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从量消费税：白酒四年之痛（共含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丛和岸各贺”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一、一个并不能使人满意的《草案》
4月26日，受财政部税政司委托，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召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洋河股份有限公司等13个酿酒骨干企业财务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了“白酒产品消费税政策座谈会”，就财政部办公厅草拟的《关于白酒消费税政策调整意见》进行了讨论，当财政部税政司王刚处长对财政部草拟的《关于白酒消费税政策调整意见》作了简要的说明后，企业代表反映强烈。
财政部主要调整措施是，“健全白酒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依法对白酒业实行综合治理；继续对白酒业进行专项整治；采取白酒贴标等有效手段，控制生产企业的产销量；保留白酒消费税复合计税方式，统一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比例税率，税率水平按现行税赋水平设计；白酒消费税的定额税率暂维持每斤0.5元不变；对白酒关联交易制定具体的计税办法，规范消费税税基”。并说明“调整意见”已经向国家有关部委和7个产酒大省征求意见，现在听取企业方面的意见，以便政策出台后更切实可行。 对财政部《关于白酒消费税政策调整意见》的主要内容，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后认为：
第一，这次调整白酒消费税政策应以解决税收流失为出发点，以实现公平税赋，减少和消除地方保护为原则，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防止盲目投资、低水平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目的。制定政策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家管理能力，做到切实可行，令行禁止，收到实效。
第二，同意合并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消费税税率，建议税率定在10％-15％为宜。
第三，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取消每瓶五毛的从量消费税。大家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出发点是重要的，但最终应是看执行效果。国家出台白酒每瓶五毛的从量消费税，初衷是通过税收杠杆达到预期的目的，实际反而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给规范守法白酒企业造成种种困难。从量消费税经过3年多的实践，不仅不能扶优限劣，扶大限小，反而加重了骨干企业的负担，助长了违法小酒厂的泛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应该取消。
第四，不同意采用“白酒贴标”的手段。大部分代表认为实行“白酒贴标”的办法，既不能彻底根治偷税漏税，又给企业增加人力和物力的负担，操作性不强，不是迫切之举。如要试点，应选择既有大中型企业又有众多小酒厂生产企业的地区，不分企业大小，所有产品一律贴标，统一竞争起跑线。以避免每出台一次政策均压在大中型企业身上的弊病，同时也可真实检验其实际可操作性。
针对白酒税收政策，与会代表还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建议取消外购白酒连续生产不许抵扣消费税政策和白酒类产品广告宣传费所得税前完全不予扣除的政策；建议把消费税的征收由生产企业代收代缴改为直接向消费者征收；建议在增值税计算中，把农产品采购进项税按13％抵扣，改为按17％抵扣，以解决白酒产品与其他产品纳税不均衡的矛盾等，希望得到国家的关注和采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财政部提出的草案与企业所期待的相差很远，特别是对白酒业影响巨大持续4年之久的从量消费税还要“暂维持每斤0.5元为变”不理解，不满意，所提出的四点意见中，除同意合并粮食、薯类白酒的消费税税率外，对综合治理、白酒贴标、从量消费税维持不变等措施都有不同程度异议。
之后，白酒界业内人士认为白酒企业原本就承担着较高的税负压力。白酒生产企业增值税、消费税和相关附加税费的税负总和已达40％以上。在原有税项基础上增加了从量税，白酒企业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种税收情况下，全国没有一家酒厂能够全部照章纳税，不漏税、不欠税，如果全部纳税，白酒企业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倒闭！”某大型白酒老总说。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须一部国家酒法的出台。”双沟酒业董事长陈长风大声疾呼。
不少企业认为国家对白酒征税没有与其它行业一视同仁，白酒行业缺少“国民待遇”。一些大企业呼吁国家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出口，一方面抑制洋酒对国内市场的大肆侵蚀，一方面促使国粹白酒走出国门，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7月5日，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再次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要求坚决取消从量税。
二、取消白酒从量消费税的三个理由
