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宗教信仰对俄罗斯艺术与文化的影响的论文（共含11篇），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kuaiqian168”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宗教对俄罗斯文学创造方面的影响
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所信仰的东正教来源于古拜占庭帝国，在俄罗斯文化中，宗教既是信仰又是世界观，是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俄罗斯人对宗教的信仰，先知的预感，心境的启迪，使命感都体现着对宗教的信仰。以东正教为核心的宗教，深深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创作。宗教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圣经”，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重要精神氛围，也是文学艺术创造作的题材来源。了解反映宗教意识的作品，也许是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罗斯基（1439-1515）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4页）而著名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页）。直到16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长期以来，俄罗斯教育中心的内容都是宗教。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集》等）学会读和写的。直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才有所改变。因而使得俄罗斯喜多著名文学巨匠也深受宗教影响，如果戈理，索罗维耶夫等，他们宗教特征都深刻的反应在其作品中，成为影响俄罗斯人灵魂的著作。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罪与罚》中塑造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作家对俄罗斯现实的宗教神秘主义认识和理想。而果戈理曾受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曾到耶路撒冷作了一次朝拜，足见宗教对俄罗斯人深远影响。
俄罗斯人对宗教的狂热甚至可以延伸到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当中，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浓厚性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烈影响。俄罗斯建筑是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中的主流建筑———宗教建筑，即“教堂”的主要艺术取向，力图体现建筑艺术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以教堂建筑为重点和中心的莫斯科新克里姆林宫的建设，标志着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俄罗斯建筑》第二章）。18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建筑师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这是在俄罗斯的宗教艺术范围内形成的一种风格。这个时期的建筑物当属以巴洛克风格建成的宫殿和教堂。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艺术风格相区分。它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了的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教堂艺术，即古罗斯、俄罗斯和当代俄罗斯特点的教堂艺术。俄罗斯各地耸立的教堂似乎在诉说着昔日宗教势力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辉煌时代，有记载的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400多座，它们都是古罗斯教堂艺术成就的结晶。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可数以万计，它们也都是俄罗斯艺术家和匠师们的精心创作。正是宗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载体与现实需要的教堂建筑的不断创新与超越(《俄罗斯艺术家》第4章)。
自宗教艺术随着东正教一同从拜占庭传入俄罗斯后，许多来自欧洲的画家把拜占庭的绘画技术带入了俄罗斯，进而使融合了俄罗斯民族精神，民族特色的宗教绘画艺术在俄罗斯发展起来。绘画艺术既是宗教的传播工具，也是宗教的传播内容。（《俄罗斯苏联文艺简史》第19页）俄罗斯绘画艺术一开始就具有了宗教的特征———它发源于宗教，涉及宗教题材，以宗教为背景。俄罗斯的古典绘画艺术在继承了东正教拜占庭风格之外，还具有俄罗斯独创性神学思维。俄罗斯的.画家在艺术实践和宗教体验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宗教与绘画密切结合并互相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宗教题材画作，如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为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创作的《圣三位一体》圣画像和著名的《金发天使》等等。所以在俄罗斯广泛流传着“俄罗斯人不会去亲吻一幅让他感动的现代画作品，但是他会亲吻圣像、触摸圣像、佩带圣像，圣像帮助他找到心灵的慰藉与寄托。”的说法。可以说，了解俄罗斯绘画中的宗教因素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结论
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因而使得俄罗斯的文化，艺术都深深的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所以说，了解俄罗斯的文化与艺术要从了解俄罗斯的宗教出发，俄罗斯人信仰宗教，寓情与与宗教，艺术文化都与宗教休戚相关。了解俄罗斯的宗教，不仅仅是了解了俄罗斯人的信仰与文化，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与俄罗斯的心灵对话。（本文作者：邱添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城乡公共文化对居民宗教信仰的影响论文
摘要：随着农村“宗教热”的盛行，学者们纷纷重视起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公共文化供给分为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和公共文化活动供给两个方面，根据对温州实地调研的问卷数据建立模型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文化的影响度，与宗教信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农村的公共文化供给不足是农村宗教热的重要原因，因此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宗教信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宗教迅速发展，掀起一阵“宗教热”。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国内信教比重仅为6.1%，但信教比重却增加到了13.4％。此外，在信仰的城乡分布中，宗教信仰群体更多地集中在农村。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中有明确信仰的比重为23.26%，比城市居民高出了3.19个百分点，显然，农村的“宗教热”相比城市而言更为盛行。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村的“宗教热”比城市更为盛行？对此吴理财、夏国锋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的相对供给不足引致了农村“宗教热”，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不健全、活动较少等原因导致了农民精神世界的空虚，于是农民将精神寄托转移至宗教信仰，而宗教所宣扬的博爱、互助以及组织活动的规则性等使得宗教类似于一个“精神合作社”，能大大提高人们的组织归属感。那么到底是不是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的差异导致了宗教信仰在农村更为盛行的局面呢？为了弄清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理论分析，对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第三节则是进行实证分析，对本文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具体说明；第四节为计量结果，基于问卷所得数据进行了回归并得出结果；第五节给出主要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直接研究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相关文献还比较少。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从侧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如Putnam（1995）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长期变化过程，认为美国社会资本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认为社会资本下降是缘于电视的兴起。如果将宗教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那么，Putnam假说可以用来推断，世俗文化活动参与越多，宗教活动参与就越少。Olken（）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后发现，看电视时间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宗教活动）情况就会下降。Barro（）的研究则表明，国际上信仰转型发生率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由不同国家居民受教育水平解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信仰转型发生的概率。但是Alston（1971）对比了信仰转型者与非信仰转型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正面回答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关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方面，相关文献涉猎不少。如吴理财（2007）提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贫乏导致了农村宗教的兴起。