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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论治与中医辩证论治论文
一、中医学目前的发展阶段属于经验医学范畴
近年来，一些文献对循证医学与中医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共同点，甚至认为中医学是循证医学的思路和理念的雏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有的学者说循证医学与中医药研究的本质都是遵循证据、辨证论治。实则循征医学之“证”是证据的意思，而“循证”就是要遵循最佳的证据，即设计良好的RCT的Meta分析及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验的研究结论。而中医学之“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侧面的本质的反映。两个“证”完全是两码事，岂可混为一谈。
有的学者认为中医学十分重视医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并强调历代医著在理论、实践上的指导意义，这和循证医学强调从医学文献所获取的系统信息指导临床决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循证医学重视的是搜集和整理证据并进行系统综述。系统综述，是针对某一临床问题系统地搜集全世界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相关临床研究文章，用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筛选出符合标准、质量好的文献，用统计方法进行综合，得到定量的结果，并加以说明，得出可靠的结论。而中医学历来重视的是经典著作的整理研究，并强调历代乃至当代名医经验的指导意义，这恰恰不是循证医学所强调的，相反是经验医学的模式。
有的学者认为循证医学与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有相通之处。其实中医学的临床实践是以中医学理论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古典医著、老中医经验以及师承、个人临床经验为指导的，显然是经验医学模式，而不是循证医学模式。
有的学者认为循证医学着重从人体对于干预措施的整体反应去选择临床试验的结局指标，和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现，其思辩方式几乎一致，认为两者都忽略中间环节、中间指标，关心考察终点指标―――即病人的整体疗效。还有的学者强调中医学对生存质量的重视。其实古代中医对疗效的评定只能停留在临床症状(这其实也是替代指标，并非结局指标)的改善上，对疾病缺乏系统观察，对预后本来就认识不足，更谈不上治疗后对病死率、致残率等结局指标的观察了。若说中医对生存质量重视，那是因为只能重视生存质量，因为古人又不懂血压、血脂、血糖之类的替代指标。所以循证医学对终点指标、对生存质量的重视与古代中医学对改善症状的重视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现代中医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受西医经验医学的影响，临床研究也去重视那些替代指标。
所以中医学与西医学是相对而言的两个医学体系，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是相对而言的两个医学模式或者说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实际上中医学作为一种医学体系，和过去的西医学一样，目前的发展阶段是经验医学阶段。
二、“循证论治”概念的提出和实施
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证的规范化研究和证本质的研究(尤其是前者)无疑应是重要突破口，然而进展不大，如何借助循证医学的方法寻求这方面的突破仍是一大难点。那么能否先易后难，先重点开展一些临床研究，以期获得一些突破呢？
中医学目前发展阶段是经验医学阶段，临床医生们根据中医学原理和自己的经验看病。因为各个医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尽相同，各自的师承和自己形成的经验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临床常可见到同一个病人，不同的医生辨证的结果不尽相同，即使辨证结果一致，选用的方药却可能不尽相同，因而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这样的结果既不利于患者，也不利于医生本身的提高，还令医学生的学习无所适从，当然也令中医学无法走出国门，得到世界的公认。
中医药临床试验的研究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学者们对13种中西医、中医核心杂志近所载论文进行逐篇手检，发现属RCTs的论文数量太少，在RCTs论文中绝大多数文章只有“随机”字样而无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可比性；多数论文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及疗效观察指标；不少论文疗程不规范、样本含量小；多数论文缺乏正确的统计方法。上述原因使试验结果的前瞻性、随机性、可比性和可信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虽然如此，但只要认真学习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遵循前瞻性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开展设计严谨、方法科学、结论可靠的临床研究，完全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开展一些“辨病论治”的RCT，与开展“辨证论治”的RCT相比难度要小，只要严格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一定可以得到认同，有助于中医学的发展和走出国门。
这时就可以提出“循证论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要遵循当前中医临床的最佳证据来进行医疗决策，它是循证医学在中医学临床领域的体现。“循证论治”的实施与循证医学一样可归纳为“五部曲”：首先确定中医临床实践中的问题，然后检索中医临床文献，第三步要严格评价这些文献，接着应用最佳证据，指引临床决策，最后通过实践提高中医临床学术水平和医疗质量。
三、中医诊疗的新模式
循证医学是临床医学的新模式，但它并非不重视个人的临床经验，只是在此基础上更强调要采用现有的最好的证据。因为经验毕竟是医学的重要基础，而且循证医学不可能囊括临床医生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因为循证医学的证据远远少于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循证论治是循证医学时代中医临床诊疗的新模式，但它必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才能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当然这里的辨证论治是涵盖了辨病论治的)。
