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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宰鳌吨芯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F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浴⒗畛湓谑榧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K当T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薄吨苁椤纺D狻逗菏椤贰W詈,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 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笔翘迫,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P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P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 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PB、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E,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E“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未》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M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P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Q,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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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 《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35]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3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论文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宰鳌吨芯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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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内经与三玄之学
一般学西医或者学科学的，对于《黄帝内经》根本不大承认的，大概医学院也只是粗略的提了一点。你们年轻学医的，可能也没有好好研究过这本书。事实上，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本书。
其次，有一本书你们学医的大概更不注意的，就是《难经》。大家看到《难经》更觉得是迷信的，或者随便给他加一个伪科学的名号，真是错误的观念。
上次我们讲到《黄帝内经》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是有关生命的来源，因此引出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位大医师，也是大教授，就提到，他说<上古天真论>这个观念，是不是从修神仙的道家书上来的?我说不对啊!因为按照文化发展历史，是先有《黄帝内经》的，后来才有了道家这些书。这种工夫、这种学问，现在日本也很流行，叫做内观之学。日本人还有一派认为这是日本的，你们中国还没有。我就笑，内观就是中国道家的旧名称，也叫做内视。读了《黄帝内经》以后，你慢慢就可以看出来了。
中医里头有关生命科学的，有好几本书是比较难懂的，《黄帝内经》还好办，《难经》最困难;因为大家不懂《易经》的原故。当然《易经》、《难经》都比较难，尤其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这的确是很难读的书。所以我现在是带领大家提起注意，如果注意得好，再配合印度佛学讲的生命科学，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自己就创出一个生命科学了。
大家不要听到“科学”两个字就吓住了，尤其现在一般学科学的，把旧的东西都叫做伪科学，认为是假的。我说这根本弄错了，科学是没有真伪的。换一句话说，科学开始都从幻想来发展的'，它本身就是假的。所以什么古代是伪的，现代是真的，这种评论在逻辑上站不住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上次讲了<上古天真论>产生好几个问题，刚才讲的历史文化五千年演变的问题。其次，《黄帝内经》几乎同中国三玄之学关联在一起，所谓的三玄之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上非常重要。
