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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摘 要：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近年来，各种恶性儿童事件频发，如贵州毕节事件等，社会服务参与到儿童保护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陆续出台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开展了两批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试点地区，社工除了在个案服务上发挥作用，也要挖掘到社区本土的资源。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近年来，儿童虐待事件频被曝光。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民政部发言人对于这类事件进行了相关发言。民政部发言人表示要“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同时，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病重残、事实无人抚养、父母服刑、戒毒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加快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和适度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服务目前在我国已经开展了两批试点地区，仍属于在探索阶段，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一、目前关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研究现状
目前只有国内有关于困境未成年社会服务的实践，而且施行时间较短，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大都停留在对困境儿童的一些救助流程以及宏观的社会保护网络的构建上，缺乏社工作角度下的介入，尤其是个案介入的探究。而且我国社会工作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但是目前仍处在于探索阶段，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体系的完善度参差不齐，许多学者的理论性探究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以P区为例
笔者借着A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需求调研的契机，对P区困境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了摸查。目前A区困境未成年人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二是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三是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四是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五是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
1.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目前，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中，其家庭结构不完整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据统计，A区共有33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其中33.3%的家庭是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由其他亲属照顾。另外，15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于没有监护人，由社会福利院作为监护人承担替代照料工作。从街道民政工作人员、P区社会福利院的访谈得知，该区目前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照顾、教育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原生家庭照料，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性格形成、社会规范意识缺乏指引，造成他们自我形象偏低、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2.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现状
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力量不足。从A区救助站困境未成年人救助数据统计中发现，平均每年接收10名以上曾遭遇家暴、虐待、遗弃的未成年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A区能为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遗弃、虐待的未成年人提供庇护场所较少。对于未成年人出现危机及人生安全威胁时，只能通过公安及司法力量介入解决。对于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目前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实施性和儿童视角的服务规划，缺乏专门处理未成年人侵害的综合干预工作机制，以及缺乏足够临时安置场所和紧急救助环境提供庇护。
3.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P区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数量多且生存保障需求突出。流浪、流动未成年人生存无法得到保障，他们需要接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提供庇护空间，让其健康成长。流浪、流动未成年的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保护，且就读的学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遭受侵害。
4.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而遭遇困境的未成年人，在政策虽有覆盖性的照顾，但是在相关的支持上仍然比较缺少。由于户籍的关系，在重病重残未成年的社会保护上，仍然有户籍与非户籍的区分，在得到医疗保障上有一定的区别。
5.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本地户籍困难家庭未成年人教育权益得到基本保障，但非户籍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难导致未成年人辍学、失学严重。且目前由于特殊教育资源，大部分特殊未成年的教育需求无法被满足，本文个案的案主，由于常规的学校不接受她而长期接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导致智力、认知迟缓。
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现状
1.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
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现有的社会服务现状基本以经济扶助、资源链接为主。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帮扶中基本没有涉及心理辅导、家庭关系辅导等服务。
2.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
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大多数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服务的部门及系统基本是从本单位的资源出发开展服务，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资源合作形式，。
3.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在法律层面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均有规定，但没有明确的职责说明，且如在危机事件的发生，从发现、介入到后续困境未成年人问题的解决，均没有明确的对接主体，也没有明确的问题解决指引。
4.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的投入
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目前有部分机构设置了专业社工岗位，但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5.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在现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各单位均有开展相应的服务，但没有形成系统、直观性的社会救助途径、救助程序让社区群众能了解、知晓。而上述部门、社会团体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救助服务的宣传力度亦不足，同时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参与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四、结论
目前我国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一是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二是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三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四是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五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社会工作在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手法及其专业伦理价值观，为困境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其更加健康的成长。社会工作除了基本的助人活动以外，更是提供了预防的途径，从而有效控制困境未成年人数量的增长从而达到社会保护的最终目的。
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介入对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基于社区或者是基于家庭的视角下对于案主的资源进行全方面的剖析，为案主理清关系脉络后，在一个使能者的角色中，让案主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活化起来，从而为案主构建其非正式支持网络与正式支持网络的结合体，从而建构起更加全面的系统网络。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加强调“人在情境中”，在情境中去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每个困境未成年人困境产生背后深层的原因，从而去达到助人活动的目的。
以下，本人通过在P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中的个案跟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的经验，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提出相应的对策。
1.个人及家庭照顾层面
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照顾方面，社工在涉及相关的个案的时候，不要忽略案主家庭无限的能力，要善于挖掘家人的优势，并且进行多方的结合，引导其建立起合适的家庭保护网络。同时在介入过程中，要注意增强家人的自信，并且社工可以针对同一困境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支持性小组，增强互动能力，从而提高个人及家庭照顾的效度。
2.社区及学校方面
社区可建立起“未成年保护资源联盟”，社区为本的资源联盟可以包括法律支持、特殊教育、居家安全改造等，从而为社区的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学校应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宣传，增强未成年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如预防害、家庭暴力、日常安全等教育。
3.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
国家可根据两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项目的情况，根据相应实际的情况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如家暴法的相应的细则需要再细化，及地区需要对各类困境未成年人群体在政策上的一些覆盖流程出具指引，如无户籍人口的入学指引等。
五、反思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由于重要，社会工作可以是一个使能者、也可以是一个助人者、或者是链接资源者。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需要我们用一些专业的技巧去达到相应的目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更多是助人自助，由于困境未成年人本身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为遭遇了一些困境，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是弱势者的理由，相反的，社会工作者应该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富有能力的。社工在处理困境未成年人个案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个步骤，第一，是考虑其现有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就学还是相应的医疗保障等问题，是否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没有覆盖到的。第二，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系统，列出其所处环境的情况及自身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案主自身资源的部分。第三，充权，要让服务对象学习及强大自身，而不是一味地由社工去引导，更多地是要达到“自助”的程度。如在本文所举的言语残疾者的个案中，第一，就是看其各种福利政策是否覆盖，就学问题或者是医疗问题是否解决了，如果没有的话，社工在这个阶段便要充当协调者，协调各方，从而为案主争取相应的权益。第二，在个案中，根据案主的生态系统，了解到其所在的家庭及社区对她潜在的作用，从而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充分联动多方资源。第三，除了前面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社工如何利用专业的技巧如家庭治疗模式等了解案主家庭对她的影响，从而增强其正向影响，减少起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要增加其自身的能力，如让她去学校是挖掘其未被开发的社会交往功能，同时并在职业学校习得相应的职业技能，以此让案主增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助人自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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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引言
职业活动是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影响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失业及职业向下流动的威胁也不断加剧，由职业活动所引致的各种压力正在演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不恰当的职业压力不仅不利于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组织效率，从长远角度看也会对经济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表现形式以及反应状况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职业压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由此，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正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工作为研究视角，结合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调查数据，建立压力管理和缓解女性职业压力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以期达到缓解女性职业压力、实现有效的压力管理。
