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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侵权案件被告的确定
唐青林
案件要旨
在商业秘密的维权过程中，权利人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所掌握的有关证据，并结合自身的维权主张，综合确定商业秘密的侵权被告。具体来说，商业秘密案件的被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将跳槽职工与其所在单位列为共同被告；仅将跳槽职工列为被告；不涉及跳槽职工时，将侵权（人）单位列为被告。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市HX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X公司）于201*年3月成立，经营范围为代理记账、企业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及咨询服务。
201*年9月，罗XZ应聘进入HX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1*年5月25日，HX公司（甲方）与罗XZ（乙方）签订有《企业员工保密合同》，约定，鉴于乙方在甲方任职，并已获得甲方支付的相应报酬，双方当事人就乙方在任职期间及离职以后保守甲方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该合同的第十四条约定，乙方如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应当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无论违约金给付与否，甲方均有权不经预告立即解除与乙方的聘用关系。
审理过程中，HX公司向法庭提交了HX公司（甲方）与罗XZ（乙方）于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以证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罗XZ负有保密和禁业限制的义务。该合同书的主要内容为，合同期限自201月1日起至9月4日止；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会计岗位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是会计工作，为客户进行代理记帐；乙方月工资为1000元，支付项目为底薪950元，保密费50元。该合同并对双方的其他权利及义务进行了约定。
罗XZ在HX公司工作至201月。HX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罗XZ年1月至年1月的《工资签收表》均未载明有保密费。
2009年2月，罗XZ因个人原因向HX公司提出辞职。2009年2月28日，HX公司向罗XZ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2009年9月，罗XZ任法定代表人的重庆智奥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奥公司）成立。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原告HX公司主张停止侵权的前提是HX公司拥有商业秘密。HX公司应当对其拥有商业秘密这一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HX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拥有商业秘密。《企业员工保密合同》只是约定了罗XZ应当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至于本案所涉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载体，HX公司均未明确，也没有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因此，HX公司停止侵权的这一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201*年5月25日，HX公司与罗XZ签订了《企业员工保密合同》，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罗XZ承诺，其在甲方HX公司任职期间，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在与甲方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担任任何职务并约定违约金为100000元。庭审中，HX公司认为罗XZ违反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对于罗XZ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法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本案被告罗XZ受聘至HX公司工作后，双方签订有《企业员工保密合同》和《劳动合同书》，虽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HX公司每月给付罗XZ保密费50元，但上述费用按照合同约定应属对罗XZ劳动合同履行期内严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的补偿，而不是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一定期限内对罗XZ的竞业限制的补偿。且HX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举示的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罗XZ的《工资签收表》并不足以证明HX公司已按《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向罗XZ支付了每月50元的保密费。虽然本案原、被告双方所签《企业员工保密合同》中载明了罗XZ在离职后二年内仍负有竞业限制的义务，但合同并未约定HX公司在罗XZ竞业限制期限内应按月给付竞业禁止补偿金，在终止劳动合同时也未对罗XZ给付劳动合同终止后竞业禁止的补偿金，因此前述约定对罗XZ没有法律约束力。HX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亦未举证证明其在罗XZ离职后按月向罗XZ支付了竞业禁止补偿金。据此，原告HX公司要求被告罗XZ停止侵权，并支付违约金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重庆市HX财务顾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专家点评
员工跳槽后侵犯企业商业秘密是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重要类型，也是本书涉及案件的主要类型。纵观全部的诉讼案件，可以看出，虽然被告和新入职企业是侵犯商业秘密的重要侵权主体，但是原告在起诉确定被告时，通常会选择不同的对象。如在本案中，虽然被告罗XZ也是以自主创业，成立公司的行为被控告的侵权，但与大多数案件不同，本案原告仅以罗XZ为单独被告进行了维权起诉。那么，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权利人该如何确定侵权被告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相关规定，“明确的被告”是原告提取民事维权诉讼的条件之一。商业秘密的被告应该是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因此，商业秘密案件的被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将跳槽职工与其所在单位列为共同被告
如上文所言，员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跳槽的目的，将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带到新单位，并加以披露和使用，从而构成商业秘密的侵权。因此，权利人在能够确定跳槽员工与其所在新单位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可以将跳槽员工与所在单位列为共同被告，从而更好的获得赔偿且能够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当然，这种起诉方式也有一定的缺点：即容易让跳槽职工与其所在单位团结起来，从而增强被告方的对抗力，给胜诉带来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权利人在起诉前进行多方调查和搜集证据，才能在诉讼中取胜。
（2）仅将跳槽职工列为被告
如果权利人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跳槽企业的侵权行为，权利人不妨仅将跳槽职工列为被告进行违约或者侵权之诉，这种起诉方式一来可以减轻举证责任压力，同时也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诉讼，增强胜诉的把握，如本案中，由于原告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商业秘密的存在，故仅从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角度对罗XZ进行诉讼，是可取的；而且将跳槽员工单独起诉，也能较好的将其孤立，利于在适当的时候与其和解或调解。但另一方面，仅将跳槽职工列为被告，其赔偿能力有限，且不足以让其所在单位停止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
（3）不涉及跳槽职工时，将侵权（人）单位列为被告
并非所有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都是由跳槽员工引发，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他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者，以及虽然合法获得但违反保密约定或信义义务擅自披露，从而造成的对商业秘密的侵犯。此时，侵权人或单位就应当成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被告。
对企业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根据上文中我们不难得出，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侵权主体往往不止一个，正确确定商业秘密的被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进程甚至最终的`胜诉与否以及判决的最终执行。因此，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自身所掌握的有关证据，并结合自身的维权主张，综合确定商业秘密的侵权被告。
相关商业秘密专项法律问题
