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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发展历史简介
在元代兴起的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元曲包括杂剧与散曲两部分。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文学；而散曲则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包括小令和套数。因所述是诗歌发展史，故具体来介绍元散曲。
元代的`散曲作者根据风格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马致远为代表，他们的散曲风格豪放；另一类以张可久为代表，他们的散曲风格清丽。（这一分法参见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
马致远及其他
1.马致远
马致远（约1250年-13以后），字千里，号东篱。青年时仕途坎坷，中年进进士，晚年隐居田园。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汉宫秋》是其代表作。马致远有辑本《东篱乐府》，存小令百余首，套数十七首。其散曲中既有对于现实的愤懑不平，又有陶情山水的放逸潇洒。其散曲于豪放外兼有清逸，是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天净沙秋思》是其代表作。
2.张养浩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张养浩是元代名臣之一，与清河元明善，汶上曹元用并称为“三俊”。他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约存散曲一百五十多首。张丛林曾说其：“在大部分散曲中表现的勤政爱民兼善天下的人道精神，全身远害寄傲林泉的避世思想……”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
3.贯云石
贯云石（1286年-1324年），字浮岑，号酸斋。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后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今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自号“甜斋”的徐再思的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他的散曲现存小令八十余首，套数九首。代表作《正宫塞鸿秋》、《双调清江引》等。
张可久及其他
1.张可久
张可久（1270年？-1350年？），字小山（一说字伯远）。喜游览山水，其散曲中多隐居和游荡江湖的生活。他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其存小令八百余首，套数九首，是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其散曲骚雅蕴藉，是元散曲清丽派的代表。代表作《金字经乐闲》、《梧叶儿湖山夜景》等。更多古诗词学习内容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www.xigutang.com）
2.白朴
白朴（1226年-13？），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幼年曾饱经丧乱，后多次南游，寄情山水间。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梧桐雨》一剧是其代表作。白朴散曲有小令三十余首，套数四首。其散曲俊爽、秀美。主要作品有《弹》、《沉醉东风渔夫》等。
3.乔吉
乔吉（1280年？-1345年？），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其散曲有近人多辑《梦符散曲》，存小令两百余首，套数十一首。与张可久并称，代表作《朝天子》。
五一劳动节简介
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国际示威游行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节。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共同拥有的节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由来
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发展历史
十八世纪末，美国和欧洲等许多国家，逐步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维护这个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机器，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
在美国，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了无产者巨大的愤怒。他们知道，要争取生存的条件，就只有团结起来，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作斗争。工人们提出的罢工条件，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开始了。工人阶级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了罢工运动。
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虽然被迫制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是，某些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这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工人们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倍受资本家的折磨。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决定将这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这下，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便处于瘫痪状态，火车变成了僵蛇，商店更是鸦雀无声，所有的仓库也都关门并贴上封条。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史称“干草市场**”(Haymarket Riot)或“干草市场屠杀”(Haymarket Massacre)。在随后的宣判中有8位无政府主义者以谋杀罪被起诉，4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绞死，1位在牢中自杀。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及抗议随后的宣判，在世界范围内举行了工人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了“国际劳动节”的前身。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大会上，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并公众放假。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20_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1920_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
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李大钊专门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介绍“五一”节的来历和美法等国工人纪念“五一”的活动，号召中国工人把这年的“五一”作为觉醒的日期。陈独秀也为庆祝这个节日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陈独秀又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苦者的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当天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在上海，陈独秀指导下，5000多名工人召开了由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团体联合筹备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当选筹备大会顾问。纪念会上，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工人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并高呼“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会后，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新青年》纪念专号还刊登了李大创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重要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在北京，李大钊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校内召开了5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李大钊到会讲话。何孟雄等8名北大学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传，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被巡警拘捕。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这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关于元曲的简介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曲牌”中，哪一首字数最少的为标准定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与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元曲以支曲为单位，不像词有两叠、三叠或四叠。但是，它不仅有带过曲、重头、集曲等小令的变体和复杂多变的套曲，还有除正常格调以外的多种俳体。其体式的多样，更增强了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元曲散佚不少，现在流传下来的散曲，据隋树森《全元散曲的辑录》，有名姓可考的作者200余人，小令有3800多首，套曲400多套。这与唐诗、宋词的数量实在相差甚远，但其题材和内容并不逊于唐诗，比之宋词则更加广泛深刻。
元曲的兴起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suī）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辞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元曲三要素：唱（唱词），科（动作），白（对白）
元曲的代表作：窦娥冤。
元曲的体制
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或南北九宫，包括有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五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四调），曲的每一个宫调都有各自的风格，或伤悲或雄壮，或缠绵或沉重。元曲中的戏曲套数和散曲套数，是由两支以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相联而成。
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据此可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和词牌名相同的，但是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专供演奏的曲牌，但大多只有曲调而无曲词。
3、曲韵：元曲在押韵方面严守《中原音韵》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韵上有以下特点：平仄通押，不避重韵，一韵到底，借韵、暗韵、赘韵、失韵。
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诗词更严，而特别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对仗：曲的对仗要求比较自由，可平仄相对，也可平声相对，即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曲的对仗形式有“两字对”、“首尾对”、“衬字对”等十三种，在语言的运用和词序组合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工对也有宽对，但宽对的现象更普遍；句中自为对；错综成对或倒字为对，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语入对。
6、衬字：曲与词最显著的区别是有无衬字，有衬字的是曲，没有衬字的是词。所谓“衬字”指的是在曲律规定必须的字数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衬字一般用于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 在众多作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润疏俊，迥出时作，对元曲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
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朱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马致远，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据考证，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东光县志和东光马氏族谱都有记载。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年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代表作《汉宫秋》、《青衫泪》。
郑光祖，生卒年不详，字德辉，汉族，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他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所作杂剧在当时“名闻天下，声振闺阁”。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后人合称为“元曲四大家”。所作杂剧可考者十八种，现存《周公摄政》、《王粲登楼》、《翰林风月》、《倩女离魂》、《无塩破连环》、《伊尹扶汤》、《老君堂》、《三战吕布》等八种；其中，《倩女离魂》最著名，后三种被质疑并非郑光祖作品。除杂剧外，郑光祖写散曲，有小令六首、套数二套流传。 代表作《倩女离魂》。
白朴（1226--？） 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汉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杂剧家，元曲四大家之一。 代表作《墙头马上》。
元曲四大悲剧：
《窦娥冤》关汉卿
《梧桐雨》白朴
《汉宫秋》马致远
《赵氏孤儿》纪君祥
元曲四大爱情剧：
《拜月亭》关汉卿
《西厢记》王实甫
《墙头马上》白朴
《倩女离魂》郑光祖
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简介
内容简介
《唐诗·宋词·元曲》内容简介：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庞杂无效的信息。今天，一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有效信息的选择能力。而书籍正是有效信息的最佳载体。所以，温总理说：“书籍本身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人可以改变世界。”
于是，一些出版人提出了“最实惠、最经典、最实用”的出版理念，让大众读者能够“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做最成功的人”。“最实惠”，是指读者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两倍甚至三倍于其他图书的高质量有效内容；“最经典”，是指选取各类图书中历时最久、最受大众推崇的经典书籍，请专家释义点评，让读者躲避试错的陷阱；“最实用”，是指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展开和实用功能，使读者能够学以致用，奠定事业成功的基石。
作者简介
编者：（清朝）蘅塘退士 等 合著者：赵艳云
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辛弃疾(豪放派代表词人)、柳永、李清照(婉约派代表词人)。
发展历程
起源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发展
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yingmi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巅峰
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望月思念胞弟苏辙，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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