这是因为：首先，目前可以提供给中医“循证论治”的证据实在太少，而且这些临床试验的前瞻性、随机性、可比性和可信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所以面对这种无证可循的局面，只能按照经验医学辨证论治的方式来看病。其次，即使以后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中医临床RCT，仍然要结合辨证论治。这是由于中医学历来最强调三因制宜、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非常注意病人与病人之间细微的差别，这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目前中医临床试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辨病论治，一种是辨证沦治(在辨病的基础上)。无论是哪一种证据，临床医生最后都要根据直接面对的每个实际病人进行临床适用性的严格评价。单纯的辨病论治，向来为不少坚持中医特色的中医前辈们所反对，按这样的证据用于每个实际病人，固然可有一定的有效率，但可能不适用于每个病人。辨证论治的临床试验虽说是辨证论治，但由于只是简单地分为几个证型，千差万别的病人要纳入其中也是有不少困难的。
“循证论治”与辨证论治(也是指在辨病论治基础上的辨证论治)相结合就可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医看病历来讲究要“知常达变”，既要把握一般规律，又要洞察特殊性，这样的医生是最高明的医生，而病人也就能获得最有针对性的治疗。作为证据的提供者，要根据临床问题来提供最佳证据，实际上是提供一般规律。作为广大的证据应用者，首先根据临床问题去寻找中医临床试验的证据，若找不到证据就只能辨证沦治，若找到了证据也就是获得一般规律，然后就要根据具体的病人进行适应性的评价，若病人符合这样的一般规律，那么就可以直接运用，若不符合，就必须按中医传统的诊疗思路进行辨证论治，以期获得最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这个模式，第一步是“循证论治”，若无证可循，或虽有证可循但不适用于病人，就必须辨证论治。
“循证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模式应该引入中医临床教育领域。首先，中医临床医学的教材是根据古代医籍结合现代中医临床研究而写的，虽已对各种学术争鸣进行了折中，但未必符合临床实际。今后应该把那些关于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的临床研究的证据写进教材。第二，这样的模式对于初学中医者或西学中或国外学者来说也是方便掌握、切实可行的。因为，上述这些人对中医学还比较陌生，还不很理解，要掌握辨证论治的精髓有一定困难，而按“循证论治”的模式看病相对较易接受。第三，按这样的模式进行继续教育，将为成为一个“知常达变”的高明医生打下基础。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医在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三种手段中，最重视辨证论治，而且对辨证论治用得最多。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
所谓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病的原因、病的部位、病的性质和邪正关系，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比病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可操作性。
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两个阶段：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部、切）所收集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和、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法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是否正确。辨证和论治，是诊疗疾病的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同一种疾病当中，由于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即证不相同，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治法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证相同治疗也就相同，因而出现不同疾病采用相同治法的情况，这称为“异病同治”。
中医分型论治治疗烧心
1、阴虚内热
主证：经常出现胃里如同火灼一样的烧灼感，口干唇红，五心烦热，手足心热，知饥不食，或嘈杂似饥，舌质红，苔干少津，脉细数。
治法：滋养胃阴，酸甘敛阴。
方剂：芍药甘草汤加味。
2、脾胃湿热
主证：在脘中同样有火灼一样的烧心感觉，而且胃脘痞闷不舒，口干起黏，或吞酸嗳腐，苔黄腻，脉濡数。
治法：清化湿热。
方剂：越鞠左金丸化裁。
3、热物所伤
主证：有明显的饮食灼伤史，自觉吃过某种热物质后即觉食管及胃脘部有烧灼样烫热感，因而惧怕饮食，特别是热的食品，服后加重，苔或白或黄，脉弦数。
治法：能够清咽利膈，对于清热解毒也有一定的作用。
方剂：银花甘草汤加味。
治疗烧心的食疗方
1、赤小豆薏米粥
将红小豆和薏米加清水，用文火炖煮30分钟后取100 m l汁液，再炖30分钟后倒出荆下的100 ml汁液。将2次的汁液搅匀。温饮或凉饮。
主治胃中灼热烧心感轻度者。
2、金针菜冬瓜汤
要选用干金针菜20g.切段，用开水浸泡20分钟后与50g冬瓜一起放入沸汤，片刻即好，加盐、味梢。点几滴香油。
主治轻度胃中灼热烧心感。
3、素炒苦瓜
选用新鲜苦瓜200g，切丝备好。先用开水浸泡片以去苦味。再人油锅烧炒至九成熟，出锅。勾芡浇汁。
主治胃热胃中火灼感、心中烦热者。 主治轻度胃中灼热烧心感。
除了可以食疗以外，对于烧心的现象，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饮食应定时适量
不宜吃得过饱和常吃零食。吃得过饱使得胃内压力过高，常吃零食则使胃液不停地产生，均易导致胃液反流。吃饭时应细嚼。减少食物对食管粘膜的刺激，保护食管粘膜。
2、少喝碳酸类饮料
打开瓶盖就冒气泡的饮料进入胃内照样会生泡，使胃内压力迅速升高和气体增多，常致隔气和胃液反流，因此，应少喝起泡饮料。
3、少食油炸类等难以消化的食品
难以消化的食物易在胃内长时间滞留，刺激胃液分泌增加，使胃内压力处于较高的水平，易致胃液反流，应少食这类食品，如油炸类、脂肪类、高纤维类食物。
4、睡前不进食
睡前吃东西会刺激胃分泌胃液。，而睡觉后胃液易于反流。常致烧心。故睡前半小时不应进食，尤其不宜饱餐。
5、少吃甜食
吃甜食过多。易刺激胃液大景分泌，常致烧心，应少吃为宜。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素问·汤液醪醴论》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素问·标本病传篇》
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素问·至真要大论》
帝曰：何谓逆从?
