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制度创新（共含18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我会坚强”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包括哪些
制度创新是指引入新的制度安排，如组织的结构、组织运行规范等。大的如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小的如具体企业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作为市场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要适应这一巨大的变革，必须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各种规章制度及运作方式，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我国企业制度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出资人制度。
变国有企业为国家投资企业，经过资产评估或清产核资，量化对企业投资的总量，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委托、授权转变为运营和投 资。政资分离后，那些代表国家专营国有资产的部门、控股公司、资产运营公司承担出资人的有限责任。
2、建立法人财产权制度。
企业总资产一方面来自出资人，一方面来自债权人，企业具有对总资产所表现出来的如资金、物资、人力、设备、物业等多种资源形态的优化、处置、组合权力，以其达到资产增值和扩充的目的。
3、所有者权益制度。
国有出资人对投资企业，已经组织起集团的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充分建立起所有者权益制度，它表现为对经营者选择的控制、对投资回报的控制、对重大经营决策的控制。
4、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科学地规范和健全企业的`治理结构，实现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是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
5、企业的配套制度。
主要指与制度创新的配套展开相关的基本制度。如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等。
企业制度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需要各不同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形成“合力”才能完成。
制度创新，就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对企业制度进行变革，因而通常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制度再造。企业制度创新对企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企业对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实际上就是依靠企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少人在谈到企业的定义的时候，往往都认为企业就是一个将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经营主体。由此可见，企业制度对于企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
创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的.是生产成本;二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降低的是交易成本.
作 者：郭梓林 作者单位： 刊 名：新财经 英文刊名：NEW FINANCE & ECONOMICS MONTHLY 年，卷(期)： “”(8) 分类号： 关键词：科教兴农制度创新
我国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教兴农新体制、运行机制以及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同时,完善农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方式,增加科技需求,加快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作 者：刘斌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技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刊 名：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IS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1) 分类号：F320.1 关键词：科教兴农 制度 创新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反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废弃物日益增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下，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如影随形，科学技术进步没能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孪生关系。人类要避免被技术异化，就必须转变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和污染的低排放。
“减物质化”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实现资源消耗增长1倍，经济增长X倍的跨越。仅有减物质化还不够，还必须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使增加的资源消耗由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提供。因此，要保持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不仅要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依靠资源的循环利用，即发展循环经济。
宽容的大自然对人类排放的废弃物默默地进行分解去毒。但当我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自然界分解去毒能力后，废弃物的毒性就会在自然界积累。尽管处理废弃物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高昂的成本和人类的拜物主义财富观，使得废弃物排放依然是人们处理废弃物的第一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的减物质化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人类从原始贫穷的低等生态文明向富裕的`高等生态文明转变的唯一途径。
这是资源环境认识论的一场革命。基于此逐步建立科学生态观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矗但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解决循环不经济的问题。要使循环经济既循环又经济，必须进行两大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是要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制度之中，提高环境利用的成本，向环境排放任何废弃物都要支付费用。同样，开采资源会破坏原始生态，对原始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开征环境税，将会使原始资源消费变得昂贵。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让循环利用废弃物，或开发产生废弃物较少但成本较高的技术的经济效益变得更高。技术创新则是要努力发展将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技术，使之效率更高，并应用于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循环经济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过去来，中国的循环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之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总量从的9.45亿吨增加到的18.63亿吨，替代一次资源总量则从20的11.77亿吨增加到20的21.90亿吨。未来，中国需要进行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位一体的创新，实施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全面较快发展。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反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废弃物日益增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下，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如影随形，科学技术进步没能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孪生关系。人类要避免被技术异化，就必须转变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和污染的低排放。
“减物质化”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实现资源消耗增长1倍，经济增长X倍的跨越。仅有减物质化还不够，还必须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使增加的资源消耗由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提供。因此，要保持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不仅要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依靠资源的循环利用，即发展循环经济。
宽容的大自然对人类排放的废弃物默默地进行分解去毒。但当我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自然界分解去毒能力后，废弃物的毒性就会在自然界积累。尽管处理废弃物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高昂的成本和人类的拜物主义财富观，使得废弃物排放依然是人们处理废弃物的第一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的减物质化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人类从原始贫穷的低等生态文明向富裕的高等生态文明转变的唯一途径。
这是资源环境认识论的一场革命。基于此逐步建立科学生态观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矗但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解决循环不经济的问题。要使循环经济既循环又经济，必须进行两大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是要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制度之中，提高环境利用的成本，向环境排放任何废弃物都要支付费用。同样，开采资源会破坏原始生态，对原始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开征环境税，将会使原始资源消费变得昂贵。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让循环利用废弃物，或开发产生废弃物较少但成本较高的技术的经济效益变得更高。技术创新则是要努力发展将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技术，使之效率更高，并应用于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循环经济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过去10年来，中国的循环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之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总量从年的9.45亿吨增加到年的18.63亿吨，替代一次资源总量则从2005年的11.7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21.90亿吨。未来，中国需要进行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位一体的创新，实施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全面较快发展。
上一篇：职工书屋管理制度 下一篇：没有了跨境电商助力稳外贸 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威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超过600万单，同比增长82.4%，货值达17.8亿元，同比增长36.3%。
“跨境电商是企业扩大出口的新通道。”山东威海港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吴雯娟说，稳外贸，既要有质量过硬的出口商品，也要有更快捷、更高效的通关物流服务。在跨境电商出口模式下，国内电商企业可以直接承接国外消费者订单，商品则从国内工厂或仓库直接发货到境外，大大减少物流运行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人民日报》
提时效降成本减单证优流程 广州海关创新制度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前三季度，广州外贸进口表现亮眼。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广州市外贸进出口人民币708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5%。其中，进口增长11.8%，表现好于全国和广东省同期水平。这与今年广州海关推出提时效、降成本、减单证、优流程4方面25项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贸发展分不开。
广州海关在南沙自贸试验区推出自主创新制度47项，其中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34项在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9月，南沙自贸试验区海关注册企业3069家，比挂牌前增长11倍。——《法制日报》
