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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背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 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 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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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背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2002，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 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 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Das,198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投资增长很快，相关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大量吸引FDI，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有不少基于多国情况和大样本案例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一致。有一些研究表明，大型跨国投资特别是采用购并方式的投资，往往被用来消灭竞争(UNCTAD,)；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跨国投资引起竞争结构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一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扰乱了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均衡，其竞争对手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以确保其市场地位。他们或者扩大投资，或者结盟，或者寻求购并，总之要努力使市场不被其竞争对手所控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联合利华获得了印度香皂市场75%的份额和洗涤剂市场30%的份额(Mehta,)；一项对捷克87个制造业集中率变化的研究却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捷克制造业的集中度加强和FDI大量进入同时发生，但数据分析却表明，跨国投资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Zemplinerova and Jarolim,)。
本文分析FDI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行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和定价行为，是衡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
二、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注：如没有另外注明，本文中各个行业的情况，来自作者在1997、2001年的两次调研，其中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一次调研是。两次调研都包括对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访谈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的调研成果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国投资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究辑刊》第一辑中，2001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中。凡引自这两次调研的内容，文中不再加注。李蕊女士参加了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二次调研，并计算整理了部分数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某些重要的产品市场上地位突出，一、两家企业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确有垄断动机和垄断行为，典型的表现是不开发不引进先进技术、产品更新换代慢和产品价格居高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被认定为技术先进企业的仅为2%左右，技术先进企业的投资额也仅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左右。不过，此时外商投资企业以海外华人资本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不转移先进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技术水平不高（江小涓199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很快，这些跨国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来华投资的较早时期，向中国转移最先进技术的企业较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引进母公司最先进技术企业的比例仅为13%。（注：关于数
据来源、技术先进性定义等，参见本文第四部分中对表5的说明。）
下面是三个典型行业的案例。
1.轿车制造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轿车生产的集中度很高，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总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市场地位突出。1983年4月，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后，上海大众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轿车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期，桑塔纳轿车几乎占有国内同档轿车100%的市场份额，90年代初期占有90%左右的市场份额，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到3月，上海大众在中国已累计生产了100万辆桑塔纳系列轿车。其间，1995年上海第二代桑塔纳轿车（桑塔纳2000）下线和投入市场。
从1983年到长达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这个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并没有引进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推出的换代车型。桑塔纳的市场价格也始终处于高位，在19年底之前，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水平，高出其先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上海大众这种基于市场垄断地位而产生的行为，长期受到国内各方面舆论批评，包括中方合作者上海汽车总公司，也对其不愿转移先进车型的行为不满意。年，上汽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用愿意将较新的车型放在中国生产。
2.无线通讯设备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通讯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通讯线路由1990年的1200万条，增加到的1.7亿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以手机制造业为例，到2001年8月，中国的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速成长的无线寻呼市场和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我国消费者以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使用其生产的落后于国际市场的产品，这个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回报。
3.洗涤用品行业
