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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
作 者： 吴国盛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哲学系 100871 刊 名： 北京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年，卷(期)： 20xx “”(2) 分类号： B0 关键词：
题目：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人发展探究
摘要：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各学科的发展均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而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地理学也深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信息时代下的发展意义在于指导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推动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推动实现“中国梦”。信息时代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体现为：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内涵进一步扩大、3S技术的应用、大区域研究与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未来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将进一步向数字化城市空间、行为地理、地理学响应等领域扩展。
关键词：信息时代；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发展展望；
地理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地理学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内容。地理学的发展在指导人们开展经济活动与正确处理人地关系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信息化发展期。在信息时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有了较大的变化， 其发展内涵更加丰富。
一、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信息时代下的发展意义
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学科， 也是生态文明价值观下人类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指导。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在于：第一， 指导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能够更好的指导人们从事各项与地理相关的实践活动， 例如， 地质找矿、水文观察与地域文化研究等。第二， 有利于推动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增加， 还必须是与生态环境和谐程度的提升， 而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能够为人类更好的处理人地关系提供理论支持， 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 有利于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 地缘政治、全球产业区位选择、军事地理布局上的支持。而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政策、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提供决策信息参考。
二、信息时代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
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 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内涵进一步扩大。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内涵已经将信息化的内容纳入其中， 并将其与传统的地理学学科内容进行结合。例如， 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应用越来越多， 并且一些专业的公司还开发了一些专门的地理学应用软件；通过这些软件的应用能够实现对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化与大数据处理。第二， 3S技术在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在信息时代背景下RS、GIS、GPS技术在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各项研究中所具有的应用价值越来越突出， 应用面也越来越宽。例如， 在人文地理学的城市规划中GIS技术与地理学的结合应用表现得十分突出， 并且在实践应用上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借助GIS进行城市规划已经是城市规划部门与相关研究单位不可缺少的工具。第三， 推动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向大区域、大数据分析发展。在传统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虽然研究的内容也包括众多宏观方面， 但是， 受制于信息获取与分析处理能力的限制， 传统的研究往往是一种定性的探讨并且结论与实际存在较大的误差。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大区域数据的收集与海量数据的分析成为可能， 由此使得大区域的大数据研究变得具有可行性。
三、信息时代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展望
信息化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 各行各业均在信息化的影响下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改变。在信息化时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将主要向以下方向发展：第一， 信息技术深入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具体包括信息技术深入影响下的空间结构、社会文化空间、消费空间等。第二， 移动信息技术作用下的行为地理研究。具体包括基于居民行为活动的时空日志数据的挖掘分析， 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居住、工作、出行等行为活动的时空制约方面。第三， 物联网的地理学响应研究。物联网将构造具有空间功能的技术空间与智能地理空间， 形成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
四、结论
地理学是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而人文地理学则是其中的主要分支。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内涵、方式以及方向均有显著变化。信息时代下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体现为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内涵进一步扩大， 3S技术在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推动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向大区域、大数据分析发展。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同当前的信息技术进行融合， 能够进一步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并提高地理学研究， 在支持社会实践活动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在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中强调指出:课程即有恰当而充实的技术内涵,又体现科学精神,强化人文精神!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和育人环境,赋教学内容予人文精神的内涵,促进学生认知与情感态度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学生从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形成健全的人格。
