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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论文
内容提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 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1] [2] [3] [4] [5]
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我见
我国进行司法改革已经多年了。已确定的改革成果有公开审判制度、当事人举证制度、当事人抗辩式审判方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从司法改革的趋势看，到了完善证据制度、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分清诉讼责任的阶段。但是，这些司法改革成果都仅限于一、二审程序；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仍按部就班地进行申诉、再审、改判。你一、二审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只要当事人不举证，……本文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价值。但我作为一个基层法院从事审判监督的法官，提出这些想法，是否太狂妄了。不得以，就把她当作我的狂想吧。
一、 对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司法改革也就是破除现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从立法指导思想，到程序设置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 不可能就某一点进行修正；而必须对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全面批判，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一）、对现行再审程序设置问题的批判。
《民诉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审判程序不完整、不严密，也至于再审程序无程序可循。这是我们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严重问题的不争事实。我们说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但他为什么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关键一点在于它审理的对象不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审理对象决定了他不能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可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是，由于《民诉法》一百八十四条对再审的审理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即生效判决、裁定是由一审法院作出的，按一审程序审理；是二审法院作出的，按二审程序审理。这使得我们一些同志产生这样的认识。《民诉法》规定按一、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那么再审案件就可以按一、二审程序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再审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因此。在再审案件中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再审形式和多种再审结果。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再审，越不知该怎么审；越再审，越不知该审什么。而再审判决也出现了越判，当事人越不服的尴尬局面。就其原因，是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太过原则，根本无法反映再审的特殊性；把本来非常严肃的生效判决、裁定改来改去；甚至诉讼主体、诉讼请求都变更来将就当事人。难怪当事人愿意申诉，乐于申诉；这当然会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现象。
那么该如何设置再审审判程序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审判程序分为程序审判程序和实体审判程序。要设置一个审判程序，也首先要明确是设置程序审判程序，还是设置实体审判程序。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是按实体审判程序设置的。按实体审判设置再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远远大于一、二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的制定是按人们可预见到的社会现状而预先加以规范的行为规则。从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所能预见到的社会现状有，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当事人、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下还有很多子问题。在子问题下还有很多孙问题。要设置这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审判程序，是否困难太大了，以至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可明了再审程序的制定是多么的困难。（1）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问题的子问题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和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均不符合，再审中是否可追加被告和追加第三人等等。（2）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问题，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判决没有满足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否定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超出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与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完全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等等问题。（3）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的子问题有，举证责任问题、举证时效问题、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法官采证标准和原则问题等等。（4）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子问题，有法律本身出现的法律冲突问题、法律适用效力问题、当事人在原审中可知适用法律量与原审判决后得知适用法律错误的差异问题。（5）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这存在有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时效问题和法官在执行程序法时所犯错误的可原谅性和不可原谅性问题。（6）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当事人的子问题有，法官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尺度问题等等。（7）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这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原告提出申诉；原审被告提出申诉；原审第三人提出申诉；原审当事人均提出自己申诉理由，以及原审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自己决定再审的条件和程序；上级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条件和程序；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和程序等等。（8）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的子问题有，原审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原审当事人对部份原审判决不服；原审当事人对原审调解不服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等等。至于孙问题，我们仅以检察院抗诉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前已向法院申诉，并经法院审查或者再审驳回申诉或者已改判；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时已超过申诉期限；检察院抗诉理由与当事人申诉理由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检察员参加民事诉讼的诉讼地位问题；检察院抗诉理由由谁举证支持；人民法院决定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而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或者申诉方不到庭，或者被申诉方不到庭该如何审理；当事人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以检察院抗诉理由进行陈述举证，而是以自己的申诉主张进行陈述举证该怎么审理；再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再审调解后，该如何处理原审生效判决……等等程序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呢。我想，要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按照现行的再审程序所确定的实体审判的指导思想来制定再审程序。那么，上述子子孙孙的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来研究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及用程序审处理再审程序设置问题。那么再审程序的设置就简单多了。假如我们在新制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明确规定，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或者听证（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申诉听证问题将于后讨论）的案件，实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判。如果经再审或者听证，发现符合新制定的再审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
审级人民法院进行重审。这有几个好处，一是不直接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实体审判，避免破坏两审终审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抵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二是“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后，其审理的对象不再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是当事人的讼争。这样可在审判程序上与一、二审程序含接，不会再因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产生审判程序上的混乱。三是设置再审程序时只需制定再审的条件、程序审查的必要程序、程序审查后的处理程序即可。制定这些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判程序简单得多。四是可在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中，撤销基层法院的审监庭，减少审判环节。
（二）、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的批判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条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本院有权决定再审；二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提审；三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一程序设置，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本院决定再审在理论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这就是生效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当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对人民法院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本院可以决定再审，那么判决、裁定就可以朝令夕改，生效判决、裁定对本法院就没有约束力。这无疑是在生效判决、裁定的普遍约束力权威下打了一个地洞，原审法院可以自由的进出。
