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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生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不久前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再次要求：加快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为什么老百姓普遍认为高收入的医务人员还会要求涨工资?符合医疗行业特色的薪酬制度，是该设定好“天花板”，还是“地板”?
职业理想败给生活压力
在从医路上走了10多年后，张俊贤(化名)决定放弃深爱的专业。
，张俊贤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在该医学院附属的某家医院拿到传染病专业硕士文凭后，选择到上海传染病医院(现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当住院医师。“这一段时间的收入是最高的。”张俊贤回忆，当时每月的收入为4500元左右。
，张俊贤辞职到上海华山医院读博士。在随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做科研项目，一边随老师出门诊。“收入主要是学校发放的生活补贴和科研奖金，加起来一年能有两三万元。”张俊贤说，“谈了女朋友，开始规划以后的生活，当时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年底博士毕业，张俊贤如愿留在了华山医院，进入规范化培训阶段。“这个时候就有基本工资了，第一年每月800元，第二年每月1200元，第三年每月1500元，加上奖金也不超过3000元。”张俊贤说，医院不再提供宿舍，需要自己租房子，每月的收入差不多都交了房租。
面对买房、结婚的压力，张俊贤最终选择脱下白大褂，应聘到某外企，从事药品上市后的市场战略规划工作，月薪1.5万元。做出这个选择，他感到无比遗憾，从医的理想最终屈从于生活的压力。
根据某知名网站所做的《医生流失情况调查报告》，25岁～35岁的医生是离职的主力军，当前一大批80后医生正加速从医院逃离，其中不少是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等，都是他们选择逃离的原因。
各层级医生收入差距巨大
近日，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本科应届毕业生的一场就业讲座上，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陈明泉竭力向这些毕业生描绘从医后的美好前景，试图发现几名好的研究生苗子。但在演讲中，他也竭力避免涉及医生收入的内容，更多想在“精神层面影响学生”。
陈明泉无奈地说：“这几年，看到过很多优秀的人才因为经济原因不再当医生。就拿华山医院感染科来说，住院医师每月的`基本工资为元左右，奖金平均为5000元，不可能有其他收入来源;主治医师因为要负责床位，奖金相对高一点，平均为7000元，月收入可达万元。但依照医生的培养周期，熬到主治医师时，往往已经35岁以上了，再以上海市的房价、物价为参照，这个收入还算高吗?”
一些离开医疗行业的人坦言，只有具备较好家庭经济条件的人，才能在医生这份职业上坚持下来，“富裕阶层才能学医”的潜规则已经初露端倪。
在城市大医院的年轻医生饱受经济困扰的同时，资深医生的收入则和普通人的猜测、想象更为接近。同样在上海市，一位在某知名医院供职的主任医师表示，在国内大城市，当职称达到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时，收入会相对高很多，也有了更多的收入渠道。比如，他本人每年从医院获得的收入在20万元左右;每周都会收到好几场由国外大公司支持的学术会议邀请，参加会议做一次学术分享或报告，往往能得到至少2000元的专家费;在上海市其他医院会诊一次的收入为500元～800元，一年也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医院内部有关临床药物研究的补贴、医院逢年过节的奖励、创建文明单位等活动的奖励等，“一年合法合理的收入不下30万元”。
一位北京市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样表示，城市里的有名医生或科主任不缺钱，缺乏的是合理的收入来源和阳光化的制度保障。他举例，每个月他从医院获得的薪酬在1.5万元左右，通过“飞刀”“走穴”等院外活动，又能获得大约3万元的收入。
基层医院的医生收入又怎样呢?湖北省崇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李文霞说，县级医院很难招到优秀医学人才。“我们医院妇产科总共8名医生，每月要负责约300名出院患者，很累。主治医师一年拿到手最多也就5万元，现在随便做个小生意也比这个收入高吧?”
据记者了解，国内地市级、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生的薪酬一般会略高于当地事业单位的平均薪酬。李文霞也表示，当地医生薪酬相对公务员、教师高一点，但却要为此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
合法收入低是普遍现象
医生对于薪酬的期待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医生这样形容：希望年轻医生能租得起房子，谈得起恋爱，偶尔还能到外面的餐馆吃顿饭。到了主治医师一级，应该能买得起房子，能在工作的地方扎下根。更多的受访医生则简单地概括为：凭借阳光收入，就可以不为衣食住行发愁，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可以心无旁骛地工作。
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看来，老百姓之所以普遍认为医生收入高，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医生的收入不透明，即低水平薪酬催生的灰色收入盛行，政府并不能真实地了解和控制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是十分罕见的。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记者，医生的收入大体可以分为3类：相对固定的白色收入，也就是基本工资;有所差别的红色收入，是医院发的奖金，干得多拿得多，干得少拿得少;还有就是差别非常大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但这是不合规不合法的收入，多少取决于医生的自我道德约束和胆子的大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贡森也认为，我国没有关于医生薪酬的正式统计和调查，这使得判断医生的薪酬水平非常困难。一般来讲，医生的灰色收入主要包括3类，分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病人红包以及“走穴”收入。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有这些收入，能够“走穴”的医生更是少数。
很多受访医生认为，不管怎么比较、计算，我国医生合法收入低是普遍现象。
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听职场女性领导者们的故事与忠告…女性需要顶的半边天不只是家里的，还有家外的。不过也感谢这些外出工作的机会，让女人们意识到自己除了具有家庭属性，还有无穷无尽可以释放的社会价值。现在，距离“妇女上班运动”过去几十年了，“白骨精”、“女强人”、“大龄剩女”等各种类型的职业女性层出不穷。而在职场性别越来越模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女员工乐于与男员工比拼“谁工作起来更玩命”，但少有人会关注女性员工“累不累”。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始终是双重的：职业女性一方面需要在工作上积极投入；另一方面，她们是女儿、是妻子，还是母亲，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承受事业和家庭带来的双重压力，是当今职业女性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全国妇联、阳光媒体集团、IBM、优兴咨询等多家单位第4次携手发起了以“职业女性幸福感”为主题的“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重点关注影响职业女性幸福感的各个方面。从当前中国女性的职场现状、职场关系、职场压力和职场发展等一系列热点内容进行讨论，希望能推动全社会对于职业女性的关注和关爱，帮助职业女性理性面对职业发展的问题和困境，提升职业女性的职业幸福感。为此，该项目在问卷调杳外，还特地选取了4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领导者来谈谈她们目前的生活与职场状态。她们中有声名远播的主持人、媒体人，也有低调行事的高管，有养育3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决定不要小孩的“丁克一族”。本以为她们的生活会被家庭与事业的难以平衡搞得一团糟，就像大多数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但其实，她们正处在人生最美好舒适的境地--在企业中做到一定职位，有选择的余地，对很多事情看得更为透彻。这就是40岁左右的职业女性，在职业道路上奋斗了将近之后，终于可以歇歇脚、看看风景，为后起之秀讲述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至于你是否决定听她们的，则可以自行斟酌。每个人的人生选择都不尽相同，各人有各人的精彩。但至少，当问到这4个女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还会走同样的路”时，大家都毅然选择了“还要这样活”。就让我们来听听她们的故事与忠告。杨澜--女孩子不要轻视同龄男性作为很多女性的榜样，杨澜有着让人羡慕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即主持《正大综艺》，随后赴美留学。30岁开始创业，阳光卫视虽然在3年后卖掉，但现在阳光媒体集团的业务却开展得如火如荼：电视节目制作、大型活动策划以及天女网络社区三者互为支撑。生活虽然忙碌，甚至在车上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和处理工作，但杨澜却说“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都是我的选择，所以会很享受。工作不是单向的能量支出，更是能量获取的过程。”而主持、节目策划是杨澜永远不会厌倦的工作。“做自己，更容易成功。”这是杨澜信奉的理念。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总是鼓励自己说出内心的想法。“尤其对于女性而言，从小被教育得要招人喜欢。这也是女性在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所面临的心理障碍。”杨澜在步入社会后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勇敢地表达自己，这是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的一点。”所以，无论是对自己的一双儿女，还是对公司的员工，杨澜都鼓励他们提出不同的见解。因为观点的表达，其实就是个人思考的结果，“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如何正确地回答问题，但却没有人训练我们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是坚持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杨澜没有奢望别人总能被自己说服，但表达和倾听是必要的。