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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能动性研究的论文
摘要：翻译活动是伴随语言产生而产生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译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变化，经历了诸如“征服者”、“画家”、“奴仆”、“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笔者从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在译者主体性被夸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体性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能动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等，虽然没有出现过对译者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对译者的理解。译者作为能动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了译者的选择创造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这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也就相当重要。在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一些形象比喻来说明译者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4世纪，在翻译活动的早期，翻译家圣哲罗姆(saint jerome)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这种征服者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罗马时代，各国之间为了统治权征战不断，军事上侵略一方对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响了文学与翻译，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
译者的第二种形象是“画家”。这个形象最早是由英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提出的。他认为译者就应该像画家一样工作。当画家在作画时，他一定是尽量使他的画接近目标，与被画物体相似，那么译者也有责任使译作在任何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换句话说，要再现原作。
译者的第三个角色是奴仆。18世纪中期，翻译家和作家认识到其他语言并不比自己的母语低下，开始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原文。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tentativeapproximation)，鼓励向原文靠近。施莱尔马赫(schleiennacher)提出原作产生一切力量，译者要么屈服于原作，要么占领原作。巴托(charles bat-teux)则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就这样，译者从征服者变成了仆人或奴隶。到了近代，虽无奴隶一说，但译者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认识。本雅明(walter beniamin)发表了《译者的任务》一文后，译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再生，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再创作时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中的纯语言。他还认为词语均有情感内涵，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挡原文的光泽，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译者变成了解放者。
二、对中国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传统翻译对译者研究很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的讨论、直译与意译之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等。但是最近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译者身上，他们意识到了译者的重要性。
根据吕俊教授的划分，中国的翻译经历了三个范式，即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范式。在这三个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不同。
在语文学范式中，译者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范式。这期间，人们过分强调译者的才能和禀赋，这主要受到古典知识论哲学的影响，一切都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不能形成系统的译论体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当时的翻译理论及标准往往都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等。在这过程中，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从直译到意译得到了不断彰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属于我们说的“天性”型的翻译家，即依赖自己的个性和天性，依赖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翻译中往往显出较多的灵气、创见和本然的东西，但即使在语文学阶段，翻译完全靠译者的个人才能完成的阶段，人们依然没有给译者“创作”的权利。译者只能无限猜测原作者的本意，而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换句话说，只要原作者站出来说出他的本意是什么，那么持有不同理解的再好的译者也无法辩驳。这一时期的翻译讲究译者中心，而非译者主体性，人们也普遍没有意识到译者主体性问题。所以长久以来，译者一直处于“隐形人”的状态中，译作的优美行文往往也归功于原作者。
翻译的语文学范式一直持续到结构主义的出现。结构主义者强调二元对立的观点，其创立者索绪尔就强调应进行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并且指出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种影响下，结构主义者关注语言的共同特性，通过研究二元对立的各个项目，索绪尔分析了语言并找到了语言的内部规律。但结构主义也同样为我们带来一种封闭性研究的方法。它让我们在众多复杂的现象中去寻求共性和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即最本质性的东西。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结构主义翻译学著作引入我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等。他们也开始关注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转换问题，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对等模式。
在这种释译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者往往忽视译者的主体性，他们关注文本这个客体，关注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这些属于语言层次的东西，关注简单的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而没有深入的言语层面。他们反对对外界一切因素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闭的自足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认为原文存在着一个确定无疑的意义，译者通过语言可以通达这个意义，翻译也就是要产出一个与原文对等的文本。这种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的规律性的翻译思想，造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的“死亡”。在结构主义翻译学者看来，两种语言之间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转换的，翻译是纯粹的解码过程，译者是完全客观而中立的实体。这样译者则彻底变成了翻译的工具，变成了“机器”。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已经丧失了他的主体性，或者说，译者的主体性被降到了最低。
这种理论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的'批判和否定。后结构主义是从结构主义阵营来，并在对结构主义进行否定、反诘、驳难、叛逆中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是其代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翻译理论世界，也开始对结构主义翻译研究中的弊端进行反思，并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以外的诸多因素，形成了翻译研究中的解构主义范式。在这种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古典解释学理论，他认为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他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品。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进一步认为，人是以其固有的意识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海德格尔认为理解者总是夹裹着自己的前理解参与理解过程。理解过程就是在理解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的不断融合、不断拓展中无限地向前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意义的理解是一件开放的、无限的、永无止境的事业，每一种新视域的形成，预示着理解的突破和创新。伽达默尔则提出了“偏见”的理论。所谓偏见，指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的理解。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带着由“偏见”所构成的特殊视界来理解作者原初视界的文本。自此，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文艺批评界产生了以德里达、福柯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者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创造性再生，译者与作者拥有同等地位，是创作主体。从此，译者不再是仆人或机器，他变成了叛逆者，解放者，改写者，甚至是主人。解构主义者强调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消极模仿，相反，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动的个体。意义不再是确定不变的，它是随着读者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释译。所以，有人高呼“作者死了”，有人则强调译者的解放，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解构主义就是要猛烈抨击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的观念，随着作者死去，读者被赋予了绝对的阐释权。而作为文本第一读者的译者也无需再做俯首帖耳的“仆人”。译者拥有了某种自由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意义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极致。
三、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制约因素
解构主义这种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与元序。试想，如果一千个哈姆雷特变得面目全非，那么翻译的意义又何在。人们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注意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福柯强调“权利话语”的存在，勒菲弗尔提出的“重写”理论，都是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事实上，译者的确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限制他在翻译时发挥能动性。这些限制有来自译者自身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它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修养与理解水平；有来自原文本的制约，它限定了译者发挥的框架；有来自读者的制约，它要求译者考虑译本读者的情况；还有来自社会的，比如赞助商等的制约。总之，人们已经能够冷静地思考译者的创造权利，不再盲目地为译者“松绑”。
