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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其人散文
老杨何人?陕西临潼晏寨乡西杨村村民,姓杨,名志发,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普通农民,竟然使中国考古学界和旅游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话说1974年3月,陕西大旱。在“天大旱,人大干”的口号下,生产队将社员分成几组,分头打井取水。当时不讲科学,只会蛮干,老杨一组数人领到任务后,也不知哪里有水,到处乱挖。这日老杨一镢头下去,把在场人吓了个半死。咋啦?原来老杨从土里刨出个吹胡子瞪眼睛的五彩人头来。这可是大不吉利的事呀!一伙人不敢声张,匆匆把那人头埋到村头大杨树下不敢再提。
这老杨心里可就嘀咕开来,人头是土制的假人头,这年头谁有闲心做这人头干什么?又怎么会埋在我们这地里?老杨当过几年兵,毕竟见过一些世面。莫非是出土文物?这样想着,老杨当夜便乘月黑风高,一人偷偷到大杨树下把人头刨了出来,藏在自家的床肚底下。第二天,人不知鬼不觉送到县里报了案,对其它人则只字不提。
几个月风平浪静过去了,就看见戴太阳帽扛探测仪的人经常来这里转悠。忽一日上面传出话来,说西杨庄的土地下面埋藏着古文物,国家要征用。听了这消息,村民们象炸开了锅。这土地没了,我们今后吃什么?做什么营生?这房子没了又要住到哪里去?村民们一致反对,反对当然是没用的了。就仔细排查,是谁泄露消息的。一排排到老杨头上,就发恨要批斗游街。老杨一听,吓得连夜外逃了。
时间一晃又过去一年,征地、挖掘工作相继展开。在后来被称之为1号坑的地下,陆续挖出一尊尊兵马将帅的土俑。谁会想到,老杨这一镢头下去,竟然挖出个世界第八奇观!国家向有关人等发放奖金,可最先发现人却始终没找到。原来老杨偷偷跑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也因此开了中国农民工的先河。而西杨庄的村民们却都过上了好日子,国家发给每人上万元的补助金,兵马俑博物馆统一为每家建起了两层小楼。年青人干起了导游,稍稍上点岁数的便以制作、出售纪念品为生。过年了,家家都贴上这样的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秦始皇”,横批:“多亏老杨”。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老杨当然也就回来了,是博物馆找回来的。让他向游客介绍当年发现奇迹的经过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老杨当然也就成了热门人物。忽一日说英国撒彻尔夫人来访,要见一见奇迹的第一发现人。有关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慌了手脚,临阵教学应对,但毕竟是普通农民,仓促上阵,虽走上了台面,接见时行为拘谨,言语讷讷自不必说。单就一口的陕西土话,连中国人都难懂,何况撒彻尔了。此后,赶忙选派有关专业人员,从衣着、礼仪、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包装训练。再有名人来访接待,老杨竟然从容若定,应对自如。如今,他已是秦兵马俑博物馆的终身顾问。
我们游览秦兵马俑博物馆,见到西杨村的那棵老杨树,见到威武雄壮的兵马方阵,见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秦俑。在1号坑的前排中心位置,见到老杨挖出的那个被推测为兵头将尾的俑,同时也得见这位叫杨志发的老人。说见到老杨,我还要简单介绍一下会见老杨的经过。是导游先说出来的,说你们要见老杨我替你们联系一下。又说杨老很忙,经常要会见中外贵宾。刚出去一转身便来了,说杨老要到市里去会见市领导,经协商同意见你们一面。我们跟随导游来见杨老。只见老杨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西装革履,一表人才,正在堂前签名售书。书是秦兵马俑简介,薄薄一本售价100元,比90元的门票还贵,但转眼就销掉几十本。我没买,从别人买的书中看到,“杨志发”三字笔走龙蛇,姿意飞扬,既具中文草书行云流水的传统章法,又有飘逸洒脱的英文特色,实在是中英合璧的最佳签名。
游毕兵马俑,是半小时后。我们乘电瓶车来到相距不远的秦始皇陵,抬眼就见老杨又在那里签名售书。依然是衣冠楚楚,神态自若。依然是人潮涌动,川流不息。老杨哪里是去会见什么市领导唷!
