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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探因与矫正对策论文
教育工作中最难也是最苦的“差事”就是后进生工作。要重视优化其心理品质，变“后进”为“先进”，不仅仅追求“分数”的上升，更重要的是矫正其不良的心理品质。
一、摸清情况，确定要因
1.非健康家教环境的不良影响。有些做父母的，为了让孩子学文化知识可说是绞尽脑汁，但在培养孩子心理素质方面却很少动心思费力气，甚至把自身的一些不良习气、错误观点传播给孩子；还有些家长对子女过分溺爱，养成了孩子任性、抗拒和目中无人的非健康人格。有些家长对子女的关怀较少，子女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他们无法忍受家中无休止的争吵，或厌恶父母的不好品质、不良作风，从而变得性格孤僻，感情脆弱，心理自卑。有些家长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子女势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环境的影响。
2.丧失集体友谊和同情。后进生通常是集体荣誉的破坏者，同学都讨厌害怕他们，不愿和他们亲近，即使他们有过勇于改正错误的表现，但也常常难以得到重视、信任和鼓励，因而他们产生了心理对抗；另一方面，一般后进生由于学习成绩差、表现不好，经常成为老师批评、家长打骂、同学嘲笑的对象。为了表示不满与反抗，他们在外表上往往表现出傲慢骄横的样子，而其内心却又常常低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总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久而久之，形成了强烈的自卑心理和“表里不一”的心理特点。外表对批评满不在乎，内心却蕴藏着要求进步的“火种”；外表对人对事漠不关心、不太合群，内心却渴望友谊、理解、尊重、支持和信任。
3.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真善美、假丑恶的颠倒，是非的混淆，使后进生缺乏辨识能力，往往把好事当坏事，把坏事看成好事，片面模仿追求他们心目中“英雄”的行为、思维方式，从而加速了其心理品质和人格的变形。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侵蚀着学生的心灵，给学校教育带来负效应。
二、启动内因，内外练功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后进生不良心理品质的形成，发端于复杂的'内因和外因，有一定的顽固性，只有截断源头，疏通渠道，启动内因，对症下药，方可取得成效。所以后进生不良心理品质的矫正应做到“堵、创、疏、练”。
“堵”，即堵塞不良渠道。割断后进生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联系，如禁止其进“两室一吧”(电游室、录像室、网吧)，要求社区成立相应的监督组织等。
“创”，即创建适宜矫正不良心理品质的健康家庭环境。一是提高家长的心理素质，二是通过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正确的教育方法。
“疏”，即疏导。第一，从情感上疏。动之以情，是思想教育的原则，也是心理教育的前提，我们教师要重视师生间的“心理相容”，即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教师要主动靠拢后进生，从各方面给予他们必要的关怀和照顾，有效消除他们的心理对抗。这样，后进生的心灵之窗才会打开，教育才会奏效。第二，从行为习惯上疏。我们要求后进生熟记《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班规班约》等，并严格按要求规范自己。我们强调对后进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仅要爱，而且要爱得深沉、持久。在他们违章犯规时，教师应予以细致的、恰当的、合情合理的批评教育，使他们心服口服，并下决心纠正错误；还应要求他们经常进行自我克服教育，养成、巩固并发展良好的行为习惯。第三，用激励机制去疏。我们用激励机制去启动内外因，开展“争上游”比赛(对学生)，设立后进生转化奖(对教师)，每学期评比一次，奖励条件适中，让后进生时刻看到希望，让教师转化有劲头。
“练”，即训练学习。师生都要加强心理辅导、训练及心理知识的学习。教师通过学习，可掌握心理知识、对症下药，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后进生答题解疑，深化认识。学生通过接受心理训练，可了解自己不良心理品质的类型表现、产生的原因，然后接受辅导或自我调适。多管齐下，必可矫正。
文言文教学低效探因及对策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本）对文言文的教学要求是：“读文言课文，要了解内容，能顺畅的朗读，背诵一些基本课文。”要求降低了，篇目也减少了。近两年我省中考内容限于课本基本篇目，体现了《大纲》精神，从道理上讲，应该有相当理想的成绩，但结果相反，很出乎意外，请看下表：
韶关市语文中考“古文阅读”部分抽样统计表〈全题共10分〉单位名称 抽样平均 合格率 优秀率 最高 最低
人数 分 分 分韶关市直各中学 386 5.1 43.2% 8.8% 9.5 0
市十一中学 82 5.86 51.27% 13.42% 9 3
（上述数据来源于韶关市教研室和十一中教务处）
从试卷上反映出了初中文言文教学低效。这让人费解，更让人思考。为此，笔者深入课堂教学实际，总结出造成文言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大纲》中降低了难度， 教材作了“低调”处理，考试中文言文占比分不大，如下表：项目 年份 1995年 19
(120分制) (150分制) (150分制)考 分 14分 18分 18分占全卷比分 11.67分% 12% 12%
（考分项含基础部分和阅读部分文言文考分）
一部分教师在认为文言文难教好，学生也厌学的情况下，教学中也来个“低调”处理。中考复习时，在基本篇目中抽几个语段，“押押宝”就算了。
2、“读”没有到位。文言文教学教师讲得多，学生读得少。 就是少得可怜的朗读也走进误区，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自读多，范读少；齐读多，个读少；讲前读得多，讲后读得少；纯朗读多，背诵少。这样大大削弱了朗读在文言文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天长日久使朗读变成厌烦的、事倍功半的“低效劳动”。
3、“满堂灌”解经式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常常出现一言堂、满堂灌、架空分析。教师自我陶醉，引经据典，逐字逐句翻译，黑板上密密麻麻，学生昏昏欲睡、一头雾水。有的教师讲得唇焦舌敝，尽管学生上课飞书疾笔，课本的字里行间插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脑袋里仍然是空白。学生的内因没有调动起来，学生被动学习，文言文的阅读水平依然不理想。
4、教学形式单一。教法呆板，课堂气氛自然压抑。 大多数教师都是沿着“读—译—抄—背”的思路展开，千篇 一律，把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文质兼美的篇章，内容丰富多彩的教材定格成了生产流水线。这样课堂教学自然就没有情趣，没有活力。
5、对《大纲》要求领会不深，对教材编排体例理解不够。 《大纲》对初中文言文的教学要求是“了解课文内容”，了解的度如何确定？不少教师心中无数。加上1—4册文言文课文单篇分散在现代文单元之中，这种对文言文“低调”处理的'编排体例，是与文言文降低难度的要求相应的，但教师理解不足。由于受习惯定式的干扰，教师在教学实际中很难把握，便造成文言文教学支离破碎的局面。
尤其是在文言文教学中，以读懂一篇课文为目的，不重视文言文语言知识规律的总结，不重视课外迁移。更为严重的是，根本不重视文言文的教学与现代文教学的联系，成了为教文言文而教文言文，没有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6、市面文言文的注释资料过于泛滥。资料多，处理不好， 适得其反。这些资料不可避免地让学生产生依赖思想，上课不认真听，不注重思考，总认为资料上写着，何苦去白费劲，结果影响了学生学习文言文能力的锻炼。
纵观以上几点，文言文教学低效，关键是教师认识不足，应试教育占了主导地位，教学方法陈旧落后。如何改变低效的现状，笔者有了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1、熟读成诵，注重诵读方法的四个结合。 义教教材把诵读放在突出地位，作为基本的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和一项主要的教学要求，贯穿文言文的训练体系，并对诵读训练做了有层次、有系统的安排，提高了诵读的要求，也加强了诵读指导。如不以朗读为基础，文言文教学便会落空。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义务教育教材特约编者张必锟先生大声疾呼要“把诵读放到文言文学习的首位上来”。
诵读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是目视其文，耳闻其音，心悟其情，意会其理的综合阅读活动；是从字、词、句到段、篇，从文字到语音、语义，从表面到深层含义，到潜在的情味的全面感知。在反复诵读中，使人潜心涵泳，认知文字，感受声律，疏通文脉，捕获作品的艺术形象，明悟作品语言艺术，通达作品的奥妙之处，化古人的神气为自己的神气。诵读是学生的重要阅读实践，教师的任何讲解、分析，都不能代替学生自己对课文的体验、感受。
只有以多读为基础，才能形成和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叶老说：“古文与口头语言殊异，读文之至熟，实即学习古文之语言。”（《答孙文才》1963年1月15日）读重要，读的方法尤为重要。 叶老说：“教师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自求得之。”（《答张庆晋》1962年7月12日）我看应加强朗读方法的指导， 做好四个结合：自读和范读相结合；齐读和个读相结合；讲前读和讲后读相结合；朗读和背诵相结合，把诵读落实，才能事半功倍。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学生对文言文语言的感悟能力、分析水平，大大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2、把握《大纲》，适应变化。 《大纲》对文言文阅读要求只有25个字，教学中要全面、正确的理解，灵活、发展的落实要求。义教教材中文言文的编排同初中语文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的总体结构和训练体系一致，便于读写教学和各种语文能力的训练，可以分散难点，学生学习和掌握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这是一种对文言文“低调”处理的编排体例，与文言文降低难度的要求是相应的。对此，教师可以灵活掌握，只要能取得较好的效果，1—4册文言课文，可以按教材的体例教学，也可以把文言文集中在一起教学。
改进教学方法重在“活”字。初中生多为13—16岁的青少年，要让他们对上千年前“之乎者也”感兴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灵活应变的方法难以奏效。我在上《核舟记》前要求学生按课文内容和注释，画出核舟，放大二十倍，讲评时不断修正，最后评比，学生兴趣盎然。教《醉翁亭记》时，范读结束，把话锋一转，问道：“欧阳修这样的官，能打多少分？”教室里立刻热闹了起来。“活”则生趣，趣则生爱。除此，还要借助先进的教学方法。黑龙江省王志民老师“文言文教学五步法”是大胆地改革，很有实用价值：“课前交代目标，指导利用‘教参’，课堂双向答问，理解诵读咬嚼，总结迁移提高。”（《语文教学之友》.7）这种方法重视了规律的总结，重视能力迁移，加强了文言文与现代文教学的联系，以学以致用为目的，有很强的实用性，收效颇佳。
3、教学中须“授之以渔”。古语云：“授之鱼不如授之渔。 ”教给学生阅读、分析文言文的方法才是文言文教学的根本目标。“四行对译法”和“文言实、虚词卡片法”都是学习文言文和积累文言知识的好方法。例如，《桃花源记》中的两个“志”有两种用法，可作卡片如下：
类别：文言实词
标题：志
1、动词，作标记，如“处处志之”（《桃花源记》）
2、名词，标记，如“寻向所志”（《桃花源记》）