1．译者主观上的制约
译者主观上的制约主要是指译者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但说到底，这种主观制约还是来自于客观世界，即社会对个人的不同影响造成了个人主观上的意识的差异。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包括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民族性格、文化渊源、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也涵盖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以及译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等。文化先结构的各个因素间相互交织重叠，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笼罩着译者的思维。这种主观制约和译者主体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个译者都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而正是这种制约成就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如果译者被过“度”制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不尽如人意，出现由于个人素质问题而引起的理解失误、用词不当甚至胡编乱造。
2．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
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包括原文、原作者及译文读者等。
首先，译者对原文文本的诠释必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任凭译者天马行空地想像和发挥。既然是“带着镣铐的舞者”，也必须受到“镣铐”的束缚，即译者诠释的最大空间是被限制在原作的框架之内的。这也是个“度”的问题。如果超出了译者主体性能够发挥的最大限度，翻译也就不能称之为翻译，可以说是改写原文。这就会使译作的可信度降低，有时其逻辑性和可理解性也受到影响。翻译已经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是值得研究的一门科学。它对译者的定位即做到“忠实”。如果超越了译者的权限，使之任意发挥，使每部作品都带上译者的观点或与原作内容不相符合的话，又有哪个作者会再相信翻译和译者?老舍的《骆驼祥子》被一位美国译者翻译成英文时，译者就私自篡改原文，结局变成虎妞没有死，两人幸福地生活了，悲剧又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老舍对此很不满意，尽管该译本一经发行，立即成为美国畅销书，老舍依然不承认这是《骆驼祥子》的译本。可见，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可以任意发挥的，一定会受到原文的制约。
其次，成功的译者不仅要考虑忠实原文，还要考虑译文接受者。为了使译本为读者所接受，译者会受到来自译文接受者方面的制约。此处译文接受者不仅指译文读者，还包括译入语的文化规范等接受环境。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读者和译入语环境接受译作，这是翻译最重要的环节。为了使译作成功地被译人语文化接受，译者在翻译时会更能动地、有目的地发挥其创造性，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或异化或规划，或直译或意译，很多时候还要占用很大篇幅对译作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说明，使之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满足“交流”的需要。当然，译者还要考虑到原作的制约，这就使译者发挥主体性时受到两极的限制，即既要忠实原著，又要符合译入语的文化。
由此，翻译之难，翻译之纷繁复杂可见一斑。译者在发挥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虽然译者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可也不能就此认为译者拥有“无上的权力”。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两者兼顾，不能偏废一方。
译者: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能动性焦点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它们在翻译的`基本观点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互相批判.但是在翻译的主体及其能动性方面,他们表现出了一致性.
作 者：王长安 WANG Chang-an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内江,641112 刊 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3(9)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译者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翻译观 能动性论文摘要：本文以王佐良先生翻译ofstudies的译本作为切入点，从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以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等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论文关健词：译者主体性 翻译的目的 文化意识 读者意识
1前言
培根的这篇《谈读书》短小隽永，以生动简洁而庄重正式的语言表达作者对读书的种种领悟。文章层次清楚，观点鲜明，文中虽无高亢激昂之词，却于简单平实之间蕴含哲理，引人深思。而王佐良先生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其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脉络清晰。文体选择适当、严谨一致;译文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而且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各种风格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了高度的掣合堪称形神兼备的佳译。
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以翻译而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的对象性活动就是具体的翻译行为，即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的活动。主体性本身包含着受动性(即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审美情趣，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审美要求以及译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性)、为我性(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包括翻译中体现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而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即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下面作者结合王佐良先生译的OfStudies《谈读书》的分析，从翻译的目的性、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1从翻译的目的性看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有“充分再现原作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的意向，因此他在译文中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尽力不忽略原作中的艺术价值，力图传达其不同内涵。OfStudies原文的风格体现在词汇、句法、修辞、章法等语言的各个层次，措词精炼，句式简洁，节奏鲜明，论述清楚，整篇文章既端雅又晓畅，给人一种“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歇张”的气势。译者在翻译时基本上是逐句对译。原文共十九句，译文则浓缩为十六句。多数句子是句对句译出，有些句子则因汉语的特点，通过标点符号的使用得以合并，长句中又包含各分句。使用文言词或文言结构来体现原文庄重而文雅的大词，同时还借助正式程度较高的四字格来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原文充满了警句，而译文也是字字珠现，精练顺达。如:“ifa~writelittle,hehadneedhaveagreatmemory;ifheconferlittle,…”句中的“write,confei’等均为有古风色彩的表示现在时的虚拟形式，动词不分人称和单复数，均用原形仿梦之，:66)。王佐良先生在翻译时则采用了夹白的文言文，让人感受到浓郁的古风古韵。
由此看来，王佐良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译人语读者服务。他基本上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采用了意译的方法。他“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把外国文化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揉合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2.2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看译者主体性
在OfStudies的翻译中，译者将“Tospendtoomuchtimeinstud-iesissloth;tousethem…;tomakejudgmentwhollywisthehumorofascholar.’，译为“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其中‘`scholar’，原意是“学者”，译者把它译为“老学究”，这是中国特有的，它尤指迁腐浅陋的读书人。因此，“学究故态”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劝说的目的。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受动性的制约下，使任何优秀的译作也难免有“不忠”之处。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译人语文化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议程，决定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并都会在译文中留下其文化价值取向的痕迹。
读者意识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译人语文化语境中，同一部作品存在有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对译文的期望各不相同。就OfStudie，来说，在中国就存在着学过英语的、对英国有一定了解、还想进一步了解英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也存在只为猎奇、消遣的一般中国读者。从一定程度上讲，翻译是创作，译者就有他的“意向读者”或潜在读者。每位译者在创作过程中，其潜意识中都有一个意向读者群。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的价值，使译作在译人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铭记其潜在读者的期望与审美取向，从而决定具体的翻译方法。王佐良先生是以想了解英国文化又要具备一定中国古汉语知识的中国读者为对象的。译作体现出揉合中国文化意向的努力。如:”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andforability.二”介词‘`in”分别译成“……之时”，“……之中’，，“……之际”，既讲究了形式的工整对仗，又避免简单的重复。而词组“独处幽居”、“高谈阔论”用在此处，言简意赅，与“怡情”、“博采”相互辉映、映衬，文字细腻、富有韵律，融有形美、音美、意美之妙。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会很好地理解原作，进而欣赏原作，最终使原作通过译作体现出的思想及文化价值为本土文化服务。
2.3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看译者的主体性
原作进人译人语中，除外在语言形态上异化为译人语语言外，更因上文说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而打上了译人语文化的烙印，负载着译人语时代文化的意蕴，译作虽然与原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已不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译出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它同时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成为译人语多元文化中的新成员。《谈读书》被我国的中学课本所收录，并被奉为译作经典。从这方面来讲，好的译文对原作的推广，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译作的生命是译者赋予的，“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决定如何使他们融人到译人语文学中。’，(Lzfevere,1995)译者主体性决定了译作的审美独立品格和译人语文化特征。译作通过自己的独立价值，强化了原作在译人语文化中的地位。从译作的生命独立性看，译作和原作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互文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译作的受欢迎程度来看，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谈读书》可以与原作OfStudies相媲美，甚至超过原文。从一译作在译入语中的影响看，它与受其影响的创作文学也构成了互文关系(查明建，,)，充分说明了译者的创造性，也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译人语文化意识。
