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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时代所兴起的信息主义,必定也会在技术哲学中体现出来。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表现 在对技术的定义、技术性认识的特征、技术活动的转型和技术的社会形成等理由的看法上; 有信息主义倾向的技术论者,在技术的定义上,视技术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以及人的意志的 某种体现;在技术的认识特征上,视技术为建构我们经验知觉和信息世界的一种“透明”要素 ;在人的技术活动的类型上,视当代的技术活动从本质上已成为一种处理信息的活动;在技术 的社会形成上,视技术为群体协商即信息交往的结果。信息主义视角体现了技术哲学正在走 向研究策略与理论成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如果将信息主义界定为对当代信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一种深刻把握,那么它正在超出 原来的含义,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范式,即以信息为基点来阐释社会与人乃至整个世界的 一种思想或学术倾向[1],它存在于众多的学术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技术哲学之中。
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表现为对技术现象若干侧面的信息主义解释,抑或用一种信息主义的 思维去分析和看待技术哲学中的许多重要理由,例如技术的定义、技术的特征、技术的功能 和社会形成过程等等。
一、技术的知识化和意志化:?技术的信息主义定义
技术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种多面现象,在“定义”技术时,不同的视界往往强调的是技术的 不同方面,如物质主义可能强调的是技术作为人造物和器具的方面,工具主义强调的是技术作 为达到人的目的的策略和手段方面,人类学视角强调的可能是技术作为人的活动过程方面,实 践哲学视角强调的则是技术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功能方面……。除了这些视角外,信息主义 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这种视角对技术的定义所强调的可以说是技术的知识(信息) 方面。
信息主义的技术观主张摒弃“技术是一堆机械实物”的流行观点,例如M.邦格明确指出:技术 “显然不是从技术的产物-汽车、药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术战争的牺牲者当中去探索 ”,“由于有些人把技术与它的运用甚至与它的物质产品等同起来,技术的概念方面就被轻视 甚至被抹杀”[2]。技术虽然与它的物质载体有联系,但两者并不能归结为一回事。 有信息主义倾向的技术论者虽然并不明确认为自己就是信息主义者,但其所持的立场无疑与 此有“家族上的相似”。这种技术观从强调技术的知识特性到干脆主张技术就是知识,作为 一种信息状态的知识成为揭示技术最本质的东西:“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知识性,属于精神范 畴,不是什么物质实体”[3]。而物质论技术观所主张的作为技术存在的人工制品, 如生产设备、科学仪器、劳动工具等等,在信息主义者看来不过是技术(知识)的物化、凝聚 或体现而已,所以“技术本身”决不是这些物质性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的某种知识,亦 即某种人工的信息。即使像工具论者那样认为技术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那也是人依赖理 性知识所实现的。当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只是蕴涵于硬件设备中的知识时,实际上就走向了技 术观上的信息主义。这样的信息主义技术观由于所强调的就是知识,因此也可以具体称为知 识主义的技术观。
由于科学也是一种知识,那么主张技术是知识是否会导致它和科学无法区分呢?信息主义技 术观通常会在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作出区分,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描述自然界和社会是 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是“理论性知识体系”;而技术知识则是关于在实践中如何做的知识 ,是操作性知识,是“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各种人工 事物与人工过程的知识、策略与技能的体系”[4]。
对技术的这种信息主义定义反映了学术界在技术观上的这样一种变迁或转型:从强调技术实 体到强调技术策略,从强调技术硬件到强调技术软件,从强调技术器具到强调技术知识。这种 转型也反映了技术发展到当代形态后的技术的新特点:软件居于核心的地位,非实体因素越来 越占主导地位,信息、知识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物质性活动方式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 形成所谓“虚物主导实物”的格局;甚至在一定作用上认为技术实在就是一种信息实在,尤其 是高技术更是一种信息实在(而传统的技术多是物质性的实体实在),如计算机软件、转基因 作物等,都与信息的人工集成或对天然信息的人工改造有关;技术活动本质上也成为一种信息 操作活动-从生产领域(自动制约)到设计领域(计算机辅助设计),从生物技术(遗传信息 的操作)到材料技术(物质的结构和功能信息的重组)。这样的信息技术也是突显信息内容的 技术,所导致的是“内容产业”的兴盛,也就是涉及信息的各行各业的发达,从而也更导致信 息主义所描绘的一幅社会图景。
技术作为知识也涵盖了技术作为一种意志的现象,米切姆在关于技术的定义中明确指出了这 一点,他认为技术不仅可以作为客体、过程和知识来看待,而且也可以作为意志来看待,“作 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和意向等要素”[5]。海德格尔的技术 现象学更是从人的意志的展现上去揭示技术的本质,他认为在技术中,意志以贯彻的方式存在 -预先把一切强行带入它的领域,人周围的事物为了贯彻这种意志而被构造出来,自然和 世界则作为千篇 一律的材料和功能的对象由观察着的、谋算着的和统治着的意志充分利用? ?[6]。技术意志使“事物”成为物质化、对象化、齐一化、效用化之后的一种存在。 从技术体现人的意志到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志,成为人对自然的强制和对象的“座架”,反映 了一种人造信息对物质世界的统治,意志信息的泛滥对“物自身”的干扰,是(人工的)信息世 界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的一种深刻的矛盾和背离。从意志上看技术的实质,实际上也是将技 术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从而构成一种信息主义视角中的技术观。
杜威的生产性实用主义技术哲学