1、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涉密点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商业秘密系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权利人应明确整体或组成部分是商业秘密抑或整体与组成部分均是商业秘密”。可见，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权利人都必须先行明确其商业秘密的范围――即明确秘密点，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经营信息，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时，都必须明确指出秘密信息的“秘密点”，而不能笼统的说某项技术或者某份资料是商业秘密。
本案中，HX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拥有商业秘密，在其与罗XZ签订的《企业员工保密合同》中，也只是约定了罗XZ应当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至于本案所涉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载体，HX公司均未明确，也没有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对于HX公司提出的停止侵犯商业秘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2、未支付补偿金的竞业禁止约定的法律效力。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做出竞业禁止的相关约定，但是必须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否则，竞业禁止约定对劳动者不产生法律效力”。()《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也可规定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保守商业秘密协议，支付违约金和就业补助金等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竞业禁止条款无效。
本案中，虽然本案原、被告双方所签《企业员工保密合同》中载明了罗XZ在离职后二年内仍负有竞业限制的义务，但合同并未约定HX公司在罗XZ竞业限制期限内应按月给付竞业禁止补偿金，在终止劳动合同时也未对罗XZ给付劳动合同终止后竞业禁止的补偿金，因此法院认为，竞业禁止约定对罗XZ没有约束力。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特点
唐青林
案件要旨
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影响，现阶段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呈现出以下四项特点：（1）权利主体以企业跳槽员工为主，并呈显着复杂化、多样化方向发展；（2）商业秘密的侵权客体具有广泛性、专业性；（3）侵权行为的隐蔽性；（4）侵权手段的复杂化和高科技化。
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KKZ公司成立于6月，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被告吴燕在原告处任业务员，12月28日原告与被告吴燕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助理。在原告为被告吴燕印制的名片上标明被告吴燕的职务为原告的总经理助理。5月13日被告吴燕向原告提出辞职。被告吴燕与原告交接离职后，原告在其电子邮箱中发现被告吴燕在提出辞职前后的几天内（205月9日至17日），与原告的客户百森实业有限公司、Linkia International Pte.Ltd、TERS、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在联系业务，遂于年6月19日、9月13日向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对被告吴燕与上述客户联系的电子邮件进行了下载和保存。
另查明，原告在其业务员参加广交会等各种会展后会将客户的名片装订成册，名片旁还记载有客户的相关信息，同时将客户的信息整理后输入数据库中。原告通过公司的服务器为业务员设置了电子邮箱，以便于业务员与客户进行业务联系，该邮箱设置时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设定了密码，除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业务员本人外，他人未经许可不能看到业务员邮箱中的邮件内容。
被告吴燕于204月在一次广交会上与加拿大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结识，此后被告吴燕作为原告的业务员与该公司的Heintej通过电子邮件有多次业务上的联系，并见面洽谈。但原告从未与该公司发生过交易关系。
被告、上诉人HS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15日，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股东为被告吴燕及其父亲吴义福，吴义福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吴燕任监事。2007年4月11日被告HS家公司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发生了一笔业务，被告HS家公司向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提供了2，200箱（每箱100件）晚会气球。该笔业务与被告吴燕于12月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洽谈的气球业务有关。
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但由于不断的交流使原告获得了相关的经营信息，如客户对产品的价格承受能力、产品数量、质量要求等，而这些供需信息并不是行业内普遍知悉的信息，也不易从公开渠道获得。且原告获得的经营信息具有实用性，这些信息记载了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需求，是原告获得交易机会的重要资源，能够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原告为这些经营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故法院认定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构成原告的商业秘密信息。被告吴燕作为原告的业务员，也是原告的总经理助理，掌握了作为原告商业秘密的客户资料等经营信息，其应当知道原告对其客户的经营信息进行了管理和维护，并有保密要求，但被告吴燕尚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就成立了一家与原告经营范围相同的公司，并向被告HS家公司披露了原告的客户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需求信息，利用其掌握的经营信息为自己的公司谋利，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
原审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上海HS家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吴燕共同赔偿原告上海KKZ进出口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000元及合理开支12，684.60元。
判决后，被告HS家公司、吴燕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法院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有关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经营信息属于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从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三个方面说明了判断理由，论据充分，说理全面，法院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否认被上诉人所要求保护的经营信息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然而，商业秘密所要求采取的保密措施以及所要求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非要求措施绝对严密或信息不为任何他人所知，而应根据商业秘密的类别和特点，综合案件中的各种因素，作相对的判断。本案中，已有事实表明被上诉人对其经营信息有作为商业秘密进行管理的意愿，而且上诉人吴燕在被上诉人处任职的期间，应负有对被上诉人的忠实义务，其中包括对工作中接触到的经营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同时，本案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非仅指“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客户身份，而是包含了该客户的价格承受能力，质量、数量的需求信息等等在内的经营信息。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吴燕没有签订书面的保密协议，或者他人亦可知道“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客户身份等事实的存在，也不妨碍被上诉人的经营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商业秘密所要求的实用性，是指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上诉人否认本案被上诉人的经营信息具有实用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道理至为明显，法院应不予采纳。
