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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中国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几乎是同时被人们重视起来的。人们将中国人口数量过多作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将人口与环境对立起来，使很多人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就应该努力地削减中国的人口。但是，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森林面积在逐年减少，沙漠面积在逐年扩大，空气和水体质量越来越差，如果我们单纯地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是很容易得出“人口少则环境好”这样的结论的。然而如果我们与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相比，就只能承认我们在环保意识和环保工作方面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说人口数量不是根本问题!
要创造和谐的人口与环境，我认为提高人口素质是减缓环境恶化的关键。它一方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比如“母强儿壮”反映了先天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有重要影响。再如白化病等很多疾病都属于遗传病，两个携带致病基因的人结合很有可能给下一代造成不幸。所以社会提倡优生优育，禁止近亲结婚。另一方面受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封建社会妇女裹足对人身健康的摧残;古巴比伦王国由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败坏导致文明的衰落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口身体素质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人们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到处可见人们晨练的身影，并且平时的问候语也经常听到：“身体好吗?”这样的话，人们不再追求吃饱，而是讲究吃得健康，“有健康才有将来”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信条;比如电信业的发展具有的微波辐射污染，现在家庭电脑普及，手机泛滥，电器设备应有尽有;交通业建筑业等噪音污染，特别是日益发达的`交通事业，汽车成为代步工具，虽然加快了生活节奏，但也加速了尾气的排放，加大了环境污染;日益发展的工业企业排放的有毒物质，严重影响了土壤、森林、气候，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很多地方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现象。以上这些引起的环境问题都会通过空气、呼吸携带传染物，传染到人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些自然环境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也都是决定性的。
所以，人口与环境的问题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提高全民的人口素质，会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的美化;同样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会让人口素质迅速提升，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本文是YJBYS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今后长时间内要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常州，早在1985年就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比全国提前，到末，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64.28万，占全市总人口358.74万的17.91%。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9.8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6%，占老年人总数的15.39%;90岁以上老人1.0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29%，占老年人总数的1.62%;百岁老人180人。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76.84岁。我市人口再生产从传统型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必然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老龄工作和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关于对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实行政策扶持的意见》等文件，推进各级老龄工作机构和老年群团组织建设，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组织开展关爱老人心理健康活动，等等，不断推进老龄事业发展，使全市老年人生活生命质量逐步提高。
一、调查研究的目的与方式
为积极践行和谐老龄化战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服务理念，有效解决养老服务需求，从今年3月份起，常州市民政局和常州市老龄办组织开展了市区养老服务需求大调查。调查采取实名填写问卷形式，利用民政和老龄信息平台进行汇总分析，对市区城镇户口按一定比例抽取了10084名老年人。在地区分布上，武进区2300人，新北区1155人，天宁区3218人，钟楼区2711人，戚墅堰区700人;在性别比例上，男性占49.53%，女性占50.47%;在年龄结构上，60-69岁的老人占35.99%，70-79岁的占51.74%，80岁以上的占12.27%。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调查的科学性。主要内容包括老年人就餐、日间照料服务、精神关爱等方面需求情况。整个调查经历了准备、实施和汇总三个阶段，总共历时两个月的时间。
本次调查严格按照社区准入制要求，贯彻费随事转的原则，由各区按抽样调查老年人数印发《常州市区养老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由社区具体组织填写，并将收集的信息录入网上填报系统，由社区信息平台进行汇总分析。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社区干部认真负责，有的利用星期天和晚上深入到老年人中间耐心调查，然后将调查问卷逐份上报，一旦发现差错及时纠正，问卷回收率达到100%。这次调查的一个明显特征之处在于采用实名制填写的形式，防止出现虚报谎报的现象，也便于以后的抽查，确保了此次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通过这次市区养老服务需求大调查，基本摸清了居家养老、社区就餐和日托服务等方面需求，为我市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政策，加大老年设施投入和发展老年服务提供了决策依据。
二、市区老年人需求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一)老年人基本状况
1.文化程度偏低
在被调查的10084名老年人中，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分别占总数的11.57%和31.85%，初中、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分别占29.64%、8.42%、9.51%，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的仅占5.86%和3.15%，老年人文化程度偏低的特征很明显(见图1)。
2.63%以上的老年人是“空巢”老人
从居住方式来看，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独居和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分别占11.38%、52.49%，与子女同住或与孙子女同住的占35.17%，老年人“空巢”现象日趋严峻。
3.身体状况与生活自理状况
