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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
可能是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有关规定，10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虽然在律师界人们对之褒贬不一，但据全国律协有关同志讲，对于推行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的做法，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姑且不论这位同志所讲的有没有调查统计的根据，也不论全国大部分律师是否真的持赞成意见，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律师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吗？它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两个问题，即律师的形象靠什么树立，律师的威信从什么地方来？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应是律师权利保障法的《律师法》中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义务性规范却占了绝大多数，无怪很多律师将其戏称为律师管制法。再拿刑事辩护来说，刑事辩护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项对抗激烈，能最充分发挥地律师的才智与展现律师的风采，也最容易使律师一夜成名的一项诉讼活动，对各国的从业律师均有着巨大的诱惑。但在中国，愿意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却不多，因为在中国，律师办理刑事辩护业务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辩护律师承担着几乎无法承担之重。因此，有的律师干脆直接宣称不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甚至有的律师事务所竟将不得代理刑事辩护业务作为本所律师的执业纪律来加以规定！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恐惧来处处小心，因为前车之鉴就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名律师以涉嫌伪证等各种罪名被抓（结果证实绝大多数错抓）。辩护律师因刑事辩护而自身尚且难保，那么要求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律师的一大悲哀，既是对法制的嘲讽也是对律师这一职业形象的亵渎。修改后的《刑法》 “创新”之一就是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名，这是专门针对律师的，而对公检法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该法却没有作出相对应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立法歧视。又如《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一至两人为辩护人但却对公诉人出庭的人数没有限制，它规定了在庭审中辩护人如向被告人提问须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则无须征得许可。再如，在调查取证方面，《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须经证人的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证须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许可并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方可进行。但同时该法却并未规定在证人不同意或检察机关、法院不批准或被害人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如何救济的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不完整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依照该法的'规定，这些人均有向公检法部门如实作证的义务，如拒不作证，则有相应的国家机器来强制其履行作证义务，而且还规定了如向公检法部门故意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该法还规定，在庭审中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辩护律师如违反法庭秩序将受到诸如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但却未规定在同等情况下公诉人如违反是否应受到处罚。本来无论按照法理还是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法官入庭时全场都应一致起立，这是一国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会发生作为公诉人的一方不起立的情况，因为作为公诉人，法律赋予他有着法律监督的大权（当然这种法律监督权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还是作为检察官个人所享有的
职权在法理上还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也是需要通过检察官个体来实现的，更何况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多数公诉人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将其视为自己的职权甚至权力的），公诉人的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特殊身份往往甚至会使法官也惧之三分。《刑诉法》也没有规定控方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司法豁免制度。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在刑事诉讼中本应是力量平衡的控辩双方的力量却变得如此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律师高质量地无后顾之忧地辩护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律师来说无异是“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及法治的传统，由于封建遗毒尚远未肃清及我国的依法之国之旅才刚刚开始，如今包括领导干部、公检法人员、普通群众及新闻媒体等在对律师的认识方面都普遍地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有些领导干部和公检法人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帮坏人说话和开脱罪责和专门同公检法部门过不去的，有些公检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但特权思想严重，将法律赋与其的职责当作权力，根本丝毫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对律师趾高气扬发号施令。人民群众在需要律师时会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但在不满意律师收费时则将律师说成是专门乘人之危谋取钱财的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影视作品中，对律师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普遍的误解。