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其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存有异议。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在查明上诉人吴燕接触并熟悉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且上诉人HS家公司与被上诉人所长期联系的客户在较短时间内即发生了交易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系客户自行要求与其交易的事实，推定两上诉人实施了披露、使用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无不当，法院应予维持。法院还注意到，在庭审中上诉人吴燕述称：上诉人HS家公司的业务代表李楣林在月份就在广交会上散发产品名册，并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客户代表交换了名片，后来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通过名片上的上诉人HS家公司的网站和联系方式，和李楣林联系了与本案诉讼有关的气球买卖业务。然而，上诉人既不能通知李楣林到庭作证，又没有提交任何李楣林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进行业务联系的证据，相反，在上诉人认为应当予以采信的，其所提交的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对气球买卖交易过程所作说明的电子邮件中，却反映出是“SUNNY”（即吴燕）“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联系。因此，法院认为上诉人关于其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进行业务联系的事实陈述及相关证据均无法采信，其相关上诉理由均不应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非无理由，法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本案中，上诉人吴燕在被上诉人KKZ公司任职期间，通过与KKZ公司的潜在客户――加拿大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洽谈接触的机会，最终将SIU&SONS公司发展成为其新成立的HS家公司的客户，对此，KKZ公司可谓是全然不知。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信息占取市场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最主要方式。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也成为知识产权诉讼的主要类型。那么。在新形势下，这类诉讼都呈现出那些特点呢？
（1）权利主体以企业跳槽员工为主，并呈显着复杂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商业秘密侵权主体为一般主体，一切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使用商业秘密的，给权利人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以以侵犯商业秘密追究其赔偿责任。根据近年来的司法审判的经验总结，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人群：企业员工；在与企业的经济交往中知悉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其他通过非法手段窃取企业商业秘密的企业或个人。
（2）商业秘密的侵权客体具有广泛性、专业性。根据《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但是，根据商业秘密的内涵，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可知，商业秘密的外延绝不仅仅上述所列举的相关信息，一切具备法定构成要件的信息都是商业秘密。这就需要权利人在主张权利保护时进行明确指出其“秘密点”，并予以举证说明，否则，则有可能面临败诉的后果。
（3）侵权行为的隐蔽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进行了列举。总的来说，基于商业秘密本身的秘密性，使得侵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即使侵权行为完成，侵权人也是在隐蔽条件下，或将商业秘密改装上阵，进行使用。至于商业秘密本身，往往仍然处于各自的保护中，并未公开，导致侵权行为难以发现。
（4）侵权手段的复杂化和高科技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商业秘密呈现出电子化、无纸化方向发展，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也更是变得更加多样化。如高科技的窃取技术、黑客等等，都是的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日趋隐蔽化，难以被权利人及时发现。
对企业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也越来越朝着科技化、电子化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权利人在对企业的商业秘密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之外，更加注重企业员工商业秘密素质的培养，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采取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对企业的商业秘密进行多重保护，以尽可能减少商业秘密的泄露危险。
相关商业秘密专项法律问题
1、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本案中，由于原告的损失及被告的获利均无法计算，故法院根据两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交易的数量、原告以往的同类产品交易价格、原告为获取客户经营信息付出的努力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额。
2、保密措施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五）签订保密协议；（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本案中，原告将业务员取得的客户名片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并将客户的信息输入数据库，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保管，体现了原告对客户信息的重视。()同时被告吴燕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该邮箱由原告提供给被告吴燕在业务联系中使用，原告法定代表人设置了密码，除被告吴燕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外，其他人未经原告许可不能看到邮件的内容，上述措施使他人无法轻易获得原告的客户经营信息，故法院对原告对涉案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护措施的主张予以支持。
3、从未发生过交易的客户，可否成为企业的商业秘密客户信息？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九条：“权利人经过相当的努力，形成了在一定期间内相对固定的且具有独特交易习惯等内容的客户名单，可以获得商业秘密保护。前款所称的努力，通常是指权利人所作的人、财、物和时间等的投入”。可见，衡量客户能否构成商业秘密，应当以权利人为获取该客户名单是否具有特殊性以及权利力是否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人、才、物等努力为标准。因此并非所有的一次性、偶然性的交易客户或者尚未发生交易的潜在客户都排除在商业秘密之外。对于经权利人付出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获取的不被公众所知悉的特定化客户信息，也应当综合考虑将其认定为商业秘密。
本案中，虽然原告与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但由于不断的交流使原告获得了其相关的经营信息，如客户对产品的价格承受能力、产品数量、质量要求等，这些供需信息并不是行业内普遍知悉的信息，也不易从公开渠道获得；且原告获得的经营信息具有实用性，这些信息记载了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的需求，是原告获得交易机会的重要资源，能够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原告为这些经营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故法院认定SIU&SONS国际贸易公司构成原告的商业秘密信息。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唐青林
案件要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上通过赋予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被害人以同时提出刑事和民事诉讼的权利，以获得司法保护的特殊诉讼形式。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有因人身权利遭受侵犯以及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基本案情
3月，广东省深圳市兴锦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投资人为刘强）、汤衡军与被告人汤华远共同出资成立重庆CS协力化工有限公司，专业研发和生产橡胶助剂，199月公司更名为原告重庆CS新协力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新协力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汤衡军。新协力公司自成立以来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研制成功了不溶性硫磺“非水一步法”生产工艺，以及针对该工艺的干燥器、射硫器等关键设备。该生产工艺研发成功后具有实用性并为新协力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新协力公司通过制定保密制度、保密规则、发放保密费等方式，要求员工对公司的技术、设备等信息终身保守秘密，并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该公司关联的职业。
2月5日，被告人胡XT代表重庆东荣化工有限公司与新协力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同年4月，因胡XT提出转让改为租赁，遭到新协力公司拒绝。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没有进行公证，合同没有生效。
208、9月间，胡XT邀请被告人汤华远到广州进行商谈，并确定另行建厂合作生产不溶性硫磺，由汤华远负责技术，许诺在年产1500吨以内的税后利润里给予汤华远8％的技术红利。同年12月，汤华远从新协力公司离职。
年底，被告人汤华远、黄万应被告人胡XT的邀请参与了筹建被告广西贵港东荣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荣公司），被告人胡XT、汤华远以给予优厚待遇为诱惑联系了原新协力公司的技术人员魏良、周强到东荣公司工作。201月东荣公司在广西设立，经营范围为橡（塑）胶助剂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公司董事有被告人胡XT以及连荣强、叶维明（该三人原为重庆东荣公司的董事），魏良任厂长，周强从事技术工作。汤华远作为技术顾问负责为东荣公司提供技术。黄万任东荣公司副厂长，负责产品研发等技术工作，并为该公司绘制了干燥罐和射硫器的设备结构草图，定做了相关设备。同年12月，东荣公司开始批量生产不溶性硫磺。经鉴定，新协力公司不溶性硫磺“非水一步法”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与东荣公司采用的不溶性硫磺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的主要特征相同。该鉴定同时分析认为，东荣公司生产不溶性硫磺的干燥器，射硫器和生产工艺等方面有一定的改进。