1、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五毛钱白酒从量消费税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五毛钱从量消费税从客观上起到了捆住了大中型国有企业手脚，让不法小酒厂大肆侵占白酒低端市场巨大作用，完全违背了“扶优限劣”的初衷，阻碍了白酒产业的健康发展，
20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财税84号）（即“84号文件”）。首先,五毛钱从量消费税是完全针对低价白酒的，市场巨大的低价白酒约占白酒产量的80%以上。从企业来讲，低价产品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酒茅台旗下的习酒，五粮液的尖庄，都属中低价产品。竞争激烈的低端产品市场价格是首要因素，所以低价产品是微利的，五毛钱消费税一方面使正规纳税的大中型酒企本来微利的低端产品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使一些偷税漏税小酒厂死灰复燃。正如国家税务总局调查所说，“小酒厂无论消费税高低，影响不大，总之都是不交”。限劣从客观上变成了“促劣”，四年来白酒市场的混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白酒市场综合治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取缔那些非法生产的小酒厂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成熟完善的市场监管体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多部门的综合治理只能是一时的，带有突击性，一些小酒厂白天不干夜里干，来人不干人走干，风声紧收手，风头一过大干，多如牛毛的小酒厂不可能在短时间根除。再有白酒是一个门槛极低的行业，从大型企业到家庭作坊都可生产，酿酒已经成为农村一项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笔者在河北见到一些采用生料酿酒的制酒专业村，几乎普及到家家户户。山东一些甘薯大县，甘薯淀粉做粉条粉丝，农户普遍用粉渣酿酒，川黔边远农村，一些农户家徒四壁，无以为计便酿些酒到到集市上去卖。只要有利润的存在，这些小酒厂酒作坊就会存在，只有缩小利润空间（消灭是不可能的）才能限制它们的生存，取消从量消费税，让有品牌和生产规模优势的大中型白酒企业低档产品回到市场，平衡巨大的市场需求与低档白酒生产空缺的落差，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其次，从量消费税使企业不得已减少微利或可能亏损的低档产品，而主推高价产品，这使得白酒企业在获得效益增长的同时，造成了产品的结构性失衡。一些骨干企业由此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需求广泛的知名中低档产品，致使中低档白酒总量锐减，市场萎缩。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从生产总量上看，全国白酒行业主产区四川、贵州、安徽、山东等在内的14个省区出现了白酒产量的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27.21％。而20国内排行产量前10位的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有5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量下滑；中国白酒企业100强中，有近30％的企业产量同比下降，其中最高降幅纪录为43％。增加从量税，使许多大型骨干企业从2001年开始逐年压缩中低价名牌白酒产量：年，五粮液、泸州老窖、四川全兴、北京红星（二锅头）、山东兰陵、安徽古井贡、河南仰韶等近30家大型骨干企业中低价名牌白酒产量同比均有下降，个别企业低价位白酒减产过万吨。为避免亏损，四川全兴生产的传统名酒“全兴大曲”系列酒中低档品种已由原来的5万多吨直线下降到目前的4700吨。
白酒企业因减产而被迫减员，造成企业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逐年增长。比如，由于低价酒减产，沱牌公司原1多名从业人员中已有65％离岗；河南仰韶集团95％以上都是中低档产品，其中每瓶1.9元的产品在农村销路很好，但从量消费税出台后，新增税收占价格的26％，原本一瓶酒的利润不足一毛钱，现在是销得越多，亏损的越多。而减产后，该公司过去有员工8500多人，现在只剩下几百人。
2、国家推出“84号文件”的目的是增加白酒税收，同时利用税收政策“扶优限劣”，规范白酒行业生产经营秩序。但四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这一办法没能有效促进国家财政增收。
全国986家规模以上白酒企业2004年共生产白酒311.68万千升，仅比同比增长1.98％。却实现销售收入613亿元，同比增长15.17%；实现利润58.66亿元，同比增长38.79％；完成税收100.08亿元，同比增长7.95％。白酒行业销售收入、实现利税的增幅，同产量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中国白酒企业以较低产量的高价位产品博取较高利润的迹象进一步显露，对白酒业课以高额税负，正导致白酒行业产量增长与利税增长比例失调。以规模以上企业的税收情况为例，税收总额为84.25亿元；2004年为100.10亿元，增收不足26亿元。而如果全部照章纳税，白酒业应缴税额大约在240亿元。2004年，就是把全行业58.66亿元的利润全部作为税金上缴，也只有160亿元，远远不能弥补现行税制规定的应纳税额。
从“84号文件”实施到2004年末，白酒行业税收增幅分别为：3.10％、6.90％、－1.75％、7.95％。仅从增加税收的目的来说，加征从量税并没有实现预期效果。
