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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 从十九世纪后五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内乱外战，延绵不断，政局动荡， 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造反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着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础和民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清末民初，虽然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都曾被地方势力用作与中央集权做斗争的政治工具， 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起到了探索和实验的功效。清朝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完备的制度，除了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有一层深意：加强对汉人及汉人官吏的控制。自清朝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二百多年里，权力牢牢控制在皇帝和满族王室、满族官吏的手里。清廷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连遭败绩，形势危急，不得不起用像曾国藩这样的汉人募兵平叛；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又不得不起用李鸿章的淮军围剿捻军。因作战的紧迫，朝廷给了督抚在地方上募勇练兵、荐官任事和筹饷理财的权力，待持续二十多年的内乱平定后，清朝最有作战实力的军队已完全落入了汉人之手。不仅如此，原先由中央支配各省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也落到了汉人督抚手里。宣统继位后，摄政王及皇室权贵难以忍受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曾想利用筹备立宪的时机，收回督抚手中的权力，但立即受到督抚及地方势力的顽强抵抗。在朝廷与地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中，暴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紧接着，武昌城里响起了催命的枪声。
武昌首义，各省督抚纷纷通电独立，清帝在各省一片独立声中黯然逊位。革命党人请漂泊海外的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由各省实力派要员或由他们推荐的人士组成，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
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上任不久，便开始筹划从财政改革上入手，强行分税制，把各省的`主要税种控制在中央， 继而又下令严禁各省向外国银行借款，此举基本上把各省的财政权收归中央。接着又开始削督、废省、收兵权，企图一举消灭地方自治势力，集权中央，为复辟帝政铺路。南方各省对袁世凯推行中央集权的强烈不满引发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暗杀宋教人，也把国民党人推向了反袁的同盟军中。
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也和各省督军一样，打起了地方自治旗帜，借以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在后来的北伐战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又渐渐走向集权，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袖当时在政治上的确是倾向于地方自治的，县级自治、省级自治一直是孙中山“宪法之治”的核心内容。《建国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第二十三条规定：“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孙中山民国五年在上海政见演说会演讲时亦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石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但从清末民初政治斗争的轨迹来看，政治家和地方军阀往往是在与中央作斗争时便祭起地方自治的法宝，一但推翻中央政府后，便开始向中央集权发展，逐步压制地方自治的空间，直至取缔地方自治。
民初的联省自治本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它的出现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清末西学东渐，西方宪政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纷纷避难海外，大量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广泛接触明治维新后已经成熟起来的日本政治制度，了解英、美、法、瑞士的联邦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把联邦主义的理论和国外的地方自治经验传播到国内，留学生、维新派、革命党人在自治理论研究和思想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来思想家中，卢梭对中国早期联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梁启超19发表了《卢梭学案》，辛亥革命时，各省的独立运动便以梁启超介绍的卢梭思想做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杜威在应邀来华演讲时，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美国的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完美的结合。胡适也有这种思想，大力宣传杜威的学说，这是对期待中国由地方自治起步逐渐实现宪政的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的奋斗有了目标。检阅民初报刊，从辛亥革命直到抗战前南京政府执政的十年里，介绍、研究、宣传地方自治、联邦主义、联省自治的文章多如牛毛，众多著名的学者、文人、政府官员、报刊编辑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的确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民初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联省自治的更实在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各省对北洋系武人把持下的中央政府的极度失望、对军阀连年内战的怨恨和无奈之举。尤其是当国民党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京政府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各省地方势力深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在国宪未定、国家行宪之日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省宪，地方官吏、士绅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建设乡梓视为力所能及的政事，他们图强自保，以苟活于军阀混战的乱世。
