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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贬常州所写的诗
一、 鸡黍之约
苏东坡与常州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佑二年
（1057年）。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进士及第。在一次同年们聚会上，与他同桌的是常州府宜兴县的蒋颍叔（之奇）、单锡以及武进县的胡宗夫等。苏东坡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的介绍中，了解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他被江南的秀情风景迷住了。在酣酒中定下了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然而，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故当时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并没有非常认真，这可以从苏东坡与蒋之奇的唱和之诗中看出：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好，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后来，苏东坡又先后结识了常州的钱公辅、钱济明（世雄）父子、胡仁修、报恩寺长老和宜兴的滕元发（达道）、邵民瞻、蒋公裕等老友。
这些同窗好友都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尤其是在他遭到贬斥的流放生活中，这些好友给予了他无私的关心。
友情、亲情的温暖与关怀，是苏东坡钟情于常州宜兴的源头。
二、 风光无限好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他于熙宁六月岁末到熙宁七年五月奉命
赴常润一带赈灾，在常州一带滞留半年左右。完成赈灾任务后，他应好友蒋之奇、单锡等的邀请，在宜兴小住，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芙蓉山水、?画溪明、古洞奇穴、玉潭凝碧等名胜。苏东坡流连于群山苍翠、溪水明澈、藤花掩映、杏柳错综的美景之中，就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优美淳朴的田园风光中。十分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依稀感到了阳羡（宜兴的别称）正是他将来躬耕退隐的归宿。
苏东坡在常润赈灾时，曾写过五首怀念杭州太守陈襄的诗。其中第五首是：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还。
惠泉山下濡湿的泥土，阳羡溪头晶莹的大米，江南地方简朴淳厚的民风，深深地吸引了苏东坡，使他闪起了归老于此的念头。
熙宁七年五月苏东坡好友钱公辅在常州逝世，苏东坡前去吊丧，并作《哀词》，发出了“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的感慨。这说明了苏东坡后来选择常州作为他的归隐之地，并非偶然，他对常州这方土地是早有所钟情的。
就在这年，苏东坡委托宜兴好友在宜兴买田，准备将来在此归隐。
三、 求住常州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直到元丰七年才得到赦
免。政治上的坎坷沉沦使他退隐田园、躬耕自给的愿望更加强烈。常州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和莫逆之交的朋友让他留恋不已，他决定请求朝廷让他留在常州居住。
他两次乞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常州居住时，他喜极而泣，为如愿以偿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几经周折，苏东坡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他游遍了常州城景。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葡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几天后，苏东坡携全家定居宜兴的田庄。置身于江南农家风光，苏东坡由衷地发出了感慨：“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这时苏东坡完全过着理想的生活，没有政治，没有公文，没有吃不饱饭的后顾之忧。他完完全全地放松着自己，从从容容地享受着江南秀丽的风光。
但命运总不让苏东坡有块宁静的土地。这时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朝廷又起用苏东坡，并委以重任。喜忧参半的他只得告别了他刚刚建好的家园，启程赴任去了。
四、 常州了缘
元佑八年，一直保护苏东坡的高太后去世了。灾祸接连降到
苏东坡身上。他连连被贬，从定州到英州，再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等元佑大臣被大赦。朝廷给了他一个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这样，苏东坡就面临着去哪里养老退休、安享晚年的选择。
苏东坡的第一个选择是回四川老家。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而且他的父亲苏洵墓穴旁留有苏轼、苏辙的两个位置。苏东坡一度也曾想“叶落归根”，但他从熙宁元年服父丧离开四川老家以后，30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他在四川既没有田产，也没有亲人，他只好放弃了回老家的打算。
苏东坡的第二个选择是杭州。苏东坡两次任职杭州，他与那里的老百姓感情非常好，而且杭州的山山水水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想去那里定居。他曾说过：“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但杭州的生活费用很高，他在那儿也没有田产。苏东坡一生不断迁徙流放，生活困顿，没有积蓄，最后也只能作罢。
苏东坡的第三个选择是去颍昌（今许昌）和苏辙相聚，将来去嵩山隐居。苏东坡想到自己兄弟两人自入宦后一直离多聚少，现在都已年迈，他很想和苏辙团聚。不过这时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庇佑元佑党人的向太后已经逝世，政治风向又转回原状。他越来越感到颍昌离京城太近，绝不能清静。而且苏辙这几年流离贬谪，经济也很拮据，自己一家去他那里，又将加重他的负担。他考虑再三，毅然放弃了去颍昌与弟弟相聚的计划。
苏东坡的第四个选择便是去常州、宜兴。他在宜兴买有田产，能够供他生活。他的儿子家人也在常州一带生活，可以就近照顾他。在常州、宜兴一带，他还有不少好朋友，如蒋之奇、单锡、钱世雄等，尤其是钱世雄，在他被贬南方时，不断派人送信送物，两人的情谊始终不渝。在常州居住，他可以和老朋友们比邻而居，吟诗作赋。而且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朋友朝夕相处，安度自己的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今已决计居常州”。然而一路的颠簸，使得苏东坡身体极为虚弱。他在返常州的途中不幸染病。抵达常州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7月28日，北宋一代文豪苏东坡走完了他六十六年的人生旅途，终老于常州城内顾塘桥畔孙氏馆。