英荷联合利华公司和美国P&G公司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1992-1995年，除P&G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继续大规模增加在华投资外，全球洗涤用品行业三巨头之一的德国汉高公司，也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P&G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和汉高公司，都是名列“财富500强”的.跨国巨头，19，联合利华总资产280亿美元，总销售额440亿美元；P&G公司总资产321亿美元，总销售额381亿美元。而中国洗涤用品行业1999年的总销售额仅为192.82亿元人民币，约折合23亿美元，（注：这里的洗涤用品行业是指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的“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业”，统计口径为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分地区轻工业系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1/19，P&G公司的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洗涤用品制造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洗涤用品市场将由跨国公司垄断，甚至导致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全军覆灭”。
到1995年底，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较大规模的合资企业有15家，全部是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这15家企业洗衣粉和香皂的产量，约占全行业产量的35%-40%。在这15家合资企业中，P&G公司投资的有5家，联合利华公司投资的有5家，德国汉高公司投资的有3家。在15家合资企业中，只有两家为中方控股，其余均为外方控股。在外方控股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外方股份比较高。外方股份在80%-98%之间的有3家，在60%-79%之间的有7家，在50%-59%之间的有3家。总体上看，当时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的主力企业已经由国外大跨国公司控股（15家企业的情况见表1）。
表1 洗涤用品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合资情况（1995年底）
企业名称合资企业的中方与外方
上海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上海日化公司、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 上海合成洗涤剂厂，香港新鸿基公司
北京熊猫宝洁洗剂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日化二厂、美国P&G公司
成都宝洁公司 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美国P&G公司
广州浪奇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公司、美国P&C公司
天津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 天津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广州宝洁公司 广州肥皂厂、美国P&G公司
张家口联合利华公司张家口合成洗涤剂厂、荷兰联合利华公司
桂林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 桂林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天津宝洁有限公司 天津香皂厂、美国P&G公司
四平汉高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四平市油脂化工总厂、德国汉高公司
合肥利华公司 合肥日用化工厂英国利华公司
沙市活力奔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沙市活力28集团公司、德国奔腾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这些合资企业当时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令政府管理部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及更多的方面都不满意。合资企业生产的外方品牌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同类产品的价格，20世纪90年代中期，质量相差不多的外方品牌产品的价格要比中方品牌的产品高出50%左右。合资企业在广告宣传上，都将外方品牌放在主导地位，对中方品牌的宣传很少。1997-1999年，在35个大中城市中，宝洁和联合利华对其麾下品牌的广告费用一直排在所有产品广告的前列，这些企业当时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中方企业合资前的品牌，因此实际上是用中方产品的销售收入为其产品促销。1995年，某合资企业销售收入的95%来自中方原有品牌的产品，但企业每年投入5000万巨额资金为外方品牌作广告，中方原有品牌的广告费却仅占其1/20。
当时，有关管理部门按照这些企业的扩建规模和发展设想推算，到20，合资企业生产的洗涤用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很高份额，例如合资企业的洗衣粉将占我国洗衣粉市场的60%以上，其中外方品牌产品的占有率会大幅度上升。管理部门还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会通过再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方式，收编有实力的国内其它洗涤用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因此，中国洗涤用品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由世界三大洗涤剂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产品价格将处于高位，这些公司将从中国获取高额利润。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进口、多家跨国公司
进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往少数跨国公司居垄断地位的若干行业，市场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1.入世后进口商品竞争预期
多年来，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过多的非关税措施，对我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中，贸易壁垒主要保护了外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即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已成定局，对国内产业降低保护前景明确。
进口商品竞争预期是市场竞争性的重要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使用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或者向中国消费者索取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消费者就会转向购买进口商品。中国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1999年后多次下调产品价格，应对入世后进口汽车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
2.跨国巨头之间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在一些行业中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的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当一两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较高收益时，其它跨国公司不会长期对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视而不见，而是跟随先行的投资者，也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使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相互竞争。
在手机制造业中，中国市场的高成长性和投资于这个市场的高回报率，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摩托罗拉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三家企业一直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此起彼伏，交错变化。其它几家制造手机的跨国公司也相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松下、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面。
轿车制造业中，以往坚持多年的轿车布点“三大三小”的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明显松动。按近几年全球汽车业收购兼并后形成的九大汽车集团考察，到2001年底，这九大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建立了合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等。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
