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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兴趣和加强对该门课程的重视，笔者根据实践教学经验提出了强化意识、引起重视，以史带法、互利互导，置换角色、加强互动三条学习途径。
实践表明，学生要真正学好法学这门学科，不仅要在民法、刑法等核心课上下功夫，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法制史等法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学好法学。
关键词：强化意识;以史带法;置换角色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课程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其内容和实践指导作用来看，其地位又略显尴尬，尤其是同刑法、民法等法学核心课相比较，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明显较低。
因此，如何讲授好该门课程、加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便成了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尝试运用了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强化意识，引起重视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到实践领域，要加强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认识，发挥意识的重要作用。
学生之所以不重视中国法制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中国法制史则侧重于理论方面，其实践应用作用不大，是一门可学可不学的课程。
以这样的思想观念先入为主，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效果显然不会很好。
因此，笔者会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跟学生强调该门课程的重要性，首先从思想上厘清他们的观念，再通过理论讲授、举例、辩论、聊天等方式告诉他们民法、刑法等核心课程固然重要，但是学好这些的课程的前提是对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基础课程有最基本的把握，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重视。
二、以史带法，互利互导
由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决定，该门课程必然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既是法学，同时也是史学，这就为我们上好中国法制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结合法学和史学的特点，将二者进行融会贯通。
基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较强、文言文较多、内容相对枯燥等特点，笔者在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以中国法制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辅以不同教学形式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培养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浓厚兴趣。
(一)借助历史名著带动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
以中国古典名著，尤其是四大名著为重要的辅助材料，搜寻其中与中国法制发展重合的部分，以史学与法学的契合点为突破口,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例如，在讲到西周“七出”的“妒忌”之条时，笔者引入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虽然“妒忌”贾琏娶了尤二姐为妾但为避免犯“七出”之条，以迂回战术逼迫尤二姐吞金自杀的事情，在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议”之时，则引入《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属于“议宾”的例子，通过法史结合讲故事的方式，学生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很多同学参与到课堂讨论当中，课堂气氛很活跃。
这种方法，一是可以将法制史的内容简易化、通俗化、趣味化;二是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通过这种方法，很多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当堂吸收消化，事后的复习也只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三是可以引导和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化知识的学习，诸如四大名著等古典名著学生一般都有涉猎，从而利用他们对这部分知识理解的前提条件，结合法制史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将课堂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达到史学知识和法学知识双管齐下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可以激发一些史学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通过“名人效应”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记忆
“名人效应”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同样如此，具体到中国法制史的课堂讲授过程，利用“名人效应”可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和记忆。
教师一般都会跟学生强调不要死记硬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有一部分内容要求的就是纯粹的记忆，要求“死记”，可见任课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记忆，利用“名人”的影响作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例如，笔者在给学生讲到“五刑”中的“宫刑”之时，就是以西汉的司马迁作为例子。
对于司马迁其人，学生大部分都有所了解，因此，通过对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的简单评述，重点结合其受“宫刑”的历史原因及背景，学生基本上在课堂上就能将“宫刑”这个知识点消化吸收，事后检验，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
(三)结合当前热播的历史剧和流行的历史小说，使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大学生应该或者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文学常识，包括历史常识，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学生的知识储备是参差不齐的。
虽然同是大学生，但一本院校同二本院校、独立院校学生的差距仍然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本科生和专科生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水平也存在相距甚大的情况。
针对这种现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在讲授的过程中会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层次适当地增加一些通俗易懂又结合历史和法学的内容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诸如《汉武大帝》、《康熙王朝》等热播电视剧和《明朝那些事儿》等流行书籍，如果学生的层次更低的会选一些他们日常比较关注的内容引起他们的兴趣，例如讲到清朝法制的时候，会结合当红电视剧《后宫 甄嬛传》中涉及到的法制内容。
这样，既可以达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目的，又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实现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三、置换角色，加强互动
换位思考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好地在中国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利用。
