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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他既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语言研究的转型、宗教文化的`底蕴、文学笔调的改革等三个方面，林语堂更是功不可没。这也决定了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整合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
作 者：沈玲 鲍前程 作者单位：沈玲(徐州师范大学 中文系,江苏 徐州221009)鲍前程(沭阳县教育委员会,江苏 沭阳223600)
刊 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6(3) 分类号：G04 关键词：林语堂 文化交流 音韵学 宗教 笔调明末清初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从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着手,通过对西方传教士传教策略的介绍,以及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分析、整合,阐述了该时期以传教士为载体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平等、双向、互动的.
作 者：王芳 作者单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基础科学系,湖南,株洲,41 刊 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1(6) 分类号：G09 关键词：明末清初 传教士 翻译 中西文化交流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元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基督教大约产生在公元4－66年之间。广义范畴的基督教，既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亦称耶稣教）同时也包括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宗教。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313年左右，罗马帝国开始把基督教奉为正教，因此其势力逐渐增大。在11世纪初、中期[3]，基督教一分为二，即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罗马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奉天主教；希腊教会（以希腊为中心）奉东正教。16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成新、旧两教。旧教即为天主教，又称公教；新教即为今天的基督教，又称耶稣教。 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期传入的；有人认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即关公）就是基督教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4]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现有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14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 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1540），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1578）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北京教堂的建立 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基督教教堂也就陆续在市区和郊区兴建起来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也由最早的装饰上十字架的中式寺庙形建筑物，逐渐过渡到完全西洋式的教堂。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后来教皇克列蒙特五世得知约翰在中国传教成绩卓著，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决定特设汗八里总教一席，由约翰充任之。[7]接着便在京城郊区也陆续建立了一批教堂，如至今在北京西郊房山区还保存着类似中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十字教堂”（当时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在这座建筑的屋脊上饰有“十字”）。
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灭亡，也可里温教也渐渐消声灭迹了。大批教徒或随蒙古贵族逃亡到大漠以北，或迁至境外，或改信其他宗教。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行来北京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欢心，不但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而且还赐地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北京便陆续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亦称南堂）、西安门内天主堂（亦称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称东堂）和西直门内横桥的天主堂（亦称西堂）以及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天主堂（即救世堂）、东交民巷的弥厄尔堂[8]。再有，在海淀地区还专门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东直门内东正教圣尼拉教堂（即北馆，今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即南馆）、马市大街路东的救世军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门内东城根、朝阳门内、交道口、灯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以下择取几所重要教堂作些许介绍： ⒈宣武门天主堂：即所谓“南堂”，该天主堂的建筑属于庄严凝重的拟罗马式风格，在明清时代曾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所谓葡萄牙传教团、法国传教团或意大利传教会，其成员并非只限于葡、法、意国人，而是凡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的传教士，即使是别国人也可以加入）。该教堂始建於万历二十八年，原为利玛窦到北京后的住处，后来万历皇帝把这块地方赏赐给了他，于是他便在此地修建了天主堂。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又把此堂赏赐给了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帝对汤若望信任有加，于顺治九年亲赐“钦崇天道”匾额悬挂在该堂。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赐太常寺少卿并授其为通政使，诰封为光禄大夫，同时还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并尊称汤若望“玛法”――满语“长者”、“老爷爷”之意。汤若望经常应诏入宫，顺治帝也不时来堂中与之交谈、饮宴。在汤若望的主持下对该堂进行了重新修建，顺治十四年初，顺治帝特御赐汤若望为“通玄教师”称号，并为该堂赐“通玄佳境”匾额（至康熙时为避玄烨之讳，遂改“玄”字为“微”字）。同时还专门撰写了御制碑文，其中写道：“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象，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衿式。” 