上海青浦综合保税区揭牌。上海青浦综合保税区日前揭牌，一批功能性项目集中签约，标志着综合保税区这一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正式落地青浦。青浦综合保税区与德国妮维雅、美国斯伦贝谢、绿地商贸港等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据悉，前10个月青浦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值66.2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2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达15%。
“青浦综合保税区能如期完成验收，离不开青浦海关与青浦综保区管委会及区商务委的通力协作，离不开市商务委、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的积极指导，更离不开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的鼎力支持。”青浦海关关长朱珏伟说，随着综保区基础设施、智能卡口及信息化系统的升级换代，加上青浦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家赋予综保区的政策优势，为承接和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光明日报》
广东
乌克兰的玉米又来了 1-11月黄埔海关验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同比增八成。日前，一艘装载6万余吨散装乌克兰玉米的货船缓缓靠岸。码头边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查验三科的关员已在等候，旁边的卸货设备也做好了卸货准备。新沙海关查验三科关员罗锦华介绍说：“这是本月进口的第四艘乌克兰玉米货船，新沙口岸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粮食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 今年1-11月，黄埔海关共监管验放从乌克兰、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粮食175.83万吨，同比增长81.08%。
据悉，为全面开拓沿线国家市场，加大从沿线国家进口粮食的力度，今年以来黄埔海关优化进口粮食检疫审批初审程序，有效压缩审批时长。——《广州日报》
山东
山东：从细微处出发 提升国际贸易服务水平。——山东卫视
上海
上海查获41只濒危活体龟。上海海关日前通报，今年8月26日，上海海关立案侦查一起珍贵动物案。在一票由墨西哥运往上海的空运活体货物中，海关关员开箱清点发现共计余只活体龟，其中夹藏斑点箱龟40只、中美洲河龟1只。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斑点箱龟和中美洲河龟均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中的保护物种。上海海关缉私局于当日立案侦查，并依法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任某和夏某实施刑事拘留。目前，该批濒危活体龟由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协调送往动物园寄养，其余未涉濒危活体龟正常放行。——《解放日报》
鉴真文物乘“新鉴真号”抵沪 日本唐招提寺珍品即将展出。——上海电视台
天津
供暖期以来 天津海关所属南疆海关验放进口天然气18.8万吨。自进入11月供暖期以来，天津海关所属南疆海关已通关验放进口液化天然气共计18.8万吨，2.6亿立方米，持续稳定保障冬季供暖。
入冬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大幅增长，不少天然气进口企业纷纷加大天然气进口量，缓解国内气源紧张的局面。为加快天然气进口验放速度，南疆海关主动走访企业，实施精准式服务，登船开展业务的同时第一时间通知企业接臂，帮助企业进口液化天然气时间缩短2小时。——《天津日报》
江西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审批改备案”改革落地。12月4日，南昌海关所属上饶海关关员登录企业备案管理系统，审核江西尚亿食品有限公司申报材料，在确认符合受理要求后，现场制发了备案证明。从受理到办结，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这是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核准事项“审批改备案”改革实施以来，江西省办理的首票业务。——《江西日报》
福建
福建口岸首张告知承诺制公共场所口岸卫生许可证核发。3日，厦门海关所属机场海关发放福建口岸首张告知承诺制公共场所口岸卫生许可证，这标志着“口岸卫生许可证(涉及公共场所)核发”实行告知承诺改革措施正式在福建口岸落地实施。——《福建日报》
内蒙古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验收进入倒计时。据悉，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建设、验收各项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验收进入倒计时。为推动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展建设，今年8月，市政府出台《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展的意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务。
下一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将围绕《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打造“五大中心”的发展目标，着力打造“三大基地”。——《呼和浩特日报》
创新制度方面
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而言，以前我们更侧重于药品上市前、许可前管理，现在则强调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强调事中事后监管。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对药品管理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依法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责。这强调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从实验室到医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责任。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从制度层面对行业自律、药品追溯、药物警戒、咨询和投诉举报、药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以及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储备、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目前，疫苗相关追溯标准和规范已经全部出台，下一步，我们将很快推出药品追溯标准和规范。
明确责任方面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和监管部门的责任。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第三十条对于责任人的规定非常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药品的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经营、上市后研究、不良反应监测及报告与处理等承担责任。其中，非常关键的内容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对药品质量全面负责。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有类似规定。这是以前的法律不曾提到的。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进一步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对监管部门“怎么监管”(如对高风险的药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等)作出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例如，对已确认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等紧急控制措施。这些都是对于监管部门落实责任的要求。
此外，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取消了GMP、GSP等认证，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通过监督检查来督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符合规定，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强化监管方面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四条提出建立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这条规定为加强药品监管提供了人力保障。同时要求检查员应当熟悉药品法律法规，具备药品专业知识。总体来说，检查员都具备丰富的药品专业知识，但是有的检查员在熟悉药品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短板，短板不解决，将会带来诸如证据灭失、证据无效之类的问题。各级监管部门应加强培训，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认知短板带来的监管风险。
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延伸检查;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采取告诫、约谈、限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等措施，并及时公布检查处理结果……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对于监管任务的细化，也是强化监管的一种表现。
不仅如此，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综合运用财产罚、行为罚、资格罚、人身罚等，与现行法律相比，增加了处罚种类，并对严重影响药品质量安全的行为实施处罚到人，同时规定可以实施联合惩戒。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实施。距离实施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正在抓紧修订、制定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贯彻落实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提前做好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创新、谁来创新、如何创新、为谁创新”等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新时代的创新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实践创新为基础、制度创新为保障、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综合而系统的创新。新时代创新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以人民群众为创新主体、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创新动力、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创新目的;新时代创新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基本问题促进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的创新发展。制度创新建立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制度自信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目的和结果。
制度建设需要坚定制度自信
制度即规矩、规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制度问题，“无规矩不成方圆”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制度文化。制度功能的发挥在于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制度是通过治理的方式实现其功能的，制度的重要功能是制度约束与制度激励，制度既会保护遵守规矩和纪律者，也会惩罚违反规矩和纪律者。制度的约束作用是通过约束权力实现的，破坏制度者往往违规使用权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来自于制度本身。1987年，邓小平同志谈到“一国两制”时，强调要有制定关于港澳政策的“胆略”和“勇气”，这里的“胆略”和“勇气”是有基础的，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论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二是“制定关于港澳政策”就是制度创新。可见，制度创新需要坚定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四个突出优势。其一，目的优势，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优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二，速度优势，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几十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其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即社会主义国家拥有通过计划等调控手段集中各种资源和力量的优势，因此“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归结为我们最大的优势、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其四，本质优势，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度优势都离不开其本质优势。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制度自信。一方面，制度自信不是盲目自信，更不是唯制度标准。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以社会制度类别为标准衡量国际关系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国际关系中，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主，并不是制度不自信，而正是制度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制度自信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还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把“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纳入党内规矩，这是广大党员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规矩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不仅依靠党章和纪律等成文的规矩，还依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不成文的纪律也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
