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护发五大问题 对策不止一个（共含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桂花米露”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了解美发护发最明显的误区！
1、含硅美发产品到底有没有危害？
事实上，硅对头发很有好处，各种价位的美发用品中80%以上含硅！
在美发产品宣传中，经常会使用到一些阴一套阳一套的经典案例。例如：号称自己不使用某些对头发有害的成分，来作为产品的卖点，其实他们的产品中也根本就含有这些成分，更有趣的是，这些成分本身也完全无害。
2、美发厅使用的高价速效护发素效果非常好？
这完全是浪费钱的行为！这些产品里没有什么特殊或独此一家的成分！比较一下成分表你就知道它们只是一般的护发素！不要被美发厅骗了，去买这种“速效护发素”。
3、广告里模特儿的头发非常美貌，是因为使用了做广告的那种产品？
当然不是！各种价位的产品广告展现出来的秀发效果几乎都一个模样！你从美发厅出来的时候头发之所以好看是因为经过了发型师的打理，不是因为你使用了那里的产品。
4、全天然的美发产品对头发伤害最小？
滑稽的是，很多天然成分对头发和头皮可能有害，而很多合成成分倒没有这个问题。 即使是来源于天然原料比如椰子、小麦、牛奶等成分，一旦经过化工处理成为清洁或护理成分，其“天然”特性也就丧失殆尽了。
5、号称不含氨的烫发剂或染发剂并不比含有氨的更温和！
虽然不含氨，但为了起到同样的作用，所选择的替代成分一样会伤害头发，只不过没有氨水那股味道。
尽量避免损伤头发，才是护发的关键对策！
1、造型前，必须吹干头发！
最好是把头发全部吹干，不要留一点湿的地方。除非追求的就是自然的效果，否则应该把头发全部吹干，才能更好地造型。
2、绝对不要在头发还湿的时候用电卷发棒！
卷发棒的温度很容易超过沸点，发干里的水分会被煮沸，严重损伤头发，造成纤维断裂。
3、不要从发梢向发根倒梳头发。
这样做伤头发，就这么简单，而且造成的损伤没办法恢复。
4、避免高温伤害。
高温对头发的损害最大，可惜高温也是对付卷曲、厚重不听话的头发的最有效的办法。尽可能避免吹风、染烫发，才是保护头发的关键。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问题及对策
我国国有企业已经历了十年的改革，有人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早在农业实行承包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了。以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是缩小国企的规模，以提高经济效益。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从1979年的79％下降到的26％，但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却没有太大的变化，19占总投资额的53％，其中资产投资占57％。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度成效仍不尽人意。因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
时下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发表，针对国有企业的现实许多弊端开药方。笔者认为我们不光要注意国有企业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还要切实放眼未来。未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要求企业将越来越依赖对知识的积累，开发和有效作用，在这其中人才的因素尤为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认为在未来21世纪中我国能否成为经济强国，首先要看我国的科技能否与生产紧密结合，而这又要取决于我国国有企业与科技的结合程度。但现实是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产学研未能紧密结合，人才又相当缺乏。据《光明日报》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我国高级人才资源面临短缺危机”一文报道：我国高级人才大部分都集中在事业与行政机关，企业人才短缺。尽管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80％靠企业，但企业人才占有量却一直很低。调查还指出，由于各发达国家加强了人才的争夺，我国投入科研的财力有限，我国在国际人才争夺中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该文虽然指出的是企业总体人才的占有率低，但是在企业占有的绝大部分人才又是在私营、三资企业，国有企业人才占有率则更低。这种状况怎么能不使人为国有企业未来命运担忧，因而，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在未来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短缺，而非那些体制上的弊端。
二、对策分析
（一）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
这条途径是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方法之一，能够有效的达到企业的生产目标。据《中国证券报》载，科龙电器公司聘请的常设顾问就有许多知识性单位的专家，如；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由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负责。该企业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1、可使企业本身的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和完善。2、面对复杂市场形势的判断和反应能力明显提高，运作更加规范。3、可以充分借鉴专家的研究经验，有效地避免错事，走弯路。从经营角度看，更是投入少，效益高。
但可惜的是，目前境内上市的800多家公司里，象科龙这样想，这样做的并不多。不少企业仍是自己去摸索，经理仍保持旧的决策方式。有的企业认为请顾问得花钱，成本太高。认为专家只是动嘴皮，就要收取报酬，很是不服。这些都说明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未能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企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切实实施“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科研结合”。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有效途径之一。
（二）要注重对中层管理人员的桥梁作用。
有远见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有特殊的背景，如所有权问题，企业管理问题，因此，解散国有企业不是好办法。好办法是通过内部改革，尤其要重视中层管理人员。我国中层管理人员的现状据调查情况如下：62％是技术人员出身，但绝大多数的业务知识与技术已老化生疏，79％没有受过管理专业正规教育，对市场经济了解不深。普遍缺乏跨国经营，国际贸易经验，不懂外语，计算机，对现代统计、财务与管理预测技术不熟悉。因此要加大对教育职工的投资，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现状与美国相比却不容乐观，原因是：美国在50年前职工教育水平的投入就占总投入的25％，而我国要到才能达18％。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素质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比较，管理干部还缺乏风险意识。
尽管我国企业中层管理干部有许多方面的缺点，但是他们却有着自身特点即上下关系很好。中层管理人员由于自身特殊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他们既有基层经验，又有管理能力。同时，中层管理人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没有进步，毕竟素质提高了很多，况且他们处于经理、董事成员与职工之间的层次，对国有企业中很多有才干的人物，他们非常了解如何去管理。所以我国国有企业应当注重发挥中层管理人员的以下方面：1、充分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有效管理所管理的部门。2、充分吸收他们的管理思想。3、运用各种有效激励措施，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保持上下的`良好接触。笔者建议国有企业应当重视企业自身内部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桥梁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内部培养和发现人才机制。这种机制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管理人员，尤其是上层管理人员需要6到的时间。虽说时间久了一点，但培养出的人才却是对企业情况十分熟悉的。所以笔者构想这种机制全过程如下：（1）在招聘环节上：把招聘目标对准那些被认为是未来公司领导人才良好来源的高等院校，对准那些具有硕士（尤其是MBA）及其以上学历的人才；保持人员聘用的高标准，设置相应的考核标准；注重招聘有领导素质的应聘者；除人事部门外，企业还让各级管理人员来推动充实人员的工作，包括一些职位很高的人，如公司董事长访问主要大学，人事部门主管一半时间花在招聘工作上。（2）在培养过程中“接近”策略，当发现真正需要某些人时，就想方设法接近他们；每年对全部补充人员的情况进行一次完结。