关于农村文化与“宗教热”的关系问题，阮荣平（2010）证明农村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在探究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吴理财、张良（2010）表示，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下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很多农民正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如张萍（）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了模型拟合来分析文化因素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数据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更信神”的结论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在我国农村，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青年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群体，由此可以推断，不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才会去选择宗教信仰。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公共文化供给缺乏的前提下，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强，更不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人相对其他人有更多渠道获得文化产品，因此不容易去信教。为了进一步探讨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将通过温州城乡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公共文化分别对城市居民和农户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借鉴学者阮荣平等（2010）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来分析公共文化与城市居民和农户个体宗教信仰的相关关系：R=β0+γZ+βX++μ（1）R表示受访者是否信教（信教=1；不信教=0）。Z表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包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利用公共设施的频繁程度。利用公共文化设施的具体测度指标是每年前往图书馆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测度指标是参与公共汇演（广场舞等）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X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本人健康状况、家人信教状况、家庭社保水平。表示城乡各自固定效应。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模型中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对居民宗教信仰而言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能通过个体行为所表现出来。而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是由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惠及社会。因此，个体的宗教信仰不会很大影响公共文化的供给。再者，当总体的规模较大时，个体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基于以上的理由，本文将公共文化的影响程度视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外生变量。
2、数据及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公共文化供给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影响》课题小组于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回收的城市居民问卷份数和农村居民问卷分别为223份和140份。浙江省是沿海商业发达的省份，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和佛教新教徒最多的省份之一。选择温州进行调研有以下几点考虑：（1）温州的城市和乡村内均有佛堂或教堂且温州的民俗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2）温州经济发展较为早，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图书馆、公共休闲广场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但由于城乡区域性经济发展不一致，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存在差异性，公共文化对城乡居民有不同的影响力度。鉴于上述考虑，温州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能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影响对城乡居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3、数据及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问卷统计，以及表1和表2的数据可知，农村的信教比重明显大于城市的信教比重，其中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女性群体的信教比重大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城市的受教育水平大于农村。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方面，两个地区均有图书馆和定期举行公共文化汇演，但是城市的图书馆被利用率显著大于农村，而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更受当地居民的关注。本小组就此情况进行了实地访问和勘察，发现农村的图书馆多建于村委会办公地附近，多以阅览室的形式存在。阅览室的规模均较小，阅读环境较为简陋，书籍更新的频率较小。转观温州市区，大型图书馆就有三座，均是集藏、借、阅、咨为一体的现代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优美的大型先进的图书馆。本小组来到三楼的人文社科区，人文社科类的图书每个月都有一批新书引进，温州市民可以通过市民卡在网上进行预约借阅。在公共文化汇演方面，本小组发现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的方式更为多样化，由于传统习俗，温州农村通常有舞龙、“迎大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汇演活动。而温州城市，由于政府管制较为严格，电影多数都是露天放映的，但是由于市区电影院数目繁多，来观看露天电影的人数寥寥无几。在健康方面，城市居民的健康分布状况较广，但是两地均是健康人数占了主要。公共文化的影响度与宗教信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若城市或农村中，加强公共文化的渗透程度，居民信教的概率将会极大地下降。这一负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意义，因为其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5%。且对比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系数，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公共汇演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图书馆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为强烈。女性的信教概率要显著大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城市居民的信教行为中也是一个显著的要素。表中的数据显示出，在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信教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本人健康状况中自我报告为“非常健康”的居民的信教可能性是显著下降的，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因病信教”之说。其次，家人信教与居民信教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农村里，家人信教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大。年龄对宗教信仰也有弱的正相关关系，在农村中较为明显，即年龄更大的人更倾向于进行宗教的信仰。
四、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在城乡居民的微观角度上，利用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度来代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就公共文化影响度对居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宗教的“精神合作社”假说的预期基本一致。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活动的渗透程度对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居民个体水平，加强公共文化的投放和影响，能够较为明显地降低个体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此外，通过研究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年龄、个人健康水平和家人信教水平对个体的宗教信仰行为有相关关系。其原因可以解释为居民的精神生活还处于匮乏的状态，现今年龄较高的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退休后，尤其在农村，由于精神生活的空虚，且容易轻信于鬼神之说，踏上信教之路。此外农村的生活较城市而言比较闭塞，宗教信仰祖辈承袭的做法仍是普遍，因此农村信教比重远大于城市。且由于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源远流长，它们在农村中被大多数人所信奉，许多农村里建有祠堂，并定期举行祠堂的祭拜活动，导致许多农村居民从一出生便参与宗教信仰活动和皈依宗教。因此，农村中信教行为受家人信教和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除却居民的主观和不可抗的历史及传统原因，城府在城乡的文化活动投入力度不同，公共文化发展的缓慢，横向比较城市和乡村之间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显而易见，城市的公共文化场所的质量水平普遍高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场所，因此这些文化场所在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行为产生同方向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的强弱关系。
2、政策建议