3、税收作为一种分配工具，在调节收入分配、缓解分配不公、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低收入的农民和工薪阶层还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低价白酒的主要消费者，消费税更应该体现对高消费人群的征税力度，一瓶普通二锅头北京市场销价4.2元，五毛钱从量税占到12%，一瓶并不算太高档300元的五粮液，从量税只占到0.167%，白酒从量消费税显然没有体现这一原则。
经国务院批准，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规定自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白酒行业期盼已久的白酒消费税调整问题也有定论，这次进行的税收政策调整，主要是取消了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差别税率，改为20%%的统一税率，并将实行贴标完税等税收征收管理办法。而白酒企业一直关注的每斤白酒0.5元的定额税率从量征收没有取消。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消费税政策调整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说，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对粮食白酒、薯类白酒分别按25%%和15%%的税率从价计征消费税，同时再按每斤白酒0.5元的定额税率从量征收一道消费税。
白酒属于消费税的传统征税产品。对其征税不仅体现了税收“寓禁于征”、限制其消费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而且具有很强的财政意义。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白酒的生产和流通秩序比较混乱，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1）白酒生产和流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税收控管缺乏有效手段，税收流失比较严重，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小酒厂偷逃、欠交税收，甚至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企业生产销售的白酒，部分或全部游离于税务机关的控管之外。有些企业采取现金交易、不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隐瞒产量和销售收入以及 和转让定价等方式，偷逃或规避消费税。
（2）对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实行差别税率形成税收漏洞，增加了税收控管的难度。因薯类白酒税率低，为企业钻政策空子提供了条件，成为企业避税的一个渠道。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解决目前白酒行业中的问题需要综合治理。本次白酒消费税的调整内容除取消了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差别税率，改为20%%的统一税率外，还将参考国际经验，研究白酒贴标等相关税收征管办法，健全和完善关联交易税收政策法规，规范消费税税基，堵塞漏洞。
下一步还要配合其他部门健全酒类产品生产流通的法律法规，严格市场准入机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偷逃税收等非法行为。
关于白酒消费税调整对白酒行业有何影响等问题，本报将在下期详细报道。
原载：《华夏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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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很多职场人士在进入职场的第四年甚至是第三年就已经开始遇到了职业发展的“瓶颈期”，又称“四年之痛”，
而很多时候职场的客观环境是难以改变的。面对这个问题，职场人士通常有两种选择：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我就选择离开，寻找适合我的环境；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我还是留下来，改变我自己。
职业瓶颈期在提前
记者：首先您如何看待职场人士的发展瓶颈？
刘春霖：这种现象在职场里很普遍。通常职场新人刚步入职场的时候往往冲劲十足，然而随着对工作的熟悉，以前的激情就慢慢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越来越厌烦自己的工作，上班就像遭受酷刑一般。也许身心调整或者跳槽能暂时缓解这个问题，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感觉到萎靡不振，没有了奔头。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七年之痒”，时间短的也称“四年之痛”。
曾文：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迫于就业竞争的压力，会选择“尽早就业或者先就业后择业”等心态而步入职场。由于专业的不对口、兴趣爱好有偏差、角色转变不到位等原因，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工作或者找不到自己中意的工作，这些煎熬导致了他们职业发展“瓶颈期”越来越提前，
记者：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呢？
刘春霖：职场人士遇到瓶颈的原因有很多，有企业环境等外部原因，也有职场人士自身的原因。例如发展空间有限、个人技术无法突破、发现企业的诸多问题、与企业文化渐渐不相容等等。其实更多的时候职业瓶颈涉及到了一个人生规划的问题。无论是何种原因，一旦遇到瓶颈，个人就像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尽快作出调整。
