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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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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从合理化理论到物化理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物化理论,即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和对立的东西.为摆脱物化的.束缚,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和革命实践性,指出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是改变物化的根本所在.
作 者：周立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绥化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IHUA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4(2) 分类号：B084 关键词：合理化 物化 阶级意识 实践 总体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
――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近些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替代理论的影响。然而，该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中所存在的方法论的局限和理论体系的缺失较少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中，政治发展理论所设置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变量关系都被想当然地沿用于对中国的实际政治描述和解释中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评述，以比较和总结中国政治改革理论的疏失和方法论的局限，寻找更可靠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与替代理论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和适应的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然而，这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面临众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发展经历，以少数国家经验性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不断被其不完善性和局限性所困扰。这也造成了对政治发展宏观理论研究热情的减退。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发展宏观理论不断遭受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方面的批评，已经很少再有人从事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探讨。不少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区域研究，转向对特定文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探讨，而着重点也从政治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一些有别于政治发展的替代理论也相继提出。
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所追求的理论普适性目标和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的价值体系。从一开始，政治发展学者们就想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这一宏大理论不但要能够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能够具有理论诠释(interpretation)的意义。[1] 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试图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动态的层面，政治发展被定义为政治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者从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变迁过程。不管是将这种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还是传统、现代化和现代的三分法，政治发展都被认为是方向已定、目标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这种传统-现代的发展观试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区别，并从这些差异中归纳出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形态，以前者的政治特征作为后者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 并以此建立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寻求其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观点，即把西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把英美）现代政治体系看作是成功经验和优势体制的楷模，并将其介绍和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2] 从静态的层面，政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一整套测定指标来衡量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尽管各位学者提出的测定指标的表述和归类各有不同，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指标明显具有西方政治系统的特征和价值观的烙印。例如，白鲁恂提出的衡量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包括：1）平等原则以法律形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2）行政效率、理性与世俗政策取向等要素的行政执行能力回应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以及3）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分化、专业化和组织之间整合的程度。[3] 又如欧尔森提出的政治发展的五个变量则包括：1）行政能力，即官僚体制的功能、效能和利益整合程度；2）立法功能，即立法机关利益整合功能和文人控制政治的程度；3）竞争性政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和稳定程度；4）实行宪政的程度，即领导人公开甄选和行政部门自主的程度；5）公民影响力，即民选代表、反对党和团体的存在以及新闻自由的程度。[4] 这些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民主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其中许多标准与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验和现实无关。
从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现实意义，并在价值取向上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现实需要。多元主义以及新多元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认为社会政治力量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国家的作用则是协调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要求，尽可能的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社会团体、政党、选举、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视角通过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达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的理论阐述，形成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政治发展理论在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概念、规范和研究途径，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热衷于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当这一大批用多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将其研究兴趣投向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研究时，他们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体系的理想模式出发，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从这一立足点出发，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结构方面与西方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系统不发达和结构功能失调，以对应西方政治体系的现代性、政治系统发达和结构功能良好。同时，他们的研究热情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地区发展进程的经验性学术探讨和研究，而且更注重于以西方的经验来促成这些地区的发展进程，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正义标准移植到这些地区。