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身体健康或一般的分别占32.53%、35.98%，有慢性疾病或有严重疾病的占27.60%、3.89%(见图2)，说明我市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总体处于较佳状态。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占调查总数的87.98%，半自理的占10.26%，不能自理的占1.76%，具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
4.配偶与子女情况
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配偶健在的占总数的74.21%，配偶不在的占24.26%，没有配偶的为1.53%。再从老年人子女的数量来看，有1个、2个、3个子女的分别占14.75%、37.50%、26.88%，居前三位，有4个和5个及以上子女的占12.22%、
7.32%，无子女的占1.33%(见图3)。目前，多子女老年人还占多数，但已明显呈现日趋减少趋势，独生子女老年人目前虽还居少数，但也明显呈现日趋增多趋势，家庭小型化趋势不可逆转。
5.60岁前主要从事的工作
从被调查的老年人60岁前主要从事的工作来看，21.72%是干部、43.17%是工人、21.82%是农民、6.88%是科技人员、2.21%是自由职业者、0.90%是军人、2.97%是无业人员，还有0.33%是其他工作(见图4)。
6.月经济收入情况
从经济收入来看，月收入在500元以下、500-1000元、1000-1500元的分别占21.13%、12.88%、36.25%，月收入在1500-元、元以上的占18.11%、9.65%，1.98%的老年人没有经济收入(见图5)。由此可见，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收入偏低。
7.养老金来源
选择离退休金是养老经济主要来源的有3050人，另外子女给予、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也是老年人的重要经济来源。
(二)老年人最迫切需求情况
1.精神赡养是最需
调查发现，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的需求是最强烈的，40.44%的人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精神赡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险面逐步扩大以及子女的经济扶养能力日益提高，老年人物质生活质量基本有了保障。但是生活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还包括精神上的享受。从这项调查显示，老人们更渴望情感上的关爱，企盼心灵上的充实。
2.家政服务市场大
调查显示，29.97%的老年人最需要家政服务。现在社会节奏加快，子女大都忙于工作，不在父母身边的情况比较多，没有时间料理老人的生活，所以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也促使家政服务的市场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推测，今后家政市场的发展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将会起到一定作用。
(三)老年人助餐服务与日托服务需求情况
1.目前老年人吃饭的提供方式
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20.73%的人认为吃饭是个问题，79.27%的人认为吃饭不成问题。目前自己做饭的占总数的85.20%，由子女、钟点工、全职保姆做饭的分别占10.59%、1.32%、1.01%，到社区助餐点、与他人搭伙、叫快餐或去饭店吃饭的分别占0.63%、0.33%、0.11%，其它方式占0.81%(见图6)。由此可见，目前老年人自己做饭的占绝大多数，这与68.51%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或一般，87.98%的老年人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情况相符合。
2.对社区助餐点的调查
在这次被调查的对象中，37.86%的老年人听说或了解社区助餐点，62.14%的人没听说或不了解，可见老年人对社区助餐点还是比较陌生的。通过阅读问卷上有关社区助餐点的介绍后，选择愿意由助餐点提供吃饭的有4198人,占调查总数的41.63%，这次参加调查的人数仅占市区老年人总人数的5.042%，按调查比例推算，市区共有8.326万名老年人乐意接受助餐服务，这说明助餐点在我市存在较大的需求空间。老年人助餐点是由政府资助建设，以社区为主导，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膳食加工配制、外送、集中用餐等服务的场所(价格通常在5-15元：一顿中餐5-7元，一日三餐10-15元)。目前，天宁街道斜桥巷社区、西新桥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及堂弄居家养老服务站等等已经有了为老人提供就餐的服务。但从全市来讲，老年人助餐点的数量还很少。从总体而言，还有很多老人不愿意选择到助餐点吃饭，究其原因，主要是87.91%的人生活能够完全自理和85.20%的人平时是自己做饭的，所以不需要由助餐点提供吃饭。
在愿意由助餐点提供吃饭的老年人中，因为省事方便的占62.04%，因为价廉物美的占15.20%，其它原因的占22.76%。在不愿意由助餐点提供吃饭的老年人中，因为不喜欢的占23.69%，因为口味不适的占21.36%，其它原因的占54.95%。
3.对老人日托所的调查
在这次被调查的对象中，33.26%的老年人听说或了解日托所，66.74%的人没听说或不了解，可见老年人对日托所也不熟悉。通过阅读问卷上有关日托所的介绍后，选择一定去日托所的有405人,占调查总数的4.02%，按调查比例推算，市区共有8033名老年人一定去日托所。此外，在被调查对象中，有5046人会考虑去日托所，这说明日托所在我市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日托所，即“老人之家”，像小孩入托那样，白天到日托所，晚上回家。老人在日托所可看书读报聊天，也可打牌弈棋，或开展其他有益的文体活动，还可以就餐，日托所的优点在于收费低于养老机构，对半自理的老年人可以提供护理。由于日托所对于半自理的老年人可以提供护理，所以对于10.26%的生活半自理人群应该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愿意进日托所的老年人中，有47.66%的人是因为年龄较大且无人照料，24.30%的人是因为要满足精神文化需求，22.80%的是因为身体欠佳，5.24%的是因为日托所收费低于养老机构。
4.志愿者服务
在我们这次的调查中发现，18.09%的老人愿意帮助日托所做些志愿者服务，48.71%表示偶尔可以做一点，26.03%不愿意做志愿者服务，7.17%未选择。在宁波市海曙区，有一支专门为独居困难老人提供服务的义工队伍，他们服务的内容和时间可以像银行存款一样进行储蓄，等到自己年老时又可以提取储蓄，享受服务。群众将其称之为“义工银行”。而我们的这次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市开展“义工银行”存在一定的群众基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显示: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而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正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按照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日臻完善，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1964年“二普”时人口死亡率为15.59‰，1982年“三普”时下降到7.75‰左右，下降到6.0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长，1989年为66.81岁，达到69.7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普”以来的是我县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以近发展最快。同时，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县人口出生率下降，由1964年的45.34‰下降至的6.62‰，少儿人口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111491人下降至的39135人，从而更凸显了我县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三)发展特点
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我县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老年型以后，又以每年接近4%的高速发展(全国为3%，湖北省为3.73%;)。
