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中国历史故事（共含7篇），供大家参考。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上摩天楼去”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三国时期，吕蒙是孙权一手培养起来的将领，两人常以兄弟相称。在关羽进攻樊城的时候，吕蒙一手策划并实施了“白衣渡江”行动，帮助孙权占领了荆州，扭转了东吴在三足鼎立中的弱势地位。
然而，吕蒙虽然作战骁勇，却经常患病。荆州之战刚结束，吕蒙就一病不起。为了给吕蒙治病，孙权亲自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大殿住下，并向全国征寻名医。当时，吕蒙已经病入膏肓，除了需要服用中药外，还需要每天针灸。由于吕蒙骨瘦如柴，针灸使他非常痛苦。孙权担心吕蒙，每天都要亲自探望好几次。每次，吕蒙都要强行坐起来，行君臣之礼。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吕蒙的休息，身体很难恢复。
不去看望吕蒙，孙权不放心;去看望吕蒙，又增加吕蒙的负担。这让孙权很为难。
后来，孙权趁吕蒙睡着，找人悄悄在吕蒙房间的墙壁上挖了一个小洞。每天，孙权都不再亲自去看望吕蒙，而是通过这个小洞偷看。如果吕蒙表情放松，能吃点东西，孙权也眉开眼笑;如果吕蒙表情痛苦，或者吃不下饭，孙权也夜不能寐。
从挖这个小洞到吕蒙病逝，足有三个多月，孙权也通过这个小洞“偷窥”了三个多月。吕蒙病逝后，每当有东吴的大将生病或者负伤，包括陆逊、周泰、丁奉等人，孙权都会接到这里诊治，自己也通过这个小洞观察病情。后人就把这面墙叫做“窥视墙”。
有人不知道孙权挖这个洞的缘由，就问孙权：“既然主公那么关心他们，为何不亲自去看望?至少也让他们知道主公在牵挂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更加为主公卖命。”孙权回答：“我关心他们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如果因关心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那反而不好了。”
不能因关心而增加他们的负担，这份心意是多么感人。也正是因为孙权的这份关心，东吴集团的文武官员才团结一心，在江东这个偏僻的地方完成了帝业。
汉哀帝即位后，其祖母得势，王莽被赶回封地。王莽闭门自守，为了伺机复出，非常老实。不料，二儿子杀了一个奴仆，他一怒之下，逼着儿子自杀了。群臣知道后，认为王莽能大义灭亲，如此高尚却被冷落太冤枉了，纷纷上书要求王莽回京做官。汉哀帝看群情汹涌，便答应了。
王莽回京没多久，汉哀帝就驾崩了。接着，年幼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全面掌握军政大权。为了防微杜渐，王莽禁止汉平帝的母亲和舅舅入京。王莽的大儿子觉得这样太不人性了，悄悄派人给汉平帝的母亲写信，教他们怎样上书请求入京。因为说服不了王莽，他又联合众人想出了用鬼神吓王莽的办法。结果他们刚把狗血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就被发现了。王莽亲自把大儿子送进监狱，逼他喝下毒药，儿媳生下孩子后，也马上被杀死。
然后，王莽以此为由，诛杀了汉平帝除其母亲外的所有外戚，还逼死了一大串权贵。可以说，重量级对手全被王莽干掉了。
地皇元年(公元)七月，大风吹毁了王路堂(即未央宫前殿)。这本来只是个偶然事件，可在王莽眼里，却是天相有问题，是上天在警告他所立的太子名不正言不顺(当时，王莽因三子王安身体不好，行事荒.唐，便立四子王临为太子，这与一直以来的“立嫡以长”原则不符)，于是把太子王临废了。
这听起来完全是个很别扭的借口，王临也这么认为，他相信背后一定有别的原因，十分恐慌。因为他的确干了些坏事：第一，他和母亲的侍者私通，而这个侍者也是王莽的姬妾，第二，他怕事情败露，已经和侍者在想办法除掉王莽了;第三，他的太子妃会观星，称最近宫中会有葬礼，他很高兴，以为诛杀王莽有望——还没来得及高兴，自己就被贬了，他能不怕吗?