其次是本院决定再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本院决定再审，会产生一审判决后不经二审程序，而是直接经过再审程序改判，从而破坏二审终审制度，扰乱司法诉讼秩序。我在司法实践中就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审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判决存在的问题。上级法院立即通报了该案件。于是一审法院就动员当事人撤回上诉为其进行再审。该案虽然经过再审处理，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但它在当事人的心目中对法律、对判决的敬畏之情就大打折扣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惧法律，不惧判决书，不惧再审；相反乐于再审，甚至不打上诉打再审。因为进入再审程序的渠道很多也很容易。这势必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恶果。二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当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就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正当的手段或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社会各方面向法院施加压力，达到再审的目的。由于原审法院的院长以及审判员都生活在当地，这种影响力是很强大的，也是很容易。这种原审法院决定再审的程序设置，无疑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有这样一个再审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采用隐瞒事实真象的手段，向人大反映。人大即向法院质询，促使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该案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再审判决后又经过一次再审，但另一当事人仍不服，现在仍在申诉中。这严重地影响了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出现不经当事人申诉，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造成当事人不出庭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执行原审判决，使再审无实际意义的尴尬局面。我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信用社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而不告贷款人。信用社和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在例行检查案件时，发现诉讼主体资格有错误，决定再审。当我们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书和开庭传票时，均表示不出庭，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经我们多方做工作，当事人出了庭，但仍表示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我们再次告知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原审原告表示撤诉，但双方当事人当即又庭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继续执行原审调解协议。这显得再审是多余的浪费诉讼资源。
第三、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理论上违反程序正义原则。按“程序正义”的要求，人民法院受案和审理案件要具有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括展开来就是，该案审理结果不应涉及受案法院或者受案法院的审判人员。因此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的公正性。现在各级人民法院都在进行法院间的考评、审判员之间的考核和错案追究。再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原审法院领导和原审审判员的升迁、调任，提职、提级等等。因此再审判决往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使再审判决失去公正性。特别是原审案件经过审委会讨论过，再审案件交审委会决定，这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判决是公正的。
第四、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按照现行的再审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必需设立审监庭。而再审案件呈倒金字塔形，及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最少，逐级再审案件增加。一般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多则几十件，少则几件。而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至少要三个审判员组成一个合议庭，并且要求是高素质审判员，也应该是高素质审判员。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一年只办几件或者几十件案件，而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审判员一般要办几十件、几百件案件。这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不是被浪费掉了吗。全国有上万个基层人民法院，就有几万个高素质审判员被浪费。这种诉讼人才的巨大浪费，仅仅是诉讼程序设置时的疏漏造成的。使法律人才本来就匮乏基层法院，还得拿出大量的人才来办再审案件，确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程序审的思路，撤销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由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 ，发现符合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审。这样原审法院进行重审的审理对象就不是生效判决，而是当事人的诉争。这在理论上不会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三）、公正地评判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文章对检察院民事抗诉进行批判。认为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是公权干涉私权。因此全面否定检察院民事抗诉。从理论上讲，公权是不得干涉私权的。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规定检察员要参加民事再审审判活动，这也确实是公权干涉了私权。那么，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有自由处分权。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甚至不参加诉讼。这时用公权来干涉私权就显示出它是那么的毫无意义。我在从事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我们发出拘传令，但传来了被申诉人，而申诉人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这让法庭很难办，让检察院很尴尬。最后我们只好参照原告不到庭的处理程序裁定终结诉讼。
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
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介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就可避免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我们知道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是公权；而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也是公权啊；用公权监督公权，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在实践中可以避免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那么，在程序设置上该如何制定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讼争进行干涉呢。我认为，只需在程序设置时确立程序审的再审程序，即可满足这一要求。
我们设想一下，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经检察院审查符合再审的条件时，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对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由检察院向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的法庭陈述抗诉的理由和证据。经程序再审或者听证法庭审查后，认为抗诉理由和证据符合再审的条件，即撤销原审判决或裁定，发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在这一程序中，仅针对原审的民事审判权是否正确的行使，而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的谁是谁非，避免了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
上述分析论证仅回答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问题，而没有回答该不该的问题。我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审判制度，必须具备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这种审判制度就是不科学的。因此能不能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可行性问题；该不该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必要性问题。只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具备，它的存在才是合理。
检察院该不该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认为该。根据权力制约理论，任何权力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力有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1。因此，任何一种权力只要失去监督，就可能出现恶性膨胀，滋生腐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同样应该进行监督。从我国现行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看，人大、政协监督属于质询监督性质，媒体和社会各界监督属于舆论监督性质；只有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才是程序性质的监督。质询监督、舆论监督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它必须通过法院自身的决定，才能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则不同。当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这不需法院同意与否，都必须再审。因此 这种制约民事审判权的程序监督是必不可少。否则，民事审判权除了人民法院自已监督自已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实质性的监督了。
（四）、对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贯彻“有错必纠”指导思想的批判