纵顾苏东坡的一生，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苏东坡初出茅庐，中举及第，便与多位常州籍同考举子结成好友，他们在苏东坡眼前展示了一幅绚烂的江南风光，使他与好友们订下了“鸡黍之约”。然虽有定居誓言，但毕竟未经深思熟虑，是信口所至。真正到了常州地区，苏东坡领略到了那水乡山野的神韵，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中年离开黄州时，苏东坡两次上表乞求居住常州，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和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元佑时期，他政治上红极一时时，他还和常州籍大臣胡宗愈（完夫）讲定：“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他在北归途中，一路均有人热情挽留，有的甚至无偿提供居舍，但他总是坚定地说：“然某缘在东南！”他终于返回了魂牵梦萦的常州。最后遂了他在熙宁七年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的夙愿：“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
“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这是宋费补之对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最确切的概括。
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说：“殆是前缘。”
附：苏轼被贬期间写的千古名句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苏轼将城西北角一废旧之台修葺一新，政事之余，邀请同僚登台远眺，谈诗论文，抒发胸臆。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为此台命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
中国历史与北宋现实的交接点，恰巧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灵感的触发点。与其说《超然台记》是一篇建筑物的题记散文，还不如说是一篇人生哲学论文，一首从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的哲理诗。对读者来说，倘若在烦恼时沉吟此文，在痛苦中咀嚼其味，或许能获得超然的效果。人在社会上生活，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失意，这时常常会想到遁世。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和人的社会属性的限制，隐逸山林，不食人间烟火，又是不现实的。从人生态度来说，隐逸遁世也是消极的、不可取的。苏轼的《超然台记》所开的人生解脱处方，就不主张隐逸遁世。他认为，只要善于观物，善于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可观、可乐处，发现诗意，发现美感，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心灵的超然自适，变散文化的人生为诗意的人生。
苏轼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等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在他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没有完全皈依哪一家思想，也没有彻底放弃哪一家思想。当然，正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他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的正规教育，最先选择的也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仕途。苏轼年仅十岁时学习《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一岁应科举试，曾向朝廷呈上五十六篇策论；二十二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更是满怀致君尧舜的政治信念。但苏轼耿介正直的性格、敢于坚持自己主见的做法，使他的仕途充满坎坷。屡遭贬谪之后，苏轼积极入世的热情不能不大大降温。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寥寥数语，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多少次的被贬外放，无边的苍凉，数不清的磨难，尽在其中。
屡遭挫折之后，苏轼益发感到壮志难酬。于是老、庄思想便乘虚而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与苏轼固有的儒家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一种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投身社会和回归自然。苏轼是痛苦的，也是困惑的。随着痛苦与困惑的加剧，儒家思想日衰，道家思想渐增。他的退隐心结，已发展到对社会的退避，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怀疑。这种人生无法预料、不可把握的意识，随着遭受挫折的增加而越来越强，使苏轼常常发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喟叹
人间何者非梦幻，这种人生如梦的困惑终于把苏轼逼上寻求解脱的道路。应该说，对仕进与退隐的困惑、对人生如梦的悲哀，是封建时代的文人普遍的心态，但对困惑与悲哀加以解脱，却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道家文人往往略胜一筹。吸收道家思想的苏轼，便是如此。信儒却不迂腐，以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来务实；谈禅却不佞佛，以其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来处世；乐道却不厌世，以其乘势归化、返璞任天的避世思想来修炼。三者融为一体，就能不受时空的束缚，可以追求生命的自由。所有这些，都是为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克服自己的人生坎坷与磨难之苦的。这就是苏轼的超然生命观，也是他为什么不去投江、没有出家，宁愿忍受苦难、甘当贬官而不忘忠君爱国忧民的根本原因。
有超然的处世态度，人就变得坦荡而达观。苏轼漫游赤壁之时，正是他被贬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之际，可是他却写出《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流传千古的超然之作。在《赤壁赋》中，苏轼表达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他认为，虽然宇宙是无限的，人生是有限的，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问题就在于以何种态度处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他明确表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然，苏轼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他有时也会感到难以真正脱俗。难以从物欲中彻底解脱出来。当欲望不能满足时，他也难免会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牢骚要发泄。但他的超然处世态度一旦战胜物欲的诱惑，心灵马上就会恢复平静而忘却营营。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