3结语
从对王佐良翻译的OfStudies分析可以看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还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往往合而对译者产生影响，最终的翻译成品是在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下，译者创造性创作的结果。但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也并不意味着译者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甚至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这也是在翻译中要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的意义所在浒钧，)。
正确的歌唱方法-意识的能动性研究
正确的歌唱方法
――意识的直接与间接指挥艺术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意识对人体有两种指挥方式：直接指挥与间接指挥。直接指挥的意识称之为直接意识，间接指
挥的意识称之为间接意识。正确的歌唱是意识对人体的直接与间接的指挥艺术。正确的歌唱需要直
接意识与间接意识对人体指挥的协调统一，具体为呼吸、吐字、声区、音色、音高、气息、共鸣等
等的协调统一。歌唱水平提高的关键是意识对人体指挥的熟练性以及相关肌肉的锻炼。个人修养也
是歌唱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意识 直接 间接 指挥 协调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Abstract: Consciousness has ways of two kinds of conductors to the human body:
Command and command indirectly directly. The consciousness commanded directly is called
direct consciousness, the consciousness commanded indirectly is called indirect
consciousness. Correct singing i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mmand arts to the human
body of the consciousness. Correct singing needs direct consciousness and indirect
consciousness to be unified to the coordination that the human body command, the
coordination in concrete in order to breathe , enunciating , a sound of district ,
sound , pitch , breath , sympathetic response ,etc. is unified . The key that
competence improves is the exercise of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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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语言学创造性抉择论文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一方面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其性质,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产物。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很大的启示。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翻译活动视为现实体验的认知主体将一种语言映射转述成另一种语言的认知活动,翻译活动具有体验性、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两个世界”的特点。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关于体验的普遍性观点解释了翻译的“可译性”,认知源于体验的观点则指出了创造性翻译的适度性问题。可见,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王寅:15-19)。本文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知识探讨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问题。
二、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与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界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翻译主体性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翻译主体性研究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主体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预设、演绎、推理等方法,将一些理性和超验的概念加在想象的理想译者之上,并常常将源自于译者内心世界的翻译经验推到与理论相对立的地位。
作为当前翻译研究主导范式的文化学派,过多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历史社会文化意义,过度强调对译者主体性的理性论述,而忽视了对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剖析。文化学派强调译者主体性的普遍性,而忽视译者主体性的个体性,译者主体被当作译语文化中的一个抽象符号,受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影响解读和支配。翻译研究的功能学派、目的论派、文化学派、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在强调译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后,绕开翻译的本体研究和译者的个体研究,把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形象置入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描写性研究,译者本人的情感、认知、前结构知识等因素被淹没在目的、规范、译语文化等概念中。这些研究把译者的认知能力归结为超验的理性能力,认为翻译只是一个分析、推理的过程,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进行形式转换的过程。但随着近二、三十年翻译学及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活动,更是一个交际过程,该过程离不开译者这一因素。在1990年出版的《话语与译者》一书中,Hatim和Mason就把翻译活动视为在某种社会语境中进行的交际过程,译者站在这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的中央,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传统翻译理论局限性的逐步暴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深入探讨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十分重要。辜正坤在《译学大词典》的序文中提到:“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使人类不仅和自己的同类也和整个世界沟通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理解行为,是一种物质世界中运动着的物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相互反应、沟通、认知与理解的行为。”可见,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它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的形式、意义、规律与特点,这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的概念化所进行的研究。语言的产生是对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是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产物。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如何使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这涉及认知的基本范畴与认知图式、意象与隐喻认知模式;其次,语言使用和理解认知过程,也就是人如何运用语言结构实现其交际的功能。由此可见,人是语言的运用、理解过程中的认知主体。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3)。从表面上看,翻译只是一种语码转换活动。然而,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两个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人的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也是思维活动的过程”(阎德胜1992)。因此,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无论是词语的恰当处理还是句段的合理翻译,乃至整个篇章的有机联系,都是与思维浑然一体的。然而,语言同客观世界并不直接一一对应,而是以人的认知作为中介,其认知过程大体是: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范畴—语言符号(蔡晖)。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从头至尾都是积极参与者,对一篇合格译文的产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既然人的主观认知在语言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译者在对两种语言进行转换的翻译活动中便可以充分利用其认知主体地位对源语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进而用目的语表达。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对于认识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对译者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忠实”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信、达、雅”、“等值”、“化境”等概念。这些概念从本质上说都是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评判准则,而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所以,“翻译者即叛逆者”。“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Escarpit(1961)在《文学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RobertEscarpit1988:137)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命题限于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转换层面。中国引进“创造性叛逆”概念的第一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对此加以丰富和深化,提出了文化交流中一些有关于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的问题。