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按“有错必纠”指导思想设置的。按《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真实”。因为，《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管当事人是否申诉，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都可以进行再审。我们知道，人民法院判决的事实都是过去了的历史事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再现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历史事件所残留下来的各个历史碎片，尽可能的拼凑起来反映历史事件。这些历史碎片就是法律上的证据；而拼凑起来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判决事实。因此判决事实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观事实。如果我们主观地要求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把“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那么在理论上，我们的生效判决、裁定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申诉无限、再审无限也就是必然的了。原因是你不可能保证判决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事实。
我认为，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是不当的。我们应该把产生判决错误原因、责任明确起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与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区分开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作为进行再审的依据；而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不作为再审的依据。这样我们既把一、二审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自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贯彻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又可避免当事人申诉无限、人民法院再审无限的后果。
（五）、对现行再审条件的反思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引起再审的五种事由中，我认为第一种事由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加以严格地限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并没有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具体规定了那些属于“新的证据”的范畴。由于再审条件是决定生效判决、裁定是否丧失法律效力大事，理应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 加以严格地限制。
再审中的“新的证据”，一般理解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他包括三种情况：（1）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知道存在该证据，但没有收集；或者当事人无法收集而向法院提供线索，但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收集到该证据；（3）当事人持有该证据，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向法院举证。如果出现这些“新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再审。这无疑会鼓励当事人在一、二审中不举证，而在再审中搞证据轰炸。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使当事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烂用诉权而不承担诉讼过错责任。当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进行判决后，当事人一但提出新的证据，人民法院就得再审，并且由人民法院承担错判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但当事人、社会各界会认为是人民法院错判）。
再审程序中是否应该把“新的证据”作为再审的条件之一呢？我认为，再审程序只有一种“新的证据”可以作为再审的条件。这就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而前面所述的三种“新的证据”都不应作为再审的条件。理由是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一、二审程序中所争议的事实是待定事实，而生效判决事实是已经确定了的“法律真实”，是终结纠纷的标志。因此除“新的证据”能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定案证据是伪证之外，其它“新的证据”，都应按“证据失权制度”处理，及在法院指定或确定的期间或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作为裁判的依据，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不足”，是否应作为再审条件问题。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于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分析一下证据不足的情形：（1）原告起诉没有证据或者反驳没有证据，而判决确认该事实；（2）起诉是孤证或反驳是孤证，但对方没有反驳，判决按诉讼默认处理；（3）双方当事人都举了证，但证据效力有高低之分，而判决采信低效力证据，否定高效力证据；（4）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效力相当，法官内心善意偏坦，采信一方当事人的证据等等 。这些证据不足的原因，都因新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立，而可以归入采证程序违法范畴来处理。因此可以删除该条件。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五
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作为再审条件应作修改。我们知道，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裁定；而生效的判决、裁定却是原审法官代表原审法院作出的。要研究符合再审的条件，除了要研究再审的硬件，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新证据等之外，还应研究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按照人类社会学的观点，人的内心同时存在着良知和恶念。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良知所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即使有偏坦，也是善意偏坦。当然，这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为恶意偏坦。如果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恶念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恶意偏坦。在一定限度内的善意偏坦，可以理解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范畴。恶意偏坦则包含了恶念驱使和无知驱使。“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审条件，仅是恶念驱使下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而“显失公平”的恶意偏坦却没有包含在其中。因此，我认为应该以“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作为再审的条件。
二、 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构建问题
（一）、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首先应解决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我们要破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那么应以什么来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呢？
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终结纠纷的期限。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因此我们应以“程序正义”的理论，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再程序应当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二、劝导性：（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3）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结论和论据做出反响。三、科学性：（1）纠纷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理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二）、关于再审标准问题
《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这一再审标准应修改。因为“确有错误”的概念，不能确定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还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如果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叫人民法院怎么纠正？我们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有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应当行使这样民事权利、那样民事权利。这些事应由律师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公民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摆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应该对《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的规定修改为，“发现因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裁定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可避免因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而社会各方面却责怪人民法院错判和当事人的缠讼的怪现象。
（三）、关于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的审查模式问题
构建新的民事审判监督审查模式，首先是要确立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所实行的是程序审查，其次才是建立什么审查模式问题。如果以程序审查为目的来设置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模式，那么，我认为应采用听证的方式进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新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排除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话，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审查生效判决、裁定的正确性的主体，就只有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抗诉两种。如果采用审判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就得按审判的规则进行。这无疑会重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体审的覆辙。如果我们采用听证方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当事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或抗诉，只针对原审法院是否正确行使民事审判权，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因此采用听证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是可行的。
制定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权、审级、审次；当事人申诉的立案条件；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和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的听证程序的设置；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等问题。但制定一部听证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再审程序简单得多。