正文内容: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学生具有比以往任何年代的学生都更优良的学习条件,拥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有些学生道德水平下降、厌学、社会责任感差、精神无所皈依……。这些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人文精神的滑坡,我们在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发展,忽视了人文精神的熏陶。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在学科教学中充分渗透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人和人类社会自我完善所需要的美好的精神要素,是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对价值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这包括人对完善自己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人文精神的培养不是任何一种专业训练能够完成的,它是各学科综合教育的结果,信息技术虽然是属于科学技术性学科,但它与其它学科一样对人文精神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中就强调指出:课程即要有恰当而充实的技术内涵,又体现科学精神,强化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体现为教学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新课程标准中强调指出了三方面的教学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里的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与热情,更是指内心情感体验和心灵的触动;态度,不仅指学习态度,更是指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不仅强调个人的价值,更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强调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强调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和育人环境,赋教学内容予人文精神的内涵,促进学生认知与情感态度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学生从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形成健全的人格,让学生学会学习知识,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如何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我在教学中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实现的:
1、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赋教学内容予鲜活的生命力:
情感,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当学生有一定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要求,才会有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和思考中。所以我们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与价值观,并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融入教学内容中,摒弃以往只重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观念和做法,赋予教学内容鲜活的生命力,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进行,而要有机地融合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比如:在学习Photoshop图像处理的知识时,我给出一个总任务--每人制作一套家庭电子相册,来贯穿整章的学习,利用所学的图像裁剪修补,图像合成,图像的色彩调整等知识来对学生童年的老照片进行修复、加工、润色,学生在学习与操作过程中,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童年,在重温童年的快乐点滴之时体验长辈的关爱之情,让美好的情感渗透于学习、问题解决之中,并相互作用和影响。又比如在学习Flash动画制作软件中的文字渐变动画时,我提前布置学生收集或自行创作若干爱心标语或励志格言,如:“只要朝着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又如:“志高山峰矮,路从脚下伸。”“多一个微笑,多一点爱心,让世界更温暖”等等,上课时就用学生自己采集的标语作为素材来进行文字动画的学习与制作。接下来的课堂的就具备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情感情境,不少学生在学习中被这些语句的意境所感染,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在完成Flash这一章的综合任务时,我要求学生制作一套公益动画广告,内容可以涉及爱国、环保、教育、敬老、爱心、助人为乐、励志等题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广义的道德感,包括责任感、义务感、自豪感、尊严感、同情感、友谊感以及人道感等等,通过综合广告的制作,使学生又一次经受了一种健康、温馨、崇高的情感冼礼,从而促进了知识的掌握。
人的情感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在教学时创造良好的情感氛围与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并引起心灵的触动则能激发学生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在学习Excel电子表格的知识时,我收集了大量有关于东莞近十年来的经济,文化,人口,教育各项领域的发展数据和图表作为教学素材,这些数据贴近生活使学生觉得很亲切,在学习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学生看到了东莞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家乡欣欣向荣的景象,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他们更加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同时又激发了学生们报效家乡的志向,增强了学生建设强大中国的信心和决心。又比如在网页制作软件FrontPage的学习中,我让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来制作班级网站,班级网站主题要求展现当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并体现同学之间的团结与友谊,同时大造声势宣传举行全年级的班级网站评比活动,接到这个任务,学生们按老师的要求分小组合作,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争论中擦出思维的火花,学会了合作,感受到了合作的欢愉、发现的惊喜,他们力求做到最好而为自己的班级争光,从始至终学生们都强烈体会到班级体的凝聚力,感受到了合作过程中迸发的同窗之间的真挚友情,在这样的心态下作出来的网页,当然比我想象中的更具感染力!