杨澜回忆采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时，希拉里同样说过，“在美国也有这种倾向，希望女性能够赞同别人的观点。当你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时，别人就会说你是女强人”。但在职场，正确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不必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也不必害怕别人叫你“女强人”。因为如果永远随大溜儿，就永远不可能显出你的才干。除此以外，杨澜还希望给现在的年轻女性一个忠告--那就是不要低估同龄男性。“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说法，在今年的调查中,将近70%的被调查女性认同这种说法；而在的调查中，仅有50%左右的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性变得更为现实和理性。但从杨澜的角度看，在社会性格方面，女孩比男孩早熟。尤其是20多岁女孩子特别容易得到各个年龄段男性的宠爱，有些时候会错误的估计自己的价值。而刚走出校园的男生刚从最底层干起，所以女孩会认为同龄男性不够有实力和魄力。“但真正内心强大、有潜力的男孩子，如果可以把时间放长远些，到30岁左右，他们事业爆发的力道会大于很多女性。如果能够有机会共同成长的话，情感的关系会更加深厚。对于年轻人来说，毕竟并肩走过的历程更可贵。”杨澜说得语重心长。已年过四十的杨澜开始注重养生，养成更为平和的心态，“年龄变大的好处是，你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我正享受着这种幸福。”柳尽染--孩子接受教育比上学重要柳尽染现任IBM大中华区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市场与战略总监，同时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名字里有着无限古典情结的女人，接受的却是全盘西式教育，也更习惯别人叫她Jean。外公曾是清末庚子赔款第一批赴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母亲的叔叔曾是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母亲则以英美文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深造。而她自己的母校则是Wellesley女子大学，宋氏三姐妹就曾经在此就读。20岁赴美求学，使得柳尽染养成了独立要强的性格。自认为颇具“Geek”(极客)特质，不爱看言情小说，更喜欢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科幻小说，以及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侦探小说。没和中国人谈过恋爱，丈夫是美国人，育有3个女儿。作为职业女性的Jean并没有经历过太多关于平衡事业与家庭的挣扎与纠结，这个国际家庭给予了每个成员理解与支持。“人们都说搬家和换工作是最容易引起夫妻争执的事件。但事实是，我们搬过3次家，每次搬家都是因为工作变动的需要，但从没有因为这个吵过架。”Jean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每周四飞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周一一早再回北京上班，有限的时间里更要多些快乐。当问到Jean是否因为工作忙碌而错过了孩子们的成长点滴时，Jean显得颇为自豪，“孩子们的演出、比赛我全都参加了。”Jean的育儿经大多是从书上学的，美国婆婆不会教她怎么做，也不会干涉她怎么做，“全部都是鼓励”。但Jean也承认，孩子小的时候确实陪伴她们较少，“一两岁的时候，她不会记得是谁给她换尿布湿；况且这种事情，月嫂会做得更专业。”作为母亲，Jean认为提供富足的物质条件不如在不同的年龄段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3~4岁的时候要开始影响她，为她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而青春期的孩子们又不尽相同，要尊重她们的想法。”孩子们对于Jean从来都是无话不说，这让Jean感到十分欣慰。而这种相互信任源自于Jean的敢于放手。大女儿6岁就在玩伴家过夜，现在17岁的她甚至在父母无法出席家长会的时候，自己要求去和老师谈谈。“国际学校的家长会是7位老师同时在场，每个家长同每位老师一对一单独谈20分钟。”Jean最终让大女儿自己去了家长会，“这样她对自己的定位和情况会更加清楚。”Jean的丈夫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秉持着一个理念--“接受教育比上学更重要”。这种教育可能是来自生活，来自朋友，但不一定来自课堂。Jean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全家的旅行计划而让孩子请假；同时，也下定决心要让孩子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独立生活。目前，工作已经占去了Jean全部时间的70%，剩下的时间还要分给孩子、丈夫，而最后想到的才是自己。“牺牲最大的还是与自己独处的时间，总以为可以补回来，但其实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Jean对此虽然感慨万千，但却并不后悔，“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肯定还是如此来过。”霍锦洁--丁克家庭的幸福霍锦洁是IDC亚太区总部研究副总裁，领导亚太区中央研究部以及大中华区的全面市场研究工作。在亚太区，她为13个国家的客户需求研究提供支持，并开发了互联网商业市场的研究模型。同时，她掌控整个大中华区的研究流程管理，麾下团队由30多名分析师组成。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往往会被工作占用过多时间，但在香港出生的霍锦洁自幼受母亲影响，仍保有对家庭的强烈责任感。“工作再忙，我也不会丢掉家庭的一些东西，仍然会为大家煮饭，依旧会做家务。”霍锦洁对于自己的角色转换十分清楚，“走进家门，做太太的就要把老公照顾好，做女儿的就要孝敬父母，这跟你做什么工作没有关系。”但男性和女性在选择工作时，女性还是会更多地考虑家庭。“2010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报告”显示，尤其在近两年来,职业女性的生活中心开始更多地转向家庭,有将近35%的女性生活重心在家庭。而和这一比例只有20%左右。“我认为工作的选择首先应该以兴趣为主导。在这点上，男生可能会更坚持，女孩考虑的会比较多。”霍锦洁十分庆幸自己一毕业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职业。霍锦洁拥有香港理工大学数学、统计与计算学专业的高级证书，并获得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管理科学(运筹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咨询行业工作。另外一件让霍锦洁感到无比幸运的事情是自己能够找到现在的丈夫。“老公是我的大学同学，当时我决定去英国念研究生，他就跟过去陪读。当我决定不要小孩，他也不给我压力。5年前我决定来北京，他毅然跟来。”没有丈夫的支持，霍锦洁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通常，人们不会问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小孩，却会百般追问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要小孩。霍锦洁对于这样的质疑与压力已习以为常：“我从小就没有一个要小孩的概念。当时决定不要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想要了，社会上有这么多没人照顾的小孩，领养一个也可以。但没想过要自己的小孩。”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霍锦洁对小朋友的爱。在畅想退休之后的生活时，霍锦洁直言自己的计划其实国土所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有极少数地区至今没有设置国土所，还存在“一人所”、“两人所”的情况，人员不足导致一些国土所形同虚设。
每年车辆运营、维护、供暖等基本费用大约在2万~2.5万元之间，对基本没有收费来源的国土所来说，这笔开支压力很大，以至于近期一些配车的国土所由于无力支付维护费用，干脆将车放入车库封存。
基层国土资源部门接受双重管理，除开展本部门业务外，还要配合乡镇政府开展扶贫、抗旱防洪等工作，势必影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质量。
以前是一个“婆婆”管，现在是多个“婆婆”管。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协调关系占了国土所相当大的精力。
最近，在西部某地国土所工作的小朱比较郁闷，因为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正在实行工资改革。
“工资改革是好事，但国土所与其他事业单位不同，有自身的特点，上级部门应有所考虑。比如说，考核标准如何确定?”小朱的本职工作虽然属于国土资源行政管理，但他的职称却是中级房地产经济师，难怪他会有这样的顾虑。“要是能参照公务员管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小朱的话，可能代表了很多国土员的心声。
眼下，随着标准化、规范化国土所建设活动不断推向深入和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成，全国大部分国土所办公条件得以改善，人员收入和办公经费得以保证，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巩固了国土资源管理的前沿阵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部分国土所不但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而且人员配置不科学，责权利不对等，办公经费缺乏，人员编制得不到解决，甚至有的国土所连地位都不是特别明确，导致国土员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与此同时，不少国土所面临“人少、事多、资金紧”3个老大难问题，在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工作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尽管如此，如同韦寿增一样，绝大多数国土员，一肩扛着工作压力，一肩扛着生活压力，如同孺子牛一般任劳任怨。
我们该把更多的关怀与支持投向国土所。
国土所设置
个别地方至今没有国土所，“一人所”、“两人所”现象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县(市、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按乡(镇)或区域设置国土资源管理所，为县(市、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设置了国土所。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极少数地区至今没有设置国土所。
