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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常见的执政方法是，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树立和打造各种典型样板，然后在全国推广。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
世事变幻。到今天，很多这样的典型样板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有的则活了下来，在执政党应对社会变迁新问题的过程中仍旧焕发出自己的生机。
其中之一就是枫桥经验。
10月11日，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历来颇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央在不同时期也批转过一些枫桥经验的材料让各地借鉴，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批示的方式，把枫桥经验上升到全局的意义，还是首次。其中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认真解读。
维稳器
在，也就是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的时候，当时也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记者曾经专门到浙江诸暨实地调研枫桥经验。记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典型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它究竟能够折射改革开放历史的哪些秘密？尤其是，这个政治典型又是发生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味。
正所谓，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每当现实争议太大或前行方向有些模糊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回头看看历史，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比如，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其核心要素包括私人财产权和企业家。但一回到现实，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这些就不是所谓的自发演化产生的。今天所说的最早企业家，最初可能是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里面的能人，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拯救了不少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而他们脱胎成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也有赖于国家层面推行的企业转制等政治动作，其间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被认为是无为政府的典型。这更多的是从政府不具体干预私营企业和藏富于民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总体也呈增多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人口流动下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冲突、劳资冲突等。尤其是在农村，改革开放后单个的农户又成为农村主体，而浙江诸暨现在的专业镇最初又是以家庭作坊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大量涌现。
面对大量涌现的矛盾和纠纷，一般人们会选择两条道路，一条是上访，一条是打官司。而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处处感到的不是上访和打官司的有效，而是其边界的约束，比如司法审判资源方面的案多人少，公安系统的警力不足，综合治理力量的薄弱等。在农村，所谓法治还会碰到与本土乡俗的冲突，比如农嫁女的权益问题，一份资料显示，浙江全省40多万农嫁女中有过上访经历的大约有15万人。
这个时候，政府就不是无为，而是需要提供一个稳定器，让这些矛盾和纠纷能够及时得到化解。创造经济奇迹和寻求秩序两者交错前行，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过于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浙江的这个维稳器，就是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精髓就是，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其运转机制包括矛盾纠纷排查、联合预测、从村到镇的调解体系、社区矫正等等。枫桥经验，就是弥补在改革开放变动不居的时代条件下，政府固有系统提供秩序能力不足的一种办法。这应当是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能够活下来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枫桥经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追求秩序过程中，警察、法院、法律等这些要素的边界。
可复制性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不完全是自发产生的。从1963年在少抓人、不武斗条件下改造好“四类分子”，到改革开放后的给“四类分子”整体摘帽、“严打”后的帮教违法犯罪人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以后的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等，都是国家层面有一个全局性的考虑，然后枫桥被当作试点和样板之一来积累经验。
因此，枫桥经验的可复制性就是其效果的一个佐证。枫桥不再是一个地名，“枫桥式”是浙江对其维稳工作做得不错的乡镇的一个正面评价。浙江舟山普陀就被称为海上枫桥。一段时间，过多的渔业捕捞和有限的渔业资源，使得近海渔船之间的矛盾纠纷大量增加。根本之道是产业升级，不让过多的人挤在已经很有限的近海渔业资源里面抢饭吃，否则恶性冲突就是必然的。而为了让这个升级过程比较平稳，当地就借鉴枫桥经验，建立了以船老大为主体的三级调解体系，海上的矛盾被纳入调解渠道解决。
但只是照搬也未必行得通。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也在根据新情况不断调适。比如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虽然可以按照枫桥经验把信息员、调解员等队伍建立起来，但本地人和外地人毕竟有隔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诸暨市公安局在推广枫桥经验中首创了“老乡干部管老乡”制度。枫桥的干部在矛盾纠纷解决中就曾经发现，有时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准备集体上访的时候，常常联系家乡的干部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其实反映了做人的工作，就要充分考虑对方的需求和依赖感，这正是调解的.精髓所在。枫桥便找到了本地劳动力来源最集中的江西，与当地政府联系，请调干部来枫桥做调解工作，镇财政担负他们的一切费用。
对于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农嫁女权益，涉及面很广，枫桥经验虽然能一时保证“不上交”，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乡俗和法律两者之间不断调适。枫桥在推动各村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就注意让两者不断接近，比如先让村规民约明确，其配偶为非农业户籍且无固定职业与收入者，可保留本村村籍―也就意味着可继续享受本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权益。这可以先帮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
