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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操行〈1〉：律师制度之本原
法律的操行〈1〉：律 师制度之本原范一丁
法律的存在决定于它的实际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则决定于实际的法律 家们的行为。也正是来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决定了律师做为必不可少的法律 从业人员构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应该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实际运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规则的执行者。固然法官们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规则实在的象征，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规则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实际保证，可诉范围似乎是秩序的规则获得法律 强制力保护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社会的秩序范围本身，因为秩序显然来自人们对法律 规则的自觉遵从，这种遵从的自觉所需要的正确性和实在性都需要“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2〉而实现这种过渡的“阐释者”和“整合者”的引导和帮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师制度的本原。事实上，有关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识优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应该是更普遍和更广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实际的行为规则的本身，那么，有关对规则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发现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这就说明律 师制度并不产生于一种有关于公平实现的平衡 机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体现（虽然它体现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师制度来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有关于律 师制度仅只是为完成诉讼程序的正义而有的设置的认识，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试图对律师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当然是从法律 的需要，从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体。并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具体，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律师制度存在的准 确定位成为可能和必要。显然，律师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补充，因为律师职业更多地体现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师成为裁判和行为（依照法律而行为）的合二为一者，虽然法律并不赋予其裁判的权力。因为由于法官并不是实际的依照法律规则的行为者，但律师首先要经历的是自我裁 判和对他人行为裁判，从而代理（参与）他依法律的规则而行为。这种本原性的价值体现对法律而言却往往被忽视、曲解，甚至是一种歧视（对代言人做为个别而决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没有），因此，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在于发现法律 自身应有的反省，而是在于发现我们应该怎样使这种实际存在的原意必然变得更加准确和具体，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丧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为空洞的条文。
一 、反题 .“不是” 后面的宾语：现实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决“合理的”应该存在的问题，困惑的症结当然在于条件在现实状况下可能改变和未来对于现实条件的改变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说，对应然的和实然的区别，有多少是非正当的，包括实然的存在的虚假和应然的认识的错误。黑格尔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在或内与外直接形成的统一。”〈3〉“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个著名的论题，所包含的当然是现实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样，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现实中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仍是在于现实本身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关于“不是”实际上应该是确指仍未能体现于现实的“合理”。
1、律师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码。有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命题其错误是在于法制并非专制。当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体现了民主政治，专制社会同样会有法制 ，但民主社会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与人治背道 而驰的，而律师制度做为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却是法治的必然体现。无疑，有关于民主，是政治学的概念，这是很清楚的，而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却并不必然体现民主。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的体现，其谬误是在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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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操行〈1〉：律 师制度之本原
法律的存在决定于它的实际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则决定于实际的法律 家们的行为。也正是来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决定了律师做为必不可少的法律 从业人员构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应该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实际运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规则的执行者。固然法官们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规则实在的象征，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规则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实际保证，可诉范围似乎是秩序的规则获得法律 强制力保护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社会的秩序范围本身，因为秩序显然来自人们对法律 规则的自觉遵从，这种遵从的自觉所需要的正确性和实在性都需要“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2〉而实现这种过渡的“阐释者”和“整合者”的引导和帮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师制度的本原。事实上，有关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识优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应该是更普遍和更广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实际的行为规则的本身，那么，有关对规则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发现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这就说明律 师制度并不产生于一种有关于公平实现的平衡 机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体现（虽然它体现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师制度来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有关于律 师制度仅只是为完成诉讼程序的正义而有的设置的认识，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试图对律师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当然是从法律 的需要，从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体。并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具体，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律师制度存在的准 确定位成为可能和必要。显然，律师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补充，因为律师职业更多地体现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师成为裁判和行为(依照法律而行为)的合二为一者，虽然法律并不赋予其裁判的权力。因为由于法官并不是实际的依照法律规则的行为者，但律师首先要经历的是自我裁 判和对他人行为裁判，从而代理（参与）他依法律的规则而行为。这种本原性的价值体现对法律而言却往往被忽视、曲解，甚至是一种歧视（对代言人做为个别而决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没有），因此，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在于发现法律 自身应有的反省，而是在于发现我们应该怎样使这种实际存在的原意必然变得更加准确和具体，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丧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为空洞的条文。一 、反题 。“不是” 后面的宾语：现实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
“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决“合理的”应该存在的问题，困惑的症结当然在于条件在现实状况下可能改变和未来对于现实条件的改变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说，对应然的和实然的区别，有多少是非正当的，包括实然的存在的虚假和应然的认识的错误。黑格尔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在或内与外直接形成的统一。”〈3〉“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个著名的论题，所包含的当然是现实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样，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现实中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仍是在于现实本身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关于“不是”实际上应该是确指仍未能体现于现实的“合理”。