本文根据希克曼的著作介绍了杜威的生产性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梗概.技术的发展影响杜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杜威的技术哲学回答了技术时代的'问题,是改造技术文化的工具.
作 者：曹观法 CAO Guan-fa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苏州,215006 刊 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4(2) 分类号：B712.51 关键词：希克曼 杜威 生产性实用主义 技术哲学什么是信息哲学？
什么是信息哲学？发布时间： -9-3 作者：秩名
1、引言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
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亦见Bynum )。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
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 て诘南衷诒辉げ夂驮は染??欢??ナ录?诳梢灾夭サ南衷诒患拇婧驮偬逖椤3渎?薹ǚ滦У氖挛锖筒豢芍馗吹氖录?姆侨死嗍澜缬?从?嗟亟?胧哟埃??诵栽蛲ü?哟笆鄢觥?/P>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
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 馍希????嵌??难芯苛煊蛑卣??⑻逑祷?凸ふ??U?痴苎г谠?砺凵鲜遣慌?赖模?虼怂?橇钊朔判牡模夯?镜呐?泻妥约觳皇粲谡?痴苎Щ坝铮?喾此?兄?谝桓鐾盘逦?狄恢智苛业闹?度贤?幸约耙桓雒魅返姆较颍?佣?繁F溲芯亢徒萄Щ疃?挠行Ъ苹?褪凳?K?且桓霰蘸系谋尘埃赫?逞д咔阆蛴谖?盘逯芯哂型?壬矸莸某稍苯?薪馐汀⑴?篮捅缁ぃ?虼私?徊郊忧苛巳贤?泻湍康母校??皇侵苯哟?砟切┬碌母拍钗侍猓?蛭??强赡芤廊蝗狈ρ?跎衔?私邮艿姆ㄍ常?虼苏饫嘈挛侍飧?咛粽揭庖濉U馐且惶趼湮榈牡缆罚涸谡苎Ъ业奈侍夂驼苎?侍庵?渫诳?巳战ゼ涌淼暮韫怠U?痴苎Ъ颐τ谀切┫萦谙附诘钠?琳?郏??侵欢哉庑┪侍獗3置舾校??庇植焕砘崞渌?Э啤⑿碌姆⑾趾偷贝?奈侍猓???钦庑┳ㄒ祷坝镏?獾亩?鞑攀怯猩??Φ摹＝峁???痴苎б坏┟嫦蜃陨矸獗掌鹄矗?渲饕?康暮茏匀痪鸵?棺约旱幕坝锝?胗篮悖??约鹤?湮??跽铰浴?/P>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 ??撬?潜旧砣醇炔皇粲诰?榈模?膊皇粲诼呒???У摹K?枪钩傻奶骄靠占洌?阋宓厮凳枪娣缎缘摹U飧隹占涫强?诺模喝魏稳硕伎梢越?矗?蘼凼鞘裁瞧鸬悖?灰恢轮?ψ苁强赡艿摹U飧隹占湟彩嵌??模?蛭?蔽幕?肪掣谋涫保?苎б哺?攀视?捅浠?R虼耍?诎菽赡泛湍Χ?∪缙浞值囊?髦校?苎У娜废褚恢环锘耍核?挥型ü?欢隙宰陨淼脑僭觳拍鼙3址比佟2皇适钡?植皇苁奔溆跋斓恼苎А??G嗾苎А??皇遣豢赡埽???髡诺氖嵌怨?ズ臀蠢吹闹?读⒊〉钠毡橛行?裕?庵终苎?且恢滞V偷恼苎В??豢赡芏晕幕?难荼洹??苎Х此急旧碓??镏?呱?统沙さ摹??龀龉毕撞⒂胫?憬?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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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 睦砺劭蚣埽??梢月?憬?徊阶ㄒ祷?囊?蟆?/P>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 仕?崾鞘裁囱?8?菡庖槐曜迹?乙丫?峁┝四承┯幸庖逦侍獾睦?印?/P>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思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
，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
这便是引入信息哲学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一哲学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亚力士多德意义下的物体第一性，信息哲学主张信息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都是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是笛卡儿－康德意义下的方法论和问题第一性，因为信息哲学希望为哲学研究提供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
作为基础性的信息哲学设计，信息哲学可以解释和指导知识环境有目的的建构，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性处理。它可以使人类理解世界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世界，这是存在的语义化的新阶段。显而易见，信息哲学大有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动和富有成果的哲学研究领域。如果本文的论证正确，那么它当前的发展就会被耽搁，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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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哲学？
1、引言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
[1] [2] [3]
基于技术哲学视野的信息文明特征
作者：肖峰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6期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01-0001-07
一、信息文明的技术特征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社会的根本特征根源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形态，而生产力形态从一定意义上就是其技术形态，或者说，一个社会的特征归根到底是由使用什么技术(生产工具)去(怎样)生产所决定的。在这里技术就是生产力，且是生产力中的最具标志性的因素，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从中可以看到，技术形态的演变最终可以形成社会形态的全面区别。