在学习文字处理软件Word时,刚好经历了劳动节,母亲节两个节日,学生制作节日贺卡的兴趣高涨,劳动节贺卡让他们重新理解了劳动的崇高和乐趣,母亲节贺卡将他们酝酿以久的对母爱的感激之情抒发和表现出来,当设计新颖、版面精致的贺卡在手下产生时,同学们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同时也经历了一次艺术和美学的熏陶。在学习制作电子小报时,我让学生发挥主人翁精神,实实在在地先做一些调查,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市场菜价,中学生心理现状,中学生课余生活等,同学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去收集小报的素材,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涌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贯穿了整个小报的学习制作过程,最后学生制作出来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中学生的成熟的一面。在讲到互联网这一部分时,我精心收集了不少具有趣味性、艺术性、科学性的优秀网站网址提供给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让学生开阔视野,补充情趣,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又如在讲述病毒、电脑高手等内容时,我举例讲到计算机病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和带来的巨大损失。如电脑病毒“CIH”,4月26日造成全球6000万台计算机被毁,此后每年的4月26日定期发作,继续造成更大破坏。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学生感到了痛惜与愤怒。从而更容易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技术道德。
总之,花心思研究教材,将教学内容与情感目标有机结合,用真情包围学生,激起学生以积极情感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则能不断提升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2、在课堂中加强师生情感互动:
教育过程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双向撞击过程、在以往的技术类学科的教育中,侧重于追求教育的效率、追求教育过程的程序化、技术化,导致情感陶冶弱化,师生情感交流减少,学生本是有血有肉的人,却几乎要被培养成学习机器,导致知识与能力脱节,道理与行为分离。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在重视建构知识的同时,重视师生人际关系的建构。要有强烈的教学激情,让课堂成为富有情感的课堂。
古语说的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以爱换爱,以情激情是培养师生融洽关系的根本途径。师生间融洽的情感,是推动学生不断进步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课堂上,教师要以富有情感、生动形象的语言,点燃学生求知的火花,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感到教学内容具有吸引力。教学语言要饱含对学生的引导,凝聚对学生的爱与期望。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作积极的“倾听者”,时时以高兴、满意、慈爱、鼓励的态度欣赏学生个性化的表现,关注学生每一个微小的进步。用诸如“这个步骤的操作你掌握得非常好,还有其它方法吗?”“真棒!”“错了没关系,再试试看,好戏在后头呢”等语言来引导、激励学生积极探究,思索,并起到控制学生的教学活动中的情绪,使之处于最佳状态的作用。总之,教师用自身的激情,亲切的面容,期待鼓励的目光,生动的手势,使学生产生肯定的心理倾向而愉快地接受教师这种热情的感染,转化为对学习的热爱。
新课程改革正实施得热火朝天,我们不再只把学习过程看成是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和发展智力的过程,应当重视人的情感、价值、态度体系在学习中的作用和发展,将人文精神融入信息技术教学内容中,让学生带着情感去学习和探索,让健康美好的情感伴随在课堂的始终,让学生不断得到精神上的充实,用人文精神去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吧!
参考文献:
王坤庆《精神与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
沈贵鹏《试论人文教育目标的厘定》当代教育科学20xx年第10期
彭绍东《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评析》中国教育报20xx年第7期
李萃英、赵风平《面向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煤炭工业出版社,
闫承利《素质教育课堂优化模式》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xx
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遍应用，丰富了课堂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现代教育科学技术的推广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导致课堂人文精神和文化的传播较为匮乏，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该文论述了结合教学的新形势，突出文化的内涵，在现代化设备的使用中也渗入精神修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教学。
不可否认，现代技术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教学的手段和方式，改变了原来单一的教学模式，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现代化科学技术下的课程教学模式也给教育活动打上了技术的标签，对于教育管理而言，最突出的就是计算机对管理的影响，它在解决原有技术难题的同时，也导致教学过于依赖现代化技术，其中最不利的影响就是人文内涵的缺乏，忽视了对学生心理的关注，无法开展积极沟通和交流。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推动下，教学活动必须不仅要重视现代科学技术下的教育管理，还要突出人文精神，强化管理的完善与统一，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满足学生的需要。
1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下教育管理的人文缺陷
所谓的现代科学技术下教育管理在人文上的缺陷，主要就是指由于过分依赖新技术和新设备所导致的教育管理问题，因为人文精神匮乏和人性化管理的缺失，引发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问题。
1.1 人性化的缺失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明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它能够作用于真实的生活，能够改变活动，技术一旦形成还会改变人类原来的认知态度。目前的学校教育管理模式通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可以实现所谓的标准化管理，借助于一系列的数据和定量分析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管理也越来越趋向于所谓的固定模式，对数据信息做出收集与加工，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导致管理受制于这种活动，造成人性化的缺失。
1.2 人文精神的匮乏