另查明，新协力公司在工商年检后未继续进行年检，因技术人员流失，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银行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经刘强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年8月23日公告该制备方法为发明专利。
新协力公司于2006年11月29日在华龙网公开律师函，申明东荣公司侵犯新协力公司商业秘密，并要求购买者停止购买东荣公司不溶性硫磺，要求停止侵权行为未果，2007年1月，遂向公安机关报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1、被告人胡XT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2、被告人汤华远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万元；3、被告人黄万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胡XT、汤华远、黄万对前述判决不服并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2月15日作出渝高法刑终字第32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一、二原告的不溶性硫磺“非水一步法”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在2007年12月31日前是否属于商业秘密。
关于该问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在（2009）渝高法刑终字第323号刑事裁定书中进行了详尽阐述，被告汤华远、黄万、东荣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观点的证据并未超出前述刑事案件的证据范围，故法院直接认定二原告的不溶性硫磺“非水一步法”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在2007年12月31日前属于商业秘密。故法院对于二原告要求的四被告赔偿其2007年12月31日前的经济损失，且其已放弃要求四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二、东荣公司生产、销售不溶性硫磺的获利金额。
关于该问题，法院（2009）渝一中法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书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刑终字第323号刑事裁定书已经作出认定，即东荣公司生产、销售不溶性硫磺的获利金额为10358512.58元。被告汤华远、黄万、东荣公司坚持认为前述金额有误，但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直接认定前述事实。
三、责任承担。
被告汤华远、黄万违反原告新协力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擅自披露、使用其在原告新协力公司工作期间掌握的不溶性硫磺“非水一步法”生产技术和工艺等商业秘密，被告胡XT、东荣公司以利诱手段非法获取、使用前述商业秘密，给二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故四被告共同侵犯了二原告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四被告应当赔偿的金额问题。法院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侵权赔偿额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的经济损失，权利人的经济损失难以确定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二原告要求以其损失与被告获利之和确定赔偿额无法律依据；2、尽管二原告声称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为1580.2万元，但诚如法院在证据分析部分所述，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二原告的前述损失与四被告的涉案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二原告的前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就本案而言，四被告的侵权故意明显，被告东荣公司完全以侵权为业，故可以以其销售利润计算其获利金额。被告汤华远、黄万、东荣公司关于不能以销售利润（毛利）计算获利金额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4、二原告主张结晶硫系生产不溶性硫的副产品而被告汤华远、黄万、东荣公司予以否认，对此，二原告负有举证义务。鉴于二原告未能证明结晶硫是生产不溶性硫的副产品，故法院对二原告要求将东荣公司销售结晶硫的利润纳入其侵权获利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5、关于二原告的律师费，尽管二原告未举示其支付律师费的相关凭证，但根据其已聘请律师出庭的事实，至少可以确定二原告需为本案支付律师费。至于律师费的合理金额，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主张15万元。基于前述理由，法院依法确定四被告应当赔偿的金额为10508512.58元。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胡XT、汤华远、黄万、广西贵港东荣化工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重庆CS新协力化工有限公司、重庆海因斯化工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508512.58元（包括二原告为本案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专家点评
本案中，原告新协力公司和海因斯公司通过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并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判决后，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旅程，最终获得民事赔偿。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特殊的诉讼形式进行了规定，赋予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当事人以同时提出刑事和民事诉讼的权利以获得司法保护。那么，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是否也可以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一并提出赔偿主张呢？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制度中的两大救济制度，但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而创造的典型公权救济制度，而后者则是为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而设计的一种私权救济制度。两种制度并存于社会生活且相互独立。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程序。一般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
要得出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首先应当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谈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简称“最高院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可见，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有因人身权利遭受侵犯以及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请求法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定的同时，到达获得民事赔偿的目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原告必须是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即法律中所说的被害人；（2）有明确的被告；（3）有请求赔偿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理由；（4）原告因人身权利遭受侵犯或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损害而遭受物质损害，是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造成的；（5）属于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因此，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并不属于上述最高院规定第一条中“人身权利或财物受损害”的情形，因而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一次性寻求司法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
根据《最高院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可见，因犯罪分子非法窃取、使用被害人的商业秘密使权利人遭受损失的，如果被害人需要解决的纠纷包含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要素，被害人完全可以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
相关商业秘密专项法律问题
1、被控侵权人是否能以在商业秘密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为由，抗辩商业秘密的侵权？
侵犯商业秘密，是无权使用商业秘密的第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均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被控侵权人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主要应当以其是否行使了损害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以及是否造成权利人客观上的损失为标准。对于没有实施侵害他人商业秘密的被控侵权人，可以从以下三个构成要件方面对商业秘密的构成提出抗辩：1、该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是公开的信息；2、该信息对于权利人来说不具有价值性，不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3、权利人未对该信息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至于被控侵权人认为，其在商业秘密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改进的主张，则不应成为其抗辩商业秘密侵权的理由。