例如，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青海省某自治州，国土资源体制改革后，只设立了州、县两级国土资源局，国土所仍然是空白。该自治州总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共辖36个乡镇，424个行政村，总人口42.79万人。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土资源管理工作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但由于没有设置国土所，存在不少问题。“全州五县国土资源系统共有人员100人，人均管理450平方公里的范围，管辖区域大，管理任务重，工作力量明显不足。条件好的县，只是在乡镇设立了兼职的国土资源管理员，经费不落实，工作难度大。”
该州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在全州五县农业乡镇设立中心国土所，培养一支作风硬、业务精、执法公正、服务热心、勤政为民的高素质队伍，是新时期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
而我国东北和西部一些地方，尽管设置了国土所，但“一人所”、“两人所”现象依然存在，“人员不足导致国土所形同虚设。”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情况：在西部某县，从成立国土所以来，国土所有办公场所，功能基本配套，工作职责明确。但在月，该县成立了建设管理所，把原来国土所人员由县编委重新下文安排到各乡镇(街道办)建设管理所，原国土所的编制和牌子还在，“国土所实际上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
阵地建设
国土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别
提到国土所阵地建设，记者对两件事情最有感触。
一件事情是有媒体曝光，江苏某地一国土所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一个只有8人办公的乡镇国土所，却拥有占地51亩的园林式办公场地。”
另一件事情是20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XX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建国，他谈起国土所建设时第一句话是——“国土所太苦了”。在当地，“尽管20就已经实现了垂直管理，但有两个国土所是在几十年前建成的，国土员还在危房里办公。”
强烈的对比释放出一个信号——标准化、规范化国土所建设，有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别。
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国土所的硬件条件普遍较好，一般都有独立产权的办公房，办公设备比较齐全。
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由于财力不足等原因，国土所的硬件条件相对落后。例如，记者去年曾到过山西某县的`一个国土所，这个所租用别单位的房屋办公，“由于经费紧张，有时候国土所连水电费都交不起。”
在与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国土所建设好与坏的决定因素，“领导重视与否”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财力有限，但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为国土所安排独立的办公房，必要的办公设备也一应俱全。
例如，在甘肃省XX县通化国土所和XX区四十里铺国土所，记者看到的是一个个拥有独立办公场所、现代化办公设施齐全、各项制度完备的标准化国土所。这样的国土所，即使与发达地区的国土所相比，也毫不逊色。
又如，在XX区XX县，“207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拨付XX县96.7万元，全部用于国土所基础设施建设。XX县也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拿出 59.21万元实施煤房、车库、双瓮式厕所等附属工程建设。”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调查在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进行，共调查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占61.7%)、非留守儿童2731人(占37.2%)、教师687人、校长42人。
本次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城市生活，家庭关系良好。有92.1%的留守儿童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91.9%对自己生活在中国感到满意;有82.4%的留守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77.7%希望以后在城市生活;有90.2%的留守儿童与母亲关系很好，89.4%与父亲关系很好，大多数留守儿童仍将母亲视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在家庭生活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别最突出的是意外伤害。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
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有20.4%的留守儿童自评学习成绩偏下，82.1%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1.4和2.7个百分点，教师反映的差距更大。
2.留守儿童学习态度较差，学习兴趣较弱
留守儿童学习不良行为较多：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不想学习(39.1%)和对学习不感兴趣(43.8%)的比非留守儿童高5.6和3.2个百分点。
九成多留守儿童认为学习重要，他们学习态度和状态上的差异，既与学校教育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学生自身的情况有关。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学习知识一旦脱离自身的发展基础和需求，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3.留守儿童缺乏应有的学习辅导
有68.7%的留守儿童曾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有58.1%的人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没人帮助，比非留守儿童都高出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非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要帮助和监督者是父母，而留守儿童则是老师。接受访谈的留守小学生认为，父亲外出后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遇到难题没人问了。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祖辈监护人较多，他们学历偏低，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的学习。
(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1.留守儿童家庭支持弱化
父母和同学朋友是农村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非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52.92%)、父亲(43.02%)和同学朋友(34%)，留守儿童则是是母亲(41.54%)、同学朋友(34.92%)和父亲(30.38%)，留守儿童来自父母的支持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虽然留守儿童获得祖辈的支持(17.02%)高于非留守儿童(10.9%)，但远不及同学朋友。
2.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朋辈性倾向明显，易受不良团伙影响
同学朋友是留守儿童心里话的首位倾诉对象和遇到困难的第一求助人选，同辈成为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需警惕不良群体的影响，有30.5%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有 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4.3和1.4个百分。
3.教师的情感支持不明显
有47.8%的四年级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于老师，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同学朋友(36.6%)。在青少年时期，父母与教师是儿童的两个“重要他人”，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的留守儿童，当父母远离时，教师就成了情感依恋对象。但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学习辅导上，情感支持相对欠缺。在你最信任的人是谁、你的心里话主要跟谁说、你和谁最亲近等情况中，老师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群中排位都靠后。
4.两成留守儿童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有17.5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22.6%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国内外诸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状况是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本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较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5.7、5.7、1.5和1.1个百分点。这些消极体验降低了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有23.2%的留守儿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比非留守儿童高6.4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在给留守儿童提供各种支持时，应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使其更容易感受到外部支持的存在，而且要帮助留守儿童学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自身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