（1）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城乡之间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可见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缺口，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力度，调整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结构，扩展农村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2）进一步推广公共文化活动。多多举办“公共文化汇演”等公共文化活动，增加公共文化供给，通过模型中的相关控制变量也可看出，精神生活的空虚会导致人民倾向于信教，因此需要扩大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充实农民的精神世界，减少农民的“被迫性闲暇”。（3）建立公共文化诉求机制。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效率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文化供给的结构失衡、供给无效，很多公共文化设施并不是农民真正需求的，很多公共文化活动并不是农民愿意去参加的，反而农民真正需求的公共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供给。因此，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诉求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应当结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相应地供给符合当地农民特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让农民自己选择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并通过干群互动来进行农村文化大院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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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风田、阮荣平、刘力：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J].经济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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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各位同学，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一起阅读吧！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
摘要：社会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特质，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文化模式决定了现代的经济模式。
关键词：社会发展；经济模式；文化模式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西方民族通过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伦理精神，这对于整个西方社会来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新文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像中国、印度这样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东方民族，其“儒教”、“佛教”等原有宗教的精神严重抑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韦伯的观点十分具有争议，但也从一个侧面点明了文化底蕴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即有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同样，经济行为也反作用于文化选择。
在人类历史中，文化与经济时而相互促进，时而相互阻碍，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文化的形成虽然与人类的经济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在成形之后就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成为一种文化模式，从而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以中国为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商人的传统地位不高，《论语里仁》中的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商业活动贴上了道德标签。后来的儒家思想一直秉承这一论点。到了宋代，陈亮与朱熹辩论，认为“义”与“利”并非不能相容，可谓异数。此后，一直到明，“义利双行”还是行不通的。文化上的鄙视大大抑制了人们从商的热情，中国古代的商业社会得不到更大的发展。但到明朝中后期，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我们从明清两代大量的文人所作的商人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官僚阶层与商贾集团的来往密切。商人需要一定的社会身份充门面，士人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甚至像钱谦益这样的大家在他去世那一年，还出现过因病中无力为文，无奈将到访的黄宗羲反锁于书房，求黄连夜写完三篇文章，解决丧葬费用的故事。到了清代中期，商人凭借雄厚的财力迅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做官这样的事也可以公开用钱来办到，则是此一历史时期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明清以前不太可能，也与商人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高有关。
相比之下，在世界其他的农业文明中，发展初期也都不太可能把商业活动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很多国家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类似“夏洛克”、“葛朗台”这样的暴发户或守财奴的负面形象。传统的西方社会对于商人的印象也是相对比较负面的，这种思想从《圣经》中很多章节都可以看到，如西方谚语有“骆驼进针眼比财主进天堂容易”之说。在漫长的中世纪里，神学更是高于一切，公开标榜自己追求物质则被认为是魔鬼附身。但与中国社会相似的是，经过了15、16世纪宗教改革，商业社会发展得到了促进，商人地位大幅提高。由国家支持的经济贸易行为逐渐成为光荣的事迹，这也极大地刺激了航海业的发展，海外冒险在给别国人民带来血与火的同时，也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大量的黄金与白银。西方文化借助强势的经济开始在全世界盛行起来，也是基于此，殖民文化才有了大行其肆的可能。这更加大了东西方社会的经济差距。
文化不仅通过形成文化模式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走向，有时也会通过间接地方式对经济加以影响。在余英时先生20版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谈到明清之际出现的“弃儒就贾”现象，这是文化对经济间接影响的典型事例，他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与科举名额并未因人口增长而相应增加有关。“士而成功也十分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以扬州的现实情况为例，在文化史上留下鼎鼎大名的两淮盐总商江春的经商缘起是“应试不第，遂全力治盐”。对于追求更高文化“价值”的梦想破灭后，使得一部分举子转而弃笔投商。这实际上也是人们对于扭曲的文化价值的一种无奈的反抗。更有甚者，还主动放弃学业，如另一位两淮盐总商汪廷璋之子从商的因由是“顾见盐务繁重，不欲祖父殚其劳瘁，遂弃举子业。”其他商业巨头也多有离经叛道之举，则是对出于当时文化环境的不认可。这种对重农抑商的文化价值观的反叛，使得原本为上流社会不耻的经济社会活跃起来，使得文化无意中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大，在经济领域中，文化作为商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使得文化本身就具有商业价值，会产生经济利益。同时，经济利益也会诱使文化品位发生改变，例如流行的艺术样式往往会获得巨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利益迅速扩大，一方面经济效益支持着流行文化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受众群体会吸引文化精英参与其发展，最终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这也使得每个时代的俗文化都会逐渐适应更多阶层的审美需要，变成雅文化，再产生新的俗文化，看似文化内部循环，实际上是文化与经济互动，间接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文化模式正在受到冲击。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在这个信息一体化的小世界里，当今的文化越来越类同，像《江南style》这样的歌曲能迅速红遍全球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文化模式决定了现代的经济模式，现代文化中的公平、民主等有价值的思想也渗透到经济领域中来，这实际上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同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结合的更加紧密，文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势不可挡。我们应该充分把握住这一历史机会，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可能的现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杨豫，赵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桦，主编.多元视野下的清代社会[M].黄山书社，.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
文化对景观设计影响的论文
摘要摘要：“爱、交流、拒绝、憎恨——人类所有这些复杂的人性和需求被刻写在某块被称作城市的地方，便成为城市景观”。正因为如此，景观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次才是自然现象。人类在构筑自己的生存居所时，不可避免地融入其作为生命的活力摘要：热情、感受、体验和创造。
摘要：景观设计艺术文化影响
自1858年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纽约中心公园建成，景观建筑学走向普通人和独立的学科道路以来，文化和艺术早已走出了精神贵族们的世袭领地，来到尘世中摸爬滚打，不断影响甚至引领着世界景观设计的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欧洲和日本一些国家的景观设计领域已开始持续而活跃地交流和融合，并反映出其受到20世纪艺术流派——从概念艺术到地景艺术和建筑——从包豪斯到纽约第五大道的影响。传统风格不再是当代设计师为我们这个技术社会设计创作庭院的典范。设计师们可以从绘画、雕塑、电影等一切领域中获取灵感。二战前后的现代艺术及现代建筑理论促进了现代主义建筑逐步得以形成。现代主义对景观建筑学最积极的贡献并不在于新材料的运用，而是认为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使得景观设计从而摆脱了某种漂亮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和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60年代以来年景观设计则受到了环境艺术的影响及后现代主义的推动。此时的艺术怀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赋予了景观建筑适用的量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艺术不再是先验的形式主宰，而成为了设计的激励力量。