3.国内竞争者的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有一批内资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轿车行业中，已经有天津夏利、一汽红旗、安徽奇瑞、沈阳中华、浙江吉利等多款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国内品牌车出现在市场上，而且不断扩大着市场份额。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也出现了同样趋势，国内企业的贡献突出。一批内资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程控交换机市场由原来外资品牌产品之间竞争的局面，转变为外资品牌与内资品牌产品之间交错竞争的局面。
洗涤用品行业的情况更典型。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外商原先的市场战略，是以国外流行的大比重高活性物的浓缩洗衣粉取代普通洗衣粉，并为此进行了密集的广告投资，但由于国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洗涤用品市场仍以中方品牌产品为主。
这个时期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缓慢；而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销售力度很小，使这些原先市场份额很高的产品的影响力下降。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表2是1992年和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集团）名录，入围企业有较大变化。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排序并没有明显上升，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仅有汉高一家跨国公司排名第二，在前10位大企业中，利华公司和宝洁公司分别列在第6位和第8位（见表2）。
表2 排名前10位的洗衣粉生产企业（1992年，2000年）
序号 1992年产量最大的10家 2000年产量最大的10家
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
1 广州浪奇实业公司 南风公司
2 天津汉高公司 汉高公司
3 上海合洗厂 全力（集团）公司
4 徐州合洗总厂 纳爱斯公司
5 南京莞基苯厂 白猫公司
6 北京日化二厂 利华公司
7 成都合洗厂 活力美洁时公司
8 潍坊合洗厂 宝洁公司
9 济宁合洗厂 杭州万里公司
10 武汉油化厂 开封矛盾（集团）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19、2001年两次调研。
如果以单个企业为统计口径，合资企业在全行业排头兵企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按工厂法统计，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企业中的合资企业，19为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8.6%；1998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3.4%；1999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1.4%；2000年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5.2%。产量排名入前10强的合资企业，产量比重2000年较1997年降低了3.4个百分点。
表3 洗衣粉行业外资产量比重
年份 外资企业产量占 外方控股企业产量
全国产量的比重 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35% 25%
1997 35% 26%
1998 28% 19%
1999 22% 17%
2000 22% 19%
资
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3是1996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方品牌产品在我国洗衣粉产量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量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较快增长后，90年代下半期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下降。总之，由于国内竞争者的出现，洗涤用品市场竞争激烈，大型跨国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国制造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变化：技术转移和定价
1.产品价格下调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位战略发生了变化。
合资品牌轿车价格开始持续下降。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第一代桑塔纳为例，1998年底到2001年底三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通讯设备行业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资企业提供低价位产品的能力，使交换机的价格成倍地下降，例如局用程控交换机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美元左右降到90年代末期的每线35美元左右。同时，各个公司提供的服务增多，包括融资、安装、售后服务等。各主要的手机制造商，都开始在中国采用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机制：新款手机在市场上露面两、三个月之后，价格就开始大幅度下滑。以往那种产品更新缓慢、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的现象已经消失。
面对激烈竞争，外方品牌洗涤用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调。以宝洁麾下的碧浪为例，1998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2001年底，宝洁公司在市场上出售的主流产品是声称为第三代产品的碧浪漂渍（400克），价格已降至4.98元，与国内品牌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持平。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价格持续下降，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开始有所上升，占合资企业产量的比重有明显上升（见表4）。
2.加快转移先进技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四个城市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1997年，笔者曾主持了一项类似的调研，将这两次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行为的明显变化。
两次调研，我们都以其母公司为参照系，考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注：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国内同行业的技术水平，按这个参照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提供了等同于我国国内的先进技术。详细情况参见江小涓(2002)，第三章。）对比两次调研结果可以发现，2001年与1997年相比，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比率大大上升（见表5）。
表4 洗衣粉行业外资品牌产量比重
年份 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 外方品牌产量占合
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资企业产量的比重
1996 8% 22.86%
1997 7% 20.00%
1998 4% 14.29%
1999 7.73% 34.60%
2000 9.50% 42.81%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5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1997年(%) 2001年(%)
与母公司相比
使用最先进技术 14 42
使用比较先进技术 53 45
使用一般技术 33 13
注：1997年样本为96户企业，2001年样本为127户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来自美、日、欧盟和韩国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了避免技术水平认定时产生歧义，我们简单地以时间作为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母公司最先进技术，指在母国企业使用不足三年的技术或投放市场不足三年的产品；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指虽然在母国企业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以上，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或生产的产品；母公司的一般技术，指母国公司已经不使用的技术或不生产的产品。
