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共含8篇),欢迎阅读!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哦哦哦”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摘 要】李商隐是晚唐优秀的诗人,他最著名的爱情诗大都是以“无题”为题,表达了爱情的真挚,纯洁,以及受到重伤后对爱情的赶上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一种精神和生命态度。
李商隐在很多方面与唐宋婉约词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他的诗歌对于中国爱情戏曲以及诗歌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晚唐诗歌的艳丽而婉约给人一种美妙的感受,“晚唐之诗,秋花也;”晚唐的诗歌就像秋花一样幽艳,对于宋代的词曲也有着引导的作用。
正如李商隐的诗歌一样,对于宋代西昆派的诗歌,唐宋婉约词人以及后来清代的许多关于爱情戏曲的戏曲家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他的诗歌很多都参透婉约词,表达了爱情真挚纯洁的高贵品质,同时对于受到重伤后仍然保持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态度和坚守着一份执着,这对于唐宋婉约词有着深远的影响,由此,本文想浅谈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
在李商隐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爱情诗,个人认为这与李商隐的爱情生活是分不开的,李商隐对于爱情所抱有的真诚,包容及理解的态度却都总是以悲剧收尾。
所以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大部分都是抒发了爱情的痛苦情感。
《无题》(一)“作夜星辰作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诗歌中双飞翼完美的表达了相见时的幸福,温暖,分开时的痛苦和难过,这是恋爱中所有恋人都有过的爱情别离情结。
抱着对爱情有着非常浓厚的相思和期盼,有着无限美好的回忆,拥有着对方的喜悦以及对于爱情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同时,这其中又有着无法言语的无奈,辛酸与痛楚,对于爱情的间隔,也有着爱情的重重艰难阻隔,苦苦的守候着爱情,守候着回忆,期盼着与恋人的相见这一复杂纠结的心情。
《无题》(二)中也有着同样的感伤和期盼,“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用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多么沉重的一声叹惋啊。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他在爱情中是真诚投入的,但是却又有那么多的无奈,刚与恋人愉快的见面却又要面对即将的分离,想到此后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相见,这让他又多了一分感伤。
更何况青春即将逝去,东风无力,百花凋残,自己的伴侣,自己心爱的人究竟在哪里呢,这样让人苦苦期盼,苦苦等待的情景,让人情何以堪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诗句以“丝”谐音为“思”让人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对于恋人,对于爱情至死不渝的忠贞情感。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由思恋转变为对于别后的设想。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梳妆;“愁”“改”两个字展现了她因为想念他而引起的现在忧愁,忧伤的感情状态。
“月光寒冷”将男主人公因为女主公不在自己的身边,感到孤单,寂寞,空虚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活的现实让这一对恋人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承担爱情的这份责任,让两个相爱的人忍受着分离的痛苦,让人为他们流下同情的泪水。
晚唐诗人李李商隐还有一些著名的关于夫妻爱情的诗歌,比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诗人在面对巴山的凄风苦雨,写给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诗人用最朴素的文字,夜色中的巴山、池塘里的秋水,描写了今日身处巴山倾听秋雨时的郁闷、孤独、苦寂的孤苦心情,同时又想象了与妻子来日聚首之时的幸福欢乐,完美的展现了诗人对离别之苦、对妻子的思念,同时又满怀相逢期盼的复杂心情以及作者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精神。
而从侧面也看出诗歌中所包含的诗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愤怒,他只有希望着,憧憬着,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和妻子重逢。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唐宋婉约词中,相思,别离的爱情是核心主题,“执手相看泪眼,竟无竟无语凝噎。”,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都曾让我们无数次的为之感动。
这些表现的方法不同,风格也是各具特色,但是都同样拥有着李商隐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爱情执着与坚守,真挚与纯净,憧憬和忠贞的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诗词对于婉约词的影响和启迪,但是又有人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并不能仅仅只把它当作爱情诗来看待。
蒋凡曾经就这样说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爱情诗,但是他又不仅仅只是爱情诗,因为诗人坚贞纯净的爱情与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同一诗歌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高度统一.在此,爱情说与寄托说已经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了,而是有所沟通和协调的',也就是说,寄托说并没有否认这其中确实有爱情之意,但是爱情说也同样没有将其中的一些寄托排除出去,两者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 正如诗人李商隐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一样,其中不仅仅只有爱情的存在,其间还表现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在婉约词中,同样也如此,在表现了爱情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更高的理想抱负和人生追求的态度,有着对于国家,对于人世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些思考与追求所引起的失落与感伤的心绪深深的沉淀在词人的心里的最深处,所以,在写艳情词的时候就无意间展露了出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像东流。”李商隐的诗歌和唐宋婉约词都把身世与艳情完美的柔和,使诗词有着政治与爱情,感伤与执着等这样多重的感伤凄楚的心绪。
李商隐的诗歌非常注重在艺术上的构思和遐想,从生活中非常一般的题材中发现新的意境,给人意想不到的感受。
在思想内容上,李商隐的诗歌展现了爱情真挚,美好的品质,启迪了唐宋婉约词中对于爱情主题的色调,为唐宋婉约词的风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把自身的感受与艳情完美的结合起来,使诗人所想要表达的感伤与憧憬,绝望与执着等多重律感得到有效的表达,展露了更深层次的人生态度。
参考文献
[2] 何丽娜.“迷”与“幻”――李商隐诗歌特质探析[D].黑龙江大学,.