在这一阶段生态意识在景观设计中也有所体现。设计师们从对形式美及优越文化的沉醉中，引向对自然和自然和人的关系的关注，开始了解并懂得植物比人工大坝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比化学品更能持久地维持水体干净；泥质护岸比水泥护岸更经济持久；自然风比人工空调更有利于健康。设计师们找回和重视城市中的边缘生态系统，通过种植天然草坪和耐旱植物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节约能源。
20世纪末的高、新、尖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为这一时期的景观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灵感。科学思想本身作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未来派、风格派、解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形成。塑料制品、合成金属、玻璃纤维、光线照明设备在设计公共景观时被大量使用，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景观设计的表达语言。
在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景观设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一、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虽然以激烈的对立态度先后出现，但这并不影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这两者的吸收和容纳。现代艺术把景观设计从图案和所谓的风景秩序中解放出来，引入到功能和社会尺度的角度，但也因其过分地追求纯粹、自我中心和整体艺术语言的单调而迅速促成了后现代艺术的诞生。后现代艺术真正包容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标准和不同的表达语言，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在一个尽可能立体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其中一些全新的艺术活动开辟了当代景观设计的新局面，他们主要是摘要：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可以看成是室内装饰作品向户外发展的结果，最早的样式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国的斯通享治圆形石柱。大地艺术的作品都十分关作品的“场所感”，即作品和环境有机结合，通过设计来加强或削弱基地本身的如地形、地质、季节变化等特性，从而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感受自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史密森的《螺旋防波堤》。这个巨大的，由6500吨黑色玄武古石、石灰岩和泥士建造的螺旋形防波堤匐卧在美国尤他洲大盐湖东北角的岸边，盘旋伸入粉红色的湖水中，被作者称为是通往海底史前文明遗迹的通道。其它闻名的作品有摘要：德。玛利亚的《闪电原野》，通过壮观的不锈钢陈列，通过闪电雷鸣等自然力量接近了天和地，把人类引导到对自然灾难的体验中；松非斯特的《时间风景》，则通过种植大片的松树和毒胡萝卜林，来营造一个都市中的先哥伦布时代的森林。这些大地艺术的作品大都介于雕塑和建筑之间，并逐渐在现代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将风景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并接近了自然和人类的感受和距离。受到大地艺术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家拜耶和瑞士景观设计师克拉墨设计了一系列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出发，又具有神秘的艺术性的环境景观艺术设计作品。如闻名的西亚图的米溪尔土地工作和亚斯本草原旅馆的“土丘园”。
概念艺术
概念艺术来源于代早期的达达艺术，认为艺术没有什么神圣和持久的价值，它的本质是思想或者概念，物理形态的具体作品并不重要，所以也叫思想艺术、后物体艺术或无物体艺术。用来记录思想的照相实录或者对一个事件的文字材料，是概念艺术的常见形态。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塞尔。杜尚。概念艺术家探询艺术和思想或艺术和知识的关系，这种作品实际上并不是用来观赏的，所以在美术馆以及其他场合展出的往往是一些临时性的装置。海泽的《双重否定》和克里斯托的一系列包裹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概念艺术和地景艺术的奇妙结合。这些作品透露出某种哲学意味并且随着作品本身的消失加强了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记忆。代表的艺术家还有依夫斯。克莱恩，皮埃尔。曼佐尼和美籍犹太艺术家施瓦次。施瓦次的景观设计作品融合了多元的艺术风格，除了受到概念艺术的影响，直接把实物复制应用到公共环境中，她还以极简艺术和波谱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其对景观环境中艺术气氛和文脉的理解。
二、生态论理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70年代始，生态环境新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教授麦克哈格提出了将景观作为一个包括地质、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动物和气候等决定性要素相互取得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观点。西蒙。凡。得。瑞恩曾提出其定义摘要：“任何和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环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设计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一种基于自然系统自我有机更新能力的再生设计。在这一期间，麦克哈格提出了“千层饼模式”，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生态主义规划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赋予了景观学以某种程度上的科学院性质。景观建筑学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化地布置植物和地形，而是可以经历种种客观分析和归纳的，有着清楚界定的学科。
三、科学技术对于景观设计的影响
艺术设计和创作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造物过程，非凡是6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摆脱了架上绘画和雕塑，利用机器批量生产艺术品后，景观设计领域也突破了沙、石、水、树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开始大量地使用塑料制品、光导纤维、合成金属等新型材料来制作景观作品。其中广泛应用的新兴材料和技术主要是摘要：
人造雾
人造雾是采用设备处理后的净化水，以直径极小的微粒在空气中漂浮，形成白色自然物的奇异景观，颇似自然雾气的浓缩，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体验。人造雾可按设计想要的效果及实际应用的要求随意控制。因而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园林建筑及特色造景当中。
塑料制品及聚合物
塑料制品聚合物给景观设计师提供了方便、经济、适用范围极广的造景材料。塑料制品现在已经普遍地应用于公共雕塑，景观设施甚至建筑设计等领域中，而各种聚合物则使轻质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设计更加易于实现。
玻璃纤维和光纤
玻璃纤维掺入水泥和一些轻型膜网中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抗拉性能。另外玻璃纤维和光纤技术的结合使得室外景观照明更加灵活多样。目前已有一些设计甚至单独使用光纤和霓红灯来表达其景观作品的文化内涵。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在艺术、科学、人文等文化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现代景观建筑学在不断的拓展和变化中已经成为多元价值的实践专业。作为人类感知自然的媒介，景观建筑学的三个潜在关怀——美学、环境、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成为构成其价值体系的基石。任何一个优秀的设计都须是三者的平衡和综合，而不仅仅是图案化的形式或功能的简单满足。这也是现代文化丰富了景观建筑学的内涵，同时给我们带来的课题。
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设计以及景观设计和实践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高速上升时期。然而全国各地大量杂乱而分立的景观实践中充斥了浅薄形式化的、缺乏对人和环境真实关怀的武断设计。缺乏对现代文化融入景观设计领域这一过程的了解，或许是造成这一目前状况的诸多因素之一。我们应该明确摘要：景观首先是文化现象，其次才是自然现象。这就要求设计师首先必须充分关注人、人的活动和需求。在这里，本文引用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创始人之一的奥姆斯特德的话和同行共勉——“创造可持续的，为人生活的和公共的景观，并给予这一清楚的理念以理想的形式，是我们所坚持的主旨。”
浅析宗教文化对长沙窑装饰艺术的影响论文
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文明程度高且呈现出多元融合特征，长沙窑作为该时期文化的一部分，存在大量蕴含宗教文化题材的瓷器。在佛教、道教、儒学“三教”相融并行的同时，长沙窑还受到来自异域宗教文化的影响，构成了多元化的宗教艺术装饰风格。
