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柳宗元被贬后的心境与诗歌创作（共含12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观星指南”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摘 要：柳宗元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和优秀文学家，以他独特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思想遗产、文化遗产千余年来滋养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官员也仍将是一种深深的启悟。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柳州四年。
其诗歌充满了悲愤、孤寂、凄婉伤悲的贬谪情怀，同时这种贬谪情怀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亦有变迁。
关键词：柳宗元;诗歌;贬谪;情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洛阳(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出身于仕宦门第。
他“少精敏，无不通晓”，在国运衰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中唐，他胸怀“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治国理想，踌躇满志地参加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后受诏入朝，被再贬为柳州刺史，“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经历了这样的坎坷、打击后，在思想、情感上的变迁是极其巨大的，“柳子厚失身遭贬，而悲蹙之意，形于文墨”，其作品充满了令人断肠的贬谪之音。
柳宗元的愁苦忧惧是刻骨铭心的，这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逐客”、“闲人”作为柳宗元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形成了他永州诗歌独特的心境特征。
在被贬永州之前，柳宗元很少写诗。
今存柳集中有《省试观庆云图诗》一首，可以定为贞元九年他二十一岁应进士试时所作，是今存柳集中最早的诗。
另有《韦道安》一诗写于长安。
除此外，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大多写的是政论文，“济世”、“救时”是其主旋律，充满着政治改革精神。
然而，永州时期的创作主调已经发生变更。
他虽也写过一些济世救时之作，但这时创作的驱动力使他作品的主题转移到“逐客”、“闲人”的永州生活层面上来。
贬永初期，柳宗元的诗歌主要充满了愤激和怨慨。
他写了一些感愤沉痛的寓言诗。
《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诗中，对失势的独足鸟、背时的笼中鹰、可怜的鹧鸪鸟的咏物托意，也反映了他政治失路后的哀痛，以及象鹰那样“但愿清商复为假，拨去万累云间翔”的热切期待。
然而，“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火高焚。
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郯潜构，遗恨意纷纭”(《咏史》)。
世事是如此的反反复复，美好的谷子也会焚烧。
金石也被抛弃，谁来顾及芸芸众生?**骤起千层浪，只有遗恨在人间。
这类借古讽今的咏史诗，还有《咏三良》、《咏荆轲》等。
作者借史实来说明世事的变化无常，发泄命运突变，失路被弃的怨慨。
面对政治上遭受的巨大挫折，和生活的艰辛，柳宗元的失路被弃性体验一度达到极限，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严重失衡。
他要消解内心极度不安的情绪，转变为随遇而安的“闲人”，做一个闲适达观的“逐客”，也很自然地在饮酒参禅的诗作里渗透出虚无倾向的感情色彩，把它作为恢复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
贬永之前，柳宗元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不知孤寂为何物。
贬永以后，他一落千丈，从朝廷命官突然降为戴罪闲员，且谪居南荒，与“蛮夷”为伍，过着“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的生活。
一时间，孤单、寂寥、落寞、困苦、彷徨、犹豫、抑郁、寡欢、怨愤甚至绝望，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弥漫着他戴罪的心灵。
柳宗元对内心无法排解的愁闷，除了饮酒、读书来寻求解脱之外，还把目光转向蛰伏心灵深处的佛界，渴望能给他滴血的灵魂提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最能表现这一虚无心境的，那当然算是他那些参禅悟道的诗作了。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径》)。
他以为，随缘到任何一地，便可以安居下来，“随遇而安”，这是佛家的最佳境界。
“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
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在参禅中，他深刻领悟到：人生的小小劫难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大千的世界似乎可托在一个手掌当中 。
体悟空虚可以使人回到本原，“清心无欲”可以使人们到达清静美妙的境界。
这类诗作还有《巽公院五咏》等。
他的诗中既充满愤激与苦闷，也充满热切的期待和执着的追求，这成为柳宗元贬永前期的主要创作心境。
在柳宗元贬永后期，大致是从元和五年起，他从永州潇湘河的东边搬到了河西的冉溪筑屋定居(他来后将此溪更名为“愚溪”)。
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对朝廷重新启用的愿望已基本放弃，并以普通百姓的角色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过着一种“甘终为永之民”的生活，心境较前期显得平和而更为丰富多彩，并写了大量反映永州风土民情的诗篇。
柳宗元被贬永州，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如果说，贬永之前，柳宗元还以实际行动投身变革社会的大潮中。
那么贬永之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他开始用自己的文章来实现自我价值。
贞元、元和年间，唐朝文坛上形成了又一个诗文并茂、百花齐放的创作高潮。
在这个高潮中，借用柳宗元自己的说法，他可称是“遍悟文体”，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独特的文学成就。
他的以山水记、寓言为代表的散文，风格奇特的诗歌，优秀辞赋著作“九赋”、“十骚”等文学作品，均是文学史上的典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些作品，同样为“盛唐隆宋”文化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成分。
另外，柳宗元的启文，作为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启文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无论是从格式、还是用词炼句上都达到了近乎完美之境，为后世启类文的撰写提供了蓝本。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柳宗元被贬诗歌的复杂心境【2】
【摘 要】柳宗元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己任，一朝被贬的命运将他打成了严重的内伤，“入世”“出世”之间，诗人难以抉择，一时寄情山水，一时自感被囚不能自拔。
本文窥探诗人复杂的心境，品析诗人不一样的人生。
【关键词】柳宗元;贬谪;复杂心境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强调责任和担当意识，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文人更是将其奉为圭臬。
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行路难，多歧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苏子泛舟江上追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者是“独善其身”的代表，还有一部分在封建专制制度与“利安元元”“匡时济世”夹缝中挣扎。
一、短暂的山水之间“自得其乐”