北伐胜利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也开始在统一的旗帜下向中央集权发展。裁兵、币制改革、财政改革，一步步收回各省的自治权限，终于引起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南京政府与广西、山西地方势力的摩擦和战争，重演了民初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斗争的历史。南京政府在内忧外患下再也无力用武力实现中央集权，终于向地方势力妥协，维持着一个地方仍享有很大自主权的外表上统一的中央政府。
台湾学者胡春惠教授这本《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从清末地方主义形成的根源一直写到民初各省独立、自治直到联省自治的成因，史料丰富，广证博引，见识独到，解析透彻，是一本研究民初地方自治历史的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台湾出版多年后能在大陆出
版，弥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浅谈清末民初修身思想论文
一.引言
迄今，关于近代修身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没有直接以修身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出现，但学界在研究近代德育等问题时，会从侧面论述到修身方面相关的问题。相关著作主要有：吕达著的《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伦信著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郑航著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年版)和汪家熔著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相关论文有：刘立德的《儒家修身理论与近代修身课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6期)、全佳果的《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伦理级德育思想》(《武陵学刊》第5 期)、戴胜利的《维新运动时期的大学修身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和毕苑的《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第2期)。
二.清末民初主流修身思想的具体体现
1. 以美德为核心的个人修身思想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急剧变迁。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在其《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指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非康强之身，无以行之;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
2. 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修身思想
家庭修身主要是指人们在家庭中的道德修养问题。李步清在其《新制修身教本》中指出：“家族之制，为公共生活之始基。同饮食，同居住，同作同息，是公共心之见端也;家长有命，无敢违抗，是守法之见端也;一人有疾，举家不宁，是同情之见端也;扶老携幼，是秩序之见端也;男外女内，是分工之见端也”。
3. 以公德为核心的社会修身思想
社会修身主要指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修养问题。樊炳清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中指出：“盖社会为有机体，则个人为一细胞，离乎全体无所谓细胞也。欲维细胞之生存，必先谋全体之发达，而欲谋全体之发达，必先求细胞之健全，其相倚相助如此，故同处社会，即有共存之鹄。”
4. 以爱国为核心的国民修身思想
国民修身，顾名思义，即作为国民应当对国家尽什么责任与义务的问题。王仁在其《师范讲习科修身教科书》中指出：“主权之所在，征诸列国，不一其法也。主权属于特定之一人者，谓之君主国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者，谓之民主国体。国体即由主权之所在而分也。民主立宪者，世界最高尚之政体也。国体改革之际，必抛掷无数之生命财产，此皆出于爱国之热诚。凡吾国民，不可不知所感而奋发又为也”。
三.结语
清末民初时期修身思想与传统修身思想存在必然联系：(1)与传统修身的`逻辑顺序一致，都是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来推演的;(2)较多继承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内容。其次，清末民初的修身思想由于思想弊端，存在以下缺陷：(1) 思想相对保守，滞后于现实政治的发展;(2)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与家庭伦理问题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3) 强调对法律、秩序、风俗习惯和舆论的绝对服从。
清末民初山西地区龙抬头节习俗初探
龙抬头节是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在我国北方地区极为兴盛.依据山西各地方志岁时民俗资料,对清末民初山西地区的龙抬头节节日习俗活动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揭示出一定的岁时民俗所反映的.文化含义,以及与相应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作 者：刘志平唐亦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刊 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2) 分类号：G03 关键词：清末民初 山西 龙抬头节 习俗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教学反思
文化与教育的变迁最能从思想深层反映整个时代的变迁；但是文化教育部分的内容常常是多、杂、散，而且趣味性不强，学生不太感兴趣。教学过程中往往难度较大，所以务必要找到较合适的切入点来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我在设计的过程中尽量多地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动起来，比如，课前以小组为单位收集资料，课程中经常贯穿小组活动，课后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这样激活学生主体，教师可以较顺利的将本课多、杂、散的教学内如以小组为线组织起来。让学生在自我探究的欲望下始终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在合作学习中体会同伴互助的乐趣。从总体看，本课的教学目标基本实现。
在实际的上课过程中，也有部分目标设置偏高，师生课堂交流效果不如预想的好；主要在后半部分的课堂练习，为了抓基础知识，运用了几个材料解析，篇幅较长，致使练习内容显得较多，难度加大造成课堂时间不够，学生的活动兴趣不高，无法完成教学目标。这再次教育我，在以后的类似课程中，对于初中学生，还是应该把问题的设置感性化一些，不能把理性培养目标设置得过多、过高，揠苗助长。
这节课我感触最深的是，教学不仅仅要求教师有真正希望学生好的良心，更要求教师要有让学生好起来的方法，教学中对学生的定位很重要，低估或者高估学生能力都是会得不偿失的。
清末民初，全椒初等教育以私塾(蒙童馆或蒙馆)教育为主。
私塾是历代私人办学。西周前，学在官府。春秋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战国时，私学大盛。汉代以后，私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是“私学”的一种。