北宋王朝的险恶仕途，几乎窒息苏轼的政治热情，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和仕途，苏轼也禁不住产生凄楚苍凉之感，甚至还有些愤然不平。但继之而来的常常是超然的自我安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如此一来，一切都会处之泰然，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不忧凄于心，去无所逐来无怨。我们看苏轼虽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却在多次被贬中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几乎是到一地方，爱一地方，不对自己的被贬耿耿于怀。他到杭州就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就爱密州，乐其风俗之淳；到黄州即爱黄州，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惠州就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海南儋州本是被视为南荒的流放之地，但苏轼却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检阅《苏东坡全集》，我发现苏轼任密州太守两年多的时间内写下二百三十多首(篇)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涉及超然台内容的诗文就达十一篇(首)。苏轼一生代表词作颇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就创作于超然台。诸城人民创造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熏陶和影响一代文豪。正是在这片神秘而丰厚的文化沃土上，苏轼达到他诗词创作的最高峰，形成他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
苏轼既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遍尝各种人生滋味，但又总能出乎其外，发现其中的至味可观处与可乐处。他在艰难困苦中，总是设法找到人生的乐趣，他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阶层的人都能相处，什么样的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无往而不乐的超然心境。苏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融合儒、道、释，打通雅与俗的界限，极大地丰富传统人格美内涵，使之变得更为健全和成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俨如一鹤飘然，随遇而安，来去潇洒，出入自由，不为世俗所羁，亦不为虚妄所惑。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鉴赏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
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苏轼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
算只君与长江。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
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
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
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
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鉴赏
这首词是苏轼发配黄州时的作品。当时，苏轼的许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却蔑视世俗，仍与其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荆南某地访东坡，得以与东坡会晤，此作乃得以诞生。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霄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子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苏轼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
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
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
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
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
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鉴赏
此词是作者贬居黄州期间寄给时任鄂州太守的友人朱守昌的。词中既景中寓情，关照友我双方，又开怀倾诉，谈古论今。作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情达意，既表现出朋友间的深厚情谊，又发自肺腑的议论中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词中寓情于景，寓情于事，言直意纡，表达出苍凉悲慨、郁勃难平的激情。
上片由景及情。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
江汉，即长江、汉水。长江、汉水自西方奔流直下，汇合于武汉，著名的黄鹤楼武昌黄鹄山岿然屹立，俯瞰浩瀚的'大江。此二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化用李白的诗句“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继续以彩笔为江水染色。李白又有“江带峨眉雪”之句（《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杜甫《登楼》诗云：“锦水江春然来天地”。苏轼此不仅化用前人诗句，不着痕迹，自然精妙，而且用“匍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以下由景到人，既上接岷江锦水，引动思归之情；又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触发怀友之思。