可以给每个常用的文言虚词和实词设置一张卡片。这样，既能便于比较辨析，又便于系统地掌握知识，克服了课堂笔记综合性、系统性差的缺点。只有教者重视学生正确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教给学生正确对译方法和积累知识的方法，指导学生发现文言文知识规律的途径，学生才能学得扎实、用得灵活，逐渐形成独立阅读分析文言文的能力。
文言文教学只有强化诵读，重视改革教法，注重学法传授，才能走出“少慢差费”的怪圈，迈向素质教育。
1、《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
2、《中学文言文教学亟需改革》（《语文教学之友》1997年8期）
3、《把诵读放到文言文学习的首位上来》（《中学生阅读》1912期 张必锟）
4、《朗读成诵，培养语感》（《语文学习》1997年2期 谭桂声）
5、《中学语文教学艺术》（池方浩）
文言文教学低效探因及对策
[作者] 广东汪国军
[内容]
《九年义务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本）对文言文的.教学要求是：“读文言课文，要了解内容，能顺畅的朗读，背诵一些基本课文。”要求降低了，篇目也减少了。近两年我省中考内容限于课本基本篇目，体现了《大纲》精神，从道理上讲，应该有相当理想的成绩，但结果相反，很出乎意外，请看下表：
1997年韶关市语文中考“古文阅读”部分抽样统计表〈全题共10分〉单位名称 抽样 平均 合格率 优秀率 最高 最低
人数 分 分 分韶关市直各中学 386 5.1 43.2% 8.8% 9.5 0
市十一中学 82 5.86 51.27% 13.42% 9 3
（上述数据来源于韶关市教研室和十一中教务处）
从试卷上反映出了初中文言文教学低效。这让人费解，更让人思考。为此，笔者深入课堂教学实际，总结出造成文言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大纲》中降低了难度， 教材作了“低调”处理，考试中文言文占比分不大，如下表：项目 年份 1995年 年 1997年
(120分制) (150分制) (150分制)考 分 14分 18分 &nbs
[1] [2] [3] [4]
“出走”行为的心理探因与防治
“中小学生离家出走”曾波及全国各地，各大小报刊也曾专题报道过此类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现象的绝迹，它像“篱篱原上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下耳闻“离家出走”的学生数又在增多，现状的确令人担忧。“出走”的症结何在，如何防患于未然，这些都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亟需研究与解决的课题。 “中小学生离家出走”的症结大抵有以下几种类型。一、因有隐情。
一般由中学生早恋所致。男女学生相悦相恋，置老师的劝告于不顾，一意孤行，最终冲破理智的防线弄出丑事来，老师批评，学校干预，同学耻笑，家长责骂，无地自容，于是便双双远走他乡。
二、闯江湖见世面。
一般发生在涉世未深，受武侠传奇小说毒害至深的学生身上。他们学侠士行为浪迹江湖，一方面想见见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一方面幻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三、盲目“下海”。
一般发生在家境贫寒或想自立的学生身上。他们片面接受报刊上的宣传，以为沿海遍地是黄金。
四、“出家”当和尚。
时下，武术热方兴未艾，一些有名寺庙广纳弟子，加之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学生幼小的心灵里就崇尚和尚的武功，除暴安良更令他们跃跃欲试。于是相约，结伴而行。少林寺弟子膨胀，山门暴满就是一个明证。
五、期望值过高。
这一般发生在智力、成绩较好的学生身上，他们自小学到中学很顺当，一直听好话长大的，未经历一点波折，而家长、老师、同学都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因某次考试失利，心理承受不了压力，于是便想到了“走”，以此逃避现实。
六、逼于无奈。
这种情况正好与上面相反，原因是学生成绩差，家长责骂甚至殴打，不给饭吃，不让回家，因无家可归而走上“出走”之路。有些糊涂家长，直到孩子走上茫茫人生之路甚至走上绝路，才幡然醒悟，才呼唤：“孩子，你回 来吧！”可惜晚了。
七、屡考不中。
这些多发生在历届生身上，他们年复一年地复读，年复一年地名落孙山，年复一年地受到冷眼歧视，最终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信心，于是一走了之，例如，我校有这么一个学生，一连复读四年，连比他低四年级的弟弟也赶上来了，兄弟二人一同参加高考，考试结束，弟弟的估分比他高得多，于是他再也承受不了如此打击了，在成绩未公布之前就悄然离家出走。庆幸的是，这次他“金榜题名”了。
从以上“出走”原因的探讨与归纳可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心理因素，有社会心理因素。那么，我们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呢？
其一、要培养学生正确健康的.人生观。时下，一些学校还在搞“升学教育”代替“素质教育”，“智育”代替“德育”、“体育”、“美育”。学校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分数的机器，学生接受的教育不是“做人”教育，而是“得分”教育。这样，成绩优秀的学生想的是怎样进名牌考重点，出国深造，怎样出人头地，而从未想到怎样报效祖国，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贡献毕生精力；成绩差的学生想的是如何逃脱家长的责骂、老师的批评，从未想到在校多学一点知识将来在岗位上尽可能地为国多出一份力，多发一份热。老师视成绩好的学生为“明珠”，视成绩差的学生为“草芥”。强烈的反差，造成了优等生高高在上，甚至把老师的辛勤劳动也不放在眼里，甚至还看不起老师；劣等生视老师为仇敌，教师的冷眼没有给他知耻为勇的力量，反而增添了冤恨，于是或损坏公物，或辱骂老师。
若老师向其家长汇报，一顿棍棒自然不可避免，可是使出了“出走”的绝招。恶性循环，以致许多老师喟叹说：“现在书真难教！”我认为根除这一弊端，必须从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入手，教他们如何做人，教他们做人必备的品质，教他们做人的道德，教他们做人的知识，教他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其二，及时发现并诊治学生的心理疾玻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绝对不可老是板着面孔对学生，在集中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民主，老师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机会找学生谈心，并创造一切机会让学生吐真言，用真诚去架设心灵的桥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不要一到班级便“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与此同时，还应加强行政措施，完善班级各项管理制度，选好品学兼优能力强，敢于坚持真理的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及时反馈班级学生思想动态，建立好学生个性档案，密切注意每个学生的心理动向。
其三，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作为学校领导同志，每学期要分年级召开学生家庭联席会议，班主任老师要定期家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家长不可把自己孩子的一切全交给学校，作为家长除主动地配合学校管理外，还要及时发现孩子身上的问题，及时向学校汇报。社会环境的净化也是一 项不可忽视的工作，例如对学校附近的有害图书、康乐球、电子游戏机等，学校当然有教育学生认清其灾害不误入怪圈的义务，作为社会各界也应加强行政力度，大力整顿，努力为学生们创造一个安静美好的学习环境。
浅探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与防范对策
摘 要：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转移定价、资本弱化及滥用优惠政策等手段避税，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税收损失，也破坏了公平的税收环境。本文分析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原因和主要形式，提出防范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对策。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避税；对策
针对外商投资中避税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反避税对策，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避税手段
(一)通过转移定价逃避税收。一些外商利用我国沿海的优惠政策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沿海地区，设立“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独立的购销网络，其购销活动须依赖于境外关联企业，而其与境外关联企业的交易多采用内部定价策略，此办法主要表现为人为提高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务费用、无形资产的价格等，从而压低产(商)品的出口价等。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抬高定价转移收入。实现避税。有些实行高税率增值税的企业。在向其低税负的关联企业购进产品时，有意抬高进货价格，将利润转移给关联企业，降低出口价格，造成虚假亏损以逃避税收。这样，既可增加本企业增值税扣税额，减轻增值税负，又可减轻所得税负。然后，从低税负的关联企业多留的企业留利中多获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各类避税手法都有表现，其中尤以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采取“高进低出”的形式最为突出。表现为：通过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进口原辅材料；压低企业销往境外关联企业产品的价格。
2．提高设备价格，虚增投资成本。我国税法规定，作为投资的进口设备可不纳税。外商常利用我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真实价格的情况，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压低技术价格，把技术转让款隐藏在设备价款里。也有些外商利用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的有利条件，将投资设备的报价提高。超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甚至把淘汰的设备当作新设备报价。通过提高设备价格，不但使外商增加了在合资企业中占的股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多的股息和红利，而且通过扩大设备折旧数额，增加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从而逃避我国税收。
3．企业通过与境外关联公司间相互服务时多付劳务费及支付巨额的技术指导费和服务费等办法转移利润。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间劳务采取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计算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如，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其境外关联企业提供销售、管理或其他劳务时，不按常规计收报酬，采取要么不收、要么多收、要么少收的策略，相互转移收入进行避税。
