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武丁简介（共含8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yukipipa”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菋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丁宁
丁宁 192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著有散文集《冰花集》、《心中的话》、《半岛集》(与他人)等。
丁西林
姓名：丁西林
原名：燮林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93年9月29日—1974年
出生地：江苏泰兴黄桥镇
丁西林，物理学家、戏剧家。曾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设计新的可逆摆测量重力加速度值；研究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及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主持创办南京地磁台；晚年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1893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初入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9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毕业。翌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获理科硕士学位。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宗旨，不拘一格延聘国内外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到校执教。丁西林即于1919年回国，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理预科主任，尔后又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任物理系主任期间，仿效蔡元培校长，极力延聘优秀人才到系执教，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
丁西林入北京大学后即与系主任颜任光一起，大力提倡实验工作，建设物理实验室，亲自编写60多个实验讲义以为倡导，并亲自审阅学生的实验报告，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而不用英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10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之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任研究员。当时研究院初创，研究所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面对困难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迄至抗战前夕，物理研究所已建立了一批能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科研成果。
丁西林任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蔡元培院长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先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和总干事，奔走于南京、上海、昆明、重庆、桂林之间，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为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丁西林抱有教育救国思想，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他认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首先必须办好大专院校和加强中学物理教学工作。为此，他特意将物理研究所的金木工车间扩充为设备精良的物理仪器厂，从事制造教学所需的分析天平、显微镜、经纬仪等。仅1935—1937年间，就生产600套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和3000套初中物理实验仪器，由教育部统购分发全国各地高中、初中供教学使用。这两类仪器的设计均由他亲自审定，并亲自主持编写实验讲义随仪器附送，对我国中学物理教学工作的充实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丁西林长期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念念不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发表过若干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论文。19他在伯明翰大学时，就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o.w理查逊（richardson）教授指导下，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证明了这个分布律也完全适用于热发射电子。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测量重力加速度g值的可逆摆，既可排除测量转动惯量的困难，又不必测定摆的重心位置，因而大大降低了测量g值的实验误差。1934年他深入地研究了电网络行列式的一般性质，推广了王季同教授提出的求电网络行列式分子分母的新规则，并依据行列式的一般性质，自然地推导出这些新规则以及基尔霍夫规则。他还研究了不同空气压力对摩擦起电的影响。在声学方面，他对中国传统乐器——笛进行了改进。鉴于当时国内的迫切需要，他积极推动地磁的研究及测量工作，主持创办了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从1946年起，他从事研究“地图四色问题”，先后持续20余年，花费了不少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群众团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团体。丁西林被选为科普协会副主席。1958年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协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他当选为副主席。继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任等职，曾先后率领各种文化代表团访问亚洲、非洲、欧洲许多国家，为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西林还热心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创作的独幕剧《一只马蜂》曾震动当时的话剧界，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不少独幕剧。1955年出版了《丁西林剧作选》。
丁西林对汉字的难写、难认、字体混乱和查找不便等缺点深为关注，经常在业余时间从事改革的尝试。虽然简化汉字笔画和减少通行的汉字数量为汉字改革的主要课题，但改进汉字检字法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他创造了“笔形查字法”，依此可以“见字知号，按号找字”，现已被吸收进《计算机中文信息笔形编码法》。
丁颖
丁颖(1888～1964)广东高州人，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早年3次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农民们叫他“谷种佬”，他喜欢别人叫他“丁师傅”。
丁颖：一个真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
水稻专家丁颖就是后一类型的杰出科学家。