将政治发展确定为最终将要达到的、具体的、可实现的设定目标的理论假设在对非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中遭到质疑。许多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政治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顺序进行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往往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政治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5] 传统与现代、发展与落后的两分法以及这种两分法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运用也引起多方面的理论问题。霍华德•瓦阿德认为，“现代”概念常常被当作“西方”的同义词，而“现代”和“传统”也具有某种道德判断的意味。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过于倚重于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具有太多的感情、偏袒和种族优越感（ETHONCENTRIC），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验不相关。[6] 而萨姆吉则通过对一些非西方的国家本土制度的研究发现，被西方一些人认为“传统”的制度，有一部分已经自身转变成某种现代化制度，这些经验可能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转型方式，一种可以替代西方式发展模式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一味模仿的、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另一类模式。[7]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基于本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加入了对西方发展模式普适性论点的反省和批评的行列。他们认为，西方发展的时机和循序阶段未必可以复制。事实上，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时机已经大不相同，所有西方的教训和经验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几乎都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的诠释。例如，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军队职业化程度，农民和工人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多元化的普及程度，这些被西方政治社会学认定的政治发展条件，都应该重新确定它们在政治发展中的意义。[8] 而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他们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对于他们国家客观现实理解上的扭曲、偏颇和失真。那些被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的或者干脆应该被颠覆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已经被证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弹性、延续性。这些制度不但没有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消亡，反而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其适应性。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顺序和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策略。本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一定就是发展的障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出适应与本土发展的新的路径。[9] 一些激进的西方左翼批评者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看作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知识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第三世界维系在西方实力的范围，以排斥其他可能性的发展形态。[10] 其结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推广已经给一些第三世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发展本身加速了这些国家传统制度中某些硕果仅存、颇具绩效的机制的瓦解，在漫不经心中扼杀了他们迈向实质性发展的可能性。[11]论文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由此可见，对政治发展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首先是来自于西方的其他一些学派。这些批评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也有许多则是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方法论方面的探讨。政治发展理论在概念、理论假设和方法论上所出现的问题和局限，以及在价值取向方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偏袒和强加于人的.势态，使其理论所追求的普适性目的受到多方面质疑。这些质疑促成了比较政治研究替代理论的出现。K t 6 C} 5w5 .CQS@+x!KRIz C{Lite6N -*,电子技术论文Wz{4nH{ 7,4`&3FWZg[%hoE{GR9eWY
上个世纪70 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学者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研究途径在与政治发展理论及其观点的对比中取得了明显的理论优势。依附理论学派批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途径过于单一和缺乏历史观。他们将其视野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层面。依附理论学者从三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分析体系。其一，他们认为世界体系事实上被分为发达的“中心”国家和“低度发展”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国家追求成长和经济扩张的结果。其二，他们强调国家在发展和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方面，都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采取果断的行动。其三，他们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并逐渐地认识到本土因素对其长期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较，依附理论的确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更具完整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模式。例如，在对东亚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中，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从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依附理论基本观点的影响，对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传统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12]
替代理论虽然在经验性研究和解释上比政治发展理论具有优势，但这些理论（包括后来提出的法团主义理论）仍然是寻求普遍意义和诠释意义的宏大理论。一旦这种宏大理论的创建越深入、越细化，所应用的范围越广，其理论体系的弱点也就越明显。依附理论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实例，也有失败的实例，依附理论学派由此也分化为积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和消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当前者热烈讨论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权威主义向本土特色的民主转型时，而后者却指出其新型民主制度受传统制度渗透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一些批评者指出，依附理论所解释的只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的事实，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理论。更有人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进程中，很少有国家在发展中不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如果把本土模式看作是一种全新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务实的政治策略，其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激进的批评者则把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攻击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不是为该地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指导，反而是为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结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据，因此，依附理论所呈现的只是一种狭隘而且短暂的观点而已。[13]
从心理学理论到理论心理学--心理学发展的理论观
由心理学理论到理论心理学的转变,既是心理科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学科不断完善的.标志.理论心理学的兴起不仅表明了心理学理论更迭时代的结束,更预示着学科统一的到来.要想科学地建构理论心理学体系,务必做到:(1)实体理论与元理论的有机结合;(2)培养高素质的理论心理学家;(3)整合“后现代”.我们所倡导的理论心理学是元理论指导下的心理学体系.