一、职业压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职业压力（occupationalstress）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Kahn等人将压力管理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中，开始探讨职业压力问题[1]。目前，西方学者对工作压力感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框架内进行：一是行为模型，二是认知模型[2]。在行为模型中，研究者非常重视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的调节作用。在认知模型中，研究者则致力于考察认知变量与压力感及适应后果的关系。由此，职业压力问题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压力来源、压力反应、压力动因、压力后果、个体的角色冲突、社会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等方面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关于职业压力的定义并未完全形成一致。有研究者强调压力来源，也有研究者强调压力后果，即压力反应，还有研究者将其看作环境变量，即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3]。本文则从一般意义上对职业压力进行界定，即职业压力是指工作者所产生的那些与职业场景或情境相联系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异常。从这一界定出发，职业压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此，本研究将职业压力分为三个方面：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图1）。压力源是职业压力的来源，指那些导致压力产生并且与职业有关的场景或情境。职业压力源通常来自个人、工作和社会三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工作任务、工作制度、人际关系与家庭―工作平衡四个角度来表征压力源状况；压力反应是职业压力在个体层面的具体反应或表现，换言之，就是职业场景或情境导致工作者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偏差，如工作过程中出现过度焦虑、紧张和行为偏差等症状。本研究从生理、认知（对职业压力的主观判断）、情绪（对职业压力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因压力产生的行为反应）四个层面来表征职业压力反应情况；压力应对，即对压力的控制与管理，指当个体面临压力时，采用一定方式去调节情绪、认知、行为和环境。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即倒U型理论[4]，当压力低于中等水平时，压力有助于刺激机体，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取得较好的工作绩效。适度的职业压力是促进个体工作绩效和组织效率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当压力源的强度和频率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或者个人的压力应对机制和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时，就会损坏个人的职业功能。这种影响还会泛化到个人其它方面，降低个体的健康、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组织绩效降低。然而，在组织内部，通常并没有专门针对职业压力制定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因此，由职业情境带来的压力往往只能由工作者自己解决，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压力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职业压力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其进行科学干预和应对机制的普遍缺乏，因此探讨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提高组织绩效尤为关键。
在有关研究中，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探讨的性别差异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研究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范及其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差异即性别文化，既影响女性地位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期待。这种规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制约着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承担双重角色，使得女性不仅承受来自工作、家庭的压力，同时还承受平衡工作与家庭而产生的心理冲突带来的压力。基于此，我们按照如下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以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以男性为参照，分析女性群体职业压力的现状及特点，探讨两性压力状况的差异，探究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源，并为缓解基于社会性别的职业压力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最终提高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分配效率，进而促进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
二、国内外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职业压力的研究已从普遍性的职业压力根源解析，延伸到不同群体的职业压力差别探索与原因阐释[5][6][7]。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初步揭示了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除了工作负荷、竞争、人际关系等常规的职业压力之外，由于社会性别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在职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要求、社会期待，职场中性别隔离和歧视等因素也构成了职业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对男女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8][9]。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职业要求等角度，对不同领域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男性职业压力和女性职业压力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和原因解析[10][11][12][13]，并从个人、组织、社会支持等层面探索缓解职业压力的干预模式[12][14]。但从总体上，较之男性职业压力，关于女性职业压力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15]。在中国，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6][17][18]，目前有三种观点[19][20]：
（1）男性的职业压力显着高于女性；
（2）女性承受的压力源强于男性，但职业压力小于男性；
（3）职业压力与性别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针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专门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约束，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职场中，女性的角色冲突比男性更尖锐；由于职场中的性别隔离和歧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会遇到更多障碍[21]。因此，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上，目前我国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大多数关于职业压力的性别研究仅以女性为对象，缺乏男性参照，因而忽略了对那些由于社会性别规范所带来的职业压力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二是缺乏针对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有关研究散见于一些对职业压力的总体分析中。对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根源的分析，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对男性要求更高，或者女性的压力应对机制优于男性的初步推断上[19][20]，但没有实证分析的支持；三是作为一种专门为服务对象的利益和福利提供服务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那些承载巨大职业压力的个人解决问题、增强能力，还能促进个体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目标。但是从社会工作视角来缓解职业压力的研究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导致职业压力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原因缺乏明确客观的分析，致使相应政策介入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鲜有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职业压力干预模式的探索。因此，本研究以男性为参照，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职业女性的压力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不仅客观探讨了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现状和原因，还力图从社会工作视角构建职业压力应对干预模式。
三、调查与数据分析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男女两性职业压力的具体表现及其差异，探索职业压力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应对机制，本研究以某一新型的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情况、整体就业环境评价、内部就业环境评价和对职业压力相关情况的评价；二是调查对象职业压力主观评价量表。问卷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维度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现状，并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方法设置了主观评价量表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程度。量表分为5级，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应赋值为1、2、3、4、5。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13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是80.7%，结合这一经济功能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我们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采取了不同的抽样方法。其中，企业雇员问卷466份，采取配额抽样的调查方法；公务员问卷446份，运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本研究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共梳理出912个信息翔实、资料齐全的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表1）。在912个样本中，男性612人，占67。1%；女性300人，占32。9%。其中企业雇员男性约为女性1。4倍，公务员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这一性别比例基本符合该区域内部企业和政府部门整体上的性别结构分布状况。样本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年龄分布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样本中30岁及以下的比例最大，为42。9%，然后依次为30―39岁、40―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二是调查对象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总体样本中本科生的比例最高，为57。8%，其他学历类型人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26。1%）、大专（13。5%）和高中及以下学历（2。6%）。在高学历（本科和研究生）部分，职业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综上，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等特点都体现出了此功能区在职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二）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分析
1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观评价量表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及压力应对三个维度调查职业压力现状，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级指标（职业压力综合指数）、三个二级指标（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与压力应对指数）和若干三级指标（表2）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职业压力综合指数=（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压力应对指数）/3压力源指数=（工作任务指标数值+工作制度指标数值+人际关系指标数值+家庭工作平衡指标数值）/4压力反应指数=生理反应指标数值+情绪反应指标数值+认知反应指标数值+行为反应指标数值）/4压力应对指数则由单一指标压力缓解途径来表征。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采取等权重法计算综合指数，即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二是在进行数据计算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同趋化处理，将所有的正向指标采取负向计分的方式。三是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使其结果介于0―1之间。处理后题目均显示出对压力状况的负向评价，因此相关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压力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职业压力越小；其中，0代表没有职业压力，而1代表职业压力最大。对于二级指标也采取了同样的计算方法。本研究采用一致性系数（Cronbach系数）来检验其信度，样本总体、企业和政府的系数分别为0.653，0.628，0.676，基本符合主观评价量表的测量要求。
由于总体样本的两类样本量（企业与政府）的结构不能反映实际结构，针对总体进行综合职业压力指数的计算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两个比较维度：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比较；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分别针对企业男性雇员、企业女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女性公务员进行群体差异分析。相应地，比较内容也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压力水平（综合指数）；二是压力结构，即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构成维度（表3）。通过表3，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在总体水平和压力结构方面都较为接近，并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这一经济功能区内整体上的职业压力并没有超负荷，其职业环境非常有利于雇员人力资本和潜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数值都非常接近0.5，体现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处于超负荷的边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就可能引致过高的职业压力；同时，由于李克特式五级评分标准的区间很小，尤其在进行指数化处理后，数据之间微小的差别就能反映出数据呈现事实之间的较大差异。所以，当我们针对具体的数值进行分析时，可以归纳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压力水平层面进行分析，按行业区分，公务员的压力在整体上略低于企业（0.4400.44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政府工作相对更加稳定导致的；按性别区分，企业男性雇员的职业压力大于女性（0.4560.431），而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小于女性（0.4390.457）。换言之，当综合考量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这三个维度时，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就业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环境和考评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职业要求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群体所呈现的职业压力肯定会呈现一定的差别。
第二，从压力内部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女性公务员和男性公务员在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维度的状况相似，但是女性公务员在压力反应上（0.443）明显高于男性（0.397）；企业男性雇员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的指数则均高于女性，其中在压力源上的差别相对更为明显。总之，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企业内部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而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2职业压力内部结构的性别差异