康熙亲政后，对传教士采取了按其专长为宫廷服务的政策。其中特别是对擅长天文历法、数学、几何、音乐、绘画、医药、翻译，以及机械、钟表修造者尤为重视，让他们在宫中教自己及众皇子数历、拉丁文和音乐，并命他们掌管钦天监事务。故此康熙帝很重视传教士，允许他们传教，并同意他们在京师修建教堂。该堂在传教士徐日升的主持下，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把原来的教堂改为西式建筑。康熙五十年（1711）春，康熙皇帝还亲自为该天主堂题诗曰： 森森万象转轮中，须识由来是华工。体一何终而何识，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并御制匾额为“万有真元”，御书堂额分别为“密合天行”、“尽善尽美”、“敬天”等，后厅堂额为“声清气和”。同时还亲自御题对联为“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10]但不幸的是该教堂在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八年（1730）两次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长期修建，直到乾隆八年（1743）才完全恢复。但在乾隆四十年，又被一次无情的大火烧毁。次年，乾隆皇帝为了表示他也像乃祖父一样关心传教士，于是下谕拨帑银一万两给该堂进行重修，并同样亲题门额、对联等赏赐给该堂。此后这座天主教堂一直是北京地区天主教徒的重要活动中心。现在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府均设在该堂。 ⒉八面槽天主堂：即所谓“东堂”，亦是一座庄严的拟罗马式建筑，原来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座落在甘雨胡同（原名干鱼胡同）西口，原为天主教福音堂。该堂亦属于拟罗马式风格，雄伟壮观。清初时该堂供奉圣乔治，附属于南堂，据说汤若望刚来北京时曾在此堂居住过。顺治十二年顺治皇帝赐银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让他们修缮住宅，于是他们请求改住宅为教堂，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便建成了教堂。利类思曾主持过该堂教务。在此期间他们二人除帮助汤若望、南怀仁修订历书外，还从事翻译和著述等工作。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造传妖书，煽惑民众，潜谋造反，请求朝廷早日剪除祸害。康熙四年春，汤若望被捕下狱，安文思、利类思亦被卷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坏，直到康熙皇帝亲政，汤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后来传教士费隐来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时，他筹资扩建了这座教堂，由传教士莫哥担任设计，郎士宁负责绘画、装饰，该堂门窗镶嵌了彩色玻璃，四壁点缀了各种油画，显得格外壮观、美丽。同时还附设了学校，利用教育扩大影响。雍正皇帝登基后，施行禁教政策，曾将该堂彻底拆毁，至咸丰年间这里仍是一片空地。现存的教堂是义和团运动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的；今天它经过重新装饰、美化，不但经常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已成为北京王府井地区一处风景亮点。 ⒊西安门天主堂：即所谓“北堂”，是一座高耸挺拔的哥特式的建筑，清朝时属于法国传教团。该堂原址在皇城内“蚕池口草厂”，故曾称“蚕池口教堂”。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因身患疟疾，经传教士张诚、洪若翰、白晋等呈进奎宁（又名金鸡纳霜）而痊愈。康熙帝十分高兴，对传教士大加赏赐，并将西安门内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给他们，同时拨巨款和大批石料、木材、灰沙等物，让他们修建住宅和教堂。他们先是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于是年12月20日举行开堂典礼。康熙三十八年，他们又得到康熙皇帝的允许，扩建新的教堂。该堂由传教士哥拉路乔尼负责设计、装饰，经历四年，于康熙四十二年建成，赐名曰：“救世主堂”。在该堂陈列了康熙皇帝与法国路易十四赠送的许多金银礼品和大量精美工艺品，并悬挂康熙皇帝、路易十四国王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国王的画像，以标榜“万国一家”的理想。该堂还收藏了不少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书籍。 雍正皇帝禁教后，此堂曾被改为病院，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乾隆、嘉庆二帝沿袭雍正的禁教政策，故北堂与北京不少教堂一样处于被关闭，或改作它用的境遇（只有南堂例外，那里允许供奉内廷和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士居住、活动[11]）。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采取弛教政策。咸丰十年（1860）传教士们进一步在英法联军的支持下，由法国公使出面强迫清政府查还天主教南、北、东、西四堂，并决定由法国传教士孟振生负责管理。 由于蚕池口天主堂（北堂）“密迩宫廷”，加之“所造钟楼过高，其地附近禁城。”“登瞰寝园”（系指北海、中海、南海三海――笔者），了望指掌。闻其绝顶，竟可窥瞻大内，狂悖莫甚于此……。宫禁之外，理宜严肃。”[12]慈禧太后于是下令派人与罗马教皇和该教堂传教士樊国粱洽商迁移之事，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在西安门内西十库地方建成新堂，为此清政府花去白银38万两之多。 光绪二十六年（1900），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十库北堂是团民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在该堂内只有法国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法国传教士13人，修女20人，教民大约3200人。但团民从是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六日围攻了63天，却始终未能攻进教堂之内。 ⒋西直门天主堂 西直门天主堂：即所谓“西堂”隶属于海外传教会（亦称意大利教会），是一座直属于罗马教廷的洋式教堂，最早为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所建。因禁教之故，到咸丰年间此堂已改为民居。史载咸丰十年，洋人向清政府要求查还北京所有教堂时，咸丰皇帝发出了“东西二堂究在何处”的疑问。他曾下令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查寻，后来查明：“东单牌楼干鱼胡同（今甘雨胡同）有东天主堂旧基。现系大院，并无房屋，宽约三十七丈余，长约三十二丈余。”而“西直门横桥，有粉房一座，官房排子房等房十八间。后面空院，四至约十六丈零。并汉军陈姓、民人刘姓各住宅，均系旧西天主堂基。”[13]后经教会重建，始成今日规模，但该堂比南、北、东堂要小一些。 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走出文化的自大与自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文化正越来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原有的文化归属感日渐式微.不能将文化转型中发生的负效应视为不自然的和可以避免的,而那种用回归传统文化的办法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主张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是什么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作 者：徐圻 XU Qi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化厅 刊 名：岭南学刊 英文刊名：LINGNAN JOURNAL 年，卷(期)： “”(3) 分类号：G0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交流 反思明清时期中西数学文化交流探析论文
[摘 要]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 数学文化； 中西数学； 会通。