听证程序首先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问题。我认为管辖权应该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管辖。对审次问题，我认为应明确规定，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申诉；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驳回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和检察院可以上诉或抗诉一次。对审级问题应加以限制，应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立案受理申诉案件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立案受理，可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立案受理。这样可以阻断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通道，又可以疏通申诉的渠道，引导当事人按程序依法办事，避免当事人四处申诉和申诉无门现象发生。
对听证程序的设置问题。我认为，民事审判监督听证应采用单方听证形式进行，即由申诉人或检察员直接陈述原审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时存在过错的事实和证据。对听证后的处分权问题，我认为驳回申诉或抗诉的，可由听证合议庭决定。对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因属于剥夺原审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大事，应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问题。我认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或者驳回申诉、抗诉的，都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发回原审法院按原审程序进行重审。驳回申诉、抗诉而上诉、抗诉的，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查。这可以减少申诉人的讼累，也可减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四）、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条件问题。我认为符合以下条件的应该撤销原审判决、裁定：1、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认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判决、裁定的；4、原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
撤销调解书的条件应是，1、有新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或者原审判人员采用胁迫签订的；2、调解协议内容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
改革的春风吹拂了人民法院陈闷气息，时代的浪潮撞击着法官心灵。让我们仔细地审视过去的民事诉讼程序，冷静地设计我们未来的殿堂。
纳溪法院 田涛 兰平
注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参考书目： 卓越泽渊主编的《法理学》、《法学导论》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的《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常怡主编、吴明童、田平安副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
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一、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绝对的客观真实与程序利益的矛盾
根据诉讼法的有关理论，程序法的价值可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亦称目的性价值，体现在程序的公正、自由和效益上。民事诉讼法的外在价值是指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在民事再审程序中，它主要体现为客观实体的公正，保障任何一项民事裁判都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两个标准。
纵观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始终存在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立法者往往鉴于再审程序是保障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审程序中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审判实践中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但是，实体绝对公正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实体绝对公正的前提是事实的绝对真实，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事实的绝对真实只能发生在事实产生的过程中，事后任何试图再现的努力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笔者认为，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相当一批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并不符合绝对的客观真实。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最终牺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而笔者认为，为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偿失的。
(二)司法部门职能的扩张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
根据私法自治的原理，只要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可以在私权的范围内任意地行使其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向哪些主体主张权利，主张什麽权利等，法院不得随意干预。但由于我国民事程序超职权模式的影响，法院及相关机关恰恰在这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法院、检察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引发再审程序。立法上做这样的规定，目的在于给法院纠正裁判中一切可能存在错误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裁判或裁判所涉的部分内容确有错误存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对此未提出异议，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人对这些裁判的结果是接受的，或者虽觉不满意，但从各种因素考虑，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再审请权的行使。而此时法院、检察院若强行予以干预，岂不是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有违“私法自治”的民法原则?
(三)宽泛的再审条件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欠缺实质保护的矛盾
在追求绝对真实的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忽视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同时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院的领导地位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都受到一种压制，造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也造成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激增，给法院工作带来较大压力的不利局面。
二、 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的建议
(一)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院裁决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从实际需要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中的一些过强的职权性规定也无太大的存在必要。以监督途径为例，目前我国由于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其反映而引起的。靠法院、检察院自身主动检察、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而且在目前审判人员数量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实际操作亦有较大难度。因此笔者认为，既然民事诉讼所规定的引发再审程序的三种方法实际上绝大多数源于当事人申请，那么在当事人尚有再审申请权期间，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监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确实有待商榷。故笔者建议为了避免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改革时可考虑以下几点：
1、在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的期限内，任何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均无权自行引发再审程序，除非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再审请求。这是对当事人在私法范围内处分权的应有尊重。
2、在已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限后，法院、检察院可以通过自身监督和抗诉监督途径对案件提起再审。但前提是必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因为此时当事人已无法通过自身手段主动、直接地提起再审程序。
3、作为例外规定，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具有危害公序良俗性质的案件上，法院、检察院可以在没有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自行提起再审程序。
(二)现行民事再审立案标准应予以细化。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受理;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审申请的难堪局面。再审事由的具体明确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也便于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受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因此，改革再审制度的当务之急就是将诉讼中规定的再审立案标准予以细化，使之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再审立案标准既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体现现代司法理念，同时也要考虑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实现司法公正与维护既判力，树立司法权威之间的合理平衡，防止再审立案标准规定过宽而造成再审启动的随意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申请再审的理由是：(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院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枉法裁判行为的。笔者认为，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细化没有必要对第一条的内容逐一作出解释说明，如何在不违反现行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下，作出尽可能合理、明确的解释，并且起到规范再审制度的作用，笔者考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规范再审立案标准：
1、从实体方面，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考虑，包括：①作为原判决依据的主要书证或物证系伪造、变造的;②证人、鉴定人所作出的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变造的;③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国家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④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举证的;⑤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⑥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