如果具体分析综合压力指数的三级指标，并结合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的数据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职业压力结构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两性的职业压力来源有所不同。针对主要压力来源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雇员的压力源分布较为分散，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工作承担的责任大（25。9%）”、“工作相应的报酬和福利待遇低（18。7%）”、“工作本身的难度大（16。1%）”与“工作评价机制不合理（11。5%）”；同时，企业中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不大，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对前四位压力来源的排序完全一致，频数分布也比较接近。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女性将工作报酬视为压力来源，有更多的男性将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视为压力来源。与企业明显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压力源的分布则较为集中，主要体现于两个因素，分别为“工作本身的难度大（53。8%）”和“工作承担的责任大（31。6%）”，而且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也非常显着，女性公务员将“工作承担的责任大”排在了首位，为42。4%，男性公务员则将“工作本身的难度大”列为首位，高达59。5%。综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均为工作本身（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但是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则更偏重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两性的压力反应有一定的差别。压力会对在职群体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压力负荷的轻重程度不仅与现实的压力源有关，也与个体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压力反应往往表现在生理出现异常，如失眠、饮食不好或身体不适等等，认知、情绪或行为发生偏差，如感到压力巨大、对职业发展毫无信心、工作时负面情绪强烈或者经常试图更换工作等等。调查显示，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两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最强，数值均在0.5左右，在行为层面的压力反应相对最小，数值均在0.4以下。换言之，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要更为强烈一些，但是在行为层面上并不会出现过多的偏差。我们还发现，除了认知反应，企业女性雇员在生理、情绪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平缓；而公务员的情况与企业正好相反，女性在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各个层面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强烈，尤其是在认知层面，女性的压力反应数值高达0.544。总之，无论是在企业还是政府，女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比男性更为强烈，说明女性对职业压力的主观认知和判断都更为明显。由于调查对象所承受的职业压力在认知层面的负面反应较强，我们对此做出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压力反应与职位高低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控制职位等级变量后，对在不同职位上，不同性别在认知层面的反应程度进行了均值比较（表4）①。我们发现除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外，在企业和政府里，两性基本都呈现出职位级别越高，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和认知就更小一些。换言之，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虽然调查对象所负荷的压力源会更强一些，但是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强度却在逐渐削弱。对此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晋升、经济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大，容易引发焦虑、紧张等情绪，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就会更强一些；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掌握更多的工作资源和自主权，因此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感知就会减弱。
第三，女性的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针对家庭―工作关系的调查，公务员总体的数值（0.451）略高于企业（0.405），说明公务员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程度相对较低。具体到对“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问题作答时，公务员和企业雇员的数值都高达0.6，偏离了正常范围。这说明，两性在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分性别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业，男性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度都不如女性，其中企业女性雇员的平衡能力最好，然后依次是女性公务员、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其中男性公务员“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作答时，数值高达0.645。同时，对“家人常常因为我忙于工作而抱怨我”的回答，构成了家庭工作平衡关系指数的单项指标之一，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在职人群的工作―家庭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调查对象进行性别分组，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了变量的相关程度eta值。结果发现，政府和企业的Eta值分别为0.169与0.229，两个相关系数的显着性水平均为0.000<α值0.05，说明性别与家庭工作关系呈轻度的相关关系，即较之男性，女性往往有更好的家庭―工作关系。同时，结合婚姻状态（未婚或已婚），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均值比较，两性都呈现出一个共性：即已婚调查对象在家庭―工作关系上，都比未婚群体的压力更大（图2）②。这说明进入婚姻状态的在职人群，会面临更强的工作―家庭冲突。总之，女性较男性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一方面可以说明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调节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性别文化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面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时，女性往往更容易选择家庭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第四，两性的压力应对能力呈显着差异。针对主要压力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排在前四位的均为以下四项：其中“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和“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旅游、喝酒、运动等）”排在前两位，频率分布较高，在29%―43%之间；然后是“自己憋在心里”、“救助于领导或同事”，频率分布相对较低，均在15%以下。但是数据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将“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排在首位，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中均有超过40%的女性选择这一项；而男性更倾向于“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中都有33%左右的男性选择这一项。这说明相对于男性，女性更依赖于家庭或朋辈群体的支持，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一些具体的宣泄途径来缓解压力。至于“自己憋在心里”这一选项，虽然不同群体的选择比例均处于6%至16%之间，不是很高，但是男性选择该项的比例基本上均为女性的一倍左右。“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缓解的途径”选项的比例最低，除了男性公务员这一现象达到了8。3%以外，其他群体选择比例均不足4%，这表明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来自于职业环境的压力主要依靠自我调节机制，均缺乏从工作单位获取缓解压力的方式。综上，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宣泄压力的方式，比如旅游、运动等来缓解疏导压力；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人交谈，愿意和自己信任的人进行情绪共享，这也反映出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规定性。无论是倾诉方式、援助需求和处理方式，与男性相较，女性表现出一定“外倾性”，而男性则表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3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从调查结果来看，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呈现出以下具体特征：
第一，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且两性的主导压力源均来自于工作本身，但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更偏重于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从职业压力水平上，不能简单地对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做出判断，应该结合行业、职位、婚姻状况等不同因素做出分析。具体而言，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
第三，从职业压力结构上（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在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之间，企业雇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第四，在压力反应上，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更强烈一些，但是在行动上并不会因此出现偏差。女性雇员对职业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判断更为明显。第五，调查显示女性整体的家庭―工作关系比男性更为和谐，但这并不能说明面对职业压力，女性更擅长取得家庭―工作关系的平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出现矛盾时，较之男性，女性更容易做出让步和调整。第六，在压力应对上，女性更倾向于对外交流和倾诉，呈现出一定的“外倾性”；而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的活动，来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研究同时发现，面对职业压力，男性自我压抑的程度要比女性更高一些，呈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四、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我们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探讨基于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一）社会工作介入
社会工作是19世纪末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科学，它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助人服务活动的学科。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ocialWorkers，简称IFSW）的定义，社会工作专业旨在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进行赋权并提高人类福祉。同时，社会工作运用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理论，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
形成更好的互动，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介入则是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的过程[22]。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对象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介入的功能是由服务对象的问题类型、需求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领域决定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将职业压力当作是一个偶发的、个人现象来进行干预，因此针对在职人群，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工作介入的技巧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达到缓解职业压力、促进组织和谐的目标。根据不同群体职业压力的特点、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能力，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介入模式。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入：
（1）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反应，即针对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进行介入，直接针对在职人群自身的压力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达成缓解职业压力的目的；
（2）针对压力源本身，从造成压力的环境介入，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为其提供良性疏导的环境，帮助构建在职人员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缓解职业压力；前者是直接介入方式，后者是间接介入方式。
（二）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虽然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给两性在压力感受、心理健康和职业满意度方面造成相似的影响。但是每个社会都构建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这种性别文化也造成了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影响着两性在工作领域中的自我构建、压力认知、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取向等。结合本研究的调查，我们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工作责任感，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都更为明显，在处理压力时体现出更强的“外倾性”。这说明，两性在职业压力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个人责任感和缓解压力的方式。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学者将性别的视角运用在社会工作中，有学者将这一取向称之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或者是性别社会工作[23]，旨在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推进社会工作，最终促进男女平等。与这一理念的基本逻辑相一致，我们在构建社会工作介入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性别敏感性，这样才能达成有效缓解两性职业压力的目的。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方法构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首先，通过预估发现和诊断职业压力源、压力应对水平等级，识别职业压力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了解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塑造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过程；其次，根据性别差异，从工作环境层次进行介入，为两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在组织中展开职业压力管理，结合女性压力应对方式的“外倾性”特点，开展针对女性的缓解压力的社会工作实务，增强职业女性协调家庭责任与职业目标的兼容性；第三，根据性别差异运用个案工作等方式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改变不合理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根据不同性别的需求差异，建立有效的压力应对机制。同时，构建良好的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建立有针对性地缓解压力的途径。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情景中，我们相信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于缓解两性职业压力、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特别是在工作领域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的职业压力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发展还需要社工界同仁的积极开拓和经验总结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论文