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具体到某个朝代某个人，再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法制背景，去理解、分析、把握当时的法制状况，并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来评价具体法制措施的优与劣，以期达到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上述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方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真正上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还要求任课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历史素养，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参考文献：
[1] 舒国滢.法学方法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
[3] 黄 梅.以人为本的高效化课题教学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08)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回顾多年来法史研究走过的路程，人们不难看到，影响法史开拓研究、古为今用的症结，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制、法律文化及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是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中，“_”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摘要】 在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够适应培养21世纪法学人才的需要。
要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模式作必要的调整,从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上下功夫,才能适应现代法学教育的需要。
【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也是法学专业的五门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中国法制史是现代中国法律制度寻根溯源之学科,是事关传统法律文化继承或弘扬之关键学科,是反省传统文化弊端并领悟现代法治要义之关键学科。
学好中国法制史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今日法律制度体系和精神的关键,因而在高校法学教育内容体系中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有一个基本了解,特别是在与近现代西方法制对比的基础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帮助学生识别现实法制中的传统的封建主义的糟粕,理解和把握中国今日法律制度体系和精神,提升法律理论素养,增强以法治的眼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在教学中我们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和认识论,挖掘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引导、激发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现状分析
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国家教育部早在就将该门课程确定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教学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司法部又将其增列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应试科目,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对于这门纯理论性的法学学科的重视程度。
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目前中国法制史教学中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国内法学教育中日益凸显的功利化、职业化特征给中国法制史教学带来不小的冲击,再加上中国法制史时间跨度广,上下几千年,内容庞杂,背景知识要求多,以及学科具有双重性,致使教与学的难度相对较大。
(一)对中国法制史课程重视程度还不够
中国法制史课程在实际中却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国家级的资格考试和入学考试中,中国法制史或是没有列入考试范围,或是分值明显偏低,这种状况无形中给学生造成中国法制史不重要或不甚重要的误导;二是在强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同时,忽视了中国法制史在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片面地认为能力的培养不是基础理论学科的任务,而是由解决实际案件和纠纷的部门法学来完成。
学生更多地专注于民法、刑法、商法等这些与实际生话和社会实践更多联系的学科,认为中国法制史“没什么用”,甚至在个别学生中存在着中国传统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
(二)教材体例存在问题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问世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国内所出版的一、二百部同类教材的编撰体例一般都采用了“断代式”体例,就是以朝代或历史时期的先后顺序作为基本线索,从夏朝开始,依次更迭,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时期。
在每一朝代或历史时期的法律当中,分别拟设法律思想与立法概况、民、刑、经济、行政、司法诉讼等部门法制方面的内容。
在晚清变法修律之后的近代法制各章中则增加“宪法”一节。
以这种“条”(以历史朝代为章)、“块”(以各部门法制为节)结合的方式来编撰中国法制史教材,其优点在于体例结构相对简单,能够较为完整的描述各个朝代或历史时期的法制内容,使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对传统法制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纵向发展过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但这种编排方式在教学中其缺陷是很明显,并不能完全适应法学教学的需要。
这种体例安排使教学显得非常琐碎、重复,加剧了中国法制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课时少、内容多的矛盾。
法学学科所具有的实践性、应用性特征使包括中国法制史在内的纯理论性课程不可能占有太多的学时,这也决定了中国法制史教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有限的学时内将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主要发展线索阐释清楚。
在这一“断代式”体例下,有多达二十余个朝代或历史时期的法制内容需要加以讲解、介绍,进一步增加了授课教师对于讲授内容的取舍难度以及学生的学习难度,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致。
(三)教学方法不够灵活
由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终于现代,上下纵横几千年,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对学生来说,字难认,书难读,重点问题抓不住。
一直以来,中国法制史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灌输。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手写口说,这种“粉笔+嘴巴+黑板”的教学模式,不但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限制了课堂教学信息量的扩大。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在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国法制史课程所确定的教学任务,就必须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体系进行改革。