老杨散文
老杨啊,是个语文教师。她的性格大大咧咧,为人处世不拘小节,整天咧着嘴笑盈盈的,似乎没有什么事是能够惹她烦恼的。她说她来自东北,到这海南来,纯属是鬼使神差。
第一堂课,我们只顾着听她自言自语、比手画脚、眉飞色舞,根本不在意她说了什么。坦白讲她说话像发连珠炮似的,我们常常听得如坠五里云雾,不过当她有意无意讲笑话或者是底下某位胆大的同学碎嘴的时候,我们就喜闻乐见。当然,她上课,气氛难免会热络起来,这是相较于其他教师的卓越之处。显而易见,她的言行举止都带着东北人骨子里渗透了的豪爽和诙谐。
记得我第一次引起她注意的是刚刚开学的几个星期,她布置了一篇作文,就是听她口述《一块玉石》并写下读后感,借着暑假的余热,我像打了鸡血似的,破天荒地写了一篇颇为完整的、读起来不拗口的文章,这是让我引以为豪的。回到了学校,当天的晚修,她小心翼翼地询问:
“谁是14号?”
我以为是我自己写的不够好,吓得我在一旁发抖。
前排的同学都是活雷锋,同样轻悄悄地回答他,并用手指着我的方向。顿时,我吓得直冒冷汗。
“哦,你写的不错,过了五分钟上来念念你的作文。”她这样说,眼神投来了期许。
我受宠若惊,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恍惚了半天,直到同桌却用胳膊肘戳了戳我,我才知道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后来,我的'作文就像是长江黄河,奔腾直下。也许是我太膨胀了,也许是我太多虑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那次作文是我的回光返照,我再也没有因为作文出类拔萃而受到老杨的褒奖,这让我很是遗憾,同时也让我对同学们给我取的绰号感到惭愧。
还有一件事:她和我们接触的第一个学期,三令五申地强调读书笔记,我们开始的时候勤快极了,但是到了后来逐渐散漫。就针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不大会动笔的。期末要考试了,我连忙胡诌了一篇读后感填上去滥竽充数,下面附上我一段不三不四的文字,目的是告诉她我没有服从她要求是有原因的,后来在课上我无意中提起了这个话题,被她“呵斥”,弄得哄堂大笑。
拿回本子,我脸红脖子粗地看了她写下整整一页的评语,发现她十分委婉,像是怕伤了我的心似的。
第二学期将近尾声,她说可能会带我们直到初三结束,却在初二来临时匆匆离开。刚好我们的教室邻近她所教学的初三班级,每次路过时,她都会往我们里面瞅一眼,仿佛是恋恋不舍,我们很亲切地向她问好:
“嘿,老杨!”
她带着灿烂的笑容离开。她是知道的,“老杨”并不是对她的不尊重,反而是一种莫大的,无可比拟的荣誉。
怪人老杨散文
在我生活的小镇,老杨算得上是个“名人”。他个头不高,身材瘦瘦的,头发有些花白,衣着也很朴素。经常穿一身浅蓝色、质地极平常的运动装或深蓝制服。老杨为人谦和,面带微笑,骨子里却倔得很。走在人群里,没有人告诉你,你绝不会看出老杨跟别人有什么不同。老杨的“出名”不在于他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他活得太自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都觉得他似乎有些“另类”。
老杨退休前是镇里中修厂的电工,单位里的技术骨干。由于技术过硬,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虽然为人有些“抠门儿”――谁家的婚丧嫁娶都极少到场,从不给领导送礼,可单位的领导还是很器重他。老杨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开了一个电机维修部。他缠的电机技术精,质量好,能使得住,生意一直不错。我认识他也是从给单位维修电机开始的。
每到冬天,锅炉房的电机就容易因为故障发生损坏。单位里有电工,可技术水平不高,根本不懂维修,我就只好让工人把电机拉到老杨那里去修理。老杨缠的电机质量有保证,可“同行是冤家”,单位里的电工每次取电机时,总是要吹毛求疵,大有不挑出点毛病显不出自己“水平”的`味道。每逢这时,老杨都会耐心解释。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不说什么,老杨也就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
不是谁都这么幸运。老杨退休后,据说一个私企老板去他那里缠电机,开始没讲价,取电机时,那个私企老板一定要比正常维修价格少付一百元。两个人僵持不下,就吵了起来――因为这样的价位连本儿都赚不回来。气头上,老杨要拆电机,卸铜线,让他们另找维修的地方。私企老板态度软了下来,要按原价付款,可老杨却说什么都不肯答应,硬把电机上的铜线给拆了下来才让他们拉走。这还不算完,私企老板一走,老杨马上在大门上用粉笔写上了“别再来找我,我不修电机了!”老杨的维修部就这样正式宣布歇业。