社会进步的状态就是文明的形态，一个社会处于什么文明形态，就是这个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就是社会处于不同进步水平的一个发展系列。文明形态与技术进步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技术本身就是文明的构成要素。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用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工具来标志文明：“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2]，他所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种文明分别就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也表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手工工具技术，工业文明的基础是机器生产技术，而信息文明的技术则是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表现为生产工具，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3]。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形态就象征了文明形态，技术发展推动着文明的发展，技术革命引发了文明的变迁或转型，或者说新兴的技术革命造就出新型的文明。由此观之，技术革命无疑是文明形态变迁的物质根源，也是不同时代特征的重要标志，一部技术形态发展史就构成了一部文明形态发展史。
我们将今天的文明时代命名为“信息文明”，用“信息”作为限定词来修饰今天的文明特征，主要是表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信息化”而不是“工业化”或“农业化”的文明，亦即表明信息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文明世界的信息化，故也可称之为“信息化文明”，这同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主义也可称之为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时代、信息化主义是一样的道理。信息化既是信息文明的基础性特征，同时也是信息文明的技术特征，它指的就是在文明世界的各个方面推广和使用信息技术①，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尤其是包括全国性的信息高速公路、全球性的信息网络等等。
信息化中最具基础性和改变文明形态意义的当属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在生产领域中使用信息技术，就是生产力的信息化，就是机器技术被信息化后实现的质的飞跃和提升，从而使“怎样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信息文明带来的不仅是生产领域的信息化，而且还是当代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包括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再到思维方式在内的整个生存方式的信息化，从而出现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军事的信息化、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文化与教育的信息化，乃至人本身发展的信息化等等，此时信息化对于社会的渗透性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信息化进程中，社会通过全面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使得生产力进化为信息生产力，进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关系重构、人的行为方式转变、思想观点更新，形成社会的全面变革，从而在文明形态上实现整体转型。因此信息文明就是社会全面信息化后的一种发展新阶段，或称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信息化与社会步入信息文明是同一个过程；从逻辑关系上看，信息文明是信息化的产物，而信息化是信息文明的技术支撑。
也就是说，信息文明中的社会变化，根源性的还是其技术基础的变化，或是“核心技术”的变化，然后带来一系列其他的社会变化。换个角度说，信息文明的根本特征是由信息技术所赋予的。
从人类已经发生“五次信息革命”的说法中，似乎信息技术早已有之，但为什么没有导致“信息文明”的出现呢？那是因为在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传统的信息技术都是与生产技术分离发展的，以至于越往前，信息技术对生产的直接作用或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作用就越不显著，因此越不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到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成为直接的、第一位的生产力或者说信息生产力作为主导的生产力形态后，信息技术才导致文明形态的转型，才有了以“信息”命名的新文明。现代信息技术中，当计算机作为控制机成为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为自动机器(从数控机床到机器人、从无人工厂到柔性制造系统)后，两种技术便走向了“一体化”，表明了生产中的“制作活动”所需的人体功能可以被集合性地由机器所完成，例如机器人就是基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而能自动完成某项任务的机械设备。这里“机械设备”实现了传统的机器和现代的智能计算机的整合，机器由此进化到更新的形态，造就出所谓“数字化生产方式”，使得信息技术把改变信息的存在方式与改变物质的存在方式这两种技术活动连为一体，于是信息技术同时也可以充当物质性的生产技术，或者说两种技术可以融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它比以前任何一种单纯的信息技术或物质技术的意义都更为重大、功能都更加强大。正因为如此，当代信息技术才在造就今天的社会特征和面貌上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从信息技术的上述特征还可以看到，判别一个地区或国家是否转型为信息文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信息生产力标准，即是否在生产力形态上进化到了信息生产力的水平。因此信息消费大国并不一定是信息生产大国，也并不一定是信息生产力上的强国或发达国家。
当代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信息文明是和当代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中，与众不同的是以信息技术群为中心的信息革命所引发的一种新的技术范式”[4]120；正是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的变迁构成了我们社会正在经历的技术革命的核心，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的转变是环绕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新技术范式促成的：“信息技术……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财富的生产、权利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5]403，或者说是对当今社会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约翰・奈斯比特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电脑科技对于信息时代的意义，恰如过去机械化对于工业革命一样重要。”[6]