1、律师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码。有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命题其错误是在于法制并非专制。当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体现了民主政治，专制社会同样会有法制 ，但民主社会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与人治背道 而驰的，而律师制度做为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却是法治的必然体现。无疑，有关于民主，是政治学的概念，这是很清楚的，而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却并不必然体现民主。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的体现，其谬误是在于对专制而言的民主如果说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是不可能通过律师制度来使民主得以体现的。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没有体现民主，律师制度就无根据去维 护民主，当然，有关于这一论点的产生显然是受有关对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理论的偏狭理解所致，即认为国家意志做为“公意”的强权性，是与个人权利获得维护的“个人意志”的服从性相冲突的，律师因此是这种冲突的平衡需要，但这一认识的错误产生的根由是在于把法制的不恰当和不合理 衍变成“公意”的强权，从而误导了个体（众多个体）对这种不合理对抗，即民主的需要，使律师制度成为一种与法制相对抗的存在 ，这是完全脱离了律师制度本原性的错误。因为没有法律制度的需要，则不会产生律师制度，律师所从事的只能是法律所定制内的工作，而不可能在根本上与之形成对立，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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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12-0060-02
在实行大陆法系的中国内地和实行普通法系的香港，律师都在其司法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法律界专业人数最多的一群，两地律师制度有相同之处，更有很大不同。
两地对律师的分类是不同的。香港遵从英国法制，将律师分为律师（又称事务律师）和大律师（又称诉讼律师）两种。他们在职责上实行分工，律师主要处理文件上的工作、商业上的法律问题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大律师则主攻诉讼，在法庭上代表诉讼人进行诉讼。另外，执业以上的大律师，可申请晋升为资深大律师（旧称御用大律师），他们均成就辉煌，名誉．资历也较高。中国内地没有将律师分类，统称为律师，但他们有分级制。内地的执业律师分为4级，4级为最低，l级为最高，评审的标准是按照他们的资历、经验、表现、执业的时间、科研成果等来衡量，决定他们能否晋升。虽然律师的级别不同，但都能在任何一级法院为当事人进行抗辩。
在香港，无论要成为律师或大律师，都必须要完成一个法律学士课程，再通过法律学深造证书课程，加上一段的学徒阶段（实习过程），其中大律师为1年，律师为2年，才可以执业。在内地，需满足下列条件：律师执业，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取得律师资格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特殊情况，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此外，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资格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授予律师资格。
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还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次，考取律师资格；再次，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最后，品行良好。
律师的工作范围广，无所不包。香港的律师进行分工，律师负责非诉讼工作，而大律师负责诉讼工作。事务律师善于处理商业文件的往来，如信件、合约等。他们会见接待客人，将诉讼有关事宜转聘至大律师。同时，律师亦能代表当事人在当庭进行诉讼，但只能在区域法院进行（高等法院以下）。大律师善于演辩，在各级法院为当事人抗辩。他们可以在任何一级法院都有发言权，完全没有限制。大律师只可由律师将客户转聘至他们，他们不可直接去找客户，而且有一条不可拒绝的原则，即不可选择客户，这都是对他们的限制。在中国内地，律师也进行分工合作，但没有明确的分工，只是一种各专所长的分工，如有的善于民事案件，有的善于刑事案件，有的.善于房地产案件等。
香港和内地的律师在工作职能上大致一样，但其地位、权利大不相同，这可从诉讼案件这一方面去分析。香港为了维持程序上的公正，在聆讯以前有很多的文件往来，这些工作都是由律师办理，他们可以向控方要求有关的资料，大律师在收到有关的资料文件后，便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诉讼。大律师不需要调查，但在法庭上他们有很大的主动权，可以向被告、证人等盘问，亦可以引导法庭上讨论问题的方向。在香港，诉讼主要是抗辩双方陈词的结果，法官只是结案判断，在诉讼过程中说话不多。内地的律师在聆讯案件之前要自行调查案件。但他们在法庭上的权利与地位较低，对于事实上的争论，是法官向证人发问。在法律上的讨论，也是由法官指导。判决由法官作出，法官的个人意见对案件的判决很重要，形成“判决完全掌握在法官一人之手”的情况。
二、澳门与内地律师制度的异同
考察澳门的律师制度，你会发现它与内地有许多不同之处。拿律师人职资格来说，它的要求更严。首要条件是要在澳门大学法学院或澳门地区认可的其它法学院取得法学士学位，其次要完成律师业实习。如果是非澳门大学法学院或澳门地区认可的其它法学院的法学士，那么就得到澳门大学法学院修读“澳门法律导论课程”，然后才可报名参加“律师业实习课程”的录取考试，获得录取，方可参加实习。
说到律师实习制度，应该说澳门的规定比内地更为完整和合理。其实习课程为期18个月（内地实习期限为1年），分为“理论”和“实务”两个部分。理论部分旨在加强学员在专业方面的知识，“实务”部分则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处理各种刑事、民事诉讼或法律咨询等事务。在整个实习过程中的上课部分，每一门科目完成后，均要进行笔试。在实务方面，学员需旁听15宗刑事案件、30宗民事案件，并需亲自为法院指派的20宗案件中的当事人进行辩护。上述的旁听和为当事人辩护，需法官在一张实习律师出席表上签名，以作证明。学员也要为每一宗旁听过的案件写一篇报告，实习完成后，学员需提交一份由导师作出的评核报告和本人就某一法律专题而做的一篇论文。律师公会经审查上述报告与各科目考试成绩后，便安排该名实习律师接受公会委任的典试委员会的评核，合格后的实习律师方可注册为可在澳门执业的律师。
澳门律师制度与内地不同之处还表现在对律师的管理上。澳门律师实行行业管理，其管理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澳门律师公会，另一个是澳门律师业高等委员会。澳门律师公会的职责主要是规范律师执行职务的准则，审批和授予律师及实习律师的职业资格。律师业高等委员会主要是监管律师职业纪律与操守。为了对律师业进行有效监管，澳葡政府曾先后核准并公布了《律师通则》、《律师职业道德守则》和《律师纪律守则》。澳门回归后，根据澳门基本法和《回归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法令及规范性文件均被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规。
在对律师进行纪律处分方面，澳门律师制度也有其鲜明的特点，它规定如果律师在执行职务时不遵守或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守则》，律师业高等委员会有权对违纪律师或实习律师采取纪律处分。处分分4种：警告；谴责；最高至10万元澳门币的罚款；中止执业10日至。被罚中止执业6个月以上的处分需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以及在澳门葡文和中文报章上刊登。
三、台湾与内地律师制度异同
在台湾，律师属于专门职业，在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之前，要过许多关，如取得律师资格、完成律师登录、参加律师公会组织等。在从事律师工作中，则受律师惩戒制度的约束。
依据台湾“律师法”的规定，取得律师资格一是要经过律师资格考试，二是要经过律师资格检复。
台湾的律师资格考试属于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之一。参加考试者的资格为：1．公立或经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或经“教育部”承认的境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法律系科毕业，获有证书者；2．经高等检定考试相当类科及格者；3．经普通考试或法院书记官考试及格者。凡在法院担任书记官，连续担任审判记录或检察处书记官，连续担任侦查记录4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均可参加专为其设的普通考试。律师的考试科目，法律没有规定，通常由“考试院”征询各有关法律学校和司法机关的意见而制定。
律师资格检复是指通过复核一定人员的学历、资历、证件，检测其是否已达到律师资格的水准。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可以申请律师资格检复：曾任法官或检察官者；曾任公设辩护人6年以上者；曾在公立或经立案的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或法律研究所专任教授2年、副教授3年、讲授主要法律科目3年以上者；曾在公立或经立案的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学系毕业，或经军法官考试及格，现任相当于荐任职军法官6年以上者。“考试院”考选部设律师资格检复委员会，办理审查律师资格检复诸事项。
律师登录机关为其将要从事律师工作所在地的法院检察处，每个律师必须向4个地方法院及其直接上级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申请登录。律师应完成职前训练方可登录，但曾任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人、军法官不在此限。如果律师与其将要登录的法院院长或首席检察官有配偶关系、五亲等内的直系或旁系血亲、三亲等的姻亲关系时应回避，不应在该法院登录。
台湾律师的业务首先包括诉讼。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以选任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自诉人也可以委托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代其出庭参加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原告和被告都可以委托律师充当自己的诉讼代理人，这类案件的代理人必须是律师。
台湾律师的业务还包括非诉。在台湾地区，凡有关权利的创设、变更或消灭的事件，凡不属于法院裁判权范围内的事件，都作为非诉事件处理，如社团、财团、各种法人的登记，遗嘱的确认及执行，抵押物的拍卖，失踪人财产的管理，禁治产人监护人的选定等，权利人或义务人都可以委托律师全权代理。
焦纲．台湾律师制度管窥[N].法制日报，-02-03.
张富强．试论香港律师制度的特色[J].学术研究，(2)
林珂东（大庆广播电视大学，黑龙江大庆163311）
文摘编号：1005-913X( 2010)12-0060-CA
摘要：我国的律师制度的发展一直以来同港澳台及外国律师制度息息相关，他们的迥异曾促进中国律师业的改革，外国律师业有着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所积累的经验、理论、运作机制等等，都值得中国律师业学习和借鉴。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作为国内律师界有必要对香港、澳门等地的律师制度有所了解。
内地澳门继承制度之法律冲突及其救济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内地与澳门人民之间的民商事往来更为密切，跨法域「1」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日益增多，继承事项亦不例外。由于内地与澳门在继承问题上的实体规则规定不同，并且解决继承问题实体规则冲突的冲突规则的规定也不相同，因此，继承问题的法律冲突不仅体现在实体规则方面，亦体现在冲突规则方面。如何有效解决继承问题的法律冲突，不仅涉及两地人民正当权益的合理保护，更关涉到“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实施保障与祖国统一目标的实现。一、内地澳门继承制度实体规则之冲突
内地继承实体法律制度主要规定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1985年《继承法》共5章，37个条文，规定得比较原则。澳门继承实体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19《澳门民法典》第五卷《继承法》中，共四编，297个条文，规定得非常详尽。以下就内地、澳门继承实体法律制度的主要不同方面作一简单比较。
（一） 法定继承制度之冲突
法定继承，又称无遗嘱继承，指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和继承分配份额进行继承的制度。「2」法定继承的核心问题是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以及继承的顺序。根据内地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法定继承的顺序如下，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此外，该法第12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澳门民法典第1973条规定：可继承遗产之人依下列顺序而被赋权继承：a）配偶及直系血亲卑亲属；b）配偶及直系血亲尊亲属；c）与死者有事实婚关系之人；d）兄弟姊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e）四亲等内之其他旁系血亲；f）澳门地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澳门继承法规定继承人范围远远大于内地的规定，其继承顺序有6个，并且澳门特区政府作为最后继承人，可以继承在澳门的'无人继承的财产。关于这一问题，内地继承法第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即无人继承财产归国家所有，但未明确国家和集体是因为作为最后继承人，还是根据先占原则而取得财产。