(二)通过缩小股份融资，扩大贷款融资来避税。跨国企业内部贷款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避税好处。为达到在东道国少缴税的目的，跨国公司可按较高的利率向子公司收取利息，子公司偿还给母公司的贷款利息不仅可作为子公司的费用而在税金中扣除，而且可免缴汇兑税。而如果跨国公司注入的是股本金，则向境外关联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就无法使应纳税所得额得到冲减。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借贷资本导致投资公司出资不到位，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在今后的还贷付息时，减少在我国的应缴税款，轻而易举地将利润转移出境；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投资公司在获取高比例债权收益和股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三是税收权益流失。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减少了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从投资国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投资公司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资本弱化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冲击。
(三)利用我国税制的差别进行避税。税法不完善是纳税人可避税的先决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税务部门对外商管理不力，客观上对外商的避税行为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我国涉外税务人员力量薄弱，征管手段落后，缺乏信息交流，而且涉外税收征、管、查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征管工作存在漏洞，也是容易被外商避税的原因之一。
1．滥用税收减免优惠。一是利用“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我国税法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连续五年向后结转亏损的税收优惠。一些外商便人为的调整利润来逃避税收。如，在开业当年获利的企业尽可能的推迟获利年度，将利润的实现安排在“两免”的年度里；从获利第三年开始后的“两免三减”的五年内，尽可能将利润提前在“两免”的年度内实现；从开业之日起两年未获利，后五年享受“两免三减”，从第八年开始停止，又开始新的合资企业生涯，实际上又可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为追求更多的利益，有的外商在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后，或是更换厂名，或是搬迁厂址，或是将其主要车间划出，把一个旧厂变成几个新厂，而产品品种及销售渠道等均未改变，却要求再次获得“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二是利用再投资优惠政策避税。将从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来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大于五年，经投资者申请和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即便在投资退税后，经税务机关发现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缴回40％的退税，对投资者来说仍是一种利益，因为它利用了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三是利用保税区优惠政策避税。我国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将企业的经营地点设在保税区，将生产场地设在原材料、人力相对集中的高税区，依法可享受低税区的税收优惠。 2．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些条款进行避税。一是利用常设机构避税。由于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设机构，从我国取得的与上述机构没有联系的收入，不计入常设机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些在我国设立常设机构的外资企业，或绕过常设机构直接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或虽通过代表处代购原材料，但期间发生的费用不进行分摊，全部由代表处负担，以冲减其营业利润，从而逃避税收。二是机构设在避税地。总机构是否在境内，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判定准则，看注册地或是看决策地。在中国境内主要是看注册地，因此，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避免在中国境内注册总机构，进而享有避税的好处。三是中断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系。其他所得指发生在中国境内外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如果以上各项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不发生实际联系，那么至少境外部分的其他所得就不必申报纳税。另外，作为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也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13个百分点。
二、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危害性 (一)税收流失。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降低整体税负，将严重侵蚀中国政府应得的税收收入，并直接影响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现实中，“操纵性”转移定价与关联交易密不可分。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使得转移定价避税非常容易实现。此外，避税活动所采取的转移定价、资本弱化等手段，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造成影响，而避税中转移出去的利润对我国保持外汇收支平衡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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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二)滥用税收优惠。我国通过“两免三减”等优惠税率和其它减免税措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本身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为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避税手段，将利润转移出中国，又使我国税收收入进一步遭受损失，使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税负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不利于公平竞争。
(三)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许多税收优惠。如，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享有诸多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利润通过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到东部纳低税。中西部耗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却没得到应有的纳税补偿，而东部地区没有付出成本却坐享其成，严重破坏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给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中部地区竞争环境更加恶化，形势更为不利。
(四)不利于鼓励外商积极来华投资。由于避税行为造成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甚至有的地区高达70％以上，从而错误地产生中国投资环境差的负效应，这会影响不明真相的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客观上给其他潜在的外国投资者造成投资环境不良的印象，打击了这些投资者进入中国投资的决心。
三、我国反避税的对策
(一)完善转移定价法规。目前，我国转移定价法规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制定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全面的转移定价税制，但它仅是一个试行规定，其严肃性和权威性都不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又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转移定价调整是一件实践性强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往往还会列举许多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而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缺乏一些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也使法规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针对我国在转移定价税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该法规的完善应主要突出以下方面：
1．完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一是增加国际上新出现的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率法等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二是借鉴OECD等国家的做法，细化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对各种调整方法作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优缺点等，并列举如何使用的实例。
2．推行预约定价税制。从19开始，厦门市、深圳市开始尝试与外企签订预约定价协议。引入预约定价协议，以征纳双方事先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作为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种方式与原来的事后调整方法相比，可给纳税人安排自己的事务以更大的确定性，只要纳税人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定价就可避免税务部门对其进行调整，也省去复杂的事后审计。