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素问·上古天真论》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论析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政府;善治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善治本身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起来。”善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善治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民主化价值要求，即打破封建宗法社会秩序，粉碎僵化的政治结构和独断的权力结构，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主’德、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公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主体意识是公民进人政治过程的前提条件。善治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要求强化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提升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为此，从善治角度权衡，在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努力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个性凸现、具有公共人格的新型公民文化。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当治理把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目标指向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塑造反对专权、强权，维护法律的至上地位，实现人人平等、人人依法办事的公民文化时，才能达到在推动我国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变革目的。
中医辩证施治治疗心肌梗死临床分析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辩证施治治疗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我院3月～4月治疗的62例心肌梗死患者，中医分型：阳气虚损型10例，阴血亏虚型12例，瘀血阻滞型14例，痰浊闭塞型22例，寒凝心脉型4例。痰浊闭塞型治疗原则：豁痰散结，通阳泄浊。治疗方法：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味。寒凝心脉型治疗原则：散寒活血，宣痹通阳。治疗方法：乌头赤石脂丸配服苏合香丸。阳气虚损型治疗原则：温阳益气，活络止痛。治疗方法：桂枝人参汤(《伤寒论》)加味。阴血亏虚型治疗原则：滋阴补血，活络止痛。治疗方法：桃红四物汤送服六味地黄丸。瘀血阻滞型治疗原则：活血化瘀，通脉止痛。治疗方法：血府逐瘀汤加味。结果 62例患者经过治疗显效32例，有效21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85.5%，其中阳气虚损型总有效率为90.0%，阴血亏虚型总有效率为83.3%，瘀血阻滞型总有效率为78.6%，痰浊闭塞型总有效率为90.9%，寒凝心脉型总有效率为75.0%。结论 中医辩证施治治疗心肌梗死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心肌梗死;中医分型;中医辩证施
心肌梗死是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发生冠状动脉供血急剧减少或中断[1]，而致心肌坏死，多见于老年人[2]，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急性心肌梗死也向年轻化发展[3]，急性心肌梗死属于“胸痹心痛”、“真心痛”、“厥心痛”等范畴[4]，中医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积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探讨中医辩证施治治疗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本文收集我院203月～204月治疗的62例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年3月～年4月治疗的62例心肌梗死患者，其中男40例，女22例，年龄33～83岁，平均58.9岁。梗塞部位：前壁22例，前间壁6例，广泛前壁10例，下壁20例，前侧壁3例，右室1例。中医分型：阳气虚损型10例，阴血亏虚型12例，瘀血阻滞型14例，痰浊闭塞型22例，寒凝心脉型4例。
1.2方法 痰浊闭塞型主要表现：恶心纳呆，心悸气短，胸部憋闷沉重，伴见头晕腹胀，痛引肩背，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白厚腻，脉多弦滑或沉迟。治疗原则：豁痰散结，通阳泄浊。治疗方法：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味[5]。方药组成：半夏9g，薤白9g，栝蒌实12g，白酒70ml。寒凝心脉型主要表现：卒然心痛如绞，甚至胸痛彻背，心悸气短，脉弦紧，苔薄白，舌质淡，手足不温，冷汗自出，伴形寒肢冷。治疗原则：散寒活血，宣痹通阳。治疗方法：乌头赤石脂丸配服苏合香丸。乌头赤石脂丸的组成：赤石脂14g，干姜14g，附子7g，乌头7.5g，蜀椒14g组成。阳气虚损主要表现：心胸满闷而痛，气短自汗，面白唇暗，畏寒肢冷，体倦乏力，舌淡胖，苔白，脉沉细而迟，或结代。治疗原则：温阳益气，活络止痛。治疗方法：桂枝人参汤(《伤寒论》)加味[6]，方药组成：桂枝12g，人参9g，(炙)白术9g，干姜9g，(别切)甘草12g。阴血亏虚型主要表现：五心烦热、心胸烦闷而痛、头晕口干，便干尿赤，舌深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或促、结代。治疗原则：滋阴补血，活络止痛。治疗方法：桃红四物汤送服六味地黄丸。方药组成：红花5g，桃仁9g，当归12g，川芎9g，白芍12g，熟地12g，瘀血阻滞型主要表现：心痛剧烈，多发生于暴怒之后，如锥如刺，心悸气短，唇青舌暗有瘀斑，脉沉涩、结代。治疗原则：活血化瘀，通脉止痛。治疗方法：血府逐瘀汤加味，方药组成：牛膝10g，川芎4.5g，桔梗4.5g，甘草3g，柴胡3g，赤芍6g，枳壳6g，红花9g，桃仁12g，生地9g，当归9g。
二、结果
62例患者经过治疗显效32例，有效21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85.5%，其中阳气虚损型总有效率为90.0%，阴血亏虚型总有效率为83.3%，瘀血阻滞型总有效率为78.6%，痰浊闭塞型总有效率为90.9%，寒凝心脉型总有效率为75.0%，各分型患者治疗情况见表1。
三、讨论
综观近几年的.研究结果，中药治疗AMI有疗效显著、副作用小、药价低廉等优势。不仅从各种途径对AMI时缺血、缺氧及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给予及时有效的保护，且进一步抑制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心肌纤维化的发生与发展，为AMI患者改善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治疗途径。目前，临床上以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综合疗法相结合的方法为治疗AMI的最佳方案。但目前仍缺乏有关中医药治疗AMI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的前瞻性研究，缺乏中医药治疗该病统一的诊断标准、辨证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而且，已有的研究多偏重于临床，且研究设计不够准确。故今后期望能提高临床研究水平，严格按照循证医学模式进行系统评价，注重临床研究与基础实验密切配合，深入中药治疗AMI机制的探求，通过严谨的科研设计，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出治疗AMI的高效、安全的方药，为中药治疗AMI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新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敬孝，袁立霞，保心降压康防治压力负荷增加大鼠心肌纤维化的实验研究[J].中医药信息，，20(3)：54-55.
[2]童普德，吴小江，王晓玲.丹参对乙酸大鼠心脏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胶原基因表达的影响[J].中药药理与临床，，18(4)：7-9.
[3]许林海，周永列，周冰，等.葛根素对大白鼠离体心肌保护的实验研究[J].浙江医学，，23(2)：79-80.
[4]张灼，陈立新，秦腊梅，等.黄芪皂甙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血流动力学和氧自由基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7(3)：7-8.
[5]陈少如，郑鸿翱，陈韩秋，等.益母草制剂治疗心肌缺血及其机制研究[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2，14(1)：l9-22.
[6]刘南，林新峰，杨杏园.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急性心肌梗塞近期预后的影响[J].新中医，2001，33(4)：29-30.