（二） 遗嘱继承制度之冲突
所谓遗嘱，是指遗嘱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遗产或其他事务，并于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3」内地与澳门关于遗嘱的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遗嘱的方式问题，内地继承法第17条规定了遗嘱的方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第20条规定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澳门民法典第2038条规定订立遗嘱的普遍方式为公证遗嘱和密封遗嘱，「4」第2045条及以下各条规定了海上公证遗嘱、海上密封遗嘱、航空器遗嘱、公共灾难遗嘱等特别方式遗嘱。
其次是特留份的问题。内地继承法未明确“特留份”这一概念。但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澳门继承法明确了特留份的概念，澳门民法典第五卷“继承法”用一编，共两章的内容规定了特留份的问题，即“第三编特留份继承”，其第1994条规定，依法需留给特留份继承人，以致遗嘱人不得处分之财产部分，称为特留份。第1995条规定，特留份继承人为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及直系尊亲属，且按照为法定继承所定之顺序及规则而继承。由此可见，澳门地区对享有特留份权利之条件规定比内地要宽松。
二、内地与澳门继承问题冲突规则之冲突
目前内地与澳门地区为解决两地间继承实体规范的法律冲突，将各自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冲突规则比照适用于这一区际法律实践，「5」但是两地冲突规则本身之间又有冲突。
（一）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内地采用的是区别制，就是将遗产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分别确定继承的准据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内地民法通则第149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而澳门采用的是同一制，也称单一制，即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澳门民法典第59条规定：继承受被继承人死亡时之属人法所规范，根据该法第30条之规定，属人法指的是当事人之常居地法。
（二）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内地法律对此问题未作规定。澳门民法典第60条规定，当事人立遗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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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吾 陈兆华 方敦武
公证制度起源于西方，也发达于西方，与西方发达国度相比，我国公证制度还很不完善。台湾地区是现代公证制度较为完善、发达的地区。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公证制度，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吸取一些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有利于我国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公证制度具体内容很多，本文仅就公证机构和公证人的法律地位、公证人资格、公证业务领域和公证法定原则等3个方面对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公证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公证机构和公证人法律地位
台湾地区的公证事务，由法院或民间公证人办理。公证机构由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设立，必要时并得于管辖区内适当处所设公证分处。近年来，台湾地区公证事务激增，但受编制所限，公证人员较少，公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年4月21日，台湾地区《公证法》借鉴拉丁公证制度的特色，引入民间公证人制度，由司法院遴选民间公证人在所属地区法院管辖区域内司法院指定处所设置事务所办理公证事务，与法院公证人制度并轨实行。
在我国，公证机构是公证处。1994年公证机构改革前，我国的公证处依据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设置，是国家行政机关模式。1994年公证改革后，一部分公证处相继改为事业单位，也试点成立合作制公证处，形成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合作制三种模式。7月31日，国务院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批准司法部实施《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要求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尽快改为事业体制。改制的公证处应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在改革过渡期内，边远、贫困地区及近三年人均业务收入不足三万元的公证机构，可以暂时保留原行政体制不变，但应按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和运行。根据现行改革方案，我国行政体制公证处将全部改为事业单位。
我国公证制度实行以处为本原则，即国家证明权赋予公证处，公证处是国家证明机构，公证员只有在公证处执行职务，不具有独立性。国务院《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将公证处确定为“中介组织”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能够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公证员也就不再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公证机构不分级别，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所出具的公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有两名以上的公证人；②有30万元以上的资产；③有自己的名称和章程；④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二、公证人资格
关于公证人资格，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人任职资格取得条件的限制；二是公证人执行资格取得条件的限制。
㈠、台湾地区对公证人任职资格的条件限制与选择法官一样，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法院公证人，应具有《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23条第1项所规定的资格：公证处佐理员、辅助法院公证人办理公证事务，应上具有法院书记官任用资格遴选。法院公证人、公证处佐理员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书记官兼任。
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5条规定了民间公证人的任职资格：①经民间公证人考试及格者；②曾任法官、检察官，经铨叙合格者；③曾任公证辩护人，经铨叙合格者；④曾任法院之公证人，经铨叙合格，或曾任民间之公证人者；⑤经高等律师资格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业务三年以上者。第26条规定了禁止担任民间公证人的情况：①年满70岁者；②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裁判确定者，但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③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④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者；⑤曾依本法免职或受撤职处分者；⑥曾受律师法所定除名处分者；⑦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⑧受禁治产之宣告，尚未撤销者；⑨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致不能胜任其职务者。对公证人的要求较高，有利于维护公证质量、维护公证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台湾地区《公证法》又对交通不便地区的民间公证人作了补充规定，允许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系、法律研究所或经教育部承认的国外大学法律学术、法学研究所毕业，并任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官办理民刑事记录或委任第五职能公证佐理员四年以上，成绩优良，经审查合格者，遴选为候补公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8条规定：“担任公证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23岁至6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②遵守宪法和法律；③品行良好；④经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第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公证人：①受过刑事处罚的；②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③受过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执业证书处罚的；④其他不适宜担任公证人的情形。”
㈡、台湾地区对执业公证员的执业资格限制较多。
台湾地区民间公证人在任命后，非经践行下列各款事项，不得执行职务：①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登录；②加入公证人工会；③参加责任保险并缴纳保险费；④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提出职章、钢印之印鉴及签名式。但民间公证人员在任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免职：①受刑事裁判确定者，但因过失犯罪，不在此限；②受剥夺公权之宣告者；③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者；④受律师法所定除名处分者；⑤受破产宣告者；⑥受禁治产之宣告者；⑦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致不能胜任其职务者。对于民间公证人虽经任命，但发现有违反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6条规定的，亦应予免职。同时，第34条规定，民间公证人未按规定交纳强制职业保险费的，予以免职；第35条规定，民间公证人年满70岁的应予退职。
在我国大陆，公证员资格实行由考试选拔和考核选择两种制度向考试选拔过渡。1994年前，公证员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条件：①经见习合格的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生，并从事司法工作、法律教学工作或者法学研究工作一年以上的；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曾任审判员、检察员职务的；③在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司法业务二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五年以上，并具有相当中等法律学校毕业生的法律知识的；④曾任助理公证员职务二年以上的。第9条规定：“经见习合格的高等、中等法律学校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历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被任命为助理公证员。”
1994年后，公证员资格实行司法部组织下的全国统考。，公证员考试并入司法考试，大幅度提高了公证员的任职条件。司法部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法律服务面临的新形势，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进一步推进公证工作改革，提出要建立科学的公证员选任制度。对已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申请公证员执业证书的，要对其业务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
