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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南展战略对我国冰上项目发展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南方省市开展冬季体育项目已经成为现实.本文结合实际探讨北冰南展战略实施对我国冰上运动发展的意义.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内江科技 英文刊名：NEIJIANG KEJI 年，卷(期)： 30(12) 分类号：G86 关键词：北冰南展 冰上运动 意义对我国民族法学发展意义的探究论文
一、前言
早在多年以前，中国法学界就对“民族法学”的学科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很多学者认为，“民族法学”不能归为传统的法学领域，理由在于，“民族法学”多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史”著称，所以，“民族法学”应当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
二、关于我国民族法学的定位
传统的法学学科下，中国法制史同样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变迁、古代习惯法著称。所以，即使“民族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也不应该归入“历史学”的范畴。“民族法学”仍然是“中国法制史”领域中的研究方向。中国是多民族缔造的国家，法律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现象，固然也是有各个民族共同塑造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研究进路，民族法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近年来“民族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逐渐得到法学界一些人士的认同。特别是以来，各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民族法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位点，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三、民族法学学科的特点
只有在解决了“民族法学”学科性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探讨“民族法学”学科的特点。
(一)它与特定的少数民族相联系
如前所述，民族法学以研究少数民族法律思想、法制史、习惯法为重点。因此，这就必然要与特定少数民族当时的经济、政治、风俗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特点相联系。例如，藏巴汗时期的《十六法典》就是与当时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二)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法制，少数民族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同样也离不开中国法制的支撑。职是之故，开展对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中国法制的应有之义。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的法制是与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域、心理相联系的，所以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样的特殊性才与作为国家意义层面的法相冲突，其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冲突。
需要客观地意识到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思想中，确实有一些落后的、必然要被历史所淘汰的、不为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所接受的因素。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习惯也是少数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维护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和权威，这就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国家层面的法有冲突的一面。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也有诸多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16，藏巴汗在建立“噶玛政权”后，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就有“平时注重封山禁河”的规定。这些积极因素与落后因素，使得民族法学的研究变得复杂，但也为少数民族习惯或习惯法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找到了融合的平衡点。
四、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少数民族法律思想
法律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特定时代其它社会因素在法律层面的反映。以西藏地方少数民族习惯法来看，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把法律作为统治社会的有效工具，为缓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人的矛盾，立法者通过法律(暂不考虑这些法律条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形式规定了人们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法律条文中包含有大量的本土思想、特权思想、政治思想、神权思想。所以，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法律思想体系。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的研究可以放大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
(二)少数民族法制史
少数民族法制史以少数民族地区各个政权时期的法律及王朝更替后的法律变迁为研究重点。通过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学习少数民族各政权时期的法律思想、法律内容、政治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需要。
鉴于于少数民族法制史与中国法制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少数民族法律思想和少数民族法制史如此重要，这就使得民族法学的莘莘学子不得不把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习惯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得阙如。
五、对民族法学发展方向的.探讨
(一)开展双语模式
这里所提及的“双语”是指“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结合。开展双语的目的，原因有二：
首先，民族法学以少数民族相关法律因素为研究对象，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不同和民族语言表达往往蕴含着相异的思想，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可以发掘、探寻少数民族法律内容的“原始思想”，从而掌握法律内容的历史由来、变迁。