什么叫三玄之学?就是《易经》、《老子》、《庄子》。这几本书与后来印度文化、佛教经典也有密切的关联。譬如我们翻译佛经，很多名词都是借用这些书上的，这个要特别注意。除了《易经》、《老子》、《庄子》外，最重要的还有阴阳五行学，这是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所谓阴阳家。如果阴阳之学不懂，《黄帝内经》或者《易经》就不懂，当然也无法读下去了。
我现在讲的这些话，都是一条一条不成一篇文章，也不连续，因为时间来不及，只能给你们提要点。
拓展阅读：《内经》作息之道
古有成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出，阳兴以劳作;日落，阳敛而人息。言语虽朴素，寓理却深远。人与天地相参、日月相应，古人顺天之道，应时之序，养长收藏，皆以「阳」这一生命元能收放为作息逆顺，故能避祸远害，以趋长生。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思想。
《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不论是上古真人、中古至人，还是圣人贤人，其益寿命尽天年的秘决，尽在「阴阳」二字。法于阴阳、和于阴阳、逆从阴阳，知「阴阳」，大道毕也。
《黄帝内经》将「阴阳」放在卷首开篇，可见其提纲契领之目的。以阳引阴，以阴辐阳，《内经》反复阐发「阴阳」之大义，可以说，整部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医学，就是一部「阳」的学问，领悟和把握「阳」的精神，就能「瑧于寿域」了。
「阳」究竟为何物?古人何以崇「阳」如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灵枢·根结》：「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偶奇多少。」以我们身边最浅近的例子来说，昼为阳，夜为阴;动为阳，静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等。阳为阴之根，阴为阳之母，阳主外主长，阴主内主杀，彼此表里，互为消长。「古之人，能长寿，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个「德」，不是后世所谓「德行之德」，而是遵天地自然法则，即顺从阴阳、调于四时、恬淡虚无之天德。持此天德，人无殃咎。中国医学源流在《内经》，《内经》精菁在篇首。熟知阴阳，领悟天真，仅此一章，已至道也。
阴阳，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四时之中，春秋为阳，秋冬为阴;一日之中，旦午为阳，晡夜为阴。四时养阳，我已在前文《立春说「阳」》中说明，这里只谈一日之养阳。《灵枢·卫气行》：「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子午卯酉这四个时辰为一日最重要四个节点，尤以子午为最。子为半夜1-3点，午为中午11-13点。阳气子时生发，至午时最盛;重阳必阴，故午时一阴生。阴至夜半子时盛极，阴极则一阳生。天地人间，子午来复。阴阳生发之时，困乏入眠就是人身的自然感应，人体机能在这两个时点中以睡眠的方式自我调适修复。所以子午之时，万物皆定，人亦该休息了。这就是我们日常起居中，法于阴阳、从于阴阳的最直观的例子。
然而，社会衍繁，人欲骋乱，远天道而逆阴阳，不知调适，不知持满。「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逆乱阴阳纲常而无有节制，就是自伐性命。身体早衰，疾病从生，不亦宜耶。
尤其近代科学兴起，千万年积累验符的中国传统医学智慧被湮没，且因其「不科学」而被抛弃。科学恃之自得的器物论，使它对「阴阳」、「气机」这类中医核心思想无从着手，更谈不上验证，只鳞片羽，淆乱是非。比如，对待生活中最需要的睡眠这一问题，中国医学的「阴阳顺逆」论，道理如前，身体在子午必须进入休息状态，而近代科学信誓旦旦地指称，人一天只需睡满八小时就够了，不在意入睡节点。我们可以已为例，若夜作而昼息，即既使白天睡足十二个小时，人亦倍觉困乏昏蒙，精力不支，但若在晚上子时前后安定休息，即使睡眠三五小时，翌日亦精力丰沛，耳聪目明。一逆一顺，效验大彰。
城市竞争压力大，工作生活节奏快，很多人享受不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从容优裕。他们亦知身体健康之珍贵，遂拿着「科学指南」，一天中只要运动多少量多少小时即可，而不论运动时间。于是，下班，或下课的晚上，甚至深夜，公园、操场等空旷场所，都有跑步压杠等大活动量的「健身一族」。活动量是有了，汗亦出了，但健康仍每况愈下。不仅如此，经常夜里大量运动的人，更容易暴发各种意外。何以如此?「科学指南」没有告诉你活动的时辰节点。前面说过，昼为阳，夜为阴;动为阳，静为夜。以阳从阳，以阴顺阴，才是正确的养生保健方式。即大活动量应在白天，尤其午前。午后阴生，人就要逐渐静定下来，至亥子时入睡。这才符合天道自然法则。惜科学未能解释并对此给出正确指导，殆误苍生。
福祸疾速，验之眉睫。颠倒阴阳，以逆为顺，以妄为常，焉有不死之理?观上述壮年猝死新闻，亡人已矣，生者岂可不戒慎乎。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唐李贺《苦昼短》感慨岁月飞逝人生短暂。然，若识得黄地青天(阴阳)，顺适月寒(阴)日暖(阳)，人生亦有南山老人星可拜矣。
为己之学
己包括身体与精神.为己之学,就是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文明.健康问题,就是生理平衡.重点在于不懒不贪,解决动静结合和适当消费,主要包括饮食平衡.精神文明,才能达到心理平衡.主要要消除各种心理失衡的因素.这包括浮躁情绪、思想偏狭以及做自己知道是错的事.提倡多做正义的好事,可以使自己的心理最平衡、也更健康.