传统政治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当下，中国的第四轮改革即将启动，时代的形势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枫桥经验对于未来中国是否仍有启迪作用？简而言之，枫桥经验对于中国平稳度过未来的转型和调整的时期，能否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改革的过程充满风险，改革的推动者自然要考虑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让国家平稳地走过未来一段注定不寻常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大力倡导群众路线、转变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些传统的政治资源被领导人反复提及。时代不同了，这些政治资源要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创造性转换”是必要的。比如枫桥经验诞生于当年的社教运动，这个运动也包括让基层干部“上楼洗澡”，要算账、退赔和撤换等。这种方式今天已经行不大通。
看起来，现在大力提倡群众路线，枫桥经验算是一个得到最高领导人正式认可的实际做法。群众路线，现在应该怎么个走法？怎么能够化解民众的不满和改革中一定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让领导干部体验下民生艰苦，决策时更科学和人性化一些，只能起一定作用，不可持续。以后涌现的大量矛盾纠纷，还是不好解决。
枫桥经验的关键就是如何做到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提前化解是前提。这对广大农村而言，尤其重要。枫桥一位老调解员告诉记者一个自己多年工作的心得，即如果所有村的纠纷提交给镇里处理的超过15%，镇的调解体系就很难正常运转。
实际上，在历次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基层的矛盾和纠纷都会对政府的治理构成巨大挑战。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维稳体制的强化，在目前也不是一个良好的方向，因为其成本也是日渐高昂。
群众路线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而不仅是一些规章制度体系的堆砌。枫桥经验的调解之所以做得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会做调解，相当一段时间内，村的主职干部本身就兼任调解主任，镇上的调解员基本是从乡镇一级领导职位上转过来的，他们本身就掌握一定资源和人脉，又普遍多年从事调解工作，对法律掌握得比较多，经验丰富。
现在诸暨从市到村建立了全面的调解体系，各镇每个村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称“老娘舅”）。各个乡镇建立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把公共服务统一集中办理。
这其实预示着，群众路线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维稳器”的功能，需要两点，一是与民众直接相关的事务，政府要透明和高效，这相当程度上会消弭社会不满和矛盾的发作；另一点就是在直接接触民众的基层领域，有一套顺畅运转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依赖的不是官僚化的工作人员，而是扎根民间社会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政府角色等相应地不断调适自己的边界，才能让中国的上层建筑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形成自己的特色。
“枫桥经验”作为推动“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国”建设的精神财富和行动利器，带给今天的我们甚么样的启示?一方面，以法治化解矛盾、保障民生的“枫桥经验”轻易让人想起最近几年社会管理中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瓮安群众打砸抢烧县政府大楼、启东群众为禁止排污入海项目在政府门前和武警对峙、多地出租车罢运呼吁政府整治运营市场、城市管理与小贩之间不时上演“街头大战”„„都是由于突发事件或长时间积怨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解决，终究演变、扩大为影响卑劣的群体性事件。
“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不失为一个处理良策。另外一方面，随着透明、高效、民主、法治的服务型阳光政府的大力打造，随着党的群众线路实践活动的扎实推动，我国的社会管理机制更趋科学、***，干群关系更趋紧密、***。杨善洲、李林森、兰辉等人民的好干部等，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排解民忧，用生命践行群众线路，自然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戴和爱戴。不论是内江龙安的“村干部做事，群众不满意可‘***’”，还是山东沂水的随时“摇号”抽查干部联系群众情况，都是干群关系进一步***，基层民主法治更趋完善的典型示范。
践行群众线路，有“枫桥经验”可循，但绝无捷径可走，需要转变执政服务理念，扎扎实实深入基层，以踏石留痕、抓铁有印的实干精神不断奋斗、创新。“枫桥经验”五十年，群众线路天地宽。“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是深入贯彻党的群众线路的生动体现，奠定了“平安、法治、***”伟大中国梦的基石，势必会为世界讲述更多的“中国好故事”。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镇多年来抓社会治安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枫桥经验”是由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曾著名全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情势下，“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发展，值得学习鉴戒。 枫桥建设良好治安环境给我们几点启示。加快发展是基础。产业的聚集，企业的发展，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农民有了安稳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各种矛盾就可以够大大减少。“镇强、村美、民富”，经常是和平安稳定牢牢联系在一起的。 团结***是条件。在基层经常会有一些矛盾和纠纷，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善于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纠纷的工作，维护群众的亲身利益。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束缚、自我服务。 健全机制是保证。他们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情报信息网络机制、疏导调解机制、齐抓共管机制和领导责任机制，反应灵敏，工作有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基层特别是街镇是社会平安稳定的重心所在。抓好基层治安，对保证社会的平安稳定十分重要。
1963年，浙江诸暨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中涌现的“枫桥经验”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同志的关注，认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1964年，中央做出批示要求推广“枫桥经验”。从历史分析，“枫桥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从现实分析，“枫桥经验”已经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完善与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管理创新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并不能照搬，但可以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建立健全依靠群众进行源头治理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今天重温“枫桥经验”，可以获得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启示：