其次，这是为培养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法律实务人才的需要。以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为例，近年来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一直在为全面而有效实现“藏汉双语”模式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从中国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都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公民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实践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诉讼中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起诉、答辩、辩论、陈述等情况并不少见。然而现实情况确是，在一些汉族法官、检察官不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必须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明白双方当事人的表达。这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地位受到影响。在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明白当事人意思的情况下，很难保证翻译人员是在客观地陈述其语言而没有掺杂自己的主观意见，这对法官作出公正、符合客观实际的裁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再次，培养精通“双语”法律实务人才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如果法官、检察官无需经过翻译人员而能在第一时间明白当事人的语言，这对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有着明显的作用。
(二)注重社会调查方法的培养
社会调查方法的实践性很强，它要求调查者掌握与之相关的调查方法，并对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得出对自己的研究有帮助的信息。民族法学的人才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是到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得到研究素材。
民族法学的人才不应该仅将目光停留在既有的信息上面，民族法学的相关课程仍然有许多还没有别发掘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习惯法方面)，要去发掘、发现这些“遗珠”，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是大前提。
六、民族法学的深远意义
民族法学长期被许多高等院校所忽视，甚至被许多法学院所忽视，而民族法学却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民族地域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族文化、心理。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地里位置偏离的地方，但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表现为本民族法律思想与中原法律思想的交融。正是这其中的“交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
七、结束语
语言方面有不同、服装方面有差异，这是少数民族的特点，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有着共同处。这些精神层面的认同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
TPP发展对我国亚太FTA战略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TPP 已成为美国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战略，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袖”地位。TPP 的发展必将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中国在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中，面对TPP谈判等现实问题，必须从战略层面推动与亚太主要成员的FTA合作，拓展我国外贸发展空间。文章从TPP的发展及特点出发，分析TPP谈判对我国亚太FTA战略的影响，提出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及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深入合作，不断完善我国的FTA战略。
关键词：TPP;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亚太经济合作
近年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正通过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谈判来扩大自己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主导的TPP谈判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日渐加深，作为一个倡导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的协定，未来极可能成为我国对外区域合作的重要挑战。在亚太地区，我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模式主要是双边及多边的FTA方式。面对TPP发展的新动向，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对我国的经贸合作态度和预期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很可能影响与我国已经缔结了FTA和正与我国谈判FTA合作的国家和地区。10月初，TPP谈判历时五年，各方终于达成了基本协议，因而梳理TPP发展的动向和特点，有助于我国更好的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TPP发展的动向及特点
自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谈判后，TPP的谈判议题和进程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关于TPP讨论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热点问题。TPP成立之初就宣称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FTA。特别是美国加入后主导谈判进程后，美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清除各种贸易壁垒、农业补贴、国有企业、环境与劳工标准等方面的主张很可能成为亚太地区通行的贸易规则。
1.1 TPP谈判进程
TPP谈判现共有12国参与，包括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日本、文莱、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如果TPP协议达成，将涵盖全球经济总量近四成、全球贸易额的1/3。不过因其议题广泛且深入，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谈判过程也非常艰难。TPP各方谈判进展缓慢，美国原打算能在20年底前完成与日本的谈判计划落空。关键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存在市场准入的分歧，日本政府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和甘蔗等5类农产品视为“禁区”，坚持维持关税方针。美国则是在汽车领域不接受日本尽早取消关税的要求。日美两国原本争取在203月中旬召开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的部长会议并大致达成协议，但原由各方的利益的不能平衡，谈判未能有预期如果。年以来TPP成员国的谈判进程见表1。
1.2 达成的TPP协议具有的主要特点
TPP成员国一旦达成协议，一个由美国主导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即将建立，特别是美国将受益匪浅，最直接的是TPP能使美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到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市场。并对美国本土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强大动力。尽管TPP谈判是闭门磋商，相关谈判细节和条款还未对外正式公布，但从现在研究及谈判消息来看，TPP协议谈判包括了所有重要的贸易内容和与贸易相关的领域，突破了传统FTA的例外原则，为全球贸易树立了面向21世纪的新的自由贸易框架。预计达成的协议具有如下的特点。
1.2.1 全面的市场准入，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
传统的FTA谈判都涉及很多例外原则，包括产品和服务的例外，而TPP协议创新了FTA模式，将全面消除关税和其他阻碍商品和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壁垒，这种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将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典范。由于全球经济体之间规则和标准的差异为贸易和投资带来了很大障碍，TPP强调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能够确保贸易商、投资者和消费者获得TPP协议带来的潜在好处。