3．综合运用关联关系判定标准，拓宽关联关系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体现在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四条，从中可看出，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股权测定法和实际控制法。建议考虑国际发展趋势，将与避税地进行交易的企业纳入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范围中，以进行规制。
4．细化劳务费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务费用的纳税扣除条件和非纳税扣除条件，并规定劳务费用的正常收费标准，对集团内部转让劳务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操作性问题做出规定。对于劳务费用的非纳税扣除项目，即企业不得列支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借鉴OECD准则，应作出规定。
5．完善无形资产转让规定特别条款。无形资产的转让具有与商品交易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无形资产具有独占性和专有性的特点，往往很难找到对应的参照标准来确定正常交易价格，调整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单独进行税法规制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转移定价的确定方面，首先要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区分开来。其次，由于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包含的开发成本费用及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两方面因素，而后者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无形资产转让时估计的价格与实际价格很可能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事后调整制度，可以使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
(二)制定资本弱化税法。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税法应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与资本金的比率。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法规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资本弱化虽然是企业融资自主权的体现，但过分的资本弱化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所以必须加以限制。美国、英国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资本弱化进行法律约束，其中一般规定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率，美国为1.5:1，英国为3:1。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从宽政策，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定为3:1到4:1之间较为合适，允许跨国公司在一定比率内对债务利息进行税前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抵扣。
(三)修改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修改减免起始时间，建议修改减免起始时间为“生产之日”或“开业之日”。同时，缩短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修订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法律应该规定对那些申请新办企业与原企业的股东，经营方式、经营地点没有较大改变的均只能办理变更登记，而不视为新办企业。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只有依靠国内各地的税务机构间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互通情况，才能更好地收到反避税效果。为做好这项工作，应尽早建立国家级的税务信息库，专门负责收集有关的国际商品价格信息、外商个人收入水平及外商、外籍工作人员跨地区经营活动资料和住宅迁移情况，便于有关地区税务部门核实征收。
劳动分占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探因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农村出现了以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分占。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有效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从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回顾农村经济的变革过程，能够客观地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能否从事有效劳动，或者说有效劳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农村劳动力。这就说明，向农村提供充足的有效劳动的机会，才是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村集体经济；劳动分占；劳动分占制度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虽然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一些专家如温铁军博士也把“农民就业”当作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谈，但农村劳动力就业，其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被揭示，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也远没有达到应被认识的深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劳动分占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众所周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顺应了时代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然后又以其给农村带来过多的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被改革掉了。然而，在农村集体化内部机制中，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无效劳动对有效劳动的无限分占却一直未被关注。其实，正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解体和无效劳动再也不能分占有效劳动，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一、劳动分占制度的形成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一)劳动分占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是在农村集体化经济制度被确立之后的内部分配，目前见诸文字的研究，很少深入到集体内部分配机制。就笔者对农村生产队的了解，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内部分配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平均分配，也不是纯粹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生产队集体产出的物品，凡是作为家庭生活保障品的(主要是粮食)，一般采用按人头与劳动工分综合平衡分配的办法予以分配；作为福利品的实物(如生产队种的莲藕、生产队宰杀的猪牛等)，一般按人头平均分配。但这并非终极分配，年终生产队要按当年总收入、总支出、实物分配情况以及劳动工分量分户结算。以户工分量计算劳动收入量，以户获得实物分配量计算户消费量，用户劳动力应得的劳动工分收入量减去户消费量，按此计算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生产队集体分配。例如：张三户和王五户同在一个生产队集体。张三户劳动力4人，非劳动力2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个工分日，每个工分日价值是0．5元，劳动工分收入为1 0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650元。那么，张三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650元，现金350元。王五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5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800个工分日，劳动工分收入为4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530元。那么，王五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530元，现金一1 30元。
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队的分配并非实物平均分配，而是实物结合劳动工分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农村集体按劳分配。在这种分配办法里，集体内部人口基本消费粮和劳动力消费粮同时予以考虑，把基本生活保障和按劳动取酬结合起来了，其中按劳取酬似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是，这样的分配方法却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集体内部的劳动分占。由于农村生产队中的生产所创造的收益局限在极其有限的产品上，而这些产品的价值又被以极其不合理的定价给贬得相当的低，使农村集体中实际创造的价值没有能够真实有效地体现，这种情况下的按劳取酬实际上就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
我们把农村集体内部的分配情况再进行细分，很容易就会看到这种劳动分占在现实中的不合理。假定一个生产队人均口粮稻谷为200公斤，其他实物分配人均价值20元，劳动力工分粮为每100个工分5公斤，国家定价稻谷1 0元／50公斤(大集体时国家收购稻谷50公斤不足10元，为方便计算以整数计)。该生产队每年平均每个劳动力6000个工分，当年工分值为20个工分0．6元。在同一个生产队有两户人家，人口都是6人，甲户劳动力4人，乙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甲户人少劳动力多，没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100％，甲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24000分；乙户人多劳动力少，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80％，乙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9600分。甲、乙两户当年获得分配情况是：甲户工分收／2720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1 200公斤、折240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600元，应得分红120元；乙户工分收入288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480公斤、折96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456元，超支168元。