在唐代规模宏大、不计其数的窑场中，长沙窑凭借首创釉下彩装饰这一跨时代意义的创举惊艳了唐朝至今几千年的文化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笔。长沙窑于中晚唐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长沙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卓绝千古的工艺特色，还在于其社会背景下蕴含的独特宗教文化艺术内涵。长沙窑虽为民间瓷窑，内容以日常生活、民俗风情居多，但在瓷器中有很多与宗教相关的图案和诗文装饰，包括中亚、西亚等地方独特的异域文化，促进着宗教文化相融并行。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不仅是国外，在中国，宗教元素也对艺术产生着极其深厚的`影响。封建统治时期的中国，宗教往往作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一种力量，与政治相依附。通常统治者会根据政局的要求推崇不同的宗教主张来维护政权。唐朝社会经济繁荣， 尤其唐统治者重视宗教对巩固统治地位所起的作用，随着政权的变革，甚至出现“三教并行”的现象。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甚至在唐朝成为“全民宗教”，“纵观唐史，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平民百姓，不信道教者极少。” 儒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宝，至隋唐时代，儒教礼仪制度的建设已达到高潮;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直至唐朝，已经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融合，占有重要地位;西亚文化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传入中国，为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需求而融合了世俗宗法色彩，因而也受到推崇。三教的宗教内容不仅为宫廷皇室所重视，其思想渗透于士大夫作品之间，同时也影响了广大民众。例如李白被称世人为“诗仙”，王维被称为“诗佛”，都显示了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影响。长沙窑瓷器装饰内容承载着当时唐代的宗教信仰，同时兼具外来宗教文化，也体现了当时的宗教文化需求。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水器“青釉绿彩塔纹瓷背壶”，“正面以绿彩绘七级佛塔，两边树木高耸入云，反映‘天下名山僧占尽’的佛教盛况。” 。中国的佛塔源于印度，中文音译释作浮图、塔婆，亦称宝塔，于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广泛延伸至各地。佛塔建筑传入中国后，融入了中国亭台楼阁建筑风格，便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这件青釉绿彩塔纹瓷背壶上所绘佛塔正如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中所描述的那样，“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宝塔宛如平地涌出，孤高巍峨耸入天宫。
长沙窑釉下“五彩火凤凰纹”壶，绘有红褐色羽毛凤凰，双翅舒展开屏，凰头朝斜上方扬起，凤尾朝右方横摆，左腿弯曲，呈独立状态，火凤凰于红花绿叶中翩翩起舞仪态万方，整个画面颇具动感。“凤凰”起源于楚国的图腾信仰，最早就现身于湘楚的高庙文化。古楚原住民崇尚“万物有灵”，相传凤为群鸟之长，飞时百鸟相随。楚人将太阳和凤凰结合在一起，这一尊崇凤凰的习俗影响到了其后几千年的宗教文化信仰。《说文》中有：“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安宁” (《说文》)。古代传说中凤凰雄雌同飞，相和而鸣，因此“鸾凤和鸣”是民间传统吉祥图案，多为婚礼祝辞。再有《大雅》中记载着 “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以“凤鸣朝阳”寓意稀有的吉兆，比喻才华出众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凤凰来舞，仪表非凡”是吉祥的征兆，古代相传，以为瑞应。长沙窑瓷器纹饰中不乏鹤鸟纹样，如青釉褐字“一雙青鸟子”诗文壶，书有“一雙青鸟子，飛来五两頭。借问舡軽重，附信到揚州。”一首，其中的“青鸟子”出自《山海经》：“西王母之山，有青鸟”，“青鸟”又称“青鸾”，是陪伴西王母的坐骑，看到青鸾即是西王母欲来的预兆，故而民间把“青鸟”称为信使，这是道教思想的深入。
“仁义礼智信”青釉褐彩壶，上有“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孔子最早提出“仁、义、礼”的概念，后由孟子引入“智”的范畴构成四德，再由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被世人称作“五常”。儒道是贯穿中华伦理道德发展的两条主线，该青釉褐彩壶上的诗词，正是体现了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长沙窑瓷壶还有西亚、中亚宗教文化影响的装饰内容，例如阿拉伯语书写的“真主伟大”;模仿中亚和西亚金银器工艺装饰手法的“联珠纹”;“葡萄纹”、“石榴”、“四叶纹”、“椰枣纹”、“金发女郎”、“异国情侣”等纹样;造型方面如“海棠杯”，其造型由波斯、粟特银器的“多曲长杯”演变而来。这也反映长沙窑瓷器不仅仅和宗教有关，也和当时的经济息息相关。
长沙窑产品釉色丰富、造型简单大气，装饰适用雅观，鲜明地表现出繁荣昌盛的唐代特色，记录着当时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宗教信仰，以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时代背景下的交融，在瓷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一件件鲜活的实物资料，反映了当时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及人民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长沙窑中丰富的宗教艺术元素包含着宗教文化和社会需求等多重价值，宗教文化需求和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的双重濡染使得长沙窑呈现出独特的多维度价值。
汉唐文化与艺术理论论文
汉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整个文化环境为艺术及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文化上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造就了文化世家。王充《论衡》中说：“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其中包含着对文学、文化以及文化家族的充分肯定。这样的文化家族，常常有成员身居高位，所谓“四世三公”在朝野具有很大的影响。整个家族坚持以经学传家，以习经守礼维持门户。东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召集亲属弟子，“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经学在汉代是非常实用的学问，士人精通经术，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经习礼，提高了士族阶层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文化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
曹魏虽然取代了汉室，但却非常认同前朝的文化成就。汉魏之际，并没有形成文化上的断层。就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仍是两汉文化的一个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延续与发展。特别是汉代的文化家族给六朝的世家大族做出了榜样。
六朝的士族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尤其重视通过文化来提高家族门第的名声与地位。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六朝士人与汉人相比，很自然地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汉代士人多数专注于经学，后人所谓的文化、哲理学术、琴棋书画，大多还处于初级阶段，而魏晋以后，士人留意的文化不仅范围普遍扩展，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两汉经学虽是经学的昌明时期，建安时期的动荡影响了体制化范围内的经学研究，但魏晋士人从未放弃过传统的经学，《十三经注疏》中魏晋人注解有六种之多，可见其经学的成就。魏晋士人又增添了对玄理的喜好，热衷于三五个朋友聚会，谈论抽象玄奥的问题，即所谓清谈、玄谈。他们热衷于在理智上挑战复杂的问题，讨论人的才能与禀性、胆略与识见的关系，讨论诸如命运、吉凶、音乐甚至还有梦的本质问题。这时期还出现了诸如《缀术》这样的高难度的数学著作，这本著作到了唐代，仍是数学研习者的高级教程。史籍编撰大大超过了前代，出现了各种博学繁富的注释。诗文以及书法、绘画创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汉人的质木相比，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灵动、神韵，充满了才情、个性，他们对文学、对修辞、对文章的藻饰有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和喜好。他们对书法、绘画等艺术具有一种突出的直觉与审美情趣，他们的艺术成就，甚至包括他们的轶事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雅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也是艺术的自觉时代。当时的士人不仅醉心于著述，从事艺术创作，而且视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对文学艺术创作给予了极高的地位。班固《汉书》中设有《儒林传》，到了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中新增了《文苑传》，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学之士的独特地位。萧统《文选序》尽管不是抽象的理论阐述，但对于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收录于《文选》，什么样的文字不再收录，有着明确的观念：与“日月俱悬”的儒家经典，虽然是社会基本“准式”，但不必再选入文学作品集了；诸子著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收入也不切题；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等一类的传记、历史著作，“亦所不取”，但史籍中的“赞论”、“序述”，却因能够“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而入选。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定义文学是什么，但通过把什么不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排除掉的方法，已经清楚透露出萧统“文学是什么”的观念。这一观念与现代对文学的界定已经相当接近。
六朝士人富有敏锐的洞察力，长于哲理思维，他们不仅有《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这样非常全面探讨文学特性及创作过程的作品，而且还有宗炳、谢赫等人对于书画艺术进行深刻反思的著作。谢赫提出的“六法”其中涉及的概念在他之前已经陆续出现，其谓“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似乎“六法”一词，前已有人提出。但无疑是在谢赫的著作中，绘画艺术的几个核心概论，才从一个庞杂的认识背景中提取出来了。谢赫不仅明确提到六法，而且还将“气韵生动”放在首位，此后“气韵生动”就成了中国书画艺术中的最高境界，影响相当巨大。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文学艺术认识的水平以及理论表达大大超越前代。
音乐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不仅出现了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这样的重要音乐著作，而且音乐较之前代更普遍地介入士人的生活当中。汉代像司马相如这样通琴艺的士人还比较少，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善音律的诗人、画家多了起来。阮籍、嵇康、阮咸、何承天、戴颗等不仅钻研学术，擅长诗文，而且精通音乐。音乐作为士大夫家庭中的娱乐也更加常见。