“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既总束上片，又领起下片，由风景人物引发思归怀古之情。换头两句，劝友人休读三国江左史乘《江表传》。该书多记三国吴事迹，原书今已不传，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大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故意把他遣送给荆州剌史刘表，刘表又把他转送到江夏太守黄祖手下，后被黄祖所杀，葬于汉阳西南沙洲上，因为祢衡曾撰《鹦鹉赋》，有声名，故后人称此洲为鹦鹉洲。“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以萧索之景，寓惋惜之情，意言外。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谓书生何苦与此辈纠缠，以惹祸招灾。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虽能称雄一时，不也归于泯灭了吗！此句流露出苏轼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希望友人超然于风高浪急的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李白当年游览黄鹤楼，读到崔颢著名的《黄鹤楼》诗，曾有搁笔之叹，后来他写了《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诗，据说都是有意同崔颢竞胜比美的。苏轼借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写出赶上《黄鹤楼》诗的名作。这既是勉人，又表露出作者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江汉西来、楼前深碧联想到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引出思归之情，又由“葡萄深碧”之江色连接着黄鹤楼和赤壁矶，从而自然地触发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就祢衡被害事发抒议论与感慨，最后又归到使君与黄鹤。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和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激情，字里行间涌流。
苏轼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梦断瑶台曲补充
鉴赏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往古来今之思，读来往往觉其放达，而不觉其悲切。此处却不然，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头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世事一场大梦”中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即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亦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识。“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新凉”，用“新凉”指又一个秋天的来临，并且突出了秋天乍到的“新”，可见诗人对节候变化的敏感，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词人由此产生出真挚的惜时之情。“新凉”亦指诗人再次遭到排挤打击的人生际遇，用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新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头两句词远远不止是苏东坡在记叙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觉到阵阵寒意袭来。
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远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有人认为“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可见“月明多被云妨”一句写的是眼前实景，是自然现象，但似乎还有更深的内涵，是在借自然之景抒写他对社会环境的认识。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妨”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于发挥而深感忧伤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据记载这首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也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与其父苏洵的大器晚成相比，苏轼属于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入京就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比他年长30岁的欧阳修就对他作出了如下断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正如欧阳修所预言的那样，苏轼确实是古今文人中声誉最隆的一个艺术天才。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论书法他是“宋四家”之一。真个算得上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然而，和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比较起来，苏轼在仕途上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事实上，苏轼的出仕之路只能算是一条屡遭贬谪之路。这官，苏轼当得太不痛快了。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于是告诉为他送饭的弟弟说，平时不要送鱼，若听说我要被判处死罪再送鱼。有一次，他弟弟病了，托人送饭，那人不知情，送了鱼，害得他虚惊了一场。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后来，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掌权，苏轼被召回朝廷。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这时，苏轼又站出来了，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结果是，他又被下放。七年后，太后死，哲宗亲政。宰相是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敦，于是，又打击司马光那一派的人。苏轼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因是又被当作了打击的对象，被贬到惠州。因为看到苏轼字子瞻，紧接着又被贬到了儋州(现海南)。一直到六十六岁才遇到大赦天下才被调回。但是还没有走到朝廷就死在江苏常州。
在死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为他画的像，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被贬的三个主要地方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总结，其中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同时也显得是那么的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幽默。这就是苏轼，历经艰难而始终不失真率之心，始终向权贵高昂不屈的头颅。我想这可能就是苏轼以及作品千古不朽的原因。在苏轼的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能让人们从个体与时代的局限中跳出来，从而沉入广袤无垠的宇宙和历史大背景之中。从而在真的、善的、美的诗意中痛快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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