作 者：周桂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天津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年，卷(期)： 24(2) 分类号：B82 G416 关键词：生理平衡 心理平衡 义德 动静结合 适度消费 健康探谈之学随笔
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并不不是想把自己去封闭起来，成为那个在墙角躲着的孤僻之人，我只是想将我所能给他人带来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转化成一种他人能够慢慢发现我，了解我的一种隐秘之感，我始终都在坚信着，当我们每个人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对方，并且对方也用着同样的认知程度来了解你的时候，我可以说你们的朋友之间的紧密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缓和，之所以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朋友，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情感的最终来源之处都是在自己的亲人之间慢慢的传开了，当然，我的这个探谈之学就是来源于我们家人给予我的动力。
过年是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非常吉祥的时刻与我们最爱的人团聚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我是一个一向都很喜欢过年的人，但是我还是惧怕这个新年的到来的，因为新年的到来似乎就更加的证明了岁月的流逝，我们都将会年长一岁，我不想因为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节点让他们的鬓发都渐渐的发白，我想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坚决的要让我学会炒菜与做饭了。
我们那天晚上来到了七星广场的一些饭馆里看看什么饭馆的饭菜与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过年的几天中，我的父母想请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来一起聚餐，话说现在这个年代，金钱的实力在逐渐的使人们的人性在泯灭，我知道这样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所有人。
饭馆几乎都长一个样子，只不过外面的招牌与里面的装修布置不一样罢了，每每进入一个狭小的饭店，不，饭店现在会越来越宽敞，我的父亲在一旁一个劲的问着你们春节休不休息？
而我和母亲在一旁观看着饭馆里的鱼缸里面的鱼儿在四下里的游窜，我知道它们似乎也预感到了这个新年的到来与不一般，就是中国的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能够始终的流传下来，各种各样的风俗在现在普遍的传播开来，人们都在肆意的舞动着，忙活着，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
我这个人很爱想象，总是想到如果我是那个夏梦寻，如果我是三毛，如果我是那个谁谁谁的话，前两者都是我最近常常接触的主人公，我厌烦了这种匆匆急速的行使的生活方式，包括百度百科的任务原本的通过率为80百分之，而现如今却又变成了60百分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我知道这个世界注定是冷漠的，所有关心我们的人一个个在拒绝着我们的请求，我知道只有家人和父母是我们永远不离不弃的人，我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因为我用了整整的十节课来学习一首吉他歌曲，以及用了将近三四个小时来在美团上购买一份饭，我越发的与时间为敌，我越发的`恨时间为什么就这样从我的指尖匆匆流去，而不留任何的踪迹，但人走过去的痕迹终究会被一场大雨或者大雪给极力的冲刷的，我很想将一切都放下，找到一个属于我的宁静世界，我想这个也是一种释然的安乐与宁福。
现在我想发出一个倡议，我现在越发的感到忙碌的疲倦，我倦了，很让我没有再用一种很好的精力去面对下面的任何事情了，我知道我距离郭敬明或者沈从文等人的距离还十分的遥远，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变为那个夏梦寻，只不过现在不可以，所以，回首望，谨以代表我发出如下倡议，回首望在看书网连载的11本小说中的几本现在正在连载的状态，至于何时更新，要根据本人的精神承受能力才行，我很愿意放松一会，但我知道放松完了之后又是接踵而来的压力，我必定会照顾好自己，请各位读者们放心，我会尽快的找到一种能让我感到放松的方式，下一个文字的悦动将会是永远的让人铭记在心的。
探谈之学可能还没有结束，我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绵长，成为我生命之中的一个闪光点，心愿总可以实现，我祈祷，我祝福，我来实现！
叙事作文之学游泳
前天,我和哥哥去游泳,哥哥说我老是在浅水区玩耍,是学不会游泳的,想学会游泳就要到深水区里才能学会。
所以我带声了救生衣去,去的路上,我非常紧张,心跳个不停,老是想到我游到一半的时候“我沉到水底啦。”
到了游泳池后我更加紧张了，我穿好了游泳衣，套上了游泳圈后，哥哥在水下等我，哥哥先扶我在游泳池的周围游，然后悄悄的游到我的'前面，我原以为哥哥是在扶我，后来才知道我沉不下去，我不解的问哥哥怎么回事，哥哥说；“救生衣里有浮水板，你怎么都沉不下去。”