(一)传统讲授方法的推陈出新
基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背景重现难度大,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分散,古文资料多,讲授方法在培养学生体系性认识方面的功能尚无法被其他教学方法取代,讲授方法的.推陈出新是传统教学方法生命更新的关键。
首先,是更新讲授的内容体系。
中国法制史传统教学中主要以时间序列为线索向学生讲述法制历史的源流,法制的时代特性较为显著,但与部门法教学不能相对应,致使教学内容的体系性方面常有缺憾。
如果能以部门法史对之作补充,则有利于通过纵横结合,使学生对知识的定位更加准确,加强和深化与现代部门法之间对比了解。
其次,是更新讲授的方式。
法制史学科也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引入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
例如法制源流可以用图表方法直观展示,利用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对法制的背景做探讨,利用人类学方法对传统社会的共通性特点作概括。
讲授中国法制史,应当坚持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的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可以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结合起来,给学生形成强烈的视觉刺激,能更加生动、形象、直观的再现中国法制史的有关内容。
这样就能从平面到立体、从一元到多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网络课程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使枯燥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变得生动活泼,给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古老科学和现代化的技术相结合,必将引起一场教学方法的革命,这样能适合现代学生的心理需求也能在法制史的厚重中添上一份青春与活跃的元素,提高课堂教学的水平。
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的教学方法的作用,仍然要利用好手中的粉笔,把传统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结合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妥善处理好中国法制史教材体例中的“条”、“块”分割问题,围绕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合理组织教学内容。
近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科无论从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学术观点、资料文献等都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探寻和总结其规律,认识其价值,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合理构建课程内容和学科体系,在精选知识、交叉融合上下功夫,搞好整体优化,形成内容丰富、材料全面、体系合理、理念科学,适合教与学的精品教材。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局面的出现,国家开始将大学生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招生指标结合起来,都使高等法学院校不得不直面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为此,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的讲授过程中也应当结合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应试要求,根据教学目的与教学任务,适当参考司法考试中国法制史科目的考试大纲,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即是指借鉴其他法学课程的案例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活动中,运用调查法搜集来的系统的典型历史案例(整理的或历史判例)进行分析教学,通过“案例简介”、“提示思考方向”、“列举当时的法律规定”、“问题解答与学理分析”等步骤,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对这些历史案例现象进行思考、判断,认识事例的本质,帮助无实践经验的学生从这些历史案例分析中,由法理与法制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形成完整的中国法制史知识体系。
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案例分析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全程运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从“要我学习”变成“我要学习”。
中国法制史上历朝各代法律制度变化纷繁复杂,与现实的距离遥远,这就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难度,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了教师难以突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每每落入“满堂灌”的“窠臼”。
由于教师讲课过于追求“系统”,追求“完整”,没有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和余地,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学生听讲的被动状态,很难引起学生求知和思考的兴趣,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听课效果。
改变教学方法,全程引进案例分析教学法就能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它能使该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既不陷于枯燥又不流于肤浅,能较全面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从“要我学习”转变为“我要学习”。
案例分析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的全程运用,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
在任何一门法学教育课程中,也包括其他专业的所有课程,都得十分强调该门课程的讲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的法制情况怎样?历史上的案例即能反映一二。
教师通过对历史上的案例分析,可以使学生与“历史上的法制”这个 “实际”、“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可以使学生明了历史上办案的方式、分析案件的思路与方法、适用法律的过程、支持判决的理由,以及案例的意义,等等,养成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善于、勇于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想。
在案例分析教学中,首要的工作是选择案例。
作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使用的案例,必须根据相关理论和教学目的的需要进行选择与整理。
中国法制史课程案例分析教学中选择与整理案例必须要突出“三性”:一是典型性。
在案例分析教学中,所选案例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因此,在案例选择中,必须选择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案例,所谓“最具典型意义”,即选择最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又能反映一定社会本质、最具集中性又带有普遍性、最具丰富的社会意义、最能起到深刻的社会认识作用和思想教育意义的历史案例。
二是系统性。
即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所选择的历史案例必须是按照教学理论和教学内容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体系性教学案例。
三是启示性。
即选择的历史案例对学生来说,必须“开其意”、“达其辞”,也就是说,能指点学生,使其能有所“悟”。
只有这样,所选择的案例才能够为特定的教学目的服务,才能够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永芳.反思教学模式在成人教育中的应用[J].中国远程教育.