人文精神的匮乏是教育教学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引起它的原因并不是直接源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原来的教学模式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同样缺乏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度，文化的传承教学不到位。只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下，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变得更加严重，规范化与程序化的管理将教育工作至于数据与系统之下，管理者在无形中变为了管理机器。另一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管理活动中，由于管理本身日益成为一种程序的运作而日益剥夺了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在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与发展人文精神的机会而背离了人文精神。
1.3 主体性的迷失
所谓的主体性的迷失就是指教育管理者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下，被计算机和网络所控制，机器语言和系统符号代替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被管理无形中受到现代技术的左右，因而使得主体性无法充分凸显，如何发挥主体特征就变得较为迫切。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使用提高了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在技术层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导致管理者愈加不愿意突出主体个性，影响力教育中的互动关系，管理活动变得非常被动。
2 现代科学技术下人文缺陷问题的实质
2.1 缺乏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
教育管理理念是管理工作开展的`指南和依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由人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在科学技术面前人类才是主宰者，管理者即便面对冷冰冰的数据和繁杂的系统，也不是毫无对策可言。之所以教育管理变得愈加缺乏人文素养是由于人们过分依赖数据和消息，归根到底就是管理者缺乏正确的教育管理理念，对人文内涵的认识不到位。
2.2 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不足
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往往并不是科学技术应用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不足和应用的不足而导致的问题。显而易见，由于科学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首先是用于解决教育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管理者已经没有明确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辅助教育管理活动的手段，误将新技术放在了教育管理的重要位置，管理者自身也逐渐变为了科技的附属品，过于依赖现代科技，简言之，现代化技术逐渐沦为了单向化的管理模式，对教育管理活动缺乏支持，无法跨越空间和时间界限，从传统的管理办法一跃成为技术管理模式，却忽视了对人文内涵，逐渐暴露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
2.3 科学技术应用价值与自身发展的背离
逐步推广现代化科学技术，将其与教育管理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带动整个社会与教学工作的发展。可是，现代化技术的使用却没有让人们充分掌握其意义，管理者变得越来越被动，表现出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完全制约在了网络技术之下，与自身的发展诉求相背离，导致两者之间无法积极活动，出现了相背离的现象。
3 有效化解现代科学技术下教育管理人文缺陷的有效对策
从上述内容中，已经能够直观清楚认识到我国的教育管理在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出现的人文缺陷问题，以及引发这些不足的本质原因。想要增加管理中的人文内涵，突出人文精神，就必须结合实际找到有针对性的办法强化教育管理，突出人文特征和个性化特征。
3.1 变革管理理念
教育管理的变革显然不能仅仅单纯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简单应用，管理理念的变革才是教育管理人文内涵凸显的根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下必须重视思想的革新，才能达成最终的教育管理目标。正是如此，教育管理的变革与发展，必须依赖于顺应时代发展的教育管理理念和思想的确立，依赖于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的根本变革。由此，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针对教育管理的目标和需求，考虑人文作用的发挥，无疑是消解人文缺陷，进一步推进教育管理更好地适应培养人、发展人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3.2 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管理者参与的现代科学技术
既然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往往并不是科学技术应用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不足和应用的不足而导致的问题。因而，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管理更好地适应培养人、发展人的目标，就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大力发展和应用有利于人的参与。从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管理工作必须引进科学化的技术，充分利用设备优势，做好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并从根本上改变单向化的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落实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
3.3 充分发挥各个管理主体的作用
针对科学技术应用价值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价值的背离，除了充分认识这种背离的实质，更根本的是必须破除管理模式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对于科学技术的掌控。因此，建立便于操作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和引导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对于管理活动的积极参与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必须把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作为新的教育管理活动得以实施，全面提高他们的水平和能力，维护自身在教育活动中的各种权益，实现科学技术应用价值与教育发展目标相一致的价值取向。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将其与教育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大势所趋。但是针对目前管理中存在的人文缺陷，必须全面落实技术应用，找到引起人文缺陷的根本原因，然后变革管理理念，发展有利于管理者参与的现代科学技术，并发挥管理主体的优势和作用，从而提高教育管理中的人文内涵。 .