私塾以一年为一馆，每年教学十个月左右，一般只有一个教师，人称塾师。塾师因身份、学识不一，其设馆的方式与待遇也不一样。外地或本地一些清贫学究，塾师请董事为其联络筹措，所设之馆谓“团馆”;人品端正，颇富才识的名师，为富豪家庭所聘，设之馆谓“东馆”;唯学识渊博，声望地位较高，在自己家里设馆课徒者谓“门馆”。对于一些贫苦百姓利用农闲时间合资聘请塾师教授其子弟，一般从当年农历十月起到次年的三月结束，谓之“冬学”。
塾师的束修(工资)，在“团馆”、“门馆”中读书的学生，按不同的年龄和受教内容交纳不同的学金(有时候以粮食计算);在“东馆”读书的一般都是富豪人家的亲属子弟，由办学人付给塾师一定的报酬;“团馆”塾师的膳食，一是自炊，即自理伙食，一是“供馔”，即由一家或几家或挨家轮流供膳。
私塾使用的教材及学习年限亦无定制。塾师日常的教学程序是上午教读字方(方纸写成的字块)、基本教材，放学前每个学生写大字一篇，大字的书法程序是仿影、临摹，最后学习小楷，兼自习大楷。下午，蒙童温习字方，塾师指认字方，再摇头晃脑范读诗文，蒙童复颂诗文。每月初一、十五以及端午、中秋、馆末等各个阶段，蒙童要将前一阶段所念之书会复读背诵，背错除了重背，还得让塾师用戒尺打手心或罚跪，“学以畏而成” 是一般塾师的基本信条。
私塾的教学方式是个别教学。对不同年龄及不同智力儿童安排不同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即使是读一样的书，也会因进度不同而不能一刀切授课。启蒙儿童先识字方，再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然后读“四书”、“五经”。对年龄大的学生逐步加授一些封建伦理、社会实用及一般文史常识。大多以《女儿经》、《孝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通鉴》、《史记》、《左传》等为教材。也有选学其他一些书籍，如《大学》、《中庸》、《孟子》、《增广贤文》等。
清末民初，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有：
兀(读音：基)经学舍
兀(读音：基)经学舍设在寄庐，为江彭龄晚年所筑的居舍兼学馆。
江彭龄，清末民国间本县人，字柱臣，晚号寄庐老人。贡生。知名塾师。以经学考据倡导中，设兀(读音：基)经学舍，课百余人。沐清二品淮安知府、进士汪文绶，民国安徽省教育厅代厅长叶尧阶、全椒中学首任校长、进士邱景章，山西省政府顾问史维孝，画家汪文弼等皆出其门。
四十岁时，江彭龄因母丧哀，双目失明，仍口讲指画以教授弟子，著有《寄园丛稿》。寄庐内有江彭龄联：
“扫地焚香，清福要人能领受;编篱种菊，秋花比我更孤高。”
庐边有二贤祠，内有江彭龄联：“抄迹向荒祠，弹指有年!敌多少、珠帘画栋，锦瑟瑶觞;荣瘁(一作“荣悴”，兴盛与衰败)迭相寻，俄(瞬间)迁异姓。豪游逞狂瞽(放荡不羁的瞎子。瞽，不明)，栖神安在?侭(听任，放任)流连、周易庄经，秦书汉史;含咀应不尽，独契真机。”
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道家以性命之根本为“真”(神)。栖神，同“栖真”，谓保其根本，养其元神。含咀，品味，多指对书史学艺的欣赏体会。
19春，江彭龄因肺病逝世，享年67岁，学生及教育界200余人送葬。
朱钟鼐囗囗学舍
朱钟鼐(1870～?)字彝臣，清末庠生。辛亥革命时，安徽谘议局成立，朱钟鼐与叶尧阶以其学问和声望，当选为安徽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地方财政局副局长，参加民国九年《全椒县志》校阅工作。曾设馆招收准备考秀才的生徒百余人补习。囗囗学舍被称为高级私塾。
1939年朱钟鼐因病逝世时，执拂者众，学生私谥曰“贞惠先生”。这是全椒继江彭龄之后，得私谥的笫二位塾师。学人汪文弼(右卿)挽之曰：“交游记卅年前，浪迹山林，同访丰乐醉翁之胜;寿考得六旬外，竭枕桑梓，久为乡评物望所归。”
昆甫改良私塾
“昆甫改良私塾” 是叶柏青次子叶国璜举办。叶国璜，字昆甫，协父办私塾。叶柏青教高年级学生史记、古文、唐诗，叶国璜教低年级学生四书、五经、古文及各种启蒙课本。
1931年，父亲叶柏青受山东青岛周姓专聘为家庭教师后，叶国璜独自在家教读，这时已改为“改良私塾”。除教授古文外，还增授高小年级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先后聘请程吉梧、陶继弓、张焕琼等协助教学，学生由三、四十人发展到近百人，分高、中、低三个班。由于学生增多，叶国璜又租借金氏宗祠(今南屏菜市场)为塾地，这就是当时全椒县城较有影响的“昆甫改良私塾”，得到当时教育部门登记核准开办。1937年，日寇侵华，县城沦陷，乃被迫停办。我县一些文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出自叶氏私塾。像抗战开始后参加革命的王永、童苏群、傅明、张弓、何若人、华农、罗应生、卢曼超、章达、韓融、王青松皆是叶门子弟。
叶国璜停办私塾后，抗战期间辗转大西南，抗战胜利后与万氏夫人定居南京洪武路闺奁营13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病逝。
除此以外，清末及民国年间，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还有：
位于县城东门邱止庵茧场的马道宽私塾，学生四、五十人;东门大街(老检察院旧址)的陈逢春私塾;西门中街(老县印刷厂旧址)的田际丰私塾;河湾街的邢作霖(字雨三，秀才)私塾;位于今红栏桥附近王氏宗祠的州门私塾;东门原食品厂附近的潘承炳私塾，属启蒙性私塾;今凤凰街的朱一民私塾。
在乡村开设私塾还有：古河集的张瀛、陶继弓;大马厂的王稼宗旨;程家市的张鉴怀疑、於可以卿、石玉泉、孙子怡宝悌;六镇集的确刘兆璋;赤镇埠的阮真伯、张焕琼等人(《全椒县志》P559页)。
1940年以后，在周家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设规模较大的私塾有：玉皇庙的姚书庸私塾，西魏的罗本成私塾，黄栗树的张必雁私塾，王郢的王爱农、储杰私塾，郭庄的徐德荣私塾，甄郢的汤兆龙私塾，内庄的胡成祖私塾等。这些私塾少的十多名学童，最多的三十多名学童。私塾经过改良，废除体罚，采用路西根据地小学教材编委会编印的课本，主要是国语、算术，有的高年级的私塾，还分别增设地理、历史、自然等科目。1948年底，全县有私塾28所(《全椒教育志》P12页)。
义学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私塾无异，所以也叫义塾。它是中国旧时由私人集资或地方公益资金兴办的一种免费教育。与私塾稍有不同的是，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学生要向先生送“节礼”。而且大部分义学都有一定的学田，用田产租金维持办学，也有部分义学是地方官助。据民国九年《全椒县志》载：“清吴宪书，庠贡，居北乡，嘉庆十九年(18)大饥，曾慷慨捐粟二百石设粥厂于孝隐祠，远近乡邻，存活甚众。复创义塾，以诱后进。” 清·光绪初年(1875年)江彭龄的兀(读音：基)经学舍是清末最大的义学。
有些地方名士、土绅捐办义学时，同时订下多条义学条规：例如，某乡义学规定：
一、酌定先生修金。每年以四十千文为度，及端阳、除夕每次敬仪一千文。学生以四十人为度，人数满，再来者不收。
二、先生必延请四十以外六十以内，人品端重之士。所延之师，或干预外事致荒功课，抑或疏懈耽误生徒者，辞去另延。
三、学生除桌凳外，所有一切笔墨纸砚书本，本人自备。
四、学生在馆淘气，小则先生加惩，记明次数，若五次不改，即行逐出，次年不得再收。
五、学生专为本乡子弟赤贫无力从师者而设，若有营业，能筹措束修者，自可另选名师，毋庸送入义学，以体贫事。
六、学生自六岁以上至十五岁而止，若年届十六以上，业已成丁，自可食力，毋庸再送入义学。
七、先生每年修金，按四季支取，此外不得另索生徒。
八、学堂本属学生读书之所，一切闲人不得闯入。先生亦不得延误。倘有无故酗酒扰乱学堂，或系本童之父兄，除将本童逐出外，其父兄亦必廪官惩究。
“义学条规”把义学办学宗旨、塾师选聘标准及工资待遇、塾师工作职责、对入义学学童条件、要求以及维护义学办学秩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当时是一个较完善的地方办学条例。
公众号：天府散文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的论文