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保证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应当围绕制度建设的目的展开，公平正义是观照制度创新的一面镜子。制度创新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应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关键问题，用新方法、新举措解决矛盾和困难。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依据，也是制度创新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依法治理。法治化是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度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制度创新也不是随意的创设条文。对于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应从“是否依法”角度判断国家领导层、全体人民、执政党等在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中的行为。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制度创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制度实践是通过治理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推进制度创新，既要求以法律为准绳，又要求坚持批判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他引用《淮南子》中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进一步说明制度创新与依法治理的关系：“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制度创新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制度创新的目的，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利弊得失的裁判者。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度创新的结果要由历史去检验，让人民来评判，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在制度创新中，还需要秉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党和国家事业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
除此之外，制度创新还应当处理好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借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继承什么、借鉴什么的问题。制度创新既不是对旧制度的简单翻新，也不是对其他相关制度的盲目排斥。当旧制度在某些层面还存在一定利用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对其武断地抛弃。邓小平同志指出，“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好的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同时，制度创新还涉及如何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制度创新只有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在坚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吸收借鉴国外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制度。
把握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制度自信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自信贯穿于制度建设的全过程，这种自信来自制度的历史、现状、未来;来自制度的内容、实施过程、实施结果;来自对不同制度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较、人们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综合国力的比较等。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制度创新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外在表现。
制度自信要求推进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静止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制度也是如此。制度来自于社会发展，又服务于社会发展。社会在发展，某些制度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适当改变制度，不变就不会发展。这是二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制度自信不是对某一时段、某一领域的制度自信，而是对制度发展全过程、全领域的自信。如果制度自信仅仅停留在取得的成就，刻意回避发生的曲折与错误，这不是制度自信，这是制度不自信;如果制度自信只对过去或现在的制度自信，并不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制度，这种自信也经不起检验。制度要改变，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裹足不前是制度创新的大敌，也是制度自信的软肋。这是二者关系的实践基础。
制度创新需要坚定制度自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一定要创新而且一定能创新，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自信。那种认为某一社会形态的制度历经数百年不变就是值得称赞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认识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是从旧制度中寻找答案，而不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办法;这种错误认识要么是对旧制度的完全迷信，要么是对新制度的形成缺乏信心。制度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制度创新需要尊重制度历史，尊重制度历史不等于完全肯定历史，对制度历史的完全肯定或简单否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更不是制度自信的表现。
11月5日，市直某单位司机王师傅来到城区中石化某加油站加油，他在自助加油机插上加油卡后，输入密码，此时他并不能自己完成加油。还需要加油员在核对王师傅插卡显示的车牌号与加油车辆一致后，再输入加油站分派给的密码才能进行加油。这是我市探索公车定点加油管理方式的一项创新做法。
近年来，市纪委市监委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隐形“四风”问题过程中发现，“私车公养”因缺乏有效监督，依然处于易发阶段。为加强公务用车管理，我市创新思路、办法，制定了《德州市公务用车加油制度》，切实预防“私车公养”问题发生。
根据制度流程，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在全市择优选取3家加油企业，市直各部门、单位在就近加油站购置加油卡后，司机与加油站员工持有各自密码，互相锁定，核对一致后，才能顺利加油，这一做法实现了“定点加油、一车一卡、双密码、双锁定”。
为防止司机与加油员合谋获取私利，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督促定点加油站制定严格的人员管理、奖惩制度，一周更换一次加油员的加油密码。要求定点加油企业加强监督管理，对涉及公车加油过程实行全流程监控，确保随时调取监控录像需要。同时，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不定期派员到定点加油站进行督导检查、暗访，防范违规违纪问题发生。“定点加油制度的创新，有利于从根源上杜绝违规加油的问题，有效刹住‘车轮上的腐败’。”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组长黄德明说。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了以下信息：
(一)制定离退休士兵调动接待、退休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优先养老等总体设计和制度规范;
02.退伍军人的既定特权;
03.建立退役军人档案卡，发放优抚证;
试点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制度，如退役军人安置责任制、评估评价制度等。
完善退役士兵保护法，并按照规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退伍军人的特殊待遇理念在这两个士兵的朋友圈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其中许多人都等不及听到这个消息了。现在，据国防部说，它确实保持了!
在战争中作战的士兵曾经为国家牺牲，在战场上流血流汗，但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自己的荣誉!战争中的士兵从来不需要经济援助，如果他们如此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情，他们那时不会选择参军。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只是想让士兵们得到他们自己的尊重!士兵们，可以得到官方和人民的广泛认可!士兵们，你可以让你的家人感到骄傲!仓库!
至于这一奖项，自河北省颁发以来，吸引了无数退伍军人的羡慕，希望有朝一日能享受到这样的政策。今天，也有了热烈的回应：对于退伍军人档案卡，统一颁发优秀证书。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你得到发展，你会尽快把它发给每一个人。
至于第四点，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更好地激励相关人员的相关部门。那些直接与业绩挂钩的人将把退伍老兵看作自己的企业，认为他们也有工作的心，人们最害怕做事情是严肃的两个字。
我相信，经过这一系列创新制度的尝试，会取得良好的效果，退伍军人相关工作会更快更好。
退伍军人保护法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它的。如前所述，特别法已经发给各单位征求意见。目前，外交部正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我相信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后，我们会尽快会见你，届时一切都将受到法律的规范，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如果在动荡的秋天和战争年代，军事价值的最好体现就是忘记死去，勇敢地杀死敌人，然后在和平时期，关心和帮助退兵是社会价值的最佳体现。有工作的权利，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电科院认真贯彻省公司法治企业建设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规章制度建设工作，通过开展“抓住关键少数”制度学习，特色“制度套餐”等特色制度宣贯形式，不断拓宽规章制度学习渠道，全力争创最好法治企业。
突出抓好关键少数，筑牢持续发展坚强基石。结合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委理论中心组通用制度专题学习2次，对第一批“放管服”新修订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全面筑牢持续发展的坚强基石。
特色“制度套餐”，助推青年员工成长成才。当前，电科院拥有拥有博士69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占61%，人才当量密度1.3286，其中35岁以下青年员工占42%。针对技术专家多、人才密度高、青年员工多的特点，办公室会同院组织部、科技部等部门，全面系统梳理人才评定、人才管理、博士与青年人才跟踪培养、科技项目管理等制度12项，制定特色“制度套餐”。结合各专业部门工作特点，合理制定培训计划，系统灌输通用制度，助力员工养成制度思维，了解公司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项制度，精准制定人才成长计划，助力员工成长成才。截至目前，“制度套餐”集中开展制度宣贯学习参培2057人次。经过一年的实践，今年电科院新评定副高级职称32人，正高级职称26人，实现了职称评定人数的新突破。两项成果获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成果获专利奖三等奖，获奖数量和等级均创新高。
拓宽规章制度学习渠道，紧跟公司发展新需求。积极利用法安鲁电、鲁电科博士微信公众号、院网站等形式开展宣贯学习，就员工关心的人才管理办法、干部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在微信公号发布专刊3期。严格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开展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通过梳理，23个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经党委会决定，废止5项，宣布失效9项，修改6项，继续有效3项。积极适应公司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要求，结合“放管服”工作的开展，加快相关制度的制(修)订和宣贯，协助省公司完成补充制度《是山东电力系统网源协调管理规定(试行)》的修订工作，修订完成电科院《中层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等4项制度。下一步，电科院将积极对接省公司第二批“放管服”工作开展，全面优质完成制度制修订和宣贯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制度创新”一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词，受到广泛关注。制度创新不仅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建设自由贸易港各项工作的着力点。那么，经过了一年的部署与实践，海南制度创新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小编这就给大家盘一盘!