从这儿以后,别的单位的电机老杨真的就没有再给维修过。可学校的的电机如果出了故障,需要维修的话,只要是我去找他,他重来都不会拒绝。维修时,我从来不跟他讨价还价,他也不漫天要价“黑”我。只是电机要急用,必须事先告诉他,否则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修好――因为退休后,老杨的爱好越来越广泛,在常人的眼里他是越来越“不务正业”了。
老杨喜欢上了晨练,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长跑到邻镇再折回来――距离近20公里,而且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都坚持不误。阴天时手中拎把雨伞,酷热时肩上搭条毛巾。到了冬天,老杨晨练的打扮更是有趣:为了防寒,也为了呼吸畅通,他专门做了一个绒线帽。帽子一直拉到脖子下边,还在嘴、鼻子和眼睛处挖了几个洞,颇有几分像是电影上蒙面打劫的土匪模样。
老杨喜欢上了速滑,而且速滑的技术和速度都还不错。入冬后,只要学校浇了冰场,每天中午都可以看到老杨的身影。老杨的速滑刀也与众不同:为了防寒,在鞋的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棉毡。学生中午放学时,他开始上冰;学生下午上学时,他准时下冰,每天坚持滑一百圈。学校放寒假,下雪后冰场没人扫,老杨就自己扫出两米多宽的跑道来,坚持每天锻炼。
兴致高时,老杨还经常在空旷的场地上翻跟头、练倒立。前L翻、后L翻、侧翻,样样都行,一点也不逊色于现在的年轻人。遇到周围有人驻足观看,老杨就来了劲儿;若再遇到有人叫好,他就更是忘乎所以,跟头翻起来没完没了。他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更喜欢听别人说他健康、年轻。
老杨爱上了音乐。镇上有个休闲广场,广场中间有座假山,假山上有座凉亭,每年春、夏、秋三季的中午或下午,老杨都会在凉亭里拉琴。时而手风琴,时而小提琴,时而又二胡,乐器经常变化,不变的是老杨自己。拉琴的技艺虽然一般,但也像模像样。广场紧邻公路,人来人往,路上的行人不免投来异样的目光。可老杨却从来不管这些,依然“我行我素”。
老杨爱上了写生。春季和夏季的时候,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身背画夹到野外去。不知道内里的人还以为是山区里哪儿来了一位画家。老杨背着画夹在山野间漫行,遇到合适的地方就会停下来,把画夹支好。选好景物后,开始写生。有时一画就是半天。只是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老杨的画作。
老杨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有人说他“怪”,放着正经事不做,净做些没头没脑的傻事;有人说他精神不好,“大脑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也有人说他是“自我显示欲望超强”,否则不会做出那么多在常人看来“令人费解”的事情。
可我却认为,一个退休的老人,张扬自己的个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本来就无可厚非,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过自己快乐的生活,寻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只要行为没有妨碍到别人,谁都没有权力说三道四。活得潇洒,活得张扬,活出自我,这不也是健康老人所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吗?
高人老杨散文
老杨,我下乡时公社机关大院的电工。四十多岁,中个、敦实,人痛快、敞亮,小眼睛,大嘴岔,嘻嘻哈哈。
老杨有个口头禅:“多大个事儿呀。”
帮人忙,人家说“谢谢了啊”,老杨咧嘴一笑:“多大个事儿呀!”谁闹心、犯难、发愁,老杨愿意劝解,一通唠,临了来一句:“行了,拉倒吧,啊,多大个事儿呀。”
老杨不沾酒,但他老爹是酒懵子。因此常见老杨打酒。
老杨给他爹打酒,用的是那种盛消毒酒精的磨口瓶子,他从公社医院要来的。四个,每个能装六斤酒,每次四个瓶子装满。
装的是公社综合厂烧的纯高梁酒,六十多度。这酒绝对优质,远比现今装在各式各样精致的盒子里的许多“名酒”好。那几年我在公社文化站,和住在机关大院里的'人没少喝。
大院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公社在冈上,两边都下坡。往东八里便是老杨的家。那会儿农村没柏油路,石子路已属豪华。马车碾压,路面上就有了些沟沟坎坎坑坑洼洼。
那天综合厂烧酒出锅,老杨就又装满了他那四个大瓶子。一翩腿,上了那台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的自行车。四个瓶子分别装在两个筐里,那种长形的筐,东北乡下叫“腰筐”,里面塞了稻草。两个大筐分挂在后货架两侧。
按理,这是老杨常年的做法,应当稳妥,可那天偏就出错。
下坡,车子越溜越快。筐里的瓶子开始跳舞,“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啪!蹦出去一个!