进行考核，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实习制度。这对提高我国公证员整体素质，提升公证员的地位有质的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11条第1款规定，符合公证人条件的人在公证机构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提出执业申请；②在公证机构实习期满并经岗前培训合格；③缴纳执业保证金；④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核注册，须发公证人执业证书；⑤履行执业宣誓。公证人不得有下列行为：①泄露国家秘密、公证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②利用办理公证之便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侵吞、窃取、骗取、挪用提存或保管的财物；③指使、诱导公证当事人或者证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制作虚假公证书；④为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办理公证，办理与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办理公证，办理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⑤私自收案办证、私自收费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⑥以诋毁其他公证机构、公证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⑦同时在两个以上公证机构执业；⑧从事与公证人职务不相符的营利性经营活动；⑨兼任其他职务，但兼任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以及仲裁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的非专职性职务的除外；⑩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三、公证业务领域和法定公证原则
台湾地区公证业务较宽、范围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私权领域。主要包括狭义的公证和认证。狭义的公证是一种实质性证明，即对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认证是一种形式证明，即只对契约、票据等文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原则上，对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不负实质性审查。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条第1款规定：“公证人因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之请求，就法律行为及其他关于私权之事实，有作成公证书或对于私文书予以认证之权限”。公证人根据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对认证文书作出规定：①涉及私权事实之公证文书原本或正本，经表明不持往境外使用的；②公、私文书之缮本或影本。
公证和认证在办理法律事务上有不同的规定。对于公证，台湾地区《公证法》第71条规定：“公证人于作成公证书时，应探求请求人之真意及事实真相，并向请求人说明其行为之法律上效果；对于请求公证之内容认识不明了、不完足或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应向请求人发问或晓谕，使其叙明、补充或修正”。对于认证，第101条规定：“公证人认证私文书，应使当事人当面于私文书签名，或承认为其程式及意旨审认该文书是否真正。认证公文书或私文书之缮本或影本，应与经审认为真正之原本、正本对照相符，并与缮本或影本内证明其事由”。公文书或私文书有增删、涂改、损坏或形式上有可能的地方，应当证明在认证书内，必要时，查证。
台湾地区必须公证范围涉及到不动产、继承、家庭财产、债权、债务、公司事务等方面。
我国大陆公证业务涉及范围不能说不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业务范围包括⑴证明合同（契约）、委托、遗嘱；⑵证明继承权；⑶证明财产赠与、分割；⑷证明收养关系；⑸证明亲属关系；⑹证明身份、学历、经历；⑺证明出生、婚姻状况、生存、死亡；⑻证明文件上的签名、印鉴属实；⑼证明文件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件与原本相符；⑽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的，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⑾保全证据；⑿保管遗嘱或其他文件；⒀代当事人起草申请公证的文书；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国际惯例办理其他公证事务。但是，缺少的恰恰是必须公证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19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务：⑴证明合同、协议；⑵证明委托、遗嘱、继承、赠与、财产分割；⑶证明收养、亲属关系、婚姻状况；⑷证明身份、学历、经历、未受刑事处罚；⑸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居住；⑹证明文件上签名、印鉴、日期等属实；⑺证明文件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⑻证明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章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证明网络交易者的身份和资格；⑼对招投标、拍卖、股东大会、财产清点、开奖、物品封存和销毁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并予以证明；⑽办理提存、证据保全；⑾制作票据拒绝证书、违约行为记录；⑿办理发往域外使用的证明；⒀根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申请或者法律规定、国际惯例办理其他事项的公证。第20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时，对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可以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该文书的，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公证机构还可以办理下列法律事务：⑴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登记事务；⑵清点、保管遗产和其他财产；⑶代书、保管遗嘱和其他非诉讼法律文书；⑷其他与公证性质相符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实践中，公证业务可谓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但除了部分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事项依据国际惯例必须办理公证和涉港澳台的一些法律事项因特殊性及使用地的要求而必须办理公证外，国内法定必须公证事项微乎其微。虽然，有的地方在公证处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感情感召下，采取联合发文、部门发文的形式确定了必须公证事项，但没有共同目标的联合是不稳定的，公证的前景甚忧。
我国大陆目前尚没有一部施行全国的法律规定非经公证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事项。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虽然在第20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协议，亲自到民政部门登记，并到指定的公证处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日起成立”。但1994年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21条却将“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日起生效”删除，改为“……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相对之下，台湾地区的《公证法》、《民法》等涉及私权领域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大量的公证事项。
我国目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公证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作了明确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第20条第3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折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的，登记部门的抵押物所在地的公证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有也只有这5部法律少量涉及公证事项的规定，这些少得可怜的有关公证事项又将被法律的修订而进一步弱化。
通过两岸公证制度的比较，本文认为实行公证法定原则十分重要。在一些特定的、传统的业务领域
，必须实行法定公证原则。一是公证作为公众认可和国际通行的公信力决定了其在规范、调整涉及这些领域的民事行为规范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公证制度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重要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项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发挥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公证的服务、沟通、监督、公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全民素质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自觉地求助公证法律服务，社会对公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公证能够确保真实、合法，而且还要求公平、公正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是制约权力的腐败，防范和制止欺诈、虚假行为和事实的发生的需要。坚持真实、合法原则，防范和制止欺诈和虚假，保证交易安全。公证员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认真审查，及时发现欺诈行为和假冒行为，以确保公证的真实、合法，保证交易安全。三是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入世后，由于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大量外资涌入，合资、独资等企业将会大量出现，由此会出现大量法律问题，必然包括公证问题。同时，中国企业必然与外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国际贸易争端在交由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处理前，中方必须提供充足的法律及公证文书。四是确保公证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需要。公证体制改革之所以不能在包括农村等小城镇地区推开，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证证源严重不足，公证收入不足以维持公证工作的最低支出需要。
宣城市公证处
电话：0563－3021349
电子信箱：notary 1964@ hotmail. com
吴 清 旺＃
一、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
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
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
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
董少谋
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律师法律服务的要求，我国政府的承诺是.对“跨境提供”和“国外消费”由于其不易被控制和很难有效管理，因而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皆无限制；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 ”我国政府作了一定的限制。从目前看，由于外国律师进入后仅能提供国际法律咨询服务和所在国的法律服务，因而当下对我国律师服务市场冲击和影响不大。但是，允许外国律师的进入，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冲击是巨大和深远的。律师制度作为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伴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律师的介入使冲突得以按照法律规定和平地解决，从而避免了混乱，维护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秩序。因此，建立与完善现代化的律师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颁布的《律师法》尽管被称之为“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其“先天不足”亦十分明显。因此，我国应依照WTO的规则，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律师制度的成功经验对现行的律师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律师资格取得制度之完善