有一部以律师为主角的电视剧，其中一个剧情讲的是一位女律师为她的当事人代理一宗离婚官司，她的任务是为她的当事人争取对小孩的监护权。但她在办案过程中却为作为小孩母亲的对方的伟大的母爱所感动而在庭审中故意输掉了当事人委托的官司。这位律师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律师伦理，但这部作品竟是将其作为正面形象来宣传的！在我国的这类作品中，在关键时刻，对律师来说，几乎最终总是社会伦理战胜律师伦理。如果律师伦理战胜社会伦理，那么这名律师的公众形象必然是反面的，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唾弃。这充分地表明了人们对律师这一职业的误解有多深！培根曾说过，没有坏人，就没有律师。实际上，律师为“坏人”辩护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但在现代中国，公众对律师的作用与形象却是如此的定位，实不能不能说是一大悲哀。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人治传统残余以及现行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合理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以权代法、以权代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作为律师你辩你的，作为法官我判我的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律师执业因此而变得阻碍重重，这就使得律师的作用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连原本相信律师的当事人也开始不得不怀疑律师的作用及这种司法法制度的合理性，转而相信打官司不如打关系之说了。而对一些律师来说，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打击后，转而会认为，既然现状就是这样，自己无法去改变它，那倒还不如干脆就浑水摸鱼及时地捞点钱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作为律师应有的正义感、责任感、神圣感和社会的及政治的使命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然后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历史表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然后再到思想文化的这么一个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事实上，相对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来说，律师袍代表着也仅仅只能代表着最低层次的器物而已，在以上的这些法律设计、制度设计、特别是公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律师开庭时就是穿上律师袍又能怎样呢？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们是否会觉得身上的律师袍有几许沉重甚至滑稽，而身着律师袍的律师们的心底是否会有几许无奈与悲哀呢？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律师袍能代表什么？
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可能是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有关规定，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虽然在律师界人们对之褒贬不一，但据全国律协有关同志讲，对于推行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的做法，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姑且不论这位同志所讲的有没有调查统计的根据，也不论全国大部分律师是否真的持赞成意见，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律师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吗？它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两个问题，即律师的形象靠什么树立，律师的威信从什么地方来？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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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甲乙签定书面买卖合同由甲将其所有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乙，但尚未交付，也未对交付前该自行车的所有权归属作出约定。次日，甲因为丙的出价高又打算将该自行车卖给丙，遂签定了书面合同并且到公证机关申请办理公证。公证人员受理了该项申请，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上述“一物两卖”的情形，于是作出了不予公证的决定，理由是甲违约在先，再办理第二个买卖合同公证，易产生矛盾。这样的理由实在不是什么理由，易产生矛盾就不办了吗？办了产生矛盾，不办就没有矛盾了吗？笔者认为，这样的合同公证应当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公证程序规则》第三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采用公证形式的法律行为以及其他属于公证业务范围的事项，公证处应当给予公证，但不真实、不合法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另肖胜喜主编的《律师与公证制度教程》中公证的基本原则里讲到，当待证明的内容满足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时，公证机关则应当予以公证（当然，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从上可见，在业务范围内，真实、合法、可行的事项公证机关不应当拒绝公证，以此项标准来衡量上述案例，上面不予公证的理由则显得苍白无力，作出不予公证的决定，至少要否定真实、合法、可行中的一个才可。
真实。甲丙之间签定买卖合同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假的、虚构的。
可行。甲丙之间合同的可行性是无庸置疑的。
合法。对于那些拒绝该公证的来说，不合法可能是其最好的理由，他们可能会讲，甲已经将自行车卖给乙了，又怎么能卖给丙呢？怎么不能呢，能。