1997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比重很低。向其在华企业转移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跨国公司，仅占被调研企业的14%；转移比较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高，达53%；还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和不再生产的产品。
到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到了41%，有45%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仅占13%。
几个行业的案例也很典型。从1998年开始，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市场份额开始被一汽捷达、二汽富康和天津夏利等产品分割，同时还有更多的新车型上马，特别是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的上马，才迫使德国大众改变态度，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迅速改变，2001年和，跨国汽车巨头至少将11款全球流行新车型提供给了中国的消费者。手机制造业中，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家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地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和降低产品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完全能够享受到与国际市场同档次、同价格的手机消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手机市场的产品换代档次和价格水平已经与国际市场同步变化，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有新款手机问世。
五、简短的结论
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全球性企业，在垄断性的市场中，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速度较慢，而且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以获得垄断利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引导企业的行为合理，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以求在市场竞争
中获胜。
中国的经验还表明，在一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时候，东道国政府对国内产业实施较高的保护措施和限制国外投资者的数量，实际上是保护了现有的国外投资者的利益，使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垄断能力，比在其母国市场上更强。
从中国的实践看，虽然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上有垄断愿望和垄断行为，但是，与许多国家较早时期的封闭状况相比，进口商品的竞争、多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会大大减少少数巨型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只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政策，被少数跨国公司长期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可以说，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行为在中国市场上不普遍和不能持久。
国内企业与跨国巨头的规模差距，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具有优势地位的因素。引进外资的同时，技术、管理、观念等诸多因素必然产生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这三个技术特性和经济规模有较大差异行业的开放实践，都展示了中外企业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
最后要着重指出一个长期误传的概念。许多提出“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的观点，是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利益整体，计算其市场份额。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自不同的跨国公司，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串谋关系，因此，即使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上占有较高份额，但若这个份额由多家跨国公司分割，就应该视其为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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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与投资新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兴起,跨国并购迅速成为国际投资的最重要形式.跨国并购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已成为必然.中国加入WTO后,应抓住跨国并购的机遇,积极应对全球竞争的压力,有步骤地开放国内产业和市场,实现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在阐述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重大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对跨国并购实践活动的分析,总结了相应的并购策略,提出了促进跨国并购的投资新策略.
作 者：王力凡 李桂芝 WANG Li-fan LI Gui-zhi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技术与经济学院,辽宁,阜新,123000 刊 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4(4) 分类号：F406 关键词：跨国并购 经济全球化 战略转移 投资新策略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一、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理论分析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 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 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 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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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经济论文
一、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理论分析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 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 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 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 (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代理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代理变量(Dummy 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代理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代理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 Daniels,P.W.“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BlackWell,Oxf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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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ardorf,A.“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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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ern,Toronto:Ontario Economic Council,1985.
[3] Hoekman,B.and Brga,C.A.P.“Protec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A Survey”,Open
Economic Review,vol.8(3),.