中国近代数学观念变迁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万历中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数学的传入是以修改历法为中心来进行的。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输入了西方大量的数学文化，中西数学文化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从万历到乾隆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数学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且还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作整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西数学文化在明末至清中叶的交汇与融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西学东传。此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少数士人开始翻译西方数学着作。二是中西会通。此层次主要是中国士大夫开始将西方传入数学文化消化吸收并加以会通，并将数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天文历法的研究之中。三是“欲求超胜”.此层次中国士人对西方数学文化进行整理和反思，以求本国数学文化的独立性并加以对数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明末至清中叶近200 年里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毕竟是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明末清初“实学”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一、西学东传---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正面接触。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大量科学文化，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影响。正如徐宗泽所说： “西士所着之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因此，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数学文化会通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明末至清中叶约二百余年间，在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确给传统的中国科学思想注入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历算、数学、舆地、物理诸方面。传教士们传输这些文化知识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如金尼阁在《基督教征服中国史》中指出： “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诱饵来吸引鱼入套，不必大惊小怪！ 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
然而，传教士们在这剂“文化良药”上所期待的功效终究没有达到，历史对此已给出了确定的答案。至于作为“糖衣”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所发挥的效用总体上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如徐宗泽所说： “此种学问，不仅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
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学科知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科学的认识和西方人治学的态度，这些跟中国传统的学术特点相比，它们更显出了自己的“实学”特征。因此，西方这种“实学”观念的输入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成果之一。
西方数学文化有意识地传入中国也是在明末。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着作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最早翻译西方数学着作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李之藻和薛凤祚，他们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对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文化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最早传入西方数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掀开了西方数学文化传入中国的一页。《几何原本》原书共13 卷，利玛窦和徐光启仅翻译前6 卷。此6 卷主要为平面几何学的内容。《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演绎系统的经典着作，通过几条显明的公理和严格的推理方式，将古希腊数学的知识体系串联起来，此书将严谨证明的数学文化呈现出来。但是，《几何原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的体系和思想有着天然的区别。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何要翻译此书，徐光启理解了《几何原本》的知识结构及思想，指出：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也。”
可以看出，徐光启当时对《几何原本》是非常推崇的，他本人也力证数学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 “下学功夫，有事有理，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人具有上资而义理疏莽，即上资无用； 人具中材而心思慎密，即中材有用； 能通几何之学，慎密甚也，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对于明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是非常抵制的。
他的思想骨架是以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在当时，西方数学文化知识已经在一部分士大夫里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理解。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喜爱西洋科学的康熙帝又命将《几何原本》转译译为满文，藏于景阳宫。这些都说明了《几何原本》在中国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明末翻译和学习西方数学文化典型人物还有李之藻。李之藻在西学知识的学习上非常勤奋： “他掌握了丁先生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自己制作了一具，运转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
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教义》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十八个定理，补充介绍了《几何原本》未译出的后 9 卷的部分内容。该书多次在“解”或“论”时都明确指出所依据的是《几何原本》某卷某则，可以看出李之藻已经可以理解并运用《几何原本》的知识，如《圜容教义》序中指出： “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圜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征深体”.