阮籍的《乐论》推崇雅乐,拒斥淫声，总体上还是着眼于礼乐能够移风易俗的功用，立论基本没有越出《礼记?乐记》之范围。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将论述的重点从音乐的起源及其社会功能转移到音乐本身上来了，专门讨论音乐是什么，即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音乐本身仅仅是一系列复杂的声音组合。冯友兰说：“就这个意义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2)《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章，它不仅讨论音乐的一般问题，专门研究音乐与人的哀乐感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认识论上也体现出重要的价值，它确立了我们如何客观地来看音乐是什么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实际上可以拓展到其他认识对象上。嵇康确立了一个范式（但这个范式提出得太早，当时人们远远不能理解），即客观认识在于我们把自觉不自觉附加于认识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剔除出去之后，来看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此文无疑也是思想史研究无法忽略的文献。
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时代”当然，这个“人”的概念并不是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事实上它更多地只能是指当时的士人、贵族。六朝是士族时代，大体而言，当时的士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够摆脱物质生活需求的限制，不用再去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而有更多的闲暇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他们通常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皇权以及社会礼俗对其羁姅、约束较少，个体精神以及个性发展都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讲究音声、容貌，推崇才识、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对充满个性的人大加赞美的人。
这种赞美并不纯粹来自于传统，来自于道德，有时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人本身的欣赏。那种独立的人格、自若的神情、敏捷机智的对答、毫不掩饰的个性、孤芳自赏的迷恋，还包括艺术家的痴癫，都是他们大加赏誉的对象。六朝之后，痴癫对于艺术家而言，成为一个褒义与肯定的状态，与魏晋士人的独特见解密切相关。这些名士，不仅倾心从事艺术创作活动，而且还毫无拘束地表现出艺术家常有的率直、天真、恢谐以及勇于超越世俗观念等个性。诸如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佚事，都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看起来这些佚事与艺术理论无涉，但却常常可以折射出艺术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用、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以及艺术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等等内容。事实上，把这些佚事记录下来本身就包含了人们对艺术以及艺术家的看法，只不过，这些看法、观念是记录者从未明言的。所以，艺术理论研究包括了对这些历史史实的研究，透过当时具体的活动、事件概括出那个时代的艺术的观念、艺术的理论。当然，在六朝士族的身上，不难找很少再有这样的贵族旁若无人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爱好，无所顾忌地热爱文学与艺术。而这一切却是发生在充满战乱动荡、皇室如走马灯一样地变换的年代。或正因此，皇权才未能对才情卓异的士人形成巨大的压抑、压迫的力量。精英阶层在这种动荡的间隙竟然创造了历史上颇值得回味的文化，而这一点也正值得回味。
进入隋唐之后，国家繁荣，文化艺术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唐代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在国力强盛、疆域开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等领域中。除了儒学、经学、佛学、道学、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有目共睹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外，唐代在艺术理论方面也有非常丰硕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成就很大，成果很多，这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唐人对艺术进行总结的激情。
首先，是编制书画作品的名录。将各种书画作品汇集一处，当然是收藏保存前代艺术品的最好的方式。唐太宗组织人力，全面搜罗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但以帝王之力筹措此事，非常人所能办到。相对能够办到的是对作品进行著录，汇集书画信息。
以编制目录的方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的艺术作品进行摸底调查，这是唐人总结前代艺术成果的重要方式。这种方法在图书领域已经非常成熟，刘向父子《七略》、晋荀勖《中经新薄》、南朝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所谓刘略荀簿王志阮录）皆是唐之前著名的图书目录。唐人把这种方法运用在书画领域当中。张彦远出身名门，闻见颇广，收藏亦富，撰《历代名画记》。其卷一曰：“如宋朝谢希逸、陈朝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详之近古，遗脱至多，盖是世上未见其踪，又述作之人不广求耳。呜呼！自古忠孝义烈，湮没不称者曷胜记哉，况书画耶！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自史皇至今大唐会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馀人，编次无差，铨量颇定。该著作广泛收集自上古到唐会昌期间的画家，共录入三百七十多人，可谓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总结。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收录唐代以来画家一百二十四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取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起于高贵乡公，终于大唐贞观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其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撰成此录，搜罗亦相当丰富。所以，唐世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四海晏清，书画爱好者、研究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所有留存下来的'书画艺术全部网罗，细加研讨。
其次，是对书画艺术总结性的研究。中国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断的反思、思考和总结。魏晋士人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欣赏、收藏、品鉴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唐人吸收这些经验，更加丰富完善，使整个艺术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前人有所讨论的主题、细节在唐人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孙过庭的《书谱》、张怀權的《书断》、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是中国书画艺术理论非常重要的著作。大唐所处的时代为艺术理论的总结性工作提供了历史条件。
随着艺术的发展，对于艺术作品的认识、鉴别自然受到关注。人们看一幅作品，如何评价它，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都是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长期的欣赏、鉴别实践使中国书画艺术逐渐建立了一种评品的传统。其实这种评品方法由来已久。中国东汉时期就有评品人物的风气，史载许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卷六八本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选拔官员，实施九品中正制，人分九品，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当时士人亦重评品人物，人物的品性、才能、风度、识见等皆在评论品鉴的范围之内，评论所说的话，称之为“题目”“目”。当时一些名士赖此品题，声名鹊起，也有为时议所非，而身败名裂的人。评品成为当时人物、文学作品、艺术品声名升降的关键。
评品的方法在文学领域中有广泛的运用。南朝梁钟嵘撰《诗品》，诗分上、中、下三品，一品之中又分三等。有的学者以为，他开创了以品论诗的先例，并对后来的书画欣赏和批评有很深的影响，但实际上，钟嵘的《诗品》是受到了当时《书品》、《画评》的影响。在他之前，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就已经是以六品“等差画家之优劣”了。与钟嵘同时的庾肩吾撰《书品》，亦是评骘之作，此书载汉代至齐梁间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共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品第等级与《诗品》相同。评品作品优劣的方法延续到唐代，如李嗣真的《书后品》、《画品》，张怀權的《书断》，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都是为画家区分等第的品鉴之作。
评品是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它促进了对艺术本身的深入思考，因为评品总是涉及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画家与画家之间的比较，一件作品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达到艺术的崇高境界，艺术家是因为什么样的技能、才情、素养和胸襟为其创作奠定了基础。一幅作品比另一幅“好”，好在什么地方，需要明确地加以理论上的说明。比较之初，评论者只是设立上、中、下之类的等级，然后归属作者作品的档次。谢赫的《古画品录》中设有六品，就是分为第一品、第二品，依次类推。后来的评论，鉴别的标准更加明确，人们意识到，评定与所设计的标准有关，标准不同，评品的结果很可能两样。评论者概括了神、妙、能三种境界，张怀權撰《书断》三卷，区别书豕为神品、妙品、能品二等。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同样是以神品、妙品、能品评定作品，又提出来“逸品”的概念。其序曰：“以张怀權《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李嗣真《书后品》也设有“逸品”一格，居于上品之上，成为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从秦代到唐朝，选录八十一位书家，分为十等，其逸品仅五人。又撰《画品》，“登逸品数者四人”。曰：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复绝于终古，无复继作。”唐末宋初的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取从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年间的名画，设逸品、神品、妙品、能品，题品诸家之作，仍然延续评品的传统。总之，通过不断地鉴别、讨论，对于艺术作品的认识水平提高了。
