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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论文
一事不再理，即禁止“一事再诉”。在罗马法中，诉讼程序中首先存在的是“一案不二诉”原则。罗马法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当事人对已经正式判决的案件不得申请再次审理。
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自于古罗马法中“诉权消耗”的理论。古罗马人从朴素的唯物观出发，将诉权也看作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带来物质的消耗，因而他们认为诉讼权的行使也将导致诉权的消耗。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提出既决案件的抗辩或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成立后，就不能再次对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这就是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据此，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就产生的，而不是自判决确定时才产生。
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内容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其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即对一诉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审判。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之间就某特定诉讼请求所有诉讼程序完毕后，法院也作出了最终判决，则败诉当事人无权重新提起该诉讼。同时，如果某一诉讼程序对某一事实争议已作出了判定，则败诉当事人也无权另行起诉，对该事实争议进行重新审理。这个规则称为既判决规定，也可称为请求权禁止规则。该规则意味着原告无权以同一诉讼理由对同一被告分别起诉，而主张获得更多的赔偿数额，如在原诉中败诉，则表明其前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原判决所排除，其请求权归于消灭。不论是成文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禁止“一事再诉”。①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在于它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反映了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目标公正与效率。如果允许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反复提起诉讼，不仅会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会造成裁判机构的人员、物力、财力的浪费，增加裁判机构解决民事纠纷的成本，并且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不符合效益的价值目标。同时，反复诉讼也会使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及时取得，迟到的正义，也不符合公正的价值目标。正基于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在立法上未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审判实践中对何谓“一事”理解不一，标准各异。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公正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既判力理论的关系。
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②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既判力理论存在承继关系，这是学界共识。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是相互交叉的两种制度，它们既互相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事不再理是强调裁判一旦生效，无论其结果如何，同一案件的诉权即被消耗殆尽，同一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请求再行起诉的，法院不再受理。同时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诉讼系属效力也是既判力理论无法涵盖的。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向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禁止重复起诉的形态，不限于后诉的独立起诉的情形，也包括以反诉、参加诉讼、变更诉讼等方式达成的当事人的后诉与前诉成为同一诉讼的情形。
既判力则强调生效裁判的拘束力，生效裁判不仅对当事人（不仅指同一当事人）有拘束力，同时约束法院的行为，因为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是法律拟制的真实的事实，当事人有义务执行生效裁判，不得再要求作出重新确定事实和进行利益分配的裁判，法院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裁判。可见，一事不再理侧重于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既判力则侧重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二者在制度上的立足点不同。同时，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因为一事不再理是从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方面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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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很有意思的案例：董某夫妻在二0xx年的时候，由于生意上的缘故借卢某现金60万元，并与卢某协商将自有回迁楼一套抵押给卢某。
双方约定，如果董某两年后不能还清本息(年利息18%)，该楼就归卢某所有，双方互不找钱。
借款到期后，董某未还款。
双方曾协商直接过户，抵顶借款本息，并为此订立房屋买协议。
但双方未按此协议办理。
卢某仍以民间借岱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用房地产顶欠款;过户费用由卢某承担;双方再无争议。
调解书生效后，经法院强制执行，房产已过户，并执行终结。
卢革在办理土地过户过程中，被告知，国有划拨土地是不允许过户的，必须先办理出让。
卢某自己拿钱近40万元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并办理了过户手续。
然后，卢某要求董某承担此土地出让金，遭拒后提起诉讼。
另：该城中村的房产证发放有点怪异，土地是国有划拨，并未办理出让。
据说，是土地出让金数额相当高。
该村房屋办理土地出让后，房产价值将大幅上升。
这个案件，我感觉明显是卢某重复起诉。
下面是我整理的答辩状。
答辩人：董某
答辩人：孙某，与董某系夫妻关系
被答辩人：卢某
上列答辩人因追偿权纠纷一案，认为被答辩人卢某就同一法律事实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并给答辩人造成诉累。
为向法院陈明事实，请允许我用排列证据的方式陈述双方争议的事实及解决过程：
一，借款协议(20xx年6月9日)
1，借款：董某因生意用钱向卢某借现金60万元;
2，年息：18%;
3，期限：两年，自 20xx年6月9日至6月9日止;
4，本息共计：816000元;
5，保证：若到期未还，董某同意将其名下坐落于泰城某办事处某村泰土国用(20xx)第D-0137号的房地产一处执行给卢某，本人不反悔，执行后双方各不欠。
6，请法官注意：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其价值构成中含有权利瑕疵——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是不能过户的。
该权利状态的形成，并不是答辩人的过错造成的，这是答辩人取得财产时即具有的一种状态，也是双方协商设定抵押权时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权利瑕疵的物权状态，恰恰正是抵押权的范围和品质，抵押权利和义务也仅在这个范围内有效。
本案中，被答辩人要求办理土地出让的做法，其实提升了设定抵押时的权利品质，超出了抵押时的权利范围。
该提升价值部分，由被答辩人享有权利，也因此由被答辩人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协议书(20xx年1月5日)
1，房产买卖与过户费用承担：董某卖给卢某房地产一处，位于某村8号楼，其中过户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卢某不再支付，全由董某支付，卢中共支付给董某捌万元，这捌万元中包括空调三台，大门、房前和院内所有树、所有菜地、深水井、家俱等。
2，收款：董某、孙某于当日(20xx年1月5日收到卢某8万元现金。
3，法律评价：(1)形式上将原来的房产抵押关系变更为房屋买卖关系;(2)过户费用由董某单方承担。
(3)请法院注意：该协议并未履行，而且在诉讼及法院调解过程中，双方已放弃该房屋买卖协议的有效性，而仍以借款、抵押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并最终明确了过户费用由卢某承担。
三，民事诉状(20xx年1月11日)
诉讼请求：1，偿还借款60万元;2，支付利息279000元，延付期间继续付息。
事实陈述：1，借款，利息;2，房产一处抵押。