他认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谢天振:140)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叛逆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都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的阐释和建构,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误译、编译、改编等(费小平2002)。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层面,即:“现实-认知-语言”。从语言形成方向来说,人们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式体验,对客观现实进行认知加工形成语言,现实先于认知,认知先于语言,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产物,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客观世界规律,难怪认知语言学家要提出语言的象似性问题(语言表达与现实/认知之间存在大量的理据性)。若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在这一互动作用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重叠的。相对于原文作者来说,他是读者;相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他又是译文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其主体地位不言而喻。在翻译过程中,在对原文中所勾画出的原作者想要描述或反映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领悟以及他自己的客观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译者采用何种语言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常常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创造性尤其体现在文学翻译中。文学语言以具体、形象作为手段,描绘事物的特征、本质、规律或抽象哲理,为人的思维提供一个有形、有色、有声的映象。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是一种在源语制约下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使译语尽可能地以最切近、最自然、最完整的方式再现源语语言意义的.过程。当然,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的体验和认知来理解原文意义的,是目标语的映射转述,译者应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本语码进行映射性转述,并适度地理解和再现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看,认知来源于实践,翻译是译者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后的创作。因此,翻译要求译者通过心智活动,认知、体会原作,但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译者应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特色,尽量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
创造性叛逆是在对原文和自己的前知识结构的体验与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是译者的随心所欲。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性活动,其绝对忠实性原则难于实现,但这不表明我们可以抛弃忠实而追求不忠实。恰当运用创造性叛逆可以使译文增值,相反,对创造性叛逆限度把握不当,随意删减、改译或增加内容,会导致译文成为笑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力求“创而有度”,对“叛逆”和“创造”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对“叛逆”不当或“随意滥造”的应注意避免,加以改正。
四、译者主体性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一)翻译选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是基于体验之上的认知行为,语言认知以范畴化的形式来表现。语言认知不是一种超验的行为,而是在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体验性、受环境制约和交互性(李弘,王寅2005)。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材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译者的认知取向,这种取向包括译者的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其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不是超验的,而是建立在译者对客观世界长期体验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心理表征,即社会团体所共有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及译者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包括语言使用时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认知因素影响下,译者肯定会有意识地选择符合自己认知取向的翻译材料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美学认知决定了翻译选材。傅雷在《翻译漫谈》中说:“选材就如交友,有些文章不适合我,那就没有必要翻译;而有些在第一眼看到时就仿佛我的老朋友。”傅雷所言说明了译者和原作者相同或相似的品味和兴趣在翻译选材方面的重要性。而傅雷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一般而言,译者在文化氛围许可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总是根据自己的行文风格、气质风度和美学倾向,尽可能地选择适合自己审美情趣的原作进行翻译。例如,郭沫若喜欢雪莱的浪漫抒情诗,徐志摩喜欢拜伦的诗,而梁实秋中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终身都在乐此不疲地为中国读者译介沙翁的剧作。同时,译者都会在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形象。著名诗人兼剧作家田汉一生都在从事创作和翻译活动。
在所有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王尔德。他很难把自己和王尔德分开,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王尔德的书。有比较发现,田汉和王尔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聪明、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很崇高的理想,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欲望;他们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对艺术有很广泛的认识;他们都对社会现实不满,因此都很沮丧、苦恼、饱受心灵折磨。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是超越语言及文化、建立在译者美学思想基础上的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他将翻译提到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只翻译自己喜欢的、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作品,以实现“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目的。他高度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除了注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外,还力图体现自己的风格,而后者正是广大读者深深喜爱巴金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翻译策略
翻译不仅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认知模式之间的转换。认知模式是语言单位转换的心理理据,也是基本的语言心理运作方式。认知模式,一般由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组成,而两个认知域又分别由各自的认知价元(Valence)组成。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不同语言的认知体系会因为各自民族不同的认知心理经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以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例如:原文:Iwasratherliteraryincollege.译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literary”本为抽象的意义,如果根据英语语言内的认知经验来进行源域的附加,并不会出现“舞文弄墨”这样的存在于汉语使用者的经验范围之内的动作。所以这个附加句具有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特征。艾略特在《阿尔弗雷德普鲁费洛克的情歌》的开头写道:“Theeveningisspreadoutagainsttheskylikeapatientetherizeduponatable.”(正当天空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黄昏”与“病人”两者看似毫无关系,但通过对语言的认知和理解,便会发现“黄昏”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而“病人”则处于生与死的转折点。“病人”似如“黄昏”是比喻生与死的境界。作者通过超人的想象力塑造出的这种感性形象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主题。译者凭借语言这一媒介,通过认知和体验以及对语言的理解,对自然作出了真实的写照,塑造了具有可感性的艺术形象,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为读者营造了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场景,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像赏析原作一样有一种感动和美的享受。这是翻译创造性作用的结果。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化心理等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制约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阐释与认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能“创而有度”。总之,认知语言学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特别注重认知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赵艳芳:3)。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语际转换的活动,翻译活动也就自然包含了译者对源语的认知动因的形成和认知模式的转化。因此,认知语言学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认知因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尤其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研究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理据。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认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的研究,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上更加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
译者主体性与昆曲翻译策略研究
功能翻译理论及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昆曲翻译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主体审美在昆曲翻译中的具体体现.交际性对等原则与译者主体性在昆曲翻译中的应用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昆曲翻译中的同一认知关系.这种同一认知关系体现在原文同译者风格、译文文化语境、译语美学特征的同一认知.同时,译者主体性介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
作 者：吉灵娟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刊 名：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昆曲 翻译策略对国外译者研究发展的考察
在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受重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然而在译者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各国学者及翻译流派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基于根茨勒的翻译流派分类,考察了各流派对译者地位及任务的认识与观点.