信息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先前的文明形态，最重要的还是从“怎样生产”的角度去看，这就是信息化生产的新方式。如前所述，信息化生产或生产的信息化，就是在生产系统中加入信息技术，尤其是自动控制部分，使完整的机器不仅需要有工具机、动力机、传动机，而且要有控制机。这样的机器不再由人去直接操作和控制工具机的运行，于是一方面解放了人手，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工具机运行的速度和精度。由于使用了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信息文明时代的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柔性化和智能化，工厂成为“无人工厂”，生产线成为“柔性制造系统”，劳动者彻底从机器一旁的操作者地位中解放出来，转到控制终端从事信息控制的工作，其劳动方式也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处理控制信息的脑力劳动，从“物质性劳动”转变为“非物质性劳动”，这一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得“怎样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连锁地导致人的其他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明社会。因此信息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当代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即生产力的信息化和信息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信息生产力是现代核心科技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也是最强大生产力的代表，由此也显示出信息技术是推动当今信息文明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之，信息技术是信息文明整体特征的解释根基。当“信息文明”越来越变为一个日益常用的术语时，“它被用来描绘一个其中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建制已经被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明显改变的社会”[7]。换句话说，信息文明指的就是基于信息技术造就的一种作为文明形态的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从而“信息文明”说到底是信息技术所引发和决定的文明形态。从技术哲学的视野看，唯有当代信息技术的出场和广泛而深入的使用，即无时不有地在场，才是信息文明是否到来的普适量度。
二、信息文明其他特征的信息技术根源
信息文明具有与其他文明(主要是工业文明)不同的一系列特征，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生产工具意义上的生产力区别外，还包括诸如就业人员的结构比例、信息型劳动成为主要的从业方式、信息的制造和生产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加大，如此等等。而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这些特征的出现都是根源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使用。
以下选择共识性较高的几个特征来加以分析。
一是“信息剧增”的信息技术根源。
信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在社会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社会财富，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换句话说，“比特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基本要素”[8]。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信息古已有之，为什么它在过去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第一重要的资源？就是因为传统的文明形态中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还没有出现，使得信息的重要性还没有突显出来。正是有了现代信息技术，才有了信息的日益剧增，才有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便快捷，才有了信息作用的日益重要，从而才有了人们对信息的更多需求和社会对信息的更加重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日趋复杂化，信息及其围绕信息的活动日显重要，这也是贝尔的观点，在对促进信息社会到来的两个因素(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比较中，他认为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其次才是知识的迅速扩展，才使得信息的获取、使用成为社会的根本趋向。卡斯特指出，在“信息”和“信息技术”两个要素中，后者才是对当今社会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以至于他认为“信息社会”并不能表达当前这个时代的特征，而必须用附加了“当代信息技术”这规定性的“信息主义”(也是作为技术范式的信息主义)才能表达当前这个时代的特征。他认为在“新的技术范式”这一提法中，“所谓‘新的’是指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在知识产生和应用中的影响。这就是我不使用‘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概念而使用‘信息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因：信息主义是建立在随着微电子和基因工程双重革命，人类信息处理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的一种技术范式”[4]120。因此，“当前技术革命的特性，并不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而是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9]36，这里的“设施”显然就是当代的信息技术及其集成。当然，信息增多后也反过来促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循环：多样化和变化越大，信息就越多，用以处理信息的技术也越发达。这种反复循环，我想，是势必要导致社会出现更大的多样性和更多的变化的”[10]。
二是“知识经济”的信息技术根源。