作 者： 陈少华 CHEN Shao-hua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6(2) 分类号： B841 关键词： 心理学理论 理论心理学 元理论 后现代主义
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
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发展以来，呈现出“涟漪式”的叠进走向，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而中国学派中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文学变异学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所提出，它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变异学解释了文学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它的比较基点不再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同时，随着一些学科的发展，如译介学更多地关注了在翻译中的文化变异，又如形象学更多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体能动性，这些都不再是用传统实证性研究方法能解决的，变异学的提出使这些学科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重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变异学的提出，凸显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以和而不同为研究目标，有助于破除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
一、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曹顺庆在《复旦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提出变异学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同时在该文中，明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四大研究范围，一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也可称为译介学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曹先生在《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中拓展变异学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文学“他国化”和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理论建构起了全新的比较文学视野，但它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具备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填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从人类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纵观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异质文明发生碰撞使不同文学间相互交融、发生变异，从而产生文学新质，呈现文学丰富多彩的面貌。如禅宗文化就是在中国本土化文化与印度宗教碰撞后变异形成，禅宗不仅对禅理、禅观、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影响也颇为深远。在文学内容上，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影响，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用描绘山水来体现禅趣。在诗情诗意上，随着诗人们学禅悟道，说理偈颂的写法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说法。在文学评论上，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理喻诗理以来，后世文论多承袭之。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本为佛家语汇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词。由此可见，是源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正是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引起本土文学传统中出现了变异现象，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学变异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其次，从差异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关注差异性已成为学术前沿，后现代思潮力求打破现有的单元秩序，倡导多元。如解构主义的代表者德里达，他的“延异”理论就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固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理解建立在两个领域中，在同一性的领域即是已经显现的和将显现的领域，而实在的领域是一种“延异”的领域，理解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的，得以延续的。落实到文学比较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而打破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须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如朱利安所说“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异质化”。在这种追求差异性的思潮之下，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没有对这样的文化趋势做出反应。法国学派中梵·第根、基亚等学者强调“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倡导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的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即是倡导“平行研究”。但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性问题，他们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而与“同源可比性”和“类同可比性”不同，变异学的差异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异”的学术思维上，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为研究目标，探索出一条新的文化批评路径。另一方面从跨文明方面看，当代世界的文化现实表现出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圈都有其显著而稳定的特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现，给我们一个警示，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怎样化解这一矛盾，跨文明的对话就极其重要。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美国学者厄尔·迈勒的《比较诗学》就指出要打破西方中心论;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一书，主张不同文明间要进行对话。而中西文明是否通约又成为一核心问题。一些学者如韦斯坦因等认为跨越文明圈的比较是不可行热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迟疑不决……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钟书就坚持“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充分倚重“求同”的观念。这就成了一个学术困境，建立以实证性的影响比较有很大的局限，同类比较为基础的平行研究也显得牵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听待建立。变异学就是以这样的跨文明比较出发，用“求异”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的提出，彰显出文化差异的区域区别性特征，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坚实基础。