浅谈法论治恶性肿瘤经验的论文
1“和法”调治肿瘤渊薮
“和法”即中医八法中的和解法，《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又曰:“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在此之谓“和”，指的是调和阴阳之法，也就是要化解机体内的差异和不同，从而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健康状态。狭义的和法一般认为有和解少阳、调和脾胃、调和胃肠的区别，至戴北山《广瘟疫论》，和法则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他提出了“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的见解［1］。徐老师在肿瘤治疗全过程中，针对肿瘤的复杂病理特点，通过“和法”，将多种矛盾、对立的症情，利用互相制约、相反相成、性质平和、作用和缓的组药遣方，无明显寒热补泻之偏，把握疾病的总体趋势走向，合理调度，兼顾全面［2］，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自然平衡状态。
2治疗肿瘤和调五法
2.1疏肝理脾，和胃畅中
徐老师在治疗中特别重视疏肝理脾、保护中焦脾胃的健运功能，禁忌一味苦寒攻伐之品，强调补而不腻，补中有运，攻图以缓，攻不伤正［3］。《黄帝内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徐老师指出，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化疗、放疗以及长期服用苦寒攻伐的中药，均可造成脾胃损伤，出现面色少华、气短乏力、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腹痛等脾胃气虚之症。如果不及时纠正则后天失养，身体日益虚弱，先天之本失去生化之源，久病及肾，导致脏腑俱虚，放疗与化疗可能被迫中断。在肿瘤治疗的全程中首先当时刻维护患者后天之本，疏肝理脾，使脾胃健运，升降相宜，患者能进水谷，气血得以化生。临证常用八月札、佛手、香橼配白芍，芳香行气，疏肝健脾;用党参、黄芪、白术、山药、砂仁、茯苓等益气健脾之品，又有焦山楂、焦神曲、鸡内金、谷芽、麦芽等消食导滞之品，还有枳实、厚朴、黄连、竹茹等降胃利胆之品，目的在于肝平脾健，开合正常，升降有序，使气归和平。
2.2调补肝肾，精血同补
肝在五行属木，居阴阳之中水火之间，动静相合，阴阳相贯，其性曲直刚柔，体阴而用阳，既藏有形之血，又疏无形之气。肾乃“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主一身之阳气。张介宾曰:“五脏之伤，穷必及肾。”一方面，肿瘤手术、放化疗后导致机体乏力、多汗、脱发、齿松、骨髓抑制及周围神经损伤等肝肾亏虚表现;另一方面，在肿瘤的后期，多发生脏器及全身多部位转移，久病及肾。肝肾同居于下焦，内寄相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滋生和转化，肝肾亏虚或相火过亢，常相互影响，故常肝肾同治。在治疗上徐老师十分重视从肝肾入手，以补肝益肾贯穿治疗的`始终，临证选用枸杞子、桑椹、墨旱莲、女贞子、制何首乌、黄精、杜仲、菟丝子、补骨脂、狗脊等药，使血充气畅，疏泄条达。
2.3益气养阴，调和阴阳
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癌毒之性属阳易伤阴，且既病之后常接受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在内的多种治疗措施，或为损伤性，或为以毒攻毒，易耗伤气血阴精，表现为疲乏无力、气短、自汗、盗汗、口干、大便溏或干结，故从总体来看，肿瘤患者的体质以气阴两虚者居多。因此，气阴两虚是恶性肿瘤患者的重要病理特点，在治疗过程中，注重益气养阴同时进行，在处方用药时有主有次，选用南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白芍、玉竹、石斛、黄芪、太子参、党参、山药、生薏苡仁等，使阴阳气血调和，补而不滞。
2.4温清并用，平调寒热
温清并用者，适用于既有寒象，又有热象，寒热错杂的病证［4］。肿瘤患者临床表现常错综复杂，一是老年患者，本身脏器功能衰退，兼癌肿攻伐损伤，使得机体寒热错杂;二是放疗、化疗后毒副作用导致脾肾阳气受损、上焦、中焦湿热内蕴。邪热内盛与阳气虚衰本为相互影响，阳愈衰则火愈盛，火愈盛则阳愈衰，只有在清热解毒泻火的同时采用温阳补气的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故在辨证用药时适当选用白花蛇舌草、蒲公英、山慈菇等清热解毒之品，同时又配伍杜仲、续断、干姜、肉桂等温脾补肾之品，使寒热协调，气归和平。
2.5扶正祛邪，消补兼施
在癌瘤的发生过程中，正气虚弱是决定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而邪气侵凌是促使肿瘤发生的外部条件。肿瘤的疾病转归与人体的正气强弱亦息息相关。邪气与人体正气的相互交争，偏盛偏衰，将最终导致疾病的消长。《医学入门》中载有“先补虚，使气血旺，则积消”的治疗原则。徐老师抓住“因虚致瘤”这一根本病因，临床一直倡导消补兼施，扶正为先，提倡在不伤正气的前提下消灭癌肿。扶正与祛邪，相辅相承，辨证统一，不可偏废。临证时，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机体不同的病理状态而动态地对扶正与祛邪的孰轻孰重作出调整，使邪正盛衰得以纠正，阴阳失衡得以恢复，最终达到“除瘤存人”或“带瘤生存”的目的。
3验案举例
患者，女，85岁，因发现胃角巨大溃疡性腺癌1个月，于1月18日初诊。初次就诊时，坐轮椅，消瘦，乏力，胃纳差，食后腹胀、时有恶心，腰以下部位寒冷，如坐冰水中，小腹作胀，小便困难，大便稀溏，夜寐差，烦躁不安，舌质暗红、苔少，脉细。因患者高龄，放弃手术，要求服中药调理。辨证乃上热下寒证。处方:南沙参、北沙参各15g，天冬、麦冬各12g，炙黄芪15g，生地黄10g，白花蛇舌草15g，黄连4g，肉桂5g(后下)，厚朴8g，枳壳10g，枸杞子15g，山药15g，制黄精15g，红景天15g，杜仲10g，续断10g，茯苓15g，酸枣仁15g，五味子6g，山萸肉10g，谷芽、麦芽各12g，甘草3g。水煎服，日1剂。202月1日二诊，主诉腰以下寒冷有所减轻，大便基本成形，但仍日行3～5次，睡眠仍困难，小便痛苦。原方加乌药10g，菟丝子12g。水煎服，日1剂。年3月1日三诊，主诉腰以下寒冷已不明显，大便成形，日行1～2次，胃纳明显增加，精神好转，能下床行走，小便已能自解，睡眠较前好转，每晚睡眠3～4小时。守方化裁继进，2个月后复诊，已能自己走进诊室，精神明显好转，胃纳香，大小便正常，睡眠正常，体重增加3kg。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仍在随诊治疗中。按:本案临床表现上热下寒，虚实兼见，症情错综复杂，辨证治疗棘手，单攻恐伤正，直补恐助邪，独寒恐伤阳，唯温恐助热。此患者高龄，元阳不足、肝脾肾亏虚为其根本，兼平素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致使肝郁脾虚，日久气郁湿滞而生热，最终形成寒热虚实夹杂的复杂证侯。治疗宜调和肝脾、寒热并用、升降配合、正邪兼顾。方中以黄连清上热，生地黄清热养阴，用肉桂、杜仲、续断温下寒，黄连、肉桂相伍，可交通心肾、清火安神，配合南沙参、北沙参、天冬、麦冬、黄芪、枸杞子、山药、黄精等益气养阴，补肝益肾，厚朴、枳壳宽中理气，酸枣仁、山萸肉、五味子酸甘收敛，以防理气温阳药的辛散，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抑制肿瘤的生长。诸药配伍，攻补兼施、寒温并调，药性平和，作用和缓，最终使阴阳调和，水火交济，则诸症好转。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循证医学与中医辨证论文
中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根本上源于其社会文化的差异，但在其表象上则表现为传统自然观及其思维方式的不同。从中医、西医哲学思维差异；“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医学优势所在；传统自然观及其思维方式的不同等方面阐述了循证医学与中医辨证之关系。Abstract：The different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ystems source from their social cultural difference；however it superficially demonstrates the difference in traditional natural outlook and thought style.It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differentiation and evidence?oriented medicine from philosophy thought difference in TCM and WM，“nature and human being in one” integration outlook being the advantage of TCM and different traditional natural outlook and its thought styles.
