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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猴的故事和传说
说老虎在开初就以镇山制兽之威名当上了兽王。当时山中百兽见了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当然是既得意又感到孤独。猴子那时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虎王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虎王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来历。
一天，虎王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虎王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虎王。
虎王脱险后，虽然嘴上在不住地感谢猴子老弟，心里却在盘算：我是百兽之王，竟然中了猎人的圈套，还是小小猴子搭救，这事猴子张扬出岂不灭了我虎王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可是转念一想，如今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再干掉猴子，今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猴子怕我，也决不也把今天的事说出来的。
于是，老虎告诉猴子，今天的救命之恩，今后一定报答。猴子今后有什么为难之事，自己一定全力报答。猴子当然也对虎王遇险的事闭口不提，保全虎王的面子，在这之后，二人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
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选生肖。身为百兽之王，老虎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生肖。猴子一见，也想当生肖。可是玉帝挑生肖有条原则，那就是对人类有功。猴子对人类无功可言，自然选不上。于是猴子请虎王给玉帝求情，让他当生肖。虎王因为欠猴子的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讲猴子联盟机智，为百兽之首，又说自己不在时，猴子也有镇山功劳，于是，玉帝下旨，将猴子也列入生肖之中。
猴子当上了生肖，虎王也还了猴子的人情。当然虎王也还是不高兴，没什么本事的猴子与自己并列为人间生肖，二人从此友情断绝。今天，百兽自己也不怕猴子了。当然，“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大实话，今天也变成了讽刺的意思。
下午3--5时(即“申时”)。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所以申时属猴。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伤亡多少人?
为了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许多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其中有14万人长眠在异国他乡(在战斗中牺牲11.5万余人，事故伤亡和病故等非战斗伤亡2.5万余人)，在战斗中负伤22.1万余人。在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200多名。
《大学》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大学》简介
《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学习修身、为政之道的书。《四书章句集注》载，“《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这是相对“小学”而言的。
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篇》)朱熹《大学章句序》记载：“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入小学，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即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是为政之学。故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大人之学也。”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三礼目录》)《礼记》进一步点明其“化民易俗”的教学目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人道孰为大”问题时，曾经表示“政为大”。依据这一原则，大学之道便是为政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正，正己正人。所以，“大学”的本意更应该是指由修正自身为起点的为政之学。正己属于个人的修治，正人则是公众事务的治理。大学之道，可以说起点是修己安人，而后扩大范围，方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此为核心，《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它明确肯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宋明理学把“理”或“知”看作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的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大学》由《礼记》中的一篇，到从《礼记》中抽出来而独立成书，进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成“四书”，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中“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行阐释，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北宋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大学》独立成书之始。
宋代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因此大力提倡，特别重视《大学》，曾分别将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
在二程的基础上，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做成章句，注释阐发己意。并将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书章句集注》。
虽然《大学》文字浅近，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末尾特别强调“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并引用别人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所以，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特别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大学章句序》中所言：“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途径，是“为学纲目”。
朱熹在将《大学》抽出独立成书的过程中，认为《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进行编排，分为“经”“传”两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与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经过其重新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大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王守仁的《大学问》，清陈确的《大学辨》，清李[图片]的《大学传注》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
抗美援朝中的特级英雄
携炸药跃向敌群的杨根思
1950年11月，在坚守长津湖畔1071.1高地东南侧小高岭战斗中，杨根思率领三排打退美军8次进攻，在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时，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同年12月，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
1952年10月，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了战斗的胜利，黄继光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炒面代干粮的由来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破坏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致使志愿军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补充。而且即使有时得到补充，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敌机发现哪里有炊烟，马上就会狂轰滥炸。加之战事紧张，战士们常常也来不及做饭。鉴于上述情况，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李聚奎想起他在西路军被敌人打散时千里乞讨返回延安途中，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食用方便，也易保管。根据炒面的上述特点，李聚奎提出用炒面作为志愿军的干粮。他让东北军区后勤部先加工一批样品，送往前线试用。随后，李聚奎将志愿军试用炒面的结果报告了彭德怀司令员，并将炒面样品送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和几位副司令员得知试用结果并看到了炒面样品后很高兴，当即批准组织生产供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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