信息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出现，其主要标志是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人力、资金、设备，而是信息和知识；有系统地大量产生知识、不断扩大人们的智力水平和智力范围，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和加速经济建设发展的关键；同时，智力高度密集、知识生产系统化，使得智力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价值的增长主要通过知识得以实现，所以“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信息经济”，“超过半数的劳动力由信息工人组成”，“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11]；或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识，能够容易地得到传统的生产要素。在这个新的意义上，知识是作为实用的知识，是作为获得社会和经济成果的工具”[12]。显然，知识经济之所以能在人类获取与创造财富的各种方式途径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根源于信息技术的使用。例如经济的信息化可以提高企业的商务效率或生产效率，生产中对资源的消耗更加节省，通过信息技术所辅助的创造性探索还使人们可以不断获得新的替代性的物质资源，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生态限制。所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依赖于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所进行的创造性决策与经营。信息技术通过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将人从物质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后，也主要转入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领域，从事信息经济的战略资源的开发；在这一领域是否能不断创新，是否能在知识的原创性上走在前面，就成为是否能引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因素其实也可称之为“软信息技术”或“信息软生产力”(与作为信息技术装备的“硬信息技术”或“信息硬生产力”相对应)。此时，两种信息技术的优劣决定经济的优劣，信息(技术)不对称导致经济不对称，信息技术成为信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如此等等。
此外，信息经济本身还包括产业的信息化。产业的信息化一方面包括信息产业的兴起，使得社会产业结构中信息产业日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从而形成以信息产业为主、信息加工生产为中心来促使经济高度发展的经济模式，其中居重要地位的是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光纤光缆、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数据传输、信息网络与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兴盛，同时也包括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会聚技术”的开发所形成的高科技产业，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环境保护、航天与海洋等新兴产业部门。产业的信息化另一方面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实施自动化、智能化，当它应用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时，就使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成为信息化农业和信息化工业，使工农业生产力都转型为信息生产力。产业的信息化还包括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也建立在先进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和计算机)基础上的信息化运作及管理，即所谓的市场的信息化、金融的信息化等等，使得社会经济生活和国民经济全面实现信息化。总之，信息经济是指社会各产业部门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从而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及其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是以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新的技术形态所决定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三是“信息消费”的信息技术根源。
信息文明时代信息消费成为重要的消费形式，也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社会的根本特征如果要通过“怎样生产”来认识的话，那么它的直接特征则往往可以通过“怎样生活”来认识。信息文明时代生活方式的信息化就是“怎样生活”的重要侧面，其中作为消费活动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发生了从以物质消费为重心到以信息消费为重心的“转型”，这一转型无疑也是由当代信息技术所使然。
信息技术一方面因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大大增加了“闲暇”时间，甚至使作为“劳动”的信息生产和作为“休闲”的信息消费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例如上网“搜索”和“浏览”资讯时，本是休闲，但有的资讯正好可用于我们的研究课题或工作任务时，它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劳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用于信息消费或过“信息生活”的时间大增。另一方面，计算机和互联网又使得人们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中始终与所需信息“保持亲密接触”成为可能，如同移动互联网使得“人黏在网上”转变为“网黏在人上”成为可能一样，人的大部分时间均可以处于“消费信息”的生活状态中；而且网络所提供的多媒体信息乃至全媒体信息也使得信息的表现形式通过图形化、视频化而更为生动形象，再加上网络信息的互动性、来源的无穷性等技术优势，增加了网络信息对人的吸引力，不断创新的信息消费方式和被日日甚至时时更新的信息产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购买力和消费活动。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也使人进入了一种依赖电子信息从而依赖信息技术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的因过度依赖而陷入“眼不离屏”(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网络沉溺”或“手机控”、“无手机焦虑症”之中，就如同鲍德里亚所认为的，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符号控制已经取代生产控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控制形式。