摘 要：简述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分析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司法社工在协助开展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论述福利多元主义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启示，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机制。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福利多元主义
社会工作注重人性的关怀，纵观人类历史的变迁，人文关怀的道义促进重刑主义渐变并趋于刑罚谦仰性，为此，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其理论提供溯源。
一、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
人文关怀的道义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既彰显人性的光辉价值，又充斥个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人文关怀的道义重视人的价值的存在，以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为价值诉求。人文关怀的道义彰显价值引领的功能。塑造了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元素。促进现代刑罚观念和制度较多的融入恢复性司法的精神。
从社会学看刑罚，刑法是从侵犯社会行为并对其惩罚所保障社会秩序的职能。基于刑罚虽具有的司法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而和社区矫正交集的契合。社区矫正逐渐摒弃传统重刑主义趋于刑罚的人性发展，彰显刑罚的谦仰性。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谦仰性的趋向。刑罚谦仰性符合人文关怀的道义。刑罚谦仰性体现出从传统重刑主义到刑罚轻缓化的过程，也是影响服刑人员矫正修复社会关系，回归社会的过程。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个别化趋势。理性主义刑罚观指出，“为实现刑罚公正，必须在贯彻罪刑相当原则的同时考虑罪犯个人情况，刑罚适用应当有一个综合评定标准”。这种刑罚个别化观点在社区矫正表现的较为明显，比如，对服刑人员个案工作方法和个案评估方面。
人文关怀的道义视角下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有着密切的渊源和共性。考察西方工业革命之初，慈善人士通过济贫扶困贫民，视为现代社会工作之首创之举。历经岁月发展，塑造“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理念取向。为此，人文关怀的道义助推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而引导社区矫正领域、介入犯罪人群管理与服务。人文关怀的.道义就是：“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对待。”比如，萨特所秉持的观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在从事社会活动过程中自由与责任并重，不可割裂。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追根溯源发现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渊源。存在主义理论根基契合社会工作者职业精神和价值取向。“在存在主义看来，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他人寻求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方式的艺术。”存在主义理论基点，例如存在、本真性、自由和责任、焦虑等元素构建的理论架构，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产生极大的作用。实务中社工人员在与社区服刑人员沟通时，评估的元素，诸如自由与刑罚、责任与选择等，利于积极引导，重塑社区服刑人员的人生信念，更利于顺利修复社会关系和回归社会。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
矫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民，又是服刑人员。作为公民而言，其权利在社区应得到保障。为此，“为教育罪犯认罪服法、真诚悔改，早日回归社会，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各国的刑事法律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基于罪犯特定身份而拥有的权利”。为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实务，社会工作在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过程中，专业方法具有较多的技术优势。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领域服务服刑人员等主体的需要，工作项目较为丰富，发挥的平台也较多元。实务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基于平等的原則。在实务方法上通过叙事治疗的方法，“叙事治疗是一种研究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方法”，了解服刑人员的心理状况和社会关系情况，引导服刑人员重塑人生的信心，从心理上唤醒人理性的良知和生活的信念，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矫正和服务。
（二）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过程中以优势视角理念，为服刑人员增量及实现自我增能，帮助服刑人员纠正犯罪行为和心理偏差，培养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人生追求。优势视角认为“案主应被视为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体”，司法社工应考量服刑人员的角色考察其人生的经历和体验，同服刑人员建立协同和突破困境的陪伴的关系，寻找阻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原因，助力其融入社会而消除不良因素的困扰。
（三）司法社工协助司法人员设计矫正方案应体现“人在情境中”的理念。社区矫正领域的实施方案，传统上较少关注服刑者配偶、父母、子女、邻里和社会上对其有影响要的人。在罪犯服刑之初，其亲友及周边的过去的熟人往往觉得丢人，处于尴尬的状态。据美国相关资料研究发现，在服刑期间如果家庭和其保持联系，给予关心，会稳定罪犯情绪，出狱后也不容易再犯。为此，司法社工需要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工作，取得其家人支持，并开展为其家人提供支持性服务，正如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三、从福利多元主义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
社会工作参加司法矫正工作，在与修复犯罪人群的社会关系和促其回归社会，并以法律为准绳，从矫正对象的现实需求，依法为其提供合理福祉，助力服刑人员构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探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中的福利多元主义，以其理论来考察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意义，具有启示作用。
（一）福利多元集合对传统福利模式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从法律维度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具有的公民权利，“尊重罪犯并将其平等地视为社会一份子”此观念是国际发展的趋势。对社区矫正的工作而言，服刑人员接受刑罚制裁并被在国家治理层面限制其某种责任和义务，也可以在合法权利范围内表达自身诉求的自由。从国家层面，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最基本、直接的社会制度。福利多元集合的理论对传统福利模式产生极大地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摒弃了以国家为福利制度唯一主体性，既突出国家的安全保障又动员个人就业、家庭和社区等寻求保障意识。为社会政策设计了相关制度的创新模式，以社会多层面力量综合考量福利供给的分配问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机制改革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二）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
福利多元主义是社会治理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理念。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社区矫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探讨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及其逻辑，有利于对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的开展，明确福利多元主义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对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大有裨益。当下，社会工作方兴未艾，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探讨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契合，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样本分析。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帮助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单位福利渐于隐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风险加大，罪犯人群面对的困境更多。借鉴福利多元主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性、个体等力量的介入，通过服务在社区矫正、帮困扶助中引入社工、心理咨询师等队伍，对社区特定人群开展心理矫治、教育帮扶。利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弥补司法行政工作队伍人手不足、心理矫治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效提升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专业水平，提高特定人员的矫治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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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研究的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福利机构作为社会工作事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国家对福利机构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对这些特殊儿童进行心理疏导、情感关怀、长久安置以及职业指导，不仅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从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意义出发，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福利机构的具体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希望对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社会工作福利机构特殊儿童
一、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迅速发展，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之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以儿童福利院为代表的福利机构作为重要的社会工作实物领域，福利院的孩子具有社会性失衡等特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福利机构、充分发挥功能和作用，是目前社会工作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要想解决福利机构的各种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福利机构特殊儿童的就业问题，培养他们自我成长、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其树立良好的职业观和价值观。
二、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意义及现状
福利机构的特殊儿童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儿童福利院，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其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极强的不自信和抵触情绪。这样一来，他们很难融入外面的社会，外界也会对他们另眼看待。就业，对于长期生活在福利院的特殊儿童来说，需要他人在心理上、职业上的指导和帮助，如何让大龄特殊儿童被社会接受，让他们正确看待外界的眼光，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工作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将社会工作的先进理念溶于实践之中，不仅能够为更多的特殊群体解决实际困难，还能帮助这些特殊群体恢复社会生活功能，有别于一般的助人方法。但是目前，我国在儿童福利制度方面的政策还不够完善，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也不够健全，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是为孩子提供心理疏导、制定照顾计划和职业指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三、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的具体方法
社会工作方法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个案、小组、社区。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目标是帮助特殊群体修正与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高人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与社会资源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要解决特殊群体的安置、就业等问题，不仅需要福利机构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协调。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树立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遵循个别化原则。由于福利机构的特殊群体长期生活在较为闭塞的福利院中，他们对外界的新鲜事物了解较少，长此以往，逐渐与外界的声音隔绝，无论是其心灵还是自身技能，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断层现象。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对特殊群体施行帮助时，树立“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不仅要帮助受助对象解决困难，更要挖掘其潜能，培养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帮他们解决问题，不教授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福利机构的特殊群体具有共性，但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之所以被寄养在福利机构的原因各异，都有独特的因素。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帮助这些特殊群体解决问题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应遵循个别化原则，根据其自身特点，对症下药，制定个性化的'照顾计划和职业指导方案。
第二，全面收集受助对象的相关资料，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社会工作者在接触受助对象之前，要对他之前的生活环境、家庭表现进行调研，向福利机构的保育员了解现实表现，分析特殊儿童出现问题的原因，并通过资料分析出儿童具有的潜能和优势。笔者认为，长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特殊儿童缺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社工在给予其提供帮助时，要多为儿童争取社区体验的机会，为他们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第三，制定个性化服务计划。福利机构的多数特殊儿童缺乏信心和勇气，但又有强烈的愿望接触社会，因此，社会工作者要和福利机构、学校等制定个性化的服务计划，针对他们的自身特点选用教学方法，从易到难，提升特殊儿童群体的自信心，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的各项技能。另外，与当地政府部门要保持联系，为特殊群体积极寻找寄养家庭和就业机会。