在《小石潭记》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景色不逊于桃花源，或者说是作者初来乍到的新鲜感。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清静幽寂的环境，适合于安放作者凄苦的心灵，在自然美景中冲淡了政治失意的感伤。
这样的写作之风受到苏东坡的推崇，“柳之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
在对山水进行审美时，柳宗元暂时摆脱儒家道德观点的束缚，以相对虚静的心态来获取对自然美的直观感受。
心近佛门，优游山水，曾经使柳宗元得到过“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的愉悦。
二、山水之间，飘来淡淡的忧伤
“南州辱署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牌;日午独觉无余，山童隔竹敲茶臼。”恬淡如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但是细细品来，陶潜诗与自然合二为一，子厚诗以物观我，在看似恬淡的背后，一颗孤寂的心跃然纸上，是一种寂寞的恬淡，无力的闲适。
再看柳宗元被应鳞评“二十字骨立豪上，句格天成”的一首很著名的小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被评为“五言绝句最佳”的诗文历来被人们多重解读，这也是柳宗元诗“孤峭”“悲婉”的最好体现。
在环境方面：一“绝”一“灭”，一“寒”一“雪”，这样清冷寂寥的环境，天地冒着严寒之气，整个宇宙银装素裹，没了声音，没了色彩，在此条件之下孤独应是“抱膝灯前影伴身”，虽孤独仍温暖。
但在天地间那独自垂钓的渔翁形象越来越高大，如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万物无生气只是渔翁出场的背景。
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在天地间挺立，不畏严寒、执着垂钓，透过渔翁我们看见政治失意的诗人在肃杀的环境中坚持自我、不屈不饶的精神。
三、被“抛弃”被“囚禁”后的孤独
柳宗元出生高贵，才高八斗，本以为会一展宏图，不料改革失败，面临流放的命运。
顺势而为的小人又发挥着最能言善辩的角色，最终柳宗元一贬再贬，被抛弃在“六千里”之外的柳州。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人这样述说：“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曾将满腔热血洒朝廷的文人，想用“文字占时名”，到头来却是“憔悴”如屈原，十年心酸无处诉说，一句“憔悴”写尽漂泊，与好友刘禹锡的分别又是更艰辛的开端。
被贬之人可以自由与山水建立感情，但在人身上处处受到限制，处处如“囚犯”之感。
元和元年，柳母丧身贬所，在提倡“忠”“孝”的制度里，似乎没了“忠”，尽孝的权利也会被剥夺。
柳宗元被贬之臣不能离开贬所，只能眼望灵车，心随灵车前行，人却止步不前。
这种不自由让文人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周围再好的风景也是一种嘲讽，“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反之，恶劣的自然环境更能增加这种不自由“囚禁”的感觉，永州四周是山，盛产异蛇。
作者虽一时寄情山水，但正如他所说“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
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闲适是暂时的，方寸之间举目远眺仍是山，他感觉自己被山“囚禁”，于是写成《囚山赋》，赋中对永州一带山的描写，表现了对山的憎恶，最后两句：“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境如此，心那般，时间和环境能改变人，能磨灭人的心智。
只是在这时间长河里，沉淀到最后的只有对故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柳宗元性格中的倔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自尊、自傲的意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柳宗元身上应是“达则方可兼济天下，穷则未必独善其身”。
柳宗元为什么被贬永州
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被贬永州司马——柳宗元一生文学成就的转折点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到职后，也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暂居在龙兴寺。永州的生活艰苦，到永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艰苦生活环境，水土不服，亲人离世的打击，加上政治上失意，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康，“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8离开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在这期间，柳宗元转而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被贬后的柳宗元被政敌们丑化成“怪民”，骂声不绝。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柳宗元为何被贬柳州呢?柳宗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贬柳州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呢?
在做官时期，他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被朝中保守集团所反对。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继续推行革新措施。同年八月，顺宗被迫不得不将皇位让于太子李纯(即宪宗)。宪宗即位后，改元永贞，王叔文集团被迫害，许多官吏被贬。柳宗元开始时被贬为邵州刺史，永贞元年十一月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永贞元年冬季到达永州贬所。在当时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七人，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称他们为“八司马”。元和十年春，柳宗元被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做柳州刺史。
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所以人们也称他柳河东。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三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呈给唐德宗，唐德宗看了非常欣赏，大家都传着看，都认为了不起。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考上进士，在京城做官。后来因为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关系，王叔文倒了台，柳宗元受了牵连，跟刘禹锡一样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当刺史。
公元8，柳宗元到永州当刺史，心情一直不好。怎么样才能使心情舒畅一些呢?他在公务完成后，就到附近的山野去游玩。有一次他到冉溪，果然景色宜人。他非常喜欢，就在那里安了家。但是，给这个地方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来想去，还是取了个“愚”字：溪称为愚溪，丘称为愚丘，泉称为愚泉，沟称为愚沟。他觉得他是因为“愚”而被贬官的，所以得用这个“愚”来命名。他终究没有让自己高兴起来。
柳宗元还游了小石潭，听到流水的声音，就像身上佩带的玉环碰撞发出的丁当响声，真叫人高兴啊!他看到潭中的小鱼，大约有一百条左右，就好像在空中游动，阳光照着，影子落在石上，一动也不动。有时突然游得好远，就好像跟柳宗元逗着乐似的。美景叫他流连忘返，他应该是很高兴的了，可是一想到自己被贬，他又很痛苦。
的蛇，把它风干制成药，可以医治许多疾病。他特地访问了一个姓蒋的以捕蛇作为职业的农民。那个姓蒋的农民说：“我的祖父因为捕毒蛇，稍不小心被毒死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我捕毒蛇已经有十二年了，差一点死去的次数也有好多次了……”
他说着说着，脸色变得悲哀起来。柳宗元看他痛苦的样子，非常同情，就说：“你既然怨恨捕蛇，那么我去跟当官的说一说，更换这个捕蛇差役，恢复原来的赋税，怎么样?”
不料那个姓蒋的慌忙摇着手，更加悲伤了，他说：“您千万别这样!我虽然苦，但是比我的邻居要好多了。我只要捕到蛇，还能太太平平过日子。我的邻居们天天有死亡的危险啊!我就算因为捕毒蛇死了，也要比我的邻居们死得晚一些……”
柳宗元听了非常有触动，写了一篇名为《捕蛇者说》的文章。他由衷地说：“官府的赋税对人民的毒害原来比毒蛇还厉害啊!”