自2月以来，省委省政府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紧扣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12个重点领域，分6批共发布了71项制度创新案例，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将企业从注册到开办全流程时间压缩到3个工作日;
“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序”，简化注销申请材料，将注销公告时间由 45 日大幅压缩至 7 日;
全省试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审批”，将审批办结时限由国家规定的 7 个工作日大幅缩减到 1 个工作日;
海口市试点推出“无税不申报”，将适用纳税人相关税种、费种的纳税期限由按期改为按次，改变了以往纳税人未发生法定纳税义务也要按期零申报的做法，有效降低了全市5.9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的制度交易成本;
在全国率先推出首张不予税务行政处罚正面清单，对24种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对17种行为大幅度降低处罚金额。自209月实施以来，全省税务系统共处罚13899户(次)，同比下降9.6%;处罚金额707万元，同比减少888万，下降56%。
电子税务局在全省范围内上线运行，90%以上的涉税业务实现网上办理。
“六个试行”极简审批做法被国务院列入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
先后实施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18个先导性项目;
完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原14项功能应用在海南落地;
在完成全省范围内对国务院公布的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的基础上，新增24项“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省国际经济发展局、省大数据管理局、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等法定机构成立运行;
案例太丰富无法一一列举，总之就是一句话：成果丰硕!不信你再往下看。
年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4.4万户，同比增长70.82%;新设外资企业440家，同比增长12.23%;实际利用外资15.03亿美元，增长再次突破100%，连续两年翻一番!
已经到来，今年可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之年。因此，在新年伊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早期安排“临门一脚”、呼之欲出之际，今天，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办)举办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培训班在海口召开。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首先为大家做了开班辅导。来自全省各市县分管领导、深改办负责人，省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处室负责人，中央驻琼单位分管领导、处室负责人共120余人参加了培训。大家一起总结优秀经验，交流工作想法，为20海南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小编今天也去蹭课了，受益匪浅，记了不少笔记呢!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年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制度创新要这么做：
1
聚焦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开展制度创新。海南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紧紧扭住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开放形态这个着力点，对标世界最新经贸规则，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先进经验，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通过在商事登记、外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创新，实现人员、货物、资金、运输、数据等自由便捷流动，不断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把海南打造成最开放、最便捷、最高效的贸易投资沃土，更好地吸引全世界投资者来琼投资兴业。
2
聚焦重点方向、优势产业开展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爆发出巨大的发展势能。要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优势产业为主导，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通过加大制度创新激发内生潜力。要充分利用海南地理位置优势，结合洋浦经济开发区、博鳌乐城、生态软件园、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重点园区建设，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探索对外开放合作领域创新。结合海南热带岛屿及海洋大省特点，在做强做优做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发展热带风情精品小镇、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方面，不断加大制度创新，擦亮海南热带农产品及海岛全域旅游的“金字招牌”。
3
聚焦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开展制度创新。要按照“首创性、已实施、效果好、可复制”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通过整合、提升、推广，在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形成一大批内容丰富、效果显著、功能完备、体系健全的制度创新案例。要着力加强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的联动协作、兵团作战，统筹全省资源要素和政策措施，加大系统集成，形成制度合力。在探索制度创新中，既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又要脚踏实地、稳妥可控，立足“管得住、放得开”，全面构建海南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风险防控体系。
4
聚焦解放思想、广泛发动，营造制度创新浓厚氛围。开展好制度创新工作，既要有“做功”，也要有“唱功”。要进一步加大对全省制度创新工作的宣传，营造人人参与、行行推动、业业实践的制度创新积极氛围。我们要充分依托《制度创新交流》这个重要渠道，利用“中国海南自贸试验区港”微信公众号平台，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各厅局、各市县的制度创新做法和成效，欢迎大家积极踊跃投稿，涌现更多高质量制度创新案例。要加大对制度创新工作的培训力度，请进来、走出去，通过调研学习、理论研讨、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提高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对制度创新工作的认识，提升各级领导及经办同志制度创新能力。加快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评选工作，用好绩效考核这个“指挥棒”，通过典型示范、正面引导，加强对制度创新优秀做法和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人人积极参与制度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5
聚焦成熟经验做法，复制推广先进地区创新举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加强对中央深改办、海南办、国务院自贸试验区联席办等中央部门宣传推广的制度创新案例成果的学习借鉴，积极推动这些优秀案例在海南复制推广、落地见效。要加强同其他省市、自贸试验区、重要发展区域的经验交流，特别是把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深圳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热点地区的特色做法、先进经验转化为海南创新实践的生动范例。要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形成压茬推进全省制度创新的“洪荒之力”。
现在很多企业的经营者、总监、经理都在强调一个主题：创新。这个主题虽然被反反复复的强调，却始终没有什么突破，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没有建立创新制度。酒店的厨师或研发人员创新了一道菜后并没有让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品尝和研究，而是直接把客人当成试验品。
完善酒店管理制度 ,企业创新无力往往与企业的制度有关。
1.建立以顾客满意为目标的日常统计制度
企业首先应该设计一个日常统计表，专门记录顾客满意或不满意的菜谱，以及各个菜品的销量、点击率等。统计的结果直接与厨师的奖罚挂钩。如果某个厨师烹饪的菜始终在这个月排名第一，企业将给予500元的奖励，对于第二名和第三名给予200元奖励，对于第四名到十名的，给予50元或鼓励奖励。重奖之下，必有勇厨。
2.看台制度
看台制度是指每餐必看，厨师长与主力厨师分析顾客吃剩的菜品，注意听取值台服务员掌握的客情信息，与服务员做好沟通。
客人在就餐的时候，会与服务员沟通，服务员应该把客人的意见认真地记录下来，然后及时反馈给厨师长或研发总监。研发总监收到信息之后应及时制订对策。等下次那位客人再次光临的时候，可请客人免费品尝改良之后的那道菜，让客人帮我们进行品尝鉴定，让他提出菜品的不足与建议，我们再根据客人的建议进行完善。
3.鼓励厨师交流学习
第三要鼓励厨师交流学习，把引进来、走出去与进修自学三者结合起来，拓宽视野、提高素质，充实自我的“底气”和“内功”。管理者要把厨师外出交流视为“新产品投资”，而不是成本开支。既然是“投资”，就必须规定有“新产品回报”。请进来，走出去，这是唯一在不变中求变化的一种方法。
4.要求厨师定期创新菜品
每位厨师每月应至少创新一到两道菜品，并接受顾客检验，酒店对优秀者应给予大力表扬和奖金鼓励。
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全球最大静音科考船“东方红3”船交付，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回首刚刚过去的，一系列科技领域新突破，展现出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的新时代风貌，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之所以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关键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结合实际坚持好、运用好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和实践经验，我们就能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放眼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可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一段时间里，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把发展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指明了改革方向。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在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扭住“硬骨头”攻坚克难，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营造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激活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必将夯实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基。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弹一星”、三峡工程、载人航天、超级计算、国产航母、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和工程突破，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极大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今天，只要我们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中华民族必能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者从8月31日上午召开的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全省98条创新制度中，正定片区范围内可试验的有67条，其中包括14条主要由正定片区来试验。