第四，评估与跟进。在帮助特殊群w重建信心、走入社会之后，社会工作者要对自己的帮助工作进行评估与反思，分析整个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争取在对下一个受助对象提供服务时取得更大的进步。解决受助对象的心理问题之后，受助对象能否顺利走向社会，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配合，但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不断提升各项专业技能，社会工作者要不断鼓励其进行自我提升和技能培训，使其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单莉.社会工作介入福利机构老年人支持体系研究[D].吉林大学，.
[2]郭文.社会工作介入福利院孤残儿童自主性发展的实务探索[D].郑州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之双重关系困境论文
一、概念界定
伦理是社会工作中的重要议题。对于专业伦理的界定，通常称为“职业道德”，指在专业（职业）活动中符合专业（职业）目标要求的核心价值及其行为准则的总和。而专业伦理的形成则是一个专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工作专业自身依据的专业价值观，及对专业人员所提出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专业关系是指社会工作者基于特定的工作目标与服务对象建立起来的一种工作关系。社会工作者要对服务对象负有伦理责任，要保持专业边界，分清楚专业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
大多学者对于双重关系持否定态度认为“社会工作者不应当和案主建立双重关系或多重关系，因为这样会产生对案主的利用或使得案主存在潜在伤害的可能。”事实上，是否要对双重关系严厉限制的问题长久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
本文中，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中的双重关系是指：“专业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与当事人可能会有不止一种关系，由于居住和工作的小区的性质，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除了专业关系，还可能会有一些社会上、生意上、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角色关系。”
二、实务中对于双重关系困境的看待
对于双重关系存在着多种不一致的观点看法，国内有学者对于过度限制双重关系表示质疑。在传统观念理念的人际关系模式下的差序格局模式认为在“人情”的社会中，过度的限制双重关系，很可能会影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效果，影响社会工作行业的推广。笔者认为，造成双重关系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情”社会的人际互动模式。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国内人际关系基本模式，依旧保留着传统方式，“即由人情、人缘与人伦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其中最核心是人情。“你们说的专业关系冷冰冰，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中国人是讲‘情’的。你只能先跟他交朋友，让他慢慢了解你，再和他建立专业关系，一上来就建立所谓的专业肯定是不行的（上海禁毒社会工作者M）”。从社会交换的理论来讲，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是一种相对的社会交换的基本类型，即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主要是把人情作为交换媒介。让案主能信任感，能真正的去说出内心的看法想法。在国内的传统“人情”的限制之下是较难实现，这也是造成国内双重关系困境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二、从求与助关系角度分析。国内学者王思斌老师在《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一书中提及，熟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将熟人关系拟亲属化。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增强相互信任感，如联姻、世交、朋友圈等。如“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观念根深蒂固存在于每个人的脑中。二是一般相互认识者这之间的求和助的关系。对于此类求助关系多是相对谨慎的，对于彼此的信任感很少完全信任。如同社工与案主在建立专业关系之前，彼此完全陌生的人，是很难去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第三、社工行业发展的不完善，地区差异大，专业资源不足。近几年来，政策对社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下，社工行业迅速发展，社工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但对于社工行业的发展依旧呈现地区差异性大的现状，行业内部制度机制建设也不完善。机构间业务重复化、标准不统一。社工行业发展较好地区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对于内陆西部发展较少。人们对社工的了解不够，很少去主动寻找帮助。案主来源问题也不可避免通过熟人介绍、朋友求助、从事不同服务的社工机构少等，导致双重关系很难避免。
三、解决建议
社工与案主之间必须保持专业关系，如何去限制双重关系的产生，做到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总结，由学者间的不断反复讨论、论证，是社会工作专业漫长的本土化建设才能得出来的。根据上述本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需要限制双重关系。双重关系的限制问题，是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达成共识的。双重关系的存在，对案主与社工都是有风险的。双重关系的最早是作为伦理问题提出的。在1977年版的美国心理学会伦理守则的修订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禁止咨询师、治疗师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随着专业性不断加强，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但仍不排除可能性的存在。若案主因其他关系而造成，不能与社会工作者处于同等条件状态，很有可能会为社工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使社工不能做出公正性的决定，影响服务效果，其专业性也会令人质疑。
第二、从社工的角度出发。基于当前中国社工发展的现状，作为专业的社工必须清楚认识到，双重关系的实质所在、是否存在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冲突、预先评估是否会给案主带来伤害、加强与同事和督导探讨交流、不断学习研读加深专业能力、保证案主的知情权，让案主知道潜在的或现存的利益冲突，并与案主共同探索合理的补救方法。一线社工在工作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对于处理双重关系的办法，加强行业同事与学术界之间的研讨沟通交流，使理论与实践能同时发展。
第三、制定并完善我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确立，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对于造成主动求助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少的问题，归根结底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信任度的问题。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追求专业化的风潮逐渐兴起，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职业的普遍出现，人们也逐渐接受。制定并完善我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确定与社工本土化进程，加强宣传，让人们了解社工机构，了解社会工作者，增强民众信任感，有利于帮助从服务对象来源方向减少双重关系的产生。
四、总结
p重关系是众多社会工作伦理议题中出现较多，也是处理起来较为困难的，一直饱受争议的议题。就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发展来看，双重关系困境是个涉及多角度、内容复杂性、传统观念干扰强的问题。但从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还在进行中，各地区地理、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大差异的角度看，双重关系困境的出现其实也是必然的。要做好处理该问题，其实也是社会工作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是需要长时间解决的，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逐步突破完善各方面的问题，使社会工作专业同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中国特色，使社会工作逐步成熟化，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更加清晰明确，有关社会工作者的制度完善，对社会工作的信任感加强，形成制度信任和行业信任。这样有助于实务中的社会工作者能清楚恰当的把握双重关系的界限，同案主建立专业关系，更好的保护服务对象利益，解决问题，提供专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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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背景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在应对青少年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从20世纪初开始，青少年社会工作逐渐地走向了专业化道路。青少年社会工作是指在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爱好需求，社会工作者充分利用专业方法，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服务活动。
二、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一）、相关概念和内涵
1.社会工作伦理
中国学者罗肖泉认为“社会工作伦理是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职业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社会工作职业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工作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为研究对象，也为评判社会工作从业者的道德规范提供依据” [1]。
2.伦理困境
Frederic G.Reamer曾给伦理困境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 [2] 简单来说，伦理困境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种道德上难以取舍和难以找到满意方案的境地。
（二）、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1、保密与知情权的冲突
社会工作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案主的隐私使其不受伤害。但是，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中，因为青少年在认知、理解及情绪与行为控制方面尚未成熟，并且父母对青少年子女有监护权与知情权，所以社工在开展服务过程中会面临保密原则与青少年案主家长的监护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
案例：在仪征司法所对犯罪青少年做评估时，被访者M对我们说，虽然家长不让他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再来往，可是他认为那些人对他好，把他当成兄弟，因而并没有与他们断绝往来，希望我们保密。当时我很纠结，假设我替他保密，他出了意外怎么办？再次被教唆犯罪怎么办？并且父母和学校对他们的情况有知情权，我们也不能擅自解决。（被访者M）
2、案主自决与社工干预的.冲突
社会工作实践中强调社会工作者尽力鼓励服务对象自我决定，目的是发挥服务对象的潜能，使服务对象在自助中成长和变化。然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由于生理、心理和其他原因，某些服务对象可能没有能力作决定，难以对自身的处境做出清晰的判断，需要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来代替服务对象作决定。
当案主是青少年时，由于他们社会经验匮乏，社会阅历尚浅，学校是他们家庭以外第二大社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中国根深蒂固的家长决定制和“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社工会遇到学校、家长的决定与青少年自我决定产生的冲突，或因案主的部分能力受限而完全由学校和家长做决定，使案主自决原则受到挑战。
3、专业关系与私人关系的冲突
案例：在仪征司法所做评估时，一位被访者如是说：“你们以后还来吗？有些话不是很愿意和父母说，能和你们这样聊一聊我觉得很开心。”（被访者L）
青少年叛逆的特点使他们难以接受简单而又生硬的关系建立，因此，社工与青少年案主建立专业关系往往都是通过与之建立友好的“朋友”关系来实现的，这种“朋友”关系更容易给案主带来信任感和安全感。但是当案主开始依赖于这样一种“朋友”关系时，专业关系将受到挑战。可见，在特定情境下，社工遵守伦理守则要有自己的专业判断，且既不能死板地恪守专业关系，也不能一直以“朋友”关系取代专业关系，以免与案主产生私人情感或利益纠葛，违背专业伦理。
4、案主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增进当事人的福祉。”这是NASW伦理守则中做出的明确规定[3]。案主利益是社会工作者最优先考虑的事，然而，社会工作者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由于工作上的要求与限制，社工有时不知如何在自己和案主的利益中取舍，如何在其他人或政府的利益中如何取舍，更不知如何去尽量减少由此冲突导致的不利影响和后果。这就要求专业人员尽量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导致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三、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抉择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又具有典型性，但本土社工对于伦理困境的认识并不充分，在应对伦理困境时也没有统一的原则。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社工对伦理困境的应对能力主要与是否受过专业伦理教育、社工自身经验与知识储备、督导机制是否完善有关。
以下是当社会工作者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面临伦理抉择时的相关建议：
（一）、加强社会工作伦理教育。
虽然社会工作伦理是社工实务的重要基础，但事实上，它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却受到了忽视。社会工作是一门“道术并重”的专业，在专业教育中不可以仅重视专业服务的技巧传授，还要强化学生对于专业伦理的认识。而且，社会工作伦理教育不能只是点到为止，更应该有对伦理议题的深刻探讨和在专业实习中对于伦理价值观的强调。为此可以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或社会工作机构中聘请专家学者，教导学生和一线社工专业伦理的相关知识，并能将理论与实践二者做适当的转化。
（二）、寻找资源，获得支持
社工在实践中陷入伦理困境时，常常由于自身工作经验的限制，难以凭一己之力做出最恰当的伦理抉择。而如果有实务经验丰富的督导的指点和帮助，社工团队的协作探讨，社工机构的背后支持，往往能将伦理困境中各方冲突分析得更为清晰、透彻，这也有助于社工做出更恰当的伦理抉择。
（三）、加强社工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经验总结。
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线社工大多非常年轻。青少年社工经验尚不充足，因而处理伦理困境时会更为棘手。经验不足与专业知识不扎实，往往会导致社工身处伦理困境而不自知，合理应对更无从谈起。因此，一线社工也应当努力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并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多做探讨和反思，以提升服务能力。
（四）、完善督导机制。
督导是社工专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其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也能够协助社工更好地应对伦理困境。然而，由于目前社工行业发展的限制、社工人才的缺失，督导工作有时会被忽视或者没有充分地开展。所以，应该培养社工机构督导人才、运用资源联络资深社工并建立完善的督导机制，这将有助于社工有效地做出合理的伦理抉择。
结语
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教育，加强社会工作者自身知识储备，不断坚持并完善督导机制或许是解决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之道。如此就能减少因为处理不当导致案主受到伤害，进而促进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肖泉.践行社会正义--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7.
[2] Frederic G.Reamer.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台北：洪叶文化有限公司，：97.