2、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受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县乡镇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磨坪乡(25%)，最低的是茅坪镇(12.23%);超过全县平均数15.99%的有6个乡镇(磨坪、郭家坝、周坪、屈原、归州、梅家河)，低于15%的有5个乡镇(茅坪、水田坝、沙镇溪、两河口、泄滩)。
3、高龄老人增速较快。虽然目前我县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速度较快，目前高龄老人已达7117人，占老龄人数的11.4%。
二、我县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我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在21世纪继续发展。理由有三:其一，我县少儿人口比重逐年下降，按前10年的速度推算，到20**年将下降至9%。其二，老年人口呈阶段性增长。目前至20**年，我县老龄人口年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达到7.4万，占总人口的19.2%;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3万，占总人口的11.2%。由于我县50—60年代有过两次人口出生高峰，20**年至20**年，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年增长速度将突破6%，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万多，占总人口的2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5.04万，占总人口的13.3%;20**年至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其三，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发展较快。目前至，我县老年人中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20**年以后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将逐年增大，逐渐达到20%。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挑战，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抚养体系发生变化，地方负担加重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三普”时我县的总抚养比为56.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47.94%、老年抚养比为8.33%;“四普”时总抚养比为48.64%，其中少儿抚养比为39.39%、老年抚养比为9.25%;“五普”时总抚养比为41.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8.4%、老年抚养比为12.87%。虽然从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看，都在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却在逐步上升，而且到一定的时间，少儿人口相对稳定，其抚养比不会再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快速增长，势必加重国家或地方的负担。
(二)家庭功能弱化，老人赡养问题突出
随着高龄老人的不断增多及老龄人口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老人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不断减弱，而现代家庭不断“小型化”，老年人与其子女“
分家”现象极为普遍，加之劳务经济的兴起使得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大量存在，这些老龄人口难以得到较好的生活照料或无法得到照料，主要靠老年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尤其是一、二十年以后，社会上将大量出现“四二一家庭”，即一对夫妻要照料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届时家庭养老的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子女即使在主观上有十分孝敬老人的愿望，客观上却无照料老人的条件和能力。
(三)老龄人口看病受限，福利设施无法满足需求
老龄人口大多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且三分之一以上的老年人需要自己或配偶支付医药费。据统计，我县农村老年人患病率为60.42%，而目前我县农村医疗网点设施落后、医治水平不高，加之近几年医药费上涨幅度较大，许多老年人因医疗条件或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得到较好的治疗。我县现有城乡福利机构21家，共有床位1600张，容量十分有限。同时，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目前能供养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较少，已有的活动场所由于活动器具少、无人组织、内容枯燥等而无法较好地开展，仍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的老年生活单调而无味。
(四)老年商品稀缺，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对具有老年特色的商品(如拐杖、助听器等)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县范围内适合老年人的商品不多，需远远大于供，直接给老龄人口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同时由于老龄产品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缩小或削弱了我县社会消费。
四、迎接挑战的基本途径
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对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我们应进一步强化认识、高度重视，正确认识我县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早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积极迎接我县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
(一)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建议县委、县政府每年集体听取一次全县老龄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的老龄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尽快理顺我县老龄工作机构，明确其任务和工作职责，配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乡镇、街道一级配备老龄工作专职干部，村一级设老年协会，确保老龄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对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老龄人口，在工作力度和财力支持上给予适当倾斜。
(二)将老龄事业列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时间跨度大，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考虑长远计划，应将老龄事业列入县、乡(镇)、村三级长期发展规划，在资金安排、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使老龄工作与其它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尽可能符合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目标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并将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年终进行检查考核，避免计划落空。
(三)不断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各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对现有的老年人实行集体所能承受的养老生活补助，努力让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加快实施城镇养老金社会统筹步伐，不断扩大养老保险收缴面，改变养老金现收现付，甚至入不敷出的局面，真正实现社会统筹“积累储备”的功能，确保养老保险广覆盖、养老金正常发放。