接着，哥哥在我面前示范了一下游泳的动作，哥哥有时退着游、有时倒着游、有时游蛙泳、有时游蝶泳等等哥哥可真厉害，我真羡慕哥哥。我也壮着胆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一声猛的扎进水里，我得意的想：游泳这么简单！突然，身子往下一沉，我拼命地挣扎，嘴里还灌了几口水，呛得我值透不过气来，各个连忙把我拉到水上，我吓得身体直哆嗦，结结巴巴的跟哥哥说；“水那么深，我不游。”哥哥在旁边说；“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毅力。不要着急。”
我又一次的来到水里，认真的学起来，哥哥一边游一边指导我；“游的时候，不要慌，要保持冷静。同时，身体也要保持平衡，手和脚都要同时摆动。”我照哥哥的方法做，果然好多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战胜了失败，身体像木头平衡慢慢的浮起来，手脚不停摆。一次一次的练习，渐渐地熟练起来，各个就在岸上看我游，我一边游一边得意的说；“哥哥我会游了，有的怎样？”我一不主义，身子往下沉，我刚紧手脚甩起来，婶子有浮起来，真是有惊无险，卡来游泳不能分心，我慢慢的和游泳交上了好朋友。
我从这次游泳感悟到了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内经》钥匙—术数之学
术数一词，在《内经》全书中只见一次，即《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为何是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
纵观古今《内经》“术数”之注释，多以“养生保健方法”而解，似乎已成定论。如马莳《素问注证发微》：“术数者，修养之法则也。术数，所该甚广，如呼吸按跷，及《四气调神论》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阴阳应象大论》七损八益，《灵枢·本神》长生久视，本篇下文饮食起居之类。”张介宾《类经·摄生类一》：“术数，修身养性之法也。”目前权威著作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术数，本指权术、策略、治国方略等。这里借指古人调摄精神，锻炼身体的一些养生方法。术数，是对养生方法的总称”及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术数：①道家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一般指导引、按跷、吐纳等调摄精神、锻炼身体的措施。《素问·上古天真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②指方术气数，即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附会各种迷信之说，以制定人事和国家的气数”等。以“养生保健方法”的术数，是不能解读《内经》的。回到《内经》那个时代，即战国秦汉时期，读一读那个时代的著作，感受一下先哲们的思想境界，诸如《国语》、《管子》、《列子》、《春秋左传》、《周礼》、《礼记》、《周易》、《尚书》、《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白虎通》、《史记》、《汉书》等诸子经史古籍后发现，术数并非完全如上述所释“养生保健方法”，而是指根据“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附会各种迷信之说，以制定人事和国家气数”的。对于术数的概念，汉代班固给予了明确的归类与解释。《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羲和，执掌天文历法的官吏。史卜，指太史、太卜等官。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史，是史巫之史;官，则太卜。非载笔执简记之史官。”顾实《汉志讲疏》：“此明数术之学出于史官，则今之江湖医卜星象之类。”此等官吏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乃以天道而推人事、以术数为方法和手段、奉天承运之贤哲。
看点
古时太史有如后世之辅相，有燮理阴阳、交通天人之职责，故必精通卜筮之学。而后龟策决策之术，由象卜而数卜，由龟而筮，由《连山》、《归藏》、《周易》而八卦象数。而梦占，而太乙九宫，而六壬遁甲，而看相推命，遂成一博大精深之中国术数学。要之，术数学亦即史官之学，为中华道学文化的一大支柱(胡孚琛《四库全书术数丛刊·序》)占术、卜筮、巫祝等，乃术数学的主要内容，现今看来皆迷信之道术，与医何关?殊不知，古代医学与江湖术数、占卜星象归于同类。虽扁鹊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之说，但不知既信巫又信医者，司马迁该怎样记述?而时至科学如此发达之今日，电脑算命亦应运而生，百姓或愿凑个热闹去科学算命一把;看看那些以“香门”(民间巫医之属-东北称跳大绳)为业者之门前，趋之若鹜、门庭若市的样子，就知道这些江湖术士是如何的火爆!俗话说：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存在的价值!大医院的心理治疗恐怕有时亦难及“香门”之行业。占，用龟甲或蓍草推测吉凶祸福。其中，用龟甲谓之卜，蓍草谓之筮。《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帝王者如此，无怪乎侯卿大夫士、庶民百姓占卜遇难避灾或问病求解，其理一也。虽《内经》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巫、医有别，医学以拒于迷信之外，但是《灵枢·九宫八风》、《经脉》及《素问·玉机真脏论》等篇仍有“占”之内容;《灵枢·岁露论》全篇虽无一个“占”字，而其“候”则“占候”之谓(纬书有“纬候”名词、《尚书中候》书名;史书有“占候”名词，《后汉书·郎凯传》：“父宗……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是讲九宫八风“占”术的，与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汉墓出土的西汉汝阴侯时期“九宫八风盘”及《易纬·乾凿度》中“太乙九宫”占术相同，其“八正之候”乃“风角”八风之占;而《素问·脉要精微论》、《灵枢·淫邪发梦》等篇有释“梦”的病机，虽无“占”字，却与“占梦”有关。