1.2.2 更加关注劳动者保障和环境保护
根据TPP谈判美国主导的要求，在成员国的劳工标准上要求各成员承诺采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文件规定的五大劳工标准(允许劳工自由集会结社以及集体谈判;取消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不得以减损或降低劳工权利影响贸易和投资);并且美国要求所有谈判方承诺履行多边环境协定(MEAs)等7项公约的义务，主张将环境问题与贸易制裁进行联系。
1.2.3 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产品与服务贸易与投资。其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远高于WTO《与贸易知识产权协定》，确保 TPP 成员国有一个公平贸易的商务环境。
1.2.4 公平的竞争政策与国有企业保护
TPP的竞争政策谈判涉及竞争法及反竞争商业行为、指定垄断、定价差异、透明度、跨境消费者保护、磋商、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其中，美国要求成员国清除对国有企业的各种隐性补贴、消除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给予的优惠融资措施、政府采购上给予国内外企业公平的待遇。
1.2.5 建成全面的区域合作和争端解决机制
TPP的相关协议让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更加一体化发展，通过发展地区生产与供应链一体化，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通过协议提供成员国公平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二、TPP发展对我国亚太FTA战略的影响
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得以世界领导者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感到不安，随着亚太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美国介入TPP谈判，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它将对亚太地区其他形式的多边贸易体系构成冲击，并有可能改变亚太地区现有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而受影响最大的必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合作。TPP一旦达成协议，对我国的TFA战略必将有深刻影响。
2.1 我国与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FTA合作的主要特点
在亚太地区，无论是APEC合作，还是中国期待的亚太自贸区FTAPP短期内难以形成有价值的合作成果。东盟2月提出RCEP合作框架，中国已成为RECP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但进度缓慢。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22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FTA合作特点见表2。
2.2 TPP对我国亚太地区的FTA战略产生的影响
TPP作为全球最高标准的FTA，对我国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合作，实施“中国+”形式的自贸区战略必然造成客观的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TPP的主要谈判成员国与我国的贸易关系相对比较密切。201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26.43万亿元，亚太地区的贸易额高达16.72万亿元，占到了63.23%。与东盟的贸易额也达到了2.95万亿元，占到了贸易额的11.17%。与美国的贸易达到了3.41万亿元，占比12.9%。与日本的贸易额为1.92万亿元，占比7.27%，与韩国的贸易额为1.78亿元，占比6.75%。可见如果东盟、日本和韩国纷纷加入TPP，将会导致中国的贸易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另一方面如果TPP协议得到实施，亚太地区势必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真正零关税的贸易区，这将不利于我国与其他主要贸易国进行多边或双边的自贸区谈判进程。
2.2.1 改变我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原有的区域合作架构
当前我国的FTA战略主要以APEC的成员国和东盟为主，由于美国TPP战略强势的推进以及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客观需求，我国不得不面对因TPP带来的区域合作架构的重构。学界认为TPP一方面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显示出美国着力于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多重、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导致企业不易利用优惠税率，自贸区利用率低下)，减少贸易交易成本。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和增加美国的商业机会。如果TPP近期达成协议并进一步扩容，特别是韩国等国一并加入，我国与亚太区域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合作必将进一步受到影响。TPP目前并没有显示出吸纳中国这一亚洲最重要经济体的任何迹象，所以未来的东亚，如果我国不能掌握区域合作与发展的主导权，其势必落在美国或日本手中。
2.2.2 TPP 将延缓我国在亚太范围内FTA 合作进程
由表2可知，目前我国FTA战略体系中与TPP谈判成员国出现重叠的有：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其中已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秘鲁，已完成实质性谈判的是澳大利亚。但是我国与日本的自贸协定谈判还未签订。现在美日在TPP谈判中正进入胶着状态，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展缓慢。TPP提出后，亚太成员国对其关注度不断提高，一些国家对与我国建立FTA的愿望下降，如果这些国家政府从与中国的合作转向TPP成员国，将延缓与我国与其建立FTA的进程。同时TPP高标准协议，也为日后中国与亚太国家的FTA谈判造成障碍。尽管东盟提出RCEP后，中国也在积极推进RCEP的建设，但参与RCEP“10+6”合作方的谈判成员国与TPP仍存在重叠，共同的成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中有的既参与TPP又参加RCEP。有的还在徘徊观望。所以美国主导TPP，介入东亚合作对我国参与的双边和多边的自贸体系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2.3 为我国与亚太地区双边FTA谈判提供了新的示范和样本
就TPP谈判议题看，所谓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实质上是自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美国推动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尝试，除了货物贸易的全面自由化外，还有面向“21世纪”议题，美国不仅要推动其他谈判方接受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投资、环境、劳工等条款，还将纳入国有企业、规制一致性、中小企业等横向议题，而这些新议题在传统的FTA谈判中基本从未出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议题对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将十分必要。具体来说，TPP在货物关税减让上涉及所有商品;在原产地规则上要求成员国统一标准;推动成员国家政府采购市场最大程度的开放。TPP这些议题的提出，也为我国与他国的自贸区谈判提供了合作样本。例如，在我国与韩国新近达成的FTA协议中，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同时，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可见，中韩自贸区市场开放度水平已接近TPP谈判的标准。
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的服务对象为生活在农村及城市贫民区的妇女和儿童。该项目提供的是保育和教育服务。该项目通过对儿童早期教育工作者的培训， 有效地提高了教育质量。该项目所取得的经验可为我国幼儿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 印度； 早期教育； 健康； 营养