于是，王临写信给母亲，说两位哥哥都是三十岁左右被杀，他现在也快三十岁了，不知道会不会也被逼死。不料，因其母病重，信落在了王莽手里，王莽大怒，后来连葬礼都不让王临参加，还派人加紧追查。王莽查清此事后，怕被人知道，就把办案人员全部埋在了狱中，之后逼王临服毒。王临死后没几天，病重的三子王安也死了，估计是吓死的。
这样一来，王莽只好把他一直不肯承认的私生子接了过来。但即便如此，生性凉薄的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嫡子可以继承王位，不得不声称要把皇位传给疏远的堂侄。可这一天还没到，他的帝国就覆灭了。
1653年，顺治挑选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十四额驸马，并为建宁公主与吴应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建宁公主逃离了戏说里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的结局，但实际上，她的人生结局更为不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她的公公——吴三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三桂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引清兵入关的行为，给中国历史的进程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曾经为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曾经在大清王朝位极人臣的武将，却以悲惨的结局走完了显赫的一生。其实，在吴三桂身首异处的背后，还有比他更痛苦的人物，这就是建宁公主。一个朝廷的公主，为何会因为一个藩王而痛苦一生呢?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这还得从建宁公主成为吴三桂的儿媳后开始说起。
自从1653年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之后，建宁公主与驸马恩恩爱爱，夫妻两人感情非常和睦。在外人看来，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绝对是美满的，一方是为大清王朝立过汗马功劳的藩王，一方是朝廷的公主。建宁公主与吴应熊两人自然备受瞩目。但是，这种表面风光背后的无奈，只有建宁公主自己心里清楚。自从兄长当年将其嫁给吴三桂当儿媳之时起，她就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注定会在朝廷与吴三桂的关系之间苦苦挣扎。两者关系好，她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一旦两者关系恶化，她必将会成为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出身帝王之家的她，除了默默地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之外，别无选择。令她欣慰的是，在她与吴应熊喜结连理的间，朝廷与吴三桂之间尽管存在着摩擦，但总体上是和睦的，因此，也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真正将她的命运推向绝境的，是1670年朝廷与吴三桂关系的恶化。
1671年是吴三桂的60大寿，朝廷特意颁旨，恩准公主、额驸马以及他们的儿子吴世霖去云南祝寿。这对于吴应熊与吴三桂来说，当然是一个特大的喜讯，但是对于建宁公主而言，却是一件苦差事。她当然知道朝廷恩准她去云南为她公公祝寿的真意，名为祝寿，实则肩负起为公公和朝廷之间消除猜忌，立志言和的使命。这足以表明，朝廷对吴三桂的猜忌日深。吴三桂对云贵两省长达几十年的驻守，已经使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云贵两省属于他的藩邸的错觉，要消除他与朝廷之间的猜忌，首先就要消除他的这种错觉。一旦吴三桂这种错觉被打破，其后果轻则引起他对朝廷的不满，重则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叛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建宁公主与额驸马终于进入了昆明城，整个昆明已经被节日的氛围所笼罩。吴三桂已经与夫人和王妃率领当地百姓在距王府几十米的道路两旁跪迎公主和额驸马的到来。公主立即下车，大礼参拜公婆。
在建宁公主和额驸马两人共同规劝和朝廷的压力下，吴三桂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1673年7月，吴三桂主动向朝廷疏请撤藩，尽管康熙皇帝明知他只不过是故意做作，但这种机会难得，于是将计就计，准许了他的请求，并立刻派人前往云贵，与吴三桂商量关于撤藩的事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建宁公主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她看来，只要公公能够按照朝廷的安排将家眷、部下带回锦州便可以万事大吉了，一直以来缠绕在她心头那个最为牵挂的问题便可得以彻底解决。于是她日日遥望着南方的天空，期盼着公公的到来。同年12月21日，终于有了公公的音讯，但这个消息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将建宁公主憧憬着全家大团圆的美梦彻底击碎：吴三桂扣留了朝廷派去商量撤藩事宜的哲尔肯与傅达礼，执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据云南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国号“周”，以来年为周王昭武元年。很显然，随着吴三桂的叛乱，建宁公主心里很清楚，她与吴应熊的夫妻生活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1674年5月18日，康熙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的叛乱，使他的儿子和孙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将他的儿媳推向了生命的绝境。年仅33岁的建宁公主，顷刻间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成为寡妇。在建宁公主此后生命的30年孤独的岁月中，尽管康熙皇帝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多次下诏安抚在吴三桂叛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一张诏书，又怎能弥补失去丈夫和儿子的伤痛?