摘要：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致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 ） 。为适应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本文旨在揭示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指导思想；进化史观；编纂特点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 [1] 。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 [2] 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一、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 ・・・・・ 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 尚 。” [3] 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 1903 年 4 月 17 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 不象 。”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 [4] 章 太炎也认为 ，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 [5] 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 “ 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 “ 生存危机 ”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诒 徵 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 23 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 纂 之职，据日人那 珂 通 世 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 增辑元 、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 “ 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 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 1903 年商务 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 世 ，欲求自存， 不 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 髫 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 [6] 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 坚 确不拔之宗旨。” [7] 曾 著出版 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 1903 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 ・・・・・ 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 国民 ，不可不急读。” [8] 1904 年，夏 曾佑著《中国古代史》 ，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 ・・・・・ 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 亟 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 [9] 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 年 1 、2 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10] 。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二、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封建时代的史家往往把历史现象和本质对立和分割开来，不懂也不可能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不能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它的本质。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只能做到：一是“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一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垂训”。这二种方法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1899年，王国维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学“殆无系统”的弊病，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 殆 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11]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区别：“前者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 牒 。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 振 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 [12] 。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 [13] 这比以往的历史撰述以帝王将相为研究对象，忽视人民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
陈 庆年著 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以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为指导，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一是由 太古至秦统一 的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之时代；”二是由秦统一 至唐亡的 中古期，凡千百年间，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 颉颃 ，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世时代；”三是自 五代至明的近古期， 此时代 “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命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渐，“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14]