《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召桑田巫释梦应验;晋侯“梦疾为二竖子”，秦医医缓为之释梦从而有“病入膏肓”之成语流传。《广雅·释诂四》：“醫，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从巫作毉。”俞樾《群经平议·孟子一》：“是巫、醫古得通称，盖醫之先亦巫也”、“巫、醫对文则别，散文则通”。医巫有同源之说，其源皆阴阳五行之理论。从汉字结构分析，繁体字之“毉”，本于巫。汉字有“形、音、意”的特点，汉子偏旁即是表意的，来源于生活实践，并非凭空杜撰。《灵枢·贼风》有“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的.文字记载。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刘彻就位十一年病于鼎湖，诸巫皆未治愈，后请神君(巫)于甘泉(施法)而病愈。这次病愈，终于还是靠了一位巫。虽然《扁鹊传》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的立传，但是最后连司马迁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帝王政治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始作俑者(梁启超之意-宜负罪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为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邹衍，其“五德终始”之说与《吕氏春秋》相合，汉代称为阴阳家，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已完成。所谓阴阳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是否有《内经》韵味?(《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当时阴阳家之空气弥漫于一般人的思想中，并深信此理。后刘向父子《七略》、《别录》综论上古学术的源流派别，予以归类。其术数之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盛行，先有邹衍，后与董仲舒附会《春秋》而作《春秋繁露》所倡导的天人相应思想等有巨大的关系。查阅《艺文志》术数之内容，实则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应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十八·术数类》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其要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
术，方术，技术，方法，手段。数，术也;气数;运数、象数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数也。此天地之数可推演为大衍之数。
《易·系辞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郑玄注：“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
《礼记·月令》郑玄注：“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素问·三部九候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灵枢·九针论》：“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终于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一者，万物之始也。九者，数之极、数之终也。《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者，阴阳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阳道奇，阴道偶。四象者，四时之春夏秋冬也、太少阴阳也、水火金木也。《素问·六节脏象论》：“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五者，五行之土或木火土金水也;三者，天地人也。“三者一之用也，五者三之成也”。“道以三兴，德以五成。”(应劭《风俗通义·皇霸》)有云“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赵洪钧《<内经>时代》)，凡此等数皆是运数，亦是象数(象中有数，用数表象)。
由此可见，所谓术数是指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及运数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制定人事和国家的气数并推测吉凶祸福。其中不乏各种迷信学说以附会当时的统治思想，那个时代的贤哲们认为这就是“天道”。所以术数又称阴阳五行术数之道。《素问·上古天真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亦当有此义，并非皆指养生保健方法。阴阳五行变化之理通乎万物，人体特其一物耳!所以欲为医道之大医者，亦当深谙此术数之学，即如孙思邈《千金方·大医习业》所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侯、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
原来术数学指阴阳五行术数之道，以此解读《内经》，是否可成为一把钥匙?