作为农学家，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从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在科学史上留下这样的贡献和美名，夫复何求?然而丁颖留给世界的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人树起了评价人生的三个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无论从哪方面看，丁颖都是一位科学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推崇“太上立德”太过老套太过道学，但笔者却以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连科学、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的时世，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今天，缅怀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风范，却显得格外有意义。时至今日，农业学科仍是每年高考志愿中的冷门，因为选择它就意味着风吹日晒、更多的艰辛和寂寞。而约1前，在中国农业科学尚未系统形成时，更是乏人问津。丁颖当年赴日本读农艺时，就常听到讥讽：“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作为贫农之子的丁颖，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但他终生不改矢志。他3次东渡求学，回国后变卖祖产、掏出自己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不遗余力地向农民推广，数十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过贫农的清苦生活，为的便是“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让他们摆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济世理想、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自然难以想像。
丁颖治学严谨，终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27年才最后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剑哪。反观近年学界浮躁之风日盛，著名学者抄袭事件连连曝光，而把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署名在前发表、学术“著作”粗制滥造更是司空见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曾要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绝，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另有一极有权势女生平进不视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5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几十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亩产会越来越高，科学研究会永远向前发展，在学术上，长江后浪必推前浪，因为后人能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但后辈学人的个人品格、学术道德则未必能今人必胜前人，因为它需要个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炼，而其间又有太多的诱惑。重温丁颖等那一代科学家的懿行风德，以前人为鉴，不仅对科技工作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一种鞭策。
学农·科学救国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朴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19，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鹜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19，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学。
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的4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11个春秋。
务农·稻作之父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书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以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为“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墟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为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年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爱农·与农为伍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尽瘁。(严家森)
简历
1888年11月25日 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
1911—1912年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13—1914年 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914—1916年 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1916—1919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1919—1921年 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1—1924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4—1925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1926—1940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1940—1942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1—1945年 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1945—1950年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0—1964年 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1957—1964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14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1 丁颖．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米食自给之可能性，中华农学会报．1933．113：1—4．
2 丁颖．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中华农学会报，1933，114：204—217．
3 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
丛刊，农艺专刊，1949，6．
4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8（3）：243
—260
5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6 丁颖．关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4（1）：1—11．
7 丁颖．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作物学报，1964，3（4）：357—364．
8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9 丁颖．水稻纯系育种法研讨，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452—478．
10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94—107．
武仙