不过，艺术评品的方法存在着困难。一则并没有能够通行于各个时代的评判标准。一般地说，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公允、准确的评定，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有利于艺术传统的形成，也有利于知识界以及公众的认知。像文学史中大多数杰作一样，艺术作品在漫长的艺术史上获得了自身相应的地位和评价，时间越长，这些评价越是趋于客观中肯，并保持稳定，这是艺术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评品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时代、知识、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获得其他人或者其他时代的认同。如钟嵘虽然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把他列在中品，把曹操列在下品，后来的诗论者颇不以为然。谢赫《古画品录》把顾恺之列在第三品中，并谓“迹不逮意，声过其实”，也让后来的画论家深为不满。南朝陈姚最《续画品》就以为谢赫“所品高下，多失其实，故但叙时代，不分品目”。所以，艺术史上始终存在着挑战固有排序的倾向。正是因为存在着排序与挑战排序两种力量，人们对艺术史上作品的认识才会保持新的可能性。
二则艺术的评判很难像长度、重量、体积这些概念那样能够量化、明确。逸品是指什么，神品是指什么，逸品为什么在神品之上，这些问题存在着争论，据此而作出的评定归类也就无法避免分岐。宋代邓椿《画继》概括其中的争论，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景玄）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以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至徽宗皇帝专赏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逸品究竟应该处于什么层次上，论者有不同的见解。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在艺术理论史上，不难看到，对前代艺术的评论一直都保持着，但硬性归入上中下之类等级的著作在宋代以后就比较少了。从艺术理论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时代，它有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且在不少艺术领域当中都达到很高的境界。隋唐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它一方面总结了古代艺术经验，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与理论方面的积累为后代的艺术发展创造条件。
[摘要]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媒介变革的发生，带来了以形象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繁荣，视觉文化的影响已遍布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日益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视觉文化时代的大背景下，该如何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已成为艺术教育工作者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视觉文化艺术教育素质教育
人类的文明进程始终伴随着媒介的进步而向前发展，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文化转型中，视觉文化在中国已蓬勃兴起。电影、电视、网络以及各种广告铺天盖地，每时每刻向大众传播着各种信息和形象，尤其是青年学生看电影电视、使用计算机和上网的时间几乎已超过在教室上课的时间。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和研究视觉文化生成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中，提高青年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必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一、视觉文化的社会价值
所谓视觉文化即“以图像符号为构成元素，以视知觉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态的文化的统称”。可见，视觉文化的意义在于视觉因素，或者说形象和影像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
现代高新科技为人类大众传媒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而视觉文化是借助于大众媒介，强化形态可视特征的一种文化。青年是视觉文化的主体，是视觉文化的策划者、享受者，也是视觉文化的传播者、作秀者。视觉文化反映了商业社会的消费需求，符合青年渴望自我表现的心理需要，视觉艺术以简洁鲜明的视觉语言较好地表达了文化内容，力求形态简明、形象明朗、引人注目、印象深刻。
视觉文化缩小了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场所已远远超出了美术馆、博物馆等高雅艺术场馆，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使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这一艺术追求得以实现；同时，还形成了新的观看方式和审美心境，艺术成为人们随意浏览的对象、消除了人们对艺术的膜拜和神秘感，展示性和消费性成为其自力更生的主要根据。因而，视觉文化颇受青年的喜爱和青睐，成为青年追求时尚和前卫的文化形态。
二、视觉文化对艺术素质教育的影响
视觉文化的艺术素质教育告诉我们渗透在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广告形象、动画漫画、卡通形象、网络电玩等，早已拓宽了学生对影像的接触面。
我们要正视在形象文化熏陶下长大的青年学生虽然属于“读书人”，但他们对看漫画、看广告、看电视、看电影等视觉影像的东西则更感兴趣，并且在这些方面要比读书所花的时间更多。因此，他们更青睐令人轻松欣赏的武打言情片，更青睐于如白话的通俗歌曲，更热衷于在电脑上打游戏和毫无顾忌地聊天……，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各种视觉信息的表层阶段，缺乏辨别来自媒体的是非真假和利害优劣信息的能力，属于“中弹即倒”的群体。
正因为视觉文化里的视觉符号的泛化，常常导致“视觉审美疲劳”的产生，使人们满足于做一个视觉符号的“容器人”。青年学生养成了对信息符号的不假思索地被动式接受习惯，并且逐渐丧失了深度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削弱和钝化了自身的审美能力。
三、视觉文化中如何加强艺术素质教育
面对新的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审美理想该如何发扬光大、文化传统该如何继承、人文精神该如何融入到青年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是艺术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1、加强在视觉文化艺术教育中的民族化教育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然向上的精神状态。”[3]因此，在进行学生艺术素质教育时，要始终坚持把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入视觉文化艺术教育当中。
广告图像、动漫影视、网络卡通画等已成为学生喜爱的艺术门类，而对传统经典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却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在这个视觉文化社会里，虽然一些经典作品远离学生日常生活，但其价值却依然存在，不仅因为经典艺术作品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更因为一切经典艺术作品皆蕴涵着某种深厚的精神内涵及美学价值。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我国的艺术教育应该走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绝不能削弱或忽视传统的经典艺术，而增加大量不具有艺术特质的流行艺术。
我们正处在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提倡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并不排斥国外优秀的观觉文化，应秉持着文化教育的精神。透过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概念，强调文化的兼容性，摒除偏见。视觉文化的建设要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防止庸俗低级非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
2、注重全面培养青年学生的视觉文化鉴赏力
众所周知，艺术教育是青年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首要组成部分，视觉文化和审美观念均深刻地提示了审美教育在人类教育中的重要意义。罗克弗尔。肯特曾说过：“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使人们更深地懂得生活，进而更加热爱生活。”所以，我们要注重全面培养学生的视觉文化鉴赏力。提高他们对视觉影像的鉴别能力。
首先，培养学生学会识别、选择和组织各种视觉元素符号，了解如何用视觉语言传递各种视觉文化观念。有了这些细微的视觉经验，才能体会领悟到视觉情感，才能深入地思索问题；其次，通过观察、想像、创造促进学生的各种观念发展，促使学生带着一种想法去欣赏各种观念，并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他们的意图；最后，青年学生需要通过各种视觉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使学生们能够分析、阐述和评价视觉艺术作品中的意义。在辨析评价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视觉文化的鉴赏力。
四、结语
视觉文化是青年学生日常生活的一环，学生对于人生的看法，一部分就是来自日常经历的视觉文化。我们要重视视觉文化对青年的影响，视觉文化中的审美艺术从高雅艺术转移到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是当代教育的一大趋势，也是视觉艺术和民族文化不断补充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内容，真正地丰富学生课堂，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摘要：对于我国文化发展来说，无论是茶文化，还是陶瓷艺术，其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元素。茶具应用在茶文化创新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成熟发展和系统化应用。可以说，正是茶文化的成熟发展和系统化应用为陶瓷艺术成熟应用提供了基础。本文拟从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分析入手，结合陶瓷艺术的具体理念及发展特征认知，通过融入多元文化背景下茶文化与陶瓷艺术的传承压力，进而探究茶文化对陶瓷艺术的相关影响。
关键词：茶文化；陶瓷艺术；生产技术；应用理念；设计创新