“律师是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律师的服务质量与当事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律师必须具备良好? 囊滴袼刂屎椭耙档赖隆N?吮Vぢ墒Χ游榈恼?逅?剑?矶喙?叶冀?⒘搜细竦闹贫龋?匀繁＝?肼墒π幸等嗽钡幕?舅刂?”。律师作用得以发挥，则是以其较高的基本素质为前提的。为了提高我国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须建立完善的律师资格取得制度。
在我国，取得律师资格有两个途径，即考试和考核。而参加考试是取得律师资格的主要方式。参加考试的人应符合法定的学历条件，通过考试后还要实习一年，并符合有关品行要求，才授予律师执业证书。司法部自1986年开始在全国组织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以来，至今已经进行了12次全国统考，考试的命题已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较全面地考查应考人员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我国律师队伍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法律共同体”的建立，在学历的要求上由大专上升为本科，更趋于合理，但在业务实习以及品行考察方面，执行不力，明显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司法现代化对律师素质的要求。
（一） 业务实习制度
由于律师工作较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性，因而在各国，经过实务学习即业务实习，也是从事律师职业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各国关于业务实习的具体规定来看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实习是正式从事律师职业的一个前提条件；二是实习的内容有具体的规定，经过实习所要达到的目标有具体的要求；三是实习的期限有明确的规定；四是实习的管理机构一般为律师协会。但我国的律师实习制度实际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虽然《律师法》规定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者必须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方能获得律师执业证书，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在制度上很不完善，许多律师并没有认真的实习，结果是许多人在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后，仍不能胜任律师工作。所以，应严格规定实习制度，明确实习的内容，建立实习申报制度及考核的标准，防止律师事务所乱开实习证明，以健全我国律师实习制度。
（二）品行考察
律师在西方广受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向来被认为是与纯属谋生手段的营利性职业截然不同，律师承担着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神圣使命，同时为了维护律师队伍的纯洁性、维护律师业的声誉，律师也受到更严格的道德要求。因此，西方国家一般都对申请取得律师资格者的品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比如英国要求申请者必须“性格良好”、美国要求申请者“人格高尚”、德国要求申请者“品格良好”、意大利则要求申请律师资格者必须达到“人品高尚，堪称楷模”。我国《律师法》也规定，申请律师执业证书者应“? 沸辛己谩保??庖还娑ㄍ??捎谌狈ε涮椎目计莱绦蚨?饔谛问剑?⑽雌鸬酱拥赖滤刂史矫娑月墒ψ矢袷谟杞?邪压氐淖饔谩N颐侨衔??煽悸墙?沸锌疾煊胧迪爸贫攘?灯鹄矗?娑ㄔ谏昵肼墒χ匆抵な檎叩氖迪暗蛋钢校?匦氚?ㄒ欢ㄊ?浚?名以上）的资深律师出具的关于申请者品行的书面证明，以此作为主管单位考察其品行的主要依据。同时可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将已通过初步考评、准备授予律师执业证书人员的名单在有关报刊上公布，社会公众可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对有关异议，经过调查属实并确属不适合从事律师工作的，不授予律师执业证书。
（三）取消考核授予律师资格制度
考核作为考试的补充，明确规定于《律师法》中，即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经考核，可授予律师资格。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计时的说明中指出“将考核作为考试制度的补充，国外也有类似做法，鉴于草案规定的.以上几类人员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己经具备较高的法律业务素质，经考核合格，并经批准，对他们授予律师资格，是适当的、可行的”。学界也认为该规定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 ”。从国外来看，除我国台湾地区有考核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无免试特批之规定。既然以上人员己经具备较高的法律业务素质，那么，为何不可以公平参加考试呢？而事实上由于符合以上条件的法官、检察官很难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因而才需开一个不大的“小口”，保留考核授予律师资格规定。面对这一“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在审议时有些常委和部门提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要求取消考核规定。而最终保留该项规定的理由是“如取消考核制度，与中国国情不符，不利于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对律师队伍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实际上如取消考核规定，必然断了有些人员的财路，触及部分以上人员发挥余威，对律师队伍建设与发展并无坏处。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现代化理念形成，对于完善律师制度也有好处。
二、律师执业权利之完善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为律师制度之根本。为了使律师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世界各国的立法除了明确规定律师资格取得制度以保证律师的较高业务素质外，还必须赋予律师在国际上通行的正当而充分的执业权利。从积极的方面看，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执业权利，才有对抗公权力的起码的资源，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实现的可能。从? ??姆矫婵矗?绻?挥蟹ǘㄖ匆等?谋U希?墒??衙獯τ诠??Φ母接沟匚弧6?墒Φ亩懒⒌匚坏貌坏饺妨?渌?钊缣岣呗墒λ刂省⒓忧恐耙档赖陆ㄉ璧呐?Χ冀?岩宰嘈АR蛭??骼?芎δ巳酥?煨裕?墒θ〉米矢袷钡囊滴袼刂试俑撸?赖缕分试俑呱校?绻?挥蟹ǘㄈ?谋U希??俏?俗陨砝?妫?赡芤膊坏貌徊扇∧承┓钦?蓖揪独茨鼻笾耙档姆⒄埂T谖夜???ο蚶醇??看蟮谋尘跋拢?ü??擅魅犯秤杪墒ττ械闹匆等??缘帽匾?4诱飧鲆庖迳希?梢运担?忧柯墒χ匆等?谋U鲜侨妨⑽夜?墒Χ懒⒌匚唬?⒄刮夜?墒κ乱档墓丶?方凇?br>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律师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律师作为委托人利益的代表，经常不可避免地要与法官、检察官处于对立和抗争的地位；另一方面，律师却缺乏与后者抗争的资源，结果不仅难以凭自己的努力确保审理结果的公正，还常常成为权力者打击报复的对象。这种状况尤其反映在控辩双方力量不均衡的刑事诉讼中。19《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时，受到了包括律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人们希望它在被告权利的保护以及律师辩护职能强化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但该法实施一年后，人们发现，不对称的权利和义务设计，使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下降了 ”。刑事辩护不仅障碍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律师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以伪证罪、妨害作证罪等罪名逮捕和判刑。这样的执业环境，律师自身尚且难保，又怎能希望辩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呢？。
现行刑诉法在律师的阅卷权、取证权、会见权以及所谓律师作伪证、诱供等方面的规定，都明显不利于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开展，同时也把律师推到了两难甚至危险的境地。
（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律师法》的规定来看，只是援引式的，即只原则上确定依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行使这项权利，因而律师的这项权利是以诉讼法的规定为转移的。这与《律师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据规定向单位、个人进行调查，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是有显著差别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
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诉法的这一规定也未直接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而仅仅是“可以”收集材料，而且辩护律师收集材料还必须征得被害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控辩平等”是法律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实现程序中立性的保障，是刑事案件得以公正审理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我国，作为“官方人员”的检察官在调查取证中本来就比律师要方便得多，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加以限制――要经被收集人同意、司法机关许可，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当然，律师们尽管对自己没有充分的收集证据的权力感到不满，也不会要求国家设立一个为辩护服务的专门收集无罪证据的侦查机关，但并不意味着“实现控辩双方收集证据的手段相当问题无法解决 ”，而是诉讼结构设计存在“失衡”问题，如彻底确立“无罪推定”、“沉默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大原则，即使作为辩护方的律师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权上有所失衡也因增加了控诉的难度可以说得过去。然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大限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又保留了过去的“有罪推定”的内容，事实上使控辩失衡进一步扩大。
与? 淌滤咚戏ㄐ薅┣暗挠泄胤?晒娑ㄏ啾冉希?颐遣坏貌凰担?中蟹ㄔ诼墒Φ鞑槿≈とǚ矫媸堑雇肆恕！堵墒υ菪刑趵?返?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律师进行调查时，“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1981年4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个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规定，“律师参加诉讼（包括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可以持法律顾问处介绍信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访问，调查本案案情，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这些规定虽缺乏具体有力的保障措施，当被调查的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而不给予支持、拒绝作证时，审判、检察机关有义务以补救律师无法取证的不足。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规定的出发点，显然不是站在强调被调查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角度，而是站在限制律师使用调查取证权的立场。因此上说，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设置不能不说是一大倒退。为了切实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实现控辩平等，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律师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收集证据材料；被调查的组织和个人，应协助律师的调查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拒绝提供证据材料；律师调查取证确有困难的，可向法院申请，法院应向律师签发调查令或直接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时，应告知律师，并允许律师参加。