Key words：evidence?oriented medicine；medical model；TCM and WM difference；medical philosophy
循证医学是一门近十年来在国内悄然兴起的新兴的西医科学，是一种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模式，是以传统为基础的经验医学的发展和变革，简单来说，即“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十分相似于中医的“据证而辨”、“审证求因”。
1 中医、西医哲学思维差异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除了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外，哲学思想的指导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和西医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哲学思想中起着持久影响作用的是文化理念。
中国的先哲们认为，宇宙是连续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是通过“气”和“象”联系起来，是不可分割的。老子《道德经》以及《周易》都表现了这一种思想。所以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中，也仅仅是以阴阳、五行等事物的“象”（也有人说成是“属性”）去表示它，其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经常会随环境而改变，这一特点反映在医学上，则是同一疾病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地点都会有不同的疗法，即“同病异治”。
而西方的哲人则认为宇宙是结构化的。这种思想使得人们认识事物都从微细的、具体的、静止的角度出发，表现在西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人体结构的具体化分析，也就是现在讲的细胞学、分子学说。在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医学中，曾经出现过颇为相似的学说，即中国的五行学说和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学说。中国的五行学说讲的仅仅是“象”，如肺的“象”是“金”，“肺金”并不是说肺是由金构成的；而恩培多克勒的认识却是具体的，如“神经由火、土和双份水组成”。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的结果完全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认识所决定的，而这也导致了中西医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医学在文艺复兴之后由于人体解剖的开展和对人体物质化学的分析得到了迅速发展。现代细胞学和分子学说虽然相似于中国的“象”，但相比之下中医的“象”更为抽象和复杂。
2 “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医学优势所在
如果说连续和结构的观念对医学的直接作用决定了中西医发展的不同方向的话，那么从中衍生出来的系统和还原的观念则决定了医学这一门具体学科在中国和西方不同方向中的进一步升华。在中国，人们认为宇宙是个整体，所以人体的生理状况也是和自然环境高度统一的。“天人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在西方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且很有影响的占星术，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医“天人相应”思想是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生生相息，宇宙中某一部位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变化，这是系统理念的表现。而占星术则认为天体的运动引起人体的变化，这是把人和自然相割裂的，就比如街上的`噪音引起人的反应一样。所以在中医中可通过研究某些特殊部位如面色、舌象、脉象的变化来诊察疾病，通过望闻问联系五脏六腑出现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变化（也就是西方医学认为的病理变化），采取中药、针灸、理疗等整体治疗手段，达到气血和顺、阴阳平衡，使人的正气充沛、病症缓解和痊愈。
西方医学中对人体和疾病的研究都是割裂的，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就是把人的器官、组织、细胞进行分解，对疾病的研究也是先把人体和病原分开，再逐步深入地讨论。这就使得西医走上了与中医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中医学在理解整个人体的同时，把内脏发生的微妙的病机作为诊断依据，却被后人理解为模糊化；而西方医学在精确地探讨人体内各部分细胞、分子状态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人的生命整体的把握，所以临床上多为“对症下药”。
3 传统自然观及其思维方式的不同
闭合和开放的思维方式使得中西医在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法上存在着显着差异。中医使用闭合的方式思考问题，认识世界也总是以自然社会为本位，改造自我以适应之。而在西方则是开放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本位，改造自然社会适应“我”之需要。这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也深刻地引起中西医特别是在治疗上的差异。中医针对的主要方面并不是疾病而是证，是通过增强人的抗病能力调整内环境，下一番扶正祛邪的功夫，病就可以痊愈，所以有着“异病同治”的说法。在这中间就可以看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即增强自身免疫能力，适应天地间环境的变化。
首先，对构成物质元素的理解不同。西方自然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因此，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是有个体的，是有形的。而我国却是气一元论自然观，即世界万物是由连续的物质——元气构成，且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气是整体无形的。气能托起宇宙，气能穿透万物，在人体中气能推动血液，贯穿于五脏六腑之间，成为不可缺少的物质。