李之藻还翻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数学中的算术知识。在明末，翻译的西方数学有影响的着作还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等。在清初，传教士穆尼阁在顺治年间居南京时，与中国士人薛凤祚翻译了《天步真原》。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天文历算、三角及对数。“推算日月交食之书也，三角之输入，似以此书为始。”
康熙末年梅谷成等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凡 53 卷，除了首卷外，其余几乎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数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笔算算法、三角法（ 包括平面三角、球面三角） 和对数。这些数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极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影响。虽然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着作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末清初一些开明人士的世界观，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使得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化之旅。
二、中西会通---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深层接触。
明朝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大统历》所使用的一切数据和计算方法来源于元朝郭守敬等人所编的《授时历》，并且很少改动。到了明朝末年，按照《大统历》的计算结果，已经与实际天象相差很大，因而修改历法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改历法。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有三家历法《大统历》、《回回历》和《新法》（ 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所得） ,到底是用那种历法人们争论不休。徐光启主张“循序渐作”、“从流朔源”,因此，他率先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口号。清初天文学家薛凤祚接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大旗，在《历学会通》中指出： “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 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
.在这一修历模式的指导下，经过30 年艰苦努力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在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介绍对数的两部着作： 《比例四线新表》一卷和《比例对数表》一卷。薛凤祚这种会通中西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后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他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 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
《晓庵新法》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
梅文鼎也极力提倡中西科学的“会通”.他在《历学疑问》中指出： “中历所着者，当然之运，而西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因此“今之用新历也，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非尽废古法而从新术也”.
可以看出，梅文鼎已经有能力吸收西方所传入的各种算法，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梅文鼎在中西数学会通方面也颇有创见，如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二、卷三、卷四、卷六中的很多命题。
梁启超指出： 徐光启“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
明末清初，由于中国文化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如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时士大夫面前的一道难题。恰逢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于士大夫仍然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面临着许多困难。而“西学中源”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排斥的压力，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加以认识，为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论根据。“西学中源”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由王锡阐、梅文鼎等士大夫义明确提出，后被满清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正统的思想武器。王锡阐在《历说》中指出： “《天问》曰： 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
梅文鼎从更多的方面论证“西学原本中学”.王锡阐说他提倡“西说原本中学”,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西历”的过分推崇： “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
可见，王、梅提倡“西学东源”说主要在于害怕人们将西学视为圣经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地位，从而丧失超胜西方的民族自信心。“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例如，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因而，人们不断扩大“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和意义，为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西学中源”
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
三、“欲求超胜”---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广泛交融。
西方数学文化在清代得到了较快的传播，除徐光启、李之藻等影响较大外，清代也有许多学者研究数学。梁启超指出： “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的位置。”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士人不仅注意到西学的“有用”,而且更加注意到其内在的规定。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不是被动吸收西方数学文化，而是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西方数学文化的精华。在数学文化交流与融汇的`过程中，他们更加注重从获得具体的科学知识转向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比如，徐光启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对“义理”与“法数”作了区分：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 法立数着，遵循甚易。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所谓理，既可以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具体知识领域的原理，也可以涉及一般的思维方法及原则。徐光启还指出： “昔人云：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 ’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已经从思维方法的层面来把握西学科学的核心内容。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指出：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数学当做一切制作的基础，这无疑表现了徐光启在科学上的文化自觉性。制作器物涉及的是数学的外在明显的功能。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数学的作用更体现在内在地明理过程。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数学方法的作用。通过数学推论来把握事物的规律的过程我们常常称之为“缘数寻理”.王锡阐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 “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当时的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将实验手段、数量关系及数学推导融合为一体。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在 17 世纪时已经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