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霍去病是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儒的非婚生子，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朝的大将军。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屡为边患。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的侵略进行反击。元朔六年(前123)，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获匈奴余人，战功冠于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与匈奴军的战斗中，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名将，曾下令给他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名言，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
项羽自任西楚霸王
汉元年(前206)，项羽入关后，派人向楚怀王报告并请示封王事情。怀王坚持过去的盟约：“率先进入并平定关中的为王”，任命刘邦统治关中。项羽对此气愤不已，于是名义上仍尊奉楚怀王为义帝，让他仍旧居住在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掌管梁、楚地方9郡，设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并分封了18个诸侯王。 项羽本来不想让刘邦为关中王，又担心违反背约之名，于是与范增策划说：“巴、蜀地方道路险峻，秦朝被流放的人都居住蜀地，而且巴、蜀两地也地处关中。”因此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等地，设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并将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3个降将，借以阻挡汉王东向的通道：章邯为雍王，掌管咸阳以西，设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司马欣为塞王，掌管咸阳以东、黄河以西，设都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董翳为翟王，掌管上郡，设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
公元927年，25岁的耶律德光成为辽国的第二代皇帝，当时，中原地区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民不聊生。耶律德光养精蓄锐，一心梦想要吞并中原。
9年后，机会终于来了，44岁的大汉奸石敬瑭为了取后唐而代之，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岁绢30万匹、认34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等条件，换得耶律德光出兵帮他灭了后唐，建立了后晋小王朝。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向耶律德光提出了“称孙不称臣”的要求，耶律德光大怒，以此为借口发兵南侵中原，很快就灭了后晋。但是中原的百姓并没有屈服，各路武装纷纷抗击侵略者，小股辽兵不断遭到歼灭，令耶律德光发出“我没想到中原人如此难制”的感叹，不得不下令撤退。
公元947年，45岁的耶律德光在撤离中原途中染上一种热疾，太医让他远离女色，他却将太医臭骂了一通：“你们都是不学无术，我得了热病，正要女色泄火，怎么能远离女色呢!”终因纵欲无度，走到栾城杀胡林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这时，远在辽国都城上京，已获报耶律德光病危的述律太后传来懿旨：“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可难坏了伴驾的文武大臣，当时正是炎夏，保存尸体谈何容易。
正在文武大臣和太医们束手无策时，一位御厨出了个主意：干脆把皇帝做成“耙”吧。“耙”是什么呢?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多喜食牛羊肉，有时候杀了一只牛或羊后，一时吃不掉，碰上夏天，牧民就把牛羊的内脏掏空，用盐卤上，成了不会腐烂的“耙”，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这个主意一出，显然有把皇帝当牲畜处理的意思，但无奈之下，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只好照御厨的意见办，不过既然是用皇帝的尸体做成的“耙”，就不是一般的“耙”，而是“帝耙”——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木乃伊皇帝。
明末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小事。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的古勒城。明军遭到激烈抵抗，久攻不下，于是女真人塔克世和父亲两人冒险进城劝降。没想到劝降未成。此时突然城破，明军冲进去不分青红皂白，竟把塔克世父子也杀了。父子俩本来是为明朝做事，不料遭此惨祸，明朝解释这是“误杀”，给塔克世的儿子赔了30匹马了事。误杀了两个边塞草民，对于大明王朝来说，简直就不算个事儿，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再说另一件小事。
在塔克世父子被杀45年后，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了。此时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民变四起，外有强敌虎视。内忧外患，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朝廷陷入了财政危机。崇祯刚刚登基，便下令在全国整顿驿站，裁撤驿卒，以节省财政支出。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并为过境的官员提供服务，驿卒就是这个机构中最底层的人，干活辛苦收入极低。裁员进展顺利，也收到了预期效果，据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朝廷节省白银68万两。精减机构，节流开源，本来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朝廷只管裁减，却不负责安置。与皇帝的江山相比，百姓的死活显然是小事一桩，但这对银川驿站的驿卒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当时西北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树皮都吃光了，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生活来源，要么等死，要么揭竿而起。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两条都是死路，要做出选择其实一点都不难：与其做饿死鬼不如做饱死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留名千古。