(四)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在留守群体中，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然低于男童，对自己总体上感到满意(76.5%)和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64.4%)的女童比例比男童低5.9和8.6个百分点，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女童比例(40.7%)比男童高6.6个百分点。
在留守群体中，有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女童比例都高于男童，经常感到烦躁(47.6%)、闷闷不乐(38%)和无缘无故发脾气(21.5%)的女童比例比男童高3.7、1和3.5个百分点;女童自评父母外出后，自己比原来抑郁、焦虑、爱发脾气、胆小的比例也高于男童。此外，有42.7%的留守女童经常觉得孤独，不仅高于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留守女童负面情绪多、孤独感强。其原因：一是性别的差异使留守女童更需要父母的爱抚;二是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不能满足留守女童的心理需求;三是传统的社会角色期待加重了留守女童的心理负担。在留守群体中，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35.2%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在为家庭转移更多劳动负担的同时，留守女童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的发展。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XX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调查在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进行，共调查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占61.7%)、非留守儿童2731人(占37.2%)、教师687人、校长42人。
本次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城市生活，家庭关系良好。有92.1%的留守儿童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91.9%对自己生活在中国感到满意;有82.4%的留守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77.7%希望以后在城市生活;有90.2%的留守儿童与母亲关系很好，89.4%与父亲关系很好，大多数留守儿童仍将母亲视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在家庭生活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别最突出的是意外伤害。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
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有20.4%的留守儿童自评学习成绩偏下，82.1%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1.4和2.7个百分点，教师反映的差距更大。
2.留守儿童学习态度较差，学习兴趣较弱
留守儿童学习不良行为较多：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不想学习(39.1%)和对学习不感兴趣(43.8%)的比非留守儿童高5.6和3.2个百分点。
九成多留守儿童认为学习重要，他们学习态度和状态上的差异，既与学校教育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学生自身的情况有关。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学习知识一旦脱离自身的发展基础和需求，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3.留守儿童缺乏应有的学习辅导
有68.7%的留守儿童曾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有58.1%的人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没人帮助，比非留守儿童都高出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非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要帮助和监督者是父母，而留守儿童则是老师。接受访谈的留守小学生认为，父亲外出后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遇到难题没人问了。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祖辈监护人较多，他们学历偏低，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的学习。
(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1.留守儿童家庭支持弱化
父母和同学朋友是农村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非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52.92%)、父亲(43.02%)和同学朋友(34%)，留守儿童则是是母亲(41.54%)、同学朋友(34.92%)和父亲(30.38%)，留守儿童来自父母的支持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虽然留守儿童获得祖辈的支持(17.02%)高于非留守儿童(10.9%)，但远不及同学朋友。
2.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朋辈性倾向明显，易受不良团伙影响
同学朋友是留守儿童心里话的首位倾诉对象和遇到困难的第一求助人选，同辈成为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需警惕不良群体的.影响，有30.5%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有 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4.3和1.4个百分。
3.教师的情感支持不明显
有47.8%的四年级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于老师，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同学朋友(36.6%)。在青少年时期，父母与教师是儿童的两个“重要他人”，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的留守儿童，当父母远离时，教师就成了情感依恋对象。但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学习辅导上，情感支持相对欠缺。在你最信任的人是谁、你的心里话主要跟谁说、你和谁最亲近等情况中，老师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群中排位都靠后。
4.两成留守儿童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有17.5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22.6%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国内外诸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状况是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本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较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5.7、5.7、1.5和1.1个百分点。这些消极体验降低了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有23.2%的留守儿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比非留守儿童高6.4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在给留守儿童提供各种支持时，应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使其更容易感受到外部支持的存在，而且要帮助留守儿童学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自身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
(四)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在留守群体中，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然低于男童，对自己总体上感到满意(76.5%)和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64.4%)的女童比例比男童低5.9和8.6个百分点，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女童比例(40.7%)比男童高6.6个百分点。
在留守群体中，有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女童比例都高于男童，经常感到烦躁(47.6%)、闷闷不乐(38%)和无缘无故发脾气(21.5%)的女童比例比男童高3.7、1和3.5个百分点;女童自评父母外出后，自己比原来抑郁、焦虑、爱发脾气、胆小的比例也高于男童。此外，有42.7%的留守女童经常觉得孤独，不仅高于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留守女童负面情绪多、孤独感强。其原因：一是性别的差异使留守女童更需要父母的爱抚;二是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不能满足留守女童的心理需求;三是传统的社会角色期待加重了留守女童的心理负担。在留守群体中，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35.2%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在为家庭转移更多劳动负担的同时，留守女童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的发展。
调查也发现，留守女童人际交往状况较好，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部分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
(五)留守男童问题行为令人担忧