离开换行业还是换专业
记者：遇到瓶颈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在外界环境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职场人士该选择换哪一个环境好呢？还是留下来，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环境？
刘春霖：当自己的发展空间狭小、或者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相悖时一定要选择离开。而离开的方式有很多，但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行业和专业―――是换行业？换专业？还是既换行业又换专业？
如果专业与工作对口，但是自己没兴趣，那么通过考研换个专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这意味着以前积累的经验就损失过半，但是任何时间起步都不晚。如果是对本专业的兴趣还在，只是发展无望而选择考研，那就要慎重考虑了。学历是很好的敲门砖，但也只是敲门而已。毕业后同样要再考虑日后的工作选择问题。
也有人选择离职，但是切记一点―――换行业不换专业、换专业不换行业。你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以及人脉资源将是你日后腾飞的强有力保障。
在西安国际展览中心的秋季糖酒会主会场，来自陕西渭南市的经销商李双满脸的沮丧，他原本打算与茅台酒的相关人员进行深度接触的，但这一愿望在糖酒会上看来是无法实现了。因为“茅五剑”中除了剑南春之外，茅台与五粮液的母品牌根本没有参展。
“都是些贴牌企业，没啥看头。”李双对《商界名家》记者说，他指的是那些打着茅台与五粮液旗号、实则贴牌生产的公司。
中国白酒的OEM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但有“国酒”美誉的茅台和白酒业销量老大五粮液大规模地展开贴牌运动，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也是中国白酒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赞同者认为，OEM既扩大了老字号的品牌影响力，又提升了销量，节省了成本，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异议者觉得，滥用金字招牌，降低行业门槛，无疑于杀鸡取卵，最终会伤及母品牌的生存与发展。
OEM带给中国名酒企业的是福是祸？是阳春抑或严冬？《商界名家》记者展开了调查。
难耐落寞，茅五剑高举贴牌大旗
三大名酒中，最先也是最彻底实施贴牌策略的，是五粮液。
五粮液问世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以神奇的营销策略和速度不仅一直盘踞中国白酒业的榜首，而且近几年还以四倍的市场规模远远将第二名甩到了后边。，它的品牌价值跃升为269亿元，在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龙虎榜上位居第三，稳坐酒类行业第一名。
当家电行业风靡OEM和买断经营方式时，野心勃勃的五粮液坐不住了。它清楚地知道，单凭自身的资源与实力，要想尽快完成对全国市场的纵深发展与全面覆盖，显然力不从心；只有借助外力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而OEM和买断经营无疑是最为理想的途径。
五粮液的OEM与通常所说的OEM有所不同，它不是输出品牌，让别人为自己加工生产；相反，是利用自己过剩的产能与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为中小品牌加工生产相关产品。
五粮液OEM金六福就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的株洲，一个叫做“川酒王”的白酒在当地销售非常火爆，并引起了一个叫吴向东的浓厚兴趣。
原来，这种名为“川酒王”的品牌白酒本身并没有生产基地,甚至没有原料(基酒)和完善的营销网络。作为国内知名白酒品牌五粮液“属下特许品牌”“川酒王”的生产完全依托五粮液。它只利用一个合法注册的商标和一个强大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并利用“五粮液”现有的巨大品牌优势进行销售。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川酒王”落败，没法卖原来的酒了。借助已形成的渠道优势，吴向东决定自己做一个白酒品牌。于是，吴向东找到他的姐夫，也是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一位企业家――现任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提出了自己要重新打造另一个“川酒王”的愿望。
在傅军一个得力助手的帮助下，吴向东找到了五粮液集团。于是，金六福与五粮液的OEM协议产生：五粮液负责金六福的生产，而金六福负责渠道网络和品牌的建设。
对于与五粮液的联姻，吴向东欣喜不已。吴很清楚，白酒产业的特殊性，决定其不是仅靠实力就可以速成的，它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适宜的气候条件、一定数量的老窑池等，这些都是自己所不具备的；而加盟五粮液，使得吴向东的酒质量得到了保障，
并且，吴向东本人因为之前全面代理了“川酒王”在株洲地区的经销权，具备了一定的渠道资源和营销经验。可以说营销是吴向东的特长。
五粮液与吴向东的合作，使得吴向东轻易的摆脱了缠在自己身上的短板，脱离了繁杂的生产管理，吴向东可以集中精力于营销网络布局、营销推广和营销团队建设。12月10日，第一瓶五星金六福酒从五粮液酒厂6车间下线，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喜庆文化品牌――金六福，就此诞生。