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源头治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稳定风险因素普遍存在。我们并不存在所谓的系统风险，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却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从源头上处置问题，不重视在萌芽状态化解不和谐因素，不重视基层基础工作的突出地位，就会失于被动，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受损、社会秩序受损、群众安全与利益受损的“多输”局面。努力化解矛盾，就地解决问题。这是“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当前，类似孟连、瓮安、乌坎、启东、什邡等事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矛盾集中点、利益冲突点，也应当成为事件解决点，要认真分析事件原因，及时应对事态发展，争取在事发当地积极及时妥善解决事件、化解矛盾纠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贵在坚持，贵在落实。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要求将平安建设融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布局和总任务中统一考虑，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维稳转型，形成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从静态有序的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稳定。即从绝对的超稳定状态走向充满活力的动态稳定状态。动态稳定架构下，将形成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动态稳定观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允许存在矛盾纠纷但能获得及时解决，允许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且可以有健全完善便捷的表达通道和利益协调解决机制。要推动堵截式维稳向疏浚式维稳转型、运动式维稳向法治式维稳转型、被动式维稳向主动式维稳转型、刚性硬维稳向刚柔并济式维稳转型。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观要将维稳与维权统一起来，而不能将维稳与维权视为冲突不可调和，更不能一提维稳，就是做加法——加权力、加机构、加人，而要适度做减法——减少矛盾，减少对抗，给群众减负，给社会减压。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方式必须改变。稳定作为硬任务，绝不能离开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从“枫桥经验”发展互动获得的第二条启示。
社会管理必须走法治化之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进一步提出“法治保障”，我以为这是“枫桥经验”在法治时代的又一重引申。“枫桥经验”讲求“矛盾不上交解决在当地”，讲求“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这些并不过时而在当代发展嬗变成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依法治国、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各项工作都要实现法治化，当然，要在法治框架中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需要进一步地推广，最为有效地是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同志曾指出，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就是要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50年前，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我们党执政、治理国家主要是通过政策;50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增加、社会迅速变迁，我们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纠纷、解决矛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50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50年后，“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典范。在全省掀起学习“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高潮之际，笔者就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谈几点看法。
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提高群众满意度。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当前主要政治任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关于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会和在全省学习“枫桥经验”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坚定远大理想,共筑中国梦·贵州梦，丰富精神上的“钙”和“抗体”，要认真学习，深刻解读，领会精神，联系实际，不断巩固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二、坚持将民生工作放在首位，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深入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抓好全省行政村的小康路、小康电、小康水和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结合扶贫开发工作,把贫困地区最可发展的产业发展好,把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以扶贫开发的成效为同步小康奠定坚实基础，逐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群众迫切解决的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三、推进“三化”兴“三农”工作，全力突破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瓶颈。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钱包是否鼓起来，日子是否好过，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是群众的经济收入是否增加。我们要以产业化提升农业，调整农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不断提升农业经济效益;以工业化致富农民，要引导农民到园区企业就业，扩大就业容量，以工业化促进农民致富;以城镇化带动农村，要加强特色小城镇建设，科学合理引导农民转为市民，以减少农民总数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目的。