[3] 郭娟.李商隐诗歌的隐喻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
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在晚唐时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以“沉博绝丽”评价李商隐诗歌风格。邹尊兴《唐宋诗学论稿》以“兼百书,融殊流,勿隐于偏巧”评价李商隐的诗歌审美观。这种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是和他学习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创造分不开的。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其高远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诗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说法,以为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经典,而各种著作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透露出他对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在《献侍郎拒鹿公告》中说“我朝以来,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物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恕刺居多,效沈宋则绮糜为其。”李商隐认为诗歌创作既不要“推李杜则恕刺居多”的偏于内容,专注指责时弊,忽视诗歌艺术美,又不要“效沈宋则绮糜为甚”的讲究艺术形式,过于追求格式词藻,忽视诗歌思想内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艺术形式并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履行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由于着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从中取得的作用价值也颇为殊异。李商隐是对《诗经》中比、兴等修辞手段给予创造性发展的一位诗人。他把原来用于个别诗句的比、兴材料,扩大联缀为一组完整的形象,构成全篇诗歌艺术境界的基础,造成含蓄深远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艺术效果。《流莺》一首诗中字面写的是流莺,实际上是诗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莺漂荡”,象征着诗人一生的漂泊无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负;“佳期”“未必”,喻理想难酬现。风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千门万户,仿佛官僚集团间的分派。结尾点明自己与流莺同病相怜,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整首诗句句是实写,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为一体。“流莺”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组包含着复杂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诗。
儒家思想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总结唐王朝盛衰演变的历史时,把问题的关键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把统治者个人的品质看作决定历史的根本,这种“贤人政治”的主张是直接来自儒家思想体系。在(赠送前刘王经映三十四韵》一诗,对唐王朝的`复兴儒学大加赞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教条产生怀疑,大胆提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的质问,下笔做文章“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很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这种矛盾和他生活的风雨飘摇年代,光凭儒家经书上那套陈腐的说教,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关。
李商隐的世界观里也存有不少佛、老两家的影响。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冥寞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优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归结为一个“虚”字,认为万事万物从虚无中来,最终又回到虚无中去,这分明是佛、老哲学的要谛。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给他的作品盖上一层悲观主义的阴影,使它们失去早一时期唐代诗歌特有的那种明朗豪迈的风格,而染有浓厚的感伤、颓废情调。“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见《模花》诗)一片迟暮沦落之感,特别明显地渗透在他感怀身世的抒情诗里。
受《楚辞》及魏晋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诗歌的影响,李商隐吸取了“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在诗《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开头运用提笔振起全文,僻开牡丹,先写榴花。因为榴花晚开,赶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实早开早落,更觉愁人,而迟开未必可悲。“玉盘”句是花含雨,“锦瑟”句是雨打花,这该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为雨所败,花事阑珊,万里阴履,顿非旧圃,一春生气,都有己成空。从牡丹零落写到整个人事的变化,把“愁人”推向顶峰。而结尾却又峰回路转,出以反笔。
舞罢归来,美人回顾,好象粉态犹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还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残,将远甚今日。从时间上说,由“今朝”到他日。从地区说,由长安写到安定。从咏物说,由榴花引起牡丹。从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铺写说,有“玉盘”之泪和“锦瑟”之“弦”。从感慨的复杂迷茫说,由未必愁衬出更可愁,再从暂时的不算阑珊引出前途的更为凄瑟。李商隐用自擅长象征和隐喻手法,形成一种情思绵邀、深曲密丽的艺术风格,把“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手法发展到了极致。 李商隐以前的唐代诗人的风格,他都有所借鉴。他吸取前辈之长,像李白之飘逸,王昌龄之深闺、善于变化,刘禹锡之清新、曲折见意,高适、岑参之豪迈、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历十才子”中部分诗人从平易中见精微的某些可取之处。如《海上》后来大量运用神话诗之始,《公子》开后来咏史以讽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着褒贬,《华岳上题西王母庙》一唱三叹、余味悠然。它们共同反映了诗人沉博绝丽的诗歌风格,风神摇曳、往复从容,淡宕韵味中表现了兀然岿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调,精微的诗律,迷茫的意境,萦回曲折、绵邀的特色。