最后，从整合学术失范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长久以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了比较文学的全部理论，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提倡非本质的、求异的文化倾向。一些学者进行了创新的探索，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产生于19世纪，为法国学派所钟爱，被划分在影响研究之下。长期以来，形象学主要研究对异国形象的渊源与流变的考证上。而现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具有总体性与创造性;同时，现代形象研究强调文学性，这些研究趋势都是传统实证性研究所解决不了的。曹顺庆指出“形象学的重要概念—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其中就蕴含着变异的因素’，。把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范围的合理之处正是如此。又如比较文学对翻译的研究，早期法国学派十分注重不同国家间文学影响事实的考辨，翻译作为媒介的一部分受法国学者极大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就在《比较文学论》中专章论述“媒介”，那时对翻译的关注仍是十分完全、准确、逼真地翻译原作。但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探索，学者意识到翻译文学译介中具有特殊性，它不再是单纯的媒介，它还是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对原作的阐释，还要研究文化角度的语言变异。传统的实证性方法也渐渐不适用于发展中的翻译研究，国内学者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他所“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探索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双向阐发的道路。正是这些新生理论的蓬勃发展促使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整合，如乐黛石等学者强调:“新的理论资源影响渗透的结果，还使一些具体研究类型的学术意义更加突出，同时也使一些研究类型面临拆解、合并与重组的可能。回望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颇广的一些教材，如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陈悼、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犯等，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积极意义，但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释学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如形象学中的虚构性及译介学中的主观变异、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对出现的现象进行解释，变异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对学科理论高屋建瓶的角度上提出的。在由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将译介学、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把实证性的研究归入文学关系学，并以文学变异学统括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等分支。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进行重组、补充，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新动态，克服了新旧研究类型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建构起“涟漪式”的发展轨迹，将变异学与其他板块融合为有机整体，形成相对完整的比较文学理论。
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
20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曹顺庆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设想。与此同时，由曹顺庆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学》将文学变异学作为独立一章，内容涵盖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建立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体系。20曹先生在《复旦大学学报》发文《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详尽地分析了变异学提出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领域，明确了变异学研究原则。年5月发行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这四大研究领域为主要内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而后一系列文章《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当代外语研究》第7期)、《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第6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等展示了变异学由理论到实践的进程，从阐释变异学的理论支持、学术主张，到规范研究范围，再到具体的理论指导翻译问题、指导学科建设问题等，变异学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力量。随着文学变异学的研究深入，曹顺庆对它的研究归纳为六个层次，.如下阐述。
(一)、语言层面变异学，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随着当代审美浪潮的袭来，翻译对传统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极度呼唤翻译主体的能动性，推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注重异质文化在翻译中出现的碰撞和交流。正是因为译介学涉及了很多跨越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所以很难将译介学归属于重视实证的影响研究。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言，如今译介学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译介学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翻译、媒介学，而研究异质文化中的语言变异问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中变异学针对语言层面的重要课题。
(二)、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就是形象学，它是对文学作品中民族国家形象的变异做研究的。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就其生成机制来看是创造式的，而非影响研究意义上的复制品。文本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感知到的复制品，而且是作者再创造的结果。当代形象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更多地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侧——“注视者”。这样，注视者与注视对象，注视者所存在的“本土”与他者所处的“异域”构成两组二元对立的感念，在这对立统一的互动中，产生了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的变异产物。正因如此，将形象学构成了变异学研究中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的一部分。
(三)、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即是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不同文化、文明圈的接受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意义理解所产生的认识差异，就是接受学的研究内容。此外，研究还包括不同的审美趣味与追求所造成的对异域文学的接受差异和异域文学进入后是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写、再创造而发生的变异。它不同于接受理论或影响研究，它将“接受者”放于主体地位，研究方法上以审美的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为辅。除此之外，文学文本变异学还包括平行研究范围内的主题学与文类学，之前的研究多注重于“求同”，而在跨国、跨文明的研究前沿下，主题学和文类学显现出更多不同之处，变异学的研究就将那些经过文化变异的主题与文类归于研究范围，从多角度拓展变异研究的领域。