[3] 沈黎.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基于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的质性研究[J].社会工作，，（2）：2-4
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何香莲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公共生活的日趋衰竭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保障作用。从社会工作角度，以“增能”为理论支持，从村民自身和其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以达到促进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2-0059-02
一、农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
所谓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乡村场域中所形成的超出家庭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公共交往形态，既包括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的日常生活交往，也包含互相帮助的经济生产行为，更包含着对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1]。
1.新中国成立前的乡绅治理
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治力量只到达县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乡绅与各种民间组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依靠宗族的力量、熟人社会里的礼俗及基于血亲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权威和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公共生活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的公共活动及基于生存需要对未知神秘力量的依赖而超越家族界线共同参与的各种习俗仪式生活，如先祖祭拜、神灵供奉等。祭祀在中国一直具有地区性特征，如东南福建、江西等，往往每村都有祭祀先祖的祠堂或供奉区域神灵信仰的村庙，在这些地方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先祖的缅怀、对神灵的敬畏。而在北方地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华北村庄都是移民村，在北方村落中真正有家族祠堂的村庄并不多见。但不管怎样，此时的公共生活受外力影响较小，其长期存在与运作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强化了乡绅自治或宗族治理的传统权威与秩序，维系着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整体的生活秩序，虽然没有国家政治力量的涉足，但整个乡村社会仍然是井然有序的。
2.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其中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便是对乡村社会实施整齐划一的有计划社会变迁，村民与国家的关系被加以重构，个体自由被强大的权力机构剥夺，个体更加依附于“集体”。
在这个时期，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和同质性，村庄生活的公共性因村庄社会的集体化、公社化过程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特定时期特殊的村庄公共生活。在生产方面，之前的农户劳动被联合劳动所取代，村民们以生产队为基础，统一组织，集体出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村民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频率，相较于之前各户各自为政，如今则一切听指挥，服从集体安排，生产队范围内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取代了昔日血缘和文化性的伦理共同体。农闲时，村民则被组织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开会是这个时期公共生活的典型形式，无论是由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集会，还是常规的社员大会，尽管村民存在着不情愿，但都表现出极大地参与性。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运动保证了村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加强了与乡邻的联系，人际关系纽带更加稳固，人人参与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人人都参加公共生活的氛围。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被破除，各种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传统节日及祭祀仪式或被改革或被禁止，祭祀供奉用的庙堂被摧毁。
3.后集体时代的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改革依序开展，村庄内部经历着新的重构，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结构也随着一系列特定公共空间的消解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渗入，村庄公共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
1985年，人民公社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9万多个乡镇，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相比于集体化时期带有强制性的各种会议，村民的定期选举和村庄公共事务表决显得十分冷清。从集体化时代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似乎并没有做好自己“当家做主”的准备，同时由于乡镇对村委会的选举控制、村委成员的腐败与争斗、外出人员增多等原因，村民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了参与热情，“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村干部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失去了绝对的组织力和号召力，难以组织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
与此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受到抑制的传统仪式性公共生活得以复兴，着重表现为各种家族活动的开展、敬神活动的再现、祠堂的修建、红白喜事的重视等。但由于集体化时期的各种打压，原来的血缘群体的整体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以大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规模日益变小，仪式由繁变简，村民更多地关注以小亲族、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原来的族里合作、邻里互助也被经济上的攀比心态所取代。
包产到户制度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们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农民由“忙碌”变成了“有闲”。村卫生所、商店、茶馆、棋牌室等场所取代之前的会场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村民到这些地方看病，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碰头聊天，形成了一定的圈子。集体化时期被禁止的麻将被作为“新事物”在这里流行开来，并保证了这一圈子的持续。随后，电视的普及和住房结构的变动，以商店、茶馆为中心的农村公共生活逐渐被“私性化”的家庭生活取代。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结构和闲暇生活，并改变了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度，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围坐在家庭的电视机前，串门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村庄的公共性日益缺失。
二、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仍是数亿人生老病死所托之所。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城市化的推进举步维艰，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体系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无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服务业发展受限使城市缺乏强大的吸收进城农民的潜力，大量农民仍留在农村。农村要为村民提供安定的居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重大。
在集体化时期，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被融入体制之内，村民的需求被忽视，而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和要求开展工作，传统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结构受到摧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对个人社会义务的.无视以及畸形个人主义的泛滥。而在后集体时代，国家政权逐步退出乡村，村民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生产生活，但日常公共生活严重匮乏，休闲方式有限单一，由此造成了乡村公共性的缺失，公共生活日趋衰竭，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失去了对原子化的个人的软控制，农村治理愈加难以开展。因此，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工作刻不容缓。
三、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介入
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案主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由此可见，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1.理论支持
“增权”是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取向强调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3]。“增权”中的“权”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进一步讲，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的开展，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增强村民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培养其参与、权利、发展和自主意识，这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是可行且有效的。
2.介入措施
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问题的介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直接针对村民在公共生活重建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介入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其外部条件，从而达到公共生活重建的目标。
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尊重村民的主体性，重塑村民的自信，挖掘村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在后集体时代，农民通过大众媒体被动地接受、追随城市文化，而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有自身文化产生了怀疑，主体性缺失，进而忽视了自身的价值与权利。因此，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增能”帮助村民树立信心，培育村民自身能力，培育集体责任意识，提升其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扩展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为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培养和利用好乡村精英，鼓励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引导他们在村庄公共舆论产生和传播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利用好他们在公共生活重建中的号召力和带动力，进而促进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
重建农村公共生活，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现有基层组织的作用，并培育能够满足村民需要、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用，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村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村委会、党支部职责的行使；另一方面，要做好资源协调者的工作，因为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自我组织能力，而现今宗教、宗族和庙会组织以及驻村企业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对这些组织进行合理引导，将他们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引导到农村公共生活的建设上去，促进其发挥积极作用，维护村庄的秩序和规范。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的支持，争取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促进村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引导各种民间文化保护、开发和研究活动的开展，同时促进目前促进农民消费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完善，以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文化生活上来，进而为公共生活重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夏国锋。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14.
[3]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5）。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现在，失独家庭以每年7. 6万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这其中农村失独家庭占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失独家庭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在此情况下，探索农村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农村失独家庭的需求
1.1获得物质帮助的需求对于农村失独家庭而言，经济需求是第一位的。许多农村家庭依然沿袭着养儿防老的传统，一旦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经济来源是个大问题。失独父母大多年龄偏大、体弱多病、劳动能力低下，家中失去主劳力，生活就面临困境。虽然农村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一直推进，但是和城市相比普及率还很低。因此，农村失独家庭往往会陷入经济困境。尤其对那些年事较高、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家庭，更需要切实的物质帮扶才能使他们维持正常的生活。
1. 2获得精神慰藉的需求相对于物质帮助来说，农村失独家庭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失去唯一的孩子，他们一般都会经历失独震惊期、心理哀伤期、认同现实期和心理修复期，然后才能缓慢地实现心理康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群体认同、挫折倾诉、精神修复等多个层面的需求。独生子女的意外离世对父母的精神打击是致命的，失独人群心中往往有着很深的痛苦、孤单和怯懦，精神上有很多的压抑、自闭与折磨。在农村‘无后”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他们不愿与人交流，别人的合家团聚、天伦之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刺激。他们会长期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对于他们来说，心理创伤大于物质上的缺失，孩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之后，他们通常会面临心理和生活上的双重负担，往往会因缺乏精神慰藉而丧失生活信心。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地去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给他们营造一个有爱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走出精神的困境。