这里面有几位诗人,对李商隐影响极大。宋叶少蕴评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个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诗话》)朱自请说他:“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艳情诗有些实在是政治的譬喻,实在事感时伤事之作。”(《经点常谈》)从李商隐诗的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对杜甫沉重,韩愈奇崛险特、光怪陆离,李贺的奇峭诡橘、绮丽以及“埋没意绪”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李商隐中期的诗作接受杜甫沉郁顿挫的传统,汲取其轩昂浑键的体势,而又吸收了中唐许浑诗律中圆熟挺拔的优长,写出了《安定城楼》和《过伊仆射旧宅》、《赠别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诗。李商隐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击,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飘蓬流转,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现在他的诗篇中的苍茫色彩就更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时期的诗,吸引了韩愈风格中光怪陆离的色彩的一面。与此同时,他还汲取了杜甫《秦州杂诗》五律的苍茫凝重风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
(《酬令狐郎中见寄》),“虎箭惊肤毒,鱼钩刺骨”(《异俗》)等等,善于把远方景物的肖森情境和仕途堰赛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其晦冥肖瑟的一面。在樟州时,他更频频向往和摩挛杜甫的蜀中诗作,从而有助于积极师承杜甫的风格。如《筹笔骤》一诗表现了诗人学杜所达到的高峰。诗中开头二句,笔势雄超。眼前情景,突兀如见。极力推崇诸葛亮的不朽。即使风云千古,垂相的功业赫赫犹存。然而想有到的是三、四两句陡转,写后主之降、宕一闲笔,为诸葛亮无补蜀国的大业致慨。五句在肯定无愧于管乐之才后,忽又再一次转折,引出诸葛亮的失败。最后宕开笔势,从起句当前所见的筹笔释,推想到他年此地。千百年后,经过锦城的人们,一定还会因吟起《梁父》而心怀遗恨。抑扬转折中使人一唱三叹。何掉评《筹笔骚》云:“沉郁顿挫,绝似少陵。”(《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
程梦星说,李商隐的“师承盖亦不一”,因而“格调”“诡橘善幻”。(《李义山诗笺注·凡例》)。他吸收齐梁和李贺艳体,经过一番变革而创成的婉约绮丽的七律。如(宿晋昌亭闻惊禽》、《赴职梓撞留别畏之员外同年》等诗大都凄恻动人。仕途沉论,室家离析,政治的风云,爱情的摧折,和失母的幼子的酸辛,都使得他有新的感触。所以发而为诗,诗格风格从早期的俊丽挺拨、中期的婉丽深稳一变而为凄丽悲凉。如《锦瑟》,除了凄丽悲凉之外,更有浓郁的色彩意境流露了浓重的迷惘情绪。与此同时,他这一时期咏史、怀古方面的诗作,学杜工力也更为精进。如《赠刘司户》、《哭刘》,深沉凝重,汪洋万顷,苍凉悲壮,直薄少陵。程梦星说李商隐和杜甫一样能做到“转益多师”(《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功力深厚,几乎无所不能。他的《骄儿诗》和《井泥四十韵》供鉴左思和卢全而有所创新。《韩碑》吸收了韩愈宏伟奇崛的笔势,而《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却又撷取了高适、岑参豪迈的格调。
综上所述,可见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的,其中包括从内容到形式等许多方面。在吸取前人的精神的同时,也获得诸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又有所创造和丰富。这种不断创造和丰富的过程,就是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关于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我国的歌唱中,“文辞”的地位在总体上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上面说的我国(至少在历史上)没有“无辞之歌”,又一方面,即使是在“以(确定的唱)腔传辞”的歌唱中,如果乐音旋律与字读语音发生太过于矛盾的时候,唱者往往会对唱腔作一些调整即所谓“润腔”、“小腔”去适应字读语音。更多的一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回过头来想对音乐界同道们进一言: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不能无视和轻视的:一是近百年来,西洋音乐(其思想、概念、观念、理论以至使用的术语)全面覆盖了我国;再一个是我们的音乐界对“我们自家民族韵文与音乐的关系”、“歌唱中之文与乐关系”的关心不够,我们乐界学“文”的热情远不如文界的学“乐”。是不是呢?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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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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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歌与古琴的关系
诗歌的诞生,与音乐有不解之缘。墨子说:“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可见《诗经》中的风雅颂都可入乐。后来一些文人诗主要供阅读和吟咏,不必引吭歌唱,但也要有音韵和节奏的美,因而古典诗词都讲格律。从本源上讲,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在远古社会密不可分,共同组成了原始图腾崇拜和巫术仪式的基本内容。
历来诗人和琴人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的交往非常密切,许多诗歌写的就是诗人与琴人之间的情谊。如高适在送别著名琴人董庭兰的诗《别董大》中就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唐代很多诗人能够弹奏七弦琴,从许多专门为某道士、某山人、某尊师、某处士等人弹琴而写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著名诗人李白的诗作中提到的琴师有蜀僧睿、岫师、卢子顺等;元稹的诗作中提到的琴人有柔子、庚及之,姜宜和他的妻子等。这些诗歌中描写到的琴人各有特色,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所弹奏的琴曲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专业的琴人在唐诗中有董庭兰、杜山人、姜宜、颖师等。从这些描写古琴艺术的诗歌中,我们看到古琴在唐代文化生活中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全唐诗中有不少反映琴曲艺术的作品。有些诗人对古琴非常爱好,经常弹琴自娱 ,有的.自创琴曲,一抒已怀。初唐的王绩,盛唐时期的王维、李白、李颀,中晚唐的韩愈、白居易、温庭筠,以及此后历代文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姜夔、李挚、张岱等,对古琴曲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评论。这些关于古琴的诗歌篇章,可供我们了解琴曲艺术的成就和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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