柳宗元对当时社会的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除了写游记外，还采用寓言的形式写了不少作品进行讽刺。他的《临江之麋(麋，鹿的一种)》，写一只麋得到主人的宠爱，狗怕主人，所以只能跟麋玩但不敢吃它。三年后，麋外出，见到其他的狗还以为是同伴，结果被狗吃了。柳宗元借这个寓言讽刺那些依仗权贵得意忘形的小人。在永州，他还写了不少其他寓言，有的讽刺贪官污吏，有的讽刺剥削人民的封建地主。他的寓言，大家都很爱看，流传很广。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到职后，也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暂居在龙兴寺。永州的生活艰苦，到永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艰苦生活环境，水土不服，亲人离世的打击，加上政治上失意，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康，“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8离开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在这期间，柳宗元转而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被贬后的柳宗元被政敌们丑化成“怪民”，骂声不绝。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公元8(唐贞元二十一年)，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的州治在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这个官名，西周始置，至唐为郡的佐官。柳宗元虽名为司马，实际上形同“编管”的罪犯，没有实权，是个闲差。
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没了，又被逐出京城，加上母亲突然病故，还不断受到政敌的诽谤和攻击，柳宗元的心情非常压抑和烦闷，健康状况也颇为不妙。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自述：“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 。”“ 行则膝颤，坐则髀痹。” 髀痹，就是大腿疼痛或麻木。
永州偏远荒凉，夏天炎热，冬季湿冷，柳宗元很不习惯。但他深爱此地的山水，惊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甚至戏问造物者为什么不把这美好的山水安放到人烟辐辏的中原地区去。他在永州10年，徜徉山水之中，无远不到，无奇不探，无胜不往。永州城西的西山、西小丘、钴鉧潭、小石潭、小石城山，城南的石渠、石涧、袁家渴，都留有柳宗元深深的足迹和优美的文字。
永州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充沛的创作灵感。据统计，《柳宗元集》共收录诗文近700篇，其中500余篇写于永州。如杂文《捕蛇者说》，散文《永州八记》，诗《渔翁》、《江雪》等名篇，都是在永州创作的。
更重要的是，永州山水所蕴涵的宽厚品格，缓解了柳宗元“乖谬于时”、“壮志未酬”的郁懑心结，减轻了政治上的失意和降罪遭贬对他的打击。他深谙自然养生、山林健脾的道理，自觉地以山水为友，以山水为药，借着山水的清净超然所演化出的感染力，来平复心中的烦闷和怨气。
柳宗元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贬居偏远之地的柳宗元，心中的块垒无人来排解，只能自释。自释的方法有多种，而与山水融为一体，从山水中吸取养分和力量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细细品读柳宗元最为世间传诵的山水游记，几乎每一篇都能读出“柔情”两个字。永州山水之柔情，虽然难以完全平复柳宗元心中的烦闷和愤怨，但它对柳宗元心灵产生的抚慰和愉悦作用却是真真切切的。
柳宗元被贬的原因解析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该年号为永贞。唐顺宗登基后，大力提拔了王叔文等人，当时柳宗元和同僚王叔文有相同政见，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是改革派人士，他们倡导以新政来治理国家。
在王叔文的推动之下，改革措施很快地在朝廷内推行，他们制定的改革措施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柳宗元倡导压制藩镇权力。除此之外，为了肃清朝廷腐败现象，柳宗元等人贬谪了朝廷贪污官员。不久之后，唐顺宗的病情加重，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首领，认为扳倒改革派的机会来了，便借机联合藩镇力量阻碍改革派进展。并且，想要把改革派在朝势力一并清除。公元805年4月份，俱文珍联合刘光琦等人立李淳为太子，一个月之后，罢免了吴书文翰林学士一职。随后，王叔文的母亲病逝，依照习俗，王叔文回家为母亲守丧，俱文珍等人借机逼迫唐顺宗禅位于太子李淳，后来历史将这次政变称为“永贞内禅”。李淳即位后成为唐宪宗，他掌握政权之后，立马打击改革派人士。王叔文被贬谪至渝州司户，柳宗元被贬谪至永州。不久之后，王叔文被赐死。
这次著名的“永贞新政”前后共持续180天左右，因为触犯了贵族权贵派的利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柳宗元来到永州，心中愤懑不平。但是，面对强固的保守派和朝廷奸臣，柳宗元深感心有力而余不足。他将志向寄情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1、柳宗元永贞革新
柳宗元永贞革新是指柳宗元参与了永贞革新，王叔文在唐肃宗的支持下发动永贞革新。当时的柳宗元善于写诗写文章，在当时的文人圈很有名气。王叔文很欣赏柳宗元，请他一起参与永贞革新，并允诺事成后给与柳宗元宰相的官职。
柳宗元对于永贞革新具有两方面的看法。一方面，柳宗元是一个爱国文人，他看到国家的千疮百孔，看到百姓民不聊生，他也希望能够改革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改革所面对的压力是很大。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是很强大的。
最终在王叔文的劝导下，柳宗元参与了永贞革新。柳宗元以自己的才气，写出了多篇点评时政的文章，并向朝廷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非常积极，得到了唐肃宗的欣赏，被提拔进朝廷中枢。
柳宗元毕竟是个文人，虽然柳宗元也在朝廷任职，但是他只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而当时的唐朝中，京师有宦官势力，地方上有藩镇势力，各种势力交错，柳宗元没有注意到实际，而是以理想的方式进行改革，最终失败。
柳宗元永贞改革失败了，在唐肃宗被废以后，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司马。柳州远离京都长安，柳州是边荒之地。柳宗元在柳州任职的时候，写了很多诗词。在这些诗词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虽然失败了，但是柳宗元并没有心灰意冷，他的诗词隐约透露着改革终会出现的意思。
2、柳宗元主张
在文学上，柳宗元发动了古文运动，以倡导自己在文学上的主张。当时，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为多为骈体文。学子们为了追求华丽的语言，常常咬文嚼字卖弄文采，常常忽略了文章最本质的内容。随后，俩人在文学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古文运动倡导者。
这次古文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十分相似，都是一次文学史上的进步。在“复古”的口号下，文学革命爆发，主要内容就是对儒学的复兴。
先秦时代和汉朝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真实。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文采，不受句式和体裁限制。在文章中，可以读出先秦时代和汉朝的文化风俗和社会背景。通过散文，可以反映出人民的疾苦和现实生活。散文发展至六朝时，人们渐渐从文章内容转移到了对词藻的要求。而后，骈体文应运而生，骈文讲究对仗、对偶、文章要有音律和典故。作者们常常为了文采的华美而绞尽脑汁，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学子们深受骈体文的影响，内容千篇 一律，形式十分僵硬而单一。除此之外，散文常常华而不实，没有内容填充，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柳宗元和韩愈认识到骈体文的弊端，俩人在文学上一拍即合，准备发起一场古文运动，提倡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