在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支持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等措施，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机制，继续保持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在“走出去”和“引进来”方面在全省的首位度。
在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方面
主要是通过试行展会展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放行展品，展品展后结转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予以核销的举措，为国际化展会的举办提供保障，打造全国会展区域中心城市。通过研究开展贸易调整援助试点，主动对标国际贸易投资最高标准，重点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及融资等方面予以协助，提高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争取第五航权、设立进口钻石口岸、申请设立A类低空飞行服务站，鼓励符合条件的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优化国际(地区)国内航线，为打造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提供硬件保障。
在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
通过研究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合格境外投资企业业务试点，拓展境外资金在国内的投资市场，放宽境内资金对境外投资地域、品种、比例等限制，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务贸易聚集区。通过支持区内银行按规定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在推动高端高新产业开放发展方面
加快口岸载体建设，早日跻身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等18个已有进口药品口岸的城市行列，争取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之后全国第5个具有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的城市，在全国率先打造产业高地。通过优化生物医药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的检疫查验流程，为区内医药研发企业和机构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通过允许进口入境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二手研发专用关键设备，降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助力石家庄“4+4”现代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通过允许已在北京、天津取得生产经营资质、认证的企业搬迁到自贸试验区后，经审核继续享有原有资质、认证，来积极承接京津地区的物流、商流。通过建立人才跨区域资质互认、双向聘任等制度，在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根据个人意愿予以保留或调整，来积极引进京津地区的智流。特别是通过提出开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和医疗器械跨区域生产试点，借助北京在数字化医疗设备领域科研的突出科研能力，推动石家庄医疗器械产业实现质的突破，打造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医疗器械制造基地。
创新制度范文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摘选了习近平同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献，分十个专题，共计四百九十四段论述。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第五篇重点阐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分精彩论述如下：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8页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6页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3-14页
什么是核心技术?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有决心，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有恒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点搞清楚。否则，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南辕北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11页
要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总的是要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对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尊重科学、技术、工程各自运行规律，扩大院所自主权，扩大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对已经转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实行精细化的分类改革，实行一院一策、一所一策，有些要公益为主、市场为辅，形成产业技术研发集团;有些要进一步市场化，实现混合所有制，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有些要考虑回归公益，改组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任务。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8月18日)
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考虑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要加快军民融合式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8月18日)
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还可能引发学术不端。有的科研人员戏言，现在“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组织科学家们参加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基金项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这些东西把科学家捆死了。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年8月18日)
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学家。我记得当年拿破仑就格外重视科学家，在遭到敌人猛烈攻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科学家，因为他明白科技就是战斗力。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和支撑。要想让科学家多出成果，必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同时，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培养集聚人才，要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健全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要发挥好现有人才作用，同时揽四方之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条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日、24日)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三是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9月30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9月30日)
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创新制度范文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要一起转。他在谈到科技创新与改革的关系时还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应在体制层面着力推进三方面创新。
创新投资体制：集中财力支持核心技术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当然应该支持创新，但国家支持创新并不等于所有创新项目都要由国家投资。事实上，我国现行科技投资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投资过于分散：无需由政府投资的项目投了不少;而应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却又投入不足。正是基于此，所以有必要对科技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
科技投资体制怎么改?或者说国家投资创新的重点领域何在?总的原则，国家应重点投资核心技术创新。对什么是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明确界定：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政府为何要投资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分析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国家重点支持核心技术创新，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因为核心技术属于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特性。首先，基础技术创新需以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而基础理论研究不同于应用型技术研发。应用型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却难以通过市场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举世公认进化论是人类的伟大发现之一，可有谁会花钱买“进化理论”呢?