法律评价：1，该案中，原告向法院主张的是借款关系所产生的债权，而非房屋买卖关系中的请求权;2，诉状中未陈述房屋买卖协议;3，客观上，原告推翻了元月五日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约定，仍以借款关系向法院提起告诉;
四，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签发日期：1月13日;送达日期不详)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程序：简易、公开;
法院查明：法院对借款协议、房地产抵押协议和借款支付的事实进行了查明，未提及201月5日“房屋买卖协议”。
调解结果：1，以房地产抵顶借款及利息;2，所有过户费用由原告承担，两被告协助过户;3，本案一次性处理，双方无其他争执。
法律评价：1，原告选择以借款协议起诉;2，被告以借款协议答辩;3，法院以借款协议进行调解并结案，双方之间的争议已处理完毕。
五，执行案件通知书(存根)(20xx年3月7日)
内容：执行完毕;
法律意义：双方争议的借款及抵押关系予以法律清结;一案不再理。
六，本案中的民事起诉状(20xx年2月13日)
案由：追偿权纠纷，以房屋买卖关系为基础;
请求事项：请求被告支付土地出让金389167元;
法律评价：同一事实(借款、房产抵押)，原告用两种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房屋买卖)进行重复申请，以求法律对其同一利益的两次重复保护;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款与抵押，双方协调以买卖房屋的形式解决争议，未成功;原告选择借贷关系起诉，经法院调解后结案，双方均应受其自愿选择的约束，并应尊重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既定性。
通过对双方争议事实及争议解决过程的回顾，特别是对于法律文书——调解书对双方争议的权威解决，被答辩人卢某早已丧失了就同一基础事实再次启动司法程序的权利。
也就是说，卢某在上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从诉讼技巧上讲，他有选择法律关系进行诉讼的权利，但这一选择权只能在诉讼前一次性行使，而且他还应该承受此选择成败的法律后果。
诉讼提出后，客观上他就丧失了再次选择的权利。
因为，无论原告起诉时如何选择，他所依据的基础法律事实仍然是同一事实，这是不会改变的。
卢某在上次起诉时，虽然没有选择以房屋买卖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但这并不改变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借款和抵押的事实。
借款、抵押这一法律关系，是双方法律关系中最基础的法律关系。
无论双方起诉和答辩的.形式如何、内容如何，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是客观的。
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双方的借款、抵押争议也一次性获得了解决。
调解书中对于过户费用的承担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具有最高和最终的法律效力。
首先，从时间上看，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先，法院调解和送达的时间在后。
新的调解协议，其效力当然优于旧的协议。
其次，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调解书虽然也具有双方协议的性质，但它经过司法的确认，因而更正式、更郑重、更权威，其效力也更值得尊重。
所以，答辩人建议法庭，说服被答辩人及时撤诉，以节省国家司法资源，以避免给答辩人造成更大的诉讼损失。
否则，答辩人将追究被答辩人滥行诉权给答辩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此 致
泰安市岱岳区法院
答辩人：董某，卢某
二0xx年二月十八日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认定与适用——浙江金华中院裁定吉甘特公司诉天怡公司定作合同纠纷案【2】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前判决生效后又提起诉讼，后诉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与前诉同一的，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
案情
浙江省义乌市吉甘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甘特公司)与东阳市天怡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怡公司)于4月27日订立合同，约定由吉甘特公司向天怡公司订购服装，吉甘特公司先行支付货款的30%作为定金。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吉甘特公司以天怡公司加工的货物质量不符合要求为由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天怡公司返还货款16966.4元并支付违约金56300元。
而天怡公司则提起反诉，要求吉甘特公司支付货款140750元和违约金56300元，并继续履行合同。
裁判
义乌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天怡公司已按约完成了生产，但吉甘特公司并未依约支付剩余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判令合同继续履行，吉甘特公司支付天怡公司货款98525元及违约金56300元;天怡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吉甘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除了将违约金调整为42225元外，其余判决事项与一审相同。
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主动履行义务，且均向义乌法院申请执行。
在执行期间，吉甘特公司又以涉案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高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吉甘特公司遂向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天怡公司也向吉甘特公司交付货物。
后吉甘特公司再次向义乌法院提起诉讼，称天怡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交付的货物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求天怡公司返还已取得的款项共计168716.4元，并收回交付的货物。
义乌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系重复起诉，故裁定驳回起诉。
吉甘特公司不服，向金华中院提起上诉，金华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20xx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首次明确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适用。
1.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条件
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和司法的权威与公信。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了属于重复起诉的前提条件为“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
在本案中，吉甘特公司再次提起诉讼的时间点为裁判生效并经法院强制执行后，符合重复起诉的前提条件。
2.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是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在当事人是否同一的判断上，若前诉和后诉的当事人不同，一般认为属于不同的诉，但在有些特殊情况之下，当事人不同也有可能构成同一诉讼。
如因债权债务转移、当事人死亡发生权利义务转移等，在纠纷已经得到法院裁判后，权利承受人再次提起诉讼就构成重复起诉。
显然，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并未发生改变。
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诉讼标的界定为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较为妥当，有利于法官确定审理的对象，提高法院裁判的效率。
而当发生请求权竞合的情况时，可以借鉴“诉的选择性合并理论”来解决，即原告提出的两个存在竞合关系的主张，当其中一个得到法院支持后另一个便视为自动撤回，如此便不存在一方当事人获得双重利益的情形。
在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当事人是否依约履行的问题已经在前诉中得到了裁判，法院认定吉甘特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货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在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而吉甘特公司在后诉中提出的仍然是当事人是否依约履行的问题，况且在执行过程中吉甘特公司已经以天怡公司交付的货物不合格为由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浙江高院审查后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因此后诉争议的问题与前诉是相同的，构成诉讼标的同一。
而对于诉讼请求是否同一的问题，从字面上看案例中前后诉的诉讼请求似乎存在差别：除了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外，前诉是解除合同和返还货款，后诉是退还已经支付款项和交付的货物。