作 者：陆丽英 Lu Liying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9 刊 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9(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翻译学 译者研究 翻译流派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中自主能动性的调动研究论文
摘要：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理工类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大学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就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结出更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学习效果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大学物理；学习兴趣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48-0207-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以地广人稀、物资丰富而闻名。现有47个民族成份，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 的省级行政区。图1为新疆地区达到万人以上人口民族的成份比例图，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占有绝对的主导。据调查，部分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更是达到当地总人口的80%以上。新疆大学早在1978年就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截止到底，有各类在校生达到30000余人，肩负着为祖国西部建设培养知识型、技术型人才的重任。
自1949年以来，我国前后六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分布图。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逐年递增，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也在不断攀升。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文化传承，对我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据调查，新疆大学每年有近60%以上的学生是来自全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将成为大西北人才建设、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针对新疆大学地域的独特性，强化少数民族学生对基础学科的知识储备、学习兴趣，以及应用能力，对新疆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腾飞，乃至社会稳定，安定团结都有着弥足深远的意义。物理学——探索物质世界最基本结构、最普遍相互作用、最一般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学科之一。在我国，中学生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物理，其后，物理更是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编入大学入学考试理科科目。物理学影响深远，与许多自然科学息息相关。本人多年从事教学工作，现以大学物理为例，谈谈如何在实践教学中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自然学科的兴趣。
一、当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大学物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理工类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涵盖普通物理和一些现代物理内容[1]。本人经多年教学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大学物理课程难度大，对物理课程学习兴趣不高，大学物理成绩普遍不是很理想。现以我在校生为例，讨论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
1.物理基础知识较为薄弱。我校少数民族学生多数来自教育条件相对较为落后的南疆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学生受到教学条件影响，中学阶段几乎没有接触过物理实验，物理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十分有限。
2.对物理学习兴趣不浓。大学物理课程内容相对较为枯燥，概念抽象，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数学功底和逻辑思维能力。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一说到物理就纷纷表现出畏難情绪，认为该课程难学。
3.缺乏交流。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交流的能力有限，在课堂上学习较为被动，很少参与同老师以及汉族同学的互动。遇到问题，很少向同学和老师提问。在实验课中多数情况也是自己闷着头做，对实验操作只是简单的模仿，对实验数据也是不求甚解，很难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二、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大学物理兴趣的方法
针对上述情况，在基础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大学物理相对其他学科理论性较强，较难掌握。减少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学习主动性，需做到如下几点：（1）明确学习大学物理的重要意义。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特别是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大学物理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基础课，对后续课程的学习会产生很大影响[2]。（2）激励教学。本人教学经历中就遇到过少数民族学生把大学物理学得非常成功的例子。阿不力克木——级机械班学生，来自南疆喀什，在大学物理期末考试中拿到98分的高分，与班里另一位汉族学生并列第一。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认真，我在授课过程中时常会激励表扬他，这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后续的学习中表现越来越好。（3）在教学中多结合。将大学物理在其他学科中和少数民族有地域特性日常生活中的运用，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深入浅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对知识的探索精神，启发物理思维。
2.针对性调整教学方法。（1）加强与少数民族学生沟通交流。在教学中，老师应主动了解每一名少数民族同学的物理基础情况、语言水平等。可以为班里少数民族学生建立物理学习微信群，用学生们熟悉的形式沟通，对教学效果会有很大帮助。（2）利用实验课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验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实验课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老师要更有耐心，手把手教授，当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亲手得到有效实验数据时，学习兴趣也必然随之提高。（3）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大学物理内容相比较抽象，为了让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更生动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物理原理，老师必须要更多地开展课堂教学互动，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课程的趣味性，在图像、声音的运用上要更新颖、有趣。
3.引导少数民族学生改进学习方法。（1）科学划分学习小组。教学中可以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编成一个学习小组，汉族带动少数民族学生共同进步。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各学习小组通过讨论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共同完成。该方法不但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的交流。（2）督促少数民族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老师可以以微信群的方式，将课程中的一些知识点归纳出来，安排群里的少数民族学生自主学习，及时解决他们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3）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学生改变中学时期的学习方法，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教育方式多数是“保姆式”的，学生的主动性差。而在大学，必须培养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及网络资源，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积极与老师同学探讨、交流，不断提高学习兴趣，掌握学习方法。其次要引导学生从题海战术中解脱出来。大学学习与中学不同，大学物理课程以理解物理思想为主，老师不再布置大量的习题、作业，而是会尽量选择一些典型习题让学生解答，重点考察学生的思路是否清晰，目的只为巩固新学知识[4]。
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中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老师耐心细致，因材施教，并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郭林伟.浅谈“大学物理”教学[J].榆林学院学报，，15（5），67-68.
[2]侯永，戴佳钰.如何激发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36（173）：86-87.
[3]孙慧，樊莉.大学物理教学方法的探析[J].教学实践，，（10）：100.
[4]贺小光，陈敬艳.从中学到大学物理学习思维和学习方法的转换[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33（2）：166.
后殖民下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论文
1翻译选材
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去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对原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态度所决定的［17］，体现了译者强烈的主题意识．布莱恩弗里尔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盖尔文化已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以及对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现状切肤的人文关怀都使他所写、所译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家乡发生的事情或在爱尔兰历史和文化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遇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等［20］，写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翻译的过程，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种置换，即将爱尔兰家乡的语言、文化、历史状况翻译成西方宗主国语言的过程．如此以来，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是翻译的文本．《翻译》是一部后殖民戏剧，究其实质是用宗主国语言英语翻译而成的后殖民译本．其原作就是虚拟的爱尔兰语言文本．在《翻译》的写作（翻译）过程中，布莱恩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激起爱尔兰人民爱国热情的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大事．一是英国政府建立国立学校替代树篱学校意味着古老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消亡；二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执行的土地勘测法令，殖民地图的制作及划分，地方的重新命名则意味着爱尔兰领土的丧失，被英国的侵占［18］．领土、语言的沦丧则意味着爱尔兰身份的迷失，爱尔兰根的消亡．通过选取这两个典型事件，布莱恩在《翻译》中让爱尔兰村民述说着盖尔语发生的凄惨故事，让其民众对自己语言、领土的流失感到痛心疾首，从而激发他们对本国语言文化的热爱与保护，对本民族文化主体身份的探寻．同时，在许多曾经有着类似殖民经历的人民心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与共鸣．正是认识到发生在爱尔兰家乡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后果及对爱尔兰人民的深刻影响，布莱恩弗里尔才会将其作为创作（翻译）的素材，可见作者（译者）在翻译选材方面的独具匠心，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
2翻译策略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社会里，可以建构、操纵话语或建构所需要的文化［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受权利、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译者在面对两种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文化时，在翻译过程中是选择屈服于上述各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压力、成为强势文化的“仆人”还是采取“抵抗”的立场［17］，“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与反击”［21］，以塑造自我文化形象，进行权力话语干预，并由此改变权力不平等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自主决定的，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意志．同时，这也是后殖民翻译理论衡量译者主体性价值的关键指标［17］．布莱恩弗里尔在《翻译》的创作（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适度的杂合翻译策略，移植了爱尔兰盖尔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如爱尔兰方言词汇“backways”，爱尔兰人名、地名“Owen，Hugh，BaileBeag和CeannBalor”以及爱尔兰“putxony”句法结构，例“Howdoyouputatailonit？”等；杂糅了与爱尔兰有着更亲文化渊源关系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如endogamein（部落内通婚），ex玻铮纾幔恚澹椋睿ㄒ熳逋ɑ椋，baptizein（洗礼），sobrius（清醒），caerimonianominationis（命名仪式），Opushonestum（光荣的任务），expeditio（远征，探险队）等；同时，他还融入了爱尔兰文化，嵌入了隐含爱尔兰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词汇，如“TobairVree”在盖尔语中指“十字路口”，该词隐含着一个民间传说．“Tobair”是一口井，“Vree”是盖尔语“Brian”的误用．“Brian”源于“TobairBhriain”．因为150年前，这里曾是一口古井，并不是十字路口，而是距十字路口很近．一位名叫“Brian”的老者，因为脸部长了肿瘤而破相，听说井里的水是神佑的，于是他接连7个月，每天都用井里的水洗脸，但肿瘤并没有消失．一天早晨，人们发现Brian淹死在井里．自此，这个十字路口就被命名为TobairVree?尽管那口井已干枯了很久［22］．在剧中，“To玻猓幔椋颍郑颍澹濉北居币牖蛞粢胛一个与其对应的英语词汇，但是，布莱恩弗里尔有意原封不动地将其载入地名薄，因为他意识到了隐含在爱尔兰语地名中的传统故事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同时也彰显了爱尔兰语地名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传统［18］．通过刻意使用带有爱尔兰民族印记的语言、文化，布莱恩弗里尔构建了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杂合文本，凸显了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彰显出后殖民翻译抵抗、颠覆和消解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和中心的功能，解构了权威，使边缘步入中心，进行平等对话，重塑了爱尔兰人民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身份，最大程度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3结论
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宏观语境下去考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殖民的工具也是解殖民化的武器．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处于权力的中心点，通过自主选取翻译素材，采取抵抗式翻译策略，建构主体文化身份，摆脱殖民枷锁，抵制文化霸权．在《翻译》中，布莱恩弗里尔基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为素材，采取后殖民抵抗式翻译策略，凸显了语言、文化差异，表达了自身及其所属群体的文化诉求，重构了本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解析后殖民文学作品《翻译》，不仅为其他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拓宽了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范畴，而且有助于我国人民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中，采取有效的创作和翻译策略，凸显中国的语言、文化差异和元素，以抵制西方霸权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最终促进我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与繁荣.