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东荣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涉案商业秘密，不管其是直接实施还是略加改进后再实施，其行为的侵权本质并未改变。侵权人东荣公司非法获取并实施商业秘密是侵权行为，对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进行改进同样是侵权行为，如果法院因被告有改进行为而对其侵权行为的性质进行否认或减少其赔偿金额，将使被告东荣公司因侵权而获得利益，无异于鼓励四被告的侵权行为。故法院对四被告提出的其对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进行改进后再实施的事实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2、赔偿金额的计算？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侵权赔偿额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的经济损失，权利人的经济损失难以确定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因此，本案中，被告东荣公司完全以侵权为业，可以以其销售利润计算其获利金额；至于律师费的合理金额，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主张15万元。最终法院判决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重庆CS新协力化工有限公司、重庆海因斯化工有限公司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10508512.58元。
法条链接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2、《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九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合理费用的承担
唐青林
案件要旨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为调查案件、收集证据等发生的调查、制止商业秘密行为所支付的费用，权利人可以要求被控侵权人进行赔偿。但从数额上来说，这笔费用应当控制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方可予以保护。因此，权利人应当注意保留花费的发票、转账记录等票据的保留。
基本案情
原告HFT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FT公司）于10月至7月份为其客户研制了代号为M780的笔记本电脑，共投资人力成本计326000元。通过研制，形成了电路图等相关技术资料。
206月23日，原告HFT公司与被告张某签订了知识产权暨保密协议书，约定被告张某在任职期间或离职后均不得为自己或他人的之利益直接或间接使用富士康机密资料及知识产权。不得携带移动存储设备进行管制区域，不得窃取、携带及夹带富士康任何资料出入厂区。同日，原告HFT公司与被告张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同样约定被告张某有保守原告HFT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签订合同后，被告张某在原告HFT公司处担任产品检测员，其工作任务是将成品样机连到电脑上，用检测软件测试成品样机是否合格。
原告HFT公司为保守其商业秘密，除与员工签订上述保密协议外，还采取了涉密电脑没有USB接口等保密措施。
被告张某在工作期间，私自通过其组长的电脑，将M780笔记本电脑的技术资料上传至公司内部的FTP服务器，再将其检测的成品样机连接到FTP服务器上，从FTP服务器上将其上传的M780笔记本电脑的技术资料复制到连接到成品样机的U盘中。该U盘是被告张某违反保密协议私自携带到工作区域的，被告张某又躲过保安的检查，秘密将该U盘携带到厂外，并将存储于其U盘中的M780笔记本电脑的技术资料上传到互联网的一个笔记本论坛上。
原告HFT公司的客户在网上发现上述资料后，向原告HFT公司发出电子邮件进行投诉。2月4日，公安机关介入后，查明该资料由被告张某上传至相关网络。
原告HFT公司为调查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支出人力成本共计11492.25元，为向其客户沟通支出机票费用9075元。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鉴于被告张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懈怠其诉讼权利与义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对与其相关的事实作出判定，由此带来的可能的不利后果由被告张某承担。
原告HFT公司所主张的商业秘密是其为客户研发的笔记本电脑电路图等技术资料，被告张某未到庭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据已为公众所知悉。原告HFT公司与其职工（包括被告）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了禁止职工私自携带U盘进行工作区域和相关电脑没有USB接口等保密措施。应认定原告HFT公司对其技术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原告HFT公司所主张的上述技术信息显然具有商业价值，应认定该技术信息能为原告HFT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因此，法院认为原告HFT公司所主张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被告张某未经原告HFT公司允许，采取保密协议禁止的行为，私自携带上述技术资料出厂，并上传到互联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三）项规定的侵权行为。
原告HFT公司为研制上述技术资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在被告张某侵权行为发生后，原告HFT公司为调查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及消除被告张某侵权行为给原告HFT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支出了相应的费用。依据该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及其商业价值和原告HFT公司为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原告HFT公司在诉讼中主张被告张某赔偿5万元，实属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HFT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
专家点评
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全面获取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主张，有时为了及时地阻止被控侵权行为，防止其侵权行为带来进一步的伤害，权利人通常需要向法院提供一定的担保，使法院能够采取诉前保全措施。这些行动的采取必然导致权利人付出一定的费用。那么，对于在商业秘密调查过程中支出的相关费用，权利人因调查案件或者制止被控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花费的费用，是否都应当自行承担呢？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包括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和可得利益的损失”。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第六条，第3款规定：“权利人请求赔偿制止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用、律师代理费用等，只要有相应的合法证据，且该部分支出在合理限度之内，可以予以保护”。
可见，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对于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为调查案件、收集证据等发生的调查、制止商业秘密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在诉讼中，权利人可以要求被控侵权人进行赔偿，但是，从数额上来说，这笔费用应当控制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才可以予以保护。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就时常发生被控侵权人主张权利人提出的律师费用太高、或者鉴定费用没有必要等理由反驳合理费用的产生。
因此，在支出合理费用的过程中，权利人一方面应当注意费用的支出应当合理、有限，尽量将花费控制在一定的额度范围内，同时也注意采取的措施应当以“合理”为限，这是法院在考量是否予以赔偿的一个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在发生这些合理支出时，权利人应当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如支出的发票、合同、银行转账相关票据等等，以防被控侵权人提出费用过高，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在本案中，在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发生以后，原告HFT公司为调查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及消除被告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不利影响，支付的相应费用，法院认为应当由张某承担，是合理的。
对企业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发生后，为了调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以及为防止侵权人的行为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权利人往往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造成一定的花费在所难免。对于此部分费用，权利人可以在诉讼时向侵权人提出赔偿。未免侵权人以提出的合理费用不存在或者过高为由，要求法院不予支持，权利人应当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如支出的发票、合同、银行转账相关票据等等，从而使其赔偿主张及赔偿数额尽可能的得到法院的支持。