大道两边的熟人高喊:“老杨老杨!瓶子掉了!!!”老杨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冲。
后面筐里,一边儿是俩瓶子,一边儿是一个瓶子,重量改变,于是开始往重的这一边坠,终于,轻的这一边抵不过,歪到了上面,筐一斜,里面的瓶子又蹦了出去!一路酒香!
车子越跑越快,箭一样向坡下冲。路人依然在高喊“老杨!酒!”“老杨!瓶子!”
再看老杨,目不斜视,表情庄严,两手紧握车把,“嗒嗒嗒嗒嗒嗒”,风驰电掣.
事儿还没完。
这回一边儿是俩瓶子,另一边儿空筐,严重失衡!结果不言而喻!
老杨头也没回,借着下坡的冲劲儿,再使劲蹬几圈,一溜烟儿,驮着两个空筐走人了。
第二天一早,大院里有了头条新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笑谈着老杨、瓶子、烧酒,并开始责问。
“老杨,你可真行!那么喊你,没听见?!”
“四大瓶子好酒,你就不心疼?!”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咋地也得下来看看呀!”
“”
老杨笑嘻嘻听着,都说完,他开腔儿了:“那是装着酒的玻璃瓶子,掉地下还好得了?我下来干啥?啊,我下来,蹲地下瞅瞅,是能趴地下喝两口还是能搂起来?要不就蹲一会儿,拍拍大腿,我不还得走嘛!能下来下,下不来怎么下?弄不好再把我摔出个好歹,哪多哪少?皇上不急太监急,多大个事儿呀。”
老杨,高人。
看老杨散文
走进他家所在的门口,村委会人员在他在门口大声喊了他的小名,他问情来的人是谁,然后便没聊动静。我们又在门口等了10多分钟,正要再次喊他的名字时,他家那道有些年代的双合木门,咯吱的一声开了。他站在双合门的一侧,手里拿着手板粗的顶门杆,我们我们径直地走进了他家。
他叫杨红昌(化名),村里的人都叫他老杨。由于他眼睛看不见,小孩子看见他便跑着跳着叫他“老瞎子”。老杨靠领取每月140多远的低保金和临时救助生活,家庭十分困难,是今年村里的贫困户。我们此行的目的,还得从他打的一个电话说起。按照今年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的要求,我们挂了他们村,杨红昌户刚好是我们所联系的一户贫困户。12月10日,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接通后,电话里毫无来由地说“我没米吃了,你要来看看我的么。”我一时语塞,也不知道是谁,以为是别人电话打错了。
夜里,我想想有些不对头,又拿起电话,拨通辽那个陌生的号码。经过进一步询问,才知道老杨是我所挂包的贫困户。前段时间开展“挂包帮”“专走访”工作,镇上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制作成小卡片,发到结对联系户的手里,所以才有那个奇怪的来点。吃过早饭,我们先找到村委会,让村委会的人带领我们去老杨家。顺着不宽的村间小路,我们左弯右弯地步行了个把钟头,村委会的人指着一户农户家的大门对我们说,老杨家到了。我抬脚汊过他家双合门的门坎,一脚踏进他家天井大的院子。老杨家的院子里居然郁郁葱葱地种着一墒一墒的菜。四周土墙围起的院子里,大白菜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碧绿,小葱尖尖上带着微白的霜露,在四周土墙围就的院子里疯长。村委会的人叫他老杨,他眼晴看不见。我看了看老杨,其实他并不老,也就三十五六的年纪。眼睛看上去黑黑的,和正常人无任何异样,但从老杨手里褚着的那根光华的木棍上,可以感知老杨确实是个盲人。老杨把我们让进他家的堂屋里,还没等我们开口,他便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家的困难。老杨说他没米和油下锅了,生活过不下去了,需要我们帮助他解决困难。
我们坐落在老杨家有些凹陷的沙发上,看着他家的`陈设。三间土木建筑的正房、一个很大的院子,堂屋里也没打水泥地板,还是土地。一个有些年代的小彩电放在正中堂屋的桌子上,旁边圆形的方桌上摆放着黑色的电磁炉。从老杨家的的陈设来看,老杨确实是困难户。我们关掉老杨家声音放得很大的小彩电,跟老杨拉起了家长来。我好奇地问老杨,你的眼睛是怎么看不见的呢?老杨也不拘谨避讳,他如同讲故事一样给我们讲了他眼睛看不见的事。老杨说,8年前,由于父亲生病住院,他到医院照顾父亲。他父亲总是吐血和屙血,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来。住了几日医院,他急切地问医生,医生告诉他。