在印度， 由政府部门、志愿者组织、宗教团体和私人机构发起和组织的各类早期教育机构项目中，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是全国性的最大的服务项目。此项目为最贫穷的儿童和妇女提供免费的服务， 以改善他们的健康、营养和教育状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印度政府采取相应策略减少并防止儿童的营养不良， 协助印度政府扩展及增加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 帮助其加强对儿童教育工作者的培训， 并实施以社区为主的儿童早期干预， 以改善儿童营养不良、饮用水与维生素缺乏等问题。
一、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的发起
在印度的人口中， 32%是 15 岁以下的儿童。据统计， 印度每年有超过 200 万的儿童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 而因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儿童更是占死亡儿童的 50%。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项目执行之前， 印度计划编制委员会于1972 年举行了一次政府各相关部门会议， 提出了一个在全国实施儿童保育服务的计划。随后， 由 8位部长组成的专项小组对儿童保育服务机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 由于资源有限且分配不均， 再加上不成系统的服务方法， 印度的儿童保育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调查强调了在基层建立一个有效组织机构以提供儿童综合保育服务的必要性。
1974 年， 印度政府制定了国家儿童政策， 将儿童视为国家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资源， 并指导各州政府在儿童出生前和出生后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服务， 以确保其身体、智力和社会性得到充分发展。1975 年， 印度政府开始制定并实施儿童综合服务计划。
在 1975～1976 年间， 印度政府在试验的基础上启动了 33 个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依据项目服务区域内居住的人口数量， 每个项目由 50到 100 个服务中心组成。项目执行一年后的评估结果显示： 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得到改善， 相当数量的贫穷儿童受益于此方案。受此结果的鼓舞， 在 1978～1979 年和 1980～1981 年期间， 印度政府又分别通过了 67 个和 50 个新方案。到 1990年， 全国运行中的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和服务中心的数量分别达到 2424 个和 20.3 万个。到1994年，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在 3787 个街区、约 40 万个服务中心得到实施， 服务对象涉及17.6 亿儿童和 3.9 亿母亲。随着项目的不断扩展，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服务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服务机构是 Anganwadi ( 意为“一个庭院”)。项目由中央政府与各种国际捐赠机构如世界粮食组织(WFP)、美国减灾合作组织(CARE)、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UNICEF)、欧盟(EU)、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和世界银行(WB)等共同资助。
二、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的目标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是一个针对 6 岁以下儿童全面发展的综合项目。该项目对儿童发展的整体情况做了分析， 旨在改善儿童出生前后的环境。
项目的具体目标是： 1. 改善 0～6 岁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2.为儿童心理、身体和社会性发展打下基础。3.减少死亡率、发病率、营养不良和辍学的影响范围。4.保证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联合各部门共同促进儿童发展。5.通过适当的营养和健康教育， 提高母亲照看儿童的能力。
三、服务的类型和接受者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针对生活在农村及城市贫民区的儿童和妇女， 为保护儿童和儿童发展提供全面的服务。通过团体合作， 该项目向区域内的儿童和妇女提供以下服务：
1.补充营养。向怀孕和哺乳的妇女及 6 岁以下儿童提供营养补充。每月由健康人员分析儿童成长监控记录， 根据每个接受者的营养状况提供正常或特殊的营养补充。
2.免疫和健康检查。向所有 6 岁以下儿童、怀孕和哺乳妇女提供免疫和健康检查服务。此项服务由公共健康中心(PHC) 医生、妇女健康访问者(LHV)/ 护士和助产士(ANM)， 以及庭院工作者的助手(AWW)提供。
3.咨询服务。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咨询服务， 尽早发现其健康问题及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 并建议有问题的儿童和妇女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4.非正规幼儿教育。为 3～6 岁儿童提供幼儿教育。不过， 该项目不包括对 3 岁以下儿童实施任何早期干预。
5.营养和健康教育。向参加项目的所有 15～45岁的妇女提供健康和营养教育。
四、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的组织
该项目的组织有五个主要层次： 中央、州或联合地域、邦、街区以及村庄或庭院。
1.中央： 由设立于人类资源发展部妇女和儿童发展局的中心秘书处负责指导全部项目。其他各部如健康、教育、农业等部和国家其他组织共同参与跟项目有关的计划、合作及活动的实施。
2.州： 由州政府成立学部负责州内的.项目实施。州学部秘书处与其他相关部门， 如大学、培训机构和志愿者组织合作管理州项目。
3.邦： 由州政府指派官员负责管理邦内的项目， 被指派的官员负责协调与项目有关的其他机构和志愿者组织的活动。
4.街区： 在每一街区任命一名儿童发展官员负责本街区方案的实施。这名官员是方案的全面主管， 配有 4～5 名管理人员协助他开展工作。
5.村庄/ 庭院： 每 700～1000 居民指派一位庭院工作者。他有一名助手协助， 负责提供儿童保育和教育服务。庭院工作者及其助手与健康人员、妇女团体和社区领导密切合作。庭院是负责向特定儿童和妇女提供综合服务的主要民间机构。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的负责人员可以分成两类――计划人员和健康人员。除了服务于项目外， 健康人员也向普通民众提供服务。与健康和营养相关的活动由计划人员和健康人员共同完成。国家公民合作与儿童发展协会(NIPCCD)是培训项目负责人员的最高团体。本项目动员全国有关的培训组织为各层面的负责人提供培训。健康人员的培训则由健康部负责。
五、对项目的简评
各种研究表明， 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对其服务对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提高儿童存活率有潜在作用。参加该项目的母亲和儿童其健康和营养状况明显好于同地区未参加该项目的母亲和儿童。在小学里， 与其他儿童相比， 接受过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的儿童表现出较好的语言、认知/ 概念发展和行为能力、较高的记忆力和低辍学率。其学业表现进一步表明此项目对幼儿有积极影响。
此项目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 缺乏充足的自然材料。2.与健康和营养活动相比，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3.缺乏父母和社区的参与。
六、启示
1.印度儿童发展综合服务项目虽是全国性项目， 但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省/ 邦的实际情况， 针对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 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在制定相应的幼教发展规划与政策时也应全面考虑各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既要给予宏观的方向性指导， 又要针对各地幼教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儿童的发展并提高早期教育质量。例如， 通过调查， 分析制约当地儿童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满足儿童发展基本需求的基础上， 给予当地相关机
构有针对性的指导。