在这批下岗的驿卒当中，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年轻人。李白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世代贫农，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羊，长大后在银川驿站谋了个驿卒的差事，好歹能混口饭吃，没想到崇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纸令下，就断了他的生路。康熙《米脂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李自成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1644年春天，李白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紫禁城，顺便抢了崇祯的皇帝宝座。当年的银川驿卒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崇祯终于尝到了下岗的滋味，绝望中上吊自杀。
崇祯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裁掉一个小小的驿卒，竟为自己培养出一位掘墓人!后悔也没用了，如果不是打仗缺钱，崇祯也不会想到裁撤驿卒。跟谁打仗呢?明朝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山海关外的清军。那么清军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就要提到61年前发生的那件小事，因为明军当年“误杀”了两个女真人，即前面提到的塔克世和他的父亲。塔克世有个儿子，名叫努尔哈赤。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从“含恨”二字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要造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他不敢与明朝公然为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苦心经营。几十年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雄踞关外。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大清。清军野心勃勃，开始逐鹿中原，不料被明朝精锐挡在山海关外，无法前进半步。
恰在此时，李白成完成了对明朝的最后一击，天赐良机，清军趁机挥师入关。1644年的北京城，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李自成抢了崇祯的位置，可惜只当了42天的皇帝，又被清军赶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紫禁城再次易主，大清顺治皇帝登极，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孙子。61年前，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误杀，只赔了30匹马!两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微风吹到1644年，终于引发了一场龙卷风，大明帝国随风飘散。
中国有几个邻国其国名是由中国皇帝命名的而且沿用至今，委实有点意思。
日本(Japan)
在我国南北朝时宋国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中说，汉光武帝刘秀时在接见东瀛的使者时，封其国的国王为倭王，所以有了“汉委倭王”之记载。“倭”是对日人的最早称呼。“倭”字的意思包括：难看的，丑陋的，矮小的;说话，办事罗哩罗嗦的;单纯，听话的意思。对友邦如此称呼确实欠妥。
据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为什么武则天会将倭国改成日本国呢?日本是“日之所本”的意思。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中国人的视觉上来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成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不管怎么说，日本国比倭国好多了，日本人是可以接受的。幸亏武则天办了件好事，否则日本国仍然称倭国的话反倒嘲笑了中国人自己。因为如今小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已超过中国人了，日本人平均身高170.7公分，虽然比世界第一的荷兰人(182.5公分)相差不少，但却比平均身高仅169，7公分的中国人反而多出了一公分。
朝鲜(Korea)
1361年11月，中国的红巾军攻陷高丽国的开京。后，高丽万户李成桂(以后的朝鲜太祖)率精兵出其不意地攻入开京，红巾军大败，遁走鸭绿江，退回辽阳。立下大功的李成桂也就此逐渐掌握了兵权，并最终废掉了国王，自立为王，高丽国就此灭亡。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像，李成桂自然要废除高丽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称王后的李成桂拟定了两个国号——“朝鲜”和“和宁”，请朱元璋定夺，朱元璋选了“朝鲜”二字，取“朝日鲜明之国”之意。这就是朝鲜国名的由来了。朱元璋还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越南(Vietnam)
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唐朝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南宋时，才有了“安南国”见于记载。
可为什么到了清朝的嘉庆年间会将改“安南国”改名为“越南国”呢?