他父亲的病没办法治好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感觉如同一个很大的炸雷打在他的头上,他眩晕了一下,眼睛便看不见东西了。过了几天,他父亲去逝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过了半年,他母亲也去逝了,他的眼睛便从此再也没看见过。我们接着问:“你去医院检查了吗?”老杨接着说,去了好多医院,包括省上有名的大医院都去看过,医生说他这是急着了,导致眼睛里的血管堵塞,所以才看不见。我们说:“那你治疗了吗?”老杨接着解释说,医生说眼睛里的血管比头发丝还要细,也没办法做手术。吃了许多药,钱也花了好几万,还是看不见。现在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任命了。老杨滔滔不绝地说着,我们打断老杨的话,问他,“那现在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平时靠什么生活?”老杨接上我们的问话,说家里现在就他一个人,也没讨媳妇,也没人敢嫁给他。家里的田他由于眼睛看不见也盘不了,租给别人盘去了,每年收得到爸九百元的租金。有个姐姐嫁在外地,也很不管他。他的哥哥到是在隔壁,但是各过各过的。说到他的哥哥,老杨有点气愤地说,他妈死时,他哥哥只拿了两百元钱给他,其他什么事都是他一手料理。“那,你平时靠什么生活呢?”老杨说,平时享受着低保,政府每个月会把140多元的低保金打在他的卡上,他请村里的人帮他取。逢年过节什么的,村上有时也给他一些米呀、衣服呀什么的救助,其他便没然后收入了。
我们看着老杨家院子里种的菜,有些佩服地对他说:“老杨,你还厉害呢嘛,眼睛看不见还把菜种得那么好。”老杨感叹地说:“没得办法呀,自留地到是有,可眼睛看不见没办法找了吃。只能在院子里摸着种些白菜、青菜的。有时哥哥得闲时,也帮助他平平颡子、打打药什么的。他平时就在院子里找菜煮吃,医生说多吃绿菜可能对他的眼睛有好处,所以他几乎天天吃青菜白菜。”我们接着说:“老杨,你现在生活都困难了,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那你想不想去养老院呢。养老院里饭有人煮给你吃,衣服脏了有人帮助你洗,有病有痛也会得到及时的治疗。”说到养老院,老杨的头摇得像玻琅鼓一般,连同手一起有力地摆动着说:“那地方我是坚决不去的。”我们有些不解地问老杨,“那么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呢?”老杨有些担忧和惧怕地说:“去到养老院便如同做牢一样,一把大铁锁把大门一关,便一点自由也没有了。”而且,老杨接着说:“他听人说,像他这样年纪青的去到养老院,还得干些挑水、劈柴、种菜挑粪等重体力活,自己眼睛又看不见,么怕叫他快点死呢!”还有,老杨顿了顿,喃喃地说:“如果他进去养老院,他的房产田地就归小组,以后他死的后事由小组料理。他妈临死前跟他说了,房产田地直能给侄儿男女继承,不能便宜了外人。而且,如果他进养老院了,他家祖宗及爸妈的灵位没个地方落脚。以后清明、七月半及过年过节的,祖宗及父亲灵魂回家找不到他,他们会伤心的,这可是他万万都不愿意的。”
我们接着向老杨解释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养老院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煮饭人家用电煮,根本不需要劈柴。用水有自来水接到厨房,跟本不需要去挑水什么的,你只管和其他人玩玩休息休息,养好身体就行。”听了我们的解释,老杨不信任地说:“天上不可能掉掉馅饼,你们说的如同电视里面的药广告一样。什么都管,结果什么也不管。”看着老杨那坚决的抵触样子,我们也不好在作进一步的解释些,只能安慰老杨说,一切都会好的。临走,我们把买来看老杨的大米及食用油放到老杨家,老杨握着我们的手,一再说着要多来看看他,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
红生其人散文
红生很傲,因为他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大队干部一般多多少少认识一些文字,他除了自已的名字,别的字几乎不认识,所以他有骄傲的本钱,贫下中农就应该不认识字。“字”能帮你种田么?“字”能帮你收稻么?“字”能帮你砍柴么?回答当然是不能。他不识字,但算账很快,生活中的一些小账,只要报上数字,他很快会算出结果。这还不够么?
