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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墨子之兼爱说
梁启超以与西方思想理论相参照为方法,客观、系统地详细地分析了墨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墨学的体系,墨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墨学与先秦其他诸子的学说的异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揭示出了墨学的普遍价值.
作 者：刘晓华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29 刊 名：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学 兼爱 仁爱 爱墨子的伦理、政治思想-兼与儒家、法家比较
墨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乐等十论.其学说在先秦时期不仅是可与儒家比肩的显学,并且在先秦学术演进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对其他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直至今天,其中的某些思想仍可作为我们建设多元新文化、新道德的`有益资源.
作 者：马庆玲 徐长忠 MA Qing-ling XU Chang-zhong 作者单位：马庆玲,MA Qing-ling(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150080)徐长忠,XU Chang-zhong(石家庄铁道学院,石家庄,050043)
刊 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年，卷(期)： “”(6)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子 伦理思想 政治思想墨子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
墨子和边沁分别是中西方倡导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两者的'理论有一定相似性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文章重点比较分析二人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点,并探讨其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作 者：席丽娟 李玉华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4) 分类号：B52-064 关键词：墨子 边沁 功利主义试论墨子学说与环保之关系
战国时期墨子的.重要哲学主张,如非攻、兼爱、尚义、节俭、非乐等,虽然古远,但与现代环境保护理论密切关联,能给予我们现在的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研究以多样的启迪.
作 者：王建荣 作者单位：运城学院,中文系,山西,运城,044000 刊 名：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CHENG COLLEGE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子 非攻 环保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
墨子姓墨名翟,不是宋公子目夷之后,也不是孤竹国君墨胎氏之后,而是禹师墨如的后裔.墨学之墨,乃以禹之道为绳墨之墨,墨行夏道,既是弘扬夏禹之道,又是弘扬墨如家学;翟乃夏翟,阳翟为禹所都,“墨翟”二字的.本意是“法夏”.
作 者：萧鲁阳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刊 名：平原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YU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1(6)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子 命名 “法夏”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关于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逻辑内容的开掘构成了20世纪<墨子>义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这一范式转化的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工作的几个方面--历史基础、具体探索、返观与评判,成为20世纪墨家逻辑研究的“胚胎”.推进墨家逻辑,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梁启超模式的进一步精致化,抑或改弦易辙,运用新的模式.
作 者：郭桥 GUO Qiao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81-09 关键词：梁启超 西方逻辑 墨家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梁启超的现代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
19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20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20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21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作 者：蒋广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210093 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新民说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20世纪中国思想史杨凤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昌平102249）
[摘要]常用词“问”的询问义位，古今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组合关系有所不同：1）“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已经产生，且在口语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书面语中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2）由上古前期的介词引进非代词充当的关系对象逐渐演变到上古后期基本无需介词引进.
[关键词]常用词；义位；组合关系；关系对象；介词
[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9)04-0087-05
古汉语中“问”是个多义词，其常见义位是“询问、咨询”，即请人回答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道理，或者向人征求处理某事的意见、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虽然此义位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主要以上古文献为依据，考察“问”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情况.
从语义结构看，“问”属于三目谓词，它在句中可以带有三个基本项：施事（问者）；受事（问的内容）；关系对象（问的对象，即需要回答的人）,分别用R、N、G来代表。从语义上，RNG三者都是必有项，但是在实际句法结构中，是很复杂的。有时三者都出现，有时只出现两个或一个，不出现的项往往是隐含的.，通过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是可以知道的。这三个基本项的历时变化情况也不一样：R是由人充当的施事主语，古今没有变化；N相对来说复杂一点；G的相关结构形式变化最复杂.
先谈N。N是问的内容，很广泛。N有的是词或短语，有的是句子。N为句子时，“问”后或出现“曰”，或不出现“曰”，即“问曰+N”、“问+N”。这两种方式在上古并存，下面是几部典籍“问曰”和“问”带引语的用例统计。①可以看出“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尤其口语中应用较广泛（如《论语》和《张家山汉简》中“问+N”较多，因二者口语多见），但是书面语中用之寥寥，到战国晚期甚至到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因此我们认为，“问”引导直接引语的用法是口语影响书面语所致。中古以后直接用“问”引导的比例大增。尽管汉代口语中已经少用“曰”，而直接用“问”了，但是在书面语中，直到近代汉语“问+引语”才成为引导直接引语的主要方式.