先是，安南国王阮福映向清朝请求以“南越”二字锡封。嘉庆皇帝考虑了老半天觉得不妥。南越，包括甚广，广东，广西的大片土地都在其中，而安南国王阮福映所管辖的地盘不过是交趾故地，怎能称得上“南越”?安南国是先有越裳旧地，后才有安南全境。于是。嘉庆皇帝赐予安南国王“越南”的国号。“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18，清朝嘉庆皇帝诏改安南为越南，命广西按察使册封阮福映为嘉隆帝，任越南国王，向清朝称臣。从此。“越南”的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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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葭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每到春夏，会从山墙的缝隙或沟壑的片岩间钻出大小迥异的褐色蝎子，全身通红，形似琵琶，当地人谓之“赤尾将军”。
这“赤尾将军”在青黄不接的年月成了老百姓碗里的一道美食。大家拔去毒刺，直接用盐渍过，晾在柳条簸箕上。黄土高原上的太阳毒辣，只一天，“赤尾将军”就成了老老少少口中的美味。有些殷实人家也会用獾子油煎炸成一道色泽金黄的珍肴待客，香酥可口自不必说，还可以驱风祛湿、活血化瘀，是葭州出了名的宝贝。
沟峁里的阴风一作祟，蝎子的价格像四月的黄河水开始浮涨。老老少少走梁串沟出来捕蝎子。山崖里，树根下，甚至家家户户的屋顶瓦楞下，都游窜着大大小小的蝎子。掂量起瓷罐里活蹦乱跳的蝎子，大伙儿觉得怀里抱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银圆块子儿。
城里捕蝎子名头最响的是蝎子王李糜子，每年给葭州药商们供货最多的就是这个干瘪老头儿。
这年仲夏，山城来了几个天津客商，一进“中和堂”的门就要十五斤“赤尾将军”。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瘸老头儿，头戴鸭绒帽，颧骨突起;另一人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文绉绉地在瘸子老板面前点头哈腰;其余三人像哑巴一样紧跟在两个人身后，不时用鬼鬼祟祟的眼睛瞥向四周。
“中和堂”的崔掌柜是见过世面的人，让伙计取来一只雕花瓷罐，钳出几只，先让竹椅上的瘸子老板验货，说，这是前些天本地一位有名的捉蝎高手送来的上等“赤尾将军”，不多不少，正好十五斤!
瘸子老板没说话，只点了点头。“眼镜”说，你们的货我们全要了。听说你们这里有个蝎子王，我们老板想交交这个朋友!