（二）律师的阅卷权
律师阅卷权的规定同样属于援引式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审判方式改革，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材料只有起诉书、证人名单、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实践中，检察院往往只是移交认为被告人有罪的某次口供、个别证人的证言，而非全部案件事实材料，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材料到法院看不到，到检察院去查阅又不允许，律师的先悉权得不到保障。从国际上看，在采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国家，由于采取卷宗移送主义，辩护律师可在法院开庭审判前到法院查阅全部卷宗，而采取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国家，由于采取起诉状一本书主义，公诉方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律师在开庭审理之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有关案件材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做法。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限制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其改? 锏哪康脑谟诜乐埂跋热胛?鳌保??霾荒芤虼硕?魅趼墒Φ脑木砣āB墒χ挥锌吹搅思觳旎?厮?芸吹降娜?恐ぞ莶牧希?乇缢?蕉园讣?率档陌盐詹拍艽锏酱笾碌钠降龋?ㄍケ缏鄄趴赡茉凇拔淦鞫缘取钡幕?∩辖?小6?缎淌滤咚戏ā范员缁ぢ墒υ木砣ǖ牟坏毕拗疲?孤墒υ谛淌卤缁ぶ杏爰觳旎?叵啾却τ诟?用飨缘牧邮疲?泳缌丝乇缢?降牧α坎黄降茸刺??焕?诒桓嫒撕戏ㄈㄒ娴谋；ぃ?膊焕?谕ü?墒χ圃妓痉ㄈㄐ惺沟募喽交?频男纬伞?br>（二） 律师的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
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时办案人员在场，犯罪嫌疑人不敢说真话，特别是控告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诱供；律师会见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均要书面申请，批准手续繁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最容易受到人权的蹂躏，此阶段的供述，是收集决定犯罪嫌疑人命运的证据的最重要阶段。立法规定律师参与侦查阶段刑事诉讼，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发生，保障人权。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 娜耍?τ谐浞只?帷⑹奔浜捅憷?跫??敛怀傺拥亍⒃诓槐磺蕴?⒉痪?觳楹屯耆?C艿那榭鱿拢?邮苈墒?捶煤陀肼墒α?敌?蹋?庵中?炭稍谥捶ㄈ嗽笨吹眉???患?姆段?诮?小薄8迷?蚧姑魅饭娑ǎ骸案鞴???υ诒竟?⒎ê拖肮叻段?谧鹬卣庑┰?颉薄N夜???纱?沓鱿?烁么未蠡幔?⒃谖募?锨┝俗郑??瞎?蠡嵩?990年己经批准。我国有关部门在执行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尊重这一基本原则，以取信于国际社会。
（四）律师的人身权保障
现行的《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这项规定是目前关于律师法律保障的唯一规定。从权利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指出“是一种宣言式的权利 ”。 这一规定由于对违反的行为人没有相应的具体制裁措施，对受到侵害的律师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因此，与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的“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干涉”相比较，从法律规范的完整性来看，过于原则和抽象，无任何实际意义。非但如比，《刑事诉讼法》第38条还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伪造证据或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现行《刑法》第306条也明确了这种法律责任：辩护人有上述情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这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构成了威胁。“证人改变证言”往往与取证人的身份、环境条件、情况变化等因素有关，如果证人的证言前后不同，或者证人向律师提供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词，与侦查部门调查取得的证词不一致，律师就有可能陷入“引诱”深潭。如此下去，律师执业危机四伏、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给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业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对律师的“作伪证”、“串供”、“诱使证人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活动的行为”的追究，要由辩护律师的对立面――检察机关来进行，很难避免职业报复行为。 因此，应从《刑事诉讼法》、《刑法》中删除。“翻遍世界各国的律师法典和刑法典，类似的规定都没有”；律师唆使犯罪嫌疑人改变证词就构成犯罪，而公检机关这样做，甚至刑讯逼供却都不构成犯罪，这是“典型的控辩双方不公平的立法 ”。律师有该类行为的，应由一个中立的机关---律师惩戒委员会进行调查和裁决。这样，既保证了违纪律师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罚，又? 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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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建立律师惩戒制度，有利于纯洁律师队伍，提高律师素质，增强律师的自律性，维护律师的形象，提高律师的声誉。我国律师惩戒制度建立于1992年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惩戒规则》。年《律师法》颁布后，《律师惩戒规则》被废止；初司法部先后发布了《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对我国律师惩戒的措施、适用、机关和程序等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一起构成了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全部内容。现行的律师惩戒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司法部报国务院的《律师法（送审稿）》曾规定设立律师惩戒委员会以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惩戒委员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及有关人员组成，惩戒委员会对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国务院总理李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律师法（草案）》曾规定“律师协会设立律师惩戒委员会。律师惩戒委员会由执业律师和律师协会聘请的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人员组成，以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予以惩戒”。 但这一“借鉴许多国家好的做法 ”的意见，在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律师法》时却被删除了，原因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些委员和地方提出“律师法可以规定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予以处分，不必具体规定律师协会设立律师惩戒委员会 ”，也就是说律师协会可依章程对律师进行惩戒，不必画蛇添足。但是，有些常委和部门又提出“对律师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处罚，不宜由律师协会给予处分 ”。这样，对律师违法行为“由律师协会按照章程给予处分”又被删除了。应该说，在律师协会内部设立一个以执业律师为主，同时吸收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人员参加的律师惩戒委员会，既维护了律师的行业自治，又保证了社会对律师的监督和制约，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四、律师管理体制之完善
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在律师制度恢复初期是按照单一的政府管理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即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工作进行直接、全面、统管的管理体制。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确立并肯定了这种管理体制。该管理体制“对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以及律师制度整体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也在逐渐演变着。1993年12月? ??裨号??恕端痉ú抗赜谏罨?墒?ぷ鞲母锏姆桨浮罚?斗桨浮诽岢觯??按游夜?墓?楹吐墒?ぷ鞯氖导食龇??⑺痉ㄐ姓??氐男姓?芾碛肼墒π?嵝幸倒芾硐嘟岷系墓芾硖逯啤＞??桓鍪逼诘氖导?螅?鸩较蛩痉ㄐ姓??睾旯酃芾硐碌穆墒π?嵝幸倒芾硖逯乒?伞薄SΩ盟担?庖荒勘炅⒆阌谖夜??椋??庇挚悸堑搅寺墒ψ灾蔚囊?螅?蔷哂邢嗟焙侠硇缘摹5?牵?995年10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律师法（草案）》里又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律师工作 ，对于这样的管理体制，在律师法审议时提出了异议，因为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事务所是市场中介组织，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工作不宜主管，而只能监督、指导 。这一异议获得通过写入《律师法》总则成为法律。而按照《律师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制订律师管理的有关法规和规章。如律师资格考试办法、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2）授予律师资格；（3）颁发律师执业证书；（4）审核设立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分所；（5）对违反《律师法》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律师法》实施四年来，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与以前相比有所削弱，特别是对律师执业证椤⒙墒κ挛袼?摹吧笈?北湮?吧蠛恕保?幽持殖潭壬舷拗屏怂痉ㄐ姓??氐娜我庑姓?ā5?牵?幽壳八痉ㄐ姓??囟月墒?ぷ鞯闹澳芾纯矗?购苣阉凳呛旯酃芾怼！堵墒Ψā废薅ǖ摹爸傅肌⒓喽健蹦勘暝段词迪帧K?裕?忧柯墒π?岬男幸倒芾砣允墙窈舐墒?芾硖逯聘母锏闹饕?挝瘛V挥腥鲜兜秸庖坏悖?夜?墒?芾硖逯频慕ㄉ璨趴赡苋〉檬抵市缘耐黄啤＞咛宓母母锎胧┯Υ恿礁龇矫孀攀帧?br>（一）司法行政机关应明确自己的宏观“指导、监督”职能。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机构仅应制订有关律师工作的法律、法规，从宏观上把握律师制度的方向。同时，对律师协会的工作进行监督，不要插手具体事务诸如年检、注册等，将此业务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使律师事务所真正成为市场中介组织。
（二）律师协会逐步成为独立的自治性的行业团体和法人。
律师协会应根据行业管理的要求，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使律师协会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章可循。在这方面，可借鉴其他国家律师协会的成功经验。我国某些地方律协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可在学习、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务院报送的《律师法》草案中，借鉴许多国家好的做法，曾明确规定“律师协会设立律师惩戒委员会、负责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惩戒（43条）、并拟设立律师对惩戒不服的申诉程序（53条）。《律师法》草案对律师行业管理的色彩更浓一些。然而这些成功的、