初尝OEM甜头的五粮液，又实施了买断经营的操作模式，即由商家独家买断厂家拥有的某一品牌的经营权，商家全权负责市场目标的完成和推广，而该品牌的归属权永远属于厂家，这实际上一种变相的OEM。五粮液旗下的五粮春、五粮醇，就是采用的这种经营模式。
1994年福建省邵武糠酒副食品总公司成为中国白酒第一个也是五粮液的第一个品牌买断经营商，该公司买断五粮液的“五粮醇”品牌全国总经销权。次年五粮醇销售量就达到1670吨，新增税利1000多万元，19销量高达8580吨。
年，五粮液与湖南浏阳河合作，开发了“浏阳河”品牌。在1998――20的五年内，中国中档白酒市场上形成了五粮液所属两个子品牌“金六福”“浏阳河”二龙戏珠的壮丽奇观。年，两个子品牌的年总销量占到五粮液年总销量的五分之一左右。正是这两个品牌的规模爆发使五粮液的销量锦上添花，一举超过了白酒行业第二名的四倍左右，轻松地完成了远远甩开第二名的战略竞争目标。
茅台镇耐不住寂寞了。它开始物色合适的合作伙伴，广州云峰进入了其视野之中。
广州云峰公司原来以销售家电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家电产品利润每况愈下的形势下，做出了转产的决定。据一位熟悉小糊涂仙的人士介绍，早在19底，一家设在贵州习水县生产时间不长的私人酒作坊在茅台镇注册登记，注册商标为“小酒仙”。1998年9月28日，这家注册名称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云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与广州珠江云峰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广州云峰公司的“小糊涂仙”商标，由茅台镇云峰公司生产，广州云峰公司负责经销。人们所见到的贵州茅台云峰酒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小糊涂仙”酒就从这里问世了。但在茅台镇，云峰酒业只保留一个非常小的灌装点，而在数十公里开外的习水，云峰酒业还有一家灌装点，规模比茅台镇的这几间小平房要大。
尽管合作伙伴并非正宗的茅台集团，但“小糊涂仙”仍将“茅台”这两个字的价值利用到了极致。在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上一亮相，“小糊涂仙”就底气十足地打出“茅台镇传世佳酿”的底牌(后改为“传承美酒文化”)，站在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平台之上。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当年的销售额近亿元。
作为三大名酒之一的剑南春显然不甘心自己被边缘化，从而失去多年保持的“前三甲”宝座。
7月，剑南春集团、四川阿尔泰和广东鸿森三方达成协议：剑南春负责生产，提供高质量的酒品和品牌支持；阿尔泰负责团队和渠道的建设；广东鸿森则作为投资方。三方同心协力打造金剑南品牌。
金剑南一上市，“终端哗哗地卖得都开始冒烟了”，一路高歌猛进的金剑南2003年和销售收入都超过了5个亿。
7月24日，吉林通钢数千名职工因不满重组而聚集上访，反对建龙并购通钢，建龙驻 理陈国军被职工殴打身亡。专家称通钢事件触及国企改制这一中国转型期敏感“神经”，改制中职工归属焦虑会导致不稳定，疏导不利轻则牢骚，重则引发 。
专家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有关部门在改制过程中，能让职工有对未来的安全感，能消除“归属焦虑”，可能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近年来谈到改革，许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由单位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如此一来，自己有了更大的自由，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当一个人变成社会的人，这个人的很多事情和困难再想找单位帮助解决，就不可能了。
当我们把单位的人变成社会的人，一大理由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但不应忘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很强，一个人即使离开单位变成社会的人，当遇到生老病死等情况时，都有国家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可我国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还未全民普及，如果一个人离开单位变成社会的人，就不得不为这些焦虑。当有关部门无法给他们以未来的安全保障时，他们对改革的疑虑就可想而知了。
吉林通钢数千名职工因不满重组而聚集上访，恐怕根本原因也和这有关――原来是国有企业职工，生活是有保障的，医疗和养老是有保障的，可一旦被民营企业并购，这些还有保障吗？当他们对未来的保障有担忧时，就很容易产生群体性的“归属焦虑”，在“归属焦虑”下发生一些非常事件也就很有可能了，
其实，国家有关部门早就预料到改革带来的“归属焦虑”，并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专门对改制后企业如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做出详细规定，其中包括人员分流安置、职工劳动合同的变更、未留用人员的经济补偿等，但这一切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人的“归属焦虑”。原因就是，这些改革是就事论事，没有从全局性考虑民众的保障问题。
每一个人在文明社会中都有生存、基本生活的权利，都有受到未来保障和保护的权利，即使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多大的竞争能力。让一个人即使不是单位的人，也不会产生“归属焦虑”，唯有如此，很多改革才会顺利得多。
★ 中小酒企战略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