（三）引进竞争机制，包括从国外引聘人才。
笔者在第二条建议中说明了我国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现状，但笔者认为人是活的，即中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自身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知识。那么这个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国有企业引进竞争机制，就会给国有企业所有员工带来压力，这种压力会引发员工积极向上的态度。由于国外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发展了许多年，其管理经验也相当丰富，我们国有企业若是相当缺乏高层管理人员，可以从国外引聘人才。但笔者认为从国外引聘人才需要这些人才具备以下条件：1、相关的工作关系和知识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开发和掌握（如在6个月内）。2、许多主要关键性工作关系和知识可以跨行业转移使用。3、对该企业产品国内外市场了解。一般的，若外聘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企业引聘才是有效的。以上三条均是从微观上考虑得出的对策，从宏观上，我们的政府也应起到重要作用。
（四）政府应大力投资教育与科技。
经济学家舒尔茨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认为国民经济增长部分中有33％
是教育所起的，而世界各国初等教育一般都是义务教育，但高等教育却情况各不相同，我国是高等教育义务的，到20高等教育才占GNP的4％，所以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资金短缺的现象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因此发展高等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应充分地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办学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自主权。这样才能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迅速地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在科技方面，我国现状是：我国GDP排世界第7位，而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却连续下降，其指标是我国国际竞争力八大类指标中唯一连续下降的指标，19从1994年的世界第32位下滑到第37位。原因是：1、研究与开发投入严重不足。2、结构不合理，科技经费投入中企业的比重偏低。因而，要使我国国有企业在未来世纪中走出困境，必须加大人才的开发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李兴芳《中国国情国力》“中国科技何以不如人”、4
刘书明 《中国国情国力》“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1999、2
雷良海、葛俊杰《上海经济研究》“西方国家企业经理者管理方式及其启示”、1
赵曙明、覃友茂 《中国工业经济》“试论国有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1998、1
论文在线・卞春艳
作者/郝宇青
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和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各种压力和不确定性，许多社会成员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紧张心理。而且，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不断“传染”、弥漫到整个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个群体的幸福感。因此有学者认为，焦虑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产生社会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社会焦虑？以及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围绕这些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联合召开了研讨会。现选发部分专家的发言，欢迎广大读者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杜运泉
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口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
在很大程度上，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我个人的虚妄之论，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根据一，《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其结果显示：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根据二，中华英才网在2010年对全国15个行业（IT、金融、制造业等）的1500余名企事业职员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根据三，官方最主要的媒体――《人民日报》，在2011年5月5日的一篇评论中也有关于“焦虑”的判断：“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该评论还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呈现出泛化的态势。
虽然焦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焦虑，但是，那只是表现为某一社会成员个体性的或部分人群的心理现象，而且一般情况下，他在经过自身的调整和反思后大都能够得到缓解：再不然的话，他可以借助于心理医生来进行干预和矫正，从而使他走出焦虑的困境。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的范围，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已经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从本质上看，焦虑是当下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期后几乎涉及所有人的一种迷茫、彷徨心态，它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是因为焦虑折射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具体来说，有如下四大问题：
第一，分配危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是，到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分配制度等原因，却也在制造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贫富悬殊的拉大，弱势群体的规模日增等不良状况。当下中国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而分配的危机又反过来加剧着焦虑。