首先，在法律规定上，一物二卖是不被禁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中可以看出，在没有特别约定或法律规定之下，当事人签定了买卖合同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当然转移，还需要交付，在交付前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卖方所有。案例中，甲乙虽先签定了自行车的买卖合同，但在交付前所有权仍属于甲，甲当然可以将属于他自己所有的自行车再卖给丙了，这个并不违法啊。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一物二卖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前，在我国的物权领域内，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并未采取德国物权行为理论，而是类似于瑞士法的模式，即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 根据这种观点，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是产生了请求权的关系，所有权的转移是当事人的目的，但是合同生效后并不发生所有权的当然转移，而是在公示后即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后所有权才转移，可见，当事人订立合同后产生的约束力，实际上只是合同法上的约束力，不是物权转移的效力，公示前所有权仍属于卖方，卖方进行“二卖”、“三卖”都是合法的，只不过他要承担对其他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责任。而买受方无法也无必要知道是否存在“一物二卖”的情形，也无法排斥他人购买同一标的物的合同。
可以看出，“一物两卖”是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按照民法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思想，“一物两卖”是合法的。也许有人会提出当事人有不守信用的行为，但当事人不守信用不能成为公证机关不予公证的理由。至于说易产生矛盾，主要指的就是乙会向甲追究违约责任，但甲丙之间买卖合同的公证与否对甲乙之间的矛盾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公证了，甲对乙违约，不公证，甲对乙还是违约，所以，上述公证机关不予公证的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公证。
案例2：甲乙签定书面买卖合同由甲将其所有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乙，并到公证机关申请办理公证，公证人员在审查中发现这辆自行车并非甲所有，而是丙托甲保管的，于是作出了不予公证的决定，理由是：《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甲不是该自行车的所有权人也无权处分，所以甲乙不能签定买卖合同，更不能办理公证。
案例3：甲有一头待产的母牛，乙准备买一头牛犊，于是甲乙签定了一个内容是待牛犊出生后由甲卖给乙的`合同并到公证机关申请办理合同公证。公证人员在受理时产生了疑问：这样的合同能不能签？这是不是买卖合同？如果是买卖合同，甲对未出生的牛犊有权卖吗？
案例4：甲向乙采购一批电梯，乙是电梯的生产厂家，甲乙意思达成一致时电梯还未生产，这样的合同是买卖合同吗？甲乙之间能签定合同吗？能办理公证吗？公证人员同样产生了疑问。
其实不止是公证人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许多法律工作者都会有疑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这一条的规定，学术界的分歧很大，梁慧星先生认为“此处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的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无效” ，王利明先生认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买卖合同仍然应当是有效的” ,对这一条款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理解，也关系到上述案例该如何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无权处分下所签定的合同应当是有效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如果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法取得处分权，该合同为无效合同，那么相对人便很难基于合同请求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而只能依据缔约过失追究责任，这对于相对人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虽然没有明确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但言外之意是认为买卖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当第三人向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所有权时，出卖人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的。案例2中标的物是他人所有，而案例3和案例4中的标的物还未形成，出卖方都不享有所有权，都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但现实中案例2的买卖合同一般不会被人接受，而案例3、案例4则几乎被所有人认可,因为签定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有侵犯他人权益之嫌，有悖于日常道德，而出卖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影响，易被人接受。其实，案例2和案例3、案例4都存在同样的可能，牛犊出生后可能是死的，电梯生产商可能破产，都会产生履约不能而违约的情况，这样的合同如果作为无效合同处理，必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参照国外先进的物权理论就可迎刃而解。在德同样，案例2中甲也有可能签定合同后取得该自行车的所有权，法律行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指的是因一个法律关系为某种权利增设某一种负担，但是并不包括对
物上权利的处分。处分行为则指对物上权利的处分行为。举个例子来讲，物主订立一个合同出卖其物，但没有交付物，这就是给物的所有权增加的负担，这个合同就是负担行为。而物主交付物的行为，就是处分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有几个区别：第一，负担行为不必适用标的确定性或者特定性原则，而处分行为则适用；第二，负担行为的生效不以当事人有处分权为必要，而处分行为生效必须以当事人有处分权为必要条件；第三，负担行为不必公示，处分行为需要公示。 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签定买卖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合同的生效不以当事人对出卖物拥有所有权为必要条件，即使出卖人不享有所有权，买卖合同仍旧是成立、生效的，至于合同届期出卖人还未取得处分权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即处分行为不生效时，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即可。
按照上述理论，不仅案例3和案例4中的甲乙可以签定生效的买卖合同，案例2中的甲乙双方也可以签定买卖合同，当然是可以给予公证的了，但是，上述案例公证是不符合我国现行公证规范的，笔者希望新的物权法能够采纳物权行为的理论，这样，上述案例也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载《法学研究》
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
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载《民商法论丛》
王利明：《中德买卖合同制度的比较》，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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