但从本案具体情况看，前诉判决已经明确吉甘特公司应当支付剩余货款及违约金、天怡公司交付货物，而吉甘特公司又在后诉中提出了返还已支付的货款和退还货物的诉请，该诉请实际上是否定了前诉裁判，因此虽然后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并不完全相同，但已构成了实质上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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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理根据及其运用
张卫平
“一事不再理”是在民事诉讼中时常遇到的问题。其作为一项司法惯例和审判原则，对于维护司法裁判权威、防止纠纷争执不休、实现诉讼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事不再理，在理论层面仍存在诸多疑惑：如何认识和判别“一事”？“此事”与“彼事”如何区别？仅从同一事实、同一请求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为此，本报编辑部特邀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张卫平教授撰文，从民事诉讼法理角度阐释这一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希冀此文能够有助于人们就此问题获得统一的认识，有助于该原则的合理运用。
一事不再理的法律根据及法理根据
是否一事再理是民事诉讼中经常遭遇的问题，而且不仅在民事诉讼，在仲裁程序适用中也同样会遭遇这一问题。一事再理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民事司法中实际存在一事不再理这样的禁止性规范。虽然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规范，但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法院通常将“一事不再理”视为一项关于审查起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的原则。在一些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已将一事不再理作为认定、裁决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一种根据。民事诉讼法在学理上可以将起诉条件分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起诉的积极条件，是指当事人的起诉必须具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就是关于起诉积极条件的规定。例如，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明确的被告、属于法院主管以及受诉法院管辖等。所谓起诉的消极要件（有学者认为属于诉讼障碍），是指当事人的起诉不得具有的情形，一旦存在此种情形，该起诉便属于不合法。积极条件的特点是必须全部具备，消极条件是只要具备其中之一，便构成起诉不合法，法院将不予受理。一事不再理就是起诉的消极条件之一。除了一事不再理之外，根据法律规定还包括不得在一定期间内起诉：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双方当事人没有就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制度起源于古代罗马法，以后经中世纪日耳曼法逐渐发展为德国普通法时期的既判力制度。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但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中可部分推出一事不再理原则。该项规定为：“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项规定是基于裁决的既判力，通常是指已经生效（或已确定）判决既判力的作用。裁定一般情形下没有既判力，个别裁定有既判力，如关于认定起诉的请求不属于法院主管的裁定就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以该请求再向法院起诉。调解书因为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也视为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作用在于防止后诉法院作出与前诉法院对同一诉讼请求相矛盾的判断，后诉当事人也不得就前诉法院已经裁决的事项在后诉中作出矛盾的主张，也包括不得就已经裁决的事项再行提起诉讼。就这个角度而言，一事不再理是既判力的要求。
如果将一事不再理本身作为一种审判的原则要求，则可以理解为既判力制度是基于这一要求。在理论上，一事不再理的理性根据有四：其一，防止法院就同一裁决对象或事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响司法裁判机关的权威性。其二，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于“一事”既然已经作出终局性裁决，就没有必要再次进行审理和裁判，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其三，保证纠纷得到终局解决，不至于无休止地争议下去，影响法的安定性。其四，避免被告不必要的应诉负担。
从既判力制度角度，可以说判决既判力的排斥性是一事不再理的部分根据，因为既判力是已经生效裁判才具有的效力。如果一个案件已经在诉讼中（学理上称为诉讼系属中），包括未作出裁判，或者虽然作出裁判，但裁判还没有生效或确定，当事人又就同样的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呢？对此，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但从防止法院之间作出矛盾判决以及避免浪费司法资源的要求出发，独立地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制度也是可以成立的。在国外，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均明确规定禁止重复诉讼，就涵盖了一事不再理的规范要求。与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是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认定的事实包括诉讼当下的事实，因此所有的案件都是不同的；而刑事诉讼只能就过去所指控的事实进行认定，是起诉前存在的过去的事实。因此，在立法上如果要明确一事不再理规范，在法条表述上使用禁止或不得重复诉讼可能更好。
所谓一事不再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情形：其一，同一诉讼标的的案件，已经为前诉法院所判决，且判决已经生效，当事人对此又提起诉讼，法院将不予受理；其二，同一诉讼标的的案件，前诉法院已经受理正在诉讼系属中，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具体包括：前诉案件已经审理但没有作出裁判；前诉案件一审已经作出判决，但该判决尚未生效；前诉在上诉过程中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当事人向后诉法院再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将不予受理。
虽然在民事审判实务中法院常常会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根据作出裁判，但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一事再理是法官们经常遇到的问题。问题集中在什么是“一事”、“此事”与“彼事”如何区别。这里的“事”就是事件，也就是案件。但如果简单地将此案与彼案加以区别，依然是模糊和笼统的，因为一个案件往往包含若干诉讼请求。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法院没有作出裁决，当事人就有可能就该请求提起诉讼，此种情形不能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当事人不同，即使诉讼标的相同也不会构成同一事。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对于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判断：
其一，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是否相同。
判断是否重复诉讼，首先就是要看当事人是否相同。如果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是不同的，那么就不会构成重复诉讼，因为民事诉讼是一种“只要达到纠纷相对性解决之程度即可”的纠纷解决手段。例如，前诉与后诉尽管都是关于同一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之诉，但前诉是甲向乙提起的确认诉讼，而后诉是甲向丙提起的确认诉讼，这种情形并不构成二重起诉。
其二，前诉与后诉的'审判对象（请求对象）是否相同。
如果前诉和后诉在审判的对象（诉讼上的请求、诉讼标的）上是相同的，那么后诉就会因为构成重复诉讼（一事再理）而被法院予以拒绝。审判对象或请求对象还过于笼统，更精确或细致的判断标准通常以诉讼标的为依据。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请求权或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就是诉讼标的。实体请求作为诉讼标的的判断根据，主要针对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过去往往称为变更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都要求有相应的实体请求权，如本金返还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解除合同请求权、离婚请求权等等。因为实体法中对各种实体请求权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以实体请求权为依据就可以更具体地判定诉讼标的，判定审判对象。