相关商业秘密专项法律问题
1、保密措施的认定？
采取保密从事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之一，这个要件要求，权利人必须对其主张权利的信息对内、对外均采取了保密措施；所采取的保密措施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信息的范围，该措施是适当的、合理的，但并不要求其万无一失。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应从权利人所采取保密措施的形式、对象、范围等方面综合审查，一般可以同一行业中公认的对某一类信息应采取的保密措施作为保密措施是否合理的参考标准。下列情况的保密措施可以认定是合理的：（1）权利人建立了保密制度，将有关信息明确列为保密事项；（2）权利人未制定保密制度，但明确要求对某项信息予以保密；（3）权利人建立了保密制度，虽未明确某一信息是商业秘密，但按照其保密制度的规定，属于保密范围的信息；（4）权利人向他人披露、提供某一信息时，在相关的合同或文件中明确要求对开发的技术进行保密；（5）权利人与他人合作开发或委托开发一项新技术，在合同中明确要求对开发的技术进行保密。
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告HFT公司与其职工（包括被告）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了禁止职工私自携带U盘进行工作区域和相关电脑没有USB接口等保密措施。()因此，本案中，法院对原告HFT公司提出的“其技术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的主张予以支持。
2、损害赔偿金额计算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的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
本案中，法院依据该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及其商业价值和原告HFT公司为被告张某的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HFT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
试析网络版权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论文摘要：网络已经是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也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版权侵权诉讼的发生。确定管辖权是相关案件处理的前提条件，但传统的管辖权确立标准在网络环境下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以网络版权侵权案件管辖权确立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确立管辖权的标准，以期能对中国网络版权侵权管辖机制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网络版权 侵权 管辖权
网络版权侵权是指没有得到版权人允许，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擅自上传或者下载，以及其他使用不正当手段在互联网上使用应该由版权人专享的权利的行为。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涉外网络侵权案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经常发生，数量居高不下。但网络侵权与普通侵权不同的是被侵犯的权利是以人格权与知识产权为主，而知识产权中又以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最为常见。网络环境下80%以上的侵权行为侵犯的都是版权。我国现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根据这一内容，涉外网络版权侵权应适用的法律为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或者法院地法。被请求地法与法院地法都是可变的系属，最后真正能够适用某一地点法律是建立在该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涉外网络版权案件中能够取得管辖权就成为适用某国法律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且将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对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产生影响。
一、面临的问题
但是对于在网络空间内发生的纠纷去确定管辖权要比传统案件的管辖权要更加困难与复杂。由于网络环境具有信息化、自由与高效率的社会特征，还具有开放性、虚拟性、技术性、隐蔽性、无纸化、交互性和传播速度快等技术特性，使得传统的管辖权确认的标准在此无法使用。网络使得此类案件的管辖权诸多问题，但下面三个问题最为突出。
(一)无法以地域作为管辖权确定的基础
传统的侵权纠纷一般均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来管辖，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侵权行为在侵害权利人权利的时候，也损害了侵权行为地所属国家的社会公共秩序，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法官熟悉本国的法律，适用本国法律，有利于维护侵权行为地的公序良俗，也有利于争端的快速解决。而且在现实空间中，行为地是确定不变的，无论是行为发生地还是结果发生地都可以指向特定的国家，然而网络世界是不存在物理上的疆界的。对全球的网络使用者来说，他只明确进入与访问的网址，而并不知晓属于哪里来进行司法管辖。网络使得侵权地的唯一性与稳定性失去，全球各地的网民均可以浏览没有被限制网站上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如果侵犯版权，则相应主体的行为可能发生在世界各处，侵权人的行为与法院地国家将可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或只存在极少的联系。侵权人可能不曾进入法院地的国境，也没有相应的财产在该国境内，这都将影响管辖权的确定。虽然不能说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在网络环境下对侵权行为进行管辖完全无能为力，但至少在这一领域并未体现出比其他地点拥有更多的优势。
(二)无法以存在联系来确定管辖权
传统的管辖权往往由与案件的主体、客体、内容方面存在着某些特定的联系的法院获得，但现在对于网络版权纠纷中上述因素与特定法域的联系是不稳定的、易改变的，如何判断某一地点是否已经与案件建立起这种联系非常难以判断。比如，在自己的网页中擅自上传他人的文学作品用来牟利，是否就可以认定与在该网页浏览或下载文学作品的地域都建立了特定的联系?这些都没有可以采用的标准去依据，造成管辖权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就网络侵权纠纷而言，它并不属于哪个法院行使专属管辖权之列，可以平行进行管辖的法院通常存在多个，假设只需存在某种联系就可以行使管辖权，将会使这类案件的诉讼中经常发生“购买法院”的情况，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行使将会变成具有偶然性与非可预见性的特定，这显然是不符合国家司法主权行使的要求的。
(三)传统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受到挑战
“原告就被告”是确定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经常被采用。但是在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之一虚拟性造成网络用户在上网时真实的身份没有被验证，只有在法律有强行性规定时或者数量很少的网站才有提供真实信息的要求。常见的情况是具有一个VIEID(Virtual identity electronic identification的简称，网络身份证)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各种行为，VIEID与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是不具有对应关系的。这就造成有些案件中侵权人的住所很难确定，而且很多时候，原告与被告分别处于不同国家，这种场合再采用这一原则会导致诉讼的成本大幅上涨，甚至影响当事人对诉讼这一救济手段的使用，还会损害相关国家的司法主权。另外，由于互联网自身的特点，网络版权的侵权的发生是基于网络，被告对原告利益的损害，后果一般在原告所在地更为严重。
二、管辖权的确定
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传统的确定管辖权的规则在应对网络版权侵权纠纷时遇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着通行规则可供采用，但也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针对上述情况，对于网络版权侵权纠纷应该允许采用以协议作为确立管辖权的.主要根据，并在没有协议时由权利请求保护地法院或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
(一)协议管辖的应用
协议管辖是指对于不涉及内国公共秩序的案件，允许基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选择确定管辖法院。把协议管辖的做法引入到网络版权侵权领域，可以使作为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的意思自治在管辖权领域得到扩展，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使管辖权问题的解决更加灵活;能够有助于避免或者减少因为相关国家在网络版权纠纷管辖权的规定过于刻板而可能造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管辖的现象的发生;而且借当事人之手是各国在这一方面可能发生的管辖权冲突被轻松而完美的解决;当事人在签署协议时就能够对今后诉讼会涉及到达各种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与权衡，极大地增强了相关诉讼的准确性与可预见性。但协议管辖的实质上赋予了有关诉讼当事人以只有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审判机关才能享有的权利，因此需要对当事人的这种意思自治权从选择的时间、范围等方面进行限制，避免发生被滥用或者与内国公共秩序相冲突的情形。而且有些案件中是无法达成协议或协议无效的，这时就还需要其他方式来补充。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论文
一、我国财务信息公开的现状
财务信息主要是财务报告提供的各项资料。根据《刑法》第219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原则上说，公司没有披露其商业营业信息的义务，法律要求公司披露其商业秘密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而且为避免侵犯公司利益，应通过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划清商业秘密信息和信息披露的界限。