2、从适用法律方面考虑即适用法律错误，影响公正裁判的，主要包括：①适用了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②适用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规章错误的;③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
3、程序不合法，影响实体处理结果，主要包括：①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②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④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⑤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⑥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未公开审理的;⑦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诉讼的;⑧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
4、审判人员经查证属实有枉法裁判行为的。
上述再审立案标准，使当事人和法官易于把握并能够及时作出判断，避免了那种“当事人一纸申诉状，法官埋在案卷堆里”的现状。
(三)民事再审案件的立案程序问题。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22条规定，对当事人提起的再审申诉，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登记后立卷审查。这一规定说明，再审案件是否需要立案再审的审查工作应由立案庭负负责。立案庭立卷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再审案件予以立案并移送审判监督庭再审。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供当事人和法官遵循，使再审立案工作极不规范。笔者对此初步设想如下：
1、当事人必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专门受理再审申请的部门亲自递交再审申请;
2、再审申请必须具有法定事由，并且应当提供支持其诉讼的有关法律或事实依据。
3、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后，应当传唤申请再审人和被申请人到庭听证，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否符合法定进行审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应当按自动撤回再审申请处理，以后也不能再另行提起申请。
4、对于符合法定事由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对于不符合法定事由的，裁定不予受理。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在现时情况下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但最高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当事人不能再行提起再审之诉。
(四)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这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在时间上的一般限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超过期限不行使权利的，视为权利人放弃再审诉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当事人明知裁判公正、合法，却不断申请再审，甚至利用再审故意拖延时间，延缓执行等问题。各法院也普遍认为，给予当事人再审申请的期限过长，正好使有些无理缠诉的当事人钻了空子，给法院的再审立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故笔者认为，应该缩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至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1年内。
注释：
章武生：《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载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1期。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
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基础》，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
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再审监督程序之重》，载于《法学研究》第1期。
宋建立：《对现行再审制度的思考》。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程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完全等同于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是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它能够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和进行；再审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后续程序，它可以改变原有生效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完整的再审程序，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试通过简要介绍美德两国的再审制度，比较分析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和在实践中出现的弊端，以期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再审制度有所裨益。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和二审程序终结之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设立审判监督制度的目的是“纠错”，即为解决生效裁判存在的错误，以确保案件实体公正而设立的最后一道审判工序。但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受前苏联影响颇深，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程序的启动权是一种由法定组织（法院、检察院）和公职人员（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行使的国家权力，而非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即它是一种公权力，而非私权利（诉权）。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目标就是建立再审之诉模式，“将当事人提请再审的方式确立为再审之诉”。 再审之诉模式放弃或弱化职权主义的再审司法理念，主张取消或者说大大限制法院依职权主动提起的再审，限制检察院启动的再审，而将现行三大主体的再审发动转变为主要由当事人再审申请之诉发动。如何建立再审之诉模式呢？本文力图从比较学、法理学和司法实践等角度对民事再审程序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改革和完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有所裨益。
一、 有关国家民事再审制度的制度和理念
为了保障司法在正确性基础上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各国在主体结构中都设置了“消防通道”和“紧急出口”，以便对无法避免的司法错误进行事后补救，然而这些非常救济渠道在设置技术上遵循了共同原理，即以条件严苛、界限明确的法律适用规范，将非常救济控制在“极端例外”的范围之内，使之真正成为备而不用的消防设施，而不至于影响主体结构。当正确性目标与终局性目标发生冲突而妨碍审级制度的基本功能时，宁可牺牲个案的正确性，也要确保全局的终局性。基于这一原因，现代西方国家的“再审程序”无论撤消的是哪一个级别的判决，对于审级制度和整个审级结构都不产生任何影响。
（一）美国的民事再审制度
在美国各级诉讼中都有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和相应规则，这里主要介绍“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败诉方在正式上诉前用于对抗法院判决的最后途径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条规定的`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法院可以自行或自主地命令重新审判。规则第59条规定，可以基于两项理由获得重新审判。一是在作出裁决的程序中存在错误，这种错误可以是错误的采纳了一个不可采的证据，或不适当的陪审团指示。二是尽管程序是正确的，但是裁决却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
在命令进行重新审判时，审判法官将决定由另一个陪审团来提供司法服务。当存在新发现的证据，并且陪审团的裁决看起来是过分的，且显示是在受到激情或情绪的影响下而非基于证据作出时，法院会重新审判。如果裁决存在某些错误或不公平，例如，裁决“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那么审判法官也可以命令重新审判。不过，审判法官不能简单地因法官本人不同意陪审团的意见，而换掉陪审团的裁决。在陪审团审判中，败诉方常常会提出这种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重新审判动力，但是很少会被获准。关于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的上诉审查标准取决于一审法官是否是依据“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的标准对动议作出决定，如果决定是基于“与证据优势分量相反”而作出的，那么除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否则不允许推翻关于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的决定。其根据在于，该决议是基于一审法官对证据的衡量，和只有一审法官才有机会听到的活生生的证言进行评估后作出的，因此很少有上诉法院会再次猜测一审法官的决议，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法律错误而要求重新进行审判的动议，则上诉法院就会就该问题进
[1] [2] [3]
对罪犯提出的申诉的处理方式
申诉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在监狱或者其他场所服刑的罪犯同样享有申诉权，他们如果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重新对案件进行审查处理。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是执行国家刑罚的机关，对于罪犯提出的申诉，应当及时将申诉材料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进行处理，不能以任何形式和借口阻拦或者扣压罪犯的申诉，更不能因为罪犯提出了申诉而认为罪犯表现不好，给予处罚。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提出的申诉或者其他信息，如果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包括无罪判有罪、定性不当、量刑过重过轻的，也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在收到执行机关认为判决有错误要求重新处理的意见或者罪犯的申诉后，应当认真进行审查。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执行机关反映的意见正确，罪犯的申诉有理的，应当对案件重新进行审判;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确有错误的，应当决定提起抗诉，但是在新判决、裁定没有作出之前，原判不能停止执行。经审查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原判正确，申诉无理的，可以驳回申诉，并将审查结果书面通知监狱等执行机关和申诉人。
法院对哪些申诉案件应重新审判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申诉虽然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有错误，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处理的一种请求，但是申诉并不是必然引起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进行审判。人民法院只有对各种申诉材料进行认真审查以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新审判。什么情况属于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呢?