摘要:我国教育工作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以提高学生的素养为主旨，以设计、操作为主要基础教育课程是我国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和必备的技能，在我国普通的高中课程结构中，通用技术是一项基础的技能。
关键词:通用技术课堂;科学创新;人文素养;素质教育
一、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渗透人文教育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应在教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进行，要把通用技术课程中的人文因素自然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去。
(一)通过设计过程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以优美的技术产品来陶冶学生的情感，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以人为本的技术”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思维，深化对技术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对飞檐的讲解中其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其造型显示出尊贵和凝重的意蕴，展现了华美高贵的风韵，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魅力。通过对飞檐经典建筑结构的欣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自然地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了学生要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技术文化的信念。同样，在学习《人机关系》一课时，通过“学校校园规划设计”案例，帮助学生分析其中的人机关系，理解制订设计方案时需要考虑人机关系是为了实现高效、健康、舒适、安全等技术设计的目标，充分体现了“设计以人为本”的思想。教师重视技术设计中的人文因素和人文教育，对学生进行适时引导和帮助，可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悟技术的人文因素，内化为以人为本的技术意识和技术思维，为他们今后的技术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必要的基础。
(二)选择适当的教学案例，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在通用技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根据教材内容，引用恰当的富有典型意义的范例、素材、话题等作为学习的载体，适时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与学生分享从丰富的感性走向深刻的理性的快乐。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田忌赛马的决策、丁谓修复皇宫的系统分析、李冰父子主持都江堰工程的系统设计等，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另外，教学中还可适当地列举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从技术与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价值，介绍技术在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拓展学生的视野，使他们领略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文化意义，引导学生理解当今技术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渗透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振奋学生的人文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对技术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二、在技术实践教学中关注技术的人文因素技术
教师应引导学生理性地看待技术、管理技术和使用技术，坚持“技术造福人类，技术以人为本”的现代技术观念。在技术实践教学中不能只注重培养学生的手脑结合能力，还要适时、适量地渗透技术的人文因素。
(一)在技术实践活动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
通用技术学习中要求每位学生都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设计并制作一个简单常用的技术产品。可以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共同完成任务，学生共同研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既有利于顺利完成设计和制作任务，又可加强成员之间、小组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较好地培养他们的协作与团队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在通用技术教学中重视这种技术活动中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较好的发展。
(二)开展技术设计活动要强调“人性化”原则
在开展技术设计活动中，要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进行设计分析，并要强调人的因素对设计的影响。如《系统设计师》教学中，在学生分析赛事系统设计时，要从运动员、裁判、观众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综合处理各种矛盾，合理解决子系统间的冲突，只有从“人性化”的角度才能进行系统设计和优化。这种技术设计活动，在训练技术思维的同时，也引导着学生对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思考，可使技术的人文因素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技术实践活动之中。
(三)进行技术试验要重视人文教育
技术试验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顽强毅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如地质版教材《结构与设计》中的简易拉伸试验，试验器材中的自制纸绳要求直径相同，因而制作中的纸条宽度、卷纸绳时的松紧程度等都会影响纸绳的质量，进而对试验数据和试验结论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试验的失败。因此，在进行这项技术试验时，要引导并帮助学生体验和感悟技术试验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往往会遇到挫折，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进行技术试验时重视这种人文因素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良好个性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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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宝英，等．试论人文素质与素质教育［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23(04)．
人文科学系组建于20xx年6月，下设哲学教研室、历史教研室、文学教研室、艺术教研室、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人文科学系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汇聚优秀人才，积极致力于打造高水平教学科研创新团队。现拥有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授权点。该系培养的研究生中，先后有5人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各学科点努力凝炼学科方向、找准科研突破口，扶持和推出学科带头人，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组建创新能力突出的教学科研团队，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各学科形成了内涵融通、方向交叉渗透、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博士点带头人朱亚宗教授、刘戟锋教授、曾华锋教授已成为享誉国内的专家，该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已成为湖南省实力最强的教学科研团队，该学科点已成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带头人薛学共教授的影响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团队的实力稳步提高。近年来，我系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生态理论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等重大项目和一般课题，并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两弹一星工程与中国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共完成国家及省部级以上课题46项，出版教材、专著37部，发表科学研究论文161余篇，获军队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12余项。