1. 3获取医疗服务的需求医疗方面的需求是农村失独家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根据我国计生协会的调查统计，失独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失眠、头痛等身体机能老化的反应，有超过60%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人到中年却遭遇独子夭折，又因政策、身体等原因无法生育二胎，生病成为他们多数人最恐惧的事情。没有了子女的经济支援，一旦大病来临，仅靠社会救济恐怕难以应付医保报销外的剩余部分。因此，为他们提供涵盖医疗保险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服务，构建和完善农村失独家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4获得政策支持的需求农村失独家庭更需要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失独家庭是新的纳入公众视野的受困群体，和城市失独家庭相比，我国社会现阶段对农村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相对缺失，国家在政策支持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国家、社会原有的社会政策往往不能涵盖和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2.1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修复家庭环境农村失独家庭中，子女的突然离世打破了家庭的生活状态和感情依托，核心家庭稳定的“三角关系”被彻底打破，父子(女)、母子(女)关系丧失，只剩下夫妻关系。面临同样的生活重创，失独父母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和认识，就会产生矛盾，影响夫妻感情。失去孩子的痛苦常常让他们无法走出生活的阴影，许多父母经常为失去子女自责和相互埋怨，婚姻出现危机，最终导致离婚。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2. 2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重建社会关系失独者通常会逃避社会，拒绝人际交往，自我边缘化。他们往往躲亲避友，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失去唯一的孩子，很多父母往往选择自我封闭，逃避社会交往，逃避与孩子有关的一切环境，包括邻里、亲戚，甚至寄希望于搬家来逃避正常的社会交往。基于此，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失独父母重建其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系统，重建其社会关系。
2. 3社会工作能帮助农村失独家庭整合社会资源目前，农村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而失独家庭由于自我能力的不断萎缩，无法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有限资源满足相关需求。失独后，不少失独家庭已无再生育的机会和创业的精力，近半数家庭依靠救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部分失独父母还要承担孙子(女)上学花费、房屋新建修补等费用，生活艰难。作为资源的整合者，社会工作者能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
3.1微观方面的介入
3.1.1个案社会工作的介入。个案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协助农村失独家庭成员，改善其环境、增进其生活适应能力，调适其社会关系，以建立良性的互动网络，从而达到自我调适以及促进人格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介入失独家庭的过程中，通过开展“一对一”的服务，达到帮助失独家庭成员恢复社会功能的目标。总体来说，就是社会工作者通过收集失独家庭的相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服务计划，为其提供社会服务，并对这种服务加以记录，做出评估。具体来讲，作为失独家庭成员的支持者，社会工作者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情绪支持、咨询和援助服务。
3.1. 2小组社会工作的介入。小组工作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介入失独家庭的过程中，通过与村委会的合作，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资源，将具有相同需求的失独家庭成员联系起来，形成失独家庭的正规的或者非正规的社会团体。
3. 2中观层面的介入社会工作的中观层面的介入就是在基层组织也就是农村村乡一级单位的社区开展工作，从而动员社区资源，培养社区服务能力。社会工作者对农村失独家庭的介入需要失独家庭的认同和积极参与，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干部的积极作用，才能建立与失独家庭的服务关系，达到有效沟通。
3. 3宏观方面的介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通过微观层面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的同时，还从政策倡导的宏观层面给予失独家庭相关的扶助。从宏观层面来看，从农村失独家庭的出现到妥善解决失独群体的困境，都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首先就是调查农村失独家庭的经济、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需求，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政府决策层做出相应决策。
社会工作公共关系论文
一、公共关系学在社会工作教学中的应用
(一)公共关系学引入教学实践社会工作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他们是一定社会组织的代言人，要与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交往和沟通，其工作具有明显的公关性和实务性，因此公共关系学在社会工作专业中不可或缺。许多研究公共关系学的学者提出，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除了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具备公关意识和公关能力。研究表明，公关意识是一种现代经营管理思想、观念和原则，是一种综合的职业意识，良好的公共关系意识能使人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创造性地完成各项工作。因此，具备公关意识和公关能力的大学生群体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己的工作，并且能够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能力。公共关系课的实践性极强，所以实践教学至关重要。在选取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课程内容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选取适宜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吴倩和朱德明在其文章中提到了六种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法、语言艺术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电化教学法，它们都强调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自主参与、多种方式教学的重要性。丁光梅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身教与言传相结合”阐述了公关实践训练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潘彦维在其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案例教学等公共关系实践性教学的好处。
(二)教学的具体实施步骤工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培养计划修改之后，实行同步实习。学生进入实习机构后，每周前两天在学生上课期间结合实际案例具体分析，针对实习计划讲述相关公共关系理论;周三到周五的实习期间，指导学生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当学生遇到难题时，教师在实习现场利用电话、电邮等形式进行指导，并同步在课堂进行讨论讲解。
1.根据同步实习进程和相关作业，课堂教学主要内容:公共关系概述及作业讨论，案例分析。目的是创造轻松的学习气氛，逐渐适应以后的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公共关系人员和机构，设计情景模拟，进行案例分析。目的是引导学生如何进行成功的案例分析和答辩，如怎样把公共关系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案例分析中，以及案例分析中要注意的事项等。进入实习机构后，学生在服务案主时，会自然进入角色，快速适应机构工作。公共关系四步工作法:公关调查、公关策划、公关实施和公关评估。我们在并行实习中设计了学生参与组织和策划实习机构的大型活动环节，让学生根据各自实习机构特点和实际需要，选定某个主题策划一次活动，按照公关四步工作法进行。公共关系传播与沟通。让学生们选定一个主题策划一场新闻发布会，围绕主题收集相关背景资料，以小组为单位提交新闻发布会的策划书和组织方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模拟表演，最后完成评估报告。整个过程当中，既锻炼组织策划能力，还能提升组员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危机管理。利用网络收集近年来与专业相关的典型案例，运用公共关系的知识与原理对其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掌握处理危机事件的一般程序和注意事项，让学生具备危机管理意识和能力，提出解决危机的初步思路。公共关系实务。举办各种活动，如与社工专业相关的青年志愿者活动、慈善募捐活动、校园活动等等。
2.实施过程理论知识的讲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对相关问题产生兴趣，对每个知识点，从公共关系案例讲起;将案例进行提炼，概括其中体现出的相关知识点及应当掌握的公关知识;联系书本上的内容，让学生自觉的进入理论知识学习。教师在讲的过程中要注意讲重点、讲难点、讲知识结构，而且理论知识讲授要想着为实践活动做铺垫。针对性的作业讨论、案例答辩，策划活动和角色扮演。首先，理论讲授后布置复习思考题，思考题的内容要有开拓性，除了课上的知识外，还要有引申的实践性较强与社工专业联系紧密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课上知识内容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引申内容要求合作完成，最后老师批阅后选取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用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要留给学生充分的质疑和思辩时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独立感知、理解和提高，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其次，除了作业之外，要布置相关的案例，案例本身的典型性、针对性要高。在案例教学特别是讨论过程中，学生要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见解，老师正确地引导以深化案例中所体现的原理，随时调整和修正可能产生的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要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即按照老师督导小组组成，每组6～7人左右。小组是固定的，案例分析报告将以小组为单位呈交。每位小组成员都应积极参与报告撰写及有关的资料收集、方案讨论和课堂宣讲等工作。再次，设定和社工专业相关的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基本划定每个督导小组为一组。一般情况下，同一个案例或情境要有两个小组参与，因为不同组别人员不同、思维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不同。分析方法的思路多样性，可以让学生深切体会到案例的分析没有统一的方法或标准，没有规范性的东西，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往往比结论本身更重要。同时，在案例分析时，要营造一种轻松、活泼、开放的氛围，让每个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地归纳、整理、分析，逐步把问题引向深入。最后，是答辩环节。学生要对报告进行评价，评价的指标有演示风度、组员合作、逻辑清晰度、语言表达能力、生动、沟通、问题回答和总的感觉等八个方面，然后老师给出报告和演示成绩。这样可以使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和独立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达、说服、团结协作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延伸所掌握的知识，在并行实习中具体应用。让学生领会知识，也就是把学生通过听课、作业讨论、案例答辩、角色扮演和策划活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延伸，使学生在实习机构实习时领悟所学知识，并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并行实习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达到了对课程重点知识的掌握，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公共关系学的精华所在。
二、公共关系学课程效果评估
通过对学生实习过程中的追踪观察及调查，我们发现，把公共关系理论应用在同步实习过程中，能使实习效果得到很大改观。学生很喜欢同步实习前公共关系内容的讲解和演示，活动参与度高，师生常有互动，讨论氛围热烈。从实习作业反馈的信息看，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公共关系的能力与技巧，策划社区活动详细，小组活动有创意，个案访谈公关沟通协调比较专业。许多学生表示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在个人成长和专业知识上都有所收获。我们对公共关系学课程效果评估方法主要是比较试验法:选取一个小组及其他学校同专业实习学生进行比较试验。我院小组人数共计7人，实习期的主要工作是社工;比较组的学生也是7人，实习期的主要工作也是社工。两组人数相同，所在实习单位、实习职务大致相同，因此排除了不同机构评判标准不同、实习要求不同等主观性因素，以期评价结果达到最可信。通过比较试验法发现，把公共关系学的知识引用到学生同步实习中，尤其在人际关系处理这一点，实习机构对学生的评价明显提高。往年，实习机构对我们某些社工专业学生评价是沟通协调能力欠缺，说话办事能力不足，策划组织项目或会议时无从下手等等。我院小组的实习机构评定表以及学生自己的阐述状况，实习机构负责人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通过实习过程中的追踪观察以及后期访谈两个督导小组(不同的督导老师)之间的比较发现，我们组的学生相对于其他组学生能够更加灵活地处理实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小组同学更好地合作完成实习任务和调整与机构的关系。根据同学们的集中反映，普遍认为:
1.公共关系学能够帮助学生处理各种关系。公共关系学运用到社会工作实务中，最主要的是人际沟通。社会工作面向的服务对象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儿童、老人)以及社会工作者服务的机构和服务对象所处的机构，都是与人打交道;公共关系的'运用也存在于小组中的合作，小组成员之间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够进行资源共享，团体合作才能达到1+1＞2的效果。
2.公共关系的训练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在实习期间同学们的心态有了明显改变，从语言表达、礼仪等方面逐步完善了自己。
3.公共关系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应变能力。由于平时的公关训练，设计一些情景模拟，包括危机公关等，学生们在实习期间遇到突发状况时比较冷静，反应也比较快。
4.公共关系的客观存在，覆盖面广。公共关系更多的是隐性作用，在公关实务中到处都能感觉到它的作用。接受过训练的同学把公共关系学知识与同步实习相结合，实习时显得比其他人更得心应手，感受也更加深刻。