(一)信息披露不准确
上市公司出于经营管理上的特殊目的，蓄意歪曲或不愿披露详细、真实的信息，外界投资者不能准确地判断公司的财务状况，使得公司财务信息不够真实。
(二)信息披露不充分
充分披露要求信息披露的当事人依法、充分、完整地公开所有法定项目的信息，不得有遗漏和短缺。资本市场都将充分性作为信息披露的首要条件。但是，由于财务报告等会计信息的完全披露很可能让公司在同行业竞争中陷入不利的局面，不少公司都是报喜不报忧。不少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对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过重披露，而对不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三缄其口，借保护商业秘密为由，对一些重大事项的披露不够充分，隐瞒对企业不利的财务信息尤其是涉嫌违规行为的披露。
(三)信息公开的程序混乱
近年来，信息披露的程序规定不断完善，监管措施也不断加强，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程度得到不断提高，但企业在信息公开过程中仍有不足之处，具体表现有：上市公司各利益方影响财务信息的供给，甚至积极参与财务信息的供给工作，这样经过协调的财务信息便有失偏颇;信息披露前审核不严，在进行信息披露时拖沓、隐瞒、弄虚作假，有些甚至将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相关信息错误披露出去。
二、财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财务信息是指以货币形式的数据资料为主，结合其他资料，用来表明企业资金的运动状况及其特征的经济信息，主要有财务报告提供的资料，包括对外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有关附表、报表的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等。而财务信息公开是指证券发行者将公司财务经营等信息完整及时地予以公开，供市场理性地判断证券投资价值，以维护股东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相关法律制度的要求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及内容规范基本确立。目前，我国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主体，以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等一系列具体规范及首次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三部分的信息披露基本框架，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信息披露法规体系。针对信息披露的各项原则，相关法律都有规定，例如，针对公开性原则，我国《证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依法发行股票，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依法发行公司债券，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依法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还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
(二)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
受托经济责任论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是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而会计信息提供的作用是判明受托人是否完成了受托责任、是否值得继续信任。这种观点与代理理论相呼应，将会计信息看作服务于三个层次代理关系和相应受托责任，即将会计目标细化为三个具体目标：一是单位内部管理中各级受托责任，这主要是管理会计目标;二是单位与其投资者之间的受托责任，这主要是财务会计目标;三是单位与国家及社会之间的受托责任，主要由社会责任会计来实现。由此可见，公开财务信息是这三个具体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筹措优质资金的要求
上市公司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能够使其很快达到筹资目的。投资者无时不在密切关注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发展前景。这是投资者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因此，投资者在做出买卖股票的决策前，必须要考虑投资的收益性、风险性和变现性。当然，投资者主要依据的是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对于投资或注资方来讲，需要企业披露全面的经济信息，特别是企业的偿债能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赢得优质资金的青睐，从而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
(四)维护企业信用的要求
企业及时、全面地披露财务信息有助于宣传和树立良好的形象。信息公开的过程也是公司向相关者进行宣传及树立公司良好形象的过程。这是上市公司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沟通的纽带。投资者对证券产品长期投资失去信心，入市只是为了短期炒作，根本无法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制约和管理，这必将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企业是否诚实地公开财务信息将会影响到股票股价的基本信息，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诚信指数。
三、商业秘密保护与财务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分析
关于商业秘密保护与财务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管理层保密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充分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应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长期以来，企业管理层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淡薄，职工退休、离职等各种原因已导致相当多的商业秘密流失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目前在一些企业当中，单位领导对保守商业秘密还未达成共识，没有把保护商业秘密的具体办法及员工应当承担的义务告诉全体员工;商业秘密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足。另外，在法律意识方面，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于商业秘密的相关法律还了解较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那些意欲窃取企业商业秘密的不法份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不完善
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在已建立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完善。目前我国企业商业秘密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未建立人力资源的保密制度。该制度主要是在员工招聘、就职、岗位调动、离职等各个环节，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及措施。第二，未建立基本的商业秘密监督、使用制度。该制度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商业秘密确认登记表、商业秘密使用申请表、商业秘密使用登记表、商业秘密级变更申请表等等。
(三)商业秘密管理制度不系统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尚未建立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企业拥有一整套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对其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这种管理制度一般包括：商业秘密事项产生、认定管理办法;商业秘密资料使用和销毁管理办法;商业秘密密级确定及保密期限管理办法;职工保守商业秘密管理办法;商业秘密管理奖惩办法;对外接待保密管理办法;商业秘密要害部位保密工作管理办法;会议保密规定;传真机、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等。另外，企业还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商业秘密管理机构，由专门的管理的机构来梳理庞杂的企业信息，使企业有选择地对重要的信息进行保护。
四、解决财务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保护两者间矛盾的措施
1、制定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单行法
我国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合同法》、《劳动法》、《刑法》、《保密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此外，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因此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我国也具有法律效力。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不同效力层级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然而，我国商业秘密的现有法律保护仍然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
(1)法律规定过于分散。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由于这些不同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主旨和侧重点上都各不相同，因此很难保证其内容上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完整性。