再看“杀手锏”技术。顾名思义，“杀手锏”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防军工技术。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公共品(服务)，故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从这个角度看，投资“杀手锏”技术创新，原来就是政府职责内的事;更何况投资“杀手锏”技术并不以盈利为目标，技术成果也不能买卖，要是政府不投资，单靠市场筹资绝不可能搞出“杀手锏”技术。
再看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是指对传统产业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此类技术其实也带有公共品特性。比如数码技术出现后颠覆了胶卷相机巨擘柯达，数码技术就属于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具有前沿性、超前性，创新成功不仅能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可是颠覆性技术投资大、风险也大，所以也需要国家予以投资支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重点投资以上三类技术创新，并不表示政府对其他创新就可置身事外。我们知道，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对技术创新来说，公共财政的政策含义有两层：一是非公共品(服务)类的科技创新政府不必投资，此类创新应面向市场融资;二是政府应在科技融资平台、中试车间、技术专利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创新融资机制：分散风险鼓励大众创新
核心技术创新由政府投资，风险自然是由政府承担，可非核心技术创新的风险由谁承担呢?倘若全让创新企业承担，势必会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我看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奈特19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对我们研究此问题应该有启发，下面让我扼要介绍奈特的主要观点：
奈特认为，但凡风险皆源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可分两类：一类是可以量度的不确定性;一类是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前者是指风险发生的概率可根据经验数据估算，如汽车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万分之三，飞机失事的概率是三百万分之一。奈特说，可以量度的不确定性是风险，只有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关于风险损失的处理，奈特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对可量度的风险用“合并”(购买商业保险)方法处理;二是对不可量度的风险用“分散”方法处理。所谓分散处理，就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让更多的人一起分担风险。对为何要分散承担风险，奈特作过形象的解释，他说：与其让一个人损失10000元，不如让100人每人损失100元。奈特提出的分散处理方法，显然适用于创新风险的应对。
这里有个问题想问读者：今天全球保险业已十分发达，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有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可为何没有保险机构为“创新”保险?我的回答是，保险公司肯提供某类保险，一定是该险种的出险概率可以量度;反过来说，保险公司不为“创新”保险，是因为创新失败的概率难以量度，或者即便能够量度，创新者也未必接受。
举个例子说吧。假若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某地区创新出险的概率为90%，于是保险公司按90%概率收取保费。你认为投资者会买保险么?我认为不会。道理很简单：创新是“不确定性”事件，而投资者对创新成功的预期通常要高于失败的预期(且预期失败的概率不会超过50%)，否则就不会投资。倘如此，投资者怎会花高保费买保险呢?可是从保险公司角度看，若按50%概率收取保费，出险率一旦超过50%，则必将破产无疑。
据此分析，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创新失败的损失不能通过“合并”处理。既然不能合并处理就只能分散处理。问题是怎样分散处理呢?经济学的建议，是要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的，有了公司制度，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巴特勒说，公司制度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事实确实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有160多项重大创新，其中80%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然而往深处想，公司制度对创新固然重要，但要分散创新风险仅有公司制度却不够，同时还得有创新融资平台。在这方面，美国“纳斯达克”科创板是成功范例，美国科技领先全球，“纳斯达克”功不可没。可喜的是，我国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了科创板，并于今年7月22日举行了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万事开头难，下一步应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开，让科创板为支持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创新分配机制：收益共享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国家支持创新，目的是驱动经济发展;而要用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同产业无缝对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可目前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
我国科技人员为何不重视成果转化?就此问题我曾赴南方几个省市作过调研，据科技人员反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技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他所在单位评职称，没有国家课题近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了近百倍，特别是近7年来，财政投入平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科研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也就不太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后，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中试成功率仅30%。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投资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但我认为并不是关键原因。若说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请问那些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为何也不重视成果转化?如果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欧美国家政府也投资科技研发，可人家的成果转化率为何能达到70%~80%;至于中试车间，表面看是没人出钱，而背后真正原因是科技人员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
进一步分析，科技人员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是分配机制不合理，确切地说是科技人员未能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归政府所有，专利转让收益也归政府，当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已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后，国家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研发机构是私人企业;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选择：一是转换科研院所“事业单位”身份，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员参与分享专利成果转让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中央早已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国家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三点重要结论
总结以上分析，有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当然要支持创新。然而国家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投资创新的重点是核心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不仅具有公共品特性，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投资核心技术创新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基于此，政府对投资创新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集中财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
第二，政府对非核心技术创新可以不投资，但也不能置身事外。非核心技术创新同样有风险，创新失败的损失不能全由企业独立承担;同时企业作为纳税人，也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具体说，政府不仅要搭建融资平台(科创板)为企业分散风险，而且要在中试车间建设、技术专利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与产业无缝对接，为此政府必须创新分配机制。有两个要点：一是将政府投资形成的技术成果的专利权明确界定给科研院所;二是允许科技主创人员参与分享技术成果转让的收益。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激发科研机构与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动力。
创新制度范文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的学习体会是通过体制创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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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起能够支持一个国家数十年上百年既定发展方向的体制机制
作为相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事业是事先设定的，也就是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寻找到通向这个目标的合适路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循着一定的路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事业，特别是对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史无前例，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坚持数十年、上百年，我们的现代化伟大事业才能成功。而能够维持一个国家数十年、上百年既定发展方向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要靠这样的基本制度来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形态，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具有一系列内在的规定和表象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也就是基本的做法，基本的准绳，有了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依靠这样的体制实现了现代化以后，才能维持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没有现代形态的基本体制，若干指标就是一时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准，也难以长久维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宗旨，就是努力建构起具有现代理念、现代气质的体制、机制，从而靠这样先进的体制、机制，支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运用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通过几代人不懈地努力，现代化的国度才能创造出来，现代化的社会才能呈现出来。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也要依靠先进的体制，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基本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事物会不断变化，人也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唯有体制，基本的做法，可以成为一代代人遵循的基本准则。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以后，就是要运用具有稳定性的体制、机制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2建构起一整套现代化体制并实现长期发展
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年代。所谓改革开放，即对内进行体制变革、改革，对外实施开放战略。这两个方面是完全统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改革，就是要破除过去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旧机制，构建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体制。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贸易、人员来往，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世界眼光、全球意识，明确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定位，我们要善于吸纳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教训，来丰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体制。因为现代化的时代，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化运动，现代化是一场全球的进步运动，没有哪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起来可以实现现代化。所以，谁要是闭关锁国，必定被现代化的大潮所淘汰。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大变革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人口大流动，城乡大建设，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的起飞时期、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年代，努力建构起比较成熟、定型的体制、机制特别重要，建构起完善、定型、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时代责任，事关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因为有一系列的体制需要长时间的运行，才能显示出优越性。比如，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基金制，而基金的多少取决于积累的时间长短，一个人如果从一就业就有了养老保障基金，在他退出劳动岗位时已积累了数十年，足能抵御任何风险。再如，我们管理基层社会，需要建构起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靠这种比较稳定的、定型的治理结构管理我们的基层社会，实现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构起成熟、定型的现代化体制。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也是现代化体制建设的年代，建构起一套成熟的、定型的现代化建设体制特别重要，也非常迫切。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整个历史长过程来看，从传统到现代，是时代的质的飞跃，现代型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是整个社会质的提升，根本面貌的改变，所以传统社会的一系列规定、做法不适合了，我们要建构起能够支撑现代化事业的新型体制、机制。作为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的路途还很漫长，需要完成的任务特别繁重，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还会有很多风险，我们要建构起一整套现代化的体制，靠这套先进的体制实现长期发展，靠这套先进的体制抵御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
3建构起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整套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制度体系现代化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全社会的现代化，整个社会，包罗万象，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相互依赖。如果经济建设成就突出，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这样的现代化必然严重打折扣。如果人们吃得很好，住得也不差，但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了，这样的状态也不理想。所以，《决定》讲的是“制度体系”。我们要建构起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口大国，能够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整套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全会的精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我们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体制、机制的条件具备了，我们也应当有能力将实践中一系列好的做法沉淀下来，形成定制。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及时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重要工作具有战略意义。