(四)、文化变异研究，其典型理论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指的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发生变异。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就指出“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文化模子”催生出不同的文学观、审美观和相应的文学意义建构方式以及美学特征“文化模子”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应该重视文化过滤这一现象和作用机制，使其成为变异学的研究范围。
(五)、文学的“他国化”，是指“异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化的“他国化”道路就是对异质文化如何渗透到接受国并且产生新的话语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重视本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尊重本国的文化规则和话语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尊重在流传过程中的语言、形象、文化模子的改变，在坚持本国文学的基础上，结合外来文学的特点，进行外来文学的本土化改造，为本国文化注入新活力。这就是变异学所提倡的尊重异质性，实现文化发展的多元化。
(六)、跨文明研究，目标在于彰显文明区域区别性特征，为文明对话和多极文化的建立提供坚实基础。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中西之间的差异大于类同，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跨异质文化”的观点，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而后由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多义，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次会议暨国际学术会议上，曹顺庆做了题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的发言，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而文明的异质性就更多地体现为文化根性和文化趋势的根性演变“跨文明研究”就是以异质性对文化根性、文化过程、文化趋势的整合研究。跨文明研究以变异性为核心研究了不同文化圈文化的变异现象，极具跨时代意义，是中国比较研究理论创新的增长点。
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文化变异学、文学他国化以及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它以差异性与文学性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稳定而开阔的学科体系。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变异学厘清了学科体系，在顺应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有机重组。比较文学长期被分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对既有的研究思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学科危机，第三世界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站在了边缘文化的立场上，获得了一大批跨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学科整合方面，由于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具有对立性，与现代比较文学教材体例上不相吻合。曹顺庆提出文学变异学的构想，通过《比较文学学》与《比较文学教程》的调整，把实证性内容放在一起成为影响研究，把变异性的内容单列出来，称为变异研究，这就解决了比较文学学科分科不当的情况，使学科体系更加的清晰，被评价为“换时代的比较文学教材”。二是文学变异学促进了国际文学的研究，变异学以跨越性为特征，从跨国、跨学科到跨文明，都不断打破固有藩篱，尊重多元文化，促进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另外，变异学还提倡研究文学他国化，就是更加重视在编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规则的改变，催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而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势必为世界文学提供新的风采。三是变异学提出了差异可比性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可比性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如法国学派的同源关系比较，美国学派的类同性比较。而随着跨文明的比较，那些“求同”的研究方法就失效了，而变异学就是以“求异”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为跨文明研究指出了一条道路，站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锋位置。
三、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
比较文学变异学顺应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以“异”为主要研究目标，为世界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学科建构上，打破之前历时性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大模块，解决了译介学、形象学等理论的学术分类问题，构建出新的比较文学体系;在学科理想上，倡导跨文明的研究，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促进多文明圈共同发展。在实际的理论运用方面，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具有极大的实用性，为多种文学、文化现象做出解释，也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运用变异学解决了学术难题。
文学变异学的实践首先体现在语言翻译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基础不同，而翻译作为跨国研究的重要手段就非常重要“牛奶路”就是翻译史上的一段逸闻，1922年赵景深在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樊凯》(今为《万卡》)时，将“Milk Wav”简单直译为“牛奶路”，遭鲁迅先生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提出应译为“神奶路”，而后又有译者意译为“银河”。这表明“Milk Wav”是一个文化意象，在发源国指的就是希腊神话中赫拉的乳汁形成的天路，而在接受国中国的意象中牛奶路却没有对应的意象，而类似的银河却也失去了“WAV”的含义，这就是翻译的变异。谢天振先生就此问题解释为“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好的翻译就须要正视这些文化意象的变异，调动译者的能动性，促进文学交流。又如我们流传甚广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殷夫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他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异，在韵律上赋予了原诗歌并不具备的形式美与音律美。这些翻译变异的问题在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中都获得了解释，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梳理了翻译传统，又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翻译与文化差异等前沿问题。曹顺庆《翻译文学与文学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第6期)在译介学基础上提出了翻译可改变语言规则，促成文学的他国化。
和语言的变异一样，国家民族形象在流传、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主要针对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冬。最常见的对外国形象的概括来源于平时的口头禅，比如称呼美国人为美国佬、称呼日本人为日本鬼子、称呼印度人为印度阿三，这都是源于注视国对他者形象的一种再创造。当然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些异国形象也会产生新的样貌。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如老舍在伦敦生活时创作的小说《二马》中对英国人的形象是傲慢的殖民主义嘴脸，而当老舍回国后，在《英国人》一文中回忆英国人的形象就变成了正直的印象。外国人看中国形象也有着差异，如《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迁移》(代迅《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中所列举，唐代的中国在日本学者井上靖笔下是世界文化的交流地;在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是高度文明的国度;而在清代，中国的形象在孟德斯坞的笔下是专制而恐怖的。这些形象的产生和变迁与注视者、先见、身份、异国环境及注视者和他者的关系有关，变异学的形象研究就立足于此。