四是“信息精神”的信息技术根源。
信息文明时代还形成一种特殊的“信息精神”，从而主导我们去“怎样思考”。这是因为“信息确实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当前的信息范式里，信息贯串生活与心灵的程度，可能更胜以往”[9]90；这使得信息成为一种可以改变和重塑心灵的力量，形成了看重信息和信息资源及它们所依赖的作为载体的信息技术的信息价值观，这就是信息文明时代的“信息精神”。信息精神从广义上也是一种文化，形成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的一种突破，从而培育了人们新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包括对个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全球观念等等的追求，这也是根源于作为这个文明时代之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技术形式，它延伸为一种“网络化逻辑”，渗透和遍及社会各个方面，并形成“网络化思维”，从而具有了造就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功能。更广义地说，信息技术具有世界观的意义。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网络也是一种媒介)可以改变人的“感官比率”，而当人的“感官比率发生变化时，过去看上去清楚的东西就会变得模糊，过去模糊的东西会变得清楚”，也这就是说，“新的感官比率又推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13]。从中可见，信息技术如果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改变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即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而当今的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新世界，形成关于新世界的新体验，即“电脑不断地调整着人类与物质现实和文化现实的体验与联系”[14]，这无疑会导致新的“信息精神”的形成。
可见信息技术不仅是决定信息社会中人们“怎样生产”的技术，还是决定信息社会中人们“怎样交换”(信息经济)、“怎样消费”(新的生活方式)和“怎样思考”(新的思维方式)的技术。总之，信息文明时代就是“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其中一切特征都与信息技术相关，要全面认识信息文明的特征，就需要“百川归海”地寻根到信息技术之处，否则，我们就无法把握信息文明及其相关的信息社会、信息时代的特征和面貌。
三、信息文明中技术与社会的互相解释
技术哲学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解释，通常有“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种互相对立的视野，而在关于信息文明的技术哲学解释中，这两种对立的技术哲学观点其实可以形成整合。
一方面，在解释为什么会有信息文明的到来时，需要有适度的“信息技术决定论”。此时我们需要看到信息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技术决定社会的过程，其中信息技术是“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是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源泉，“我们这个‘物质文化’的转变，是环绕着信息技术而组织的新技术范式促成的”[9]34。进一步从量上看，也表明信息技术的水平(包括信息处理、传播和储存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越高，生产系统中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社会各领域在信息化中所使用的信息技术越先进，其信息文明的发展程度就越高。这一关系也揭示了信息文明之客观必然性的根源所在，或信息文明之实在性和物质性的依据所在。由此也使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是科技社会，信息文明更是一种高技术文明。所以“信息文明”的命名和界定从本质上是对当代信息技术的社会功能的一种历史定位，也反映了当代信息技术重塑社会、造就文明新形态这一被广泛认可的意义。
另一方面，当我们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会有“信息技术的兴起”如为什么会有“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及广泛使用时，则需要有“信息技术的社会建构”之视角。从历史的事实看，当代信息技术被发明和开发与社会对于提高信息处理能力的需要密切相关，计算机的出现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而有了更多的信息后，又有了对海量信息及时、快速、分散化(安全)传播的需要，从局域网到互联网、从固定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诞生和不断升级换代就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需要它的社会，如果没有社会的需求和社会所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就不会有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
可以说，这两种视角解释和回答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它们使我们看到的“关系”或“重点”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表明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技术内部的逻辑联系，即现代信息技术是由传统的信息技术和先前的工业或机器技术蕴育出来的，没有先前的技术积累，就没有后来的技术飞跃。同时，这一“技术的内在逻辑”也展现了技术发展的连续性中也有间断性，某些间断性还进一步构成了“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不仅具有技术的价值，还具有社会意义，这就是它具有划分社会时代、造成文明转型的意义。拿“信息技术”来说，它就是一种不同于“工业技术”的新形态技术，一种能够“划分时代”的技术。在这里信息技术确实起了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以至于“如果不退回到技术决定论……计算机革命，就难以解释人类自身的历史”[15]。所以信息社会学家们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为适应信息技术必须作出调整。又如，“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则表明信息消费能力的提高对信息生产能力的提高具有促进的作用，从而对信息技术的改进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是信息技术产业和相关的内容产业不断发展的源泉。还有，“信息生活”的时间增加，需要更多更好更丰富的信息技术提供信息生活的平台(如今天的网络和各种新媒体就是这样的平台)，所以“信息生活”的需要也是当代信息技术兴起从而导致信息文明时代到来的原因之一。