在一个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往往包括了若干具体的实体请求。例如，在借贷纠纷诉讼中，出借人既可能仅要求给付利息，不要求给付本金，也有可能既要求给付本金，也要求给付利息。对确认之诉的案件，诉讼标的就是双方之间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例如，原告要求确认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或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前者为积极确认之诉，后者为消极确认之诉。因为确认之诉不存在实体请求权，因此不能以实体请求权作为判断的根据，只能以争议的法律关系作为对象。
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的诉讼中，如果以实体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判断的基准或根据，则实体请求权不同，诉讼标的也不同，因此就不能构成所谓同一事。例如，原告仅就利息给付提起了诉讼，法院就利息作出判决，或者已经受理了该诉讼，但并不妨碍原告就本金给付请求提起诉讼，这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当然如果利息给付的诉讼尚处于一审辩论终结之前，则可以考虑将后诉与前诉合并。
对于“审判对象”或“诉讼上的请求”是否相同的判断，通常也要考虑诉的不同形式，即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变更之诉）。即使诉讼上的请求在客体方面是相同的，但因是给付诉讼还是确认诉讼方面的差别，也会导致诉讼上请求的不同，也就不会构成重复诉讼。(www.fwsir.Com)例如，在一方当事人提起给付之诉后，对方当事人提起确认同一债权不存在的诉讼，这种情形也不构成重复诉讼。
其三，前诉与后诉在主要争点上是否是共通的。
如果前诉与后诉在其主要争点方面是共通的，那么后诉的提起也同样应被视为重复诉讼。因为这种情形与前诉和后诉在审判对象方面相同或近似的情形相同，法院对于共同争点的审理也必然形成重复，因此在内容上，也有可能产生实质性矛盾的判决。例如，在确认买卖标的物所有权请求与交付买卖标的物请求的场合，尽管两个诉讼的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但是作为主要争点的买卖效力问题却是共通的，如果允许后诉当事人提起请求交付买卖标的物的诉讼，则可能发生两个判决实质上相互矛盾的情形。在请求交付土地使用权的诉讼中，当被告将该土地的租赁权作为抗辩提出来时，原告当事人就不能以“请求确认土地租赁权”另行提起诉讼。
因为基于既判力也同样会发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所以还必须考虑既判力的客体（客观）范围、时间范围。在客体范围方面，后诉当事人就前诉既判力客观范围之外的事项提起诉讼都不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在时间范围方面，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后发生的事项，当事人再诉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一原理。另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判决之后，当事人就新发生或发现的基于同一行为的损害结果所提出的请求赔偿之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
答辩人：
被答辩人：XXX有限公司
答辩人因合同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依据“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被答辩人曾于0000月00日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向000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于0000年00月00日作出的(0000)X民二初字第000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因此被答辩人的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一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是正确的。
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此事实已由上一审裁定予以确认。
为此，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也是正确的。
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其垫付的房屋维修费用除没有法律依据外，同时也没有事实依据。
依据《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成立后，维修基金的使用由物业管理企业提出年度使用计划，经业主委员会审定后实施。
而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看，其未提供年度使用计划及业主委员会审定意见，同时其收费未经过专门工程预算认定，是没有效力的证据。
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其垫付的房屋维修费用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既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没有事实依据。
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答辩人：XXX公司
0000年00月00日
答辩人：董某
答辩人：孙某，与董某系夫妻关系
被答辩人：卢某
上列答辩人因追偿权纠纷一案，认为被答辩人卢某就同一法律事实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并给答辩人造成诉累。
为向法院陈明事实，请允许我用排列证据的方式陈述双方争议的事实及解决过程：
一，借款协议(6月9日)
1，借款：董某因生意用钱向卢某借现金60万元;
2，年息：18%;
3，期限：两年，自 206月9日至6月9日止;
4，本息共计：816000元;
5，保证：若到期未还，董某同意将其名下坐落于泰城某办事处某村泰土国用第D-0137号的房地产一处执行给卢某，本人不反悔，执行后双方各不欠。
6，请法官注意：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其价值构成中含有权利瑕疵——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是不能过户的。
该权利状态的形成，并不是答辩人的过错造成的，这是答辩人取得财产时即具有的一种状态，也是双方协商设定抵押权时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权利瑕疵的物权状态，恰恰正是抵押权的范围和品质，抵押权利和义务也仅在这个范围内有效。
本案中，被答辩人要求办理土地出让的做法，其实提升了设定抵押时的权利品质，超出了抵押时的权利范围。
该提升价值部分，由被答辩人享有权利，也因此由被答辩人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协议书(1月5日)
1，房产买卖与过户费用承担：董某卖给卢某房地产一处，位于某村8号楼，其中过户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卢某不再支付，全由董某支付，卢中共支付给董某捌万元，这捌万元中包括空调三台，大门、房前和院内所有树、所有菜地、深水井、家俱等。
2，收款：董某、孙某于当日(201月5日收到卢某8万元现金。
3，法律评价：(1)形式上将原来的房产抵押关系变更为房屋买卖关系;(2)过户费用由董某单方承担。
(3)请法院注意：该协议并未履行，而且在诉讼及法院调解过程中，双方已放弃该房屋买卖协议的有效性，而仍以借款、抵押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并最终明确了过户费用由卢某承担。
三，民事诉状(年1月11日)
诉讼请求：1，偿还借款60万元;2，支付利息279000元，延付期间继续付息。
事实陈述：1，借款，利息;2，房产一处抵押。
法律评价：1，该案中，原告向法院主张的是借款关系所产生的债权，而非房屋买卖关系中的请求权;2，诉状中未陈述房屋买卖协议;3，客观上，原告推翻了元月五日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约定，仍以借款关系向法院提起告诉;
四，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签发日期：2011年1月13日;送达日期不详)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程序：简易、公开;
法院查明：法院对借款协议、房地产抵押协议和借款支付的事实进行了查明，未提及2011年1月5日“房屋买卖协议”。
调解结果：1，以房地产抵顶借款及利息;2，所有过户费用由原告承担，两被告协助过户;3，本案一次性处理，双方无其他争执。
法律评价：1，原告选择以借款协议起诉;2，被告以借款协议答辩;3，法院以借款协议进行调解并结案，双方之间的争议已处理完毕。
五，执行案件通知书(存根)(2011年3月7日)
内容：执行完毕;
法律意义：双方争议的借款及抵押关系予以法律清结;一案不再理。
六，本案中的民事起诉状(2月13日)
案由：追偿权纠纷，以房屋买卖关系为基础;
请求事项：请求被告支付土地出让金389167元;
法律评价：同一事实(借款、房产抵押)，原告用两种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房屋买卖)进行重复申请，以求法律对其同一利益的两次重复保护;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款与抵押，双方协调以买卖房屋的形式解决争议，未成功;原告选择借贷关系起诉，经法院调解后结案，双方均应受其自愿选择的约束，并应尊重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既定性。
通过对双方争议事实及争议解决过程的回顾，特别是对于法律文书——调解书对双方争议的权威解决，被答辩人卢某早已丧失了就同一基础事实再次启动司法程序的权利。
也就是说，卢某在上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从诉讼技巧上讲，他有选择法律关系进行诉讼的权利，但这一选择权只能在诉讼前一次性行使，而且他还应该承受此选择成败的法律后果。
诉讼提出后，客观上他就丧失了再次选择的权利。
因为，无论原告起诉时如何选择，他所依据的基础法律事实仍然是同一事实，这是不会改变的。