2.印度政府没有拿有限的资金去建设高档的城市幼儿园， 而是将其投向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项目强调对工作人员的培训， 以提高早期教育质量， 从而使数千万儿童受益。相比较而言， 我国人口众多， 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即便是同一地区， 城乡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此外，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还享受不到城市中优质的早期教育资源。这也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应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幼教工作者的职后培训主要由各县( 市、区) 教师进修院校组织和实施。这类培训机构虽然已开始注重与大学、幼教专家等合作， 但仍然存在偏重灌输理论知识的倾向， 且培训形式单一， 较少从当地幼教的实际情况出发， 忽视幼教人员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不断改进和转变的重大方面。从该项目的情况看， 印度不仅重视对幼教工作者的培训， 也重视对母亲的培训与指导， 以提高她们的家庭教育质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印度强调政府部门之间、与国际相关组织的合作， 上下五级组织相互贯通， 每级组织都由一个具体的、主要的机构负责，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教育是国家的事业， 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调与协作， 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我国在保障儿童权益与发展、促进幼教事业发展上也出台了不少政策， 但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 使儿童及其家庭受益， 尚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来保障。而如何主动寻求国际相关组织的援助与合作， 印度的做法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一、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二、德国纺机业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基本经验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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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纺机业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意义
一、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2000年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二、德国纺机业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基本经验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德国纺机业的强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经验。
第一，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因素。如果说创新是德国纺机业的灵魂，那么，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则是德国纺机业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地看，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发展壮大和竞争力提升都是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完成的。没有高昂的进入门槛，没有行政性垄断、区域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没有严格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没有价格歧视和价格联盟，没有混乱的竞争秩序，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就是德国纺机业的长盛不衰。实际上，不仅仅是德国，世界上其它纺机业发达的国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其纺机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莫不是市场良性竞争的结果。
第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德国纺机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同中国纺机业一样，德国纺机业也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国纺机业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体系，而不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低水平“技术引进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纺机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开放与竞争的体制环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贸易与投资保护形成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下，德国纺机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外强劲竞争对手的竞争，还要面对国内竞争对手的挑战，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德国纺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常高达20%甚至更高），形成独特的“技术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始终是创新主体和驱动力，而政府的作用则十分有限。今天，德国纺机业已经广泛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来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研发和制造业的周期、成本和风险。
第三，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从技术经济角度看，纺机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不同，它的产品线更宽，产品类别和技术需求千差万别，以织机为例，包括无梭、有梭、喷气、喷水、箭杆等许多细分产品，而每一种产品又有几十种型号，这些细分产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术差别很大，通常很难共享一个或若干研发和制造平台。因此，每一个纺机企业实际上很难形成覆盖面很广的产品线，只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最具竞争力的细分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纺机企业通常呈现出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不像我国的中纺机集团和太平洋集团那样能够提供全系列的成套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纺机企业不能生产成套产品，实际上，产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户提出具体技术需求和技术参数后，由专业化的工程公司将不同纺机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成套组装）。实践证明，在纺机制造领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竞争力。如德国赐来福在全自动高速气流纺纱机、特吕茨勒公司在长绒棉纺纱、多尼尔公司在喷气织机、巴马格公司在高速卷绕机、纽马格公司和吉玛公司在短纤维生产线等领域，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此外，德国纺机企业在坚持