哲学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末以来,译者的主体性在各种理论框架下得到研究.随着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其主要观点对译者主体性的进一步认识有着独到的启示,如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对话原则等.本文拟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视角,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角度,揭示译者参与译文形成的动态过程,为进一步确立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 者：叶海霞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兰州,70 刊 名：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理解的历史性 视界融合 对话原则空谷幽兰-美国译者赤松的寒山诗全译本研究
众所周知,译者学术背景和生活阅历的殊异,翻译政策和标准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译者的翻译行为、选材标准和翻译策略.1983年美国民间学者赤松翻译的<寒山歌诗集>,是该诗集在英语世界出现的第一个全译本.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细腻考证、散体化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译本加注手段的运用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布、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文学史上的边缘诗人寒山和及其名下的那些寒山诗在国际汉学界、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都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
作 者：胡安江 周晓琳 HU An-jiang ZHOU Xiao-lin 作者单位：胡安江,HU An-jiang(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周晓琳,ZHOU Xiao-lin(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重庆,400031)
刊 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WUPL 年，卷(期)： 11(3)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赤松 寒山诗 全译本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论文
[摘 要]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文章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并进一步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翻译操作过程的影响，并指出译者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能动；制约
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翻译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家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言学的任务，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读者。因此翻译研究就局限于文本对比和语言转换的范围内，而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成分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研究便被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际译学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研究到文化视角的巨大转变。在文化视角下，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其过程包含了对原作意义、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而译者则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文化的使者。由此，众多翻译理论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一直默默无闻的译者，承认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并将其从“隐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由幕后推至台前，确立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我国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特别是有关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即译者的创作个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在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中，常常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忽略了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向片面。本文旨在挖掘并探讨这些制约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提供借鉴意义。
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
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先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加以了解。虽然翻译活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但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翻译主体性的。纵观近百年来乃至更加久远的中西翻译史，人们在研究翻译理论时，几乎都只翻来覆去地、不厌其烦地探讨翻译的性质、原理、功用、标准、方法、技巧等等，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时，充其量只谈他必须具备的学养及所谓译才译德的一些方面，而绝少考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绝少讨论他的人格问题和心理问题，绝少顾及他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禀赋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真正自觉而且明确地探讨“译者主体性”这一理论问题，很多西方翻译学派都不同程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接受美学将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和读者的阅读活动收进了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认为读者作为文学现象的又一主体，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是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此外，作为读者和阐释者，译者的阅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的影响…。可见，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说，“译本总是由某个人的第一次阅读开始的，这种阅读和创作一样富于个性，故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抹不去译者的痕迹”[2](P206)。而“译者的痕迹”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之一。20世纪后半叶，西方译坛涌现出来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学派当中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西奥・赫曼斯认为，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提出，在特定语境下出现的翻译总是特殊的翻译，“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译者从来就不会‘公正翻译’。翻译才能不是与生俱有的，它必须进行认知和规范方面的学习和磋商才能掌握。所以，译者是在一定的翻译概念和翻译期待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3](P178)。如前所述，译本无可避免地会烙上译者的印痕，故而在原著与译本之间划等号是不可能的。
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之一伽德默尔认为，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同样译者对原文或原作者的理解，必然带有自己的理解或偏见，必然带有自己的历史性，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意识，这将直接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而译者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译者的知识水平和范围，也都会影响他的理解。解释者有其自身独特的视界，这也是由偏见构成的；而文本总是含有原作者原初的视界，这个原初的视界与读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差距。从此角度出发，翻译过程亦可理解为原文作者视界与译者自身视界之间不断交融产生新视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前理解和偏见的作用下在翻译过程和译文中体现出其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诚然，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其发挥并非没有任何制约，它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性本身就包含着制约性，它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制约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离开了制约性，能动性的发展就盲目无依，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译者的读者意识和双语文化能力等等都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原作的制约