(2)可操作性不强。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立案标准，案件管辖、价值评估等均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极易造成认定上的偏差，甚至造成一些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案件难以正常处理。这种立法上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从而削弱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3)处罚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损害补偿不足。我国现有法律对加害人的制裁力度明显不够，对加害人的经济利益威胁不足，容易导致某些不法行为人为了非法利润铤而走险，不能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人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因此极大削弱了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作用。
2、对网络信息传输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
基于虚拟网络的特性，商业秘密在其中的合理使用与合法保护是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值得法学理论界与司法界予以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规制。在今天的网络信息社会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对各种信息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网络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各国都在重视网络信息保护的立法和研究。
总之，在现代化社会，财务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并行不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内营造良好的商业秘密保护环境，对外时刻关注各国技术和市场发展情况，防止由于掌握了部分商业秘密而固步自封，阻碍创新的脚步;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财务信息，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答辩人:刘**，男，汉族，40岁，现住:*********。
答辩人因与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答辩人并无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故意，原告诉称的假冒商品是答辩人从正规渠道进货的商品。
原告诉称在20xx年2月29日在答辩人经营的文具店购买以16元的价格购买了标有“红双喜”、“DHS”标识的208羽毛球拍一副，并现场取得收据一张，后经原告技术人员鉴别后发现答辩人所销售的羽毛球拍为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
此商品确属答辩人文具店所销售，但此商品是答辩人从正规的供货商处取得，因间隔时间过于久远进货凭证已经找不到，但是商品确属答辩人从市场的供货商处取得。
在进货时答辩人确实不知道此商品为假冒商品，只是以为商家促销故价格低廉，主观上没有侵犯原告商标专用权的故意。
二、答辩人早已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答辩人一共购进了 副球拍，已经于 年 月 日(有销售台账为证)全部销售完毕，并没有再进此类商品，故答辩人已经于 年 月 日停止了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三、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的经济损失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计算，计算数额错误。
原告诉称经济损失达3万元，这是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答辩人一共进了十五副球拍，同类型球拍售价是五十元左右，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一共是不到一千元，但是原告诉称损失竟然有3万元，跟法律规定的标准差了30多倍，数额实属错误。
四、原告诉称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明显偏高。
原告诉称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5016元，但是根据长沙公证收费标准的规定，办理证人、证言及书证保全，每件收费200元;抽(开)签、评奖及相关现场公证，非营利性的每件800元，营利性的每件1800元。
原告聘请的是长沙的公证机关，收费应按照长沙公证收费标准的规定，但是原告诉求的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明显偏高，不符合实际情况。
五、答辩人的行为并没有达到需要登报消除影响的程度，要求答辩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也不合理。
如前所述，答辩人并没有侵犯原告商标专用权的故意，而且答辩人只进了十五副球拍，虽然涉嫌侵犯原告的商标专用权，但是造成的影响确实没有达到需要登报消除的程度，故原告要求答辩人登报消除影响的诉求显然不合理。
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原告并没有实事求是的计算损失，故答辩人只需承担法院最后判决赔偿的损失部分相应的诉讼费，其余部分则需由原告自行承担。
综上，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合议庭慎重考虑，根据真实情况作出公正判决。
答辩人:
20xx年7月11日
答辩人：。
被答辩人：
因被答辩人诉答辩人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案号(20xx)东一法民五初字第XX号】，现就被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如下答辩，请法院予以采纳。
答辩人不同意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
一、答辩人所被诉请的涉案产品销售有合法来源，答辩人没有侵权故意，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答辩人被起诉的涉案产品有合法来源，答辩人是通过正规合法的途径从、、、、、购进。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可知，答辩人没有侵犯被答辩人苏泊尔商标专用权的故意，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至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其并不能当然作为认定答辩人商标侵权故意的依据。
民事商标侵权则需要有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为前提。
因答辩人的涉案手机有合法来源，答辩人没有商标侵权故意，因此无需承担商标侵权责任。
二、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赔偿人民币30000元损失没有任何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答辩人:宋某，男，汉族，系
答辩人因原告张某诉被告宋某人身伤害损害赔偿一案，现就案件发表如下答辩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 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专门的侵权行为法，有关人身损害的侵权案件适用《民法通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解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3年出台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
确立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
但由于个案案情的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有所不同，相应地其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根据《若干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根据上述条文可见，关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经营者对其经营场所的设施及提供商品和服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可称之为直接责任;
二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造成进入其经营场所内的服务对象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损害情况下经营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可称为补充责任。
我们先讨论经营者的直接责任的认定，根据《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的直接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一)有损害的发生。
(二)损害发生于经营者控制的范围之内。
(三)损害的发生没有第三者责任的介入，其损害的发生通常是由于经营者的服务设施没有达到规定标准或者提供的商品及服务有瑕疵造成的，即消费者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有因果关系。
(四)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一点也可以认为就是经营者的过错。
正是因为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即有过错，法律才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解释》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一)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直接根本原因。
(二)经营者对侵权的发生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侵权成立的条件，但非原因。
(三)第三人侵权与经营者的不作为行为发生竞合。
★ 侵权道歉信
★ 被告答辩状
★ 被告授权委托书
★ 被告授权委托书
★ 被告答辩状
★ 被告委托书
★ 商业秘密转让合同
★ 侵权判案范文
★ 侵权诉状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