[2]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摘 要 中国法制史属于基础法学，承载着诸多任务。
该课程的特殊性使之陷入其他法学课程难以遇到的困境。
在当前法学教育环境下，中国法制史学科逐渐沦为弱势学科，该课程的教学应当适时作出调整。
这包括教学内容的重整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 司法考试 基础法学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属于法学本科生必修课。
在当前法学教学实践中，中国法制史教学逐渐被边缘化，沦为弱势学科。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略陈浅见，以期丰富对中国法制史教学的认识。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现状反省
(一)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地位
中国法制史属于法律史学的一个分支，该课程属于基础法学，是一门练法学内功的学科。
自清末以来，该课程就已经在中国的法学课程体系中存在。
该课程承载的任务包含如下方面：(1)了解中国法律发生与发展过程，探寻中国法制演变规律，这也是该课程的首要功能和基本任务。
通过学习，了解基本法律制度，把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
(2)使学生通过法律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理解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拓展视域，增强人文底蕴。
(3)促进部门法学学习、夯实法学理论功底。
中国法制史以理论法学、部门法学为基础，同时，为理论法学、部门法学提供实证材料，促进学生对法理学、部门法学的理解。
(4)锻炼法律思维，提高法学方法运用能力。
学习中国法制史能够训练学生的经验思维，提高归纳能力，锻炼对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法学方法的运用，加强对法律语言的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5)帮助学生理解当代法律问题。
中国法制史本身具有解释的功能，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深度解析当前某些法律问题产生的文化原因，并立足本土资源探寻问题解决之道。
上述功能决定了该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1)教学内容围绕中国古代法律，需要文献典籍的佐证，要接触大量古文，因此具有字难辨、句难解的特点;(2)由于法律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制度联系紧密，因此该课程视域广阔，背景知识覆盖面广;(3)由于该课程与理论法学、部门法学联系紧密，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论法学、部门法学知识基础，更对教师知识的全面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4)传统法律与当前法制实践的联系具有隐秘性，需要从法律文化理论层面进行深刻剖析，加深了课程的深度和难度。
由于该课程本身的复杂性，其授课难度也远远高于其它法学专业课，也更容易陷入一些其它学科难以遇到的困境。
(二)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困境
1.学科地位被轻视
当前社会整体比较浮躁，高校也不能避免。
由于学生就业与政策导向、生源分配、办学经费、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联系在一起，许多高校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大学本科教育日益沦为“就业教育”，在就业压力的驱动下，师生更加功利化。
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将部门法学好就代表着知识和能力，多学部门法就容易就业，在教学过程中重应用轻基础理论。
目前，法学本科办学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有些高校为了突出办学特色，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部分教师片面理解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中国法制史等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不重视，误以为只要开设诸如谈判技巧训练、企业法律实务、速录技巧等一些技能型的课程就能突出办学特色，就能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盲目的增加所谓的就业指向型课程，本科教育走向专科化、庸俗化。
一方面实践教学资源匮乏，应用型师资力量跟不上，实践教学走过场，即使是课时较多的毕业实习也早已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在就业指挥棒之下，学生在大三大四阶段已经逐渐将精力集中在司法考试、考研上、考公务员上，对课堂学习日益轻视。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理论性课程被忽视了，应用型课程开设也没有达到目的。
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中国法制史实在不应该被轻视。
2.课程设置边缘化
中国法制史作为基础性学科，其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功能是隐性的，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显现出来。
秋法学本科学生：郑一帆 学号：1135001256748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 《中国法制史》从夏朝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的这四千年左右时间，我国社会虽然从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进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朝代更替也经历了十数个。但是这段期间在维持社会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我国律学是一直在平稳中延续发展下来的。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修律，修成了数量繁多的律令。其中名气最大，种类最齐全，编排最科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天下的《唐律疏议》。但是，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统治者虽然热衷于修律，也修成了很多律令。这些律令始终都只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 ，镇压人民起义的工具。所以中国古代的律令的显著特点就是刑法发达，其他法律都很落后。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主要的两个法系，民法法系和英美法系。民法法系起源于罗马法，在中世纪形成，而后蓬勃发展。英美法系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从中世纪形成，影响重大，这些影响重大且具有较久的历史的法系，如今都没有在它们的起源地消失，都还在发展，都还保存着它们独特的魅力。它们都还在继承中发展，都还有光明的前途与未来。为什么历史比它们更悠久的中华法系却已经解体了呢？法系有优劣之分，是否劣的法系就像落后的生产力一样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最终淘汰。但是在其他法系还没有形成之时，中华法系就已经形成了。换句话说中华法系在其存在的四千年里总有一段时间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的。那么在清末处于劣时的中华法系，为什么不能在其优点之上改进，仍然保留中华体系，而不是将其解体呢？难道中华法系就是在历史之中必定要淘汰的吗？所有的这些疑问在我看来都是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从一九零八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开始，中国的法制进程就开始与作为工具统治中国社会四千年的中华法系割裂了。中国法制进程有了新的开始，一个完全的新的开始。中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中国开始了移植西方的法律将其为我所用。值此宪政百年，我学习法制史所发此一些感想。
