构成了中心；C.跨学科性：这是它同实证科学的相关性所直接决定的。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
可以认为，进化认识论是对现代科学认识的一次新综合，它不仅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而且还想把各门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系统地综合起来。简言之，进化认识论是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重新综合所导致的一种新的收获。正是在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作系统研究的过程中，进化认识论尝试对经典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效力，范围和界限等问题——重新作出解答。“例如，进化的观点，导致了一种认识立场，我们称之为‘投影认识论’。它特别说明了关于世界的客观认识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它虽然不能为许多有争议的哲学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但是却采纳了一种立场，或者作出了一种明智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先天综合性问题，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是否存在认识的界限问题，都是有效的。当然，它也对语言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理论问题也有效。”[7]
三、进化认识论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意义的欠缺是所有哲学家的遗传病……然而，万物皆变，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依此，从现在开始，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就迫切需要了，而且与此相关，需要培植谦逊的美德。”
虽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切皆变”的思想，在恩培多克勒那里甚至可以发现有关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思考，然而，有关“人类认识能力不断进化”的假设，只有在十九世纪发展的观念孕育了生物进化论之后，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譬如，我们知道，天赋观念的问题在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8]但是，“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否具有一种生物学的意义？”这一问题，只有在建立了一种不仅是描述性的（如在亚里士多德与林奈那里），而且是说明性的生物科学之后，才能得到富有意义的讨论（因而这一问题只是在1990年以后才得到讨论）。
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生物学条件是由下述人物所肯定的：
哲学家：尼采、齐美尔、斯宾塞、皮尔士、巴德文(Baldwin)、F.C.S.席勒、罗素、波普；
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彭加勒、马赫；
心理学家：齐亨(Ziehen)、皮亚杰、坎贝尔、符尔特(Furth)、赖尼贝格(Lenuberg)；
生物学家：海克尔、V.贝塔朗菲、伦施、洛伦茨、摩尔、莫诺；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康茨(Katz)。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斯威德茨基(Schwidetzky)
然而，上述人物并非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并实际上采纳进化认识论的基础思想。六十年代之前，只有少数（主要是生物学家）研究了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再者，尽管有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与行为研究者抓住了这一重要课题，但他们却不想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敞开并力图进入一种元科学的，即认识论的领域之中。相反，哲学家与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很少或至多只是暗示性地考虑到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西蒙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进化的立场出发对知觉所作的研究在绝大多数认识论研究者身上没有产生影响，此乃哲学与自然科学持续分裂的许多症状之一。”[9]
诚然，人们可以从上述人物的论著中找到进化认识论思想的闪光，但是，在六十年代之前，人们毕竟未能结合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就，在跨学科的框架中研究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一般说来，在追溯进化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起源时，人们都会提到下述人物及其著作：
1955年，V.贝塔朗菲：“论范畴的实在性”[10]；
1959年，坎贝尔：“认识过程的比较心理学之方法论启示”[11]；
1967年，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
摩尔：“科学与人的实存”[12]；
1968年，伦施：“生物哲学”；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灵”[13]；
1969年，符尔特：“皮亚杰与认识”[14]；
1970年，莫诺：“偶然与必然”；
西蒙：“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知觉”[15]；
1972年，波普：“客观的知识”[16]；
1973年，洛伦茨：“镜子背后”[17]；
1974年，坎贝尔“进化认识论”[18]。
可见，进化认识论在哲学中直到最近才得到认真讨论，特别是在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问世之后（参阅第一部分），才明确规定了进化认识论的研究重心，才能把诸多问题放在跨学科的框架中加以解答。对进化认识论的粗略回顾表明：进化认识论虽然与各门实证科学相关，但它却决不限于任何一门专门科学的单一研究。因而我们可以宣称：进化认识论是综合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研究、语言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理论等学科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四、进化认识论与其他学科之关联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断定，我们有必要指明进化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与其他学科所蕴含的根本难题之间的相关性。
逻辑学：逻辑学当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问题不外是：逻辑公理是必然的，抑或仅仅只具备一种心理学上的必然性？亦即：以约定论为基础的逻辑公理站得住脚吗？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诚然可以认定逻辑规律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但是由此又会导致下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恰恰按这些公设而不是按照别的公理进行推论呢？进化认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立足于下述观点之上：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进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逻辑公理之所以可以充当一切推论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检验。
先验哲学：如果人们接受康德及康德主义者的根本观点，即认为认识主体的天赋认识结构在构造经验与现象世界时起着主导作用，主体的直观形式（时、空间）与思维形式（范畴、原理）使经验成为可能并限制知识的地盘，那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天赋结构究竟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在所有主体身上皆同样有效？进化认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上不可能弄清主体的认识结构的起源。这主要是因为，遗传进化的观念，就像当时的生物学一样为康德所不熟悉，康德仅仅满足于宣布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天赋”的，而这些结构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却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认识论：人类认识的最大的谜之一乃是：在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与经验印象的偶然破碎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样才能填补其间的鸿沟呢？换言之，人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短暂的、有限的与个别的，但是人们为什么却对世界有如此广博可靠的知识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设定：我们的大脑早就具备着某种“前知识”了，它们不断地组织我们的经验印象并加以说明。按照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这些“前知识”是在千百万年的人的持续进化中得到的，并经受住了不断的检验。