其次，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统一，善于对客观世界加以整体理解，故在中医里有重阳则热、重阴则寒、阴损及阳、阳损及阴的理论基础，在人体发病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哲学上不占重要地位的世界本原问题却是西方哲学所关心的。西方哲学认为天人各异，先辨其异，再求其合。其思维方式偏重于逻辑分析，侧重于对自然和自然观的思索，尝试对客观现象作出各种解释和说明，思维习惯于从个体出发，故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世界。由此造成了西方医学以机械观点看待疾病，强调各种致病因子，过分依赖检查结果和理化检验数据，完全用仪器等理化手段影响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强调以局部病灶诊治疾病，着重于从微观机制上研究疾病。18世纪意大利医生莫干仑和法国医生毕夏分别把疾病定位于器官和组织，而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创立的“细胞病理学”把疾病定位于细胞的变态。这些都表明西方医学侧重于点的研究。
中医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长、运动、变化及发展的根本规律在于事物内部的两个对立方面一阴一阳间的相互独立相互依赖。只有保持相对阴阳平衡，人体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才能“天人相应”不发生疾病。但是中医毕竟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同样受到道家儒家的影响，所以个别医者过度重视整体，忽略了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分析，忽视科学的逻辑推理及对具体形态、结构的认识，如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使得中医学的解剖知识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使其无法从微观方面了解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在特定的科学、文化理念及哲学思维的背景中，由于社会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不同而形成了中西医两大医学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这是建立中西医结合理论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其次，两种医学体系的理论框架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实践中新陈代谢，在吸收中重构新的理论大厦。第三，它们中的某些要素经过改造可容纳到另一个理论体系中去，在相互补充中发展自己，如中医已吸收西医学的化验、影像学等检查方法；西医也已经把针灸和中药用于了治疗。
可以通过寻找二者之间的交叉点与共同点，然后逐渐将其分化、发展，使传统中医学在某些领域或局部真正实现与现代医学的理论统一。同时，因为中医学中的某一证往往包括了西医学的多种病，而一种病又常常涉及到多种证，所以在临床实践中就应该先把中西医之间的“病”和“证”规范统一化。
西药的研究也是从分子量子的角度出发，而中医药在辨证之后往往可以因人而异制订出不同的配伍，所以中医辩证施治可以更好地为西医在整体上保驾护航。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某些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比单一疗法更为优越的疗效。中西医作为两门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体系，随着各自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相互汲取与消化，一定能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和疾病的防治走出一条更宽阔的道路。当中医药克服重重困难与循证医学一起翱翔时，它也定将赢得更重要的发展契机。
关于苏轼《思治论》原文及背景介绍
原文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今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
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
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背景
《思治论》针对时之“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指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又分别在《万言书》和《辨试馆职札子之二》中力斥时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纲领乃“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更力主择贤选能并望神宗能“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如此等等，可见东坡既非守旧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是主张革新政治的。
他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应“制科”考试时的试卷《进策》(包括《策略》、《策制》和《策断》共25篇)以及后来在凤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赋》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他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当时“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时弊，以及这种弊病迟迟得不到革除的原因，在于皇帝的只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和大小官员们的因循苟且，不思改革，而且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的革新措施。在政治上，他主张“历法禁”，要像商鞅、韩非那样，“用法治于大臣，而后及于疏贱”;他主张“决壅蔽”，鼓吹整顿吏治，任用贤能，罢斥冗员，使下情得以上达。