杨力《周易与中医学》说：“术数兴起于汉代。开始是一种巫术和科学混杂的东西，其特点以数为工具。以运算为特点。汉刘歆《七略·术数略》中术数共有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古代的术数摆脱不了巫术的影响。如天文术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汉书·艺文志》)却又掺杂有星占术'以纪吉凶之象’。阴阳五行学说兴起于战国时期，即是以术数为基础的，如木、火、土、金、水是术数中的五行范畴。《周易》的术数内容丰富，整个易数体系都是为了阐述事物的运动变化的。爻数是易数的根基，如六爻为阴数，九爻为阳数，其余大衍之数、河洛之数、五行生成数、太极函数、八卦数极等都是《周易》宝贵的术数。《内经》吸取了易学的术数理论，广泛应用于医学上，包括阴阳五行、藏象、气功、针灸、九宫八风等方面。正如《内经》所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
纵观《内经》其书，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传统文化现象并非可有可无。这是因为《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献，它汲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养生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揭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黄帝内经》是全世界第一部人体科技专著，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查阅古籍史书发现，阴阳五行术数之道在汉代，先于道家，后融儒家，附会并辅佐汉代帝王政治统治，霸业天下，稳定社稷，巩固江山，繁荣经济，昌盛九州，其功德无量。文景之治、汉武之盛，以赖此道而成。阴阳五行术数之道，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科学还是迷信?现在看来，兼而有之，全盘否定，与《史》相左。《内经》亦正是那个时代的作品，纵观《内经》全书内容分析，与阴阳五行学说无关的篇章不多，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肠胃》等篇全无阴阳五行。
近读时贤赵洪钧先生的《<内经>时代》一书，忽然眼前一亮，此书可谓解读《内经》诸多疑团的一把钥匙，读后群疑冰释，胸中豁然舒朗。书中写道：“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内经》的脏腑学说，就是阴阳五行化的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五行学说在构成《内经》体系上尤其重要。不管人们认为这种学说多么朴素、原始，但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阴阳五行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
五脏，乃阴阳五行四时化的五脏，非独指血肉解剖之五脏。近代中医大家恽铁樵《群经见智录》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肝为木、少阳之脏以应春，其生数三、成数八;心为火、太阳之脏以应夏，其生数二、成数七;脾为土、至阴之脏以应长夏，其生数五、成数十;肺为金、少阴之脏以应秋，其生数四、成数九;肾为水、太阴之脏以应冬，其生数一、成数六。即所谓“脏气法时”、“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何推法?即如王冰所注：“象，谓气象也。言五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旁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张介宾《类经》也说：“象，气象也。肝象木之曲直而应在筋，心象火之炎上而应在脉，脾象土之安静而应在肉，肺象金之坚敛而应在皮毛，肾象水之润下而应在髓骨。凡若此者，藏象之辨，各有所主，皆可以类而推也。”
借用台湾学者李建民写的书评：“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内经>时代·再版代序》)即“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诚然斯也，释疑解惑的一把钥匙，一语中的。妙哉!
顾植山教授撰文说：“《黄帝内经》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其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
这正是：回到《内经》时代，经史子书有载;欲穷《内经》奥旨，周汉古籍依赖;阴阳五行学说，充斥《内经》内外;迷信科学与否，实事求是皆在。
试论唐代字样之学
唐代字样之学源于我国古代的语文规范化运动, 形成于唐代的`正字运动过程中,是在直接继承汉末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基础上发展而来,以唐太宗命颜师古等刊正经籍为始,在书法家及政府的参与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对后世汉字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全面论述了唐代字样之学的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颜师古对唐代字样之学的贡献、唐代字样之学在颜元孙、张参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唐代字样之学对后世汉字规范化的影响.
作 者：张辉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刊 名：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BIAN EDUCATION COLLEGE 年，卷(期)： 22(2) 分类号：H114.7 关键词：字样之学 正字运动 颜师古 颜元孙弈秋：弈：下棋。(围棋)
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称为弈秋。
通国：全国。
通：全。
之：的。
善：善于，擅长。
使：让。
诲：教导。
其：其中。
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
虽听之：虽然在听讲。
以为：认为，觉得。
鸿鹄：天鹅。(大雁)
援：引，拉。
将至：将要到来。
思：想。
弓缴：弓箭。
缴：古时指带有丝绳的箭。
之：谓，说。
虽与之俱学：虽然这个人和那个专心致志的人在一起学习。
弗若之矣：成绩却不如另外一个人。
为是其智弗若与：因为他的智力比别人差吗?
曰：说。
非然也：不是这样的。
矣：了。
弗：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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