柳宗元高举复古大旗，在社会广泛提倡儒学复兴，得到了大批拥护者。
3、柳宗元一生的转折点是
柳宗元一生的转折点是被贬谪至永州，担任永州司马一职。柳宗元年少成名，后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为官。唐顺宗年间，柳宗元和王叔文、刘禹锡等持有相同政见，认为只有改革政治才能让唐朝重新焕发活力。
王叔文和柳宗元等大臣，针对此次革新，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柳宗元著名叙事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反映出了百姓们渴望吏治革新的迫切愿望。唐顺宗听从了王叔文和柳宗元等改革人士的建议，自上而下地实行了政治革新。公元805年，“永贞内禅”事件爆发，刘光琦、俱文珍等人拥立李纯为太子，并让唐顺宗禅位于李纯。李纯登基后，对革新派人士致命一击。柳宗元也是打击报复的对象，被贬谪至永州担任司马一职。柳宗元感慨政治的黑暗，心中有豪言壮语需要呐喊出来。柳宗元借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仕途的不满，讽刺了奸臣的丑陋行径。
公元805年，柳宗元到永州担任司马一职，公元8，柳宗元被召回长安。前后十年里，柳宗元在文学、诗歌、哲学等方面有了很高的建树，其中很多流传至今的名篇是柳宗元创作于永州期间，《柳河东全集》中540多篇文章，有317篇都是写于永州期间。
永州也成为了柳宗元的转折点，他成功地从一个政客转变成了一个文豪。在永州写的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体现的深远意义都被后人推崇。
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所以人们也称他柳河东。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三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呈给唐德宗，唐德宗看了非常欣赏，大家都传着看，都认为了不起。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考上进士，在京城做官。后来因为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关系，王叔文倒了台，柳宗元受了牵连，跟刘禹锡一样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当刺史。
公元8，柳宗元到永州当刺史，心情一直不好。怎么样才能使心情舒畅一些呢?他在公务完成后，就到附近的山野去游玩。有一次他到冉溪，果然景色宜人。他非常喜欢，就在那里安了家。但是，给这个地方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来想去，还是取了个“愚”字：溪称为愚溪，丘称为愚丘，泉称为愚泉，沟称为愚沟。他觉得他是因为“愚”而被贬官的，所以得用这个“愚”来命名。他终究没有让自己高兴起来。
柳宗元还游了小石潭，听到流水的声音，就像身上佩带的玉环碰撞发出的丁当响声，真叫人高兴啊!他看到潭中的小鱼，大约有一百条左右，就好像在空中游动，阳光照着，影子落在石上，一动也不动。有时突然游得好远，就好像跟柳宗元逗着乐似的。美景叫他流连忘返，他应该是很高兴的了，可是一想到自己被贬，他又很痛苦。
但是，柳宗元毕竟心里关切着百姓，常常到民间去考察百姓的生活。永州出产一种很毒的蛇，把它风干制成药，可以医治许多疾病。他特地访问了一个姓蒋的以捕蛇作为职业的农民。那个姓蒋的农民说：“我的祖父因为捕毒蛇，稍不小心被毒死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我捕毒蛇已经有十二年了，差一点死去的次数也有好多次了……”
他说着说着，脸色变得悲哀起来。柳宗元看他痛苦的样子，非常同情，就说：“你既然怨恨捕蛇，那么我去跟当官的说一说，更换这个捕蛇差役，恢复原来的赋税，怎么样?”
不料那个姓蒋的慌忙摇着手，更加悲伤了，他说：“您千万别这样!我虽然苦，但是比我的邻居要好多了。我只要捕到蛇，还能太太平平过日子。我的邻居们天天有死亡的危险啊!我就算因为捕毒蛇死了，也要比我的邻居们死得晚一些……”
柳宗元听了非常有触动，写了一篇名为《捕蛇者说》的文章。他由衷地说：“官府的赋税对人民的毒害原来比毒蛇还厉害啊!”
柳宗元对当时社会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除了写游记外，还采用寓言的形式写了不少作品进行讽刺。他的《临江之麋(麋，鹿的一种)》，写一只麋得到主人的宠爱，狗怕主人，所以只能跟麋玩但不敢吃它。三年后，麋外出，见到其他的狗还以为是同伴，结果被狗吃了。柳宗元借这个寓言讽刺那些依仗权贵得意忘形的小人。在永州，他还写了不少其他寓言，有的讽刺贪官污吏，有的讽刺剥削人民的封建地主。他的寓言，大家都很爱看，流传很广。
就这样，柳宗元在永州呆了十年。
公元815年，柳宗元又回到长安。他当时还想为朝廷做点事。可是他怎么也看不惯那样官僚只顾升官发财，拍马奉承的坏风气。不久又被排挤，贬到更远的柳州(今广西栉州)。
柳宗元已经养成了习惯，常常到民间走走，了解一些情况，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一次，他看到几个凶横的家伙抓住一个中年汉子，后面，这个中年汉子的妻子和儿女在悲惨地哭哭闹闹。一打听，原来这个中年汉子欠了债，到期还不出，债主就把他抓去当奴隶。柳宗元实在看不过去，就下令全带到官府去。经过审问，柳宗元才知道这是柳州的一种陋习，有许多奴隶和奴婢就是这样失去自由的。柳宗元非常心痛，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下令，所有的奴隶或奴婢一律可以由亲人或朋友按原来所借的债还清赎回;要是因为贫困一时没有能力赎回，可以为债主打工，等工钱和债务相当的时候，就应该解除债务关系。柳州的贫苦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奔走相告。
可是不久柳宗元就发现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有些奴隶或奴婢，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打工，又怎么能赎回自己呢?看到这种情况，柳宗元心里非常悲痛。他拿出自己的俸禄，送到债主家里，把赎回的奴隶和奴婢送回他们的家中。柳宗元在柳州废除了人身典押的陋习，对附近的州县也有深远的影响。柳宗元还引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柳州人民怎么能不爱戴他呢!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柳柳州”。
公元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重去世。
在唐代，柳宗元还跟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对改变当时只注意形式不重视内容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写了不少寓言、传记、政论散文，还写了许多诗歌。有一首诗是我们熟悉的，其实也是他为人的象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白居易被贬浔阳后的心境变化
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势力刺杀,御史中丞裴度被刺伤.一时朝野大哗。
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挺身而出，力主缉凶讨贼。他的主张得罪了朝廷权贵，于是被权贵们罗织罪名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司马实际上是一个空虚的官职，等于就是被从京城流放。白居易带着官场泼给他的脏水和诬陷，失望地来到江州。虽然他形单影只，远离亲人，但正是在浔阳三年的成熟，使得诗人白居易从政之余，一心作诗，写出了“长恨歌”那样流传千古的绝唱!遂成唐诗巨匠。
江州司马这个闲职，让他终日无事可干，真所谓闲愁最苦。正是这种难言的孤苦，洗净了京城的紫陌红尘和浮燥喧哗，他只得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借山水之景抒情，以吐胸中块垒。从下面的几首诗里可探讨到他的心路历程：
悔
元和十年七月.