依据上述甲、乙两户分配情况，甲户当年实际获得2400公斤粮食，人均400公斤，除了够吃，还有剩余；同时还获得120元现金分红。乙户当年实际获得粮食1680公斤，人均280公斤，其中4人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粮食有点紧张；同时还要向生产队支付168元超支款。
由此可见，当年农村集体中表面看似公平的多劳多得，实际上是一种不讲劳动效率的多劳动力就多得的劳动分占。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产队是平均分配就效率低下，这是一种笼统的看法，不了解当时农村生产队分配的精细过程。
(二)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非常有效的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8亿，农村劳动力人数突破4亿[1]。按一些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实际仅需1．5亿劳动力就足够了。说明当时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就已经是数以亿计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因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而出现社会稳定受破坏的问题。稍做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当时拥有近500万个农村集体，还有数量可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比农村集体更大的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当时中国拥有如此数量巨大的农业集体单位，按平均每个可以容纳50名劳动力就业计算，就可以解决总数超过2．5亿的劳动力就业。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
就业问题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政府也无须重视的原因。
二、劳动分占制度解体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形成
(一)劳动分占制度对生产效率损害的机理
集体化的农村集体按劳分配原则是建立在劳动收益与按劳分配对等的假定之上的，即假定在农村集体里由社员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与社员投入的劳动量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因此，生产队年终分配核算时，社员的工分值(实际投入劳动的价值)是用生产队全部产品的价值总量除以社员劳动工分总量得出的。当然，有的生产队会扣除一定的提留，如稻种、耕牛过冬的精粮饲料、五保户的口粮，但这种提留首先占的比例不大，其次它往往是上年承转下来的(五保户口粮除外)预付成本。因此，这种提留应该不会对社员所投入劳动的价值计算产生太大的偏差。
然而，劳动收益与按劳分配对等，或者说社员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与社员投入的劳动量价值相等，在实践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劳动是否有收益，决定于有效劳动而不是全部的劳动，有效劳动越多，其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多；相反，有效劳动投入得少，其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就少。在一个以种植稻谷为主的农业生产队，只有种植稻谷的行为才会有效益，而在种植稻谷的劳动中，只有那些对稻谷生长有用的劳动才是有收益的。由此可见，如果非生产性劳动、对稻谷生长没有用甚至损害稻谷生长的劳动，在只有稻谷收益的生产队里是没有劳动价值的，无效劳动和有效劳动无差别地平均参与核算，有效劳动的价值就会被降低，无效劳动变成有效劳动。在这个基础上按劳分配，就会出现劳动分占。在农村生产队中，年纪较大的中年人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也有力气干活，是在种植稻子时最有条件投入有效劳动的人；那些年纪小的小青年，虽有力气干活，但缺乏技术；那些年纪大的劳动者，虽经验丰富，但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有在集体化时期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农村生产队中，家庭劳动力最多的是年纪偏大的社员和小青年多组成的家庭，家庭劳动力最少的是中年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农村中的这种家庭劳动力结构与有效劳动投入需要的劳动力结构正好是相反的。在农村集体化条件下，劳动创造收益被限定在极少数生产活动的时候，按劳分配往往造成能够投入有效劳动创造集体收益的家庭被没能够投入有效劳动的家庭分占有效收益。这种分占体现在分户核算分配中就是，劳动力多的户虽然最有可能投入无效劳动，年终却是分红户；劳动力少的户最有可能投入有效劳动，年终却要向分红户支付超支款。
(二)劳动分占制度解体的必然性
一个经济集体如果不能使其成员的劳动“有效”地创造足够的财富用于合理的'分配，按劳分配将因缺乏物质基础而难以维持。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与当时指令性的农业计划体制不适应，即是说农业计划体制不能使生产队集体的社员“有效”地创造财富，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退出权、监管(监管失效)、经营体制等不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与市场经济条件不一样，这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指令性的农业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退出权、有效监管和经营体制相适应，那才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呢。在农村生产队集体劳动力不能进行比较有效的投入，或者在越来越多的无效劳动不能转化成有效劳动的情况下，按劳分配中的劳动分占必定会不断增强对勤勉的负效应和加大对偷懒的激励，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使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创造财富的农村生产队集体因财富的创造受到挫折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有一个劳动创造财富的问题。一些从西学中学到东西的人或许会说，如果中国按市场经济那一套来发展农业，市场那只可以自动配置资源的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农村中对勤勉有负效应和对偷懒激励的事不出现。其实不然。当前，在农产品价格低廉到无法再在地里刨食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点也不愿意帮农民，勤勉的负效应和对偷懒激励的情况照样存在。与目前许多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不同，笔者认为完全的市场化在中国农村行不通，用来搞农业经济必定失败。其实，西方市场化国家的农业并非完全市场化。以糖业为例，欧盟就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其内部的食糖价格保持在每吨600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000元)。但是中国进口原糖到岸价仅每吨2000元人民币。这说明市场化国家对食糖的生产，并非完全市场化，农业靠政府保护，而不是在市场化中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要使劳动的“有效”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劳动分占解体与农村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丧失
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的结束，发端于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执著追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生死状”事件。对于这次以废除农村集体化计划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界别有不同的语义来表述，因而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彻底、统一的说法。中央文件有过权威的表述，那就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主的集体经济”。这就是说，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体制还是存在的，但是，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的方式没有了。同样，依附于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的劳动分占也就化为乌有。正因为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的劳动分占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那么，农村集体化这种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
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去看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当时确实存在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累积给农村集体经济造成过多问题的情况，其中农村的无效劳动不断分占有效劳动是核心问题。实际上，如果当时不对农村以工补农的做法加以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或者说全面推广已经通过以工补农试点获得成功的那些农村(如华西村)的经验，中国农村那种无效劳动过度分占有效劳动的情况就会大为改观。相应地，消费拉动工业也就有了农村这个广大的市场基本面。而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开始就应该考虑以一种全新的机制来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或者说需要在农业以外的领域来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三、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错误判断