(一) 要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时期。这四个时期是不同社会性质的四个历史阶段。这是学习中国法制史首先应该掌握的。然后，进一步弄清楚，在这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又包括哪几个朝代、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法制。比如，我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法是奴隶制类型的法.到战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建立了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后，历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取代北周，统一了全国。唐取代隋。唐以后又出现了分裂局面，就是五代十国，然后由北宋统一，后来北方出现西夏、辽、金、元，北宋被迫南迁，是为南宋。以后北方由元统一，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元为明所代替。明为清所代替。这就是整个封建制时期存在的各朝代的更替顺序。这一时期的法是封建类型的法。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情况比较复杂，在同一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法制，有代表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利益的法制，即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有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法制，即太平天国的法制;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制，即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法制，即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法制。]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从法产生以后，就法律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而言，也是与上述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的。
(二) 要掌握每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
首先，要明确这一时期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什么经济基础之上，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例如，有的学生把奴隶社会的法制作为地主阶级意志来分析，还有的把封建社会法说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大的历史阶段末弄清，因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是根据经济基础的不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主要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代表生产关系的那个阶级的意志。例如，夏、商、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是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法律制度也是奴隶制的法律制度，从战国进入封建社会到公元1840年，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干多年，虽然其间经历了各个王朝，但这时的法律制度都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一时期随着王朝的更替，法制指导思想及法律的形式、体例和内容都不断发生变化，就封建法典而言，战国时期魏国李悝作《法经》六篇，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是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增损。汉初在秦律六篇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篇，发展为《九章律》，同时过去的五刑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墨、劓、刖(制)等刑罚，逐渐由笞所代替。三国时曹魏的《新律》十八篇，在体例上又作了调整，在 篇章上增加了九篇，而且把带有“总则”性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篇首，将《周礼》中的“八辟”改为“八议”，正式列入律典。到明清时期，律典的体例和内容又发生更大的变化，但就其阶级本质而言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都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大家掌握了这一点，在分析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时，就能抓住其阶级实质，就能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法律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同时，大家按朝代顺序，把每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律典都记住，在答题时就不会由于把朝代弄错，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
(三) 掌握每章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上面谈的两点是从纵向历史发展阶段，从朝代更替这一线索来掌握法律制度发展的沿革，而现在要谈的则是从横向掌握每一章的主要内容。教材中有的就是一个朝代设一章，如秦、汉、隋唐(实际讲唐)、明、清。近代部分更是如此。每一章的结构安排，大体上是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概况、法律形式、法律内容、司法制度等几个方面。在学习时，根据这几部分，前后进行比较，发生了哪些变化，哪部分容易出现客观性试题，哪些容易出现名词解释，哪些部分容易出现简答题和论述题。在立法概况部分，要注意每个朝代曾经颁布过几部律典。以汉朝为例，先后颁布过约法三章、九章律、越宫律、朝会律、傍章、沈命法、左官律、酎金律等。因为这些法律都未冠以朝代名，不像魏律、北齐律、宋刑统、明律、清律那样，一看就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律典。而对未冠以朝代名称的律典，在过去的试卷中，学生因辨别不出是哪个朝代的，从而在客观性试题中容易丢分;而在名词解释题或简答题中，有时把内容能够答出来，但对朝代则容易弄错，如学生会把《左官律》回答是秦朝的等等。
1.中国法的起源问题;
2.西周的礼刑关系问题;
3.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原因与历史意义;