在财政上，他主张“均户口”，“较赋役”，改变那种“富者地日紧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减少，”的极端不合理现象，刹住越来越严重的兼并之风，“使民得以少苏”;他主张“厚货财”，“省奉给”，“节用廉取”，裁减“冗官”、“冗兵”，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军事上，他主张“教战守”、“训后旅”，教会平民打仗，“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夏的侵略，从而结束从前那种募民为兵，终身服役，在对外战争中，“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戳，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的悲剧。”
由此可见，苏东坡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
探究杂病从脾论治
摘要：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中若脾阳不足，或脾阴不充，或水湿困脾，致脾气运化失职，脾胃升降失调，则气血生化乏源，水湿转输失职，必将诸疾蜂起，百病丛生。故调治脾土一法为历代医家长期研究的课题，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治脾可安五脏”、“补肾不如补脾”等论点。尤其慢性杂病内外、上下皆病，症情复杂，难以论治时，当遵《内经》“上下交损，当取其中”之旨，从脾论治，往往可收到较好疗效，现将本人临床所得，杂病治脾验案简介如下，以资佐证。
关键词：杂病;从脾论治
1 木舌
患者王某，男，43岁。1月18日初诊。主诉：舌强，言语蹇涩两月余。两月前突然舌强语蹇，在某医院中西药、针灸诸法施治无效，病情逐渐加重，两侧颊部有紧束感，舌不能伸出口外，言语不清，饮食难进，神情紧张而来就诊。视其舌强硬如木，勉强外伸只能抵至门齿，两颊部肌肉僵硬，张口艰难，口涎外溢，身体汗出。舌质淡暗，苔白滑且腻，脉弦滑有力。证属风痰挟脾经之湿浊上窜太阴之脉，痹阻舌本。治当清涤脾经之湿浊，佐以祛风通络之品。处方：茯苓16 g，竹茹20 g，石菖蒲、丝瓜络、连翘、秦艽各10 g，僵蚕、钩藤各15 g，瓜蒌皮30 g，全蝎5 g，胆星6 g ，防风8 g，芒硝3 g(冲服)。5剂。二诊：5 d后舌体稍灵，汗出止。原方加桑枝15 g，增通络之力。5剂。三诊：舌体伸缩灵活，言语流利，饮食正常，两颊部仍欠舒展。原方去钩藤、芒硝、防风、连翘，加太子参、陈皮各10 g，苡仁30 g。以健脾益气，化痰缓急。5剂后诸症消失。
2 酒渣鼻
患者李某，男，46岁。9月6日初诊。主诉：鼻端肿痛流脂反复发作1年余。患者1年余前酗酒后，翌日即感鼻尖微痛，有粟粒状皮疹数个，未予注意。数日后皮疹破溃溢脂，并向鼻翼漫延，鼻端肿大，微赤、微痒。曾用西药外搽、内服，开始有效，病情反复1年余。转诊中医。给予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清泻肺热及去腐生肌等方药调治，病情无明显好转，而来就诊。患者形体矮胖，面容虚浮萎黄，鼻尖高耸微赤，流脂，鼻翼糜烂，肠鸣。饮食尚可，二便正常，舌质淡润边有齿印，苔白滑，脉濡，鼻虽为肺窍，但与脾土有关，按鼻之五脏分候，鼻尖属脾土。脉证和参，酒后脾土受伤，运化失司，湿浊酒毒内蕴，上渍鼻端。故用清热解毒、清泄肺热及凉血活血等药无效而且更伤中气。拟健脾化湿佐以解除酒毒之品。处方：炒白术、茯苓、苡仁各30 g，葛根25 g，茵陈、泽泻各18 g，藿香10 g，蔻仁、干姜各6 g。5剂。二诊：药后肿消大半，流脂消失，效果出乎意料。舌脉同前，守原方去藿香，加陈皮10 g，继服5剂。三诊：诸症日渐消退，面转红润。二诊方去蔻仁、茵陈，加党参15 g，服10剂善后。
3 眼睑下垂
患者王某，男，32岁。204月15日初诊。主诉：两眼上睑下垂，无力睁开1月余。1个月前感觉全身无力，少气懒言，渐至两眼上睑下垂，无力睁开，视物需抬首观望或用手推开上睑，晨轻夜重，神疲，面色无华，舌淡苔薄，脉虚弱。为脾气虚陷，清阳不升之证。治宜健脾益气，升举清阳，拟大剂升陷汤加减：黄芪50 g，党参20 g，炒白术18 g，防风、桔梗、炙甘草各6 g。10剂。二诊：眼睑下垂明显好转，精神大振，因汤剂不便，改服补中益气丸，治愈。
4 口疮
患者李某，女，28岁，7月13日初诊。主诉：唇舌溃疡反复发作，疼痛不已半年余。患者下唇内侧及舌边共有黄豆大小的溃疡6处，疼痛不已，常反复发作，妨碍饮食。经期超前、量多，经后口内溃疡疼痛加剧。经中药清热降火，养阴解毒之品内服、外敷，及口服西药维生素B2等治疗半年未愈。伴纳差、神疲、头昏、口干不欲饮，面色少华，两颧娇艳，大便时溏时结，小便色黄，舌质淡红，少苔，脉细濡虚数。此为脾阴久亏[1]、湿热乘虚内蕴、虚不胜邪之证。治以养脾阴为主，兼利脾经之湿热。处方：怀山药、鲜茅根、苡仁各30 g，太子参15 g，百合、鲜生地、滑石各18 g，麦冬10 g，甘草3 g，通草6 g，荷叶一角。6剂。二诊：服上方后，口内疼痛大减，溃疡变小、变浅。守原方继服5剂。三诊：适值经期，经量不多，饮食稍增，溃疡基本愈合。守原方去滑石、减苡仁为10 g，加炒白术10 g，再继服10剂，治愈。
5 体会与探讨
培土补脾，当分阴虚与阳虚[2]。脾虽为阴土，但亦有阴阳之分，不可因其恶湿喜燥，便认为脾脏只有气阳之不足，而无营阴之亏虚。脾阳不足向为人们所重视，脾阴亏损则常被人们忽略。心、肝、肺、肾皆阴阳互用，脾脏何独能例外。上述口疮案例，即是脾阴先亏，继则湿热内蕴之例。眼睑下垂案例，其病机系脾气下陷，清阳不升。用张锡纯之升陷汤加减，其效显著可证。故培补脾土时，定要分清是气阳不足，还是营阴亏损。复运脾土，应辨本虚标实之先后。健脾时要先分清是本先虚而后标实，还是先标实而后本虚。本文酒渣鼻案例，为素体脾虚湿重，酗酒之后，脾气更伤，水湿之邪难以运化。脾虚为本为因，水湿内渍上泛为标为果，治以大剂培补脾土之白术为君，淡渗利湿之茯苓、泽泻、苡仁为臣，佐藿香、蔻仁之芳香醒脾化浊，更以苦寒之茵陈清泄久蕴之湿热，辛热之干姜温补不足之脾阳，葛根解酒毒，且能升脾土之清气。诸药合用，故收速效。而木舌案例则为脾经素伏湿浊，复因挟风痰上窜太阴之络，阻痹舌本所致之舌强语蹇，为标实之邪困遏脾土，脾失化湿泻浊之力，故首以清泄脾经之湿浊，兼逐风痰，以解脱脾土之困遏。二诊时邪去大半，脾有复运之机，湿浊有消退之望，故增健脾益气之品以加强运化湿浊之力。两案虽均属脾为湿困，失转输运化之职，但酒渣鼻案例为本虚致实，治以补虚为主，木舌案例为标实致虚，治以祛邪为主。不可不辨。
脾胃用药，宜倡轻灵活泼脾居中州，职司运化，以阴阳协调，升清降浊为顺。选方用药要轻灵活泼，补不可滋腻壅滞，泄不能峻猛克伐，应使脾得运为贵。眼睑下垂案例之重剂党参、黄芪、白术、甘草，虽有甘温致满之嫌，但佐以流动升提之防风、桔梗，不但能载药上行，还能使补药无滞中碍膈之弊。口疮案例在选用滋养脾阴药时，皆以滋而不腻，养而能润之品为宜，在清利湿热时又要考虑到脾阴不足的一面，故应清不可苦寒，利不可峻猛，以脾阴得滋，湿热能去为度。
参考文献
[1]方药中，邓铁涛.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64.
[2]毛炯,贝叔英,陈德珍,等.脾阴虚的研究进展[J].中医杂志,1991,32(5)：50.