文学在不同文明传播接受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因接受时代、环境、接受者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变异学的接受学理论正好能阐释一些长久以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如寒山诗的流传与变异。寒山隐居山林之中，诗文不讲究格律用典，通俗易懂，知音甚少。直到宋代黄庭坚、陆游等人才对他有了一些关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寒山诗因为简明通俗，被胡适、郑振铎等人推崇，但30年代后期，这股热潮消退下去，又变得无人问津起来。不曾想到，寒山却在美国世界焕发了新生。美国翻译家斯奈德首先翻译了寒山的诗作，而后阿瑟·韦利、伯顿·华等译者翻译了百余首寒山诗歌，寒山诗歌一度成为美国人的口袋书，成为美国人的精神指引。赵渭绒《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寒山诗在中美的接受差异》(《中外文化与文论》)年第2期)一文就是运用了变异学理论去解释这一文化现状。文章着重阐述了寒山诗从文化放送国到文化接受国流传的这一动态过程，看它在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改变。寒山诗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这样的文学现象仍有很多，这些现象在变异学看来是“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必然会面对一个吸收、选择、过滤、误读与变异的再创造过程”。
文学变异学存在十分复杂的形态，除了文学的语言、形象、文本文化变异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变异，就是文学从一国传播到他国后，在他国文化语境中被他国文化所同化，而发生的深层次的语言方式与文化规则的变异，形成文学的他国化。在中国作为文化的接受国，接受了印度佛教而逐渐消解重组构成中国自己的语言模式，形成了禅宗。而中国作为文化的发送国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在日本形成的汉诗就是中国诗歌日本化的结果。自南北朝时期，日本就和中国有着文化的交流，到了盛唐时期，交流更甚，李白、王维与晃衡等都有着诗作的往来，第一部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也是在盛唐时期完成的。从日本受容来看，起初他们笼统地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式以及其中的儒家功利文学观念，无法自如地使用汉诗这种外来形式来表达内心情感。在其王朝末期，营原道真提出了“和魂汉才”力求日本汉诗的创新，而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创作内容走向审美内省，创作技巧上多用杂言体形式，加上日本汉字与假名，日本汉诗一步步靠近自己的文学传统。日本汉诗的发展体现了它从崇拜、模仿中国诗歌发展到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总体趋势。对此，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杜诗的受容》，《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肖瑞峰(《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文艺评论》第5期)、吴雨平(《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等进行了详细研究，是变异学中文学他国化的体现。
比较文学变异学自年曹顺庆提出至今近十年时间，变异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立足跨越性与文学性两大支点，建立以差异为主的可比性研究，具有时代意义。变异学的提出规范了比较文学体系，解决了众多文学现象与学术难题，促进了国际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变异学不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坚持着跨文明研究的学科理想，提倡文学多元共生，文明和谐共荣，将世界文学定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旨归。
考研数学 从理论到实战复习方法
理工科类的公共课考研科目中，数学是很重要的一门。考研数学更能体现数学学科的特征：高度的抽象性、严谨的推理性和广泛的应用性。2011年考研数学大纲明确规定，考试卷种分为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和农学数学。四个卷中除了数学二考察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外，其余的还要考察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因此可见，数学可以说是这三门公共课中要求比较复杂的，所以在准备时也需要格外用心。
研究近两年的卷子，我们会发现数学的考查越来越注重基础，考研与其说考能力，倒不如说考方法。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些针对考研数学科目特点的学习方法。
1.夯实基础，概念学习法
“概念学习法”是学习高等数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方法顾名思义，就是从基本概念入手。课本和复习资料是学习概念最需要的“武器”。高数里的概念一般都很抽象，必须理解其数学意义。基本概念是课程知识体系的支撑点，掌握了基本概念就等于抓住了纲。“万变不离其宗”，从概念入手，一旦了解了概念，把握住概念中的核心词汇，理解概念中蕴藏的精髓所在，就如同把握了解题的命脉。在做题的时候就有坚实的基础，容易对症下药。
数学的考题总是有严密的科学性，精确的答案，因而在打牢基础的前提下，万变不离其宗的灵活运用概念，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2.追根溯源，记忆法
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掌握知识的手段。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过：“人的一切智慧财富都是与记忆相联系着的，一切智慧的根源都在于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记忆就没有学习，人在认识过程中就无积累，就没有继承。当然也不能死记硬背，正如歌德所说：“你所不理解的东西，是你无法占有的”。
而很多考生认为数学会做题就可以了，不需要记忆，但是通过和考研数学得高分的同学交流可以知道，在准备数学的最终阶段，还是需要记忆。只有先把基本的概念、解释记住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理解、运用。
3、攻克真题，实战法
不管是专业课还是公共课我们都一再强调真题。真题就是下面我们将要参加的实战考卷的翻版，因此真题的作用不容取代。但是对于真题部分，很多人都不在意，其实，研究一下2005年的数学三和2006年的数学一，可以看出来，2005数学三的`最后四个大题基本上都可以在历年真题中找到原形，2006数学一的最后一个概率题也一样。
利用真题不是把真题里面的题会做了就可以的，而是指通过研究真题发现考试的重点在哪里，又为什么会把这部分作为重点考察。除了现有的真题形式以外，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并要根据可能出现的形式寻找相应的解题思路。
做大量的数学题是必然的途径。做题的过程反过来又加深了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的理解，对基本方法的掌握，相辅相成。在真题之外，还要做大量的模拟题，锻炼对基本知识的灵活利用能力。
4、举一反三，串联法
数学科目不像有的文字科目一样，是分板块分部分的，一个部分没有学好在学另一个部分的时候，相关性不强就可以从头来学，对于这部分的分数不会有太大影响。而数学科目是循序渐进的，基础没打好，积下的问题在未来的学习中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让人不堪重负。而一道高数题涉及的内容回到课本上可能是跨越好几个章节。
所以学习数学时必须要学会举一反三。通过做题发现哪几个知识点比较容易连着一起出题。哪几个知识点又比较孤立，假如出现在同一道题里，又是怎样，并且尝试自己给自己出题，或者同学之间相互出题。
以上所述，既有复习数学的原则，也有具体的方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见成效。只有勤奋加科学的学习方法才能提高学习的质量，化被动为主动，从苦学到乐学，完成对考研数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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