人文科学系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理论课，以及全校人文科学选修课的教学。通过教学实践，我系自编教材《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入选教育部推荐教材。
人文科学系以各学科建设为依托，围绕人才培养，组建教学能力突出、研究成果丰硕的一流教学团队。现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教学团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科学与艺术》、《逻辑学概论》四门本科重点建设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还为学校精品课程；硕士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专业课《军事伦理学》。
人文科学系将力争建设国家级重点学科，形成军事特色鲜明、科学品位突出、学科内涵丰富、结构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实现学术水平和整体实力全面跃升，形成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建成具有国际声誉的世界学术中心，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人类疾病的科学，也是将医学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融合在一起的学科。医学既具有自然科学性又兼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当今医学发展已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成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人文属性原本更加浓烈。然而，处于技术飞速发展时期的当代医学，其人文精神的发展，却被技术主义的高光反衬下暗淡了色彩。医学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和追求，忽视了医学自身的仁爱精神和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导致医生人文素养的缺失，表现出的是现代医学技术与医生人文素养之间关系的失衡。因此，重新审视现代医学技术与医生人文素养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1医生人文素养及其内容
人文素养是个复杂且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和层面含义有所不同。简单说，人文素养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理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成熟和稳定的价值体系，品格、气质和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医生的人文素养可以理解为医生对健康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一种人文关怀，以及对患者处境的无限关切，医生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人格品质、精神追求则是医生人文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医生人文素养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对患者个人尊严和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尊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每位患者追求生命延续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2）具有崇高的医德。医生作为一种与生命直接打交道的职业，必须具备良好的医德。医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也是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而具体体现。良好的医德不仅是医生面对患者病痛时表现出内心深处的真实同情和深切关怀，还包括医生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具有正直的品德，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标准，严格遵守行业规定。
（3）具备不断进取的心态。一方面，要求医生自觉地纯净医疗行业，促进和维护和谐环境；另一方面，要求医生必须对生命要有源自内心的敬畏，以及不断追求并实践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局面。
2现代医学技术及其特征
大量先进技术和仪器设备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而逐渐形成了医学技术。而现代医学技术是指涉及现代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尖端技术成果，在医学实践活动中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医学技术。可以说，现代医学技术是医学技术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对人类健康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新材料技术的进步，推动者现代医学技术的空前革命。技术发展改变着医学技术的特性，现代医学技术体现出以下特征：
（1）医学的全面技术化。从表面上看，技术等同于医学，技术成了医生全部，而医生的人文素养受到技术的排挤，得不到重视。
（2）现代医学技术成为治病救人的独立工具。现代医学技术不再仅是医生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而是能够按自身逻辑独立发展。
（3）现代医学技术削弱了医生个人经验的地位。医生过多依靠现代医学技术装备，甚至出现没有检测仪器的图像资料和精确数据，医生就无法进行诊断，医生的个人经验被医学辅助诊断技术替代，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了医生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4）现代医学技术制约了医生的理性。医生的意识形态受到现代医学技术控制，将更多精力用在了探究和掌握新技术，从而忽视了对自身人文素养的培养。
3现代医学技术和医生人文素养的关系
3．1医生人文素养对现代医学技术的促进作用
（1）医生人文素养指导和规范医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运用。医学技术本身只是人类谋求健康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在医学技术不断实用的进程中，对过程有效性和方案正确性的追求远远超越了对结果的认知，人们忽略了去探寻采取某种工具与手段所得到的结果一定会合理。然而，人文素养的实质是以人为本，要求人们必须去掌握医学技术实用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去认知医学技术这一工具手段所致结果的合理性。因此，只有医生人文素养得到不断的提高，医学技术才能在人类设想的规范和目的内发展。
（2）医生人文素养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技术的进步，离不开良好、开放人文环境。在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人文环境中，医学技术发展的也会得到促进。
（3）医生人文素养极大地影响着医学技术的价值评价和舆论导向以及医学技术活动的方向、目的、效果。医生对医学技术的应用和评价，都会让人们对医学技术进行理性反思和重新选择。
（4）医生人文素养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现代工具手段知识含量的提升，离不开人们勇于探索和求真务实等精神品质，而这些精神品质便是来自人文素养。
3．2现代医学技术对医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作用
（1）现代医学技术成为医生人文素养提升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物质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人类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为精神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而人文素养作为精神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医学技术借助科技的力量，为医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物质条件。