弱势群体也是人，他们也渴望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但现实的残酷性使得他们常常为了生存而焦虑。而那些强势群体的人们生活得也不安生。他们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问题，担心有一天被弱势群体“均贫富”。其实，强势群体的这种担心并不是他们多虑，而是有来自国内外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应该指出的是，在处置劳资冲突、劳资矛盾的问题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即为了劳资双方不至于在劳资冲突中两败俱伤，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共，国家在税收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向工人采取了妥协政策，从而使双方达成了和解，实现了共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强势群体并没有妥协的想法和步骤，只是一味地死守住自己的财富，甚至目前的状况还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他们还要进一步地与民争利。在这种情势之下，一方面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另一方面是双方都不安生――弱者是出于生存的叹息，强者是出于保护和增加财产的贪婪。
第二，价值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出现了价值的危机，应该说，这是焦虑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之为人，不是只要有吃的、穿的和用的东西就够了，物质的东西只能满足物质性的本能需求，人还是需要精神的栖息地的，心灵总是需要停靠的港湾，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其实，精神的栖息地和心灵的港湾是我们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安身立命的价值，活着才有味道、有意义。然而，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奉行着一种经济发展至上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在价值领域，不仅未能相应地跟进，反而因价值建设的停滞而陷入了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可以皈依，也不知道皈依何种价值才是正确的，在精神生活领域处于虚空状态。活着也仅仅是为了活着，已成为不少国人的真实写照，即使他们活在五光十色、纸醉金迷之中，但一切犹如浮云，改变不了他们活得表面、肤浅、浮躁、迷茫、空虚的事实。他们几乎完全为物欲所操控，没有人生的方向。当一个人没有了方向，人生失去了意义，前途充满着不确定的时候，焦虑将如影随形。
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从广义而言的，它不仅包括道德，还包括文化。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特别欣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观点：“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然而，我们的文化已处于沉沦之中。我们现在是一个有知识而无文化的时代。虽然在国家层面有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工程，有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突进，但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文化的发展，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文化具有统摄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文化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人的沉沦，而人的沉沦则直接意味着社会的沉沦。
第三，政治生活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遭遇到了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政治参与危机。人是政治的动物，必然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然而，就当下国人的政治参与状况而言，却并不乐观。这一方面表现为形式化的政治参与过多，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太少，因而容易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到最后形成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2）政治态度危机。目前在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从一定意义上看，不信任意味着怀疑和猜忌，甚至敌视，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失调，意味着政治沟通渠道的不畅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意味着政治环境失去了可依赖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而在不信任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和支配下，涌动着的是冷漠、憎恨，甚至是反社会的不良情绪。（3）干群关系危机。本来，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一大法宝，干群关系一直被视为鱼水关系。然而，目前我国的干群关系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处于恶化的状态之中。许多政府官员不信任、不理解、不关心群众，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把老百姓看作是“刁民”。其实，官员把群众看作是“刁民”本身就反映了当下官员群体的焦虑心态：他们把群众的上访、集会等一古脑看作是“无理取闹”，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所以他们苦恼，然而，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认真地考虑过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还在为生存而焦虑呢？
第四，身份认同危机．身份是一个人的符号，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一个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分工与合作，而有分工与合作就会形成不同的身份。安分守己一向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或者说，人们在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这种为身份而生的焦虑有一个前提：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我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这一过程的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分明的，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特征。在这一特征支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变得不确定起来。这表现在两个矛盾的方面：
（1）身份失去了边界，一切皆有可能：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竞争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竞争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本该有序合理的竞争，在我国却演变成了一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恶性竞争。有句俗话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在发财梦的诱使下，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什么事情都敢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甚至完全忘记了本职工作是什么。有一段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虽然这段顺口溜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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