卢某在上次起诉时，虽然没有选择以房屋买卖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但这并不改变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借款和抵押的事实。
借款、抵押这一法律关系，是双方法律关系中最基础的法律关系。
无论双方起诉和答辩的形式如何、内容如何，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是客观的。
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双方的'借款、抵押争议也一次性获得了解决。
调解书中对于过户费用的承担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具有最高和最终的法律效力。
首先，从时间上看，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先，法院调解和送达的时间在后。
新的调解协议，其效力当然优于旧的协议。
其次，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调解书虽然也具有双方协议的性质，但它经过司法的确认，因而更正式、更郑重、更权威，其效力也更值得尊重。
所以，答辩人建议法庭，说服被答辩人及时撤诉，以节省国家司法资源，以避免给答辩人造成更大的诉讼损失。
否则，答辩人将追究被答辩人滥行诉权给答辩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此 致
泰安市岱岳区法院
答辩人：董某，卢某
二0XX年二月十八日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唐湘凌
一、案件要旨
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年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 20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诉讼案件，法院只对其中部分案件事实进行了审查，只对部分诉讼请求作出了实体判决，而对其余部分判决明确告知原告因纠纷无法认定，另案处理的，原告就该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要求法院审理的，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因此，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审法院受理原告提起的请求被告赔偿建设工程使用钢材料差价的诉讼请求，是否违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被本院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案件来源
邳州市人民法院邳官商初字第8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徐民终字第628号
三、基本案情
20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其中材料费1197135元，建安费62865元），八栋共计1008万元，双方另在报价单中就该工程应使用的材料名称、规格、数量、单位、单价、总价及相关备注情况作出详细约定，其中：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每栋计58吨，单价为5700元；屋面外层板应使用宝钢0.5mm镀铝锌原色板，每栋计3663m2，单价为49元；屋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3663m2，单价为32元；墙面外层板为宝钢0.5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8元；墙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2元。双方在合同中并对付款方式、工程期限、工程延期、工程变更、保修责任等作出约定。
2008年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宝厦集团就富祥公司钢材差价部分的反诉答辩认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钢材缺乏，双方商议并经富祥公司同意后，宝厦集团变更使用了其他钢材，宝厦集团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富祥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年12月17日，富祥公司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09年12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富祥公司撤回上诉。
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主钢构材料及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按合同约定使用上海宝钢钢材、钢板，在施工过程中偷梁换柱、以假充真，使用鞍钢、本钢、新余钢铁、营口五矿、上海仲鼎钢铁有限公司的钢材，富祥公司发现后，随即与宝厦集团就此事进行交涉，宝厦集团推托钢结构已做好，钢板已使用，以后愿就钢材差价进行补偿。后双方就补偿数额协商未果，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第二，富祥公司原来在徐州中院主张的材料差价款是17万余元，上诉主张的`也是17万余元，现在本案中主张的材料差价款118万余元和原来的主张不相符。且经过宝厦集团审查，彩板没有差价，彩板都是宝钢厂的。主钢板的材料因工程施工的时候货源短缺，所以就使用了其他大型钢厂的材料，而且也与富祥公司进行了口头协商，不存在什么差价。故请求法院驳回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理过程中，富祥公司于2010年6月1日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要求对宝厦集团实际使用各种钢材的具体数量以及与上海宝钢的钢材相比单位差价是多少进行鉴定。2010年12月13日，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函告原审法院：因提供资料中没有用于建设该厂房钢材的购货地点及价格，无法进行计算，鉴于上述情况，现将委托材料退回，待能够提供完整鉴定资料后，再继续进行鉴定。宝厦集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提供“关于美林森材差说明一份”，其中载明：1、彩涂卷材料。我公司采购的材料产地符合合同承诺均为宝钢产，见附件（略）。2、主钢构材料。工程实施阶段，由于市场宝钢货源短缺，故选用国内大型钢厂产材料。同期宝钢产材料价格市场价为3850元/吨，其它厂价格为3730元/吨。464吨×（3850――3730）元/吨=5568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富祥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首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第二，关于富祥公司主张的相关材料差价款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差价款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宝厦集团对于涉案工程的主钢构没有使用上海宝钢钢材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可以确认宝厦集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按合同约定使用非宝钢钢材替换宝钢钢材的情形。富祥公司主张主钢构材料存在差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宝厦集团虽然辩称其用其他钢材替换宝钢钢材已征得富祥公司方同意，但是并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关证据，故本院对于宝厦集团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宝厦集团虽在“材差说明”中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但其在“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而原宝厦集团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故宝厦集团在“材差说明”中主张的同期宝钢产钢材价格为3850元/吨显然与合同约定价格不符，则本院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富祥公司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不宜作为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的计算依据。富祥公司就主钢构的钢材差价款诉请数额为871856元，故对于超出富祥公司该诉请数额的部分不予保护。富祥公司主张的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元证据不足，宝厦集团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宝厦集团给付富祥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富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是否应予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宝厦集团认为材差款纠纷业经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进行实体处理的上诉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关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宝厦集团应当承担证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责任。宝厦集团认为，工程已于5月12日竣工验收，富祥公司亦签字盖章认可竣工验收合格，且宝厦集团于205月9日向富祥公司邮寄工程决算单，证明富祥公司应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主张材料差价款，但富祥公司在二年期间内，没有主张任何权利。