四、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宣传思想建设。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要多讲群众听得懂的“土话”，少说套话、大话，扑下身子接地气，与群众打成一片，夯实联系群众的基础;要加强宣传思想建设，并紧紧围绕构筑“精神高地”开展工作，结合同步小康驻村工作和扶贫帮扶“个案管理”工作，把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决策部署、惠民政策及时传达到基层一线，把党的群众工作延伸到基层各个角落，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五、加强平安创建，创新社会管理。要紧紧围绕“平安贵州”创建，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学习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原则，在第一现场建立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防线，建立健全农村村民调解委员会，大力排查矛盾纠纷，让村民自己解决身边的事，切实维护群众自己的权利;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确保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交流互动零距离、无障碍，真正把服务群众的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同时，将诚信社会创建融入到社会管理中，以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为道德水准，努力营造“以诚为先，以信立身;讲诚信，得实惠”的良好社会氛围，使“诚信受益，失信受制”融入到社会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建立群众诚实守信的社会机制。
六、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格执行中央、省委关于转变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深入抓好“四风”突出问题整治专项行动，以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群众工作，以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做好群众工作，以人民满意的公仆形象做好群众工作。
七、加强领导，强化问责。党政一把手要立正其身，树立标杆，率先垂范，积极引导，严格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转型升级，坚持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努力冲出“经济洼地”，改善民生推进同步小康建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于一些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不在状态，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鱼水关系，要严格处理，绝不姑息，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人民调解工作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梁园司法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着力探索和建立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不断健全组织网络，努力提高基层调解队伍素质按照“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工作要求，我们积极探索，不断创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组织巩固和完善村、居、企调委会等传统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主要是召开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交流工作经验。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使调解队伍综合素质不断优化。
二、不断强化防范机制，努力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性、多发性、群体化和深层次等特点，特别是一些涉及法律问题、干群关系和百姓利益的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针对人民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未雨绸缪，认真开展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解决了许多“村里管不了，法院管不着，部门管不好”的棘手问题。调解中心调处大量的复杂矛盾和纠纷，强化了超前预防功能，使种植话捕ㄒ蛩孛飨韵陆担芫婪着挪榈鞔ぷ髂壳埃蛞鸦拘纬闪艘桓鼋衔晟频“大调解”格局。
三、目前全镇各类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125件，成功调处125件，成功率达100%。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自杀14件16人;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28件;防止群体性上访8批23人。其中邻里纠纷27件;婚姻家庭纠纷36件，伤害赔偿纠纷29;土地承办纠纷31件;其他纠纷2件。
哥本哈根经验与启示
摘要：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闭幕,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及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本次大会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这也正说明目前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各国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在墨西哥举办的下一轮气候大会上能否按照“路线图”的既定方针,完成本次大会应当完成的课题,还需各国展现相应的政治智慧和掌握一定的谈判技巧.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下次大会上各方能达成普遍共识,用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生存的空间.作 者：丁振辉 孟思佳 李星谕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100024 期 刊：中国市场 PKU Journal：CHINA MARKET 年，卷(期)：, “”(35) 分类号：X24 关键词：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 温室气体减排枫桥散文随笔
通向寒山寺的路，要从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自东向西转进，寺门朝西，走到寺大门就需要绕过大半个寺院。路边的院墙上都是感怀诗，从宋至清，这儿都是名家游历胜地。诗文绵延，直到寺门，作为感怀诗的回响，诗墙以《枫桥夜泊》收尾。大运河由西北流过来，枫桥跟寒山寺一样是东西走向，架在运河上。小船靠岸，人们走上枫桥，跟寒山寺面对面。以一首诗开头，寺和桥闻名天下，从此，它们成了比翼鸟、连理枝，难舍难离的在一起。
寺和桥均不以华丽辉煌闻名，寒山古刹质朴庄严，闹市取静；古运河日日流淌不停，桥边现今依然有货船劳作，关卡、码头、碑石，伴随着古老的石拱桥，沉默安稳地贡献自己。比较起来，张继的诗倒像一排排鸿雁，飞过广阔世界的每一片天空，引起着人们的注意，唤醒古老却重复的记忆。新制的大钟重有108吨，声音宏远，每岁除夕飘进吴郡，愿人间平安，忘却无常烦恼；人们在石桥上驻足，观流水静思生活点滴，弃过往不快，期明朝美满。物的构成，总是形与神合一，精神不灭，代代凝聚，蕴藏于有形之中，传承在无形之外。
我一直记得一个签名：人常以为自己等的是机会、是门路、是财富，其实都不对，他们等的，只是时间，只有时间能改变人，时候到了，人才会明白得到和失去。《枫桥夜泊》，上学时我喜欢前一句，觉得这句把孤独愁苦的氛围渲染得非常到位，可说万物共愁，现在，年龄增长，去得地方多了，渐渐发觉后一句才是让万千人共鸣的经典。
导游在枫桥景点会这么介绍：张继，唐代江南人，远赴长安考取功名，连考六次二十年，未中，《枫桥夜泊》写于他第六次落榜坐船归家路上，失意寂寞中，他在船上听到寒山寺的钟声，这让他心中又燃起希望，归家发奋，第七次终于榜上有名。