《素问 举痛论》证治补阙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文字古奥，理论体系朴素而深邃，读内经条文，常为数千载以外先贤认识的高明拍案折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内经成书的年代，中医学尚未形成完备的辨证论治体系。所以，作为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学人，从体悟内经的精神，到以之指导临证实践似乎常有意犹未尽之憾。前人注释内经者，也大率随文逐义。笔者则习惯根据个人的`理解，结合后世医家之认识加以发挥。本文以素问举痛论为例，对原文中所涉及痛证14条，逐一补足治法方药。使之更加切合临证者应用，权作启迪思路引玉之砖，窃以为亦不失学习经典一门径也。
原文黄帝提出的痛证14条为：1，其痛或卒然而止者,2，或痛甚不休者,3，或痛甚不可按者,4，或按之而痛止者,5，或按之无益者,6，或喘动应手者,7，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8，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9，或腹痛引阴股者,10，或痛宿昔而成积者,11，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12，或痛而呕者,13，或腹痛而后泄者,14，或痛而闭不通者。
以下逐条阐释并补足方剂。
1，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病机：寒凝脉络。治法：温经散寒通脉。方剂：当归四逆汤。组成：当归，桂枝，芍药，细辛，通草，大枣，炙甘草。
2，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病机同上之重者。方剂：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组成：前方加吴茱萸，生姜。
3，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病机：寒邪稽留之实证。治法：散寒通脉止痛。方剂：活络丹。组成：川乌，草乌，南星，地龙，乳香，没药。
4，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病机：肠胃素虚，寒邪入中。治法：温中补虚散寒。方剂：小建中汤。组成：桂枝，芍药，大枣，生姜，甘草，胶饴。
5，寒气客于挟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病机：寒邪深入挟脊之脉。治法：温经散寒。方剂：五积散（吴茱萸，桃仁，杜仲）；或通经丸（硫黄，黑牵牛，面和为丸）；或安肾丸（葫芦巴，补骨脂，川楝子肉，川续断，桃仁，杏仁）。
6，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病机：寒气上冲，上盛下虚。治疗：温补命门，降逆平冲。方剂：黑锡丹。组成：补骨脂，小茴香，葫芦巴，肉豆蔻，附子，肉桂，木香，金樱子，沉香，阳起石，巴戟，硫黄，黑铅。
7，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病机：寒邪客于心经。治疗：通阳宣痹止痛。方剂：栝蒌薤白白酒汤。组成：瓜蒌实，薤白，白酒。或乌头赤石脂丸（蜀椒，乌头，附子，赤石脂，干姜）。
8，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病机：寒客肝经。方剂：少腹逐瘀汤。组成：蒲黄，五灵脂，元胡，没药，小茴香，炮姜，肉桂，当归，川芎，赤芍。
9，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病机：寒客阴股。治法：祛寒缓急止痛。方剂：暖肝煎。组成：当归，枸杞子，茯苓，小茴香，乌药，肉桂，沉香。
10，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入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病机：寒凝血瘀成积。治法：破血逐瘀消积。方剂：化积丸。组成：三棱，莪术，阿魏，海浮石，香附，雄黄，槟榔，苏木，瓦楞子，五灵脂。或膈下逐瘀汤。
11， 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病机：寒邪之中，阴阳气不相顺接之厥逆证。治法：回阳救逆。方剂：四逆汤。
12，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病机:寒邪犯胃。治法：温胃散寒降逆止呕。方剂：丁萸理中汤。组成：丁香，吴茱萸，党参，白术，干姜，甘草。
13，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病机：寒邪客于小肠。治疗：暖肠散寒止泻。方剂：茯苓泽泻理中汤。组成：茯苓，泽泻，党参，白术，干姜，甘草。
14，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病机：热结肠腑。治法：泻热润燥通腑。方剂：调胃承气汤。组成：大黄，芒硝，甘草。
从通篇所列证候来看，内经时代，对于发病病因的认识方面尤为注重寒邪致病的问题。而作为当代对于痛证病机的认识已经更为丰富全面，但作为学习内经条文，理解经典思路，这样的发挥补充，既能够很好地梳理痛证治疗方面的法则和方剂，又堪为经典到临床的一副桥梁。遂不揣浅陋，以供同道批评。
小论文：探讨中医养生治未病
“治未病”思想是由《黄帝内经》首先提出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治未病”就是治疗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要手段、以保障健康为目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未病先防，从适度锻炼、合理饮食、适时养生、科学用药等方面进行调养，最大程度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防止疾病发生；二是即病防变，也就是生病之后要早期发现，并防止其进一步发展恶化——病中养身。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有小病小灾，但有了小病，不要忌讳就医让小病酿成大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在发病之初，必须及时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传变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截断病机，及时控制疾病进一步发展；三是病后防复也就是在疾病治好后防止复发。生病后人的`身体一般比较虚弱，要注重病后的康复治疗，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可导致疾病反复或旧病复发；同时要有针对性进行养生保健，远离原来可能导致疾病发生的发病因子或改变可能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养生，古称“摄生”、“道生”、“保生”。“生”的意思为生命、生生不息之意，养生即通过各种手段调摄保养自身生命，使生命生生不息的意思。《内经》认为人的寿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后天修养是关键。在中国养生学乃至中国文化里，人的生理、心理、伦理、皆统一于“心”中，历代的养生家、医学家普遍认为养心最为重要，是养生的根本。养心无外乎性命双修和阴阳平衡，“性命双修”是指养生不仅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更要“修性”，通过加强道德修养和进行心理调适而达到健康长寿。养心的阴阳之道，在于刚柔相济，进退有度，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要自强不息，刚健进取，精神有所寄托；无所为，就要恬淡虚无，知足常乐，从容做人。
中药是在中医“治未病”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中药不仅祛病，而且强身，提高身体的抗病机能。广东人煲汤就常用一些清热去湿、补气养血的中药材，这是中医中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经验总结。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总结下来中医药“简、验、廉、便”的特点，通俗一点说，就是诊断形式简单，治疗有效，治疗、用药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老百姓都用得起，而且药食同源，安全性更好，我们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真正服务于“治未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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