在日常生产队的农活中,特别是拔秧、插秧,这是农村最看重的技术。拔秧是几根几根的凑成一把,根部要崭齐,根部如果高高低低,一是插秧不方便, 同时栽下后成活率低,这样的一把秧 , 我们当地人称之谓“蚂蚁上树”。插下的秧要横直对齐,每棵秧的株数基本差不多。这对后期的田间管理和产量都有影响,红生的拔秧插秧速度不是最快,但质量应该是最好这一块的。
红生人很爽气。在农村,人与人相互帮忙是比较平常的,只要你开了口,只要他不去大队开会,他肯定会答应,而且在做生活时绝不会偷懒。当然碍于他的身份,没有技术的活、纯体力的活是不会请他的。
红生是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是要经常开会的。经常在劳动了一半时间,红生手里拿了一筒纸卷,从大队部开完会返回,蹲在田埂上,闲聊了一下生产队的一些事务,然后也下田劳作了。他没来之前人们干活都是拖拖拉拉,他一到也没有人敢磨洋工了,他做事是喜欢干脆利落的,没有人敢跟他对抗。
红生也曾经当过大队长,但毕竟不识字,只当了一年多一点就让位了,在那个时代,大队干部是要经常作报告的,这对红生来说太困难了,不识字,也不善于言谈。当一个主要干部显然是不合适的。
红生不识字,不善言语,但红生为人爽直,他不会绕来绕去,有什么就讲什么,不藏着掖着。生产队的人都很信任他,当然,也只是仅仅信任而已,在生产队他的为人大家都信任, 但对他的办事能力就要打上个问号了。他有个绰号“硬头颈”,意思就是凡事他都要硬上,不考虑自已的.能力,在生产队的日常生产中,不管什么活他都冲在前面,手上的活如此,体力活也是如此,劳动时从来不会偷懒。
红生的身材瘦小,体力肯定比不过身材高大的人,但是他有点三个不相信,硬上,不管做什么总认为自已比别人强,比别人做得好,其后果是做坏了身体,比出了一身病。
平常有点矛盾没有关系,只要你到他家里,他总会尽其所有的接待你。他为人不会客气,你到他家里,他也不会有什么很热情的表现,在他家吃饭,负责招待的是他的妻子,酒不喝醉,她是不会让你下桌的。红生抽烟,他的妻子也抽烟,他的妻子会喝酒,红生不会喝酒,这酒是用粳米自酿的,口感很好,但后力强,当时喝不会有什么感觉,时间一长,这酒的后力上来是相当利害的,往往在自已不知不觉中喝醉,而红生的妻子不会醉,她的酒量非常大,所以,一般人不敢去他家喝酒。在他家喝酒每次总有人败下酒桌。为此有人动了脑筋,要去他家吃饭,一般都会有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就会联合起来,如此一来,败下阵的人就是红生的妻子了。
他在生产队的工分比一般人多, 这是因为当干部的关系。在别人没有活不出工的时候,或者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当干部总能拿到工分,因为他们可以开会。年终分配他的收入中等,不过在实际中,他家的条件比较差,这或许是不会理财的关系吧,在农村有一句话很流传“吃光用光,身体健康”。这句话很适用红生的家。
红生的家,在大集体的时代,过得虽不及人意,但还能勉强。开改开放后(我已离开了老家),日子过得更为艰辛,从小的争强好胜,他留下了一身的病,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日下,记得有一年去老家上坟,他在山上帮人看山,在山上搭了一间小屋,这小屋也仅只能遮挡风雨而已。本来人就瘦小,现在更是又老又瘦了,只有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又过了几年,听说已逝世了。那时,他应该只有五十多一点。
红生这个人,是个绝对的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生产队、在整个大队,凡是认识他的人,在这一点上的观点绝对是一致的。红生在他生命的后期,生活是凄惨的,他没有晚年,他去世的年令离“晚年”这二个字还早了一点。他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给于他的一种特殊的荣誉、或者没有给超出他的能力的地位,这样他能清楚的认识自已,做一个本本份份的人,只能力所能及的人,他可以多活十几年,甚至还要多。这是红生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哑巴其人散文
略长凌乱而常常懒得洗的头发,一副憔悴而又挺阔饱满的面容,强壮而有劲的身体,搭上一身旧而耐脏的衣裤,腰后的镰刀,别在系得奇怪的皮带内,一只手牵着肥壮的牛,另一只手提着一捆勒紧的草,或者是身上压着一大捆刚从地里收割回来的豆杆、玉米杆。这,就是哑巴其人。