4.《法经》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5.汉朝法律指导思想的转变;
6.“春秋决狱”的特点及影响;
7.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例律”的演变与立法技术的进步;
8.唐律规定的类推制度;
9.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10.北宋时期的“重法地法”与“盗贼重法”;
11.两宋的编救活动;
12.《明大诰》的内容与特点;
13.清律中的民族统治特色;
14.清朝的会审组织与会审制度;
15.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及其评价;
16.清末修律的内容、成果、特点及意义;
17.《中华民团临时约法》的制定背景、性质、特点;
18.国民党政权的六法体系;
19.“马锡五审判方式”。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一、历史概况;二、阶级结构;三、国家制度;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 。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
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 ，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
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我为人大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看了中国法制史心得体会的读者还看了：
1.谈谈我对中国法治的认识
2.大学依法治国演讲稿
3.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4.弘扬法治精神演讲稿
从我国第一个国家的产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也一直延续至今，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从一个国家的法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水平。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曾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开始的，而国家的萌芽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启”是这个国家的开创者，从他通过暴力夺得政权后，我国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其标志就是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法律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习惯渐渐无力调整和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由国家认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便产生了。夏朝建立了国家制定了法律但法律多不成形，夏朝的奴隶主用神权法对奴隶进行欺骗。商朝全部继承了神权法思想，并较夏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商朝的审判通过占卜求神问天，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占卜的官吏拥有了一定的司法权。而到了西周，其政治制度更加完善，西周是宗法奴隶制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使国家的政权与宗族权利融为一体，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家国相通”的统治网络，有力的维护了西周的统治。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治国经验，对整个封建后世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春秋时期打破了古代传统秘密法的状态，首次出现了成文法，成文法的出现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为叔向责难提供了依据，其次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所起的作用。商鞅变法又是我国法制史进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主要内容是：①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②按军功授爵，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③建立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全国设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强迫人民编成“伍”、“什”，由国家统一控制;④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鼓励发展生产。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逐渐成国七个诸侯国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2，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秦朝皇帝是一种制度，皇帝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度。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虽然学习的时间短，内容比较浅显，但通过法制史的学习不难看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管理，随着国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统治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国家而出台完善法律用于社会管理和化解日益扩大的阶级纠纷矛盾，而管理国家的各种机构和行政单位也由此而产生。从国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从而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法制史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学习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通过法制史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认识中国历史的手段，而认识了解历史也不能忽略了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与学习。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让我体会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讲述的内容虽然是过去的、古代的，与今天的部门法或现在的现行法律的确相差很远，有一点需要我们稍做思考：我们今天的法律从何而来，它的历史渊源又是什么?现今的法制建设是否受到历史的影响，受到影响大还是小?也许很多同学都会说，现今的很多习惯、思想、行为都是古代的或者说都受传统深刻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一些东西。也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们面对今天的社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要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肯定要排除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很多来自于传统习惯，要排除他们，我们肯定要回头看一看它存在的根源。探其之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