(一)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归因偏差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博士在其专著《结构转换与农业发展——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中的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
“认真分析这次改革，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新安排。通过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农民获得了土地、耕畜以及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根据这种权力，农业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配置生产要素，生产农产品。完成生产后，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之后，对剩余农产品有完全的支配权和处置权。因此，家庭承包经营将农民同国家、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分得清清楚楚。同农业生产队相比，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责任经营制，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内在性质，它的特征有经营方式和分配机制，满足了农民的既有心理习惯和追求物质的欲望，很好地适应了生产空间分散、生产周期长的农业生产。在家庭这个组织经营单位里，劳动成员之间互相信任，分工比较理性，生产经营过程无需高额的协调成本和监督成本，而且由于他们能获取其劳动的全部所得，于是每个劳动成员都在努力增加有效劳动，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这样，在农业生产新制度安排下，那种偷懒和投机的行为已不复存在。”
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上述观点显然与实际有出入。中国现在的农业已经证明，当年改革之所以能够使农业增长不是上述制度安排的改变。换一句话来说，上述观点被现在农业的实际发展情形证伪了。现在的条件仍然是当年改革时农民所获得的条件，为什么“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增加“有效劳动”，为什么愿意在自己拥有完全自主经营权的土地上“偷懒和投机”，宁愿让土地撂荒。温铁军博士愿意用“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解释改革后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因为在劳动收益大部分归自己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按照温铁军博士的说法来解释，现在农民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增加“有效劳动”而愿意在自己拥有完全自主经营权的土地上“偷懒和投机”，原因就是现在农业已经不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了。实际上不但没有剩余，还要倒贴。能够解释农民明知倒贴也要种田的理由就是，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它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的生活保障资料。
然而，正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分析的失误，使我们忽略了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就是劳动分占机制的解体，就意味着劳动力的释放、意味着农村生产队集体再也没有储蓄劳动力的功能。这一点，至今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约束造成的，过多地从内部机制寻找原因必定会陷入形而上学。农副产品价格低廉、能用于分配的产品又少得可怜，而其他价值较高的非农产品又被严格限制生产；农村经济集体无法合理调配劳动力，农户更不能在家庭单位中合理调配(或整合)劳动力；同时，由于长期的外部就业约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积不得不超越农村集体应有的容量，不断增加的过剩劳动力去分占有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与劳动力收益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些情况，我们很少综合考虑。我们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效率低下完全归因于土地集体控制的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吃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与实际不完全相符。以确保国家工业化积累的集体化体制下的农村集体剩余有限与劳动力无限扩张的矛盾、有效劳动与无效劳动之间的矛盾，被我们忽略了。
(二)忽视原本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自从温铁军博士指出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以来，许多学者也把眼光转向农村的人口和土地制约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在逻辑上讲不通的问题又往往被大家所忽略：把田地分到户之后就能够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问题吗?显然不行。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问题应该从减少人口和增加土地这两个方面着手才是，而把田地分到户既不能减少人口也不能使土地有所增加，凭什么说它能够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造成的中国农业效率低下问题得到解决呢?实际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本身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按说是不应该以释放劳动力来加剧其过剩所造成的就业压力的。这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最为突出的问题，亦即当前我们要着力以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的原因所在。
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被忽略，除了受二元体制影响一直未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运行考量主要指标外，更主要的是，我们至今也都还没有掌握真实可靠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数据。按1978年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实际参加劳动的年龄推算，当时参加劳动的农村劳动力应该有4．5亿左右，即当时的过剩农村劳动力应该有3亿。而从分田到户的结果来看，不管一些学者怎么说是能够让农民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还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其结果都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为分田到户单干能够让农民更多投入到土地中的是有效劳动，而不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关于这一点，许多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始终没有弄明白，相反倒是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
(三)效率上升的表象掩盖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这应该是讲得过去的。尤其是在无效劳动长期被激励、农业生产效率长期极度低下的情况下，有效劳动的大幅度增加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空前的提高。在劳动分占普遍存在、共同分配的剩余又很少的农村生产队中，有效劳动因被无效劳动过度分占会造成投入的减少，而且经常表现为劳动数量增加而质量下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减产减收，甚至失收。一旦劳动分占现象被消除，有效劳动就会大幅度增加，不但表现为量的增加而且也有质量的提高。从分田到户经营的情况来看，是一种把劳动分占消除得比较彻底的做法(分田到人经营应该更彻底，因为户之中还有劳动分占的情况发生)，因此，分田到户的家庭经营方式会激励农户以超乎集体化时期数倍乃至数十倍数量向土地投入有效劳动，相应地，在这种有效劳动受到激励的初期，农业的产出往往会获得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紧接着，由于农业的增长给生产资料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着农业的增长。这就是说，改革初期由于有效劳动的大量投入，致使农业生产获得增长，接着由于生产资料投入的不断增加，在有效劳动增加有限且有效劳动刺激增长有边际约束时，农业生产还会获得持续性增长。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之后会获得较长时期效率提高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国农村改革之后会获得较长时期效率的提高，使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四、小结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问题是从来就有的，但是，以特定的方式专门解决它的办法似乎还没有。20世纪6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形成，农村中出现了以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分占。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有效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消除了农村生产队集体按劳分配方式，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的情况也同时被消除。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立即突现出来。从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回顾农村经济的变革过程，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是否能够从事有效劳动，或者说有效劳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农村劳动力。这就是说，给农村社区提供充足的有效劳动的机会，才是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大学生语言习惯认知与矫正心理对策实践与创新
语言习惯问题造成的`信息传递不通畅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大学开展语言习惯教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从心理层面展开对策是解决其长时间养成的语言习惯问题的捷径.