[4] Markuson,James R.and Melvin,James R.(1983),“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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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26,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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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10] 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
[11] 陈宪主编：《国际服务贸易――原理、政策、产业》，立信会计出版社版。
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
结论与政策建议
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约束了流动性。通过本课题研究,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目前市场条件下,继续实行10%涨跌幅限制,对股市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我国证券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随着市场投资者构成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逐步增多,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有股减持的顺利完成,完全可以放宽涨跌幅限制
由于市场的过分波动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增强产生异常交易股票的透明度。这样既能限制股票非正常波动,又不推迟价格发现过程
在有条件有必要的情况下,对小盘股、绩差股、信誉低的上市公司继续实行涨跌幅10%的限制,而对大盘股,绩优股,高市值股和信誉高的上市公司取消涨跌幅限制
本课题首先对沪深证券市场涨跌幅限制制度安排的历史沿革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给出指令驱动机制下的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并运用这些度量方法,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了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相反地,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流动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
一、流动性度量方法与波动性度量方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随着机构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日益重视对证券市场流动性的研究,许多研究表明证券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纵观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建立流动性好的市场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因此研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及其度量方法,加强对市场流动性评估,适时运用市场手段增强市场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传统流动性度量方法
传统度量股票流动性方法比较多,其中广为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交易股数、交易笔数、交易金额、换手率和流通速度。成交股数和成交笔数在流通股数相近的情况下使用比较有效,成交金额在流通市值相近的情况下比较有效,换手率和流通速度分别是交易股数和交易金额的进一步发展,在流通股数和流通市值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但是,这些方法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当波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时,都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即使当这些指标较大时,若波动性更大,也不能说市场流动性就好。
在报价驱动系统中还可以用宽度、深度、弹性和影响力四个指标度量证券市场流动性。宽度是指做市商报价价差,一般认为宽度越小,交易成本就越低,流动性就越好,反之流动性越差。深度是价格每变化一个单位需要的交易量,也可以认为深度是保持价格不变的最大交易量。显然,深度越大流动性越好。弹性是指由于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消失的速度,弹性越大流动性越好,同时也说明市场的效率越高。市场影响力是指当交易发生以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市场吸收交易信息的能力,也反映了当一笔交易发生以后买卖价差扩大的程度,影响力越大市场流动性越差。
2、流动性度量的新方法
在指令驱动机制下,为了克服上述计算流动性的局限性,这一部分给出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
(1)股票流动性计算
本文通过定义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与波动幅度之比来考察它的流动性。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当在某期间(日、周、月、年和其它时间周期)最高价与最低价相等这一极端情况发生时,波动幅度为0,流动性为无穷大,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这时我们取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为最小价格变动单位0.01元。
(2)市场流动性计算
市场流动性就是流通速度与波动幅度之比。市场流动性是流通速度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
3、波动性度量方法
波动性度量方法有许多种,其中使用较多的有方差、半方差和极差等,但考虑到日周效应,在这里,我们用Schw?ert于1990年提出的方法来度量收益率的波动率。
二、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上海证券市场指数在1992年5月25日至12月13日和1912月16日至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并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方法(以下简称K-W检验)。在两个证券市场随机共选取6只股票,分别是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原良华实业),对它们在1992年5月25日至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年12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随机选取3只ST股票,分别为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这三只股票的共同特点是:从正常的10%限制到5%限制再到正常的10%限制三个阶段。
本课题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该数据库对上市公司的红利、配股和拆细等因素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里比较两个或多个样本总体的`平均值就采用K-W非参数检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12月29日两段时间的流动性,同时为了寻找日周效应又分别计算了周一至周五的流动性,并进行了多值K-W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限制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另外,我们还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了年度流动性指标,计算和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的至年的流动性高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K-W检验的P值远远小于0.05。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了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6只股票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个时间段的流动性,同时也检验了日周效应,并进行了K-W检验。计算结果表明,深发展、上海石化、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四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期的流动性,广船国际的K-W检验的P值为0.163＞0.05,不显著,而宏盛科技却反过来,有涨跌幅限制时期流动性(1.028＞0.5066)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可能与宏盛科技流动盘极小容易控盘操纵有关,2000年上半年的走势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外,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度平均流动性指标,从计算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深发展和上海石化、青海三普最大的流动发生在1996年,广船国际和中华企业最大的流动性发生在有涨跌幅限制的2000年,而宏盛科技以1日为单位计算流动性最大的年份是2000年,以2日为单位则是,这一现象还无法解释。