（？～1234） 金末地主武装首领，封建九公之一（见九公封建）。威州（今河北井陉旧威州）人。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侵掠河北时，他组织地主武装聚守威州西山，被宣宗诏授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他领兵斩石海，降其部众，进驻真定，任权知真定府事。四年，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同年，宣宗把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晋封公爵，企图利用他们保聚被蒙古军残破的河北等地州郡。他被封为恒山公，管辖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在九公中，号为最盛。八月，在真定降蒙古军。蒙古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为副。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叛蒙归金，被蒙古军击败，自真定南走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五年，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北汲县）。七年，他率军收复蒙古军占领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旋被蒙古援军击败，撤还卫州。蒙古军进围卫州，金援军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武仙奉调屯胡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西州故城）。八年十二月，赴邓州（今河南邓县）与完颜合达、移刺蒲阿军会师，企图阻止蒙古军经邓州攻南京。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被蒙古军击败，仅以从骑四十余人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十万人，兵势稍振。三月，南京被蒙古军包围，金哀宗以他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兵行至密县东，完颜思烈冒进兵败，他退回留山。后谋取裕城未成，兵败于柳河。遂徒军邓州、淅川（今河南淅川南旧淅川）。天兴二年，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遣使召他赴难，他率军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宋金州。三年，蔡州城破，金亡，其军瓦解，率十余骑走泽州，为戍兵所杀。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陕西渭河沿岸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都为太平军所控制。清政府为筹集巨额军费，加紧了对包括陕西在内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百姓无以为生，反清情绪日烈。陕西地方当局为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还不断挑起民族纠纷，并实行“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民族政策，迫使回民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1862年5月，华州(今华县)回民首先起义，渭河沿岸回民纷纷响应。面对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由于进剿无兵，只得暂行“安抚”。6月4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在临潼和回民谈判时，要求起义军交出主要领导人任武，被回民起义军处死，“安抚”阴谋从而破产。同州府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以同州(今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主要据点，在任武、赫明堂领导下，积极向清军进攻。17日至25日，围攻同州城9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路回民起义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武装。7月21日，又攻占团练基地六村堡，困守西安的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3000余名清军更加孤立。回民起义烽火迅速遍及800里秦川，队伍发展到20万余人，严重威胁著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命直隶提督成明率精锐京兵驰援。8月25日，成明所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在洛水南岸为起义军所败，清廷又命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不断遭到起义军的截击，后绕道进入西安。11月上旬，胜保集中兵勇4万余人，与起义军大战于苏家沟，兵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与此同时，起义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攻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合阳(今合阳)、朝邑(今大荔东)等地。胜保又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共同镇压同州一带的起义军。由于补给线被切断，军粮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奏请援兵，清廷以连战皆败的罪名将其革职，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多隆阿率部入陕，连同胜保等部共2万余人，集中力量进攻王阁村、羌白镇。起义军以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人，并以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断其粮饷。多隆阿一面筹措粮饷，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促使起义军内部矛盾激化，相互攻杀。清军乘机突袭，一举攻占王阁村和羌白镇。5月19日，另一主要据点仓头镇亦被清军攻占。之后，同州地区的起义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与西安地区的起义军并肩战斗。当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已由湖北再度入陕，蓝朝柱率领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余部亦在洋县一带活动，清军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便乘机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陕西提督孔广顺率兵7000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施“招抚”伎俩，部分起义军降清。10月初，多隆阿督军向起义军发起进攻，13日占领高陵县城。22日，清军分两路进攻西安地区起义军的主要基地苏家沟，起义军拼死抵御，终因伤亡过重，从苏家沟等地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等率部退至邠州(今彬县)、凤翔。不久，凤翔、邠州亦为清军攻占，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董志原地区。从此，西北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入甘肃，陕西回民起义陷入低潮。
点评:陕西回民起义军发展迅速，斗争坚决，英勇顽强，一年之内就迫使清廷几易陕西统兵大员，给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起义军组织松散，各部只是联合作战，未形成统一领导核心，加之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起义之初又不向清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而是急于围攻中心城市，终于为其所败而不能在本省立足。
马武