有益的经验因个别人的不满而删除，值得引起律师界的关注。 WTO中法律服务有四种方式，“跨境提供”指外国律师不进入我方领土，而以电讯传递方式提供服务；“国外消费”指我国消费者在境外享受外国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是指外国律师进入我方境内，面对面直接提供律师法律服务。
肖 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草案）》的说明
青 锋：《中国律师制度论纲》中国法制出版社19版，第142页
孙国祥：《步履艰难的当代中国刑事辩护》，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春季号。
马贵翔：《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载《中国法学》第2期
青 锋：《中国律师制度论纲》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第342页。
陈瑞华《保护律师任重道远》，载《中国律师》19第9期。
肖 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草案）的说明。
蔡 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律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薛 驹：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稿修改意见的汇报。
肖 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墒Ψǎú莅福┑乃得鳌?br>《律师法》草案第4条。
蔡 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律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民事执行法中拍卖制度之理论基石―――强制拍卖性质之法律分析
摘 要： 强制拍卖作为强制执行的一项具体措施，对其性质不能脱离强制执行行为之特性而单独予以评价。综观强制拍卖性质私法说、公法说和折衷说三种学说，公法说最具说服力，在构建我国强制拍卖制度体系时，应以拍卖性质公法说为其理论基石。关键词：强制执行；拍卖；公法说
中图分类号：DF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0208（2002）05 133 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执行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已迫在眉睫。我国对于强制拍卖制度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与拍卖在强制执行法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以强制拍卖的性质为基础，对拍卖的法律关系、拍卖的效果、善意第三人的救济等作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 关于强制拍卖性质的各种学说及其比较
关于强制执行法上拍卖的性质，学界观点不一，众说纷纭，可分为私法说、公法说以及折衷说三种。三种学说对拍卖的法律关系、拍卖的法律效果作出了不同的诠释。
（一） 私法说。私法说的观点在早期民事诉讼法学占统治地位。早期民事诉讼法学，由于大部分依赖于私法范畴，具有浓厚的私法色彩。作为强制执行行为之拍卖在性质上自属私法行为，属于民法中买卖的一种。德国在1913年以前，即视强制执行行为为私法行为，执行吏为债权人之代理人，执行拍卖为私法行为。日本在民法买卖一节设专款规定了强制拍卖的瑕疵担保责任。这条迄今仍为日本学者主张私法说之重要理由。私法说认为拍卖是私法行为，属于买卖契约之一种，或称类似民法上的买卖[1]（P 19）。即以拍卖公告为买卖之要约引诱，应买申请是买卖要约，拍定表示则是买卖之承诺。私法说下，拍定人是买受人并无异议，但对于何人为出卖人，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债务人为出卖人，债务人与拍定人之间成立买卖契约关系。此说理由为拍卖物之所有权属于债务人，拍定人取得所有权，支付拍卖价金即是其对价，拍卖关系于债务人与拍定人之间成立。也有以债权人为出卖人。此说认为债权人因享有对拍卖物的担保物权，从而可以对债务人之财产为处分，即债权人与拍定人之间成立买卖契约关系。也有认为执行机构为出卖人，此说认为执行机构既非债权人之代理人，亦非债务人之代理人，乃系基于法律赋予独立权限而为拍卖，法院执行机构与拍定人之间适用买卖契约调整。此说认为法院具有独立之变价权，具有一定的公法色彩。私法说认为执行拍卖之效果同于私法买卖，因此拍定人自是继受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对出卖人享有瑕疵担保请求权，同时承受拍卖物上负担。
（二） 公法说。公法说的观点是随着近代民事诉讼理论向公法化构造前进的同时逐渐产生的。①强制执行亦由以前执行吏基于当事人授权委托执行向全面的基于公权力的官执行发展。随之拍卖之公法说产生并逐步占据主流趋势。德国在1913年其学者史坦因发表划时代的名著-强制执行的基本问题以后，动产拍卖与不动产拍卖一样，亦认为是公法行为，而全面采公法说。目前奥地利、瑞士亦采公法说。在日本、法国，拍卖行为不再是纯私法行为的观点，也已成为定论[1]（P 141-148）。公法说认为执行拍卖属于公法行为，法院执行机构作为拍卖人依其职权-变价权将拍卖物拍卖于拍定人，拍定人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公法说下，拍卖的法律关系、法律效果与私法说完全不同，容后再作分析，此处不赘。
（三） 折衷说。亦称两性说，系折衷前述之公法说与私法说，认为执行拍卖一方面是公法处分，另一方面又同时具有私法买卖的性质和效果[1]（P 107）。在折衷说下，拍卖是执行机构依其自身公权力所为之行为，同时它又认为强制执行拍卖与私法买卖在性质上和效果上没有差异。在折衷说下，执行机构为出卖人，②拍定人为买受人。拍定人继受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当拍卖物属于第三人所有时，拍定人即无法取得拍卖物所有权。拍定人有瑕疵担保请求权，承受拍卖物上之负担，此观点与私法说相类似，折衷说将公法说与私法说加以融合吸收而形成。
以上三种学说对强制拍卖性质作了不同的解释，三种学说在各国立法、司法实践中，也均有立法例、案例可加以佐证。私法说最大的缺点在于不能解释公法拍卖与私法拍卖在效果上的不同，无法解释执行机构公权力在强制拍卖中的体现，不能说明执行机构强制拍卖公信力何在。这不但与当前民事诉讼理论公法化趋势相左，而且与强制执行公法化理论相背离，这也注定此说将逐渐退出执行拍卖的理论舞台。折衷说虽然解释了执行机构独立为拍卖行为之权源，但在拍卖效果上仍与私法买卖相同，其在继承私法说的同时，也必将陷入私法说带来的不能自圆其说之尴尬境地。笔者认为，综观强制拍卖性质的三种学说，公法说最具有说服力，对于强制拍卖的特性揭示得亦最为清晰和深刻，亦符合当今理论发展的潮流。笔者认为在构建我国强制拍卖制度体系时，应以拍卖性质公法说为其理论基石。
二、 强制拍卖性质公法说之理论依据
法院之拍卖为公的拍卖，学说上多称之为强制拍卖。法院拍卖乃法院强制执行机构，本于公权力，依强制执行程序，就债务人之财产所为之拍卖。因此法院拍卖属于强制执行程序中所进行之执行行为，其与私人之拍卖最大差异为，法院强制拍卖凭债权人之执行名义依法开始强制执行程序为前提，并将债务人之财产依法查封，取得独立变价权之后，始能为拍卖。笔者认同强制拍卖性质公法说，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论支柱。
（一） 强制执行行为之特性。强制拍卖作为强制执行之某一具体措施，对其性质不能脱离强制执行行为之特性而单独予以评价，就如个体无论如何亦具有一般之特质。强制执行行为为公法行为，当今学界已无争执。国家为解决私人纠纷保护私权之实现，制定民事审判及强制执行制度，排斥债权人以私力对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早期民事诉讼法学成立时，均视强制执行行为为私法行为，执行官（吏）为债权人之代理人，其所进行的行为均基于债权人的授权，拍卖亦即为私法行为。后来强制执行公法说观点随着近代民事诉讼理论向公法化构造前进的同时逐渐产生并成为主流观点。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履行时，除有抵押权、质权或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之情形可直接拍卖担保物外，通常必须先依诉讼程序或非讼程序取得执行名义。等有执行名义之后，始可依强制执行法申请法院执行机构对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法院执行机构虽因债权人之申请而发动，并以满足债权为目的而进行强制执行程序，但法院执行机构受理债权人之强制执行申请，与执行债权人及执行债务人所发生之强制执行关系，并非一般私法上之委任关系，而是国家机构与公民间的公法关系。国家之法院执行机构既然基于公法关系对执行债务人之财产为强制执行，其行使之基础自然为国家之公权力。此种公权力具体体现于强制执行中，即为法院执行机构之查封权、变价权及分配卖得价金之权利[2]（P 197）。法院执行机构之此权利并非来自债权人或债务人授权，而是国家机关
基于公权力而独立享有之权利。因此法院执行机关之强制执行行为，既不代表执行债权人，亦不代表执行债务人，是独立的公法行为。
（二） 法院强制拍卖之公信力。与私人拍卖的最大差异在于法院执行机构凭债权人取得的执行名义为强制拍卖，因此法院拍卖之进行及其效果，不能不有公信力。国家强制执行机构凭其公权力所进行之拍卖行为，不仅应能取信于一般人，而且须能单独承担强制执行拍卖的效果。凡因信赖法院拍卖行为者，无论是拍定人或一般人，均应受公信力的保护，因为基于公权力之法院拍卖，与私人之拍卖行为，其可信赖度自不可相提并论。私人拍卖情形下，如无变价权之出卖人擅自将他人之物为拍卖，除拍定人有民法善意取得情形可取得所有权之外，出卖人无法使拍定人取得他人之所有权。依民法原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能直接决定拍定人能否取得拍卖物所有权。至于法院拍卖情形下，法院执行机构之变价权，非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是基于发生公法上之强制执行关系，法院强制拍卖行为即为国家机关有公信力之执行行为。故不问债权人之债权是否真正存在，亦不问拍定人之意思为善意或恶意，更不问拍卖物是否真正属于债务人所有，拍定人均能因信赖法院执行拍卖有公法上之效力，而原始取得拍卖物之所有权。此即法院拍卖之公信效果也。法院拍卖既然是国家之公法行为，基于法院拍卖而取得拍卖物所有权情形与依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情形自然不同，从而适用之法律原理也不相同。具有公信力的强制执行行为，不适用民事法律行为取得的憎爱分明权的原理。如拍卖物为动产，民法有关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规定即无适用余地。即在拍卖物为第三人财产时，拍定人仍能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其依据不是民法善意取得制度，而是依据法院拍卖之公信力；如拍卖物为不动产，自领得执行法院发给权利转移证书之日起取得所有权，无须以登记为取得所有权之要件。①
质权人和抵押权人实行担保物权的方法，一种为自行拍卖担保物，另一种则为取得执行名义后申请法院执行机构拍卖。但两者的效果是不同的，原因即在于法院拍卖行为具有公信力。如果法院拍卖的效果与债权人自行拍卖的效果并无不同，即法院拍卖的效果不具有公信力，债权人尽可自行拍卖担保物，何必多此一举呢？德国民法第1233条规定，质权人于债务人不为清偿时，通知债务人后可直接以公开拍卖方法自行拍卖，或于取得执行名义后依照强制执行程序由执行吏为拍卖[3]（P 290）。此两种不同之拍卖方法，其拍卖效果完全不同。前者是以质权人为拍卖的出卖人，其拍卖效果适用民法上的原则，质权人应负出卖人之责任，拍定人因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债权人与债务人间债权关系是否于拍卖时存延，直接影响其拍卖效力及拍定人能否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后者是以执行吏为出卖人，执行吏不代理债权人及债务人，亦不代理出质之第三人，其拍卖有公信力，拍定人可因拍卖而原始取得所有权。
法院拍卖一旦具有公信力，不仅法院执行机构的威信得以确立，拍定人受到保障，同时强制执行程序亦能迅速进行并实现执行之目的，使债权人之债权得以满足。在拍卖程序中，有法院拍卖之公信力存在，能发挥消除应买人顾忌心理的作用，从而积极竞价应买，增加拍卖的底价，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减少债务人的损失，对执行当事人及法院执行机构工作均有利，可知法院执行拍卖公信力意义重大。
（三） 基于法院查封、扣押所取得的变价权。法院执行机构拍卖的财产必须是已被查封或扣押的财产[4]（P 256）。执行程序的目的是让债务人履行债务，满足债权人的债权。法院执行机构在债务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或其它法律文书时，可以对债务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执行机构通过查封、扣押并非取得查封财产的所有权，查封财产的所有权不因此而变动，仍由债务人所有。在这期间，债务人的财产如有毁损、灭失等危险，其危险仍由债务人自己负担。查封的效果只是使债务人对查封物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债务人就查封物所为转移或设定负担行为，对于债权人不生效力[5]（P 43）。同时，法院基于查封之职权行为取得对查封物的变价权，法院行使变价权的对象是查封物。没有被法院依职权查封之债务人财产，执行机构不能予以拍卖。法院变价权是一种源于查封行为同时与某种具体查封物相联系的法院执行机构所独享之公权力。法院执行机构之所以可以对债务人所有的被查封物实施强制拍卖，也正是基于法院的变价权。私法说一个有力的支持观点即认为拍卖中出卖人只能是拍卖物的所有权人，或者是具有担保物权的担保权人，而法院并不享有拍卖物所有权或者担保物权，故法院不能独立为拍卖行为，只能作为有权为拍卖行为的所有权人或担保物权人的代理人，实施拍卖。故认为法院强制拍卖公法说观点没有成立之基础。