4、涨跌幅现象对ST股票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首先,把ST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按照涨跌幅限制的范围分为三个区间,然后计算流动性,并进行K-W检验。从计算结果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只ST股票在进行特别处理期间,涨跌幅限制为5%时流动性显著好于在此之前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而粤富华和金帝建设两只股票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不显著好于在此之后的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好于在此之前和之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减少没有限制流动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涨跌幅限制小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大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过小的涨跌幅限制存在流动性干扰和过度反应现象。这与大的投资机构炒作ST股票有关。这不足以说明涨跌幅限制的减少增加了流动性。
三、涨跌幅限制对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与上一部分完全相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分析
首先,从总体和日周效应上分析,并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运用K-W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波动性,涨跌幅限制确实限制了波动性。进一步,我们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幅度。同样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的为10%的19至2000年期间的波动性,更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约束了波动性。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进行了K-W检验。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两只股票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4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从日周效应上来看没有明显的规律,但6只股票周2的K-W检验P值却比较大,波动性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性,并运用多期K-W检验,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1997年至2000年最大波动值和最小波动值显著小于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1993年至1996年,这从个股的研究中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波动性。
4、涨跌幅限制对ST股票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我们特别选取了在1999年被特别处理(涨跌幅限制为5%),而在2000年恢复正常交易(涨跌幅限制为10%)的三只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并计算了三只股票在特别处理期间和其前后的波动性,同样计算K-W检验P值。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粤富华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前后涨跌幅限制为10%的波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而金帝建设的检验结果不显著,从日周效应上看也无显著规律。进一步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的年均波动幅度,结果表明,除金帝建设外,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两个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约束了波动性,而涨跌幅限制为5%时反而增大了波动性,这个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不完全相同,却与Kim在2001年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情况下的波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情况下的波动性,但限于样本和时间,
还很难有很强的推断。
最后,为了探讨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变化是否与涨跌幅限制以外的其它因素有关,我们计算了在1996年12月16日实行涨跌幅限制之前上市的所有公司股票在实行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排序。从排序结果中可以发现,排在流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大盘股,排在流动性最大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小盘股和超级小盘股,而排在波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大盘股,排在波动性最大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小盘股。这可能与机构投资者热衷于炒作小盘股有关。
由此可见,市场的过分波动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原因是很难由涨跌幅限制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另外,如果推出股票市场统一指数和指数期货,需要进一步研究涨跌幅限制对指数的影响,以防止操纵市场的行为。
沪深证券交易所涨跌幅限制沿革
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1990年12月28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放开延中实业、飞乐股份两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3月27日进一步放开二纺机、兴业房产等6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形成了罕见的股票交易“一市三制”:双限制,既限涨跌幅又限量；单限制,即只限涨跌幅不限量；不限制,即不受1%涨跌停板限制,又不受30%的流通量限制。直至5月21日,沪市才全面放开股价。1996年12月,由于当时的股指连续上扬,投机气氛浓厚,12月16日起沪深股市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并持续至今。
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规定涨、跌幅度均为10%,随后改为5%,接着又先后变更为涨停板1%,跌停板5%；涨停板0.5%,跌停板6%；涨停板、跌停板均为0.5%；1991年6月8日首先放开“深万科”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1991年8月17日,全面放开股价限制。1996年12月16日起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直到现在。
194月2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对“特别股票”进行特别处理,特别处理的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上海证券报》
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