（2）现代医学技术成为医生人文素养提升的技术支撑。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建立起了知识、文化、信息交换和传播的网络系统，人们在这一系统内能够迅速快捷的分享最新知识和交流先进思想，综合素质得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得到促进，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张扬，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人类思维智慧的迅速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加速人类人文的发展进步。
（3）现代医学技术成为医生人文素养提升的现实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真实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人类文明和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因此，没有科技的存在，医生人文素养也是难以实现的。现代医学技术提升了疾病诊断的精确高效，丰富了手术的多样性，促进了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无形地提升了医学领域中的的人文关怀。正如超声刀、微波、射频、腔镜技术、氖气凝结器等高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体现出现代医学技术的每次进步都以更迅速有效地缓解患者病痛为目标，以能够让人类更长久健康的生活为最终目的，而医生人文素养也在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实用中得到的体现。
3．3现代医学技术对医生人文素养的削弱作用
（1）医生与技术的关系取代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当今，现代技术成为医学发展的强劲动力，给患者带去了福音与希望。然而，对于现代医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却造成了医生人文素养缺失，触发人们对医生更多的失望与不满，以致于医学技术越发达，医患关系越发紧张。究其原因，是医生对现代医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减少了他们对疾病诊疗过程的深思熟虑，思维方式也变得呆板僵化，当他们在面对患者时，更多时候只把患者作医疗仪器设备的对象，而忽视对患者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等方面的整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被医生与技术设备的关系替换，患者不再是医生与技术交流的主体。
（2）医学技术从手段变为目的。医生为解除患者病痛本应该不断追求医学技术的革新。然而，当医生只关心医学技术的运用时，技术从治病救人的手段却在医生的追逐中转变成了目的，对患者疾病全面和理性的辩证思考却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会延误患者病情的诊治，还会导致医生人性的逐渐消失。
（3）医生对患者的责任模糊不清。医学技术的滥用，使得如今的医院成为众多技术组合而成一个共同体，所有医生只是这一共同体上的零部件，医生对患者承担的个人责任被这一共同体所取代。
（4）医学技术过度使用带动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医生诊疗手段朝着依赖现代医学影像和检验等高新技术设备的方向发展，医生对疾病的诊疗过程更加快捷高效。而医生对这些技术的过度推崇，会盲目扩大了这些技术的使用范围，势必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损害患者身心健康，从而导致医疗实践活动中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出现偏差，给医生实现医学的公平与可持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严重阻碍了医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总之，医学技术的进步与医生人文素养的传承，作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推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互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和必要张力；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现代医学技术与医生人文素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进一步完善现代医学事业，服务社会和大众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与人文
技术与人文发布时间： -2-14 作者：秩名
一、 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 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 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 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DD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DD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DD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DD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DD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 ?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DD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DD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
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 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 ?记??宦傻纳倒匣?僮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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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 ?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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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引自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版，第79－80页。
[2] 我在《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版）中把方法称为“技术时代的旗帜”，参见该书第116页。
[3] 《现代化之忧思》第128页。
[4]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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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人文
一、 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 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 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 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DD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DD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DD向着无限的可能
[1] [2] [3] [4]
摘要:我国教育工作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以提高学生的素养为主旨，以设计、操作为主要基础教育课程是我国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和必备的技能，在我国普通的高中课程结构中，通用技术是一项基础的技能。
关键词:通用技术课堂;科学创新;人文素养;素质教育