关系对象G的情况要复杂些，一般说，出现关系对象的“问”句结构类型主要有：①S1，问于G，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论语?颜渊）S2，问G（N），如：“妾怪之，问孔成子。”（史记?卫康叔世家）S3，问于G曰N,如：“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论语?颜渊）S4，问G（曰）N,如：“吴使使问仲尼：“…”（史记?孔子世家）S5，问N于G，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论语?述而）S6，问NG（N是代词），即问之G，如：“问之伶州鸠。”（国语?周语下）实际上，主要也就是S1、S2、S5、S6三种样式，因为S3和S4是S1和S2的变化形式，因为内容N是否出现是根据表达需要而定的。据观察，这三种样式的变化情况如下：总的来说，S1是逐渐向S2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上古前期，以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为主.
仅以《论语》为例，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太宰问于子贡曰/哀公问于有若曰”等.
到上古后期变成了“问”直接带关系对象为主。几部上古典籍“问”（义位询问、咨询）的使用情况见下表：②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传》和《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问+关系对象”的结构，但是细一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关系对象都是代词“之”充当，没有出现名词作关系对象的用例。《论语》中出现的两例为：(1)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论语?宪问）此“之”是指代后文出现的孔子。类似用法虽然不多，但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是存在的，如：“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2)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这里，“问”的关系对象是前文的“夫子”，所以第二次提到时用代词代替.
《左传》“问之”结构形式出现了18次，只有11次“之”是间接宾语。有时候，“之”是代人还是代事，很难判断，我们根据李佐丰先生的方法，即“如果所问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有所说明，那么‘问’就只带间接宾语。这个间接宾语可以用有生名词或‘之’来充当。”[1][p292]如：(3)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4，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左传?襄公四年）(4)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4。（左传?文公五年）(5)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4，对曰：“君夫人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6)孔氏之老栾甯问之4，称姻妾以告。（左传?哀公十五）(7)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4，对曰：“…”（左传?庄公十四年）(8)J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4，对曰：“不知所贺。”（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例(3)在《国语》中记载此事的时候，“问之”作“问焉”，正说明《左传》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问穆叔为什么这样。以上这些用例中“问之”中的“之”都是代词，“问”的内容在前面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询问义动词“问”，当关系对象G是由人名（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词）来充当，一般用介词引导G；但是当关系对象是代词“之”时，它就可直接置于动词“问”之后了，我们在文献中没有见到过代词“之”作“问”的关系对象还需要介词引导的情r。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关系对象是由代词“之”还是由名词充当决定着介词的是否出现，这一点汉语和英语有共同性，如：buy a book for my father=buy him a book，一般来说代词常常紧跟在动词之后的.
《国语》中不需要介引的名词关系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共出现了5例）。《国语》在《论语》之后，据《史记》所载，左丘明在20岁左右的时候，会见过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编《国语》时已差不多70岁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要晚于《论语》几十年，所以语言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也是自然的现象.
战国、两汉时期，“问”的关系对象绝大多数已经不用介词引出了，《左传?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到《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变成了“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不同作品的特征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淮南子》的情况就是两两相当，而《史记》不再使用介词引导关系对象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其中“介引”的18例，或是引用前代文献，或是叙述前代旧事，是传统习惯用法的延续.
总的来说，介词的这种介引功能到中古就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了。《世说新语》中“问G”为96例、“问于G”为3例（“文帝问其人于钟会”、“问诸僚佐曰”、“谢太傅问诸子侄”），后2例中的“诸”可能已经产生了代词“之”的功能，前1例是S5式，即当非代词的内容和关系对象共现时，仍然延续上古的结构方式.
那么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这种演变跟整个汉语史的变化有关，部分介词（如“于”）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减，“问”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总趋势的影响。[2]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某个部分变化，常常和别的部分相关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3][p613]也可以说，这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
“问+介+G”这种结构的频繁使用，出现在这一结构中的介词常常又是介词“于”，所以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中了，即“问于”=“问”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S1的结构变化。两个词的用法变成了一个词的用法，确能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S5式上古变化如何呢？“问+内容+于+对象”中，如果问的内容N是名词，这种结构形式一直延续到中古甚至更晚；如果问的内容N是代词“之”，“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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