马武(？—61)东汉大臣。字子张，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初入绿林军，后归刘秀，东汉建立后，任捕虏将军，封杨虚侯。 马武少年时为避仇家，客居江夏。王莽末年，竟陵、西阳三老在郡界起义，马武前去投奔，后入绿林军。更始政权建立后，马武被任为侍郎，与刘秀共击王寻，又被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击王郎。后刘秀攻克邯郸，请谢躬和马武等人去置酒高会，想要乘机图谋谢躬，未成。刘秀单独与马武登丛台，从容对马武说：“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马武说：“驽怯无方略。”刘秀对说：“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后汉书·马武列传》)！马武由此心归刘秀。 谢躬被杀后，马武骑快马到射犬投奔刘秀，刘秀甚悦，引置左右，每当慰劳诸将，马武总是为刘秀斟酒，刘秀非常高兴。刘秀让其率其部下至邺，武叩头不愿，刘秀更加高兴，便随刘秀征战。参与镇压了河北尤来、五幡等起义军。刘秀败于慎水，马武独自殿后，攻击追兵，使义军不能追击。后攻击安次、小广阳，马武常为先锋，力战无前，诸将皆率军跟随，大破义农民军，马武率军追至平谷、浚靡而还。 刘秀即位后，任马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28年)，马武与虎牙将军盖延等征讨刘永，马武率军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北)，下成武、楚丘，因功拜为捕虏将军。建武五年(29年)，庞萌反叛，马武率军攻桃城，先与其交战，败其军，光武帝到后，庞萌败走。建武六年(30年)夏，马武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西击隗嚣，汉军进展不利，引兵而回，隗嚣率军猛追，汉军形势危急，马武选精骑殿后，披甲持戟而战，杀数千人，隗嚣引兵而退，诸军才得以回长安。 建武十三年(37年)，马武增食邑，更封鄃侯。率兵北屯下曲阳，以备匈奴。因杀军吏而获罪，奉命将妻儿送回，交将军印绶，削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 光武帝与功臣诸侯亲切交谈时说：“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回答说：“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光武帝说：“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其余诸人依次回答，到马武时，马武说：“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光武帝笑道：“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后汉书·马武列传》)。马武生性爱酒，阔达敢言。《后汉书·马武列传》中写道“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 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武任中郎将，率军击武陵蛮人，回来后，上交印绶。明帝初，西羌攻击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深以为患。水平元年(58年)年，朝廷再次拜马武为捕虏将军，中郎将王丰为副将，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欣，率四万人前去平定。在金城与羌人交战，斩首六百级。又在洛都谷与羌人交战，结果被羌人所败，死千余人。羌人率众出塞，马武率军追击到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南)，大破羌人，斩首四千六百级，俘一千六百人，余众皆降散。马武引兵而还，增邑七百户，其食邑达一千八百户。永平四年(61年)，马武去世。
黄海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进行的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大东沟海战。
是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全面展开。随著日本陆军在朝鲜半岛节节北进，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向北推进到朝鲜半岛仁川至大同江口一带驻泊，企图切断中国至朝鲜的海上运输线，寻机同中国海军主力决战，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为实施其在中国渤海湾登陆并进行陆上战略总决战的计划创造条件。9月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主力18艘舰只，护送运输船载陆军4000人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增援平壤。次日上午登陆完毕后，舰队准备返航。11时许，由海洋岛向东北方向搜索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域发现北洋舰队，随即准备实施攻击，北洋舰队立即启航迎战。丁汝昌发出作战命令：姊妹舰对舰，构成基本战斗单元，全舰队一律以舰首对敌；各舰随同旗舰运动。北洋舰队10艘主战军舰排成雁行阵(横队)迎敌，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居中，左翼依次为巡洋舰“靖远”、“致远”、“广甲”和“济远”；右翼依次为巡洋舰“来远”、“经远”、“超勇”和“扬威”。在列阵过程中，由于各舰航速不一，北洋舰队的迎战队形实际成为“定远”和“镇远”突前的不规则横队。另外，巡洋舰“平远”、“广丙”及2艘鱼雷艇位于主战舰艇编队右翼后方，未列入迎战队列；炮舰“镇中”和“镇南”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东沟护卫陆军登陆，未及随舰队返航。日联合舰队12艘军舰则以纵队迎战：第一游击队4舰依次居前；本队6舰依次居后；“西京丸”和“赤诚”2舰列于本队后尾左侧(非战斗侧)。当双方舰队驶距6.4海里时，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稍向左转向，准备攻击北洋舰队右翼。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3.2海里时，北洋舰队首先发炮，战斗开始。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北洋舰队右翼实施猛烈攻击，“超勇”和“扬威”二舰中弹起火，先后沉没。交战初始，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飞桥被震塌，正在飞桥上指挥舰队作战的丁汝昌摔伤，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定远”舰信号设备被日舰炮火击毁，全舰队失去统一的战场指挥，诸舰各自为战。日联合舰队采用机动战术，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向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分割包抄。北洋舰队队形被切断，顿时混乱，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激战中，北洋舰队“致远”舰多处中弹，弹药用尽，舰身受伤倾斜，管带邓世昌见日先锋舰“吉野”横冲直撞，断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舰首冲角撞击“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不幸，“致远”冲向“吉野”时被日舰鱼雷击中，舰体破裂后下沉，邓世昌拒绝救援，与全舰25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15时30分，受到日舰围攻的“定远”和“镇远”二舰奋力御敌，重创日旗舰“松岛”，日舰队被迫改“桥立”为旗舰。“靖远”管带叶祖跬亦主动升旗代理舰队指挥。17时40分，天色渐暗，日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鉴于已伤数舰，且怕受鱼雷艇攻击，下令收队，向东南方向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亦收队返航旅顺。在海战过程中，“济远”和“广甲”两舰逃离战场，“广甲”在三山岛搁浅后被日舰击毁。
点评:在历时近5小时的黄海海战中，日军指挥处置有方，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了第一游击队航速高和舰炮射速快的优势，运用灵活的战术，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损失较少，只有5艘战舰受伤，伤亡仅290人。北洋舰队的战场指挥严重失误，丁汝昌采取了极其不利于发挥机动与火力优势的阵法与战法，且交战不久即失去了对全舰队的统一战场指挥，加之弹药不充足，因此舰队损失重大。此外，“济远”率先逃跑，也影响了斗志，“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被击沈击毁，“靖远”和“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约千余人。但是，中国广大爱国官兵是英勇顽强的。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奋不顾身，临 危不惧，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他们的爱国主义 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此战后，黄海制海权落入日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中日海军在此战中的战术和指挥的实践，对世界近代海军的装备发展及海战理论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 丁小点 语录
★ 丁叮个人资料
★ 丁蟹语录
★ 武初三作文
★ 丁墨的语录
★ 哈丁战役读后感
★ 丁谓施工方案
★ 丁立梅读后感
★ 英文简历 豆丁网
★ 丁桥闸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