在闲暇生活中，有13. 8%的留守男童每天看电视超过2个小时，比非留守男童高3.2个百分点;在上网的儿童中，在网上玩游戏(64.9%)、讲脏话(41.8%)、浏览色情暴力内容(8.3%)的留守男童比非留守男童高4、3.5和1.7个百分点。
在学校生活中，留守男童迟到(41.8%)、逃学(7.4%)、受老师惩罚(73.5%)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5.3、1.9和5.4个百分点;不想学习(40.4%)、对学习不感兴趣(44.8%)、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64.4%)、没完成作业(54.8%)、成绩下降(83.2%)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3—10.7个百分点，也都高于留守女童。此外，有47.2%的留守男童没参加过学校的任何课外小组，分别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4.7和5个百分点;有51.6%受过同学、高年级学生、社会上的人或帮派团伙欺负，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11和7.6个百分点。
留守男童问题行为多，学习及校园生活中的障碍也多。某县综治委的同志说留守男童是当地犯罪青少年的重要群体，称他们为“110的后备大军”。其原因：
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留守男童不良行为相对突出的直接原因。男生成熟较女生晚，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监控，否则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难以理解、掌握和内化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导致价值观和行为偏差。数据显示，在留守群体中，男童赞同钱能解决所有问题(11%)和家里有钱或有人当官的命真好(27.5%)的比例比女童高1.9和6.6个百分点;赞同诚实守信的人容易受欺骗(55.1%)、一夜成名的人令人羡慕(47.1%)和做好事经常得不到好报(39.0%)的比例比女童高4—6个百分点。
二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男童影响较大，本次调查中有91.9%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或双亲外出。父亲外出缩小了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不利于男孩的健康成长。父亲外出的家庭中缺少权威形象，使男孩的管教和监督变得更为困难。对于男童而言，父亲还提供了男子的基本模式，供其参照和认同，父亲远离不利于留守男童的性别认同。
(六)父母外出对小学中年级儿童影响更大
1.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影响最大
在四年级到初三6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中，过去一年，有3.6%的四年级儿童遭遇触电，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1.5%，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26.9%的四年级儿童玩网络游戏，仅比初二低0.5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20.7%，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9.9%的四年级儿童在网上浏览色情暴力内容，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5.6%，低于五年级。此外，有1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在生病后选择自己忍着。
外出父母及代理监护人，因为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长大了，已经适应校园生活而又尚未面对升学压力，容易对其放松监管。这不仅使得他们更易遭受意外伤害，也忽视了他们一些不良品德和行为的滋生和发展。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划分，十岁左右的儿童正是道德水平从他律向自律过渡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引导。
2.四年级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后的负面体验较多
感觉父母外出后自己更容易被欺负(23.7%)、被歧视(19.8%)、性格比原来内向(41.7%)、胆小(18.9%)的四年级留守儿童比例在6个年级中最高。四年级留守儿童年龄还小，对父母依恋感强。他们经常想念父母(76.7%)、担心见不到父母(59.2%)、担心父母不爱自己(34.6%)的比例最高，比初三的高21.3、25和11.1个百分点。四、五年级的留守儿童表示目前自己最需要和父母在一起，而其他年级的留守儿童最需要学习辅导。
3.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的交往行为有较大影响
四年级儿童人际交往状况总体较差，这与他们年龄尚小、社交技能不足有关，四年级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更差。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52.1%)、认为同学喜欢自己(68.7%)、愿意和别人说话聊天(8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的比例，分别比四年级非留守儿童低6.4、3.6和1.8个百分点，可见，父母外出对其社交技能和行为影响较大。
调查也发现，四年级留守儿童会更积极地寻求老师支持和参与社会活动，以缓解父母外出后的焦虑感。从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看，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同学朋友和父亲，但四年级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老师和父亲。在问到“谁监督或帮助你学习?遇到困难你会向谁求助?”时，四年级留守儿童都把老师排在第一位，而四年级非留守儿童则把老师排在第三位。在留守群体中，有17.2%的四年级儿童参与很多的学校、社区公益活动，比例最高，也高于四年级非留守儿童(14.8%)。
(七)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初二现象更为显著
1.初二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较差
有37.2%的初二留守儿童每天看电视1小时以上，较初二非留守儿童高2.6个百分点;有38.3%的初二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后更自由了，较四年级留守儿童高13.1个百分点。
2.初二留守儿童在学习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较高
初二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不想学习(62.8%)、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68.4)、没完成作业(62.7%)以及被老师惩罚(75.2%)的比例高于初二非留守儿童2.3—14.4个百分点。
3.初二留守儿童受同辈群体影响较大
初二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较差，经常和妈妈交流(64.3%)、经常和爸爸交流(57.9%)的比例低于初二非留守儿童4.1和8.7个百分点，而被父母训斥吓唬(22.8%)的初二留守儿童比例最高。唯有初二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初二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心急剧发展变化，存在着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叛逆、盲目、易受外界影响、情绪变化大、成绩两极分化普遍、违纪违规频繁等特征，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这被称为初二现象。对于初二留守儿童来说，青春期的影响与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叠加，放大了种种问题。
中国女老板生存状态：关于职业女性的调查报告
当人们听说一个成功商界人士的传奇故事，很可能被故事情节所吸引，而且重要的是，如果讲述中没有表述任何显示性别的细节，人们通常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男性的故事。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一个传奇式男老板的故事，不管这种传奇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却很难接受一个女老板可以用同样正当、诚实、道德、传奇的方式实现成功，对于这种表面成功的背后，往往产生不好的推论。其实，这种表象的下面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接受一个女性领导者的成熟而自然的心理 调查一：不受欢迎的女老板 在我们周围，往往会听到这种抱怨：女老板缺乏魄力。她们比较迟疑，做事不决断，“她们的管理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她们容易输”；女老板事多。“她们对于别人的意见太敏感，爱找岔儿”；女老板太小气；女老板更注意效率和细节。她们是制度的奴隶，穷于关注细碎事务，“把人看得太紧”；女老板更能挑毛病。“女人要比男人挑剔”；跟着女老板没什么面子。“你见过哪个优秀的男人给女人拎包的”？ 其实，听到这样类似的抱怨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女性站在商界巅峰的不适感由来已久。 《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就1000名男性和900名女性高级工商主管进行过访问，其中2／3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他们对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感到不舒服；同时只有9％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会乐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 罗莎贝思.肯特在她的《公司中的男男女女》一书中写道，“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商界存在着支持男性领导会更好的态度。许多研究表明，无论男女都并不倾向于接受女老板的领导”。 现有理论认为，由于男性在其自然的和幼年教育中就更具竞争与领导倾向，因此男性是更合宜的领导者，而对于一些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女性领导者，有些人则会认为她已经“男性化”了，或者“没有女人味了”。 