宝厦集团在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追讨工程款时，富祥公司才提出相关主张，显然富祥公司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丧失胜诉权。富祥公司提出，在宝厦集团追讨工程款的过程中，其一直未放弃对材料差价款的主张。法院认为，从（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宝厦集团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之前，双方就工程款的结算多次交涉，虽然双方交涉的内容不明，但相对于富祥公司对材料差价款享有的实体权利，宝厦集团仅以工程决算单邮寄证明、竣工报告证明富祥公司的材料差价款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此外，一审中，诉讼时效未作为案件争议焦点，宝厦集团未提出异议。因此，法院对宝厦集团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就富祥公司不服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提起的上诉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富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工程所用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使用合同约定的宝钢板。富祥公司未能在一审、二审中举证证明宝厦集团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中，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了购货合同、购货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自己履行了合同约定，在涉案工程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上使用了宝钢板，富祥公司亦未有相反证据推翻宝厦集团的主张。因此，法院对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宝厦集团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宝厦集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主钢构材料的计算有失公允，因为5700元/吨的钢构价格不仅包含钢材原材料的价格，还包括将钢材原材料加工成钢构的其他费用。法院认为，宝厦集团这一上诉理由应当支持。主钢构的材差款应以宝厦集团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为计算基础。
因宝厦集团对于使用了其他厂家钢材的事实认可，故对富祥公司所主张的差价应予支持，但富祥公司应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承担举证责任。而富祥公司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于宝厦集团的责任，由于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约定在主钢构上使用宝钢产Q345钢材，其应当对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承担举证责任。宝厦集团在一审中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仅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五张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发票，其中Q345钢材总计368.943吨，在不计主钢构加工损耗的情况下，与合同约定的主钢构464吨（58吨×8栋=464吨）仍相差约100吨钢材，对钢材吨差部分，宝厦集团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表示差额部分为库存钢材。富祥公司认为，上述五张发票宝厦集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一审中均未向法院提供，不是新证据，且发票上所购钢材无法确认是否用于涉案工程建设。庭审中，宝厦集团主张主钢构不是自行加工，而是委托案外人加工，但其不能提供加工费用发票予以证明，因此，法院认为宝厦集团应对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款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主钢构材差款的计算基础无法举证，法院酌情予以认定。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主钢构Q345钢材规格、数量无法确认，法院以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作为计算基础。关于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结合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的2005年10、11月份的购买钢材的发票，及其自认用于涉案工程主钢构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法院认为这一价格可以作为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对于富祥公司提出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应以一审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价格（税前单价2491.4761421元/吨）来认定的主张，由于双方都认可主钢构不仅有本钢同类钢材，还有其他钢企的钢材，不宜仅以本钢2005年8月30月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认定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故对富祥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宝厦集团所提交的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于2005年10月20日发布的《上海市2005年九月份建设工程要素价格市场信息（一）》显示，热轧厚钢板的价格有五种，分别为4832元/吨、4732元/吨、4632元/吨、4532元/吨、4432元/吨。()本院从中计取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根据通常认知，同等情况下，宝钢产的钢材价格不会低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上述市场价格。由于双方的建设施工合同签订于2005年8月25日，法院认定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对于宝厦集团自认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因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价格相差甚远，且与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交的上海港冶钢材贸易网站发布的《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差距较大。《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显示，宝钢四季度价格政策在三季度价格政策基础上进行调整，其中热轧产品（SS400）普下调800元/吨，现3.0*1250直发卷价格为3884元/吨（以上价格不含税价）。因此宝厦集团关于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本院认定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综合单价为3730元/吨、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经计算，双方争议的涉案工程主钢构材差款为（58吨×8栋）×（4632元/吨――3730元/吨）=418528元。
综上，根据宝厦集团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法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被告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为
“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41852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与案件及类似案件有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论文
关键字：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 行政法制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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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公开原则论文
摘要：行政参与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包括听证权、通知权、陈述权、抗辩权、申请权等权利。虽然目前我国的行政参与原则实施还存在相关问题，但是随着立法、执法、司法等进一步完善，行政参与原则会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行政参与；行政程序；听证；民主行政