首先一定要怀着开放的心情去接受这门课程。如果你把你的心紧闭，根本不容这门课程的话，肯定学不好。如果你把心打开去容纳它，不管有用没用、好学还是不好学，你去接纳它，我想它会成为你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第二就是要将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脉络分清楚。中国历史有它发展的规律性，学习中国法制史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历史发展规律。
第三点方法是掌握每一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特点，知道它所包含的朝代有哪些。
第四个学习方法就是要了解各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比如说，要知道第一个奴隶制社会是夏朝，它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
第五个学习方法是要求我们运用对比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在学习这门课程中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对比的对象可以是不同朝代的法律制度，可以是古今的对比，也可以是中外的对比。它的对比的对象(范围)是比较大的，这样对比起来我想大家学习起来相对来说印象会非常深第六个学习方法是在学习过程中，要思考一些问题，要讨论一些问题，要交流一些问题。比如说学完这门课程之后，你应该思考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如何走?我们怎样才能达到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不是真的很难能可贵?我们如何面对今天所出现的一些不好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我为人大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回顾多年来法史研究走过的路程，人们不难看到，影响法史开拓研究、古为今用的症结，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制、法律文化及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是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 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中，“_”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
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
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
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
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
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中国法制史的进程反应出了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对法制史的学习联想现在的社会生活，可以看出法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我国第一个国家的产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也一直延续至今，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从一个国家的法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水平。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曾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开始的，而国家的萌芽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启”是这个国家的开创者，从他通过暴力夺得政权后，我国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其标志就是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法律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习惯渐渐无力调整和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由国家认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便产生了。夏朝建立了国家制定了法律但法律多不成形，夏朝的奴隶主用神权法对奴隶进行欺骗。商朝全部继承了神权法思想，并较夏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商朝的审判通过占卜求神问天，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占卜的官吏拥有了一定的司法权。而到了西周，其政治制度更加完善，西周是宗法奴隶制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使国家的政权与宗族权利融为一体，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家国相通”的统治网络，有力的维护了西周的统治。
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治国经验，对整个封建后世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春秋时期打破了古代传统秘密法的状态，首次出现了成文法，成文法的出现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为叔向责难提供了依据，其次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所起的作用。商鞅变法又是我国法制史进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主要内容是：①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②按军功授爵，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③建立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全国设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强迫人民编成“伍”、“什”，由国家统一控制;④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鼓励发展生产。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逐渐成国七个诸侯国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2，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秦朝皇帝是一种制度，皇帝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度。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虽然学习的时间短，内容比较浅显，但通过法制史的学习不难看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管理，随着国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统治者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国家而出台完善法律用于社会管理和化解日益扩大的阶级纠纷矛盾，而管理国家的各种机构和行政单位也由此而产生。从国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从而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法制史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学习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通过法制史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认识中国历史的手段，而认识了解历史也不能忽略了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与学习。