但对于实际的男性与女性主管的经营管理表现加以观察、访问或者比较，并不能证明两性主管的真实表现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对于大中型机构内的男女领导者的研究显示，男女两性在接受职业训练上并不会有刻意的差异，而且在他们实际使用的基本管理策略与风格上存在的差异也非常有限。只不过女性主管对于晋升的要求明显不如男性主管强烈和普遍。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相当普遍的对于女老板的不利印象呢？一位接受调查的经理毫不掩饰地说，“为什么是女总裁，难道公司里男的都完了吗？”这种女性领导的家庭模式实际上类似“妻管严”现象，当事人的幸福程度可能并不比非“妻管严”家庭低(正如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同事对于女老板的评价并不比对男老板低一样)，但是它仍然是一种被嘲弄的对象，未婚者很少公开宣称以选择这种模式为自己的骄傲，当事者则或多或少否认自己接受的是“妻管严”模式。 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偏见。多数人认为，接受女性领导，在传统的男性主义文化中代表着一种“耻辱”。因此，虽然要选择一个具有领导能力和潜质的合适男性与选择一个合适的女性领导者的难度一点都不会小，但是在人们惯性的观念中，男性形象比女性更接近现成的理想老板形象：强劲、果断、待人的度量、看问题的高度和处理问题的策略水准。可能在一开始，女性领导者就会蒙受某种不利的舆论与偏见。 劳.莱威基及其他作者在去年再版的《谈判》一书中，列举大量的事例证明，女性谈判者在各类谈判中系统地存在着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情况。对女老板的不利印象不过是女性的这种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领导管理领域的表现。 调查二：跳不过晋升的门槛 年方三十，拥有自己独立咨询管理公司，涉及广告、网络、教育、咨询等多个行业的李小姐眼下正在忙着一件事：通过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将企业生存的根本由个人的信誉向着企业实力转变；将个人的资源和斗志向着团队整体的战斗力转变。 身价百万而又年轻有为的李小姐无疑是诸多年轻女性的榜样和羡慕的对象。而李小姐之所以选择自立山头最初却是出于逼上梁山。李小姐曾经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过，五年后，当她发现自己的辛勤工作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收益，而最终却停留在部门经理这个位置再也动不了时，李小姐决定走人。“我自己给自己晋升还不行吗？?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小姐以退为进反倒成就了一个成功的女性领导，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白领而言，做到中层领导职位，想进一步晋升，就如同面对一个透明的玻璃顶，未来看上去近在眼前，却怎么也跳不过去。 如果让大家勾勒出一个“成功的老板”形象，相信99.99％的人可能会画出一位男性老板。因为人们的头脑中，男性老板的典型远远比女性多得多。同时，女性领导者的分布状况进而成为她们寻求发展和变化的障碍，比如在行业中，女性主管被认为更适合担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科技研究、商业贸易等领域的工作；在组织内部，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作为副手和中层管理者；在分工方面，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从事行政后勤、操作性和执行性的事务。从某个角度来说，习惯上认为女性适合担任的领导角色会进一步形成对于女性领导的较为不利的刻板印象。 上海一家策划公司曾经在针对都市职业女性的一个调查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在公司经理层中，男性为57.9％，女性为42.1％，基本平衡，但是在总经理的职位上，男性比例约为83.4％，而女性则锐减为16.6％。是什么阻碍了职业女性的进一步晋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佟新通过对60多位女性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整理了45万字的宝贵资料。佟新发现，女性高层领导者的罕见是一种性别意识形态在潜在地起作用。 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赋予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以最高的价值，由此社会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性别行为标准的刻板印象，例如，成功的女人家庭生活肯定不幸福，女人的幸福建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之上，母爱是天性，没有母爱的女人是坏女人，等等。在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社会会形成一系列有关什么是好男人和什么是好女人的标准和性别气质形象，如男性是进取的、智慧的、高效的，而女性是温柔的、被动的、效率不高的；男人的成功在于事业，女性的成功在于家庭等等。这些男性应当做什么和女性应当做什么的理念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几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到最后女性自己会冒出这些念头：这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我已经满足了。 现在的职业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上一代女性职业生活的积极影响，但当她们面临的职业发展机会比以往更多时，很多优秀的女性内心却更矛盾了。 1949年后的30年，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性话语使那个时代的女性往往以工作为乐、以事业为荣。1965年以前出生的女性(这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当她们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时，她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当成好女人，她们会相对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职业成就。而此后出生的女性们，特别是职业有了一定成绩的女性们常常会面对角色冲突，甚至总是处于自责或选择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好?可以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现在女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人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想象。 现实中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白领丽人的潇洒、下岗女工的疲惫、女领导的强悍、打工妹们的艰辛以及全职太太的舒适，又使她们面对职业发展时矛盾重重。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男性主流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在女性内心交织，这种社会期待带给女性的.困惑无形中成为女性晋升领导职位时一个跳不过去的玻璃顶。 调查三：铁腕还是温柔 国内知名手机厂家的技术主管杨女士经常遇到这样的趣事，每次出去吃饭，不管是做东还是被请，不管是陪朋友还是陪客户，不管是与男士还是与女士，服务员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当成主人，菜单要向她询问，茶水要经她点头，账单也总是送到她的面前。 对此杨女士有点哭笑不得，而朋友们也总是笑她“领导相”十足，举手投足间，那种惯于决策的风格便露了出来。杨女士的确是那种雷厉风行，果敢魄力的铁腕主管。她的下属是这样描述她的，说起话来铿锵有声，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交待工作有板有眼，决策问题当机立断，对待下属奖惩分明，实在是让人又敬又畏。 另外一位广告公司的客户总监郭小姐则是截然不同的风格。郭小姐个头不高，面相显小，尽管工作资历已经五年，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下属从来不敢小瞧她，郭小姐就那么轻轻松松地把复杂的工作任务分配得有条有理，遇到难题身先士卒，批评下属也是轻声细语，但却句句都在点子上，由不得人不服气。 人们在谈到女性领导者的时候，经常会引起非议的是管理风格。比如说杨女士很可能被看作是铁腕主义者、女强人，郭小姐则会被认为和风细雨式的小女人，而当公众说到无论是“女强人”还是“小女人”，显然并非完全的褒义。 德伯拉.泰能在《发言权：谁的话会被听进去以及为什么》一书中揭示了男女权威在发表自己观点时的风格差异(但容易会被他人认定为是人格与行为能力的差异)，部分地能够说明人们何以对女老板容易形成一些偏见：女性会在她们的讲话中更可能显示不确定性，更容易提出问题，女性更经常说“对不起”，而男性则更可能减少在其表达中的疑问，增加自己意见的确定性。这种倾向使得男性更能比女性表现出自信和掌控。 当描述成就时，女性更多说“我们怎样”，而男性更多会说“我怎样”。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差异，但男性的个人特质会更突出，这一点对于外界人士形成对于个人人格的不同感受尤其具有影响力。 女性更可能表达其负面反馈(但并不表明她们只是或较多看到负面)，并比男性更乐于接受赞美。这使得与女性共事更易使人产生压迫感和缺少激励性。 应该承认，男女无论在他们的自然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特征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但是除了少数性别文化具有单一性别倾向，如军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组织、远洋运输与重型运输等组织，作为常规社会组织，比如公司，其成员性别分布具有更平衡的分布，因此作为团队成功的协调者和领导者，越来越需要老板和主管们在自身的领导风格上塑造两性均能接受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中性化”。 但是女老板的管理风格却更容易受到攻击，同一种社会行为却有不同的社会反应。女老板的“中性化”虽然可能给实际的同事环境中的成员带来好处，但却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反弹，因为它刺激到公众心目中惯性化的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而如果女性与男性同样采取一种温和的领导方式，男老板的“中性化”或者说“软性化”更多被人们解读为一种褒义表现，而女老板的温和 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魄力。 由于现代组织的多样化、组织成员文化的多元化、管理风格的多样化实际上也成为必需。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女老板所在的主要领域。调查显示，行政工作和人事工作是大家所认为的最适合女性的工作，尤其是行政工作，其中选率为71.4％，而人事工作以57.8％居次席。