崔掌柜瞥了一眼瘸子老板的那条左腿，心下就明白了些：蝎子王李糜子除了一手捉蝎子的绝活，祖传秘方“蝎毒追风膏”可医百病，远近闻名，黄河两岸的人都来医腰疗肩，他这“中和堂”购藏百草，也比不上几贴“蝎毒追风膏”的灵验呵。
瘸子老板生硬地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想多交几个朋友而已。说着“啪”地一声，往崔掌柜面前撂下一根金条。
天边飘来几片黑云，看着倒是下不起来。崔掌柜叫上伙计，带瘸子老板去西坡找蝎子王李糜子。
一孔破破烂烂的窑洞里来了这么多人，李糜子吓了一跳。当看到瘸子老板露出的那条上肿下瘪的阴阳腿时，李糜子心下就明白了。
敢情被黄河渡的阴风伤蚀了身呀。李糜子在瘸子老板的腿上边捏边敲，痛得瘸子老板直龇牙。
瘸子老板身后的“眼镜”和三个“哑巴”伙计一下子紧张起来。李糜子说，不着急，让咱试试看。
李糜子喝足一口蝎子酒，长长一声“扑哧”喷在瘸子老板的腿上，片刻，取出几贴“蝎毒追风膏”，“啪啪”，稔熟地贴在瘸子老板的几处穴位上，边贴边说，秋后黄河水，立春要命风!
第二日，还没扯下“蝎毒追风膏”的瘸子老板竟然稳稳当当地走了几步。窑洞里顿时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都夸李糜子的“蝎毒追风膏”真神。瘸子老板喜形于色，冲蝎子王李糜子一跷拇指说，哟西!哟西!
李糜子一怔。一直在旁边伺候的崔掌柜也愣了愣神。
小日本!崔掌柜惊呼声未落，瘸子老板身后的三个“伙计”突然拔出枪来。转眼间，崔掌柜和他的伙计相继倒在血泊中。
李糜子脸色苍白。
瘸子老板狞笑着说，李先生，你是皇军的朋友，皇军的士兵们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被黄河渡的阴风伤害了身体，筹集到这么多的蝎子药，可以减轻他们不少的痛苦。当然，本人板田少佐，衷心地感谢你为我治病。
“眼镜”和三个鬼子在李糜子的窑洞里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有发现。
蝎药呢，“眼镜”气急败坏地问。
李糜子嘴角抖动了几下，说，干蝎都送到城里了，至于“蝎毒追风膏”也就剩下皇军先生用的那几贴了。
见鬼子们将信将疑，李糜子说，皇军的腿病要想彻底治愈，还得连用个把月的“蝎毒追风膏”，蝎毒得用新鲜的!
板田望望四周，偌大的梁峁上下，安静得听不到一声虫啾或鸟鸣，于是点点头。
傍晚时候，蝎子王李糜子被“眼镜”们押着到山谷中捕蝎子，后面跟着忐忑不安的日军少佐板田。
谷底的空气闷热燥人。李糜子在碎石堆上压了一块青石板，放一个白色瓷坛到上面，坛子里盛足了蚝油，然后将一只装有数十只萤火虫的马灯放在油坛旁边，马灯的玻璃罩上涂满了青草绿，说声好了，人远远地退到一边。
萤火虫瞬间将马灯映得通明，透过灯罩，向四周投射出绿色的淡光。
鬼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板田说，李先生，你确信这样可以捕到蝎子?
李糜子沉着脸，一句话不说。
渐渐地，四周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再细看，那些蛰伏的游窜的大大小小的蝎子，竟然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等到了马灯旁，又被蚝子油的香味吸引了过去，纷纷爬向白色瓷坛内。
蝎足一旦沾了油，就爬不出去了。
原来如此!鬼子们恍然大悟。
约莫半个时辰，李糜子说，够了，起身飞奔过去。板田一使眼色，“眼镜”们正要过去，李糜子已经抱着油坛似笑非笑地回来了。
坛子里爬满了数百只野生蝎子，凶猛异常。蝎子在坛内翻来覆去，黑乎乎的一大片。
这就是中国人“请君入瓮”的成语吧。板田称赞说。
对，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请君入瓮”的智慧!话刚出口，李糜子突然大喝一声，将坛子摔向鬼子们头顶的一方岩壁。只听“哗啦”一声，蚝子油向四面溅开，坛内的数百只蝎子立刻爬满了鬼子们的身体。
板田发出几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身子晃了几晃，栽倒在地。“眼镜”等几个鬼子扔掉手中的枪，一边奋力拍打着身上，一边鬼哭狼嚎地叫喊着。
李糜子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冷冷地说，忘了告诉你们，做蝎子膏药的确少不了蝎毒，而刚刚捕获的野生蝎子却是最毒最狠的!