唉，先不管史实，这样的解释哪里符合人性。羁旅愁苦，考了二十年没有结果的落魄书生，怎么可能听到个钟声就忽然有了信心？这还是霜满天的月落时分，寒气刺骨，张继不仅心情忧愁无法入睡，就算想得开想睡去，也一定让冷风给冻醒了。我认为实际情况是这样：寒冷愁苦中，张继变得分外敏感，一点点的感官感受，都会引发思绪感慨，此刻，夜半钟声流入耳朵里，精神世界瞬间被打破平静。张继欲诉而无言，又一天一月一年过去了，我却还是个漂泊异客，名流孙山、一事无成，我到底是怎样的命运，这样的日子几时才到尽头。
《枫桥夜泊》的后一句，白瞄直叙，看似平淡，却紧抓住了人内心里最细腻的一丝触感。无形的声音，无关的寺庙，客观的事实，化作一股冲击，诠释着人在命运蹉跎时刻的无力与愁苦。中国人的诗，以平和直白的'语言，表达深沉复杂的意思为最高境界，这一句，就处在那境界里的云端吧。
枫桥有片市场，我看上一把手工扇子，扇面据说是一位90来岁老先生画的，一边是《枫桥夜泊》绢画，一边写着两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和“兰陵美酒郁金香”，两首都描述羁旅忧愁，一者以压抑后的平淡表现无可言状，另一者用明亮氛围的急转直下反衬寂寞。我觉得我能体会老人家把两首诗放在一起的心思，这就是缘分吧，转过两圈，还是回去把扇子买到手。
夕阳出现，要回去了。走前我又一次在寺门凝思，恰巧母亲的短信来了，问我下一步安排，几时回去，望着诗墙上后代旅人的感怀，我心里一沉，伤感的情绪压不住的涌上来。
顺德改革的经验及其启示
1992年,顺德被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市后,顺德人发扬敢闯敢试敢探索的.精神,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大力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作 者：胡著胜 作者单位：深圳市体改办 刊 名：特区经济 PKU英文刊名：SPECIAL ZONE ECONOMY 年，卷(期)： “”(2) 分类号：F12 关键词：国外地经验与启示 -调查报告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21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19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19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1920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20世纪20－70年代。其中50－70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1990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40个，人口占总人口的51．5％，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20世纪70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80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1956―1973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42．9万城市灰步入加速期，并于1975年达到75．9％，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7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4个中心城市人口达50万以上的都市圈。 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1980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10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7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19世纪末期。1900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1945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9％。20世纪5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60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5400万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3．14亿，占总人口比例达71．4％，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80％。 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 总体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为使城市化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 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问迪殖窍缫惶寤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1980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42％，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早在19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1960至1990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1983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 倡导城市的集约型增长。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于19世纪末，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其他问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TOD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1998年，美国波特兰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LUTRAQ计划，目的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强调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9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及启示
韩国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很差的国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工业生产设施更是被破坏殆尽.1960年人均GNP只有80美元,尚不及苏丹.但从6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经济开始飞速增长,出现了所谓“汉江奇迹”.1995年,人均GNP达到一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十一位,出口贸易排名在世界第十三位.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早在80年代中期,韩国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汽车、成套工业设备和其它技术密集型产品就已开始成为美、日的强劲竞争对手.90年代中期韩国已开始研制下一代产品,如:高清晰度电视、个人通讯系统和新型核反应堆.韩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技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以求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
作 者：邱崇康 作者单位： 刊 名：北方经济 英文刊名：NORTHERN ECONOMY 年，卷(期)：2001 “”(2) 分类号： 关键词：★ 描写枫桥诗句
★ 枫桥遥想散文
★ 枫桥夜泊 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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