女性天生的细心和温柔使她们可以成为成功的行政主管、人事主管。 女性管理风格上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其实比男老板的优点更突出：探究准备充分，对团队感受敏感，强调授权清晰，讲求沟通和对话，较少与团队成员强势争夺利益。由于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可能要耐受较男性更多的挑战与心理压力，她们更能理解被领导者的心理，更易形成团队的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女老板领导所带来的整体效益可能并不会比男老板低。 调查四：居安思危 每到周末，清华、北大、人大的校园里不乏名牌轿车出没，究其原因，一些企业高层领导利用周末前来听课。有趣的是，在学习和充电的问题上，似乎总是女性比男性态度更积极。女主管、女经理人甚至女老板对于自身发展，自我提升的迫切要求也不例外。女性领导者似乎更能体会居安思危的意义。 方女士是一家IT公司总裁助理，她的工作重心在于决策和管理，在职场，多数时候要百分百地漠视自己的性别，而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外界打交道。由于负责公司在全国的销售业务，她算是一个标准的“空中飞人”。但是在飞来飞去工作之余，她还决定报考M BA，尽管由于工作紧张，方女士的辅导课程十有八九是错过了，但这并不能动摇方女士考一把的决心。“做到这个位置并不容易，每天都能感觉后生可畏。不给自己多加点砝码实在不安心。” 32岁的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刘女士深感要学的东西太多，全脱产30年也学不完。什么科学教育与培训、绩效考核管理的策划和实施、休闲办公环境的创设等等，但时间那么有限，都是下班后的“散碎银两”，于是权衡再三，选择了自己最薄弱的环节，而且是“细水长流”、无法一蹴而就的学业，但也是最终必定十分有用的学科―――英语口语。刘女士深知入世后，英语人才将大有用武之地，像自己这样光有管理才能的人已经颇为落伍。新一代既拥有高等学历，同时又有良好外语能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自己想比他们只是多了几年经验而已，很快就会被赶上来。 有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女企业家约占中国企业家总数的20％，而且这比例在不断增长。目前我国的EM BA学员中，女性在许多学校也占据了10％的比例。从国外的惠普、柯达、雅芳、玫琳凯到国内的海尔、联想，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者走向前台。 当人们试图研究女性领导者成功的原因时，这些领导者却更倾向于讨论未来的发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5月开始推出第一期女性管理者课程，在招生简章上，赫然写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优秀的企业、政府及其他部门的中高层女性管理人员，首期只招收35名优秀职业女性，学习费用3万元。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条件进行资格审核，组织面试。尽管有着苛刻的条件、不菲的费用，方女士仍然决定报名参加，“费用是小事情，关键是我可以找到一个与自己同类人智慧碰撞的平台。每天面临的压力那么大，实在想知道自己的同类人都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女士指出：女性领导的成功比男性更加来之不易，女性管理者面临的压力和问题也比男性更多，在他们看来，要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持续成功，需要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和增长更加丰富的知识，压力不仅仅来自管理，还有社会、家庭。正是压力的存在，使得女性领导者有着更紧迫的学习需求。 现代社会赋予大批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干的职业女性更多的机会，我们时常看到在外企崭露头角的女性成功故事经过传媒渲染，风光无限，却忽略了这些女性领导者付出的艰辛和努力。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女性职业发展，而女性自身的职业经验、受到鼓励的程度以及相关的性别交往都可能使女性做出多元化的选择，但在迈向与男性职业发展相同的道路上，女性的代价要大得多。同样在迎接未来挑战的时候，女性领导以更敏感的心智提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方能立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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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生存状态的思考
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生存状态的思考【摘 要】本文通过对2006至2008年证券市场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中小投资者存在参与滞后，风险意识薄弱，对市场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改善投资者生存状态，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投资者 生存状态 数据分析
一、引言
2005年5月以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实施，国民经济持续强劲发展，证券市场环境不断的改善，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运行机制，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牛市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初，我国股市进入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牛市，而证券市场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风向标，反映我国近十年来强劲发展经济情况。数据显示，2006至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有很高的中小投资者参与度。但是，随着牛市结束，股市迅速转入熊市并深跌71%,跌幅创全球股票市场之最，很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被深深套牢。投资者生存状态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这一问题能否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证券市场能否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以及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能否重建。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这将会影响我国宏观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很多因素可能影响投资者的选择。例如，税收（Bergstresser和Poterba,2000）、股票市场的收益、个人可支配收入（Ssntini和Aber,1998）、长期利率的滞后项等因素均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我国的投资环境、经济制度建设、投资者偏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影响我国投资者决策的因素与国外投资者所侧重的不同。我国投资者对于股价的变化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在股票价格与投资者交易策略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行为金融理论的反馈交易模型。
反馈交易理论模型由Shiller（1984），DeLong等（1990），Kirman （1993），CampbellKyle （1993）， Shleifer （2000）等人提出并扩展。行为金融理论把不以证券的基本面作为制定交易的基础，而是依靠市场历史走势来制定交易策略的投资者称为反馈交易者。其中正反馈交易者认为市场趋势将会继续，市场上涨时能够产生“持有更多效应（hold more effect）”,在市场下跌时则加速卖出，即所谓“追涨杀跌”的交易策略；而负反馈交易是指逢低吸呐，逢高抛出的反向交易行为。反馈交易使股票价格不再随机运动，而存在确定性的自相关关系。
Koutmos（1997）对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六个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进行考察，结论为正反馈交易行为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Koutmos和Saidi（2001）考察了亚洲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6个新兴资本市场，检验结果也支持正反馈交易是造成市场报酬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特定时期内的股票价格与投资者交易策略的相关性的'分析来检验我国市场中的反馈交易行为，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结果进行比较，深入了解我国中小投资者的生存状态。
三、数据分析
（注：图中上证A股指数线表示的是上证A股指数的五日均线图。新增开户数是表示上证A股的月新增开户数，通过EXCEL处理得到图中曲线。A股指数线是由大智慧软件所得；新增开户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统计年鉴。来源：中国证监会。）
如图一所示，从2005年股权分制改革至2007年十月中旬，我国上证指数大涨。随着股市赚钱效应的显现，场外投资者加快了进入股票市场的步伐。大量新增中小投资者的加入使中国沪深两市的总账户达1亿多户。上证A股的月新增开户量在2007年5月份到达最高的5594364户。历史反复证明，当一波行情不断吸引中小投资者参与以至达到极致时，这就是明显的风险信号。大批新增资金要想赚取利润，必然要求有更大量的资金来接盘。资金总是有极限的，当增量资金出现爆发式增发时，就加速消耗潜在的资金资源。图中的新增开户数与上证走势曲线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图一的分析，如果把新增开户数作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度的指标，显然上证指数的走势与中小投资者参与度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的投资者行为在整体上并不能用单纯的正（负）反馈交易模型来解释，更多的是阶段性相关。因此，本文将2006至2008年的A股市场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1.2006年5月至9月，新增开户数与上证走势明显的反向变动，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小投资者资金不是大盘温和上涨的主要原因，中小投资者存在参与滞后的特征，真正使得股指上涨的资金是对政策高度敏感，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资金。从本质上来看，启动我国牛市行情的也正是这部分资金。