一、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渗透人文教育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应在教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进行，要把通用技术课程中的人文因素自然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去。
(一)通过设计过程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以优美的技术产品来陶冶学生的情感，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以人为本的技术”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思维，深化对技术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对飞檐的讲解中其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其造型显示出尊贵和凝重的意蕴，展现了华美高贵的风韵，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魅力。通过对飞檐经典建筑结构的欣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自然地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了学生要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技术文化的信念。同样，在学习《人机关系》一课时，通过“学校校园规划设计”案例，帮助学生分析其中的人机关系，理解制订设计方案时需要考虑人机关系是为了实现高效、健康、舒适、安全等技术设计的目标，充分体现了“设计以人为本”的思想。教师重视技术设计中的人文因素和人文教育，对学生进行适时引导和帮助，可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悟技术的人文因素，内化为以人为本的技术意识和技术思维，为他们今后的技术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必要的基础。
(二)选择适当的教学案例，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在通用技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根据教材内容，引用恰当的富有典型意义的范例、素材、话题等作为学习的载体，适时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与学生分享从丰富的感性走向深刻的理性的快乐。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田忌赛马的决策、丁谓修复皇宫的系统分析、李冰父子主持都江堰工程的系统设计等，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另外，教学中还可适当地列举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从技术与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价值，介绍技术在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拓展学生的视野，使他们领略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文化意义，引导学生理解当今技术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渗透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振奋学生的人文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对技术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二、在技术实践教学中关注技术的人文因素技术
教师应引导学生理性地看待技术、管理技术和使用技术，坚持“技术造福人类，技术以人为本”的现代技术观念。在技术实践教学中不能只注重培养学生的手脑结合能力，还要适时、适量地渗透技术的人文因素。
(一)在技术实践活动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
通用技术学习中要求每位学生都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设计并制作一个简单常用的技术产品。可以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共同完成任务，学生共同研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既有利于顺利完成设计和制作任务，又可加强成员之间、小组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较好地培养他们的协作与团队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在通用技术教学中重视这种技术活动中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较好的发展。
(二)开展技术设计活动要强调“人性化”原则
在开展技术设计活动中，要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进行设计分析，并要强调人的因素对设计的影响。如《系统设计师》教学中，在学生分析赛事系统设计时，要从运动员、裁判、观众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综合处理各种矛盾，合理解决子系统间的冲突，只有从“人性化”的角度才能进行系统设计和优化。这种技术设计活动，在训练技术思维的同时，也引导着学生对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思考，可使技术的人文因素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技术实践活动之中。
(三)进行技术试验要重视人文教育
技术试验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顽强毅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如地质版教材《结构与设计》中的简易拉伸试验，试验器材中的自制纸绳要求直径相同，因而制作中的纸条宽度、卷纸绳时的松紧程度等都会影响纸绳的质量，进而对试验数据和试验结论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试验的失败。因此，在进行这项技术试验时，要引导并帮助学生体验和感悟技术试验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往往会遇到挫折，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进行技术试验时重视这种人文因素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良好个性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科学与人文
科学与人文发布时间： 2003-11-10 作者：秩名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
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DD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
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 死嘀行闹饕逑喽粤⒌摹K崭窭?浊康鳎?挥猩穸?皇侨瞬攀峭蛭锏某叨龋?蛭?挥猩癫攀亲钔昝赖模??魏尾煌昝赖亩?鞫疾荒艹晌?蛭锏某叨取！吧?nbsp;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
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DD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DD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DD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
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DD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DD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DD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
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
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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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j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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