(四)着力完善基层、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努力加快村(居)老年服务设施和为老服务组织建设，一方面将老年生活、活动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做到每个村(居)都有活动室、医疗室、托老所和老年教育点;另一方面成立一批老年服务队伍(包括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低偿或无偿的医疗、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
(五)加强教育，促进健康老龄化
对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开展各种健康知识宣传，为健康进入老年期、延长老年健康期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强敬老养老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大力普及老年保健知识，鼓励老年人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修养，确保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实现健康老龄化。
(六)合理开发老龄产业，扩大社会消费。充分考虑老龄人口的各种现实需求和供应缺口，将大力开发老龄产业转到积极调整老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来，既解决老龄人口之所需所急，又有效拉动社会消费。政府应加强产业引导，为相关企业提供老年消费需求信息，提供商品开发、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同时引导老龄人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帮助老年人合理消费，愉快生活。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合计面积达646.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64.3%。民族地区人口问题的解决程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富强繁荣与富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华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 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 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华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华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 张天路 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
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 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 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 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 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 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 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 1997），《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Zhang Tianlu 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
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 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 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 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 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 ～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 1998）。
在 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 19
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 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 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 雎省⒀映て骄?倜?吞峁└咚刂世投?肆Α⑻岣卟?挡棵诺目萍己?坑刖?眯б娴绕鹆嘶??饔茫坏谌???Ψ⒄姑褡寰?茫?罨?谐【?檬敌锌?耪?撸?岣呷司??盟?剑??⒄菇逃?⒖刂迫丝诠ぷ骱蜕缁嵫?系仁乱堤峁┬酆竦奈镏驶? W苤??叭丝凇?逃???谩钡男?鞣⒄鼓J剑?厝坏贾驴刂迫丝谑?俊⑻岣呷丝谒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夹匝?罚?梢运凳鞘迪窒执?兔褡宸比俚挠行?揪丁?/P>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西藏分册》（刘瑞 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 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 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 1993）；《中国简况.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 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晋美多吉等 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 1997）、《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 an d Related Issues 》（张天路 19）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 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 .9%和0 .8% 。
3.西藏人口预测。
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分别为263 .75万人、266 .51万人和209 .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 .00万人、443 .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 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 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 9.9%。西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 ‰，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 .2‰ 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 1993）。
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 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 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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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英语作文
China has become a country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ld people. By old people we usually mean persons over the age of sixty. We often call them senior citizens instead of old men to show our respect.