哑巴天生就不会说话,幸好他的父母还有点良心,并没有抛弃他,倘若是那样,估计他活不长久。唯一不足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让他接受教育,但在那个年代,正常的孩子都不一定有上学的机会,更何况是一个哑巴呢?视觉、听觉和语言上存在障碍的孩子,要想像正常人一样读书上课,除非是有国家的补助,有善人的捐款,否则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的身边,偶尔还能看见或者听见“某地路边发现一个弃婴”之类的新闻,我绝对相信,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也有因种种缘由而抛弃子女的父母,这我也是相信的。哑巴能够安然地活着,这与他的父母含辛茹苦的拉扯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周围的人们偶尔会三五个聚在一起拉闲话,张家长李家短,村里的人都会被挨个点名,连阿猫阿狗们都不漏掉。聊到哑巴的时候,一个人会说:“哑巴都三十几的人了,那个老者和老奶还不给他寻个婆娘,再过几年想找都找不到了。”另一个人说:“那老奶奸得很(聪明的意思),哑巴又勤快又肯下力,赚一分钱都交给他们保管,老者老奶哪里肯放手呢?怕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婆娘咯!”找个儿媳妇这种想法,哑巴的父母绝对是有过的,但是这种家庭要想找一个媳妇并不容易,更何况他们的儿子还是一个哑巴。
城里有两个哑巴是夫妻,他们的结合可能是因为语言上都存在障碍,也有可能是双方家里都不穷,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在他们生活中充当了翻译官的角色。哑巴的生活,跟没法跟他们相比了,城里的哑巴生活还算充实,他们的哑是后天性的,能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但是吐字不清。他们接受过初等教育,识得一些字,也能像正常人一样打麻将,玩扑克。
哑巴的父母没钱帮他成家立业,一切只能靠他自己。村里的人们去工地时,常叫上哑巴,替他寻摸一些他能做的事。他们去外地打工,也会带上哑巴。在外地漂泊,“他乡遇故知”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是一起出发的。如果不是一个村的,如果这群人没什么良心。哑巴恐怕早就被卖了。
他活到了现在,还没有谈过恋爱,至于女人,更是无从得知他是否碰过,到了他这个岁数的人,即便是不曾有过男女之间的事,但大概也能明白一些。我听别人说,他的床边,藏得有黄色的光盘。
我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以来,他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过多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尴尬境况,心里的委屈无法开口向父母和朋友倾诉,只能烂在心里。他或许会向人比划,但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手语训练,只有在他身边呆的最久的至亲们才能看懂一二,他或许想极力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从喉管里声带里发出宣泄的音。可是,他能表达出的声音不多,“额……哎(第一声变到第二声,然后拖得很长)……木(第一声,从微闭两唇发出来,上下唇抖动着)”,他说的这些,一般都在表达他特别愤怒、高兴,或者是在赞赏某个跟他交流的人。
他的表达,常常是伴有动作比划的。否决的表达,一只手在胸前来回有力地挥舞,脸上同时呈现出瞧不上的表情,或者是竖起右手的小指头;肯定的表达,毫不吝啬地竖起他的大拇指。至于别的意思,就必须用上整个身体了。反正,与他交流,他尽可能地让我们明白,我们也尽可能让他明白。但要想完全懂他的意思是不可能的,要想让他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跟他交流,也存在一些忌讳。长大之后,很少见过他了,我记不清都有哪些了,大概是在他面前摸鼻子和摸眉毛,表示你在骂他或是骂他的父母。小时候听但大人们说还觉得挺好玩,常常看见到快要到了路口时,朝他做这些动作,然后就一溜烟跑了,因为大人还说,如果被他逮住,他会狠狠地打你,听说:哑巴打人不知轻重,也不知道你疼不疼。虽然我不敢在他面前做这些动作,但是在他的背后做过。现在想起来,觉得甚为后悔,年少的时候,实在是不应该参与到“嘲笑”哑巴的阵营中去。
我在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方式跟我打招呼,“问”我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大概能猜到他的意思;“你上大学,厉害!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的回答也尽可能地让他“听”得明白。他的听力,我不确认是否有障碍,大声地叫他,他也没有太明显的反应。