白居易单骑来到了庐山南麓.水墨淋漓的温泉,荒草覆盖着没蹄的古道,老树摇曳着清冷的山风......诗人百感交集.望着默默向东流去的泉水,不由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不也正象这汤泉一样,无端的由京城流放到江州来了吗.触景生情,怨悔交集,吟成了
《韪庐山温泉》
一眼汤泉流向东,
浸泥浇草暖无功.
骊山温水因何事,
流入金铺玉甃中。
世俗的.社会机制,一面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引诱他,利用他,一方面又从本质上把他视为异类,排挤他,糟踢他,抛弃他.他为自己无端被人陷害,流入“金铺玉甃”懊恼不巳.
怨
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琶琵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徒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虾蟆(há ma)陵]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zhāo zhā)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悟
元和十二年四月.
正当白居易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京城一位朋友来看望他.他和朋友一起游庐山大林寺.看到满寺的桃花,友谊和桃花冲淡了诗人的失落之情.题下了脍炙人口的大林寺咏桃诗:
《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元和十三年.
白居易接到朝廷的圣旨,召回京城.他又惊喜又担心,这种心态见于他的《别草堂三绝句》
正是山鸟向阳眠, 黄纸除书落枕前.
为感君恩须暂起, 炉峰不拟住多年.
久眠褐被为居士, 忽挂绯袍作使君.
身出草堂心不出, 庐山未要动移文.
三间茅舍向山开, 一带山泉绕舍环.
山色泉声莫惆怅, 三年官满却归来.
浔阳三年,白居易乐山乐水乐天,清醒了,看开了,宁静了......
与心境有关作文
简单之美是透着一种禅意，如天上轻盈的白云，随缘自在；如花中纯白，清新淡雅；如冬雪初落，纯洁通透；如画中留白，给人以想象。简单，纯粹而通透，天然而不加雕琢。
用简单的心看世界，世界是澄澈的，明朗而美好；用简单的心去生活，生活是的诗意的；用简单的心，看待人生，人生是向上的。
简单的人，不悲不喜，在清浅的岁月中，拥有一段平凡的人生。将旅途中的经历，安放在心中，用清淡的笔墨抒写自己的流年，看着走远的繁花似锦，不言执着，坐拥一季纯白，在岁月的素笺上轻轻描摹，微笑着收藏，简单且快乐着。
人生的画卷铺开，简单便是生命的本色，自然更能贴近生活。世间路有千万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你有清风，我有俗世，我在凡尘中看烟火，你在尘世外养静心，或浓或淡，冷暖薄凉，能够活出自我便是灿烂，孤独是灵魂的盛放，喧嚣也是生命的累积。
将世间繁华，安放在安静处，写上平安与喜乐，慈悲与智慧，与光阴对话，寻找生活真意，心怀明亮和温暖。一个人是诗，两个人是画，经历的所有都会成为沿途的风景，生命中的一切都无需拒绝，微笑着面对。
一个简单的人，一定是心地纯净的。如冬雪，如春花，他们不奢望不强求，用最疏朗的线条，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懂得心安，便是活着最美好的状态，读懂了生命，也就是读懂了自己的本心，接近心中那个最好的自己。
因为简单，去除了许多尘烟烦忧，回归朴实天然，不饰雕琢，日子，心安身暖便可，赏心也只需三两枝，拥有太多的东西便会负累。尘世繁华，有多少人，能将日子过到恬淡清宁？
简单，是尝过百味过后的淡然，和年龄无关，与心境有关。
做一个简单的人，把一颗凡俗的心安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不惧怕光阴，春来看花，夏来赏荷，秋来观月，冬来听雪，无论何时，都要拥抱着阳光，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努力的适应身边的环境，认真细致的过好每一天。
冷暖交织的岁月，总是让我们无从适应，如若，你总是在追逐季节的脚步，就会因一直在奔跑而负累，不如换个活法，偶尔慢下来，等一等灵魂，倘若简单了，你就会发现，每个季节里都有美好，每一个日子也都藏有诗意。
简单的人能静处于日月，也能热闹于市井，因为有一份安宁的心境，最好的'世界不在别人那里，心在清幽处，再大的喧嚣不过是沿途的风景。花开花落间，最美不过秋月，最暖不过人心，来去皆是真，不沉陷过去，不幻想于未来，修得淡泊平静，就不会有纠缠与烦忧，不苛求生活的人，生活也不会为难你。
一个简单的人，不会因为曾经的挫折坎坷而愤愤不平，也不会因为未来道路上的起起伏伏而畏首畏脚，更不会因为偶尔命运的不公而颓废低迷。他会把这一切当成一种考验，用最温柔的力量，战胜一切不可跨越的困难。
懂得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生活的给予，生命的路上也许偶尔会遇到阴云雾霾，但你要学会依着风雨前行，只要中有阳光，定会绽放最美的花朵。
喜欢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不争辩，不解释，与时光相安，于岁月中与人温暖，淡淡的微笑生活，淡然中，有原谅，也有宽容，有安然，也会有期待，因而便会有美。
喜欢一种简单，只浅浅的喜欢，淡淡的爱，依着阳光而行，如山谷里开着的花朵，无人知晓，却自带芬芳，对与错，荣与枯都做自然，珍惜会意的美，安住人间，看花开花落，春来秋往。
简单，就是用一杯水的纯净，来面对一辈子的繁杂，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幸福。很多时候，我们违背了初衷，在年月深长的路上，走的行色匆匆，被生活的荆棘磨砺着，靠不了岸。倘若一个人，能读懂简单的真正含义，他一定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懂得删繁就简，一切从容。
因为简单，去除了许多尘烟烦忧，回归朴实天然，不饰雕琢，日子，心安身暖便可，赏心也只需三两枝，拥有太多的东西便会负累。尘世繁华，有多少人，能将日子过到恬淡清宁？
简单，是百味过后的放下和懂得，这份淡然，和年龄无关，与心境有关。
简单的人，一杯茶也会品出云淡风轻，一朵花也能写意一处风景，不取悦，不疏离，心甘情愿的接受眼前的一切。
懂得欣赏，于尘烟中见月朗，在百花中寻芬芳，活得清澈，走的宽阔疏朗，它们不会把太多的人请进生命里，也不会负累前行，在内心修篱种菊，知足而平和，于简单中书写生命的最美！
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
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当与其父柳镇“号为刚直”的性格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另一方面恐与宗元本人因学殖内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关。所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讲了柳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而后介绍宗元道：“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这里说的都是表扬子厚的话，但“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分。
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
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学人或诗人，那么，其性格刚直激切些并无大碍，有时还可能会赢得朴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却并不安于做学人或诗人，他要以这样的性格去从政，而且从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图新之政，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年仅三十出头，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权力中心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发激切，并极易由此滑向简单、轻率一途。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了的，他多次这样说道：“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这里所说，虽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谈自己错误的套话的成分，但万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尝没有深入骨髓的人生体验？何尝没有对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视内省？只有深刻领悟了政治斗争的险恶、政治关系的复杂，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此复杂关系和险恶斗争中的简单、幼稚。换言之，性格过于锐利，便易流于浮躁、轻率、鲁莽；斗争经验不足，常将事情简单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敌钻了空子。一面是自己的简单轻率，一面是对手的阴险狡诈，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恶，势益险”就势所必然了。