高水平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还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协作与产业配套，除了体现本企业核心技术的关键件外，其它能够标准化生产和外部配套的产品则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采购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场风险，而且可以集中企业优势资源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从全球制造业来看，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技术进步速率更快、知识和资产专业化程度更深、生产灵活性更强的发展趋势，“业务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举的产业发展道路。不能否认，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本国纺织业（纺机业的下游产业）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国纺机业维持长期兴盛的根本动力却来自于德国本土以外的市场需求。实际上，不仅是德国纺机业，世界许多装备制造业强国都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增长空间受限，而下游产品的市场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如德国的烟机制造业和印刷机械制造业，瑞典的森工机械制造业，瑞士的纺机制造业和美国的发电、配电设备制造业）。德国纺机业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本国市场狭小和市场重心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采购全球化、研发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营销的全球化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而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着企业只有在最靠近目标市场的地方组织现地生产、现地销售、现地服务和现地研发，才能在当地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实际上，德国纺机业近年来已经顺应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纺织服装业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销售、服务机构。
第五，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技术扩散与互动的良性机制。产业集群是世界许多制造业强国形成和保持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正如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所言，“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流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的实力”（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2002年，华夏出版社）。德国纺机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实力，不能不说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德国纺机业19世纪中期的兴起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区，而战后的勃兴则主要依靠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地纺机业的快速发展。今天，德国纺机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为核心的五大产业密集区，集中了全国70~80%的纺机企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好处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益处就是技术与知识的扩散。纺机企业密切地分布在同一个或相邻的地区，便于改进技术和产品，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便于以技术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便于客户需求的传播，也便于纺机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六，装备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德国纺机业保持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德国具有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它主要体现在：其一，德国具有完整和高水准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无论是从模具制造、数控机床，还是到动力装置和机械传动，德国制造业都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因此，从总体上讲，德国纺机业基本上不存在某个关键部件和制造环节的核心技术受制或落后于人的问题。其二，德国具有雄厚的制造技术传统与人才优势。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制造传统的国度，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的国度”。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而这又与其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企业培训体制、代际间的经验扩散密切相关。其三，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德国制造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如德国制造业巨人西门子公司1999年申请专利数量达到1348项，位居全球首位。其四，德国装备制造业普遍实现了精益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生产，其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谁来装备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纺织服装业可谓是中国比较优势体现最充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部门。但是，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纺机产品来自于国外。2002年，我国从5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纺织机械产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韩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纺织机械产品都超过了1亿美元（参见“我国主要纺织机械进口来源比较及分析”，摘自“锦桥纺织网”）。而2003年上半年共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参见“国产纺机技术滞后 进口量不断攀升”，摘自“国家机械网”，2003年9月19日）。从总量上看，中国无疑是纺机生产大国，也是纺机进口大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中国还不是纺机强国。
中国纺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如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德国纺机业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足，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德国纺机业的经验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让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断市场机制的制度性障碍。