在我们村里,有什么红白事情时,主人家都会请哑巴帮忙,但是我发现,哑巴每次帮人,干的都是一些脏活与累活。在路上走着,常常看见他的肩上扛着叠好的桌椅,或者跟人们一起抬棺木,抬大火炉。不知道是是主人家故意分配的,还是哑巴主动去选择的,大概是人们都觉得,哑巴身上的力气,要超出正常人许多。
他的生活,总是在简单地重复着,尤其在他成年之后。每天一早,牵着牛,别着镰就走了,中午回来时,牛喂饱了,草也割了。下午,跟着父母下地做些庄稼活。他的生活,偶尔也会有些插曲,他的故事,比常人的更耐嚼,更有味道。或许,他的心性跟同龄人还是有些差异;或许,上帝为每个人关闭一扇门的同时,都会为他另开一扇窗。
三姑父其人散文
我的三姑父,是当地农村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还未及退休年纪,就出现了记忆力衰退,识别能力下降的症状,他原来冷铁一样的性格也在逐渐消失,钢针一样的头发开始泛起银色,他真的病了,老了。小时候大家都说三姑父家教严厉,据说表哥吃面条,绝不能呲溜吸到嘴里,只能用筷子将面整齐放到嘴里,那呲溜声在三姑父看来是“餐桌不宜”的。而我其实始终未见他发火的样子,既然大家说的多了,我就只躲在远处看他,他时常是收起表情,立在安静的地方,就像在课堂上睥睨学生一样,我几次见他努力挤出的一点笑容,深感他对于觥筹交错、迎来送往少了一分热情与自在。
他年轻时却极喜欢打牌,后来在中学里做了副校长,大家就更愿意拉上他这位领导,他常常因为回家太晚而与三姑闹矛盾被锁在屋外,却终究改不掉这个习惯。他打牌我是见过几次的',打的认真――就像别人坐着办公一样,一丝不苟,时常思忖几分,时常评价一下牌局。待患病时候,他已经远离了牌桌的乐趣,也不再严肃着看着周围的一切,脾气像换了一个人,谁也不曾想到他其实是在逐渐遗忘着自己的一切。有一段时间大家拿他打牌的事情打趣,他笑着坚决不承认,他说:我不会打牌。
三姑父严厉却还有亲近的一面,尤其对于学生时代的我。及我考取初中,去县城读书,三姑父特来嘱咐一句话,“生活上邋遢些没事,好好学习就行。”在县中学里我盼望着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又有了三姑父的“支持”,就理直气壮地学会了邋遢随意,后来我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心里对三姑父自然多了一点亲热与感激。
没错,大家都说三姑父严肃甚呆板,在农村,那些扯着嗓门嬉闹的人主掌着舆论场,三姑父被不断评价着。不过三姑父有一项手艺――养花,一直为人称道。
三姑家的院子密密麻麻种上了各种花木,不像普通农家的白菜萝卜茄子那样生活化,他家只有花,这些花养起来费神费力,也让院子拥挤而杂乱,可是不管哪个季节,总有神奇的果实,总能看到绽放的花蕾。百花争艳的秩序从来不会乱,三姑父家就像有了五色斑斓般的百花日历。
国庆节回家,三姑父因为肺部感染住院,我奶奶说起三姑父的母亲从小对三姑父就有偏见,困难时期,三姑父一家三口缺粮去老太太那里借些来吃,老太太怕儿子不还粮,一直催讨,三姑父只能下了班再去做体力活,赚些粮食还给母亲。还有,三姑生了表哥,老太太不愿照顾孩子,逼三姑辞去工作,最后不得不由奶奶帮忙照顾表哥。
我从单位回家去医院看望三姑父,与三姑到重症监护室里,只见他毫无精神,眼睛像坠了铁坨子睁不开。他双手紧抠着被子,我知道他害怕这里,他却说不出,他越来越怕这个世界,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他回忆起无数个落寞的夜晚,或许是他母亲从精神上对他的抛弃,让他颤抖着生活了这一生吧。现在只有三姑摸着他的头都时候,他才能获得一丝精神上的抚慰,他才能笑着勉强张开嘴吃饭,看看外面的阳光。
三姑父生病之后,越发局促不安,他努力微笑着回应别人的各种问候,他开始读不懂别人的语言,是啊,那嘤嘤杂乱的语言像炸开了的锅,他笑着,笑着与别人“交流”,笑着接纳别人递来的烟。可是那微笑当中病痛的种子一点点吞噬了他的身体与精神――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带走了他的一切。
他生病之后,他的花园逐渐荒废了,他也慢慢忘记了去欣赏他的杰作,忘记因花开而生的巨大的满足。我想三姑父终究在寻找一片安静的花园,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他的安静的花园又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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