5.公共关系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很重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学习中的感悟可以带到实习工作中。同样，在同步实习中加入公共关系学的教学，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吸收理论知识，印象深刻。在同步实习期间，我们对教学实际效果做了追踪调查。在公共关系学与社会工作是否有关系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关系;在并行实习中，大部分同学愿意接受公共关系训练;在学习公共关系学对大三的并行实习是否有帮助的问题上，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帮助或有潜在帮助。很多同学表示支持和喜欢课堂情景模拟教学及课堂案例教学，对课堂角色扮演及课后学生分组活动表示支持;还有同学希望教师能够带领学生进行校外实践。在了解并行实习中实习单位对学生有什么公关能力的要求时，同学普遍认可的有:较高的个人素质、较强的组织能力、善于与人沟通及谈判的能力、公关交际能力、善于公关调查策划和能够组织大型公共关系活动。在我院并行实习中，学生们认为公共关系可以帮助他们在实习单位处理好与领导同事的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更流畅地与服务对象沟通;可以帮助他们组织协调大型公共关系的活动;可以帮助他们在团队合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也有同学认为同步实习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征求对公共关系学教学方式意见中，有学生希望增加课堂的师生互动，增加课堂实践活动;有学生希望考核方式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开放式教学中，学生们写下对公共关系学教学方式的喜欢之处在于:课堂氛围比传统课堂更加轻松、快乐、平等，让人更加有安全感;在教学活动中能够增强与同学的沟通，收获实际操作的能力;体验式的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体验式教学活动中感悟道理、学习知识和专业技巧。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互动，注重课堂的实践和反馈，也使学生获益良多。对公共关系学课程改进的建议:有学生提到课堂教学应当教学相长，要能够增加同学之间的交流，对每一位同学给予关注;教师要更好地把理论知识融入到实践，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总结与提升;教学活动设计上，从学生与专业结合的特点出发，注重社会实践性。
三、公共关系学课程中教师思考
这次公共关系学在同步实习中实践性教学的尝试，不论是追踪观察还是后期调查，学生反映出来的不同感受和收获很多，需要我们在今后公共关系学教学中思考:
1.此次教改的有利之处是教师督导一个小组，在同步实习过程中给予关注、指导。由于教师对各方面情况都比较了解，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同时，教师面对的成员是一个小组的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可以对每个学生关注到位，如果换成大课后是否还能像这样小规模教学效果一样好值得思考。
2.无论是从本组学生收获的反应，还是从其他组学生需求的反应，我们认为公共关系学可以给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带来收益。对于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来说，公共关系的学习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自信、更有效的经验，能够让他们比较从容地与同事配合、与机构相处、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经过公共关系教育的学生，能够比较独立地解决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尤其在遇到突发问题时，学生能够冷静地思考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3.实践性的教学比较适合公共关系学这门课程。从评估效果看，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实践性的教学，不仅能够让他们深刻地掌握理论知识要点，还能激发他们对公共关系学学习的热情。单纯的理论式教学不仅让学生难以理解，而且让学生感觉课堂学习乏味枯燥。在此次同步实习督导中加入的情景模拟等实践性教学方案，增加了学生的参与度，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从被动听课变成了主动吸取。
4.公共关系教学方式还可以更加丰富。经过一个学期的探索，公共关系学的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学生实习的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公共关系学督导明显的效果，不管是从理论学习还是实务能力上提升都比较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的教学方式在得到多数同学肯定的同时，也有个别同学表达了对于该教学方式的反对。因此，教学方法和教学计划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继续拓展与完善。
作者：许艳丽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关于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困境探究
摘要：在社会对利益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评判标准和角色选择出现差异带来诸多伦理议题。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所带来的公平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本文主要针对产生伦理困境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从而为社工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困境；道德特质；价值冲突；特殊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的过程离不开伦理困境，因此需要找出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每个工作者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伦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掌握它的基本套路。因此，对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问题的探究既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工作者地位的肯定。
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内涵
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1996）修订委员会主席Frederic G.Reamer（1999）给伦理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简单来说，“伦理”是指在人们心中的一种道德权衡，“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当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伦理问题，就会使用伦理和道德来解决矛盾冲突。也可以认为社会关系是带来“伦理困境”的源泉，伦理困境是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伦理本身的障碍和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差异。
二、伦理困境形成的原因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道德一直伴随其发展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工作者在其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伦理困境，并要做出一定伦理选择。本文介绍的在社会工作务实过程中伦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着的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会让社会工作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当下信息激烈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存在绝对的对和错。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缺少一个标准来衡量，导致不能把社会工作专业与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的价值观会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起到不同作用，带来不同的影响，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第二,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是道德特质。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其一是在社会工作中将一向秉持的价值观践行于实践，把人的价值放在一个重要地位去考虑，意味着社会工作对问题的理解蕴含着道德意义。其二是社会工作对问题的理解和界定都贯穿着道德，并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增进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和在反思中超越自我。这种独特的道德特质是社会工作者自己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这个专业始终把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决定了社会工作者的活动是对他人福利的介入，这种介入是需要依靠社会工作者凭借自己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正如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所说“: 社会工作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利他主义是无私地关心他人福利的伦理原则,行动者以奉献为特征而不求索取。”另一方面，社会专业的三项内容分别是：“为弱势、受压迫者服务”“关注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福祉”“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变迁”。社会工作中更加强调为集体提供服务，认为他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不同情境下的道德特质是伦理问题的意象化，带来不同形式的伦理问题。
第三,伦理困境的直接诱因是专业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对象是处于社会中相对劣势的一部分群体，主要被分为两个大类：（1）由于生理和社会的原因而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2）处于非主流文化生活形态中的人。也许有学者认为第二类人中不都是脆弱的，甚至有的还掌握着重要权力，所以当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时则会带来一些不可估量的后果。Levy 提出了“relative vulnerability”(相对脆弱)的概念:“案主是带着迫切的需要和问题的, 正是这些需要和问题引导他们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处于危机或种种原因造成的绝望状态之中的案主, 很可能被削弱了判断的能力并过度地依赖于社会工作者。”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因为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工作开展和实施。当有问题的人群和正常人群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想要提出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因此经常会陷入选择的两难境地。正常人群与作为问题人群的案主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后而产生的矛盾是不容易解决的，此时的社会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实际工作中做出符合双方的决定。
三、伦理问题解决的.途径
我们所了解的伦理问题其实贯穿于社会工作的全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当问题产生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应该正视道德价值冲突和伦理判断所带来的问题,并通过及时沟通和处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告诉别人如何做。本文通过直接实务工作和间接实务工作两个层面去说明如何解决伦理问题。
1.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⑴案主的隐私权要得到保护。不管在哪个行业，尤其是对社会务实中的工作者而言，应该秉持为雇主保守隐私的原则，没有经过案主的允许绝对不能够泄露秘密。要把案主的利益放在行动的首位，以保密原则为基准处理和解决问题。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一些因为特殊原因而不能做到绝对保密的情况，就应该提前与相应的人员进行沟通，保证案主和其他人员的权利。
⑵处理好案主的自决权与专业父权主义原则。自决权是指案主能够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而专业父权主义是指强制于别人的行为，在社会工作中这两种原则都是比较普遍的。专业父权主义一般以三种形式存在：第一，为其保留某些信息和相关资讯；第二，为了案主的利益而对案主说谎；第三，违背案主的意愿而有身体上的强迫干涉。想要处理好社会实务中的伦理问题，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决权和专业父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认清社会中所关系的侧重点和落脚点。
⑶确保对不同对象的忠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对象，每个对象也都有自身的特点。社会工作者在实践的过程中要树立忠诚的观念，把忠诚作为处理行为规范的准则。
2.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⑴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源分配问题是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它主要用来解决社会中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通过把资源合理有效地分配来解决社会工作中一些棘手的问题。此时，伦理抉择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引发社会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争论，我们需要通过选择分配和伦理抉择的原则来处理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
⑵权衡专业伦理与法律。社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约束，稳定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来指导。当社会工作者遇到社会法律不公正情况时，他们就会考虑是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是妥协遵守法律原则。社会工作者工作通常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因此，解决专业理论与法律、法规之间的问题是重要的。
⑶研究与评估伦理困境。研究是指对一事件进行思考、调查、整理来了解的过程，而评估是对事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科学的评判。大部分工作者都是因为自身的兴趣而选择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客观要求，不论出于哪种选择的社会工作者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伦理困境。研究与评估在社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⑷揭发同事不正当的伦理行为。伦理行为需要正确价值观的指引，而不正当的伦理行为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社会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同事有不合伦理的行为，这时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就会陷入是向相应的机构进行揭发，还是低头不语的两难局面。虽然都知道同事的不正当伦理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大部分时候碍于情面会犹豫是否要揭发。因为我们明白揭发的结果不单单是伤害到同事的工作生涯，同时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白社会离不开监督，监督是社会悬在社会工作者头上的一把剑。
参考文献
[1]罗肖泉,尹保华.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议题[J].学术论坛,2003（3）.
[2]江娅.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和价值冲突[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26（1）.
★ 道德困境论文
★ 社会工作调查报告
★ 社会工作求职信
★ 青年学生思想教育:方法与原则-- 一种基于社会工作介入视角的教育方法
★ 个人社会工作心得
★ 社会工作实习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