作 者：马赫 王冰冰 杨俊德 张成山 韩争艳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刊 名：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 英文刊名：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年，卷(期)： “”(12) 分类号：G613.2 关键词：大学生 语言习惯 心理大学生语言习惯认知与矫正心理对策实践与创新论文
【摘要】语言习惯问题造成的信息传递不通畅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大学开展语言习惯教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从心理层面展开对策是解决其长时间养成的语言习惯问题的捷径。
【关键词】大学生 语言习惯 心理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思维工具,也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工具,还是是人类进行思想交流、表达感情、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习惯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贯的、稳定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作为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它是识别一个群体的符号,是表达一个群体个性的特征,也是群体与群体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及信息传递的障碍。
1 大学生语言习惯教育的重要性
1.1 信息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信息传递的通畅性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因语言习惯造成传递的误差,在不经意间造成了巨大且不应该的损失。虽然近十几年来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语言习惯问题依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若想解决则需要一符合受益人群年轻、涉及群体广泛、可操作性强的载体,而各大高校则成为了首选。
1.2 最适合的教育群体
大学校园面向全国各地招收人才,故而其既是各地文化交流最为广泛的场所也是个地方行为习惯冲突最为明显的场所。南北各地的语言习惯充斥在一起,其造成的信息交互不通畅也最明显。作为大多数人才四年集中学习场所,大学为缓解甚至解决语言习惯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对大学生这一庞大且将会在各行各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群体进行语言习惯教育对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2 目前大学生语言习惯现状
2.1 现状分析
当前大学校园中,语言习惯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南北方差异,在我国北方高校,尤其是生源来自北方的学生比较多的学校,一些来自南方的同学在学习与交流上明显存在着困难,而且还常常因理解错误而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在北方,仅京津唐这一在地理位置上相邻的区域便存在严重用词分歧,更不用说诸如沈阳话与大连话差别。而在南方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
2.2 所面临的困难
当前,对大学生语言习惯认知与矫正的相关教育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长达左右的语言环境使每名大学生的语言习惯根深蒂固。其次,大学生对自身特质的来自外力的改变有着一定的抗拒心理。最后,大学生对这种语言习惯的认知与纠正的认同需要一定的时间。综合这些现状,解决大学生语言习惯问题任重而道远。
3 解决大学生语言问题的方案
3.1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语言习惯问题
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首先让大学生接受语言习惯对信息传递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到的障碍这一事实。形式可以是短片或者讲解,其实现关键是载体。学校不可能单独设立一门公共学科来讲解这一问题,而选修课的受众面又太少,主题班会操作上难度又大,可以通过校园网络进行发布,但前提是校园网有足够吸引力。相较之下,以在报告厅进行专题报告的形式或者诸如思修、历史一类特定必修课上潜移默化的渗透的可行性较大。大学生是敏感的群体,同时也是最具主动性的群体。如果对问题的认同程度较高,往往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开始试图自己寻求解决方案,而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低认同则会产生一种抵触。这种抵触一旦产生将对后面工作的开展带来麻烦。所以在初期博得学生们对问题的普遍认同将关系整个方案的成败,而且最佳方案也是建立在同学们对该问题的普遍认同这个前提上的。
3.2 大学生语言习惯心理矫正
对任何一个群体而言,纠正语言习惯都是一个无比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任务,大学生更不例外。当学生们对语言习惯问题有了初步的且客观的认识并逐渐认同以后,会处于一种短暂的自我尝试改变的阶段,然而由于长年养成的习惯以及不懂得要领而必然导致其受挫,当然还有一些强烈不愿意改变和并不在意的人。同样针对大学生猎奇与寻求兴趣的特点,可以在进行矫正教育的同时建立一种兴趣培养。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认识问题,愿意解决问题并且懂得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后付诸实践并在目标达成前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不能保证学生们的兴趣那一切都是徒劳。
在这当中难度最大,耗时最多的是矫正不愿意改变的同学的心理。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当在人生命的某一时刻被告知知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坚持的或者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的是不仅不被提倡,而是应该改正的',那是很难接受的。但凡正视这个问题的人一时间都会无所适从。在大学生无所适从的时候恰恰是新概念介入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期间如果能够明确的给予指引的话,都会坦然接受并试图去改变自我。而另有一些人虽然可以承认事实但不愿意改变,这些人往往是由于对某些习惯的依恋或无法是从。其实我们说的语言习惯依然是一种选择性行为,我们并不是要抛弃某种习惯的行为,只是多了一种相同意义的行为供我们顺畅的交流。
当然就如一门外来语言一样,对语言习惯的纠正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因失去信心而选择放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坚定其信念。一是要提醒同学们纠正的必要性和实际性,二是要培养好同学们的兴趣,三是让同学们在纠正过程中感到受益。尤其可以选择在某些人文课堂上播放华人年轻精英们的高级对话,潜移默化中就在宣传着正确的语言习惯。
3.3 利用大学生的心理个性进行引导
大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大学生对自身独有的特质都有着偏爱,同时也希望这种特质能得到广泛的承认。对这一心理,在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看待:首先同学们对自己的语言习惯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我们是要让大家养成另一种可选择的通用的语言习惯而并非抹杀其原本的习惯。其次利用这种心理,让大家理解想要有张扬个性的舞台就先要有能顺利传递个性的表达方式,信息传达准确才能得到欣赏。
大学生普遍存在一种偶像情节,所以我们还可以打造一个甚至一些能让同学们欣赏的典范,在诸如演讲比赛等媒介中为语言习惯好的或表达方式流畅的同学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制造此类舆论导向宣传良好的语言习惯。如能达到一种偶像效应,我们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诸如此类利用大学生的独特心理个性进行引导的方法还有很多,其关键在于大学生的心理要从多角度进行剖析,而后通过正确的方法达到期望的目标。运用各种心理对策会使大学生的成长方向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同时服务于各项方针政策。
大学生是社会生产的中流砥柱对大学生教育的成功将直接造福社会。大学生得体的言行举止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其语言习惯也会使整个社会的语言习惯逐渐规范,使信息的交互更加畅通,使我国信息高速发展的齿轮得到了新一轮的润滑,为今后国家长远规划带来更多的便利。
简析高职声乐教学中的不良歌唱心理与矫正对策教育论文
[论文摘要]文章从思想观念和心理因素入手，结合心理学知识，对不良思想观念及各种心理因素对歌唱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根据实践经验找出解决的方法，以期对具有不良歌唱心理的声乐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学不良歌唱现象心理分析矫正对策
歌唱是在人脑的控制下，通过歌唱生理与歌唱心理的协调实现的。我们知道，声乐学习中技巧的掌握主要靠自己的感觉，在演唱中也是凭直觉调节有关肌肉运动，而这些运动都是在大脑的调节下进行的。大脑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心理状态或心理素质在声乐学习与演唱中特别重要。
用简单的话说，歌唱心理就是“对歌唱的想法”。想法正确，歌唱的心理状态就好，学习进展就快，演出效果就好。反之，演出效果不佳。可见，思想观念对歌唱心理的培养起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先从思想观念入手，对歌唱心理进行分析。
一、不良歌唱现象分析
1.唯技术型不良歌唱现象。有些声乐学习者认为歌唱的技术方法就是歌唱的一切，进而产生了唯歌唱技术论的错误观点。当然能认真学习歌唱技术方法的确是好事，但歌唱技术只是成为优秀歌手的一个组成部分，歌唱心理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种类型一般会导致实际演唱中的动作性和肌肉性的紧张，也可称为技术性紧张。错误的技术要求，错误的训练方法，急于求成，乐于攀比，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强迫性地驱使动作完成，导致身体僵硬、表现力缺乏而影响整体表现。