行政权在国家和社会的运作管理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但是，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必须对其做出相应限制，作为行政程序法中重要原则之一的行政参与原则，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保障了人权，正如行政法学家宋功德指出：“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方参与的程度，或者说与行政主体进行正面较量的机会，其意义并不限于实体意义，它体现了行政主体对于行政相对方人格的尊重以及行政过程中对于程序的推崇。”①
一、行政参与原则的内涵
（一）行政参与的概念
行政参与，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当尽可能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参与行政行为的各种条件和机会，从而确保行政相对人实现行政程序权益，同时也可以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②
学者们常常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参与原则是指有效参与，即受行政权力运作结果影响的人有权参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并对行政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③此外，行政参与以行政相对人的自主参与为前提，并且行政参与不是无限制的，因为行政决定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如不加限制必定会造成行政决定的混乱，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二）行政参与原则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除此之外，我国《立法法》、《价格法》等法律也都作了相关规定，为行政参与原则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
二、行政参与原则的内容
（一）听证权
行政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④听证制度体现行政公平和平等，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了参与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行政决定过程。听证制度不仅使行政相对人发表自身意见，约束行政权力滥用，而且缓和了与行政机关的利益冲突。
（二）通知权
通知权要求行政机关将行政程序的运行方式、时间等一系列与行政相关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环节等及时让行政相对人知晓。通知权是行政相对人参与原则实现的`前提，使行政相对人更有效率地进行行政参与。
（三）陈述权
陈述权是指行政相对人对于其经历的整个行政案件的事实过程有陈述的权利。作为行政案件的亲身经历人，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有利于整个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正确处理，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行政相对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来源，有利于处理行政案件的效率性。另外，陈述权的行使必须在行政程序过程中。
（四）抗辩权
当行政相对人面临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不利行政行为时，便可根据事件的真实情况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和反驳，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抗辩权以通知权为前提，陈述权为补充。抗辩权使行政过程更加民主、公正，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说：“这些在人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并可剥夺他人生计的机构，必须遵守正义的基本规则。它们不得不经审讯，不给他人以辩护机会就惩罚他人。任何与此原则相背的合同或做法都是无效的。”⑤
（五）申请权
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程序的权利，即申请权。行政程序中的申请权主要包含以下权利：听证申请权、回避申请权、卷宗阅览申请权、复议申请权。⑥申请权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作为主体资格的重要体现，根据申请权，行政相对人可以更好的约束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事。
三、我国行政参与原则实施的现状及相应建议
（一）我国行政参与原则实施的现状
关于行政参与原则，我国法律只以原则的形式规定，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措施；此外，行政参与原则的实施存在机制不完善、行政参与原则实现过程缺乏效率、耗费资源；听证、抗辩等制度缺乏相关的参与保障机制，造成行政决定专断不合理的后果；一些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参与意识薄弱等，这些都对参与原则的实行造成阻碍。
（二）促进行政参与原则实现的相应建议
从立法方面对于行政参与原则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严格明确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对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使行政参与的各项内容及时准确地确立，为其提供具体的法律指引；行政参与的各项具体制度运行的机制，除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节约程序运行成本外，法律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许可其根据地方情况制定相关程序运行法规，增强可操作性，另外从执法角度来看，行政机关也应当从其各方面义务的履行中，切实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于违反行政参与的行为作出严厉惩罚，更应当动用司法保障这样才能约束行政权力；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意识，除了通过各方面的宣传手段，也可以通过经济刺激、法律援助等手段来提高。
行政参与原则使行政决定更加合理、有效、公正的实施，也使公众对其可接受性进一步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宋功德。寻找均衡--行政过程中的博弈分析[J].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②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376。
③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86。
④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385。
⑤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37。
⑥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78。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应松年.行政程序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版
[5]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论物权法定原则论文
最近一段时间，喜剧类节目成为综艺节目的热点。从《笑傲江湖》到《欢乐喜剧人》再到《喜剧总动员》《跨界喜剧王》，满眼“喜”“笑”。无独有偶，一无明星、二无名导的本土喜剧《驴得水》，虽没有宣发大动作，却也在院线火了起来。从小荧屏到大银幕，笑点或有尴尬，现象却值得关注。
让人笑，是喜剧创作的“刚需”。也因此，喜剧创作的手法和方式多种多样，依靠肢体搞怪，抖出语言“包袱”，模仿搞笑人物，条条大路只为更有“笑果”。不过，观察这股喜剧热潮，一个感受是，很多喜剧创作的目标，仅仅是“让人笑”，却忽视了应有的内核。
英国作家麦烈蒂斯在《喜剧论》中说：“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的思想的笑。”喜剧是对生活的艺术化、戏谑化的深思洞察。好的喜剧应该在幽默中包裹着智慧，拥有讽刺的妙笔和关怀的视角，能让观众在欢笑之外，品咂出思想的余味。如果仅止于笑，显然矮化了喜剧的高度，幽默的形式也容易沦为杂耍。
现实中的喜剧，或有故事浅薄无力，唯靠搞怪卖萌、装傻充愣作“卖点”的;或有纯粹将网络笑话、流行词汇生拼硬凑，全不顾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或有用明星大腕、豪华场面的“华服”，去包装“三流”剧本的;甚至有用低俗、恶搞甚至出格刺激的镜头语言，去吸引人们眼球，挑逗观者神经的……这样的作品，不过是表情僵硬的木偶，被“挣快钱”的线绳束缚操纵，失去了“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
相反，那些留下经久笑声与掌声的喜剧，之所以至今还为人所乐道，拥有深刻、丰富的故事内核是关键。卓别林的《大者》对法西斯统治的讽刺，犀利辛辣、入木三分;《喜剧之王》中，小人物追逐“演员梦”的励志故事仿佛现实奋斗的幽默侧写;《甲方乙方》用一个个荒诞离奇的“白日梦”串起社会百态，饱含浓浓世情……让观众戴上幽默的'眼镜，审视现实的暗角，批判世间的丑陋，感受爱与温情的可贵，试着学会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笑对人生的坎坷，这是好的喜剧应有的内容基因，也是优秀的喜剧共通的禀赋。