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译者只是代笔，而不是抢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东鳞西爪的写作。有人形象地把翻译家比作钢琴演奏家。同一首乐曲，不同的钢琴演奏家会根据自己对乐章的理解和体会演奏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但他只能在准确弹奏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智慧，进行积极的艺术再创造，而决不能脱离曲谱，把它演奏成另一支曲子。翻译家也是如此。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二)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背境
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4](P89)。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译者对原作进行阅读、理解和阐释，必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并对未定作品的空白进行填补。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也就是译者对原作的“未定点”、“空白点”的填补不同；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5](P73)。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以苏曼殊和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纷纷采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外国小说，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应表现尤为明显。其次，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众所周知，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6]。上世纪初林纾翻译的小说中出现大量有意的删改，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文化语境的要求。如果说林译小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的复译现象再次证实译者主体性受目的语文化语境制约的情形。译学大家杨武能先生和许钧先生在讨论复译的必要性时指出，年代久远的译本语言会显得陈旧过时，不再能为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接受；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地前进和发展，语言和审美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可见翻译必然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与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7]。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
在翻译活动中，目标读者是切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只有在翻译结束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自然，译者不可能等到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一交流活动，他必须在翻译活动之中将这一交流与对话活动纳入翻译过程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翻译者的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的翻译表达。其实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读者群，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会时刻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因为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不可避免，译者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作为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上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总之译者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服务时，他所采取的翻译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8]。
(四)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
翻译是两种文化汇合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通过翻译来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在阅读文学译著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毫无例外地要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即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诸多制约因素，即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也只有在制约中，译者才可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最终打开文化交流和文化互融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6)．
[2]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M]．南京：译林出版社，．
[3]赫曼斯．西奥翻译的再现[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1)．
[7]王玉粱．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6)．
[8]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
谈意识能动性对声乐学习的指导作用论文
对意识能动性最通俗易懂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字：“想”。但在多年的声乐学习与教学中发现，很多声乐学习者往往忽视意识在声乐学习中的作用，把歌唱当作一种纯粹的 “不假思索”的机械运动。
一、意识及其能动性
意识，首先是人脑的机能，这是意识自身的物质性，是它的客观存在性;其次，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对客观事物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意识的主观性(也称为主观意识)。意识主观性是个体心理的深层结构，具有自觉、创造与能动三大特性，对人的实践活动起着调控与指导作用，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也肯定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表现为意识活动的目的性与计划性、主动创造性与自觉选择性及对人体生理功能的高度调控作用等三个方面。
二、意识能动对歌唱的指导作用
(一)意识能动对歌唱者生理肌体的指导与协调
人的行为都受大脑支配，是由人脑的高级神经系统(意识)指挥完成的，意识对个体生理活动的调节是它最主要的作用。作为歌唱，它首先本身就是一种运动，是人体发声器官及相关肌肉群间相互配合协作的生理实践过程，意识不仅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一歌唱生理过程而且起到首要作用。此外，意识在整个歌唱心理活动中也起到一定的协调与平衡作用，如歌唱过程中歌者的兴奋、紧张等情绪因素、作品再创造过程中歌者对人物形象塑造、作品内容表达等情感因素，这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都要靠意识来帮助我们平衡。
(二)意识先行——“打有准备的仗”
人在发出行动之前，总是根据所需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目的，并依据这种目的构建实施计划与方案，再在这种目的和计划的指导下付诸实践。意识活动的这种目的性和计划性，是意识能动的又一特点。
在声乐学习与演唱中，要充分发挥意识能动的这一特性。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吉利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在发一个音之前，先要在思想上把它成型，并赋予它适当的色彩、音色和表情”。这说明了在发生歌唱前“想”的重要性，所谓“想到位才能唱到位”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在声乐的学习与演唱过程中，一定要“打有准备的仗”，让意识永远走在声音的前面。
(三)意识主动创造性在声乐艺术上的体现
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是意识能动作用的又一体现，这种主动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通过想象在思维中创造出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意识的主动创造性在声乐艺术中实际就是“创新”的体现，这一点在声乐学习中尤为重要。对于艺术来说，模仿将永远都是别人，唯有创新才是真正的自己。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在其讲座中提到过：“要尝试一切声音的可能性，后而择优”，这句话道出了两层含义：前半句指出了意识的主动创造性，因为这种创造性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在声乐学习中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去证明它的实际可操作性与可行性;后半句说明了意识的自觉选择性，通过歌唱实践的验证，要有意识的选择最适合歌唱者本身和最具有声乐审美价值的声音。这两个层面都是意识能动在声乐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四)意识活动要与实践相结合
意识能动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达到。否则，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所谓“光说不练”就是这个意思，把这句话引用到声乐学习中就是“只想不练”。歌唱不是仅仅靠“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大量的歌唱实践把这种“想”转化为可听可辨的现实音响，要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完善概念，提升自我，最终形成正确的歌唱意识再去指导歌唱实践。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意识的能动作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质和结果：一种是促进事物发展的，一种是阻碍事物发展的;只有正确的意识才能指导正确的行为，积极推动事物发展前进，反之亦然。在声乐学习中，意识能动产生的这两种结果更久不变，歌唱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理运动，一定要在正确的歌唱意识的指导下完成，这是意识发挥能动性的前提。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吉利先生写道：“错误声音的'发出，必定伴随着有错误的生理动作的原因”。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错误的动作是谁发令完成的?是我们的意识，是错误的意识发出的错误信号导致的错误生理动作。因此，树立正确的歌唱意识，是声乐学科中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课题。只有在正确的歌唱意识指导下才能获得良好的声音效果，才能达到对声音的有效训练。