卡斯特在他的信息主义理论中，也对“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加以了“社会建构论”的补充，他提醒人们：不是只有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有社会对信息技术的影响。以前苏联为什么信息技术长期落后为例，他分析道：“奇怪的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体系，却不擅长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技革命。此乃由于信息主义的特征，社会主导的信息处理与物质生产间的交互影响，与国家独占信息是不兼容的”[5]69。可见，在面临如何解释某一社会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特定状况时，社会制度的因素就成为解释的背景之一，更全面地还可以将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都纳入说明的行列。
这种双重视野的“叠加”对我们的信息文明实践可以形成新的启示，这就是要从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协同关系”去着力。例如，要推进信息文明的建设，我们必须从作为根基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抓起，否则信息文明就是空中楼阁；而在发展信息技术时，尤其是当这种发展不顺利时，就要看到这通常是各种不利性的社会制约所导致，包括发展信息技术的社会动力不足、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够、创新型人才不足(表明社会系统中的教育环节滞后)，以及其他促进技术创新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条件缺乏等等，此时就需要我们通过社会环境的改善、创新型文化土壤的培育等来社会地“建构”信息技术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同时，再回过头来看，由社会建构信息技术的发展时，也不能“凭空建构”，而是要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要有工业文明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通过这样不断地在相互制约的“环路”中彼此“溯因”并“重建和谐”，就可以摆脱因互相“掣肘”而造成的双重停滞，进入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境地。
由此来理解信息文明的发展过程，我们就需要不再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技术―社会”的互动过程，一个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共同构造起来的文明样态。这一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启示我们，在信息文明的建设中，需要把握好它既作为“自然历史的进程”也作为“社会人文的建构”两个方面之间的哲学关系，亦即把握好信息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如循序渐进)与主观能动性(如人为推动)之间的哲学关系，看到信息化的必然性和具体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由此也为我们在信息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的探索上提供更加开阔的哲学视野和更加充分的哲学理据。
收稿日期：-10-23
注释：
①这里及本文所说的“信息技术”，除了专门说明的“传统信息技术”之外，都是指“二战”后逐渐被发明和使用的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
作者介绍：肖峰(1956- )，男，重庆人，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北京 100089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因素
康德历史哲学与其先验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既想继续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又想打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立,在这些尝试中,康德哲学流露出新的`走向并对后世哲学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康德历史哲学又难以摆脱其哲学固有的矛盾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 年，卷(期)： 12(4) 分类号：B516.31 关键词：自由和必然的调节 政治和道德的贯通 历史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应当承认，在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中，“实践唯物主义”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从那以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认为，正如“实践唯物主义”何以取得成功一样，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实践”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
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
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
我思考着；
所以，我存在着。
这里的大前提便是他的一种信念：会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但我们要问他：你何以如此执着，非得要证成某种存在？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最后的存在预设。他那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以两个观念预设为前提的：思考着的存在着、存在着的存在着。必定“存在着”?这就是他的“存在预设”。
再如，佛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但中国最典型的佛学理论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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