虽然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但“缘数寻理”的方法，在一定的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再如，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焦循和戴震也都对中西数学文化做了深入研究。焦循将数学的方法既用于天文等现象的探索，也用于经学研究，特别是易学的研究。与焦循类似，戴震也表现出将实证科学方法普遍化的倾向，他将数学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的研究之中。戴震对几何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为《四库全书》所撰的《几何原本提要》中，对《几何原本》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也多方面地运用了几何学的方法。全书每一章都先立界说（ 下一定义） ,以《性》章而言，开宗明义即是： “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日： 成之者性也。”
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涵义； 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逻辑方法。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趋近。
明清时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对于矫正中国学术固有的弊端大有裨益，总的看来，这一过程由肯定西学之“用”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四、古今会通---数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思考。
就古代中国来说，我们虽有阶段性的科技成就，但缺乏理论体系的文化传承，故在理论上难成体系，有局部的星星之火，而没有绵延的燎原之势。徐光启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谈论传统的历法时说：
唐虞邈矣，钦若授时，学士大夫罕言之。刘洪姜岌何乘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无有如义和仲叔极议一堂之上者……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焉； 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先生常为余言： 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义弥简。余闻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 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光启已隐约认识到中国与西洋在科学发展特点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等人吸纳西方数学文化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徐光启论》中也承认： “假如徐光启有可能接触近代科学，那对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使输进来些近代的先进科学，看来也未必就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顺利的成长。这是世界近代历史所已证明了的”.事实证明，就是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古典的科学，对于明清来说，还是消化不了。从另一方面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确乎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整个文人阶层带来了启发，让他们知道中央帝国之外仍有天地。
然而，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比如，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过去特有的以“九数”为核心、以《周易》象数学宇宙论为哲学依托，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缺少抽象的理论和逻辑系统性，使用算筹，形成世界上独有的计算工具和程序化计算方法的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思想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呢？ 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在数学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易》里说：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近现代数学在未来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将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也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文化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并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与融合。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确是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交流与碰撞仅仅在在封闭的暗室中投进了几许亮光。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
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翻译
通过讨论文化内涵对中西文化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了中西文化的起源;从翻译者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文化在各自语言上的体现;对翻译的原则以及翻译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后指出:文化是有阶级的',翻译者应该承担起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命,并应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作 者：于春昱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5(8)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 翻译正文：
什么是文化交流及中美文化交流？
我们要了解文化的特定含义。“文化”的定义一直都是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显然，在这里定义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要点，作者则采用广义上的那种定义，则文化交流就是包括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间的交流，那么中美文化交流就是跨越中国和美国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之间的交流。
中美文化有什么特殊性。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优秀传统的文明古国。再来看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也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除了时间的差异，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还存在哪些差异呢？显然在文化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某些文化上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更好地进行中美文化的交流，使我们国家在这交流中不处于被动状态下，我们首先要对中美的整体文化内涵，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做出以下两点基本的了解。
一、美国的“霸权主义”与中国的“以和为贵”