中国法制史毕业论文提纲一
摘要 3-5
Abstract 5-6
绪论 10-20
一、研究范围 10-11
二、史料概述 11-14
三、学术史回顾 14-20
第一章 秦法制传统的形成和延续 20-36
第一节 秦法制形成的背景 20-24
一、历史和民族背景 20-22
二、百家学说影响的背景 22-24
第二节 秦早期成文立法管窥 24-33
一、商鞅量孝公十八年铭 25-29
二、青川木简《田律》 29-30
三、虎符铭 30-32
四、立法技术的快速成熟 32-33
第三节 秦法制的延续性 33-36
第二章 秦的基层司法官吏 36-56
第一节 县级机构的组成人员及其司法职责 37-40
第二节 佐 40-46
一、佐和史是县级“少吏”的二种基本成分 40-42
二、佐的职责及其司法角色 42-44
三、佐的来源和升迁 44-46
第三节 史 46-56
一、史的来源和司法职责 46-54
二、史的升迁 54-56
第三章 秦地方司法案例分析 56-98
第一节 癸、琐相移谋购案 57-75
一、案卷文本 57-60
二、案情概要 60-61
三、法律适用 61-75
第二节 尸等捕盗疑购案 75-83
一、案卷文本 77-78
二、案情概要 78-79
三、法律适用 79-83
第三节 芮盗卖公列地案 83-98
一、案卷文本 84-86
二、案情复原 86-88
三、法律适用 88-93
四、司法程序 93
五、秦“列”制蠡测 93-98
第四章 秦地方司法案卷分析 98-134
第一节 较完整案卷的分析 101-122
一、官吏被劾纵弗论案 101-102
二、统一战争中奔命卒逃亡案 102-104
三、即讯爰书 104-105
四、失踪报案爰书 105
五、洞庭郡交办巴郡卒人案件的文书 105-107
六、覆狱查询文书 107-113
七、乡官行书不当案 113-114
八、县尉行政不当案 114-115
九、县司空失弗令田案 115-117
十、县吏失拜爵案 117-118
十一、乡长官劾船人践更案 118-119
十二、县吏被劾论罪不应律令案 119-120
十三、小史詈骂乡长官案 120-122
十四、官吏私令劳役者出庸案 122
第二节 残缺案卷的辑录和分析 122-134
一、劾文书 122-124
二、上级交办论罪的文书 124-125
三、上级交办调查案情的'文书 125-126
四、同级交办案件的文书 126
五、讯问记录 126-130
六、讯问记录和鞫狱文书 130
七、诊书 130-131
八、同级间移交案卷的文书 131
九、当罪或报谳文书 131
十、具狱记录 131-132
十一、性质不明的残缺案卷 132-134
第五章 与秦地方司法有关的其它问题 134-164
第一节 秦法制在楚故地的推行 134-144
一、秦国制度的全面推行 135-137
二、秦国移民政策与法制的关系 137-139
三、楚因素对秦制度的影响 139-142
四、秦楚之际楚政治文化的短暂复兴 142-144
第二节 《封诊式》类文献的形成及其编纂技术管窥 144-151
一、《封诊式》类文献的形成和传播 144-146
二、《封诊式》编纂技术管窥 146-151
第三节 《奏谳书》类文献的性质再探 151-161
第四节 《法律答问》类文献的编纂 161-164
结语 164-168
参考文献 168-181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181-182
后记 182-183
中国法制史毕业论文提纲二
摘要 3-6
Abstract 6-10
引言 13-17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14
二、 研究的现状 14-15
三、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15
四、 研究的创新之处 15-16
五、 研究的不足之处 16-17
第一章 20 世纪初的中国婚姻立法 17-43
第一节 清末中国的婚姻立法 17-39
一、 《大清现行刑律》中的婚姻立法 17-22
二、 《大清民律草案》中的婚姻立法 22-39
第二节 清末婚姻立法与婚姻习俗变革 39-42
一、 追求婚姻自由抵制包办婚姻 39-40
二、 崇尚自由恋爱抵制媒妁之言 40
三、 提倡文明婚仪抵制买卖婚姻 40-41
四、 宣传科学嫁娶抵制早婚陋习41
五、 实行一夫一妻抵制重婚纳妾 41-42
小结 42-43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婚姻立法 43-85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婚姻立法概况 43-77
一、 婚姻立法内容 44-56
二、 婚姻司法实践 56-77
第二节 北洋时期婚姻立法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77-83
一、 深刻有余而改革不彻底 78-80
二、 偏激有余而难充分适用 80-81
三、 超前有余而社会功效差 81-83
小结 83-85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婚姻立法 85-128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婚姻立法 85-102
一、 婚姻立法内容 85-97
二、 对南京国民政府婚姻立法的评价 97-102
第二节 婚姻习俗的改革与社会风气的变化 102-121
一、 婚姻习惯和风俗改革内容 102-114
二、 社会风气的变化与评价 114-121
第三节 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社会效应 121-127
一、 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适用性 121-122
二、 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实效性 122-127
小结 127-128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立法 128-147
第一节 苏联模式下影响的新中国婚姻法 128-137
一、 借鉴苏联模式创立的婚姻法 128-130
二、 1950 年《婚姻法》的苏式基本原则 130-133
三、 1950 年《婚姻法》的社会影响与评价 133-137
第二节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婚姻法 137-146
一、 挣脱苏联模式的中国婚姻法之恢复 137-140
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婚姻法的发展 140-145
三、 21 世纪中国婚姻法的逐步完善 145-146
小结 146-147
结语 147-154
一、近代以来的中国婚姻立法是循序渐进的历程 147-149
二、近代以来中国婚姻立法的观念基础 149-150
三、近代以来中国婚姻立法的价值内涵 150-151
四、 当代中国婚姻法的缺陷与出路 151-154
参考文献 154-160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 160-161
后记 161-164
★ 法制史试题练习
★ 教学方法
★ 音乐课教学方法
★ 教学方法设计
★ 英语教学方法
★ 初中英语教学方法
★ 课堂教学方法
★ 幼儿园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