当今，人们太需要欢笑和放松。凌晨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宇，月底准时到来的还款通知，人山人海的求职现场……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让人们犹如被拧紧的螺丝，在整个社会链条里丝毫不敢懈怠。人们需要一个轻松的出口，让生命之水荡漾出活力的涟漪。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风口，喜剧人应珍惜难得的创作氛围，用真诚优质的好故事去涵养市场，用踏实深刻的好题材去丰满喜剧舞台，让中国的喜剧创作借助时代的东风展翅翱翔，不辜负喜剧的“黄金时代”。
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 张曦关键字：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 行政法制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达到的答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与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只仅仅应局限作为上述1、2两个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但笔者
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对于前述第二项“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的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突规则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引用1)。” 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就明显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的。所以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规则：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笔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三项冲突规则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提起应有的注意，不致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于《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的、互无隶属关系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与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是对国家主权（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产生国家主权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这个问题的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主权法制的整体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必要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205-206页
主要参考书目：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修订第一版
2、《行政法学》王
连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修订版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方世荣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
4、《外国行政法教程》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论信用证的独立原则论文
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是指“一项约定，不论如何命名或描述，系指一家银行（开证行）应客户（申请人）的要求和指示或以其自身的名义，在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1）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指定人付款，或承兑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或（2）授权另一家银行付款，或承兑并支付该汇票，或（3）授权另一家银行议付。”由此可见，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较好地解决了商业信用危机和买卖双方信贷融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已被广泛采用。
信用证独立原则是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就独立于买卖合同，即信用证一经开立，即在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即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关系。信用证的独立原则源于英美法的判例。1958年，在Hamtchmalsa V. British Tnex Industries Ltd案中，法官判决:“银行不能因受益人违约，或买方有权拒收货物而拒收卖方的汇票，即使买方因卖方的根本违约已解除合同时亦然。”《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三条对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也作出了明确规定：“a.就性质而言，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b.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 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具体含义如下：
1.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在买卖合同项下的履行，即使受益人违反了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规定条件的单据，开证行就必须付款。开证行的职员审查单据以决定银行是否付款，他不必也不应该到现场调查并确定基础合同是否已经履行。
2.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也独立于开证申请人对开证行的义务。例如信用证开出后，受益人尚未签发汇票时，开证申请人破产。尽管开证申请人将无能力偿付开证行，开证行也不能以此作为抗辩事由对抗受益人，而仍应在受益人提交与信用证规定相符的单据时付款。
信用证独立于买卖合同交易的这项规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立法、惯例及司法判例都确认开证行对买卖合同的履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开证行并非买卖合同的签约人，它无法控制买卖合同的内容，也无法选择和决定谁将作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其次，如果开证行在付款前，除了了解信用证条款和审核单据外，还有义务了解和处理主合同实际履行状况或争议的话，那么银行将“寸步难行”，信用证结算方式也就因此丧失了其商业价值。
我们在掌握信用证独立原则时应当明确两个问题：
1.信用证独立原则的适用是否意味着信用证一经签发即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
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从银行的角度来讲，信用证一经签发即对其生效，是不可撤销信用证，银行在接到各方同意修改的通知之前只能按原证办理。并且根据信用证独立原则，银行只受信用证约束，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另一方面，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若认为信用证一经开立也对买卖双方生效，买卖双方之间也与买卖合同无关，且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则是不正确的。因为支付条款是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而在买卖双方采取信用证支付方式时，开立与买卖合同相符的信用证既是买方义务，也是卖方履行交货、交单义务的前提。对买卖双方而言，信用证生效的前提是信用证与合同相符。因此，信用证独立原则仅就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而言,对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适用。
2.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是否视为对主合同（买卖合同）的修改？
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分为两种情况：（1）买方开立的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卖方提出异议，要求买方修改信用证。这时，买方有义务修改信用证以使其与买卖合同相符，买方第一次开立信用证时，与合同不相符之处不视为对合同修改；（2）买方开立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卖方未提出异议，而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接受。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开证行为构成一项新要约，只要卖方明示或默示接受了不符合规定的信用证，即丧失了宣告买方违约之权；反之，卖方按信用证做，即按修改后的合同做，则并不构成违约。因此，开立不符合约定的信用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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