具体包括以下情形:1 .有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有错误 也就是说，申诉人提供了人民法院在审判时没有掌握的事实材料，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对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重大情节在认定上发生了错误。一个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客观发生过，犯罪行为是否系被告人所为，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能力，犯罪前后的表现等;一个案件的重大情节包括被告人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情节。一个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或重大情节在认定上发生错误，就可能影响对整个案件的判断，这就需要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等情况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或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间存在矛盾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在引用法律出现错误。引用法律错误即判决、裁定所引用的法律包括条款、有关司法解释时出现错引;定性定罪错误，就是判决、裁定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判刑错误就是判处的刑罚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轻、重限度，如轻罪重判、不应该适用附加刑的适用了附加刑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未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应当从轻的作了从重处罚等情况。4 .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等行为 人民法院的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执法人员，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当清正廉明，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如果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存在利用职权贪污赃款、收受当事人的贿赂，或者出于私情故意曲解法律，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判决、裁定不仅违反了审判原则，而且也可能是不公正的，理应予以纠正。但是，申诉人如果仅凭怀疑、分析或推理就认为法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这是不能作为提出重新审判的理由。
三、司法机关发现人民法院定案有错误时如何处理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严肃性，并使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到纠正，法律不仅规定对申诉人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可以提出申诉，而且对司法机关发现生效的判决、裁定，甚至已经执行完毕的判决、裁定有错误如何纠正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1.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就是说本法院的院长对于本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如果认为案件认定的犯罪行为、犯罪情节、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引用刑法条文等确有错误可以将该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对该案重新审判，院长个人无权决定案件的再审。
2.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有权监督各级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对各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也有权指令其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正确，但是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或者案情疑难、复杂、重大的，或者有其他不宜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情况，也可以自己直接进行提审。
3.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是它的职责，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向同一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但是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无权直接提起抗诉，只能向它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抗诉报告书》，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四、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参加原来审判的人员应当回避，这样可以避免先入为主，排除原办案人员由于个人考虑而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也消除当事人存在的可能对原审判人员不信任的心理状态，有利于公正判决。合议庭审理再审案件时，应当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全面审理，本着有错必纠，不错不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属于冤假错案，要纠正，要平反，属于漏罪、漏案要依法追究，属于原判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判。
上诉的条件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如果原来是第一审的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出的裁决、裁定，被告人可以上诉，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的案件，二审法院院长经审判委员会提起的再审案件，上级法院提审的案件等，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不能上诉。
审理后人民法院的处理方法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用裁定驳回申诉或抗诉，维持原判。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犯罪事实没有错误，但是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3.应当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件，原判决、裁定没有分别定罪判刑的，应当撤销原判，重新定罪判刑，并决定执行的刑罚。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5.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再审仍然无法查清，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论文
[内容提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判的失误进行监督的程序。[1]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作为民事诉讼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更有其现实意义。笔者想通过本文略抒己见，期作引玉之砖。
一、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绝对的客观真实与程序利益的矛盾
根据诉讼法的有关理论，程序法的价值可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亦称目的性价值，体现在程序的公正、自由和效益上。民事诉讼法的外在价值是指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在民事再审程序中，它主要体现为客观实体的公正，保障任何一项民事裁判都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两个标准。
纵观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始终存在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立法者往往鉴于再审程序是保障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审程序中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审判实践中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但是，实体绝对公正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实体绝对公正的前提是事实的绝对真实，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事实的绝对真实只能发生在事实产生的过程中，事后任何试图再现的努力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2]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3]笔者认为，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相当一批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并不符合绝对的客观真实。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最终牺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而笔者认为，为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偿失的。
（二）司法部门职能的扩张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
根据私法自治的原理，只要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可以在私权的范围内任意地行使其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向哪些主体主张权利，主张什麽权利等，法院不得随意干预。但由于我国民事程序超职权模式的影响，法院及相关机关恰恰在这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法院、检察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引发再审程序。立法上做这样的规定，目的在于给法院纠正裁判中一切可能存在错误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裁判或裁判所涉的部分内容确有错误存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对此未提出异议，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人对这些裁判的结果是接受的，或者虽觉不满意，但从各种因素考虑，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再审请权的行使。而此时法院、检察院若强行予以干预，岂不是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有违“私法自治”的民法原则？
（三）宽泛的再审条件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欠缺实质保护的矛盾
在追求绝对真实的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忽视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同时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院的领导地位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都受到一种压制，造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也造成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激增，给法院工作带来较大压力的不利局面。
二、 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的建议