三、结语
总之，任何一种不带脑子的学习都是徒劳。在歌唱过程中，意识先行是贯穿歌唱始终的理念。在声乐学习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毋庸置疑，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在很多问题上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因此，要充分发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运用正确的歌唱意识指导歌唱行为。“意识在哪里，声音就在哪里”，这不是一句玄乎的空话，是众多声乐前辈们对声音的辩证认识与经验总结。
摘要：我国媒体在全球化浪潮下，没有把握住机遇及时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地方媒体国际化的现状令人堪忧，比如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开拓海外市场的紧迫性；多数地方媒体资金不足，难以支撑其进军国际市场；国内外的文化差距使得地方媒体国际化之路崎岖坎坷；国家政策的限制使得地方媒体海外采集力低下且对外传播内容固化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的地方媒体自身应该作出努力推动地方媒体国际化，如改变已有的观念,用国际化的视野看待传媒业的发展，培养国际化专门人才，实现跨媒体、跨平台的国际化发展格局。
关键词：地方媒体 国际化 国际竞争力 走出去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渐深入，外国媒体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大，我国国内的地方媒体将要遭受着来自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的双重夹击。在这样的状况下，地方媒体势必要紧跟着全球化的潮流，进军国际市场以谋求自己生存发展的一席之地。而从我国整体发展战略上来讲，地方媒体的国际化不仅可以促进其本身的发展壮大，也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以及话语权。本文将通过湖南卫视的国际化之路来分析我国地方媒体国际化的现状，探索地方媒体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一、 地方媒体国际化现状存在的问题
1、 我国地方媒体目光短浅，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意识与紧迫感
对于传媒业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6亿人口的强大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消费市场。据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累计创收626.94亿元，同比增长14.12%，其中中央级创收120.27亿元，同比增长5.97%；省级创收363.87亿元，同比增长21.60%；地市级创收87.41亿元，同比增长5.47%；县级创术55.39亿元，同比增长3.0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地方媒体是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其收益是可观的，这样的收益状况使他们自我陶醉，没有意识到开拓国际市场对于自身发展的重大意义。
2、 地方媒体经济实力不够雄厚，难以支撑其进军国际市场
即使中国传媒业在整体上收益较高，但远远没有达到暴力的地步，有些传统报业甚至入不敷出。以广电媒体为例，广电媒体成本过高，这体现在设备更新过快，人力资源负重过大，很多广电媒体难以实现盈利。此外，中国广电媒体是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与县级之分的，而地方媒体和国家级媒体贫富悬殊是很大的，这在上一点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而在我国地方媒体当中，也仅有沿东南部沿海地区一些广电集团如上海、深圳一带有资金实力能够进军国际市场，而内地也只有湖南广电集团实力比较雄厚。另一方面，传统报业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本身入不敷出，更别提拿出资金投资国际市场。
3、 文化差异使得地方媒体国际化困难重重
首先，不同国家的文化造就了各异的审美情趣。审美情趣的不同意味着外国的受众无法理解、无法欣赏我国的文化，而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们适合什么需要什么。比如，有些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其实我们觉得不好笑而他们的观众却笑得前仰后合。其次，语言的差异使得我国媒体的海外受众有限，我国很多向外拓展的媒体做的是汉语节目，这类节目的受众多是些海外华侨。而对一些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受众理解汉语节目有困难，因此会损失很多的海外受众。此外，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媒体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大，更多的是国外传媒集团看中了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各种形式不断倾销自身产品，从近年来湖南卫视引进《爸爸去哪儿》以及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可见一斑。
4、 我国地方媒体海外采集力低下
受审批限制，现在省市级媒体向海外派驻记者还受到相当大的政策影响。目前，上海广播电视台仅在香港派驻了记者站，其他省级台几乎没有海外采集力量，一旦国际重大事件发生，大都依靠连线新华社、CCTV或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地方媒体没有海外阵地，没有覆盖全球的新闻采集网络，就不能第一时间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效信息，阻碍了地方媒体的国际化发展。反观CCTV，作为国家电视台，CCTV一直是中国电视媒体外宣的“国家队”领队。从1984年起，CCTV就开始建立驻外记者站，2008年，为了提高国际新闻的自采率，启用了欧、美中心记者站，使其成为具有独立采编制作播送能力的境外报道中心，以此推进其国际化战略。
5、 专业人才的匮乏
关于驻外记者的人才问题，同样是地方媒体国际化的关键。驻外记者不但要对驻在国有相当的了解，还要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这项交流工具。对于驻外记者新闻素质要求则更高。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记者，不应该违背事实，机械被动地按政策规定报道什么，怎么报道，而应该根据自己的采访和观察，独立的判断是非，忠实地反映事实情况和大胆地进行分析报道。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记者应该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又能独立作战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二、 以湖南卫视为例探析地方媒体国际化策略
1、湖南卫视的国际化雄心和视野。早在2006年，湖南卫视便开始在各个场合宣称要“走向国际”；2007年，湖南卫视大步向国际市场迈进，2007年底，更是推出了英文版网站，力争抓住奥运年这一空前的机遇在国际战略上着重发力。从湖南卫视雄心勃勃提出要“走向国际”至今，湖南卫视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推出了英文版网站，2009年湖南卫视国际频道也在全球开播，2008年，湖南卫视开始承办“汉语桥”中文比赛，打破传统对国外赛区全程拍摄，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同时又使自身媒体国际化迈进了一大步。近几年来，湖南卫视更是不断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文化多元化。一方面，发挥地方文化特色，展现中华文化风采，建立民族品牌，自2008年湖南卫视接手承办《汉语桥》，湖南卫视一直致力于借助这样一个交流传播平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吸纳外来优秀文化与经验。湖南卫视从韩国引进的《爸爸去哪儿》从2013年10月11日开播以来，广受好评。节目采用中韩合办模式，在借鉴韩国原版节目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孝老敬亲的理念。这是这是国外节目模式和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实例，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这种精神应该要发扬光大。把对于初次引进的节目而言，这不失为拉近和中国观众距离的好方法，不仅使节目更加接地气，也吸纳了更多的海外受众。
3、跨媒体，跨平台，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媒体竞争的压力下，湖南卫视不满足于做一个节目生产与播放的平台，而开始从业务层面的全面差异化战略转向了公司层面的纵向一体化和多元化。2009年，湖南广电与盛大网络共同出资6亿元成立盛视影业有限公司，主营电影与电视剧的制作发行与相关衍生业务，两者的合作，将资源优势发挥到了最大，从而让湖南卫视轻而易举打通了新媒体产业链。除此之外，2009年，湖南卫视和金鹰网合并，并且推出了“芒果TV”，芒果TV在整合湖南广播电视台和芒果传媒优质资源的基础上，大力整合内容、创新服务应用、拓展传播领域、完善用户体验，开辟新型视频传播业态，贯通视频生活应用，致力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网络电视品牌，为湖南卫视进一步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4、人才培养国际化，重用外籍主持人。主持人作为联结观众与节目的桥梁，是节目收视的保证。湖南卫视重用外籍主持人，全世界搜寻优秀主持人。例如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群“天天兄弟”，堪称国际化的主持团队，其中矢野浩二和小五金恩圣分别来自日本和韩国，他们在其本土早已有大批的粉丝，这能够为《天天向上》吸引不少海外观众，促进其节目的国际化进程。湖南卫视向国际上引进的主持人不在少数，李慕白则是湖南卫视国际化的最好代表符号，李慕白在2008年“汉语桥”比赛中表现惊人，一举获得第七届“汉语桥”美国赛区第一名，从何获得湖南卫视高层赏识并成功签约湖南卫视国际频道，李慕白成为了湖南卫视对外的一张名片。外引主持人的人才战略为湖南卫视储备了众多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扩大了湖南卫视的受众群，提升了湖南卫视的品牌知名度和价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和发挥相对应的话语权，当务之急是提高我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提升我国媒体在国际上影响力现在看来瓶颈在于我国的地方媒体，因此地方媒体的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下这样地方媒体国际化困局下，我国地方媒体国际化之路任重道远，而湖南卫视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值得各大地方媒体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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