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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研究及其学科范式建构初探
建构学科范式是当代各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成熟标志.本文对STS学科的发展、范式理论及其学术意义等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就STS学科范式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增强问题意识、学科意识,推动STS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作 者：李树财 LI Shu-cai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哲学系,重庆,400044 刊 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2(3) 分类号：N03 关键词：学科建设 范式理论 STS研究刍议传播学学科建构和研究取向论文
摘要 本文在厘清学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学学科的三种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分析传播学研究应落在实用传播研究、普遍传播研究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传播学学科应转向背负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任务，成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三、结语
正因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构及研究取向上还存在诸多含混和错乱，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认为“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一大批号称与实践相连的伪学术也纷纷出现，所谓的传播学研究越搞越大，正如陈力丹先生所言：“现在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但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
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厘清这些混乱。我们认为在中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与学科建构的三个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十分相关。传播学在知识上融汇贯通，在体制上独立自主，在文化实践中检验西方传播理论的成果，或使之适宜中国传播情境。或发展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使传播学学科定位在“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上。而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实用传播研究，还是普遍传播研究以及哲学层次上的传播研究，都使得人类习得更丰富的传播技能，总结更系统科学的传播理论，成为实践的重要指导。
中闰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构建
彭秀良 李东雷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8）
【摘要】 “范式”是科学哲学的术语，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区分开这两重含义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中圈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10-0013-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0. 004
虽然社会工作是“舶来品”，但对于发展劲头正盛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缺乏历史源头的追溯显然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如何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不仅具有学科史上的价值，也会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最终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里，笔者借用西方科学哲学界相沿已久的“范式”概念来考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模式问题，并简单讨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先引入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其由理论体系、研究规则方法与哲学观点等等构成，科学工作者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去解决某一领域的难题。在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具体说就是哲学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是，与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运用不同，“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当下运用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并完成学科体系的建构；第二重含义，则是指自专业社会工作被引进中国直到1952年被取消时为止，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什么样的体系架构、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
为什么要区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呢？理由在于：其一，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为一个颇有声色的专业和职业，明显地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发展路径。当时的社会工作理论界肯定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实践，从而留下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库恩曾指出：“如果没有一种范式理论规定了问题并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解，就很难设想会有这么多精心的努力，更不会产生任何成果。”其二，民国时期形成的范式理论在1950年代初戛然而止，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断裂带”就此出现。等到1980年代后期重新启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时，已经不是对原有范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而是又一次从外部引进新的观念和理论。对于这一点，王思斌教授的概括很精彩：“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香港、美国引入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而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知识形态。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3既然对原有的社会工作知识“少有问津”，那么，社会工作重建后的范式理论（如果已经形成的话）肯定不会与过去的相衔接。其三，当下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运用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进的。换句话说，现在正在做或准备做的整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工作，是以当前熟练或半熟练使用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做“参照物”，去裁剪历史上的整体形态，取我所用，弃我所弃。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有可能再一次破坏掉几十年前就已成型的范式，使得历史原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基于上述理由，就需要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以便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做了铺垫。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究竟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所以，还必须对此进行一番考察，以判明历史事实。
判断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要以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和比较为主。抛开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划定文献资料的范围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著作总共有34种。但即使是这34种著作，也无法全部读完，主要原因是文本寻找上的困难，不过可以通过解读和比较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来达到目的。经过初步研究，可以确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某种范式，理由如下：第一，他们有着相近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旨趣。言心哲、柯象峰、蒋旨昂、关瑞梧、李安宅等人的求学经历都惊人地相似，他们不但对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功用持有相近的认识，而且都非常注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社会工作的精神资源。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论述。(社会学论文 )第二，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方法。以蒋旨昂和李安宅为例作对比，可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不仅转述国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更注重从实地工作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使理论体系的建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切合。在对社会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上，他们二人保持完全一致的态度，即训练、研究、服务一体化，只不过在顺序上有些差别。蒋旨昂的表述是“社会工作人员之教育，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李安宅的顺序颠倒过来了：“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学、人类学，才是兑现的人事科学。兑现的人事科学才能解除人间痛苦，才能培养出综合技术的人才。”第三，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都已成型，因而言心哲、蒋旨昂、李安宅都对这三大方法做了或详或略的论述，以供给一线社会工作者科学方法的指导与训练。除去这三大方法，他们均对社会工作教育、社会行政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各自的著作中留有一席之地。第四，他们在使用文献的来源上有着相近或相通之处。最明显的实例是言心哲在反驳时论对社会工作的责难时，将责难社会工作的人区分为个人主义派、进化论者、优生学者和经济命定论者。李安宅也是从批评这4种人群的错误认识着手，来维护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的，所差的只是名词上的不同，这说明他们引用文献的来源是一致的。
认定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某种范式，就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指出了方向。应该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理论为基准，在探究这一范式产生和成型的过程中书写社会工作发展史，而不是以现在从国外“舶来”的理论和知识为“参照物”去剪裁历史。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也是科学的历史书写方式。
三、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理论为基准建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尚存在一些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一是如何看待新、旧范式之间的联系问题。由于中间相隔了40年的“断裂期”，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是否对重建后的社会工作范式产生了影响尚未可知，更无从谈起新、旧范式之间的联系了。根据库恩的理论，“新范式是从旧范式产生的，他们通常混合着传统范式以前用过的许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是，他们很少以完全是传统的方式用这些借来的因素。在新范式的范围以内，老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同其他东西开始了新的关系。”跨越过“断裂期”的社会工作范式是否包含有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还需要花大力气去求证。如果求证结果是肯定的，那么，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旧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是通过何种途径传递过来的。
第二个难题是处于专业社会工作“断裂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是否也承继了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行政性社会工作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工作，王思斌教授把它叫做本土社会工作，并析分其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工作，表面上看来不会吸收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如果从主导政策制定的人员谱系上查考，是不是果真如此呢？
第三个难题是民国社会工作范式和重建后的社会工作范式，都对中国文化传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敬意，那么，历史资源对这两个范式的意义一样大么？在强调社会工作的国外源流的同时，也不忘记关注本国的历史资源，这种本国的历史资源是否构成这两个范式的“可通约”因素呢？
如果上述三个难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对构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的信心就充足了，也能很好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不同阶段。
注释：1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180页。
2【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王思斌：《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国社会工作》7月（上）。
4彭秀良：《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出版物》，《中国社会工作》208月（下）。
5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6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7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3页。
8【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9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274页。
走向学科建构的具体研究-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论述
卡尔・曼海姆于1929年以德文版面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以知识社会学为核心,由针对不同具体问题、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五篇论文构成,它远承马克思、尼采,近袭卢卡契、舍勒,博采众家、自成体系,最终完成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建构与具体研究,为后来者对最为主观的知识研究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学视角和一套成熟的'分析思路.
作 者：张梅 Zhang Mei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刊 名：新疆社科论坛 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年，卷(期)：2007 “”(6) 分类号：B0 关键词：曼海姆 意识形态 乌托邦 学科建构★ 物理学科研究论文
★ 范式守信阅读答案
★ 建构区反思
★ 建构区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