行为研究：今天，行为研究给予“本能”、“天赋”这些概念一种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在经验上有意义的解释。人们了解到：不仅感官亦即解剖生理学的结构具有遗传上的条件，而且各种行为模式，包括动物的较高级的能力也可以遗传，它们被当作脑功能而得到理解。但是，行为模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条件也引起了对这类能力作自然的解释的问题。行为科学家K.洛伦茨卓有成效地从进化认识论立场出发给这些问题以自己的回答。
进化论：发展的思想早已普遍化了。从涡旋星系到太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生命界，从动植物界到社会文化领域，皆处在进化之中。因而很自然地会引申出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人类认识能力呢？对该问题的回答势必推动进化认识论的形成。
神经生理学：感官与神经生理学指出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及其功能与认识的基本结构的关联。人们或许会问：神经刺激的传导过程中的“Alles-oder-nichts”（全收或全斥）的规律是否就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二元性（排中律）的根源呢？知觉的恒定功能对于客体概念似乎是构造性的；我们的空间直观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视知觉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内耳”才有可能；我们的时间直观离不开所谓“内在的钟表”……这许多现象都使生理学家感到奇怪，并促使他们去理解这类认识构造机制的合理性，最终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给予解释。
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现代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亦即存在着基本的、所有语言共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否可以遗传？乔姆斯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普遍的语法结构与普遍的认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同一的。但是由此也就要求研究这些结构的历史的起源。
心理学：皮亚杰及其学派详尽地研究了儿童在其发育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阶段。虽然个体的发育秩序并不一定与人类进化的秩序完全相应，因为海克尔的生物遗传学定律——个体发育是种系进化的浓缩的反映——只具有一种启发性意义，然而，对个体的发育秩序的研究却极容易导向遗传学进化论乃至进化认识论。
人类学：与早期人类学、民俗学不同，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重心已不再是各个民族或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正如在语言学领域一样，人们也可以谈论文化的普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就深信：这种共性依赖着隐蔽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渗透在语言、亲属体系、神话与宗教、巫术与艺术等等的结构之中。所有这类结构皆是“天赋”的，并在人类精神的进化中得以塑造。“人类学的结构主义是否为认识的普遍结构寻找到了运用的领域？”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进化认识论的产生。
科学理论：古典哲学所肯定的见解——存在着确定的知识——已遭到现代科学理论的彻底否决。一切科学皆具有假设性！倘若事实上没有什么关于世界的确定无疑的认识，那么，科学理论如此富有成效的原因就必定在于：自然界当中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条件——科学描述接近这些条件，另外，不仅在规范科学中只有经受住不断检验的理论才得以保存，而且人们的经验认识也同样需要经受不断的检验。这种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与进化认识论的关联是饶有趣味的（进化认识论与波普的“试错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进化认识论的问题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述。但是，仅仅通过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解答就使得进化认识论具有高度的说明价值与启迪意义。上述各个方面既可以视作由各门具体科学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也可以当作进化认识论在各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
五、简单评论
最后，我们还想就进化认识论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我们认为，进化认识论的确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诸如缺乏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发生学的研究，忽视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序上的认识能力的差异，忽视了各种文化与人种的区别以及同一文化共同体中个体智力上的差异，因此，当进化认识论尝试克服这些局限性时，它就是对一切自诩为“纯粹认识论”的倾向的反叛，就此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进化认识论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它与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之抽象地强调认识的历史性不同，因而它坚决反对对认识的历史进化作抽象的思辨演绎，这就使得它站在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进化认识论的产生对当今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第一，进化认识论有助于克服当今中国认识论研究中认识论同自然科学相互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二，进化认识论的尝试促使我们重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价值。由于对西方各种思潮缺乏全面了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偏重于个体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并且与进化认识论密切相关，但是进化认识论却提醒人们：海克尔的遗传学基本定理只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发生研究不可能取代对认识的种系进化史的研究，进化认识论甚至试图把发生认识论综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诚然，由于进化认识论研究还刚刚开始，因此人们还不可期望它具备了完备的科学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指责进化认识论过分偏重了认识的生物学方面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还可以指责它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性的可变性，诸如此类，但是总的来说，进化认识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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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8] 进化认识论所理解的“天赋观念”，指人的认识的先天结构。这样，“天赋观念”就有不同的意义：柏拉图（所有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逻辑公理）；F.培根（各种假象）；休谟（本能、推论规则）；笛卡尔（第一原理）；康德（直观形式与认识范畴）；赫尔姆霍茨（空间直观）；洛伦茨（行为模式、直观形式与范畴）；皮亚杰（反应规则、认识结构）；荣格（原型）；列维－斯特劳斯（文化结构）；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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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学论文
★ 当代公关礼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