我国有着丰富的文明，在成熟的文明机制中，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完善的元素内容，这些元素内容是以物质元素应用为基础，融入具体应用理念的元素体系。当然，在整个文明体系内，通过各种元素进行融合作用，从而构成了体系化的文明体系。在这一传统文明体系中，茶文化和陶瓷艺术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元素之一。在这一艺术元素中，其不仅是丰富的物质元素，同时也是融入了相应价值理念的具体设计元素。尤其是茶文化在形成和应用过程中，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就必须从其应用基础分析入手，通过分析其中所具备的关联元素，从而形成完善全面的应用效果。
1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分析
随着当前人们对生态健康养生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只有将茶文化体系的具体理念内容融入到社会发展应用过程中，才能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实现茶文化的最大利用价值。通过对整个茶文化体系中的具体理念和内涵进行系统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实际上包含着成熟的发展体系，尤其是整个茶文化体系中，通过将物质元素与精神理念进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对茶文化体系的成熟全面认知，其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认知状态，同时也在融入时代发展趋势和人们具体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完善理念内涵，结合选择合适的传承载体基础上，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理想传承效果。茶文化作为我国整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完善的茶文化理念不仅为我们了解和应用传统文化提供了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茶文化应用过程中，其对相关元素应用也形成了各种影响。在整个茶文化体系中，饮茶环节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感受着系统化的茶文化元素，同时也对茶文化理念形成了成熟感知。而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茶具有着重要作用，人们使用茶具品茶，不仅能够感受茶中所具有的芳香，同时也能对其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形成全面认知。在使用的茶具中，陶瓷茶具有着成熟的应用体系。茶文化体系中的最大价值内涵在于其将具体的文化理念和元素融入到相关物质元素基础上，而这些理念不仅包含丰富体系化的人文理念内涵，同时其中也包含了相关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因此认知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容，并探索该内容体系的具体应用思路，就极为必要。但是结合当前茶文化体系的应用状况看，多数人未能对该文化体系的价值理念和多样元素形成全面认知。传统茶文化理念作为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其必须将具体的茶文化理念融入其中，通过深层次探究传统茶文化体系的元素和客观理念，从而实现对传统茶文化的.理想传承。
2陶瓷艺术的具体理念及发展特征认知
事实上，陶瓷艺术在整个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元素，而陶瓷艺术的应用，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表现，同时也是人们生活标准和要求的具体提升。陶瓷在生产应用的初期，其更多是作为生产资料出现的，无论是材料的生产与提取，还是整个陶瓷生产技术的完善性，均较为局限，在这一过程中，陶瓷艺术更多充当的是极具应用属性的生产工具。而随着陶瓷应用与研究不断成熟，陶瓷工具在生产应用过程中，其艺术性元素和文化性元素逐渐融入其中，从而实现了陶瓷艺术的体系化形成。当然，在陶瓷艺术应用过程中，其通过生产陶瓷茶具，通过融入相关文化理念，从而实现了陶瓷艺术与茶文化理念的系统化融入。当然，陶瓷茶具在应用过程中，其不仅为茶文化传播提供了相应载体和基础，同时也为茶文化发展提供了相应动力。事实上，陶瓷艺术也为茶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相应支持。想要形成茶文化对陶瓷艺术的具体影响认知，就必须突破单一的文化元素形式，通过具体融入，从而形成对茶文化和陶瓷艺术价值的全面认知。随着当前多元文化发展应用不断成熟，如今，茶文化和陶瓷艺术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大发展压力，而想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突破和解决，就必须从该艺术体系中所具备的价值内涵分析入手，通过探究其中所具有的艺术元素，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下的艺术传承理念探究。
3多元文化背景下茶文化与陶瓷艺术的传承压力
随着当前多元文化经营发展不断成熟，如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传承压力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多元文化成熟发展的今天，茶文化与陶瓷艺术很难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经营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茶文化和陶瓷艺术由于缺乏合理完善的传承载体，从而使得这一系列文化元素未能形成全面传承。传统茶文化有着丰富价值理念和内涵元素，其是当前我们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是丰富认知元素的重点，因此如何才能在多元文化发展压力下，提升茶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具体应用内涵就极为必要。当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茶文化与陶瓷艺术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我们需要注重文化开发与保护的系统化融入，通过创新发展，结合保护机制与开发策略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其中存在的传承压力。所谓多元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文化理念的有效融入，而在这一系列文化元素系统化传承过程中，其不仅需要将各种文化的具体元素进行融入，同时也要对整个文化体系中所具备的价值理念进行全面融合。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在应用过程中，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都必须从其中所具备的内涵理念中切入，通过融入理念元素，从而实现创新发展的理想目标。不仅如此，在多元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文化之间的融合也有着重要要求，当然，将各种具有内涵关联性的文化要素进行融入，从而也使得各种关联性文化也实现了有效推动力。对于茶文化与陶瓷艺术来说，茶文化是陶瓷艺术的内涵，而陶瓷艺术也为茶文化传承发展奠定了相关基础和载体，因此想要实现多元文化的最佳传承效果，就需要寻找到合适的传承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如今人们具备了参与各项消费活动的具体基础。客观的看，在人们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生态绿色、文化娱乐消费也发展成为人们新的消费理念。而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也对人们的文化内涵形成了有效应用。无论是茶文化元素，还是陶瓷艺术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消费内容。但是，想要对最大效果满足消费者的多元文化认知，就需要充分结合人们的客观需要，并且对整个社会传承环境进行有效改造，从而使其在充分满足文化需要的同时，实现多样文化内涵的全面融入。
无论是具体的茶文化，还是相关陶瓷艺其不仅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文明理念的有效诠释和表达，因此在整个文化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发掘和探究多种文化要素，尤其是需要寻找部分极具特殊性和代表性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茶文化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全面融入。茶文化与陶瓷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陶瓷茶具艺术。其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更是为陶瓷艺术和茶文化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陶瓷茶具艺术作为当前茶叶产业经营的主体和关键，提升陶瓷茶具艺术的内涵元素，丰富陶瓷茶具的艺术设计理念，直接关系到其综合价值的诠释与发挥。当然在整个传统茶文化应用过程中，弘扬其中所具有的文化理念内涵，并将其与陶瓷艺术文化的相关内涵想系统化融入，其不仅是对该文化艺术的创新，同时也为该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和民族认同感的实质性提升提供重要帮助。对于茶文化来说，其与陶瓷艺术之间存在相应关联点，而这一关联点实际上就是陶瓷茶具，因此优化陶瓷茶具的生产设计，创新陶瓷茶具的材料选择，通过有效融入丰富的设计理念，从而实现茶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有效结合。通过选择合适的设计元素和文化理念，并探究适合二者融入的元素，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整个设计元素的有效应用。茶文化不仅是成熟的文化体系，其同时还是系统化的发展理念，对于陶瓷艺术发展来说，想要实现该艺术体系传承发展的理想效果，其不仅要从茶文化体系中寻找到与陶瓷艺术利用相结合的共性元素，同时也要从传统艺术体系中，寻找到合适的理念内涵，通过将其融入到整个陶瓷器具生产过程中，从而为整个艺术发展提供实质性推动力。对于整个传统茶文化运行而言，通过有效开发传统茶文化的各项内容，能够为陶瓷艺术的系统化经营发展提供相应帮助。在传统茶文化经营建设过程中，通过对传统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进行改造，充分发挥传统茶文化的资源优势，融入实质性创新和元素完善，从而为传统茶文化开发建设提供相应支持和帮助。
5结语
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与此相关的是，各种生态；绿色元素发挥具体文化元素也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在这一过程中，茶文化和陶瓷艺术就具备了相应价值。而在茶具生产设计过程中，陶瓷艺术有着重要的应用技巧和成熟度，无论是茶具的应用材料选择，还是茶具的生产发展历史，都与陶瓷艺术发展应用有着重要关联。可以说，茶文化对于陶瓷艺术的发展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其不仅为陶瓷艺术创新提供基础，同时也为其理念内涵融入提供相应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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