（一）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院裁决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从实际需要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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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认真总结多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公正，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处理，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有错必纠”强调过分了也会有副作用。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错案，错案的范围如何确定，错到什么程度就得必纠，这需要有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其次，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特征之一是具有稳定性、终局性，不可任意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安全感，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社会的发展也才有序。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内容之一即是当事人如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从中不难看出，现行民事诉讼法从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出发，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一审可以，二审可以，终审后发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的还可以申请再审。这对于再审申请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其权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但是，这种规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有违两审终审制原则。两审终审制的含义，应当包括案件的所有证据尤其是主要证据只经过两级法院审理质证；其次，为当事人制造假证创造机会。现实中，有些当事人在终审判决后，针对一、二审已经质证的证据，挖空心思地寻找能够推翻原证据的“新证据”。有的给原证人好处费让其推翻原证据，有的则采取威胁的手段令原证人提供“新证据”，而多数证人为了摆脱困扰而违心地推翻了原证据。对于法院来讲，对上述情况却很难查清，导致在再审审理时，陷入进退两难，极其被动的境地。可以说正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这一规定，才给予了当事人制造假证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在一、二审审理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如果在一、二审审理中有条件提交但没有提交，而在事隔一、两年后又向法庭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其证据效力令人置疑。一旦法院依据这样的“新证据”对原终审判决进行改判，极有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决；再次，不符合诉讼效率和成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效率和成本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没有必要的诉讼效率和成本，诉讼公正也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无从谈起。试想，如果当事人为了1万元的标的，打了几年的官司，其付出已接近甚至超过1万元的话，公正的判决结果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举证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做法，显然会大大影响整个诉讼的进程，降低诉讼效率和成本。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规定了举证时效制度，有的国家甚至还规定二审中当事人不得再举证，更何况二审终审之后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必要的限制：
第一，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权的不得申请再审。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设立二审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保护，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监督审。一审判决后，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自然应当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如果当事人未上诉，说明其服判或行使了处分权，放弃要求上级法院改判的权利。所以一审判决生效后，若当事人又以原判决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则不符合处分原则的要求，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也是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损害，故此种情况不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
第二，终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能申请再审。如前所述，举证应有时效制度，否则既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也不利于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终审后发现新证据不应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
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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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事审判会议纪要全文
一、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的管辖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对此如何理解?
会议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范围，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造成实践中该类案件管辖混乱，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严重影响。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规范诉讼管辖秩序，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该类案件按照不动产专属管辖确定受诉法院，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律由建设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建设工程承包、转包、分包、挂靠等与建设工程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以及尚未履行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均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即由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建设工程装修装饰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范畴，亦应当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纠纷在性质上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能否协议管辖的问题，理论上因其属于合同纠纷，是可以协议管辖的，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受法律的限制。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民诉法解释已将其规定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那么当事人协议管辖的只能是工程所在地法院，选择其他法院的均无效。所以，实践中当事人的选择已无实际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属管辖实质上排除了协议管辖。也就是说，当事人协议选择了工程所在地以外的法院管辖的，应当认定该协议管辖无效。
二、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移送管辖的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实践中导致一部分已经立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需要移送。对于哪些案件需要移送，哪些案件不应移送?
会议认为，关于在办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
首先，根据管辖恒定的原则，按照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管辖权确定后，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不能改变管辖。但这里应当理解为地域管辖，而不包括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换言之，在管辖权确定后，如果当事人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影响到级别管辖或属于专属管辖的则可以改变管辖。根据前一问题所述，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辖确定后，只有影响级别管辖的才可能改变管辖。
其次，如何理解管辖权已经确定。确定管辖权有三种情况：一是经法院审查后确有管辖权，当事人未提异议;二是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已被生效裁定驳回;三是应诉管辖，或默示协议管辖、拟定合意管辖、推定管辖，即没有管辖协议，但法院推定当事人之间形成管辖合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即为管辖权已经确定。
综上，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管辖不再变动，法院不得再将案件移送。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情形下，仅是限制地域管辖的变动，而不影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变动，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
第三，关于已经受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处理。由于这类纠纷本属于合同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范围，只是新的民诉法解释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即赋予其不动产纠纷的性质，且民诉法解释从2月4日颁布之日起实施，专属管辖属于法院必须主动审查的内容。因此，这一民诉法解释新的规定不能具有溯及效力，否则会引起该类案件诉讼秩序的混乱，尤其是正在审理、进行审计鉴定的案件。
因此，凡是202月4日前管辖权已经确定的案件不得再根据新的民诉法解释进行移送，应当继续审理。只有在立案审查期间以及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即正在审查立案以及立案后尚未开庭审理和正在审理的一、二审管辖异议案件才能适用民诉法解释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管辖权确定后，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虽然不影响案件的地域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法院审理。
对于外省移送过来的案件，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上述情形。受移送的法院认为移送不当的，应当逐级与移送地法院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省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三、关于合同履行地的理解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对该条在实践中如何理解?