是否享有拍卖物所有权或担保物权，不是法院能否为独立拍卖行为的依据。何人可以为拍卖人的标准不是看谁享有拍卖物所有权或担保物权，而是在于看谁享有变价权。所有权人基于自由意志而为拍卖，源于所有权人享有对物处分权，自然享有变价权。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权，即享有对担保物的变价权，可以自行拍卖担保物。法院执行机构虽然对拍卖物不享有所有权和担保物权，其基于职权对债务人的财产查封后，即取得了对查封物的公法上之变价权。查封使法院执行机构获得变价权的效力，应于执行机构完成查封时，溯及于开始查封强制执行行为时发生效力[6]（P 175）。既然法院有公法上之变价权，自可单独以公法上拍卖人地位为独立之拍卖行为，使拍卖物之所有权直接发生，而无需以拍卖物所有权人或担保物权人之权利为基础。
三、 公法说下强制拍卖之法律效果
公法说与私法说对强制执行中的拍卖性质作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在不同学说下拍卖法律效果的差异。在公法说下，拍卖既是公法行为，在形式上虽与买卖类似，但其拍卖之法律效果，并不适用民法买卖契约之原则，而应依公法行为之原则，决定拍卖的法律效果。
（一） 公法说下应买之当事人。法院执行机构依独立的变价权，为强制拍卖行为，自然处于拍卖人地位，施行拍卖行为是基于其固有公权力，而非当事人的授权。拍卖作为一项执行措施，在任何一国法律中，都是由法院亲自实施的。就像法院的审判权不与任何其他部门分享一样，拍卖权也只能由法院行使。不由法院执行机构实施的拍卖，也就不属于执行程序中的拍卖[4]（P 256）。至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226条规定之其他单位受人民法院委托代为拍卖，只是从方便人民法院拍卖、变卖的角度和减轻人民法院工作量的角度出发，作出的规定。其他单位进行拍卖的基础权源仍是人民法院享有的独有公权力。
在公法说下，拍定人是拍卖物所有权的取得人，其应买申请并不受私法上买卖要约与承诺之规范，其性质属于诉讼法行为。拍定人的应买申请不是买卖契约中的要约，而是请求为拍定人之诉讼行为。因此不仅执行机构之拍定许可裁定有形成力，即使执行机构之拍定告知亦有形成力，以使拍定人因拍定而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1]（P 95）。
强制拍卖中，应买人资格在不同学说下有不同要求。在公法说下，拍卖为公法行为
，法院执行机构为独立的拍卖人，享有对拍卖物单独的变价权。应买人的资格不受限制，即债权人、债务人均可成为应买人。在私法说下，因视强制拍卖与私法买卖相同，出卖人自不能同时亦为买受人，因此如果认为债权人为出卖人，买受人即不可为债权人；如果认为债务人为出卖人，买受人即不可为债务人。在公法说下，虽应买人资格不受限制，但为了程序公正，各国均规定执行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辅助人员不能应买。
（二） 拍定人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在公法说下，一方面基于拍定人是因公法行为，由执行机构原始的、直接的给予其拍卖物所有权，而非继承前所有人之所有权；另一方面基于拍卖之公信力效果，故拍定人取得拍卖物之所有权属原始取得。在公法说下，无论是类似公用征收处分说或裁判上的形成手续说[1]（P 79-82），拍定人均是因拍定告知或拍定许可裁定，直接原始的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况且既否定拍卖有私法上买卖性质，拍定人所取得的所有权又是根据执行机构的公法上处分形成，则理论上亦认为拍定人所取得之所有权非继承债务人，而是由国家的执行机关，原始的直接的付予。执行机构依据单独的.变价权，为强制拍卖行为，自应有公信力。其拍卖行为不但应取信于一般人，而且须能单独承受拍卖的效果。既然拍定人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不论拍卖物是否为债务人所有，执行名义上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拍定人均可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当然拍卖物若为第三人所有或者执行名义实体权利如果不存在，对于权利人的救济，则属于另一问题。
对于第三人的财产被强制拍卖，拍定人仍能取得拍卖物所有权，这对于第三人来说，肯定是有失公平的。这样作法是否合理？为什么不能对拍定人追回拍卖物返还第三人？回答此问题无法仅自私法上的公平观点加以评价，必须同时从公益的角度考虑执行制度的公信力及程序安定之价值，始能决定应如何取舍。维护所有权的静态安全固然重要，但在社会交易活动繁多，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保护所有权之动态安全更加重要。私人交易场合下，民法上尚有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安全，何况国家法院执行机构主持的公开拍卖，岂能不顾其执行制度之公信力及交易之安全？公法说下之所以认定拍定人可原始取得所有权，第三人不得追回其拍卖物，不在于特别照顾拍定人，而是基于公法上程序安定以及公信力重于私人间纯粹公平之观点，认为有特别保护的必要。①当然第三人可以不当得利或者侵权向债权人、债务人请求赔偿；对于执行机构的故意违法执行措施，致使第三人失去拍定物的所有权的，拍定人完全可依国家赔偿理论向执行机构请求赔偿。
（三） 拍定人不承受拍卖物上负担，亦不享有瑕疵担保请求权。债务人对于被查封的财产，不能在查封后为处分，设定负担。但在查封前所设定的负担，查封后仍有效存在。此等负担于拍卖后，是否仍能有效存在于拍卖物上，即有问题。这不仅涉及因设定负担而取得权利之权利人，亦与拍定人之权利有关。若肯定其仍有效存在，对原权利人固为有利，但对拍定人而言，因承受该负担，则属不利，从而减少应买人数，无法完全发挥拍卖功能，而不利于拍卖工作的进行。反之若否定其效力，拍定人可不承受拍卖物上之负担，固然可有效促进拍卖的进行和保护拍定人利益，但对原权利人则生不利影响。
在采强制拍卖私法说下，依“无论何人亦不能将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移转于他人”之原则[7]（P 178），被继受人的权利有负担时，继受人取得的权利，亦有该负担。对于是否承受拍卖物上的负担，有四种不同的立法例：负担消灭主义、负担补偿主义、负担随主义和负担移转主义[5]（P 63）。各国立法对此亦有不同规定，依德国强制拍卖及强制管理法第52条、第19条第1项，原则上其不动产上之负担因拍定而消灭，拍定人可以不承受负担以取得所有权，仅于例外明示负担不消灭时，拍定人始承受负担，拍卖物上的负担若不明示仍存续时，纵然在实体上应该存续，该负担仍然消灭[1]（P 104）。日本民事执行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存在于不动产的先取特权、规定不得使用及收益的质权及抵押权，因其卖出而被消灭。”第4款规定：“对于不动产的留置权没有规定不得使用及收益的债权，则不适用本条第2款的规定，由买受人负责偿还被担保的债权。”[8]（P 224）上述规定说明先取特权及抵押权因拍定而消灭，即拍定人不承受先取特权及抵押权之负担。至于留置权及不动产质权不因拍定而消灭，仍由拍定人承受该负担。我国台湾现行强制执行法第98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用益物权，由拍定人承受之；担保物权，除拍定人与抵押权人另有合意外，因拍卖而消灭[9]（P 13）。
在公法说下，拍定人取得拍卖物非依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执行机构之公权力，其取得所有权属原始取得，取得人所取得之权利非继受他人而来，与他人之权利无关。原物权人对该物的权利、义务均因取得人之原始取得而消灭，被继受人之权利即使有负担，继受人取得权利亦无该负担。因此在公法说下，拍定人既属原始取得所有权，故拍卖物上原有之负担，均因拍定而消灭，拍定人不承受其负担。
与拍定人是否承受拍卖物上之负担相关的是，拍定人是否对拍卖物享有瑕疵担保请求权。私法说下，买受人除了享有请求出卖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之请求权外，为增进交易信用及保护交易安全，买受人对出卖人有瑕疵担保请求权。所谓瑕疵担保请求权是买受人就买卖标的物上物的瑕疵以及权利瑕疵，可请求出卖人负一定责任之权利，就出卖人而言，即为瑕疵担保责任。对物上瑕疵担保请求权，乃就拍卖物本身之瑕疵，所负之担保责任，因拍卖前须经公告，①已将拍卖物公开展出，故该物有无物之瑕疵，应买人自己清楚，因此一般都规定出卖人不负物的瑕疵责任，也即买受人不享有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在私法说下，因为买受人是继承取得后卖物所有权，拍卖物上之负担也应一并随，故买受人享有对出卖人权利瑕疵担保请求权，但对何人行使，又因债权人、债务人、执行机构三者何为出卖人而不同。在公法说下，拍卖为公法行为，法院执行机构依独立的变价权单独实施拍卖行为，拍定人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不承受物上之负担，其物上瑕疵以及权利瑕疵均不影响拍定人完整无缺的取得拍卖物所有权，拍定人故无瑕疵担保请求权。
（四） 依无实体权利之执行名义所进行执行拍卖之效果。在审执分立的情况下，执行机构并不能就执行名义作实质审查，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程序性、形式上的审查。因此依无实体权利之执行名义所为之强制执行行为在所难免。债权人就无实体权利之执行名义向法院执行机构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机构依生效的执行名义为强制拍卖，本无过错，其在强制执行法上是合法的，只是欠缺实体法上之根据。因而既然强制拍卖是合法的，拍定人仍可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因为拍定人取得拍卖物所有权的源泉来自法院执行机构的独立变价权，而不是实体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日本学者小室直人对前述所称拍定人取得所有权，不受无实体权利拍卖之影响，亦称为：“强制拍卖的公信效果”[1]（P 77）。强制拍卖的公信效果源自法院执行机构基于独占之执行变价权而单独为强制拍卖，付与拍定人拍卖物所有权的公法行为性质，此实为一问题之两个方面。
四、
我国强制拍卖性质之定位
我国强制执行程序并没有以单行法方式列出，仅区区30条，涉及拍卖的也只第223条和第226条两条。这与强制拍卖在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强制执行依执行标的不同，可分为对金钱债权的执行和对行为的执行两种。金钱债权执行在强制执行案件中占绝大部分。金钱债权是以给付一定数额金钱为目的之债权，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是其债务的总担保，而债务人的财产又可分为金钱财产和非金钱财产。对于金钱财产，执行机构取得占有后，可直接交予债权人以满足债权；而对非金钱财产，执行机构必须运用基于查封、扣押而取得之变价权，将非金钱财产换价为金钱，才能满足债权人债权。执行机构行使换价权的方式有拍卖、变卖两种。在我国，拍卖是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一条。综观各国民事诉讼法或者强制执行法，拍卖是实现实物财产换价的首选方式。以拍卖方法公开竞价出买执行标的物，可以合理的实现标的物的交换价值，最大利益地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利。拍卖可以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受偿，使债权人以最少的财产清偿债务。同时用拍卖方式予以换价，也可以增强执行工作的公开性、透明度，保证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从程序上保障公正、效益的实现。正因为如此，各国亦均以拍卖作为换价之主要方式。②
我国在强制执行法酝酿起草过程中，在构建强制拍卖制度设计上，首先应该把握这一制度的基石-强制拍卖性质的定位，强制拍卖的性质是强制拍卖制度的基石，采不同之学说，就会在制度上有不同之强制拍卖构建。公法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我国自应不能背离这一趋势。据此，笔者的意见是：
1 人民法院是强制拍卖之拍卖人，人民法院采取查封后取得对查封物公法上的变价权，可以依公权力独立为强制拍卖行为，独立承担拍卖责任后果。应买人的资格不受限制，及债权人、债务人均可成为应买人，但为程序公正，执行机构组成人员及辅助人员，不能应买。
2 拍定人可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4]（P 257），其不承受拍卖物之负担，亦无瑕疵担保请求权。我国海商法第26条规定，船舶优先权自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公告之日起满60日不行使消灭；第29条规定，船舶优先权经法院强制出售船舶而消灭。这条规定在程序法上产生巨大影响，船舶优先权可以因法院拍卖而归于消灭，船舶优先权人不可就已拍卖船舶行使优先权。我国在强制执行法立法中，应作出类似规定，拍卖物一经拍定公告，其物上负担即归于消灭。
3 强制拍卖采公法说，拍卖的目的即通过法院执行机构实施变价行为，使债务人履行债务，满足债权人的债权，故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以促进拍卖物迅速、合理变价为目的。可以吸收外国立法例中关于再拍卖、再拍卖时原拍定人负担差额以及拍卖不能时由债权人承受拍卖物等等规定。
4 拍卖物为第三人所有时，第三人可向债务人请求赔偿；如果执行机构执行行为违法，亦可对其请求国家赔偿。拍定人自执行机构原始取得拍卖物所有权，第三人不得向拍定人追偿，但债务人却因第三人财产而免于履行债务，属于不当得利，第三人可向其要求返还不当利益；如果因为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第三人的财产被强制拍卖的，债务人显有过错的，第三人还可依侵权向债务人要求赔偿；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是执行机构的明显过错，违法执行行为致使第三人的财产被强制拍卖的，第三人虽不可以执行机构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但可以向其提起国家赔偿请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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