与贬谪之前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他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意识到这种性格不适宜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从而自觉地抑志敛性开始的。其《佩韦赋》、《解祟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倾向。在《佩韦赋》中，宗元以柔软的韦（皮绳）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声言：“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在《解祟赋》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这是久经生命沉沦之后柳宗元对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残酷现实给予他的带着嘲弄的赐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击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观上慎重考虑自我性格与社会现实的适应问题。
细读柳集，可以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对自我性格的发展趋向是有一套较完整设计的，这种设计，集中表现在他写给杨诲之的几封信中。
杨诲之，杨凭之子，柳宗元的妻弟。元和四年，杨凭自京兆伊贬临贺尉，诲之随行，道经永州与宗元相见。次年，宗元作《说车赠杨诲之》，以“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为喻，谆谆劝勉诲之应像车箱那样恢弘气量，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手内”，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与此同时，宗元又作《与杨诲之书》，重申方中圆外之旨。
然而，杨诲之对柳宗元的意见却大不以为然，将其“方中圆外”之旨视为“柔外刚中”，声言：“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要言之，诲之既将宗元“方其中圆其外”的主张视为混世和俗，又认为这一主张有违圣教。于是，宗元与他这位年青的妻弟间的矛盾便突显了出来。
柳宗元在此面对的是一个他事先未曾料到的已明显超出家庭范围的复杂问题。从他写《说车赠杨诲之》的初衷看，不过是以一个经受过重大变故、有着颇多教训的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这位年轻有才但性格倔强与世立异的内弟说几句家庭内部的劝勉话、贴己话，希望他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避免自己当年的失误。对这种劝勉，诲之可听可不听，宗元亦未必强人所难。但年未二十的诲之却偏偏较起真来，写信加以反驳，并给宗元安上了一个教人学佞、有违圣教的罪名。诲之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反应，主要原因恐在于：因年龄、阅历所限而缺乏对世事艰难的理解，自我性格的`激切导致他对一切易于流向圆滑世故的言行均采取不加思考的排斥态度，甚至以逆反的心理有意采取偏执的做法——用诲之的话说，就是要与甘罗、终军、阮咸、嵇康为伍，任心而行，肆志而言；用宗元对其行为的解释来说，就是“恶佞之尤，而不悦于恭耳”。进一步看，宗元与诲之的对话本不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二人在年龄、身份、地位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约而言之，其一，今日的柳宗元，固然早巳超越了昔日的自我，但今日的杨诲之，在性格上却酷类昔日的柳宗元，其激切程度似还过之，欲使二者跨越时间、阅历的鸿沟而进行相互理解的交流，是困难的。其二，杨诲之的心性与多数唐人以进取为主的心态是相通的。且不说盛唐诗人的高视阔步，即使中唐文人，面临中兴时局，也多为大呼猛进型，而绝少“翦翦拘拘”者。柳宗元则不同，从“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到“**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其间经历了何等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能不导致其心性上迥异于一般唐人的巨大变化——自觉压抑性格中的刚、方因子而向柔、圆一面过渡。所以，在这点上杨梅之不易与宗元沟通。其三，宗元时为“负罪”被贬之人，受到朝廷“纵逢思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的严厉责罚，朝野上下同情者乏人。以如此一种身份，而欲对少年气盛的杨诲之进行人生处世上的说教，这在更相信成功者的社会习俗中，其说服力不大、诲之亦不愿信从可以想知。其四，宗元以“说车”喻为人处世，用心可谓良苦。但若仅就“圆其外”之外在形态论，又确易与世俗之圆滑处世、和光同尘相混淆。何者为方中圆外，何者为混世和俗，其间并无森然之界限。《柳宗元集》卷十六《说车赠杨诲之》文后黄注谓：“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圆教之，则不同乎流俗者几希。”即持此种看法。从这点来说，诲之误解宗元也是事出有因。
对于杨诲之的误解和发难，柳宗元给予了非常的重视，因为他知道：这场争论，已超出了家族亲属的范围，而带有了道德人品之辩的意味。就自己的原意而言，是为了劝勉诲之“恭宽退让”，现在却被误解为“为佞且伪”，甚至连自己早年的言行，似乎也被当成了“与世同波”、“翦翦拘拘”。如果不予认真回答，不仅会
贻误杨诲之，而且会导致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使自己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而要将问题说得清楚到位，既要以说车为基础，又不能将之局限于说牢的范围之内；既需有历史文化上的引申，又需与亲属关系相吻合。对宗元来说，这确是需要思考和准备一番的。
细考《说车》，宗元之所以提出“圆外方中”的观点，乃在于社会混浊，人生多艰，“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而且在以车形象地比喻了人之心性后，宗元特别强调了“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一点，也就是说，心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可以根据情况来变化的，但心性的内在实质、对理想信念的持守却是不能改变的。这一点乃是宗元《说车》的核心，所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宗元反复强调说：
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
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不是将刚柔、方圆分割开来，固定于内、外之分，而是视之为一体之两面，既存乎内而可守，又应之于外而咸宜。至于应于外者，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并无一定不变之规。在宗元看来，所谓“圣道”，即存在于这种“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的辩证关系之中。当然，这种“圣道”与传统儒学所谓之圣道有所不同，而是宗元依据其“大中”原则对圣道的新的理解，其核心即在于“应之咸宜”的“应”。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此艰难时世推行自己的理想，才能辅时及物。