会议认为，合同履行地首先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地为准，即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地点的，应当以此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对于双方当事人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民诉法解释援引了《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对于 “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 以及 “接收货币一方” 如何理解 。准确的理解应当是指能够反映合同本质特征的履行义务和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情形，而非当事人诉请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否则将会出现绝大多数合同中追索货款、主张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诉讼均由原告方所在地管辖的情形。
因此，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 “ 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 ” 的 ，主要是针对借款合同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在民诉法解释实施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1月17日《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规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民诉法解释对此做出了重大修改，明确借款合同纠纷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
四、关于级别管辖问题
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对此如何理解?
会议认为，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的，受诉法院的地域管辖不受影响，但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有影响，即如果当事人的请求违反了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关于管辖权下移的问题，按照民诉法解释实施前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将其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的，应当先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同意后，由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裁定，下移案件管辖权。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根据民诉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报请上级法院批准。上级法院批准后，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将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该裁定不得上诉和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必须符合民诉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五、关于协议管辖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实践对对此如何理解?
会议认为，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只要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就应当根据其约定确定管辖法院。在实践中，对协议管辖的理解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协议管辖选择是否必须是确定的和唯一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新民诉法解释改变了原司法解释关于选择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的规定。因此，管辖协议中当事人选择两个以上法院管辖的，只要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该协议管辖约定有效。
二是关于合同无效时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因此，管辖协议尽管是合同的一部分，但具有独立性。况且，合同无效、变更、解除、终止要经过实体的审理才能确定。因此，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管辖条款的效力。但是，在管辖权案件审理中，对于管辖条款本身的效力应当进行审查，当事人在管辖异议期间提出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法院要进行实质审查。当事人提出签名、盖章等真伪问题申请鉴定的，应当进行鉴定。当事人在管辖权确定后，再提出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不予审查。对于当事人对协议条款真伪无异议，但提出协议条款的签订人无权签订管辖协议的，因该异议涉及表见代理判断问题，属于实体审理的范围，不应在管辖裁定中作出审查判断。
三是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规定问题。协议管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的，应当从该管辖地点中确定有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协议管辖约定在基层法院管辖，按照级别管辖超出该基层法院级别管辖范围的，应当由符合级别管辖的该基层法院的上级法院管辖。协议管辖约定在上级法院，按照级别管辖属于下级法院管辖的，应当结合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相应的下级法院，多个下级法院均有管辖权的，在确定管辖法院时，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意见，由当事人进行选择。当事人拒绝选择的，由上级法院根据“两便”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对审判监督程序几个问题的思考
判监督程序，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当事人基于法定的事实和理由认为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应当再审的法定事实和理由，而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行审理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是纠正生效裁判错误的法律程序，它不是案件审理的必经程序，也不是案件的必经审级，它是审判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补救制度，是最终的司法救济。但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影响法院公正司法。笔者根据从事审判监督工作的体会，就如何完善审判监督制度谈点看法。一、确立当事人诉权为主导的理念，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应称其为再审程序更确切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传统的做法是只能由法院提起再审，当事人只能申诉，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由法院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审判监督”。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再审的途径有三种：1、法院提起；2、检察院抗诉；3、当事人申请再审。它是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一项重大补充。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权及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权、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均可启动再审程序。后两种途径在目前的中国走起来更为便捷，因此当事人通过不断上访人大、上级法院及向检察机关申诉来启动再审程序，这些存有许多负面效应。
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民事处分权的侵犯；它破坏了法院中立的立场，有损法院公正形象；它导致诉审合一，背离了诉审分离的原则。
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也存有许多弊端：1、我国的检察机关虽是法律的监督机关，但其本身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只有四种情形，但实践中往往随意性大，使一些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如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等，被提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对不符合抗诉范围条件的应该怎样处理。当事人由于过了两年的申请再审诉权而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确实提供了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象这类案件进入再审后，维持或改判均缺乏可操作性。2、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将抗诉跟其工作成绩挂钩，从检察机关公布的民事案件抗诉统计数字看，每年都是成多少倍地增长，似乎其抗诉的民事案件越多就越体现其对审判监督的力度，成绩就越大。笔者认为这样势必导致检察机关抗诉走向歧路。3、由于前两年检察机关“法院裁判不公找检察院”的反复宣传及抗诉不交费等因素，许多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等一审裁判一下来就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诉启动再审程序，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抗诉案件从一审裁判结果出来，经过申诉，同级检察院审核，同级检察院向上级检察院报请，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起抗诉，上级法院然后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五个阶段只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使得上诉程序越来越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以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诉权为主导的理念，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的主渠道。1、对检查监督权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范围，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要区分公权和私权。属于公权范围的，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裁判错误的，国家机关应当主动干预，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 十五条规定的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四种情形第四种“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检察机关应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属于私权范围的，对于不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国家机关应持不主动干预原则，不必去启动再审程序。否则，打破了当事人双方一种平等对抗的格局。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前三种情形应取消。因这三种情形跟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二）、（三）、（四）种情形完全一致。避免了上诉程序形同虚设的不正常现象，符合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同时节约了司法资源。2、对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应有时间限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起，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随时都可以提起再审，或者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法定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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