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 ]，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 ]。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 ]，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确切地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结构呢？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早期改革的能量释放殆尽、无以为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积重难返，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信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2] [3] [4] [5]
证券投资基金交易行为与市场影响实证分析
证券投资基金交易行为与市场影响实证分析(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ra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Impact of Investment Fund)
施东晖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股市波动剧烈的主要原因。为此，中国证监会于11月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期改善投资者结构，促进股市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证券投资基金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发展，截至末，已成立33家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逾845亿元，并已初步显示出在增强股市筹资功能，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股市本身固有的制度缺陷、信息的垄断性以及基金试点阶段的不规范性等因素，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与预期的功能定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特别是投资基金稳定市场的功能引起了管理层、理论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1]。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投资基金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影响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为目前关于投资基金的讨论提供一些富有价值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1.理论分析
投资者的机构化现象是各国证券市场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究竟对股价产生何种影响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羊群行为”对股价的.影响
根据Bikhchandani 的定义，“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
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它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2]。Maug和Naik()则认为，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基金持有人的最优策略是和基金经理签订与基准(Benchmark)挂钩的报酬合约。在这种报酬结构下，基金经理往往会推断、模仿并追随其他基金的买卖行为，以免自身业绩落后于市场指数或同行。当机构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时，许多机构投资者将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从而导致股价的不连续性和大幅变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Lakonishok，Shleifer与 Vishny(1992)却指出，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机构投资者将一齐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销效应，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而不是远离均衡价值。此外，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1] [2] [3] [4] [5]
中国补血市场在历史上是山东阿胶的天下，多年来一直稳定均衡地发展着，但自从1994年红桃K生血剂进入后，该市场被快速放大，补血市场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中坚，并使红桃K集团在三株没落后问鼎中国保健品行业老大达三年之久，
初，红桃K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血尔面世了，迅速抢占红桃K薄弱的城市市场，业绩不俗，仅仅相隔不到2年，中国补血市场再燃烽烟，万基药业新品女人缘美颜胶囊粉墨登场，一场四国大战的好戏拉开了序幕。本文将追寻中国补血市场成长脉络，在梳理归纳中，论述市场细分是未来中国保健品行业一个重要走向。
阿胶教训 阿胶是国药精粹，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在阿胶这一领域曾独步天下,被誉为阿胶之王。阿胶具有多种复合功效,补血、止血、养颜,调节免疫力、促进睡眠等，可能正因为功效太多，反而成为阿胶的负担，阿胶在多年产品定位上一直迷失在功效的漩涡里，搞不清什么功效是最具市场的卖点。
20,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自身优势、专家建议和对市场的分析判断,确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最终明确定位在补血市场。而走到这一步，阿胶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自己的更多市场份额和市场先机。
在痛定思痛后，东阿阿胶开始觉醒，扛着振兴国药的大旗，下定决心扎扎实实做市场，面对销售网络全国县级抵达率6％,地级市48％的现状,东阿人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市场空间还很大。
红桃k补血快 1994年，红桃k生血剂杀入中国补血市场，针对市场竞争态势，明确产品卖点是补血快，明确市场主战场是农村市场，由于市场细分成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市场销售额突破亿元，不到4年，年销售额突破10亿大关，显赫一时，
到，红桃k进入市场了，以其辉煌的业绩打破了中国保健品行业富不过五载的怪圈。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红桃k会成功。首先看产品，红桃k生血剂主要成分是卟啉铁，与阿胶类产品驴皮熬制有很大不同，具有快速补血的鲜明特点，这也成为红桃k上市初期宣传重点。在销售网络上，红桃k勇于重心下移，深入农村，到其它当时补血产品不屑一顾的地方展开宣传推广，把销售网络最基层组织设到了乡镇，把宣传做到了村，直到今天，红桃k的鼎盛时期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中国许多农村院墙上找到红桃K当年的民墙广告――红桃k补血快，一周见效。
红桃k补血快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对红桃k快速增长确实带来真正的促进作用。做为贫血患者，每个人都想早点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在市场上出现这样一种快速补血的保健品，患者当然想尝试购买。功能细分，但阐述聚焦，反而更容易吸引消费者注意，更容易带来口碑宣传，这一点红桃k人做到了。
红桃k创业者是一群武汉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但他们在新产品上市初期就明确知道细分市场，差异化经营，给消费者准确清晰的信息传达，这是一个新企业立足根本，他们这样做了，并体会到收获的喜悦。
一个后起补血品牌在面对传统阿胶产品强大压力下，举起市场细分的大旗，不仅从阿胶已有的市场份额中抢夺一块，并培育和增大了中国的补血市场，红桃k功不可抹，并由此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经典案例。
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论文
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 ]，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 ]。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 ]，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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