宗元主张的“圆其外”的“圆”，虽易产生歧义，但也绝非教人为佞，投机取巧。从历史上看，古代士人对“圆”有两种理解：一是与方正不阿对举的圆，指圆滑处世，苟容取合，含有贬意。如早于柳的元结即曾作《恶圆赋》一篇，借友人之口说道：“吾闻古之恶圆之歌曰：‘宁方为皂，不圆为卿；宁方为汗辱，不圆为显荣。’其甚者，则终身不仰视，曰‘吾恶天圆。’……”在这篇赋里，元结正话反说，纵横铺排，将其恶圆滑而慕方正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然而，与次山所恶之圆截然相反，古代文化中还有另一意义的“圆”，它可以是一种辩证的哲理，可以象喻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也可以代表一种出神人化的人生至境。从《易·系辞上》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到《管子·君臣下》的“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先秦时期关于圆、方的解说甚多，“圆”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周流通达、循环无穷的内蕴，成为人们在言行德智各方面取法的对象。范缜《神灭论》有云：“圣人圆极，理无有二”；白居易《记画》亦谓：“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这些说法，也都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古代文化以圆为美的崇圆倾向。
柳宗元所取法的，显然是后一种“圆”，对前一种损方正而为佞的“圆”，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一方面严正申明：“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另一方面则给他提倡的“圆”以明确界说：
吾所谓圆者，不必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显而易见，宗元在此标举的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要勇于前进，锐而不滞；必要时也可后退，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内者不变，则其应于外者即可随环境之变而变，以正大刚健之特质，达循环无穷之极致。这种人生观和处世观，当源于宗元遭受打击、生命沉沦之后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解悟，其中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前面说过，宗元性格中缺乏的不是方正之刚，而是圆和之柔，正是由于刚的一面过于突出，才导致了他人生路途的巨大坎坷。对此，宗元感触良深，并现身说法：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年、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
这段话是回应杨诲之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但它同时也是宗元发自内心的检讨和反省，是一位政治家、诗人至为真切的人生感受：在现实社会中，传统和习俗的力量大得惊人，任何稍有异于常人的言行作为都会招来物论非议，任何一位志士要想追求理想，达到目标，都必须先自我摧抑，和光同尘，否则，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会在重重阻力和压抑下，将自己的一生葬送掉。因而，为了保存自己，也为了更好地接近理想之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性格的刚性和强度，增加性格的柔性和张力，达到外围内方、纯绵裹铁的境界，才能“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宗元的《佩韦赋》，便是根据这一人生体验写成的代表作品，其中所谓“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还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似可看做他“方中圆外”论的最好注脚。 从元和五年《说车赠杨诲之》始，至六年《与杨诲之第二书》终，宗元与诲之围绕土人心性品格等问题反复辩论，历时二年，大致画了一个句号。宗元最后是否说服了诲之，诲之最后是否满意其解释，在这里都已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关心的是：宗元在这场争论中提出的“方中圆外”主张具有怎样的个体意义和文化意义？它对宗元的心理性格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我们认为：通过这场争论，柳宗元最大的收益便是深化了对士人文化人格内涵的整体认识，并从理论层面间接完成了以“方中圆外”为标准的对自我心性的主观设计。他的读佛书，游山水，力除刚燥之气，乃至在部分诗歌创作上效法陶渊明风格，追求“句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的境界，都说明他在有意识地使自己接近这一标准。这样一种设计和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在人的自我防御机能导引下，柳宗元越来越学会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技巧，由当年的血气之勇走向了智慧成熟，走向了恭宽谦退；但从另一方面看，伴随这智慧成熟、恭宽谦退而来的，也不无一份敢怒敢骂、自由洒脱之真性情的失落，不无一种对生活之不合理做出的认肯和退让。透过一层看，在此种设计和变化的背后，似还深隐着连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确察知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凝聚着因专制政治和混浊世风无情摧残而导致的心理萎缩和性格变异。在《两汉思想史·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中，徐复观先生颇为深刻地指出：“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
这便可使由此种政治而来的压力感，渐归于麻痹，而其他的压力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了解我国知识分子性格随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大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这段论述似也适合柳宗元被贬后的主观设计和心性变化。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却表现为一种主客观的矛盾形态：在主观上，虽然意识到了性格过刚过强的弊端，希望能去其棱角，转向圆融，但在客观上，由于其刚健心性的根深蒂固，而很难根据其主观愿望扭转过来。这只要看看他在谪居期间诸多杂文的正话反说、嘻笑怒骂，看看他大量作品在不经意间所流露出的怨悱情怀、冷峭风格，便可明其大概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由于人的心理性格多具先天性、积淀性、不易改变性等特点，因而，当人们欲对已经定形了的秉性重新进行思考、设计时，便极易出现意识与行动的背离，出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亦即把握不住自己的矛盾情景。这种情景，即使对经历过人生巨大变故而欲痛改“积习”如柳宗元者而言，也在所难免。其二，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盖分为两类：一类为文人士大夫，一类为官僚士大夫，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文人士大夫大都心地纯净，性格刚直，为人处世，颇具血气之勇，对人生、事业抱有极真诚的态度，而官僚士大夫则多有城府，或内方外圆，或内外皆圆，熟谙世故，明哲保身，对人生、事业的真诚之心日趋淡薄。这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压抑、扭曲的结果，也是个体自我保存本能及其适应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一般来说，前者为后者的必经阶段，后者则为前者的总的归趋，换言之，在经过专制政治的严酷打击或艰难世事的长久磨难之后，文人士大夫多向官僚士大夫转化，但也有始终保持文人士大夫之心性难以转化或不愿转化者，柳宗元大抵属于此等样人。固然，对圆外方中性格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具有转化的意向，但无罪遭贬的政治悲剧、长久被弃郁积的个体忧怨和源于反抗、复仇心理的执著意识，却决定了他既缺少转化的机遇，也不具备转化的必要机制。“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tōu＠①以自好。陈诚以定命兮，侔贞臣与为友！”（《吊苌弘文》）支撑他的，原本是一颗充满真诚自信万劫不悔的灵魂。正是这样一颗灵魂，使得宗元虽置身逆境，虽已清楚意识到刚烈心性将会惹祸损身，虽曾对此心性予以自觉抑制，但一遇事端，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写出大量揭露现实、抨击政敌的诗文。就此而论，柳宗元实在还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种看似愚拙实则可贵的品质，而距其圆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设计始终一间有隔。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加俞