蚝子油的味道四处飘散，在绿色的萤火虫灯下，仿佛有数以千计的蝎子向这边拥来，扑向鬼子们苟延残喘的身体。
李糜子双眼含泪，向掩埋崔掌柜们的方向拜了拜，高声喊道，小鬼子，敢欺负我们黄河滩人，咱黄河滩上的爷儿们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蝎子王李糜子的身影在夜色下像一尊高大的雕塑。
鬼子们的号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但李糜子的呐喊声还在这黄土高原的峁峁梁梁上回荡着，经久不散。听村里的老人讲，这是抗战时期鬼子唯一一次偷渡过来侵扰，结果弄得个死无全尸，一个也没能回去，成为葭州多少年来的笑谈。
辽天庆四年(11)，女真族在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举兵反辽，并于次年建立金国。金国建国后，洞悉北宋朝政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便于天会三年十月，发兵十余万，分两路南下攻宋。
九月，贡献太原后，转兵向东，进攻东京。金东路军在完颜宗望率领下，攻克了重镇真定府等地。十一月，金东西两路军进至东京城下，对东京形成合围之势。宋钦宗急忙派遣康王赵构赴金营求和，许诺以黄河为界，金军不答应，向东京发起猛攻。十一月，东京城破，宋钦宗降金。五年四月，北宋被金国灭亡。
金兵虽然南下，攻克汴梁，但河北各州县大半还在宋军手中，虽然士气低沉，但是民气高涨。康王几经生死，最后终于到达应天府即帝位，历史上被称为南宋，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高宗。
南宋建立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进入南北对峙阶段，先是金兀术撤路过镇江，被韩世忠败于黄天荡;另一支金兵在攻陕西时，为宋将吴玠阻于和尚原。岳飞也在广德境内开始堵截金兵，六战六胜，擒获金兵头目，于是，“岳家军”的名字开始在金兵中流传。待金兀术北返，再遭岳飞截击，在镇江东清水亭的战斗中，致使金兵横尸15里，收复了健康。
收复建康的岳飞，是南宋抗金的名将，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民族英雄。
岳飞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出生那年，黄河决口，家乡闹了一场水灾，家里生活很困苦。岳飞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力气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300斤的大弓。后来，他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岳飞就拜周同做老师，学得一手好箭，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在东京当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一百多名骑兵，在黄河边练兵，忽然对面来了大股金兵，兵士们都吓呆了，岳飞却不慌不忙地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多少。我们可以趁他们没准备的时候击败他们。”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果然把金军杀得七零八落。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出了名。过了几年，他在宗泽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常胜的办法。”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说：“你拿这个去好好研究一下。”
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谢了，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善于用心。”
宗泽听了，连连点头，赞赏这个青年将领的见解。
岳飞跟宗泽一样，把抗金作为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投降派的主张。
奏章一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反而嫌岳飞小小将官，多管闲事，革了他的军职。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金兵大举进攻，杜充逃到建康;金将兀术攻打建康，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降。杜充手下的将士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这回趁兀术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术打得大败。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国号大齐，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建立战功。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词《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词的上半阕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一心恢复中原，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曾经为他造一座住宅，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
岳飞平时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带将士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要求像打仗时一样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责打了岳云。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严格，就格外认真操练了。
在岳家军里，军纪特别严。一次，有个兵士擅自用百姓一束麻来缚柴草，被岳飞发现，立刻按军法严办。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子，夜里都露宿在路旁。老百姓请他们进屋，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岳飞对待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兵士生病，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争中阵亡，就抚育他们的子女;上级赏给他的财物，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着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
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佑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着，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佑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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