《决定》所论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等，就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运用这些体制、机制，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网格学院南京市域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当今国际化竞争凸显为全球价值链竞争，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而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更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南京应以创新名城建设和“121”战略为引领，抓住国家创新强国战略布局机遇期，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着力破题，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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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基础研究，为“双链”融合注动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这充分凸显了基础研究在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基础研究是创新的策源地，能够为“双链”融合提供源源不断之动能。更好发挥基础研究的强大创新潜力，应结合南京的现实基础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战略布局。
加强科教资源与主导产业高耦合。针对南京高校院所优势学科与本市主导产业关联度不高，未能更好实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和赋能本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等问题，为更好发挥科教资源优势为产业链价值攀升提供沃土，应制定具有持续性且可操作的政策鼓励高校院所开设与南京“4+4+1”主导产业高度相关的学科，同时也要本着超前布局的战略视野，积极谋划鼓励高校院所在信息新技术、生物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工科”方向发展。
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集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简称大科学装置，是技术创新的高地。本着以大科学装置打造创新高地，争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的战略目标，紧紧抓住紫东地区建设机会窗口期，进行高起点谋划，结合南京主导产业体系，明确未来要重点突破的领域，通过积极引进重大项目和高端人才来做强做优大科学装置的集合配置，为实现高端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提供主阵地。
加大高端人才优汇聚。从破题南京高端人才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入手，继续深化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加强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重点引进在前沿科技领域引领重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企业家，以及从事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成果突破的科学家。从破题南京新引高端人才支撑产业链创新效能偏弱入手，有的放矢地围绕产业链加强相关领域领军人才的政策制定，集中力量引进可助力本土产业创新升级的“高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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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双链”融合加动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落实这一精神理念，需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主导企业、创新载体等形成联动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实现“双链”融合。
扎实推进“科创企业森林”建设。深入坚持企业是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注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和瞪羚企业等类型企业的分类管理和培养，瞄准障碍阻碍，促进其获得质的提升和规模集聚发展，为南京主导产业体系完善做加法。
加强布局高新园区发展。针对南京高新园区存在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创新发展能力不强、管理体制机制不活、统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打出政策组合拳，着力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由园区牵头召开企业和创新载体对接会，一对一满足企业创新需求，精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着力统筹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规划。抓住新型研发机构这个研发型“老母鸡”，以市场化导向为指引，继续探索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激活科研人员和机构活力。同时，围绕南京产业布局和高新园区布局，加强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量的基础上向质迈进，实现新型研发机构的高质量发展。
聚焦“双链”融合整体布局。围绕主导产业体系，谨慎梳理产业链条，并与现有创新链条相对接，逐块儿对照找差加以完善，实现上下游的“双链”融合。
创新科技金融新内涵。在继续夯实已形成的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合作投向科技创新创业领域的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引导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对象的信贷服务，持续加强市级科创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不断创新科技银行科技信贷产品，辅以科技金融融资方式完善来实现对“双链”融合的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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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为“双链”融合筑根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深入贯彻这一精神，要重视创新政策体系对“双链”融合的制度保障，应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及针对性，以制度创新支撑和引领科技创新。
持续强化制度创新。更加突出运用市场化手段来汇聚创新资源，系统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重点领域改革，坚持统筹布局、分类指导，致力于构建竞争力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深入探索科技成果产权界定。以知识产权激励为切入点，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使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尽量向科研人员倾斜，让科研人员主动转化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中激发更大的“鲶鱼效应”。完善转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落实引进的转化人才在落户、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及就业等方面的待遇。
协调解决区域创新不平衡。在宏观统筹全域“双链”融合的基础上，精准把脉各区各高新园区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重大攻关项目进行区域布局和行业倾斜，促进科技人才在区域间均衡发展。从战略层面加强对不同区域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的统筹指导，强化定位和差异化发展，并鼓励区域间的互助帮扶，下好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这盘棋。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声音】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含糊和动摇的一个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自成立以来一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具体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优势。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党的纪律搞分裂活动，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杜玉华
为文化自信提供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独特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文化根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离开中华文化的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缺乏勇气和智慧;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气节。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制度保障，也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制度优势相辅相成、互推共进。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陈方刘
“中国之治”引领新型文明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之治”所具有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要深刻意识到，无论是“四个自信”，还是十三个“显著优势”，都不仅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更清醒、更自觉的认识，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明确、更主动的认可。
要深刻意识到，“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的具体结合，来源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植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的显著优势，“中国之治”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辟出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将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一未来方向，将是中、西、马三大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它是立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又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为中介，汲取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全面协调现代社会各种基本关系的新型政治生活、政治文明。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总编辑 姜佑福
为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指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深刻认识“新时代为什么要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袁秉达
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1.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注：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2.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注：郭宛京、丁琛：《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看区域经济差距问题》，载于《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2期。）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2.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地区只有5.72％。（注：转引尼合迈・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与对策》，载于《经济科学》，第1期。）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23.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8.54％和9.45％（注：胡乃武：《中国经济增长区际差异的制度解析》，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3.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1）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2）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赖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1.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2.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特别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3.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
，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如果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如果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
政府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注：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T・W舒尔兹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253）。笔者以为制度概念涵义非常广泛，它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有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与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防止个人与组织在选择行为中的损人利己的倾向，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制度的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社会易变而制度不易变，于是形成变革社会与稳定的制度之间矛盾。因此，当社会要变革、要发展，必须先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即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与强制性制度创新。“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378；384）。诱致性制度创新具有自发性、局部性、不规范性，制度化水平不高。强制性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政府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制度创新的主体有三种：个人、团体与政府。从此角度分析制度创新有三种：个人推动的制度创新；团体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在上述三级水平上进行。本文正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对制度创新作一探讨的。
二、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1.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
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即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通过实施主动进取的公共政策，推动实现特定制度发展性更新的行为过程。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由于新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实现的，因此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主要是：（1）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创新。（2）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3）通过修改宪法来促进制度创新。（4）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壁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5）改变宪法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创新。（6）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创新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7）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
从政府功能的角度来说，由于国家具有暴力上的比较优势（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1页），它能够维护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因而代表国家的政府也就成了当然的制度创新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同时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在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它能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整个社会行为主体和行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并且，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因此使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即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代替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般在下列四种情况下，由政府来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适宜的：1、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稳定，但整个市场则处于低水平。2、当潜在利益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力的阻碍时，个人和其间的自愿合作团体的制度创新可能无济于事。3、实行制度创新后的收益被那些没有参与创新的人所享有，那么个人是不愿承担这笔费用的，因而制度创新由个人和个人自愿合作团体就是不可能的。4、当制度创新不能兼顾所有人利益时，或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挫时，制度创新就只有靠政府了（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因此，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