柳宗元与刘禹锡
刘禹锡与柳宗元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政治上，两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并肩战斗。在创作上，两人诗文俱佳，趣味相投，相互唱和。甚至在生活经历上，二人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一起进京应试，同榜登进士第。接下来，同朝为官，一起共事。后又因革新失败双双一贬再贬。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遭遇，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在顺境时相互支持，相互砥砺。在天涯沦落，生死未卜的逆境当中，二人的真絷友谊更加巩固，也更加牢固。他们的友谊，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柳二人同时遭贬，一人贬官朗州，一人贬官永州。他们忍受着事业上的失败和空间上的分离，不断地诗文往来，互相促进。其间，柳宗元和身居要职的好友韩愈之间曾展开一场哲学论战，柳宗元作《天说》陈述自己的观点，刘禹锡作《天论》三篇对柳宗元进行策应和声援。刘禹锡的散文成就受到柳宗元的重视，柳宗元的童话和寓言创作，同样被刘禹锡所推重。在患难的岁月里，是纯真的友谊、共同的志趣给了他们以鼓励，给了他们以支撑，给了他们以勇气。
十年后，当他们先后结束贬官生涯聚会长安之时，真是感慨万千，悲喜交集。一个人一生的黄金时间能有几个十年啊!刘禹锡在《阙下口号呈柳仪曹》中不禁感叹：“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然而，十年的分别只换来短暂的聚首，很快，他们又双双被贬。而且离长安的距离更遥远，条件也更艰苦。柳被贬柳州，刘被贬到更远在贵州的播州。此时，刘禹锡来京仅一年多时间，而柳宗元则刚刚到达不久。柳宗元虽然对自己的境遇非常失望，但考虑到刘禹锡有八十岁的老母亲需要随身奉养时，几次上书朝廷，要求和刘禹锡对换，后经友人帮助，才将刘禹锡改贬连州。
刘禹锡因好友柳宗元(字子厚，773～819)“以播易柳”的提议和鼎力相助，得到唐宪宗的格外开恩，改授连州。自长安南下连州和柳州，有一大段的路途相同，因而这一次刘禹锡与柳宗元是结伴南行的，一路上自然遍游诸景，诗酒相依。
从江陵下长江、入洞庭、逆湘江，至衡阳，柳宗元仍须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刘禹锡则需策马跨山南下连州。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亲逾兄弟，好像也预感到这一次如生离死别，故彼此依依不舍，几度唱和。歧路在前，柳宗元年纪小刘禹锡一岁，先作《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此诗似含规劝之意，虽为老友，或子厚对梦得累及自身获贬恶州的《挑花诗》不以为然吧，刘禹锡似有所悟，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曰：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为答友情，梦得“有所思”，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老友的观点。子厚又作《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岁晚当为邻舍翁。
子厚之诗，有相互鼓励、友情永续之意。对此，梦得以《重答柳柳州》相酬：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不过，梦得重提二人年少时曾立下忧国之志，对形势的估计，似比子厚较为乐观。相伴千里，终有一别，柳子厚再作《三赠刘员外》：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
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诗似是对自己以往的`经历作总结。刘梦得以《答柳子厚》相赠：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
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
因柳宗元体弱多病，刘禹锡善解人意，并未再提出新的话题，费劳神思，大家挥泪惜别，各奔任所。
自长安至衡阳，一路上这样的情节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他们相互面对的绝唱了。五年后，刘禹锡扶慈母灵柩北归，在衡阳得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的凶信，遂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对前事悲叹不已。其诗引言云：
“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诗曰：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篱春，故人今不见。
刘禹锡得授连州，而其时连州的社会环境条件比柳州要好得多，我们不难想象，刘、柳于路咏叹山水，吊古论今，感怀身世，切磋诗艺，他们之间的友谊会升华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刘禹锡出长安至连州，一路上不停地吟咏，仅编入诗集的就有二十多首。如刘禹锡作《题淳于髡墓》，柳宗元则有《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相和，诗酒之间，两个人在途中有所耽搁，也是情之所发，理之所至矣。
刘禹锡辞别柳宗元，过郴州，越桂岭，孤独南下，抵达连州任所。
长期贬谪生活的打击和艰苦环境的摧残，使柳宗元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健康状况非常不妙。到元和十四年，当皇帝终于良心发现准备召回柳宗元时，他已于这年十月五日含冤长逝，年仅四十七岁。身后，四个孩子都还未成年。柳宗元临死前，遗书刘禹锡，并将自己的全部遗稿留给他。
这时，年近九十的母亲刚刚去逝，护送灵柩路过衡阳的刘禹锡，接到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伤心欲绝。他立即停下来为柳宗元料理后事，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以寄托哀思。后又两次写《祭柳员外文》，并为其整理遗稿，编纂成集，同时介绍他的生平和成就。柳宗元的一个儿子，也由刘禹锡收养。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上看，“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影响也足见了得。
于此，我对刘禹锡的敬慕与仰止，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文言辞的精锐与意境的妙道，而更在于他人品的高洁与对朋友之情的真挚。因为没有他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绝妙美文，也许只能如流星一般消解在历史的夜空之中，化为随风而逝的尘埃，无法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学子们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这种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在山西芮城、运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湖南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朗州司马刘禹锡，现专在柳叶湖边建有“司马楼”。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 刘禹锡被贬经历
★ 《渔翁》柳宗元
★ 柳宗元寓言故事
★ 心境随笔散文
★ 心境决定成败
★ 高中心境议论文
★ 心境经典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