2.心理因素型不良歌唱现象。这种类型一般表现为心理和机体的紧张，也可称为心理性紧张。由于表演者的性格和气质方面的倾向或者客观环境影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产生的心理和机体的紧张，导致已经形成的技能不能正常发挥，演出时周身不自在，全身器官不由大脑支配，完全顾不上表现歌曲，有的甚至忘词、跑调，从而影响了整体表现。平时练习时缺乏信心和表演时怯场即属此类。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由于思想观念不正确，造成歌唱心理的破坏，从而影响了演唱，因此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是形成良好的歌唱心理的前提。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现象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心理调节下进行的，无论心理上表现出哪种现象，总是有规律地依存于每个人的学习、生活中。声乐也不例外，同样依存着某些心理现象，并受这些心理现象的支配和影响。
二、不良歌唱现象的心理因素分析
由于心理现象是多样的，在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的支配和影响下，歌唱心理也很复杂。下面就从个人心理因素中情绪、信心、兴趣及个性等方面分别来分析各种心理因素对歌唱的影响。
1.情绪对歌唱的影响。情绪可以分为对立的两端，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前者可以提高人的活动能力，后者则会降低人的活动能力。现代声乐心理研究表明，大脑皮质通过视觉、听觉、内在感觉等控制我们的歌唱行为，歌唱运动是一个统一的运动，人的发声器官等诸方面运动都通过高级神经系统来控制、协调。因此，直接受高级神经系统控制的“情绪”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体各器官能否协调、统一发挥，所以情绪对歌唱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前面提到的唯技术型不良歌唱现象中，某些人特别重视声音技术，然而当声音在某一音高发生错误时，就会忧心忡忡，产生一种失落感，情绪表现消极，这样必然就降低大脑中高级神经系统的控制能力，使歌唱的统一运动受到破坏，从而导致演唱失败。
2.信心、兴趣对歌唱的影响。前面所述的心理因素型不良歌唱现象中，某些人由于急于求成，整日练习超出自己能力的高音及难度曲目，而使自己慢慢对歌唱失去信心，同时由于屡次演唱失败而对演出也失去兴趣，从而使歌唱心理受到极度破坏，由此不难看出信心、兴趣在歌唱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知道，人的发声器官等诸方面运动都通过高级神经系统来协调，那么，当我们对演唱充满信心时，精神状态就会随之高涨，大脑皮质也处于积极兴奋状态。此时人脑高级神经系统就会很好地将发声器官等协调起来，使各部分器官成为一个统一的运动。反之，情绪低落，发声器官各部分就处于懒散状态，必然导致演唱失败。同样，当我们对演唱充满兴趣或对你所表达的歌曲具有浓厚的兴趣时，就会积极地完成它，同时也充满信心，情绪也会表现为积极性，那么演唱就会成功。反之，就会失败。所以，歌唱信心及兴趣决不能破坏。 3.性格对歌唱的影响。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气质的制约，在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一般来说，多血质与胆汁质在性格上表现为外向型，而黏液质与抑郁质表现为内向型。外向型的人一般比较开朗、活泼、爱活动，情绪表现一般比较积极，对于任何事情都比较自信，所以演唱比较积极。而内向型的人缺乏自信心，比较孤僻和害羞，所以比较容易“怯场”(心理专家认为，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情绪紧张，致使原来已经形成的熟练动作，熟记了的材料不能重新回忆、再现或再做，通常称之为“怯场”)。而我们大多数人属两种类型兼而有之的中向型，所以一般在初上台时都会产生“怯场”心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去克服。
不论是歌唱观念还是心理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不良歌唱心理，都会给歌唱带来极其不良的后果，对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良的歌唱心理是歌唱学习中的一块极大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从不良的歌唱心理中解脱出来。
三、不良歌唱心理的.解决方法
1.正视歌唱中的紧张。紧张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心理和生理上的正常反应，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其实在现实中，有许多人正是因为紧张而调动起了周身器官的积极运动，使歌唱具有生气和艺术感。所以表演时应积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一味地担心，充分的准备和认真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只要整体状态积极，就能在愉悦的氛围中完成歌唱表演。
2.加强“以情带声”的培养，做到“声情并茂”。实践表明，做好“以情带声”不仅能更好地表现歌曲内涵，同时也可大大减轻歌唱负担，还可建立良好的歌唱心理。比如在唱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时，你绝不会因为歌曲中的一两个高音而害怕，反倒会把它唱得很好，其实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投入歌曲的表现与情绪中了。在某次招生考试中，有一位考生唱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论歌唱技巧，只能说是初学者，但是她的情绪运用得非常到位，几乎圆满地表达了歌曲的内涵，给每位考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践证明，衡量演唱的好坏，技能技巧与歌曲内涵表达同等重要，甚至表达内涵更为重要。因为歌者的目的是表达歌曲内涵，让观众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而不是单纯地炫耀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艺术修养，努力去理解歌曲，探寻它的艺术内涵，认真品味它的艺术特点。
3.培养正确的歌唱心态及思想观念，加强自信心的培养。第一，歌唱是一个整体的多项组合的运动，高超的歌唱技术是歌唱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不是绝对因素。技术不能代表一切，歌唱的目的是运用科学歌唱技术方法表现歌曲的内涵。第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歌曲，而非通过表现歌曲来实现自己再创作的使命，所以应将艺术表现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过分注意个人得失，这才是我们对歌唱的正确看法。第三，正视失败，一次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马有失足，人有失策，应该认真总结失败原因，然后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认真克服它，并相信自己定能克服。第四，声乐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视自己的演唱，在教师的引导下善于总结，切忌急于求成。歌唱学习的道路不是直线上升的，中途难免有挫折，而且前进一段之后总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巩固整理，只要不急躁、不放弃，积极总结调整，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歌唱心理也将得到很好的培养，歌唱学习也会迈上新的台阶。
4.嗓音的保健。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器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在中枢神经的支配下，完成人体的各种功能。只要其中某一个器官功能不正常，必定会影响其他器官，也会影响到发声器官的功能状态。所以，健康的身体是歌唱的必要条件，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保障歌唱器官的正常运动。同时，在歌唱前，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紧张，如担心身体坚持不下来等，从而全身心投入在歌唱中，这对培养良好歌唱心理有很大的帮助。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个人从事声乐演唱与教学十多年来的一点简单的心得，其实歌唱心理是极其复杂的，有待于我们继续共同研究。总之，我们一定要正视不良歌唱心理，加强自信心的培养，建立起科学的歌唱观念。
沃勒斯坦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层动机探因--全球化语境下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追问
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建构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勾画了一幅壮阔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世界图式,给人们探究“现代世界体系”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路,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因此探求沃勒斯坦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动因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殖民地民族觉醒与发达国家一些知识分子要求真正民主平等的呼声相呼应;其次: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观.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建构的动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了隐藏在现代世界体系背后的.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由此启示学界,我们不仅应研究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社会理论,而且还应研究他们的人格心理特征,以期对理论创新有所帮助.
作 者：代璐遥 王宏海 Dai Luyao WANG Honghai 作者单位：代璐遥,Dai Luyao(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王宏海,WANG Honghai(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保定,071002)
刊 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6(4) 分类号：B089.3 关键词：现代世界体系 建构动机 沃勒斯坦 理性主义★ 后进生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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