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分析中国历史的最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此书历经五十年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1933年商务 印刷馆把它 列入《大学丛书》再版。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史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同夏曾佑娴熟地运用进化论，高度概括中国历史的总趋势，系统地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夏曾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总体划分。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 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 世 ；自 宋至今 ，为近古之 世 。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 衰时代 ； 唐为复盛 时代；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清 为更化时代 。夏曾佑上述对历史的分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和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来划分的，虽然并没有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确是近代史学史上首先提出的崭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5]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反映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 、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纪初 年历史 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概括为：“文不繁，事不散，义不 隘 。” [16] 这确是对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撰的非常有见识的总结。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史学思潮的要求，在学制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编纂者确立编写原则时，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能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还要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国人的爱国热情。基于此，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洁，叙事集中而有条理，这样才便于学堂教学，和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需要。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 勃 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 同时又寓含以 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 殊 。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 [17] 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传统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大多网罗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学是不切实际的。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 第 ，毕生不暇举其大略。”纪传体不适宜教学，编年体同样卷帙浩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它 上起韩 、赵、魏三家分晋 ，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年代编成 294卷，可谓篇幅浩繁，用于教学也不适宜。因此，编写能够贯通今古，文笔简洁，叙事有条理，反映历史发展进化的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初历史编撰学不断前进的目标。夏曾佑编撰《中国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 陈庆年在 《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 隘 ，而后足以为教。三者 一 不备焉，皆无当也。” [18] 陈氏之言，比较精到地概括出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所谓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 按教授 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文字晓畅明白。如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到：“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 [19] 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 歧 ；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 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 一 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 以事类为 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 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 有统系 ，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 开目朗之 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横阳翼天氏 《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陈庆年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而且 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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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899 年，王国维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书室 . 普通新历史 . 凡例 .
[13]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14]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总论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5]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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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18]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序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9] 陈庆年 .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M].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后 附广告 .
[20]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21] 浙江潮 [J]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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