（1）政府制度创新的制约条件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和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必须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它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相结合的产物。下面是影响和制约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宪法秩序的影响。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了制度创新的总方向，宪法秩序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动力。它有可能促进创新，有可能阻碍创新。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制度创新另一个主要的制度环境，是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与制度创新的反差越大，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制度离不开文化，最早的制度形式是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某种制度本质上是某种文化模式化的结果，制度变迁常常从文化结构的变化开始。文化结构模式是行为模式的潜在形式，它决定了行为模式的基本走向。
每一项制度创新都要花费一定成本，制度创新受实施和预期成本的影响，一些好的制度创新因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政府在制度创新时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成本与效益，而且要考虑政治层面的成本与收益。如果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政府会维持那种无效益的制度不均衡。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外，还要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备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者的成本极高。如果实施机制不力，一项制度创新就难以顺利推进。
制度也是一个知识载体，现有知识积累是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和有
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改进人的有限理性和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整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常常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了解人类学习的过程有利于提示制度变迁的轨迹。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知识存量，人们的知识存量增加了，制度变迁相对会提前，反之就会延迟。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宏观制度创新的主体――国家机关――的职能与权力集中于政府；立法机构将相关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律）的立法权转于政府。政府还取得了准司法的执法权，集决策、立法、执法于一身。此为政府主导之主要表现。政府主导使政府摆脱了既定法律制度束缚，减少了决策、立法的环节，有利于改革急需的新制度的出台；而且，政府有一定的执法权，加速了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政府主导地位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合理运作和制度创新过程：
首先，政府立法权的集中导致立法单一，层次不明，结构混乱。因为政府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即力求短期政绩的出现，法规多集中于刺激性、鼓励性的规定；或为维护市场的暂时太平景象，出台强有力的市场管理措施，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立法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市场的健全发展；
其次，政府对于市场仍要执行其固有的管理职能。在政府主导模式中，这一管理职能得以强化，管理范围从市场主体准入的批准、市场风险的预防、市场风险的遏制到事后补救，政府的管理行为无处不在。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保护者。管理不仅未趋向宏观、间接、外部管理的目标，还朝相反方向运作，从而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第三，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导致政府职权滥用，大量“寻租行为”与“黑幕交易”产生，一方面造成市场主体间竞争的不公平，扭曲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官商结合进一步阻碍政府对市场之职能的合理化转变；
第四，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法律是政府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政策的多变导致法律的多变；另一方面，立法形式很乱，法规与决定、指令区分不清，不仅折损法律的权威性，导致市场短期行为增多；而且法律透明度差，与法治经济之宗旨不符；
第五，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应随着市场的发展由多变少，由强减弱，即在推动市场发展同时，逐步指导和协助市场建立起自律制度，以形成自我约束的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干预呈增多增强趋势，政府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市场行为决定于政府行为，市场越来越难以脱离政府独立运行。宏观制度创新未带动微观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过程的扭曲导致创新结果的偏颇。
三、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不足的弥补
由于存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预防及消除如前所述政府的消极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既然人们不能没有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在于政府在制度中进行恰当的定位，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并注意制度规划和方式的选择。
1.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
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是单一的，其它创新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创新活动的结果，未能形成与政府之间产生互动的多层次创新结构，不利于发挥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一方面，宏观制度创新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主体之间应明确立法职权，各司其职，有助于互相制约、作用的多层次法律系统的形成；另一方面，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协调与合作机制，保障制度创新的合理速度。在这一结构中，政府只是创新主体之一，受其它国家机构的制约。政府的作用在社会改革的初期最为重要，是启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因此适当扩大政府的职权使其易于突破既定制度的束缚，加速新制度的出台；组织人力尽快完成新制度或发明的设计或选择。但随着变革的进行，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受其它创新主体及其创新制度制约，作用也发生变化，从而与其它创新主体配合，完成创新过程，达到创新目标。
构建多元主体制度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合理地，适度地制约政府权力。这一制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政府立法权限的限制。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前提；第二，行政机构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保障；第三，确认和切实维护公民及法人等组织的司法权力，以权利对抗权力。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基础；第四，改革政府机构，更新政府行政观念。此为政府机构对立法、司法等机构及社会民众之要求的回应，也是政府行为的自律。
2.为保证政府制度创新顺利进行和整体效能，还应在制度规划和方式选择上注意以下几点：
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并重。政府制度创新不只是针对正式制度而言，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式制度的完善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或不相容时，正式制度难以实施，很多正式制度“移植”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政府制度创新如果获得了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可以大大减少其创新成本和实施成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其自身的权威性和新制度的合法性。
中央制度创新与地方制度创新并行。中央和地方各自有制度创新的职责和优势，相对而言，中央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但也不能忽视地方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具有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权力，相对于其他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当然，由于地方政府有不同层次，它们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同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中央政府要正确引导和规范。
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之外运作的结果，而是制度结构整合的结果。每项制度安排都必定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融合在制度结构之中，其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的完善程度。在制度创新中，必须集中精力抓住核心制度创新这个关键，当核心制度确定后，制度创新的侧重点应是配套制度。
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兼顾。自创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参考，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自创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在进行这类制度创新需要统筹规划、慎重行事。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理性的选择。
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1.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注：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2.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注：郭宛京、丁琛：《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看区域经济差距问题》，载于《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2期。）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2.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地区只有5.72％。（注：转引尼合迈・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与对策》，载于《经济科学》，第1期。）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23.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8.54％和9.45％（注：胡乃武：《中国经济增长区际差异的制度解析》，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3.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1）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2）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赖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
[1] [2] [3]
制度创新的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存在着创新的可能,也都需要创新.所以创新的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类型也多种多样.一般地说,可以把创
新分为二个基本的类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硬件”,制度创新则是社会进步的“软件”,它们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首先,创新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激发人们的创
造热情.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
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维支
配下发生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实践活动.
其次,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未知
世界的规律,技术的本质在于发明改造客观世界的新手段.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通过新的发现,达到新的认识,创造新生事物,这正是创
新的根本功能.创新不但决定性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决
定性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及时地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最后,创新直接推动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从最终意义上说是
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最终则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即不断地
由先进的制度替代落后的制度.所以,新旧制度的更替,实际上就是
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革除一切与人民群众
的要求不相符合,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时代的特征不相适合
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时以更新更好的制度取代
原来的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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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存在着创新的可能,也都需要创新.所以创新的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类型也多种多样.一般地说,可以把创
新分为二个基本的类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硬件”,制度创新则是社会进步的“软件”,它们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首先,创新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激发人们的创
造热情.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
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维支
配下发生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实践活动.
其次,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未知
世界的规律,技术的本质在于发明改造客观世界的新手段.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通过新的发现,达到新的认识,创造新生事物,这正是创
新的根本功能.创新不但决定性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决
定性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及时地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最后,创新直接推动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从最终意义上说是
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最终则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即不断地
由先进的制度替代落后的制度.所以,新旧制度的更替,实际上就是
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革除一切与人民群众
的要求不相符合,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时代的特征不相适合
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时以更新更好的制度取代
原来的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 创新安全生产制度
★ 发言稿制度
★ 报销制度
★ 巡视制度
★ 保证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