“先生，太平洋才是我们的天然边界”，对，美国是一个霸权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的一个国家。而且美国霸权主义往往打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口号，但是表里不一，总是扰乱世界安宁，更可悲的是不少国家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争先恐后地拜服于美国的淫威之下，成为受制于美国霸权主义的爪牙。美国整个民族强调以自我主义为中心，不顾他国利益，强权侵略他国。这一点从美国最近十几年所涉及的局部战争中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赤裸裸的，是随处可见的。比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再如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也能很好的体现这一点。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对联合国成立58年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基础提出了重大挑战。相反，中国文化的渊源来自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这决定了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注重尊严，任何有损于面子及集体尊严的事是不可饶恕的。或者说，中国人的行动准则多少有谦牧自守的传统大国观，渗透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敛，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次，中国文化经过了上下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洗礼，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包容性，面对别国的挑衅，中国总是希望化干戈为玉帛。
二、美国的独立竞争意识与中国的集体观念
美国人不喜欢依靠别人，甚至父母的帮忙也不一定乐于接受，而父母更的时候是鼓励子女独立地生活与发展。而在中国，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在父母和老师“手把手教”的模式下成长的，在生活中，孩子父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怎么处理生活，甚至有些还是全程包办。在学习上，孩子就在老师的思维模式下接受文化的熏陶。 美国社会的发展依靠竞争作为推动力。举个例子说明：“Work hard, play hard”是大部分人的作风。他们在言语争辩时都喜欢压倒对手，这种“getting the last word in”的一贯作风是竞争性的一种表现。竞争已经成为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在中国，由于集体观念的影响，全民族更注重合作精神，当然这与中国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要进行中美文化交流？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本质不同，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多了解，多借鉴，多思考，才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发展。
取西方精华。正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的硅谷举世闻名，好莱坞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还有发达的科技、农业水平同样令世人瞩目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在这些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美国非物质文化呢？是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还是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让她能够在几百年内就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毋庸置疑，美国优越的民主法制、有效的科研运行机制、举世闻名的高校管理制度以及各种文化转化为经济能力的管理经验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学习。近代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国家要发展，只有敞开胸怀去与外界交流，去吸取他们先进的.技术，有效的管理经验。才能振兴中华。
扬中国文化。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的京剧，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优秀的文学等等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精华，所以只有将中国的这些文化展现给世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我们优秀的文化也才能够走出国门，才能更好地为丰富世界文化服务。否则，就只能成为国人自我陶醉的精神食粮。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就包含着“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这些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所以传扬中国优秀文化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实在意义的神圣的责任。
我国该怎样应对中美文化交流？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在本质上的不同，两国文化在交流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有些甚至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才能让我们不至于处于被动状态呢？正如上面所说的美国人个人主义思想，独立性，竞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我们到底该如何积极面对？
首先，我们要积极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吸收他们的精华。
交流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所以我们要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适合我们发展的我们才大力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不利于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我们应坚决抵制。比如没美国多先进的科学文化，先进的管理经验等我们可以拿来服务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淫秽文化、分裂主义、某些宗教思想我们就要坚决抵制，并且我们要对于这些劣质文化的渗入做好抵制工作。
其次，交流过程中要防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美国是一个霸权思想极其严重的国家，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及狭义的文化上也是如此，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御工作。对于美国的挑衅，不要因为我们要和他们学习和交流就能对这些挑衅能置之不理，或者总是只是发出高度强调后就没有后文了，这样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当然这些挑衅中也包括文化的挑衅，文化的侵略。当然也不要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差异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放弃与美国的交流。因为这始终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最后，谈谈如何更好地传扬我国的文化。
从去年的北京奥运会火炬在西方国家传递中的所引起的强烈抵制反应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并没有被其他国家很好的认同和接受，面对此情况，我们该如何把我们独特的文化变为世界的一笔财富呢？首先，提高中国媒体报刊等在世界的影响力，通过全方位向世界报道中国的实况，改变全世界特别是外国主流媒体如美国CNN对中国一向以来的偏见，歪曲报道。要充分发挥中国各大媒体的集体合作精神，为把我们的文化传扬出去，才不至于再次重演像韩国申请中国的端午节为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荒谬。其次，加大中国政府间交流的同时，也要加大中美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两国之间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和交流。学生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美国学生到中国或者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对于保持长久的相互理解、对两国关系的巩固是十分重要的。当然，美术、音乐、体育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加强中美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互派留学生等；再如在美国公开展览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品等也是有必要的，以便使他们产生了解中国的兴趣。
中美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文化的交流，是两种世界观的碰撞，所以作为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我们应该做好各种准备去迎接各种挑战，相信做好以上的各点，我们会受益更多。
参考资料;
1、肖炼，王孜弘，荣军：《“软件”上的大国.高科技与美国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
2、[美] 詹姆士·罗伯逊:《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文钊, 陈永祥:《中美文化交流论集》,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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