2.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新增开户数与上证走势明显正相关变动的关系，说明这一期间，中小投资者资金是推动大盘急速上涨的重要原因。
3.另外，当国家有抑制股市政策时（2007年5月31日上调印花税），市场震荡调整行情，中小投资者的入市量出现急速下调，这也是股市后期缺乏上涨动力的预测性指标。此后，当股指经过短期调整后继续上涨，新增开户数虽有所增加，但增速明显减少，说明投资者进入股市的意愿减弱，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为市场最主要的投资者。
4.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随着上涨动力的减弱，股市进入了下行通道，加之机构投资者的大量出逃，使中国股市加速下跌。我们通过对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并没有及时撤离股市，从而导致投资损失惨重。
四、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是对单个股票价格波动与散户量的关系的分析，了解我国中小投资者的生存状态。受可获数据的限制，研究样本采用上证50指数的成份股的相关数据。上证50指数的成份股是由上交所所有A股股票中最具有市场代表性的50种股票组成，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选择上证50指数的成份股的个股股价及散户量作为对上海股票市场上单个股票价格与散户量相关关系的总体代表进行分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探索整个国内证券市场的个人投资的情况。样本空间为2007年7月2日至2007年12月28日共130个交易日，个股股价均为当日收盘价X,散户量Y采用大智慧软件的数据（散户量是由大智慧软件的散户线指标所得，散户线指的并不是散户数量，只是一个指标。主要是根据对市场交易数据的统计和判断而得出的大约的散户持股数（单位为十万股））。
2.对50只成份股的回归分析
Xi, Yi分别表示i日任一成份股的股价和散户量。从散点图（散点图是利用EXCEL将成份股的个股股价和散户量作为变量制作而成，可以判断变量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散户量Yi股价Xi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所以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为以下线性模型：
Yi= β1+ β2Xi+ Ui
Ui为随机扰动项，β1和β2通统称为回归模型参数。
本文利用EXCEL对上证50指数的成份股的散点图进行回归拟合，得到的结果说明了通过所选取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能够明显得出成份股的股价与散户量之间的变动关系，该模型虽然不能得到变量间相关程度的精确数值，但总体上可以反映变量间的相关度，而且对股票间横向比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部分回归结果见表一。
（注：①受所获数据的限制，编号600331的股票宏达股份的数据采用的是2007年07月02至2007年09月26日共60个交易日。
②2007年10月10日临时调整上证50指数样本：由股中国神华（代码601088）替代火箭股份（代码600879）；2007年11月6日临时调整上证50指数样本：由中国石油（代码601857）替代赣粤高速（代码600269）。但由于中国神华与中国石油均为新股发行，散户的波段操作不明显，所以根据模型需要，并没有进行修正③受所获数据的限制，所以散户量具体数据尚不完整，所以部分回归的自由度df偏小。）
五、回归结果分析
（一）50只成份股的参数β2除个别股票外均为负值，即绝大多数股票中股价的波动引起散户量的反向变动。可见个人投资者不是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这说明中国股民追涨的操作并不明显，有以落袋为安来规避股价波动所带来风险的操作特点。
（二）β2为负值还说明了个人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并没有引起股票价格的同向变动，表明个人投资行为的波段性操作行为本身对于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并不强，反而是价格的波动加剧了个人投资的波段性操作。
（三）我国个人投资者对股价的反映过于敏感，股价略微上涨便有大量散户平仓或减仓，导致股票较为集中，意味着机构或者大户实力雄厚，股票集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可能是股价高风险的时候，从而使得股票在高位运行时风险加大。因此，股票价格往往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这都将导致我国股票市场不能正常履行价格发现职能。
（四）我国证券市场与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等6个新兴证券市场有明显区别：与单纯的反馈交易模型不同，投资者的交易特征为阶段性：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正反馈交易行为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2007年7月2日至2007年12月28日，我国证券市场则表现逢低吸呐，逢高抛出的负反馈交易特征。
通过对50只成份股价格波动与中小投资者集中度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发现，2007年5月份至12月份，我国股票市场虽然有较高的中小投资者参与度，但是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有明显的反向变动趋势，这说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并不能推动股价的上涨。在股市转入下行通道时，中小投资者又在高位进入，形成一定的支撑，随着新增开户量的锐减，股市上涨已经缺乏原动力，机构投资者的大量出逃使得股市深跌，中小投资者损失严重。中小投资者在这一投资过程中承担的风险显然远远高于可能的机会收益。
六、改善中小投资者生存状态、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宏观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的投资意识和理念不断增强，投资资金规模不断增
大，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投资者生存状态，对我国今后的实体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都有深远的影响。结合本文的相关结论，我们提出减少个人投资者决策滞后、反向选择以及风险意识薄弱等问题的相应建议，进而可以降低市场的波动，有利于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维护中小投资者的长期利益。具体建议如下：
（一）重视对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
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走势。中小投资者可以利用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来判断经济形势，如国内生产总值（GDP），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同时，也要及时关注对股市产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如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并迅速调整相应的投资策略，避免后知后觉，导致失去了投资的最佳时机。
（二）加强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教育、学习科学理性的投资理念
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行为决定是否为理性投资或非理性投资，只有以投资为主体的理性证券市场才可能长期稳定的发展，实现所有投资者的共赢及发挥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适度投机能够增强市场流动性，但投资者要把握好投机时机以及投机程度，因此我们应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使他们形成以发现价值为路径，资本增值为目的，管理风险为前提的投资理念。
（三）完善证券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市场监管
我国证券市场应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步伐，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以便能够更加安全有序的运行。证券交易所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对于市场中的不规范操作及违法交易进行严厉的打击，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持续地监管保障。
综上所述，改善中小投资者的生存状态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只有注重学习和运用科学的投资理念，通过不断积累并总结投资经验，提高自身的分析思辨能力，进而结合运用长期对宏观经济和微观视市场的认真分析并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才能够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保持长期稳定的收益。另一方面，投资者作为弱小的群体，在资金、信息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因此，证券市场及监管部门应长期关注中小投资者的生存状态，不断的探索和研究证券市场，改善自身机制方面的问题，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庆一。中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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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心丹等。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J].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三期课题报告，2002.
[4]吴晓求。证券投资学[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
[5]黄国龙。中国证券市场投机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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