Most senior citizens retire or no longer work full-time. They usually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not far from their children's, while the children of a few senior citizens have gone abroad and work or study far beyond the oceans. For certain senior citizens, tile years after retirement are not very enjoyable. First, they feel that their lives lose meaning for being at home all day. In addition, they may feel lonely, especially those without children around. Moreover, they becom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ir health, as they grow older, and worry a lot about their safety. At the same time, many senior citizens enjoy their lives. They feel free to do things they were not able to do when they were working and raising their families. They spend their time travelling, doing exercises or watching TV. They get together with their fellow members who have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equal free time.
In fact, there are some still continuing their work, not just for money, but to show their value. However, no one really wants to be old, and perhaps all like to be young forever.
The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with 1.3 billion. It’s about one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 large population causes many difficulties, not only for every family, but also for the whole nation. It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less developed areas, some parents prefer boys to girls. As a result, many girls can’t go to school.
I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One answer is known as the one-child policy. It has worked well in controlling China’s population.
English is widely used around the world. It’s used as the first/official language in many countries. It’s also used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important for a businessman or a businesswoman to learn English well. English is a popular language of the world’s airline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scientists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About 200 million users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oo. What’s more, the Olympic Games was held in Beijing, and this calls for the whole nation to learn English. Englis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our daily life.
We should study it well.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but human beings often kill them for meat, fur and money. What should we do to protect them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something to protect animals, such as passing laws and setting up some nature reserves . Under the laws, we mustn’t hunt or kill these animals or destroy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n’t eat wild animals. Keep them away from our dinner. There will not be wild animals on sale. I think the hunters and killers will become fewer and fewer. Last, we shouldn’t pollute our environment so that animals can hav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We should stop people from cutting trees down. Without trees, wild animals will lose their home. And we’ll lose our animal friends. All of us should do our best to protect animals.
At nine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my classmates. On the way we saw many rice fields and wood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Farmers have built factories, shops and schools in many villages. Between ten and twelve we visited ten families. Many farmers who grew vegetables and raised silkworms became rich. Some families have bought color TV. Their life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It’s said that some American friends would come to visit their village, too. I hope the farmers’ life will be better and better.
As is indicated in the diagram, in the decades to come,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in China will rise from ten percent to thirty percent. That's to say, ageing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by three times. The degree of aging is growing severely.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it. One is our longer life, and another i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hese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e of newly born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aging population.
The aging population bring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e family's living pressure will be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to society,it is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public happiness.
As for me,the aging population is unavoidable,but we can reduce its negative impact. Our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constitute relevant policies to adjust the times. What's more,we should take more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let them live a harmonious and nice life.
In the past ten year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ur hometown. In the past, there used to be old houses. The river was very dirty. The roads were narrow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hard. People went to work on foot or by bike. But now, there are many tall buildings in my hometown. The river is clean and the water is clear. There are many ring road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comfortable. People usually go to work by bus or by car.
I am glad to see these great changes in my hometown. But I think it’s still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e past. It tells that we should cherish the present life.
First of all, two-child policy is the gift for some only child. For some families, maybe the parents are only child and they also can have only child. Put aside the loneliness of their child, when their child grows up and they grow older, their child marry with an only child girl accidentally, the burden on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is
unimaginable heavy.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have to take care of two old couples. Usually, a young couple looking after an old couple is a little difficult; if the pressure increasing twice, how can they stand it. But if their parents have two children, they can share the burden of taking care of their parent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In the past ten year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my hometown. In the past, there used to be old houses. The river was very dirty. The roads were narrow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hard. People went to work on foot or by bike. But now, there are many tall buildings in my hometown. The river is clean and the water is clear. There are many ring road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comfortable. People usually go to work by bus or by car.
I am glad to see these great changes in my hometown. I think my hometown will be much more beautifu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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