相对于其它制造业部门来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还很高，东北地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尽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是新增制造业投资还是更多地转向了进口装备和流水线，特别是在数控机床、柔性流水线等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生产设备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数控化和模块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内装备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国内贸易与投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地方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灰色交易”阻断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长期占据国内装备市场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尽管有政策“保护伞”的庇护，有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但却没有能够发展和演化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在同装备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让所有的战略投资者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毕竟产业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须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大约20年，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新兴工业化
国家为40~55％）。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0％。机械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参见周喜安、蔡萍“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刊于2003年2月13日“经济日报”)。
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根本标志。中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充分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也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完成技术的升级和经济赶超的任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托前苏联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力建立了完整的装备制造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还必须改革现行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能够从整体上带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技术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转让等项目，国家应给予倾斜性的'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发挥政府在基础性研究、共用性强的应用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风险较大的技术研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引进技术的消化、管理、人才培养和再创新上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装备制造业，并建立面向中国、面向全球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基地，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联合开发。
第三，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形态，推动装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原则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要鼓励外资和民营的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要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在兼并、重组和联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政府要为装备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组、产业链重构和组织体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业“瘦身”过程中社保体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员的身份转换和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鼓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生产。资本的自由进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识、政府与社会的诚信度、融资渠道与成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中介的自组织能力、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商务成本高低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环境还急待改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中，将决定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投资项目中的技术要求条款和国产化比例等限制性政策将被禁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放松对跨国公司战略性投资的限制，允许跨国制造企业在华设立独资企业（实际上，这也是它们能否将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与国内装备制造业进行共用技术和先端技术的联合研发；鼓励跨国公司兼并、重组与联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将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纳入其全球化体系当中。
第五，为产业集群式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集群式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其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如辽宁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机床制造，苏南的棉纺机制造，浙江台州的模具制造业等），大多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这与我国许多低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打火机、鞋类、箱包、皮革、丝绸、玩具）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比较成熟相比，还存在较大落差。为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政府应该从软、硬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建设方面，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土地使用、专业市场建设等方面，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软件”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宽松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要为关键性“龙头企业”安家落户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为配套企业的战略性投资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保护知识产权，推动共用技术的研发和成果扩散，规范竞争秩序，这是吸引高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企业区域性集中的重要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实践已经证明，人才的正常流动是技术扩散的有效载体，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技术途径
★ 我国生物医学科学中长期战略发展和生物医学战略平台建设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